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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為王策在2010年11月11日在台灣舉辦的《中國民主化展望和探索》國際會議上的講話稿）
主持人、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
今天下午我要向各位報告的題目是《中國的危局與願景》。早上有幾位教授已經對中國社會的危機作了演講，很精彩。我在這裡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對中國面臨的各種內外矛盾，作一個全局的透視。首先我將分析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自身邊疆地區的分離傾向，以及內部興起的人民的維權運動帶來的社會不穩等等狀況。我援引了漢代政治家徐樂有關國家「土崩」與「瓦解」的論述，指出中國當前的危局是內有土崩之憂，外有瓦解之患。然後談談我個人對如何化解這些危機的看法，其中也提出了對僵持達半個多世紀的海峽兩岸關係以「一國兩國」的模式來解決的構想。最後我指出中國現在正面臨著「逆勢崛起」與「順勢崛起」 這兩條道路的選擇，選擇前者，將給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只有選擇後者才能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崛起成為一個自由、民主與繁榮的大國。這就是我要講的大概內容。
那麼，還是從這些天最熱門的話題講起吧。10月8日,挪威諾貝爾評獎委員會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給中國系獄的異議人士劉曉波,在其頒獎辭中深刻表達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作為畸形崛起的大國之不滿和擔心。他們指出：「過去數十年，中國經濟長足發展，史上罕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億萬人民已經擺脫貧困，政治參與的範圍也在擴大。中國享有新的國際地位，理應承擔更多責任。但人們看到的卻是，中國不但以締約國身份，違反多項國際協議，更違背了本國的政治權利條文。中國憲法第35條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實際上，中國民眾的這些自由顯然受剝奪。」所以他們無法忘記那些僅僅是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以和平方式尋求與政府對話的中國政治抗議者的現實處境和命運。諾貝爾和平獎評委主席還表示：「如果我們不投票給劉曉波，我們等於是背叛了中國境內的人權。我們不能坐視中國境內持續發生的人權侵害。「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中國的異議人士，其實就是當今國際社會對中國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拒不進行政治改革，蔑視與踐踏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頑劣態度的反彈與警示。
由於中共統治集團的頑固不化，已迫使國際社會重新考慮如何實現其對中國戰略的政策取向。在前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極權集團解體后，實行共產獨裁的中國依然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上構成對自由世界的最主要的威脅，西方戰略目標就是要促使中國民主轉型。布希政府曾宣示說：「美國將鼓勵（中國）推行民主與經濟開放，因為這是國內與國際秩序穩定的最佳基礎。」只有中國在政治、經濟、價值觀上全面融入國際社會，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值得信賴的成員，才會將自己的國力增長與經濟發展建立在與世界其它國家互利的建設性基礎上，世界才有和平可言。
至於在實現這一戰略目標上究竟採取「接觸（engagement）」政策或「遏制（containment）」政策曾經一度引起熱烈的爭議。
主張接觸者認為，中國在與外部世界頻繁交往中，會對自由世界的政治與文化價值增加接觸和了解，通過融入全球化的經濟秩序和參與各種國際組織，會與國際社會趨向合作而非對抗，凡此種種將逐漸引起中國國內漸進的政治民主和社會自由的變化。他們尤其相信，經濟的自由化和發展，必然會帶來政治的民主。這就是柯林頓政府時期主張最惠國待遇同人權問題脫鉤，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者的觀點。
與之相反,遏制論者則主張採取相同於冷戰時期對前蘇聯集團軍事圍堵的方法來抑制中國的崛起。他們力主在亞洲組織強大的軍事同盟，強化冷戰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聯盟體系，如《美日安全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澳新條約》，把台灣納入導彈防禦系統，增強台灣的軍事力量等等，向構建「亞洲的北約」發展。並由原來的海上新月形第一島鏈（起自阿留申群島、千島群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台灣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等群島）、第二島鏈（以關島為基地，起自南方諸島、包括小笠原群島與硫磺列島、馬里亞納群島、雅浦群島、帛琉群島及哈馬黑拉馬等島群）與第三島鏈（主要由夏威夷群島基地群組成）等島群構成包圍圈，加上通過印度洋，南亞、中亞、西亞這種新的陸上新月形包抄，形成一個「C」形包圍圈，從地緣政治上嚴密圍堵中國。
他們認為，隨著中國在軍事和經濟實力上的崛起，如果又拒不願意進行民主轉型，就會像二戰時期的德國和日本一樣，必然會挑戰西方民主社會，特別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戰爭將不可避免。遏制論者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他的《我們為何必須遏制中國》一文中說：「遏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戰爭。但是，一個在制度上轉變為寬容、民主的中國是對和平的最好保證。」所以他主張長期向中國施加壓力，並向中國不斷發出強烈的信號：「自由化或者被驅除」（Liberalize or be ostracized），除此別無選擇。還有更極端的遏制論者，他們甚至主張在必要時應採取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打擊，把魔嬰扼殺在搖籃之中。
西方社會為什麼非要促使中國向民主國家轉型不可呢?原因主要是基於他們相信國際關係中的「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該理論認為所有自由民主制度國家不會，或極少與另一個民主國家發生戰爭。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領導人都深深服膺此一理論。民主黨的前總統柯林頓說：「保持我們國家安全並維持長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它地區的民主發展。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爭戰。」共和黨的布希總統也說：「我這麼強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交戰。我對民主能促進和平有著極大的信心。」
近20多年來，西方對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以接觸為主，遏製為輔。他們對中國打開市場，讓中國走向世界。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對美國享有永久最惠國待遇。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中國一直是貿易順差國,從2005年至2009年,累計貿易順差達1萬多億美元。截止到今年6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高達約2萬4，500億美元，佔據著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的地位，其儲備量之大，超過了全球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義大利外匯儲備規模的總和。中國也風風光光的獲得奧運會和世博會舉辦權，顯示了一個大國崛起的形象。
這些年來，國際社會已經給與中國一個和平發展的機會，他們期望在此期間能看到中國會像他們預期的那樣進行和平演變，逐步走向民主自由的社會，但是他們的希望落空了。他們看到的是中國成為像朝鮮、伊朗這些流氓國家的堅強後盾，他們聽到的是中國要用核武器摧毀美國200個城市的戰爭叫囂，他們痛心的是中國依然在國內堅持一黨獨裁，踐踏人權，剝奪人民的言論和信仰自由。中國在全球炭排減問題，核不擴散問題(向巴基斯坦、伊朗、朝鮮輸出導彈與核技術)，在貿易順差與匯率問題上，都沒有擔當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角色。當西方發達國家全都陷入金融風暴，焦頭爛額，阮囊羞澀時，卻發現錢都跑到中國政府的口袋裡了；而中國政府正在用這些錢擴充軍備，武裝警察，對外威脅鄰國，對內鎮壓人民。中國現在活脫脫的是一副獨裁者兼暴發戶的嘴臉，財大氣粗，不可一世。此情此景，使西方社會不得不檢討對中國的政策取向而予以調整。
美國在今年已經強勢重返亞太地區，以3月朝鮮擊沈韓國的「天安艦」為契機，譴責朝鮮的軍事攻擊行為，積極參與東盟會議和區域論壇，並介入南海爭端。2010年9月24日美國與東盟10國領導人又在紐約舉行峰會，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海上安全」與「自由航行」的重要性。
隨著外交活動的展開，軍事活動也接踵而至。美國同亞洲的盟國自6月起頻頻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矛頭直指朝鮮和中國。
首先是從6月23 日開始一直持續到8月1日的「環太平洋2010軍演」，美國聚集了環太平洋13國的34艘戰艦、5艘潛艇、上百架軍機和2萬多人在夏威夷海域進行演習。在 7月底和韓國在日本海舉行了「不屈的意志」演習；8月11號美國與越南出動包括華盛頓號核動力航母在內的多艘大型艦艇，展開首次海軍聯合演習；8月16日美韓又舉行名為「乙支自由衛士」的聯合軍演；從9月27日開始，兩國在韓國西部海域(黃海)再次舉行反潛聯合軍事演習。10月美軍在關島舉行了為期10天的「勇敢之盾2010」演習。日本自衛隊還將同駐日美軍在１１月底或１２月初舉行聯合「奪島」軍演，模擬日本遠離本土的島嶼被「敵國」佔領后，美日如何協同作戰，殲滅敵軍，予以奪回。
在美軍的亞太的演習中，「勇敢之盾」與台灣的關係最為密切，這項演習原來就是2006年為了因應台海危機而設，當時美軍還特別邀請解放軍軍官觀登艦觀察演習，向其展示威懾軍力。在2007年又派了3支航母戰鬥群在台灣東部海域舉行了第二次演習。今年則由喬治.華盛頓號航母率1.4萬兵力在關島舉行演習，表示協防颱灣，堅守第一島鏈的態勢。
由此種種跡象看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策略已從接觸為主而調整為加強遏制。因為他們覺得接觸政策並未收到他們期待的效果，反而使中國政府從中坐大，因而有經濟與軍事實力去建立一個中國特色的新國際秩序。一個在經濟與軍事上強大而政治上專制的的新強權迅速崛起，以所謂的「北京共識」與「中國式的民主」 來挑戰現存民主世界的普世價值和國際秩序，這是他們極不願意看到的。西方社會決不會容忍這種挑戰。北京的當權者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自由世界曾經挫敗二戰時期德國-義大利納粹的挑戰；挫敗冷戰時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挫敗當今薩達姆-塔利班恐怖主義的挑戰；他們也必將有能力和意志來挫敗中國-朝鮮的太子黨-家族東方封建血緣式社會主義專制向他們的挑戰。
將美國當前應對太平洋地區的中國挑戰定位為「第二次冷戰」（Second Cold War）的羅伯特 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在和華盛頓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邁克.維克斯（Michael Vickers）討論到將來如何結束同中國的戰爭時，維克斯說：「結束和中國的戰爭，可能意味著導致某種政權形式的更替，因為我們不要讓那些受傷的、憤怒的政權留在原位繼續執政。」(見：《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By Robert D. Kaplan)
這種所謂的「政權形式的更替」，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改朝換代」。就目前來說,導致中國改朝換代的各方面條件已經隱然成形。從歷史經驗來看，中國曆次的改朝換代大都是由內部的人民起義動亂加上外敵的大規模入侵而實現的。遠的不必細說了，近的從明代開始都是如此。明末由李自成的農名起義，迫使明崇禎皇帝在景山上吊，進而由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徹底滅了明朝而建起清朝。清末內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白蓮教起義，外有甲午海戰、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不斷的內亂外患，削弱了清廷的統治，終於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建立了中華民國。再看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統治的末年，內有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起義，外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經八年對日抗戰動搖了國本，終於在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中敗退台灣，結束了在大陸的統治，共產黨得以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外部情境如前所述，正處在被「C」形包抄圍獵的危局，戰爭隨時可以爆發。可以是因朝鮮問題而捲入像當年一樣的抗美援朝戰爭，也可以是因同日本爭奪像釣魚島之類的「離島」而同美日開戰，或是因用武力統一台灣而引起同美國的正面衝突，還可能因為爭奪南海的諸多島嶼同越南、菲律賓等東盟國家擦槍走火，也可能同印度爭奪藏南而再爆中印戰爭。一旦引發外部戰爭，中國的改朝換代必將隨之到來。
至於中國內部社會，由於官僚腐敗、司法不公、貧富懸殊、強制拆遷、下崗失業、勞資糾紛、物價飛漲、環境污染、風氣敗壞，諸多因素造成社會上不斷地發生大規模的群體性騷亂事件，特別是官民對立嚴重，人民群起衝擊地方政府，燒警車、打警察，而且以自焚的方式抵抗暴力拆遷亦時有發生。據統計，自2007 年以來，中國每年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議騷亂活動都超過9萬起。除群體性反抗外，個體性的報復政府、社會的事件也不斷發生，如楊佳隻身闖入上海公安閘北分局，一連砍殺6名警察，另致5名傷殘，引發人民的喝彩，贏得刀客、大俠的美名，成為反抗暴政的英雄象徵。更可悲的是還有些人積怨難申，心理扭曲，竟然闖入學校、幼兒園殘殺無辜的學童以泄憤。今年3、4月間，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各地連續發生6起校園血案，諸兇手共殺死學童17名、傷82名，令人觸目驚心，深刻地投射出末世社會土崩魚爛的現象。
面對人民群眾風起雲湧的維權活動，中共政府採取了強力維穩的手段進行鎮壓和監控。據財政部向人大提供的預算報告，今年用於內部保安的預算達到 5，140億元人民幣，直逼5,320億元的國防預算。中國政府已經把自己治下的人民視為同外敵一樣可怕,甚至更可怕的敵人。中共把中國變成了警察、特務密布的國家，除了用2百萬的公安、1百萬的武警、4百萬的各種保安人員來對付人民外，還在各級政府設置龐大的所謂「維穩」機構，把維穩作為政府的「第一責任」。
他們設立什麼「維穩辦」、「綜合治理辦」、「應急辦」、「維穩信息中心」、「群眾工作室」、「人民調解委員會」等等名目繁多的機構，配備先進的設施和專職的工作人員，對各種不穩因素和人員作全天候與一對一的監控，唯求把不穩事件扼殺於萌芽狀態。據《法治快報》2010年2月2日報道：「擁有170 萬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調解委員會2，622個，調解員18，442人。廣西貴港縣、鄉兩級維穩工作平台專門從事維穩工作的人員600多人、村級維穩信息員3，500多人，維穩工作力量滲透到了基層的每一個角落。」
這種「維穩信息員」就是過去所謂的特務、線民，現在已經遍布社會的每一角落。據《》報道，劉曉波獲獎后，北京大學出現了對「臉罪」的懲罰。就是那天獲悉這一消息后，有出外聚餐的，或臉上表情「異於尋常的開心」的學生，有的被取消獎學金，有的被校方「約談」警告。使學生感到恐怖的是，竟然他們臉部的表情都有「學生信息員」向上彙報！只聽說中國封建社會有「腹誹」罪，現在共產黨的「和諧」社會中竟出現「臉部表情」罪！
中國政府對維穩工作做得如此縝密細緻，恰恰反襯出社會的極度不穩。它貌似強大，骨子裡卻非常脆弱，正面臨著被人民顛覆的危險。一個政權不能使人民成為他的立國根基、社會土壤，反而視人民為寇讎，官迫民反，則傾國傾城之亂一觸即發。
不僅大陸內地的社會遍地烽煙,其邊疆的少數民族地區也是騷亂四起，最主要的就是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與2009年的新疆7.5事件。
2008年3月發生多起藏人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的事件，從西藏首府拉薩波及一些甘肅、四川藏族自治縣等地，起因是部分藏族人士為了紀念1959年 3月初藏人武裝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49周年。最嚴重的是發生在3月14日，部分藏族人士起初在拉薩集體示威抗議，引來中國部隊鎮壓，導致藏人襲擊平民、商店、汽車等民用設施，造成18名平民的死亡，受傷群眾382人，公安、武警傷亡242人，最後被中國政府武裝平定，逮捕953人，判刑76人。
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發生大規模群體騷亂事件，起因是維吾爾族群眾走上街頭抗議中國政府對6月底發生在廣東的漢人和維吾爾族工人之間發生的群毆事件處理不公。那次韶關的漢、維工人衝突是由於有人謠傳漢族女子被維人強姦，引起漢族工人和維人鬥毆，導致兩名維吾爾族人死亡。此次烏魯木齊事件由群眾的集會請願，演變成暴力騷亂與軍隊鎮壓，造成184人死亡，1，684人受傷。事後有1，000多人被捕，其中14人被判處死刑。
兩次騷亂事件的發生表明了中國政府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統治的失敗。西藏、新疆雖然號稱自治區，但同內地一樣是一黨專政統治，特別是在政治上採取高壓手段，嚴防獨立勢力的抬頭和蔓延，因而引起當地人民的反抗。中共派往新疆，坐鎮邊陲20年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有一句名言：「對疆獨要狠狠打、追著打，往死里打，一有想法就打，一露頭就打！」可想而知，這「新疆王」的手中沾滿多少維吾爾族人的鮮血！
中共總是把少數民族的集會請願看作是民族分裂分子煽動的鬧事，把不幸的後果扣到達賴、熱比婭等人的頭上，而不去檢討自身的專制獨裁根源。你越是把他們當藏獨、疆獨分子來打，他們越想爭取民族的自由獨立，這是必然的結果。清代的龔自珍就曾提出治疆的根本精神就是要以誠信平等的來待維吾爾族人：「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己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由於中共的高壓統治，使回、藏人民深感歧視和壓迫，對漢人產生不信任甚至仇恨，所以一有騷亂，漢人自然就成為中共高壓政策的替罪羊，成了回、藏族民的泄憤對象。
我們知道西藏、新疆是中國西南與西北的兩扇門戶，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西藏面積120多萬平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的八分之一，全境被喜馬拉雅山、崑崙山脈和唐古拉山脈所環抱，國境線近4，000公里，是我國西南邊防的天然屏障。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面積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總面積六分之一，邊境線5，600多公里，周邊同八個國家接壤，則為西北邊防重鎮。兩地面積加起來約佔全中國的十分之三，相當於80個台灣的面積。一旦西藏、新疆分離出去，中國的西部邊疆將向內地收縮上千公里，現在的中國中央腹地就變成了邊疆。現在是中國的1千5百枚導彈對準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屆時如果西藏、新疆獨立並同印度或北約結盟，部署在西藏高原上的戰略導彈將居高臨下，直接瞄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心臟了。
不僅西藏、新疆有獨立的傾向，正北部的內蒙古也一直有分離的活動，就連東北三省也出現滿洲國復國的要求，中國正日益面臨著周邊疆域解體的危機，可以說是四海離心，中原鼎沸。回首1911年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提出「五族共和」的觀念：「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現在時過百年，構成中華民族的五大主要民族，竟有四大民族要求分離出去，獨立建國，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專制、社會黑暗、官僚腐敗、民情不恤，因而造成國家凝聚力的喪失，落得漢民族有孤家寡人之嘆。
古人說「得人者興，失人者崩」，中國政府的「失人」之治，終究會造成「失土」，繼而「失政」的土崩瓦解結局。從失去人民，導致失去土地，最終失去政權，這是一個邏輯發展的鐵律。
漢代的政治家徐樂有一段關於國家「土崩瓦解」的論述頗值得借鑒。徐樂在他上漢武帝的書中寫道：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他所說的「土崩」就是政府所治下的人民基礎的崩潰，其原因有三：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改而政不修。正是由於這種狀況，所以秦末的陳勝、吳廣才能奮起窮巷，偏袒大呼，天下風從，一舉推翻暴秦的統治，應了「祖龍死而地分」的預言。他所說的「瓦解」指的是漢景帝時期因為削藩引起七國諸蕃王起兵反抗中央朝廷的叛亂。這些作亂最後被平定，原因是「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由於人民尚能安居樂業，基礎不失，所以七個藩國的叛亂得不到中原人民的支持，未能造成國家的瓦解。他認為人民的基礎是最重要的，所以說「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而且他提醒這土崩與瓦解 「二體」，是國家「安危之明要」，賢明的統治者必須留意而深察。
考之當今中國一黨專制之政權，可謂是內有「土崩」之憂，外有「瓦解」之患，已呈岌岌可危之勢。
從內來說，可以說是「俗已亂而政未修」，貪污腐敗，亂像叢生，民怨沸騰。人民的諸多權利受到剝奪侵犯，促成維權運動風起雲湧。人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渴求一直被政府置之不理，政治改革遲遲未能啟動。凡此種種已使政府民心盡失，基礎動搖。據網上問卷調查對美國喬治華盛頓號航母到黃海軍演的看法，有網民回答：歡迎到中南海軍演！由此可見民心一斑。中國內部的「土崩」之勢已經成熟。
從外來說，首先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已通過太平洋上的三條島鏈和陸上的南亞、西亞、中亞的新月形包抄，形成「C」形圍堵圈，這是針對中國的來自境外之第一層「瓦解」機制；我們特別要注意到，在這首當其衝的第一島鏈中，台灣占著極其重要的樞紐位置，在未來的變局中將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其次是西藏、新疆、內蒙、滿洲等起自西南終於東北的外圍邊疆領土蘊含著分裂的危機，這是來自中國境內之外圍邊陲的第二層「C」形「瓦解」機制。這內、外二層「瓦解」機制也正在蓄勢待發。可以說，現在的中國已是危機四伏，或因土崩爆發，帶來瓦解跟進；或因瓦解啟動，引起土崩爆發；一旦土崩瓦解同時併發，偌大的中國必將一潰不可收拾，已經不僅僅只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已。
鑒於以上的全局分析，中國如何能化危機為轉機，是我們每一個負責任的中華民族子孫所應該嚴肅認真對待的問題。由於我們愛我們的土地，我們愛我們的民族，我們愛我們共同的家園，我們不願意看到我們的國家像現在的伊拉克、阿富汗那樣，成為一片滿目瘡痍，生活中充滿死亡恐怖的廢墟；我們不願意看到我們的兄弟民族陷入像前南斯拉夫解體后發生的波黑戰爭，這場穆斯林、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三個主要民族為了統一或獨立互相殘殺的內戰，使總共只有430多萬人口中的27.8萬人死亡，200多萬人淪為難民,全國85％以上的經濟設施遭到破壞。我們不忍看到在即將到來的變局中有可能帶來的災難，但我們中國人民同樣不能容忍繼續生活在不變的專制制度之下，因為我們渴望自由，我們渴望民主，我們渴望享有做人的權利與尊嚴，我們渴望幸福的生活！
有鑒於此，我們認為目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啟動和平漸進的政治改革來實現中國社會的民主轉型。只有這種溫和的、平穩的改革才可以避免社會轉型有可能帶來的動亂，使土崩的危象不致於發生，又能滿足人民對自由與幸福的渴望。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也要全面調整對邊疆民族的治理，同台灣的關係與對美國的國際戰略方針，從而化解內外兩重瓦解的危機，使中國在21世紀能作為自由民主的泱泱大國，側身於世界民族之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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