普通人總給我們感動（轉）

2006年3月25日，為了護住130元現金和一部手機，一名中年女子在杭州的出租房內被害。辦案時，民警獲悉，這名中年女子的丈夫出車禍身亡，她一個人在杭州「打工」，供養著兩名古稀老人和三個正讀書的女兒。

　　近日，這則令人唏噓不已的故事在網路上熱傳，並展現了一個溫暖的、童話般的結尾——4年如一日，當年那些辦案的警察們始終在默默地接力資助著這三個孤女。

　　堅守背後，是什麼打動了他們的心？昨天，本報對話當事的杭州市濱江區3名民警。

　　陸鈞

　　時任杭州市濱江區公安分局黨委委員、刑偵大隊教導員，現任濱江區公安分局副局長

　　吳仁賢

　　時任刑偵大隊重案中隊中隊長，現任濱江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

　　沈劍平

　　杭州市濱江區公安分局長河派出所所長

　　關鍵詞

　　杭州民警資助三孤女

　　2006年3月25日，為了保住身上的130元現金和一部便宜手機，一名湖北赴杭州打工的中年女子在杭州市濱江區長河鎮被害。破案時，杭州市濱江區民警了解到，該中年女子的丈夫打工時遭遇車禍身亡，她一個人在杭州「打工」,維持著兩名古稀老人和三個正讀書的女兒的生活。

　　為了讓這3個孩子不輟學，濱江區公安分局的陸鈞、吳仁賢、沈劍平等近30名民警，挑起了供養這三個孩子的擔子。截止到發稿時，民警們4年來已累計捐款近8萬元。如今，三個孤女中，大女兒已經大學畢業參加了工作，兩個小女兒正在讀大學。

　　　　「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京華時報：最初，是什麼觸動了你？

　　陸鈞：一位單親媽媽，40歲了，丈夫早逝，為了供養兩位古稀老人和3個女兒，獨自一人到杭州謀生，遇難前，她還死死地護住自己的衣袋，想要保住身上僅有的130元錢和一部便宜手機。後來，我們還獲悉，案發前幾天，她剛剛把掙來的幾千塊寄給女兒做學費和生活費。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京華時報：她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遇害的？

　　陸鈞：2006年3月25日凌晨，我們接到報警，濱江長河江邊一出租房內，一中年女子被殺。后經調查，案發當天，幾名同在附近一工地打工的男子吃完夜宵后聊天，也許是認識被害人，他們說去那裡「要點錢」。這些人來到被害人的出租房，以「做生意」為由敲門進入，並用兇器威脅她交出財物。被害人拚命抵抗，打鬥中，對方連捅數刀，被害人倒下后，他們搶走了手機和130元現金。

　　京華時報：在案發現場，你看到了什麼？

　　陸鈞：接警后，我們馬上趕往出租屋，死者是個中年女人，很瘦小。其實那也算不上是個正式的出租房，只是院牆邊上搭出來的一個小棚子，不過五六平方米。那麼小一個房間，一眼看去什麼都看清了，除了一張床，牆上掛著幾件衣服，床邊有個紙板包裝箱，算是她存放貴重物品的地方，其實也就是一些換洗的東西。最起眼的，也不過是一台破電視機，很舊了，就值幾百元。

　　京華時報：當時知道被害者的身份嗎？

　　陸鈞：房間里實在太簡陋，起初以為那女子是撿破爛的。但辦案民警仔細查看現場后，就明白了女子是做什麼營生的。後來，3名嫌疑人的交代也證實了我們的推斷。

　　受害者的鄰居也交代，她非常節儉，平時除了出門，基本是穿固定的幾件舊衣服；吃的，也是隨便煮一點東西填飽肚子就行。

　　京華時報：第一次接觸受害人的女兒是什麼時候？

　　陸鈞：作為警察，在業務上我們更關心嫌疑人的情況，最初並沒有過多考慮受害人家庭條件怎麼樣。案發後的一天，在長河派出所里，一個身材單薄的女孩子，穿著一件褪色的黃色滑雪衣，一雙破了洞的球鞋——她穿的這些衣服在杭州好幾年前就沒人穿了。她站在那兒，不多說話，眼神特別茫然無助。我問了一下辦案民警那女孩兒是誰，民警說是受害人的女兒。我這才知道受害人有個女兒，她是來給母親處理後事的。

　　京華時報：你當時什麼感覺？

　　陸鈞：覺得這家人真不幸。通過走訪，民警找到了被害人的一些湖北老鄉，相識的人都說她是個苦命人。她家是湖北農村的一戶普通人家，靠種地生活。 1994年，受害人的大女兒要上學，丈夫去廣東打工為孩子掙學費，卻在外出第一年就遭遇車禍去世。事後，肇事司機逃逸，家人至今沒得到分文賠償。

　　這個中年女子被害時，家中還有一對古稀的父母和三個正在求學的女兒。她的老鄉說，看家中種地的收入遠遠不能供孩子上學，已經40歲的她才聽從老鄉勸說，於2005年12月到杭州掙錢。

　　京華時報：怎麼破案的？罪犯是不是該給受害者的孩子一些賠償？

　　陸鈞：我們很快鎖定嫌疑人是在附近幹活的三個油漆工，這三個人也很快落網。具體的破案手段不方便講，3個犯罪嫌疑人有一個30多歲，另兩個才 20歲左右，一個判的死刑、一個死緩，一個判無期徒刑。但殺死她的這些犯罪嫌疑人，家裡也很窮，都是外地到杭州打工的，干一天活也就30塊錢，根本沒有民事賠償能力。

　　我們當時還獲悉，3個孩子中，大女兒當時正在上大學，二女兒、小女兒在上初中，母親不在了，她們肯定要輟學。

　　　　「存摺上的餘額總是『還有』，從來不會到零。」

　　京華時報：你們誰先決定幫助那3個孩子的？

　　陸鈞：已經記不得當時哪個同事先說了一句「我們能不能幫幫這3個孩子？」聽到這句話后，大家都點頭。有位同事當時說了一句話，我至今印象深刻：作為職業，被害人從事這個不太光彩；作為母親，她是偉大的，她是迫於生存壓力，才不得不那麼做的。

　　京華時報：資助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陸鈞：她大女兒到派出所來料理後事時，我們發現她沒吃沒喝，就給她買了盒飯，後來聽她說，奔喪的車票錢都是找同學借的，民警就自發地為她解決了住宿、吃飯的費用，大概給她湊了幾千塊錢。案子破了后，我們了解到嫌疑人沒有賠償能力，便自發地為她們捐款，大概有2萬塊錢。後續的事情都是吳仁賢在具體負責，他做得很好。

　　京華時報：都有誰為孩子們捐了款？

　　吳仁賢：剛開始是我身邊的同事，比如時任刑偵大隊教導員的陸鈞，長河派出所所長沈劍平，預審中隊長孔國芳，內勤楊慧琴等人，之後還有我的朋友、鄰居等，他們聽說這個事情后，都很感慨，都願意出一份力。人數記不清了，有捐多的，有捐少的，每個人情況不一樣。這4年來，大夥兒累計給三姐妹捐款近8萬元。

　　京華時報：這些錢怎麼給孩子們？

　　吳仁賢：考慮到三個女孩兒都沒什麼社會經驗，如果一次性給錢太多，她們可能會覺得錢來得容易，既管不好錢，也不利於她們的成長。大夥兒在農行高新支行開了一個賬戶，像一個小小的基金會一樣地運作起來，善款統一打入這個賬戶，然後逐月匯到三姐妹的手裡。

　　每個學期開學，我們會把孩子們的學費都匯過去。平時定期給大女兒匯生活費，然後由大女兒負責三姐妹的生活費分配。最多的一個月是1000多元，按當地的消費水平，夠孩子們生活需要了。

　　京華時報：聽說幫你們匯款的銀行職工後來也自發捐了款？

　　吳仁賢：剛開始我不知道銀行捐款了。後來才知道，銀行的工作人員聽說了我們的資助計劃后，全體員工悄悄地給三姐妹捐了2萬多元。這個網點，從上到下總共也就10來號人。此外，也有朋友問我要賬號的，所以經常有「來路不明」的捐款，存摺上的餘額總是「還有」，從來不會到零。

　　「我們告訴大女兒，她媽媽很偉大，可以說忍辱負重吧。」

　　京華時報：三個孩子現在怎麼樣了？

　　吳仁賢：大女兒已經畢業參加工作了，二女兒和小女兒還在上大學，二女兒目前身體不太好。

　　京華時報：和孩子們見過面嗎？

　　吳仁賢：見過兩次大女兒，一次是她來杭州實習時，另外一次是不久前她來杭州出差。她看上去和一般的年輕人沒什麼差別，很陽光，很向上。她就叫我 「吳叔叔」，第一次來的時候，還和我女兒見了面，兩個孩子聊得很投機。最近一次見面，是她到杭州出差給我打電話，我帶著老婆和刑偵大隊的同事們，一起請她吃了飯，我們就像家人一樣交流。不過說到妹妹時，大女兒就皺起了眉頭，她們中的老二有先天性心臟病。

　　京華時報：你也很擔心二女兒的病情？

　　吳仁賢：對。有一次我給大女兒打電話，聽她聲音感覺很不開心，問她到底怎麼了，一開始她不說，再三追問下才說二妹心臟病發作，在學校當地醫院救治，情況很危急。她說怕我們擔心所以沒說，想自己一個人處理。大女兒很懂事，這些年來承受了這麼多事情，她比同齡人要成熟。

　　京華時報：和孩子交流時，會提到她母親的工作嗎？

　　陸鈞：案情通報的時候，大女兒知道了媽媽的工作，因為這是避不開的環節。不過在和孩子的交流中，我們從不刻意提。我們告訴大女兒，她的媽媽很偉大，可以說是忍辱負重吧。孩子也說不怪媽媽，有時候她們會自責，說拖累了媽媽。

　　京華時報：媒體報道之後，有人願意幫助她們么？

　　吳仁賢：有人表達過這樣的意願。但從我個人來講，我更希望的是輿論不要傷害到孩子。她們漸漸長大了，明白了很多事情。最初媒體聯繫我時，我還幫著撥電話給大女兒，讓他們聊一聊。但現在我特別後悔，因為有媒體老去追問孩子，「你知道你媽媽當年做什麼工作嗎？」

　　另外，我們還很反感有的媒體報道時，一味地強調「賣淫女」、「站街女」這樣的字眼，公安部已經建議稱「失足婦女」了，為了吸引眼球強調那些，我擔心會傷害到孩子。

　　　　「我們的社會救助系統還需要完善。」

　　京華時報：有人說，因為你們的救助，她們姐妹3人的命運改變了很多。

　　吳仁賢：我們每個人捐的錢不多，但這些錢彙集起來，可以讓三個女孩兒完成學業，沒有讓她們因為家庭變故和貧困而輟學。我們幫助她們，其實也並不艱苦，這只是一個平淡、簡單的過程。

　　京華時報：你們打算幫到什麼時候？

　　吳仁賢：目前還在繼續，至少要到三個孩子都大學畢業。大女兒上班第一天就打來電話說，她掙錢了，她要自己擔起照顧妹妹的責任，我們沒同意，畢竟她剛畢業，大城市生活壓力又很大，打拚很不容易，我們還有這個能力幫她們完成學業。

　　京華時報：你在長河派出所工作這幾年，類似的救助做得多嗎？

　　沈劍平：幾乎每年都會遇到一兩次，不過每次情形都不太一樣。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一名司機酒後駕駛，車撞到了石頭上，司機當場死亡，車上的乘客重傷。肇事司機是外地到這邊打工的，人已經不在了，家裡也無力賠償。最後，我們向上級打報告，給重傷者出了醫療費用，最後還給了他3萬元的生活補助。

　　京華時報：需要救助的人這麼多，以你們個人的力量能幫得過來嗎？

　　沈劍平：我們確實遇到了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比如外地被騙過來的失足青年，他們獲救后沒有車票回家等等。我知道有個鐵路民警一年自掏腰包，出了萬把塊錢，幫助了很多人。其實，我們就想著，遇上了就幫，幫一個算一個。但遇到受害身亡的，我們能出點補助，卻不能代替作案者賠償。

　　京華時報：你有什麼期待么？

　　沈劍平：我們的社會救助系統還需要完善，因為更多的救助要通過整個社會來完成。我覺得，比如交通肇事逃逸，如果當時抓不到嫌疑人，可由國家先行賠償給受害者家屬，等抓到嫌疑人了，再由嫌疑人來還國家這筆錢，這樣做，起碼像我們救助的這3個女孩的家庭悲劇就會少發生一些。

以上消息來自sohu。
不過我想到幾年前有位女人為了家庭從事皮肉生意，她掙得每一分錢都詳細記錄下來，除去基本的生活外，悉數寄給癱瘓的丈夫。令我感動的流淚。生活的艱辛和家庭的責任使她們從事著不應當的職業.每一個賣淫女背後都有一個辛酸的故事。當社會在鄙視她們肉體的骯髒時，誰會關心她們純潔的心靈。當人們在罵貪官和暴發戶不如妓女時，他們可曾想過，那是對賣淫女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