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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的世俗基礎是什麼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
「猶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麼呢?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麼呢?金錢。
「既然這樣,那麼從做生意和金錢中獲得解放——因而也是從實際的、現實的猶太中獲得解放——也就是現代的自我解放。
「可見,我們在猶太中看到了一般性的現代反社會的因素,而這種因素經由猶太人從最壞的方面積極參與的歷史發展而達到了目前這樣高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它必然要瓦解。
「猶太人的解放,就其終極意義來說,就是人類從猶太中獲得解放。
「猶太人實際上的政治權力和他的政治權利之間的矛盾也就是政治和金錢勢力之間的矛盾。雖然在觀念上,政治權力凌駕於金錢勢力之上,其實前者卻是後者的奴隸。
「猶太教的基礎是什麼呢?就是實際需要,利己主義。
「……實際需要、利己主義就是市民社會的原則;只要政治國家從市民社會內部徹底產生出來,這個原則就赤裸裸地顯現出來。實際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錢。
「錢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錢蔑視人所崇拜的一切神並把一切神都變成商品。錢是一切事物的普遍價值,是一種獨立的東西。因此他剝奪了整個世界——人類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價值。
「猶太人的神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期票就是猶太人的真正的神。猶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期票。
「在私有財產和錢的統治下形成的自然觀,是對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視和實際的貶低。在猶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雖然存在,但只是存在於想象中。
……
「抽象地存在於猶太教中的那種對於理論、藝術、歷史的蔑視和對於作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視,是財迷的真正的自覺的看法和品行。就連宗教延續的關係、男女關係都成了做生意的對象!婦女也成了買賣的對象。
「猶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財迷的民族。」
讀了上面這一長段文摘,你有什麼感覺?——這是哪一個反猶主義者,哪一個納粹分子的言論呢?你大概還會直接懷疑它是希特勒寫的吧。可以對比一下希特勒《我的奮鬥》里的話:
「我們精神生活的猶太化和我們婚配本能的拜金主義化將或遲或早毀掉我們所有子孫。」
「……猶太人控制的商品交換的意圖與有沙文主義傾向的民族國務活動家的慾望之間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著更大的內在一致性。……猶太人冷酷的算計開始使我們歐洲大陸在心臟上失去純潔……」
可是開始的大段引文當然不是希特勒寫的。儘管文意相近,但希特勒遠沒有這麼好的文筆,對隱喻的使用也遠沒有這麼熟練和精彩。它的作者,是卡爾·馬克思,那位身為一個猶太人的偉大革命導師。這些文字全部摘自他的論文《論猶太人問題》。在排除一個種族主義分子的惡毒言論的可能性之後,這些文字就顯得越發發人深省了。
寫於1843年的《論猶太人問題》,作者是那個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馬克思。我相信,成熟了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通過對「勞動」概念的精彩分析而確立了自己卓越的方法論的馬克思,是不會這樣來對待「猶太人」觀念的。
然而這卻提供給我們一條理解歷史上德國人對猶態度的線索。事實上,在猶太人問題上,包括青年馬克思和希特勒在內,—直到今天幾乎所有納粹或者反納粹人士,都犯了同樣的錯誤。那些反納粹的人,那些如今肅穆地站立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紀念它解放60周年的人,實際上很大程度不過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重複著納粹的思維方式——「猶太人」——個神秘的團體,一整塊巨大的石頭。「猶太人」無非是一個模糊的充滿感情色彩的意識形態概念,就如同「納粹」,很少有人去詳細考察分析被涵蓋在這樣的概念之下的人群的具體結構。在今天的人們眼中,如果說「納粹」已被等同於神話結構中無惡不作的魔鬼,那麼「猶太人」則被置於與其直接相對的位置上:潔白的天使,無辜的羔羊。一切都被簡單化,易於理解到無須思維的程度。結構簡單黑白分明的故事有利於傳布和相信,卻肯定不利於接近事實的企圖。很遺憾,60年了,幾十億人守著這些意識形態現成品心滿意足,必要時,用它來鼓動一下自己廉價的同情心,以便獲得更「高尚」的自我感覺。人們還奢望這樣的「黑色童話故事」能夠憑藉它的廣泛傳播而讓殘酷記憶永駐,以為這樣就能夠防止悲劇重演。但是家喻戶曉的故事從來不能防止故事裡的事情一再發生,就好像每一代人都知道王后毒死白雪公主的故事,但每一代人里都會有王后急著要給白雪公主下毒。黑白分明的故事只有閱讀快感,卻無助於人類哪怕絲毫改變自己的惡劣處境。
要真正把自己區別於納粹,就要全然拋棄那種神秘化的概念方式。具體到猶太人間題,我們必須深入挖掘並界定到底「猶太人」是什麼,從階級(請不要因為某種出於歷史原因的反感就那麼輕易拋棄這個很有用的概念)角度分析其構成,它與納粹的關係,等等。當然,這大概是需要寫一部甚至幾部巨著才能完成的任務。我只能很粗略地講幾點想法。
第一,正如很多人已經指出的,在德文里,Jude一詞除了「猶太人」、「猶太教徒」的基本含義之外,還有「高利貸者」、「商人」的意思,這至少說明一點:在近代德國人的習慣思維中,反猶主義的無意識深處埋藏的,很可能是反資本主義。青年馬克思與希特勒恰恰是站在這同一個根基上的,只不過他們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實踐方向:希特勒認為猶太人的劣根性——他們與私利和金錢的「近親關係」——是一種具有強烈傳染性的致命「病菌」(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要徹底消除它,就必須把猶太人殺光,這使得他向右轉,發動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種族滅絕;而馬克思則指出,由於猶太人的現實本質——做生意及其前提——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得到了普遍的真正的實現,因此要徹底消除猶太人的劣根性,首先要消滅資本主義,這使得他向左轉,並且認定猶太民族的改造將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中得到真正的實現。
第二,納粹作為一個支柱力量是中產階級的社會運動,它必然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既反抗壓迫它的資產階級,又壓迫在它之下的無產階級。它既厭惡資產階級的控制與禁錮,又害怕下層民眾的「群氓暴政」。與此同時,在當時的蘇維埃俄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左翼政黨中,猶太人佔據著很重要的領導崗位(這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話題被認為是最資產階級的猶大民族,為什麼會這麼熱衷於左翼激進政治)。這樣,通過一系列神秘化作用,猶太人就成了一切敵人的集中體現,「大無畏」地集所有「敵人」於一身,既是罪犯,叛徒、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國際資本家,甚至是共濟會員;雖然不是教士,卻是教士的盟友、夥伴,等等。如賴希指出的:「法西斯主義的造反總是出現在由於畏懼真理而把革命情感扭曲為幻想的地方。」(《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而
時至今日,當我們在諸如《辛德勒的名單》這樣的電影中,一再看到作為徹頭徹尾的善良者的猶太人形象時,我們實際上看到的不過是在相反方向上被重複的納粹的神秘主義。現在,猶太人不再集一切「敵人」於一身,而是集一切「無辜善良的人」於一身。必須要解除這種神秘,我們才能真正觸及納粹的要害,才能真正防止悲劇重演。而解除神秘,就要認真地去對所謂的「猶太人」進行社會階級分析,指出猶太人中有資本家,有中產階級,也有一無所有的窮人;有極為反動的統治階級成員,也有革命者,等等。正如我一再強調的,種族和文明的概念是完全不適合用來分析和引導這個世界的。
第三,一些評論一直強調反猶主義的歷史延續:從基督上十字架那天起一切就開始了。這是另一種神秘化。直到去年東方衛視直播奧斯威辛解放60周年紀念儀式,饒舌的嘉賓還在重複這套說辭。然而正如猶太復國主義宗師西奧多·赫茨爾所說「不應把現代的反猶主義與從前對猶太人的宗教迫害混為一談。在某些國家裡,它有時也確實表現為一種宗教偏見,但是,當今氣勢洶洶的反猶運動的主流已經改變了。在反猶主義盛行的重要國家中,它的改變是由於對猶太人的解放。當文明國家認識到歧視性立法的殘酷無情,並給予了我們公民權時,我們的解放已來得太晚了。它已不再能夠去掉我們在過去的家中形成的無能。由於我們在猶太隔離區中已很奇怪地變成了一個資產階級的人民,當我們走出隔離區后,就只能進入到與中產階級激烈的競爭之中去……基督教資產階級不會不願意把我們作為同社會主義鬥爭的犧牲晶,雖然這麼做並不會使情況有多大起色。」(《猶太國》)顯然,基督教資產階級通過把自己本質中惡劣的一面完全轉嫁給猶太資產階級,並在不知不覺中將其神秘化、擴大化到整個「猶太人」,從而在現代,從本質上,改造並加劇了反猶主義。
第四,猶太人被無辜屠殺當然是事實,但這僅僅是在個人和事件層面上而言而在歷史層面上,猶太人顯然並非全然「無辜」。猶太人,就像任何其他的「人」,德國人、日本人、中國人、美國人,哪怕愛斯基摩人,裡面也一定有成千上萬的惡棍和罪犯。另一方面,至少就歷史上猶太人與資產階級特殊的親密關係而言,它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納粹興起的前提條件之一。納粹病態地將猶太人全部神秘化為惡魔、敵人,然而反納粹並不就意味著猶太人就全部都是清白的大好人。這裡沒有可逆的等式。猶太人一樣可以成為納粹,可以有他們自己的法西斯主義,有他們想要滅絕的種族,就像以色列曾經表現出來的那樣。關於這一點,賴希寫道:「種族理論不是法西斯主義的產物,恰恰相反,法西斯主義倒是種族仇恨的產物,是它的政治上有組織的表現。所以,存在著德國的、義大利的、西班牙的、盎格魯撒克遜的、猶太人的和阿拉伯人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
第五,漢娜·阿倫特曾經指出:如果沒有猶太合作者的所作所為,沒有猶太委員們的熱忱,那麼大屠殺的受害者會有所減少。齊格蒙德·鮑曼雖然認為阿倫特的結論下得過於倉促,但也承認:「如果沒有得到及時便捷或者存在於一個較大範圍內的合作,執行集體屠殺這樣程序繁複事務的官員們將會遭遇到棘手程度決然不同的管理、技術和資金方面的問題。」(《現代性與大屠殺》)事實上,正是那些猶太人遭到滅絕的猶太社區的領袖們,執行了屠殺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預備性官僚工作,比如為納粹提供記錄、把即將被害的人歸檔;他們負責監管為受害者維持性命而進行的生產和分配活動,直至毒氣室騰出空來可以「接納」他們;他們負責為屠殺過程中前後相繼的每一步確定對象,保證屠殺過程順暢如流;他們把物色好的對象運送到便於集結、造成混亂最小的地點,並為這最後的「旅程」積斂和提供資金!在大屠殺的整個階段,猶太人的傳統精英階層在管理上和精神上不僅仍保留著領袖地位,而且隨著猶太人身體上隔離和猶太人區的割裂,這種領袖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幾乎變得無可爭議。華沙猶太人區起義的領袖、極少數倖存下來的猶太抵抗戰士之一埃德曼回憶:「從第一天起,猶太委員會就正式地行使權力。為確保秩序,建立了有編製的猶太警察……這些機構,妄圖給猶太人區的生活以一些正常狀態的虛飾,實際上卻成了影響深遠的墮落和道德淪喪的淵藪。」費恩對此解釋道:「猶太人區中政治經濟的社會組織每天都在創造有差別的死亡機會。每個人的倖存機會依靠他或者她在階級秩序中的位置,而整個階級秩序來自於強制的短缺和政治的恐昨,獎賞那些最能夠為納粹直接或者間接服務的人……」(《解釋大屠殺》)因此鮑曼的結論顯得如此發人深省:「如果沒有這些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幫助,屠殺照樣也有發生的可能——但它或許會以不同的,或者是不那麼令人發怵的篇章進入歷史,而僅僅是嗜血成性的征服者,出於復仇的怒火或者共同的仇恨,施加在身不由己的被征服者身上的嚴酷的強制和殘忍的暴行。」今天把民族災難的責任一味推給一群心理變態狂,而把自己定位為純潔天使的人們,想過這些嗎?如果對此有所反思,或許以色列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來對待巴勒斯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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