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記憶中 有哪些真相被刪除？

2011-01-20 10:53:36.0
紅軍長征記憶中　有哪些真相被刪除？
早在上世紀30年代，長征就已中外聞名。蘇聯和共產國際知道它，宣傳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一書的廣為流傳，對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訪莫斯科的毛澤東特別指示，對外發布任命張聞天擔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的新華社稿件，需標出張聞天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
　　「長征」聞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極大關係。當時，還有一個由巴西共產黨領袖普列士得斯參與領導的巴西農民的長征，也很有名，但他沒有成功，巴西共產黨沒有開創出新局面，以後更沒有奪得全國政權，人們就忘記了它。
　　長征的敘述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解釋體系中佔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響之廣泛，猶如「英雄創世紀」。「長征」成為一個骨架和橋樑，把1949年前中國革命的兩個歷史階段：瑞金時期和延安時期，聯結了起來，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壹、號召回憶長征的最初目的
　　紅軍到達陝北后，困難重重，外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內部財力物力又極為短缺，陝北地瘠民貧，很難養活幾萬人的軍隊和幹部，到了1936年的前幾個月，情況更加艱難。
1936年下半年，毛澤東就開始號召寫紅軍長征的回憶，直接起因是很現實的，就是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援助。本來，在長徵結束后，黨的領導人就有計劃，向參加長征的同志徵集有關個人日記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東征等軍事緊張，此議就被耽擱下來。到了下半年，全國的形勢有新的發展，兩廣發起反蔣運動，周恩來等對張學良的統戰已見成效，陝北的局面出現轉機，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學美國講師、記者斯諾在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宋慶齡的聯絡和安排下前來陝北採訪，這是一個向外宣傳紅軍和爭取外部援助的極好機會，這樣，徵集長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起徵稿：「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經三個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餘篇，約50萬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時已到達陝北，她和另一個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參加過長征的成仿吾，一起參加了文稿的編輯工作，而全部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最後由徐夢秋統稿，並撰寫《關於編輯的經過》，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題寫書名，共收有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是為《紅軍長征記》（又名《兩萬五千里》）。
　　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的許多素材皆取之於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並陪同斯諾進入陝北蘇區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國內著名的時政文化雜誌《逸經》上發表的《兩萬五千里西引記》，成為在國統區發表的第一篇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其內容也是取之於這份書稿。
貳、徐夢秋這個人
　　說起《紅軍長征記》這部最早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記錄文本，就不能不說到它的總編輯徐夢秋。他就是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多次提到的那個「紅色歷史學家」，可是他卻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徐夢秋是安徽人，於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後被派往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進入江西蘇區，曾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和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徐夢秋在長征過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后鋸掉，這在參加長征的領導同志中，特別是文職領導同志中是唯一的。
　　眾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歲的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等「四老」，也沒有一個不是安全到達陝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吳玉章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沒有參加長征）。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對徐夢秋特別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蘇聯治腿。
　　徐夢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軍的紅軍幹部，1937年，組織上安排李玉南和徐夢秋結婚，之前，兩人互不認識。李玉南初不願意，后組織上對其進行勸說，要李玉南「為革命作更大貢獻」，才和徐夢秋結了婚，並隨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后，徐夢秋聽聞蘇聯正在進行大肅反，不少中國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蘇聯醫腿的念頭，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鳴」，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代廳長及新疆學院院長，和陳潭秋、毛澤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夢秋去蘇聯安裝假肢。后蘇聯方面因其傷重，又將其送往德國準備安裝假肢，行至邊境時蘇德戰爭爆發，1941年冬天，徐夢秋全家輾轉經哈薩克回國后滯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夢秋被捕，毛澤東指示要重點營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夢秋在重慶向政府自首，即被長期關押；政府給了李玉南一筆錢，讓她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夢秋離婚，她告訴孩子們「父親是個壞人，要跟他劃清界限」。李玉南從此一直單身，其子徐維陶雖然成績優秀，但因其父的歷史問題「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幾次躲進山裡，也不知道徐夢秋是何時去世的。
　　李玉南說過一句話：「長征是自由的，從此就不自由了。」
三、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紅軍長征記》整理完畢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由總政治部付印，並要求「接到本書的同志妥為保存，不得轉借他人，不準再行翻印。」
　　這本長征的回憶文本的文獻價值最高，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是迄今為止，所有有關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它的主題是革命的英雄主義，沒有反映黨內鬥爭和「路線鬥爭」。
　　通常回憶錄都有一個缺陷，這就是寫作時因年代久遠，事主對當年發生的事件等已記憶模糊。但是，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就在長征剛結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長征的親歷者，又大多是年輕人，對剛過去的事記憶猶新。
　　主編徐夢秋也是長征的親歷者，完整經歷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全過程，協助他編輯的成仿吾也是長征親歷者，他們的編輯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術性方面，就是刪除重複，文字精鍊等。更為重要的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不似後來的各種敘述已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寫作要求的影響。
　　這樣的敘述和編輯方針，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確的。
肆、外界是如何知道長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向西實行戰略轉移，中外報章都有報道，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從日本新聞社的報道才獲知紅軍突圍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陳雲，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發表一篇《隨軍西行見聞錄》長文，假託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細緻敘述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綱領，以及紅軍長征至四川階段大量生動的事例，文中以「赤軍」和「南京軍」分別指代「紅軍」和「白匪軍」，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和《救國時報》一樣，再通過巴黎—上海的海路，流傳到國內，成為最早向世界和國內介紹和宣傳長征的重要文獻。而董健吾為了適應國統區的言論環境，甚至借用了國民黨誣稱長征的「西竄」一詞，卻絲毫沒有減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價值。
　　這是中共和紅軍自己對長征的敘述，這在當時，外界是不知道內情的，沒多久，國內局勢發生重大轉變，國共在抗日的旗幟下，再度合作，國人通過《西行漫記》和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關長征的史實。
　　抗戰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達延安，許多是被紅軍長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來的，參加過長征的人，除了「紅小鬼」，都被這些後來者尊稱為「老幹部」，不少在白區坐過國民黨監獄，正接受組織審查的同志，更對自己缺少這一段長征經歷深感遺憾。從此，參加長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榮譽感和自豪感，而在這之前，到達陝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參加過長征的，沒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長征的英雄事例也開始作為訓練幹部的思想教材。
伍、被刪去的長征日記
　　以後有關長征的敘述就如歷史學家顧頡剛所說是「層累的堆積」。
　　隨著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勝利，黨和政府從政治的高度開始了對紅軍長征事例廣泛的宣傳。紅軍紀念碑、紀念館、烈士陵園，戲劇、電影、歌曲、舞蹈、美術，更重要的是中小學教科書，使全國人民對長征史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筆者至今還記得小學時讀過的兩篇課文：陸定一的《老山界》和吳華奪少將的《我跟父親當紅軍》。
　　可是徐夢秋主編的《紅軍長征記》卻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變化是刪除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李月波的《我失聯絡》、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的《遵義日記》等5篇。
　　被刪去的主要原因，是依著那個年代宣傳工作者的思維邏輯，發現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幹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範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
　　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同志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可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后的十天里，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閑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對遵義會議，反而沒一字的描寫。
　
　　可是這能成為刪去這篇文章的理由嗎？
　　紅軍長征艱苦卓絕是事實，特別是過草地的那一段，紅軍戰士犧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區，也是紅軍糧食極度短缺的最艱苦的階段。但是長征途中，紅軍大部分時間是行進在漢區，一路革命宣傳，發動群眾，一路打土豪，補充給養；過貴州，暢飲茅台酒，進雲南，大啖宣威火腿，時時有勝利的喜悅。
　　當年的紅軍將士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全身充滿活力，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有記載說：「離敵人很近，或穿過堡壘線，則夜行軍很肅靜，不準點火把，不準照電筒，不準抽煙，不準談話。無敵情顧慮，則大扯亂談，甚至可以並肩而行，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雲霄。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個股份制的『牛皮公司』，專事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聞逸事」。
　　何滌宙的《遵義日記》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十天，既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幹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處處真實可信。遵義是貴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紅軍長征中佔領的唯一的中等城市，為了給遵義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張聞天特別要求紅軍戰士和幹部在進城前要穿上鞋子。
　　何滌宙的文章雖然沒一字提到遵義會議，卻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作為一般的紅軍幹部，在當時完全不知中央上層的分歧和鬥爭，要深刻理解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還得在這之後。
陸、長征敘述的轉變
　　在「文革」十年，長征敘述完全被納入到「兩條路線鬥爭」的框架，並演變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鼓吹個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現了偽造歷史的毛澤東和林彪並列在遵義會議的油畫。
　　「文革」后「撥亂反正」，對長征的敘述發生了重大的影響，1979年12月，斯諾的《西行漫記》在建國后第一次在國內公開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領導同志支持，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也正式出版，廣為發行。這兩個美國人一前一後寫的這兩本有關長征的名著，提供了紅軍長征史的豐富細節和場景感。
　　以1981年問世的《彭德懷自述》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們的個人回憶錄，較為全面、真實地反映了長征的真貌，把過去受一定歷史條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歷史真相揭示了出來，而有關張聞天等老革命家的歷史文獻的出版及相關研究，又豐富了有關長征歷史的敘述。
　　例如：過去說中央紅軍「倉促轉移」是不完全確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蘇區的門戶廣昌失陷后，轉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產國際來電同意轉移，隨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著手物資準備，猛烈擴紅和加緊訓練幹部；1934年9月29日，張聞天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文章，已就戰略轉移一事，向中央蘇區的幹部吹風。
　　10月中旬，中央紅軍從南線出發，因周恩來，朱德、潘漢年、何長工等和廣東軍閥陳濟棠談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對方讓出一條四十華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鎖線，還有意留下一批彈藥和軍衣給紅軍，對這個當時的最高機密，廣大指戰員並不知曉、中央紅軍突破一、二、三道封鎖線都沒有打大仗，從而保存了實力，只是到了強渡湘江時才遭到重大傷亡，長征出發時的8萬6千人只剩下3萬餘人，還有許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隊全都過江了。
　　又如，過去因受張國燾錯誤的牽連，對四方面軍長征中的戰績很少提及。上世紀80年代后，出版了許多有關四方面軍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軍和西路軍同志對革命的巨大貢獻。在1938年春被秘密處決於迪化的原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李特、黃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紀40年代后，在長征的敘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遵義會議后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則完全不見蹤影；在文革初期，正確路線由毛澤東和林彪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澤東一人；文革后恢復了歷史原貌，在毛澤東之外，又補上了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對錯誤路線的代表：博古、李德、張國燾等，在90年代後期也給予了非臉譜化的描繪，肯定了博古等對革命的忠誠。
柒、長征成為重大的精神資產
　　革命理想主義與黨和軍隊的高度統一，保證了長征的勝利。
　　1935年9月12日，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說：只要保持數百幹部，幾千戰士，這就是很大的勝利。
　　
　　到達哈達鋪，紅三軍團只剩兩千多人，彭德懷在對原三軍團幹部戰士講話時，流下了眼淚；此時，由紅一方面軍一、三軍團整編的陝甘支隊只有14000人，而到達吳起鎮時只剩下7200人。
　　陝甘支隊到長征後期，沒打什麼大仗，逃兵較多，因為前三個月在川西北的藏區的生存條件極為惡劣，「見不到人」，「沒有土豪打」，一路擴紅進來的新兵，實在吃不了那份苦。到達漢區后，不少人不辭而別，有的人轉回老家，還有一些人就留下給老百姓做了上門女婿，而從江西走過來的紅軍幾乎沒有當逃兵的，一路長征過來，更沒有聽說過嘩變的事的發生。
　　長征從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成為重大精神資產。
　　長徵結束后，毛澤東發話，凡不是黨員者，一律入黨。抗戰爆發后，老紅軍成為革命的種子，是黨和軍隊的精華。
　　長征幹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黨政軍領導幹部的主要來源，受到黨和國家的特別愛護。參加過長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馮雪峰等極個別文職幹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對長征幹部也有較多的照顧，都得到群眾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間，許多群眾對王洪文不滿，就是因為他沒吃過苦，是坐「直升機」上去的。196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還說：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是吃過苦的，和當時在國外的王明是不一樣的。
　　參加過長征，以後脫離中共，投降國民黨的只有張國燾等少數幾個人。
原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紅軍大學政委何畏，出身貧苦，因對批判張國燾不滿，脫離了革命隊伍，投奔張國燾，以後又離開張氏，通過自學成為金陵大學農經系講師。1949年解放軍渡江前夕，何畏夫婦在鎮江長江邊投水而亡。
　　原一方面軍幹部郭潛，又名郭華倫、陳然，抗戰期間曾擔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領導職務，1942年被捕叛變，成為國民黨特工，1949年跟隨國民黨逃往台灣，後為台灣國民黨軍情局副局長。
　　原紅一方面軍幹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灣工委書記，被國民黨逮捕后叛變，也成為台灣軍情局高級特務。蔡孝乾於1970年12月在台灣還出版了一本有關他在中央蘇區和長征經歷的回憶錄，剔除這本書中的國民黨的「套話」，對紅軍長征的敘述還是較為客觀的，許多資料也是取自於《紅軍長征記》。
　　還有一些人，他們不是共產黨和紅軍，因特殊情況，和長征中的紅軍結下一段關係。在長征中曾被紅六軍團在貴州抓獲的瑞士傳教士薄復禮，跟隨紅軍長征隊伍中走了18個月，以後被釋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國，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他們的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正年青，為了他們的事業正英勇奮鬥，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蕭克將軍在給其回憶錄的中文本寫的序中說：「薄復禮先生是被我們關押過的，但他不念舊惡，這種胸懷和態度令人敬佩，這種人也值得交往」。薄復禮對長征的記載，也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有關長征的敘述。
　　《紅軍長征記》，如今以《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的書名，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54年刪去的何滌宙《遵義日記》等5篇已全部補上。
　　從這本珍貴的歷史記錄中，人們可以看到當年一群懷抱著理想和熱情的青年人，在一場史無前例的征程中，所經歷的既有希望和歡樂，也有悲傷和痛苦的戰鬥生活，在經過70年後，我們終於可以回到原點，從那兒去體會一個真實和感人的長征。

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他們的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正年青，為了他們的事業正英勇奮鬥，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

這就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