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推薦《災變論》

作者：任不寐
有關中國的問題，
（從古到今-從中到外）
沒有一位中國學者
有他那樣的認識。

論神仆：答楊富雷教授（Fredrik Fällman, PhD）2010-10-08 12: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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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楊富雷教授平安：
謝謝您的來信；也期待著您對《災變論》的真知灼見。一直對您的漢學熱情感動。我想這種普世觀念一定是從基督來的。因此更高興地得知您本人果然也在「主內」；這為我們進一步交流提供了可以信賴的自由。
首先，我很同意您的觀點，就是「把林昭主要推薦為基督徒是不對的」；不過我理解這裡面倒是有「故意」的成分。您談到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基督徒」現象，我想這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事實上在我作為「文化基督徒」的年代里，我也曾參與過這種「創造」。從根本上說，這樣的努力主要不是出於真理方面的考慮，而是出於政治方面的移情。那個時候，我們不僅希望為自由主義政治理想尋找超驗之根或信仰上的根據，也盼望基督教信仰能夠成為促進中國政治轉型的動力和邏輯支點。此外，無論是「文革」還是「春夏之交」，這些極端事件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靈魂深處深刻的絕望，這種絕望在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近代思想中都無法被安慰。於是流亡開始了，中國心靈最敏感的部分進入曠野，與神相遇。劉小楓和楊小凱代表前者，而我們幾個人在90年代是從後面的「精神困境」中轉向十字架的。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相信，這是一個必然要繼續分化的思潮，要走向各自的極端或您說的「絕對化」。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基督徒是漢語實用理性的傳統與一知半解的信仰相結合的產物；她是一種過渡時代的思潮。所謂文化基督徒，並非專指有文化、或者自以為有文化的基督徒（「基督徒知識分子」），而是指把基督教信仰當做一種文化的「基督徒」。正如您看見的，最近幾年「文化基督徒」現象確實出現了分化之勢。
您的洞見顯然是事實：「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部分人的政治和神學方面的『絕對性』使我有點兒失望的感覺，不管是『保守』的絕對還是『自由』的絕對都會引起積極的爭論和對信仰的誤解」。至於「你怎麼看最近的發展？」我的觀感確實有些不同。我對目前「政治」和「神學」的絕對化並無焦慮。不過實際情況可能是，用神學投身「政治」的方向仍在繼續，並且後繼有人；趙曉等人是其中的接力者之一。只是這個方向開始越來越捉襟見肘，原因之一是隨著信仰的深入，將這兩者結合造成了越來越多邏輯上的困難。這一點在舊金山的一些「政治禱告會」、還是在一些「福音政治機構」的運作上，都顯露無遺。當然，「逼迫」本身刺激了家庭教會與政治神學的和睦，但新約中的逼迫事件並沒有造成政治運動。該撒和上帝的合一隻是該撒的想法，但上帝的權柄更高。而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神學」本身的絕對化，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方向。我把基督徒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神的僕人，就是完全委身的傳道人、牧師等。另外一類就是平信徒。「神仆」必須在信仰上「絕對化」。保羅這位前猶太教知識分子從兩個方面闡明了他的絕對立場：第一、「只傳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第二、「務要傳道」，而且「我若不傳道，我就有禍了」。改教以來的「五個唯獨」也宣示，教會的基要真理必然是「絕對的」。事實上，「神仆」的政治熱情（包括反政治熱情）足以證明他是一位假信徒，無論他關切的政治事業如何具有正當性。而至於平信徒，我以為他們可以從事包括政治在內的任何人間事業。換句話說，這是腓利與埃提阿伯太監的區別——歸正後，埃提阿伯太監可以歡歡喜喜繼續趕路，而腓利只能被神抓去，作上帝的奴僕。希臘文聖經反覆使用「奴隸」一詞來說使徒是「基督的僕人」，這個「僕人」沒有自由，或者說，因為稱為上帝的奴隸而獲得了屬天的、排他的自由。
您談到的另外兩個問題非常有趣。第一、「加爾文主義在中國城市教會的影響」；第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信徒對藝術、文學、電影等文化表現形式的態度」，這個問題您聯想到《災變論》中「美育代宗教」這個概念。我並不否認「文化和藝術」是教會和信徒應當重視的領域，是傳福音的一種好方式；儘管加上「之一」會更好一些。但是，我不太在意，這樣的禾場里的事工，是否有利於「建立多樣自由正義的社會」。這個「任務」從來不是「神仆」的。而我對您提出的這兩個問題之所以感興趣，主要是我把「加爾文主義」和「宗教美學」視為從文化基督徒到神仆的轉向中的中間階段，這個中間階段正是劃分為這兩個方面：一面是理性與信仰的結合，另一面就是感性與信仰的結合。這兩個方面在今天中國教會、特別是「基督徒知識分子」中都有突出的表現。我先說說加爾文主義。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對加爾文主義的一些批評引起了一些門戶之怒。但遺憾的是，他們並不明白我要說的是什麼。我們越是了解這種神學，我們越是看見，在那裡以上帝主權的名義為理性打開的方便之門，是近代以來很多極端思潮的淵源。但是，這種理性所賦予的上帝絕對主權，具有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但是，「理性」取代「文化」成為「文化基督徒」新的資源——在地上榮耀神。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連同美國的一些清教徒懷舊者，津津樂道這種榮耀神學，卻無視這種神學與歐美教會衰落內在的聯繫。美國一位朋友開出的藥方是，教會應該更關心社會和政治，才能復興基督教的美國。我的觀點正相反，教會的世俗化，結局必然是世俗消滅教會。這不是要建立教會與社會之間的高牆，而是說，越是超越社會的教會，越可能在不喪失「祭司」身份的前提下，向社會發出基督的呼喊；儘管這仍然不是教會的首要目標。
當然，神仆不是神，要避免扮演神論斷人的另外一種極端。這種極端主義就是態度絕對主義、羊皮主義、吃人的生命神學、成精神學等等，其實質是追求一種「看上去很美」的神學，為此需要製造和吃掉「看上去很醜」的對立面。我發明的這些概念給我帶來的仇敵一點兒也不比從威斯敏斯特方面來的更少；但是，我不需要掃羅的盔甲。最近我看見一些討論，有一位「河南家庭教會領袖」發表了這樣的評論：「願天父上帝賜我們智慧，先是清潔，后是和平，滿有憐憫，溫良柔順，沒有偏見，沒有假冒。主耶穌說：天國進（近）了，你們要悔改！願聖靈光照我們，除去苦毒論斷。求主賜給我們清潔的心，阿門！」這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教會現象，今天的教會培養出來大量的這種「審美神學」。其特徵就是「論斷人苦毒的苦毒，攻擊別人假冒的假冒」。一方面，這種神學只問態度不問真理，另一方面，質問態度的那個態度本身也不是什麼屬靈的態度，這樣的高調總是造成自我指認。這種神學覆蓋了整個教會，它背後的精神資源絕對不是聖經的，儘管他總是引用聖經上的字句為自己衝鋒陷陣；這背後的精神資源是美學上的快感，這種對態度或外在言詞、姿態的審美激情，造成一種高高在上的精神勝利和自我榮耀——「無論如何我都比你有生命」。加爾文有一個觀點倒是非常深刻，他說詩篇是一面鏡子，能看見我們的人性；但是，審美神學消滅了基本人性。對於一個誠實的信徒來說，「咒詛詩」並不是難題。但是，這是審美神學無法克服的障礙，最後只能靠說謊去傳講。我不是一味地反對抒情和文學。我反對沒有上帝的抒情。這是偽抒情。沒有上帝的美學基本都是謊言。或者陶淵明、屈原、莊子式的精神錯亂，或者陸遊-白居易式的人格分裂。態度的美給人一種上帝之感，所謂「偉大光榮正確」、「三個代表」、「和諧」、與「智慧，清潔，和平，憐憫，溫良柔順」，都是審美思潮自欺欺人的結果。「文革」吃人的邏輯是「你是反革命」；「屬靈」吃人的邏輯是「你沒有生命」。這些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的假概念、假問題，只是為了讓言說者從審美上升到審判；心理學叫「想象力爭執」。這種美學名詞講多了，自己都以為肉身成道了，彷彿這些漂亮話誰說誰就是「智慧，清潔，和平，憐憫，溫良柔順」。這不是真的。今天與加爾文主義的不容異說并行的思潮就是這種態度神學或審美神學，它繁殖了大量的文學見證和靈性小品，當然更多的蜚短流長和嫉惡如仇（「義怒」），這一切與極端靈恩派分享了審美的激情。迫害造成一種苦難正義，使正常的交通變得更加困難。
聖經最動人的地方、或者，聖經只能是神的作品的證據，就是她的絕對誠實。坦率地說，加爾文主義的神學體系比聖經更徹底、更系統、更高揚上帝的主權；而按審美神學的標準，從舊約的上帝到耶穌基督，從先知到使徒，沒有一位有這些假冒為善的成精神學更有「生命」，「果子」更「悅人眼目」，更加「智慧，清潔，和平，憐憫，溫良柔順」。不過區別在於，惱羞成怒和馬上翻臉成為這種假屬靈最生動的註解。您談到我關於「中國文化不好的方面」的觀念，我想這就是理由之一。東方的人本主義和無神論思潮共同造就了一種人演上帝的惡習，就如誰演新聞聯播一樣。但由於人不是上帝，這種演出總是半途而廢。神仆不是屬靈表演藝術家。大衛把自己的軟弱都寫出來了，但魯迅從來不這麼干，張義南也是。他們只關切別人的軟弱，而且這種熱情到達一定程度就是扮演別人的上帝，要救那些沒有生命的可憐蟲從水火里出來；「要用愛心說誠實話」、要「為你禱告」——但是請注意，這個主體和客體永遠不可倒轉，否則，要遭遇更強烈的「用愛心說誠實話」、「 要為你禱告」。 路德說過一句很極端的話，理性是娼婦。類似的，文學是掃羅：高大英俊又充滿嫉妒；信仰是大衛。所以我嚮往保羅的自由：「因為有人說，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及至見面，卻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哥林多后書10:10）；「我的言語雖然粗俗、我的知識卻不粗俗。這是我們在凡事上、向你們眾人顯明出來的」（哥林多后書11:6）。而究竟什麼是粗俗，誰粗俗，這件事也歸上帝。
請原諒我把您的話題作出了一些引申，但我相信，這些問題都是連在一起的。我高度評價您在「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中所做的研究工作，更願我腳前的燈和路上的光，也加倍與您同在。願神祝福您。
任不寐，201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