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制約中國城市化

作者：巴曙松   2010年10月18日   來源：香港明報  



2009 年中國的城市化率不足47%，人均GDP 為3678 美元，那麼參照國際經驗，我們現在處在什麼樣的座標點?從時間縱向上比較，中國的城市化目前處在什麼階段?從跨國橫向上比較，中國未來的城市化空間還有多大?

從縱向對比來看，中國的城市化率有一個明顯的轉捩點，即在2000 年之前，人均GDP 增速與城市化增速大致相當，經過標準化處理后的增速之差保持在20 個百分點以下，這說明這一階段的人均GDP 增長主要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服務業部門轉型所推動的。

中國城市化歷程複製發達國軌跡

但2000 年之後，我們發現雖然隨後近10 年是中國城市化平均增速最快的階段，但是人均GDP 的增長速度卻更高，兩者之間的增速之差直線上升至60 個百分點(圖1)，這意味著在這一階段，城市工商業部門的生產率有更為顯著的改進。事實上，中國與美國歷史上所經歷的城市化進程十分類似，區別僅在於美國城市化的臨界點是60%，而中國城市化的臨界點可能是35%左右。

長期以來，研究領域集中探討城市化速度與人口結構與經濟增長績效之間的關係。研究表明：隨著城市化發展，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新增勞動力供給水平，以及勞動年齡人口持續的增加，這樣一種生產型人口結構，為潛在經濟增長提供一個額外的泉源，經濟學家們通常稱之為「人口紅利」。

參照國際經驗，事實上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也正經歷發達國家的歷史軌跡。根據世界銀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機構的研究，從時間階段上考察，中國城市化速度的峰值可能已在2005 年達到，在2000 至2005 五年間年均城市化率的增長速度為1.4 個百分點，而2005 至2010 五年間該指標已下降到0.9 個百分點，預計未來兩個十年，這一數字將持續下滑到0.8 和0.7 個百分點(圖2)。因此，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可能放緩。當然，考慮到中國巨大的城市化空間，中國依然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加速城市化的空間。

核心勞動人口比重已過增長峰值

但從人口結構來看，2010 年，中國15 歲至59 歲之間的核心勞動和儲蓄人口佔比為67.8%，達到峰值，未來5 年這一比重將下降到66.2%，平均每年下降0.3 個百分點(圖3)。從數量上看，2005 至2010 年，這一年齡區間的人口平均每年新增740萬，但2010 至2015 年，每年僅新增105 萬，較之前的增幅減少635 萬。這不僅影響城市化擴張的速度，也將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產生重要影響。

Bosworth 和Collins 等人曾對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作了比較權威的估算，他們的研究表明，1978 至2005 年間，經過修正和調整后的中國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為9.2%，其中資本、勞動、勞動力轉移及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分別為4.7%、1.3%、1.1%、2.1%(Bosworth 和Collins，2007;He 和Kuijs，2007)與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相比，整體勞動力供應的增速大致相同，但中國的勞動力，在從農業向附加值更高的製造業和服務轉移方面，表現更為突出，這體現正是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然而，在現在政策框架不作調整的情況下，未來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將由高峰逐步回落，人口老化的影響也逐步浮現，這將會消弱潛在勞動力的供應增速，也必然使潛在的經濟增長能力下降。

調整現有城市產業結構應對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的人口老化和人口結構的調整發生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較早階段，因此，中國可能將會較亞洲其他國家更容易受到勞動力供應的制約。根據聯合國的人口增長預測，2030 年中國總人口達到峰值，其中15 至64 歲的勞動人口將在2020 年整體進入負增長，那麼一個自然的影響將會是經濟增長的放緩。根據Jonathan Anderson 的預測，中國人口老化和城市化速度放緩，將會使未來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約兩個百分點。

再者，投資或資本形成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來源，而且投資佔GDP 的比重也一直持續上升，但是中國的投資支出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的城市，未來中國不僅面臨著整體上投資增速下降的壓力，同時也面臨投資回報率下降的壓力，某程度上，只有調整現有集中在沿海大城市投資的支出模式，或者調整現有城市的產業結構，才能部分緩解這下調壓力。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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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問題才是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