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列車為什麼不應提速

謝寶富
中國聚焦

　　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種現象：像秦皇、漢武、唐明皇那樣才幹傑出、作為超凡的激進型政治家，大多沒有好的政治結果；雄才大略、經天緯地的漢武帝、唐明皇恰恰是強盛的漢唐極盛而衰的轉折點；而像西漢文帝、景帝那樣才幹似「非」傑出、謹慎溫和、與民休息的穩健型政治家，卻常有好的政治歸宿。古代如此，晚近毛澤東與鄧小平亦不例外。

　　之所以如此，箇中原因固然複雜，但也無不與中國小農的經濟基礎有關。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小農的經濟基礎一向脆弱，即使漢唐盛世，百姓生活也不過是「溫飽有餘而小康不足」，承載不起上層建築領域太多作為。強盛的漢唐正是由於漢武帝、唐明皇對西北少數民族用兵過度，過於提取民力，使貌似堅實無比（整體實力上）、實則脆弱不堪（微觀小農方面）的經濟基礎崩潰，結果是：對西北少數民族的仗是不折不扣地打贏了，但也不折不扣地打垮了自己。

　　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經濟基礎，與漢唐盛世的小農相似，一個家庭若不買房、不生大病、不供大學生，則「溫飽有餘」；若有買房、生大病、供大學生——所謂新「三座大山」之一，則很可能破產，是為典型的「小康不足」！由此我常想，中國的孩子是最沒有理由不好好讀書的，若不竭力讀書，是最沒有良知的，因為他們的父母多是以幾近破產的方式在供其讀書啊！

中國經濟基礎尚難承受民主

　　政治家的筆是「在農民肚皮上寫文章」，只要筆力稍重，百姓就會痛徹心腸。面對如上基礎，如若進行民主改革是不能沒有風險的。置身如此基礎的農民及城市中低收入者，如何承受得起改革可能帶來的深度陣痛，不能不令人沉思！

　　除了經濟基礎，中國未進行民主改革還在於民主本身。民主是好東西，但民主絕對不能包醫百病，劣質的民主反而還是個壞東西。民主是社會輿論充分開放的系統，民主是社會被充分組織起來的系統，民主是所有問題都能被媒體和社會組織充分放大的系統，民主是所有傷疤都會在選舉中不斷被揭開的系統。從好的方面看，每個人的背後都有強大的組織支持他，每種聲音都可借媒體的播揚而不至於淹沒在人海中，因而每個人的意見和權益，都能被空前充分地表達與保障，都可以對政府產生足夠的壓力。對於政府，每個人都像是嗷嗷待哺而又十分會哭的孩子。可是，在欠發達國家，政府資源有限，難能一一滿足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與要求，當政府無法滿足各種紛至沓來的利益與要求時，她會像貧病交加、別無乳汁的母親，望著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樣感到無奈！這樣就會產生所謂政府超載甚至民主崩潰現象。

　　然而，在威權體制下，高度強勢的政府卻能將社會要求有效管控起來，不讓足以對其構成無法承受的壓力的要求，得以充分表達，因而能集中精力謀發展。所以，威權體制下的賢能政府，較適於經濟起飛階段的國家；而民主則有點像嫌貧愛富的小姑娘，一國經濟越發達、社會問題越少、民主土壤越肥沃，她就越適應，越能推動其發展；反之，她就越難適應，越難推動其發展。這就是為何民主在發達國家總能舒捲自如，在欠發達的亞非拉老是磕磕碰碰的原因。

　　民主是高度開放、高度組織起來的系統，在個體感到空前有力的同時，群體自然更會感到空前有力。如若中國進行民主改革，在地區差異虛懸、台獨及邊疆民族分裂勢力猖獗的背景下，如何防範地方分裂、民族分裂團體藉機興風作浪，也是一大難題。台獨、疆獨、藏獨勢力不約而同地「喜歡」中國民主改革，即足以說明問題的存在！
當然，中國遲遲未進行民主改革還有一個很實際的原因，這便是既得利益者的問題。政治改革最好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和平進行，這樣陣痛最小、代價最低；但由上而下的政改的最大困難，是改革的推動者又常是被改革的對象，讓自己革自己的命，幾人能夠？
　　無論是從理性還是現實，目前中國都不可能開啟激進的民主改革。執著於普世價值，提著一張大嘴對中國體制開罵，無異於犬吠火車，中國行進的列車，不會因為任何口水而真正變軌。既如此，那就該「少講點主義，多談點問題」，多一點建議、少一點批評。

　　威權體制的賢能政府宜於經濟起飛階段的國家，要建立該賢能政府，需要最高決策人物確屬曠世賢能；吏治清明；法治完備；政府雖強勢，但公民對其權力能有所制約，公民權利有一定保障，社會生活尚有較大的自由面。中國封建王朝之所以會出現興亡周期律，原因是王朝早期皇帝大多歷經血與火的洗禮、體恤民情、勵精圖治，國家吏治清明，社會矛盾緩和，所以執政效果較好；而皇位傳了幾代后，那些兒皇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大多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既無心、也無力挑起皇帝這副天底下最為沉重、最有風險的擔子。

中共需要借民調改善吏治

　　同時，王朝延續一段時間后總是社會問題日積月累，官僚系統越來越爛，等爛到特定的程度，即使有好皇帝也無法收拾。此外，唯血統論的嫡長子繼承製度雖然簡單、有效地解決了皇位繼承問題，但也存在著極大的漏洞與風險，一旦某位皇帝的嫡長子是頭「豬」，那麼未來坐在龍椅上的很可能就是「豬」，如同連「寒暑之變」都無知覺卻在位18年之久的晉安帝。可是，皇帝的寶座，那是「豬」最不該呆的地方啊！所以封建王朝不僅存在興亡周期律，也難免人亡政息的悲劇。

　　值得慶幸的是，經過中共領導的探索與自律，中國業已建立獨特的接班制度，有效解決了領導核心的交接問題。不過，僅僅如此還遠不夠，吏治與法治同樣不能忽視。歷史發展一次又一次證明，威權體制下如無切實監督，官僚系統總會越來越爛，整飭吏治應屬當務之急！在人民無法用選票教訓官僚、所謂黨內民主實際上仍然是書記做主的背景下，建議採用群眾滿意度測評的方法來加強監督。

　　具體做法是在中央設立國家民意調查中心，每年春節將有關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施政滿意度的測評表寄至各家庭，各家以無記名的方式填好后，將測評表直寄調查中心，中心算出結果后將其交各級黨委組織部。出於穩定考慮，測評結果可不公開，但須嚴格規定測評結果與GDP一樣，是官員晉陞的基本依據，滿意度低於一定標準者不予提拔，凡升職者須公布其滿意率。該辦法若執行到位，庶可於無礙穩定的前提下，能對地方政府的強權與妄為有所抑制，使地方官員在朝思暮想GDP時，多一點聚精會神為人民。

　　當然，遏制官員腐敗，僅從如上角度還不夠，還須改革現行監察、司法制度。現行該制度頗為人詬病的問題是監察、司法區域與黨政區域一體化。該制度不僅是地方保護主義的淵藪，而且使書記能夠通過官帽子、票子的事實控制，得以在地方建立封閉的「張氏王朝」、「李氏王朝」，以至「想不腐敗都很難」。中國封建社會固然談不上法治，但在監察制度的設計上卻常匠心獨具，無論是漢武帝在郡縣之上設立的十三部刺史、還是唐太宗在州縣之上所設的十道，均是在二級地方行政機構之上另設大的監察區，使監察機構與被監察機構相互獨立，且居高臨下、以強制弱，該設計符合權力監督的邏輯，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今日中國也應在精簡地方層級、實行行政扁平化的基礎上，在地方行政機構之上另設大的監察、司法區域，以遏制腐敗與不公。

　　歷史上「無為而治」確曾帶來不錯的政治效果，但「無為而治」不是沒有前提的，這前提便是王朝早期皇帝勵精圖治，體恤民情，吏治清明，社會矛盾相對緩和等；待到吏治腐敗、社會矛盾深重時，搞「無為而治」，哪有一個有好下場的？歷代的庸君治國實際上也是一種「無為而治」，只不過其「無為」乃是真正的「無為」罷了。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

看不太懂革命文件，可能是一位下台的幹部秘書的手筆。套話太多。

還在幻想秦皇漢武？ 哪裡來民主？

中國不需要誕生秦皇漢武，而要一步步走向民主。

美國進逼，內部動蕩，政改要緩步。

提速太快要翻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