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悲劇」還是「病」

2010年06月05日08:20新京報


郭鵬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自殺者在精神上處於極端狀態，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壓力和痛苦，這些精神上的痛苦才是殺死他們的元兇。

要是屈原、老舍和梁祝在死前去看精神病醫生，他們會得到什麼樣的診斷？如果美國校園槍擊案、成都公共汽車縱火案的肇事者及時去看心理醫生，是不是這樣的悲劇就可能避免？

自從「抑鬱症」被引入大眾話語，自殺的悲劇色彩被大大沖淡了。雖然患抑鬱症的人並不一定都有自殺傾向，但自殺的人大都有精神抑鬱的癥狀。此前，自殺行為大都被從社會政治與倫理角度理解，被視為個人對社會政治與自我存在狀況的控訴或反抗，或者是作為自我譴責與懲罰的極端表現。偉大人物的自殺，有時還會受到劇作家們的青睞，被演繹成悲劇；而存在主義哲學家們又賦予了自殺一種美德，即自由選擇。

然而，在生活中，那些平凡小人物的自殺，常被指責為是軟弱的表現，甚至是非理性的、自私的或不負責任的行為。

「自殺」，顧名思義，是自己選擇死亡並且自己殺死自己，因此，這種行為常常被與人的自主性聯繫起來。「抑鬱症」的引入，使人們注意到這個事實：自殺者在精神上處於極端狀態，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壓力和痛苦，這些精神上的痛苦才是殺死他們的元兇。一旦自殺被看成是精神疾病的後果，我們對它的理解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儘管這種改變只是由醫學名詞帶來的，但它完全改變了我們理解自殺行為的視角。從長遠來講，它甚至有可能影響到我們的文學、哲學與藝術的取向。

將自殺行為病態化，既有利又有弊

首先看它的利：既然是「病」，就意味著非健康狀態，是需要治療，並且是可以康復的。對有嚴重自殺傾向的人而言，意識到自己正處於非正常的精神狀態，並且知道這種狀態可以渡過，這無疑是良性的心理暗示，會有助於他們增加耐心和信心，並在一定程度上放鬆精神，甚至會促使他們主動尋求醫療幫助並配合醫生的治療。對相關的人而言，如果意識到自殺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主行為，所謂軟弱或不負責任的譴責也就失去了根基。一旦意識到這些人實際上承受著巨大的精神折磨，並且急需要精神與心理上的支持，人們的冷嘲熱諷、排斥甚至打擊也就會少一些，對其精神與心理健康狀況會更警覺一些，對他們的關心可能就會多一些。

在自殺當中，有一種是報復性自殺。有的人以殺死自己譴責傷害他的人，有的以死傷害與自己相關的人，也有一些長期受歧視、遭漠視、被孤立或受到周圍人諷刺與打擊的人，會在自殺的同時，以最大可能地傷害他人的方式，達到自己報復社會的目的。這最後一種人，如果不能及時將其從受壓迫的精神狀態中解放出來，他們很有可能會變成社會災難的製造者。美國校園槍擊案的韓裔青年、成都公共汽車縱火案的嫌疑人就屬於這一類。

其次看它的弊：當我們將某種行為病態化后，我們也就無形中將導致這種疾病的原因或環境中性化。在畸形的社會當中，健康的心靈可能會因不適，而選擇自殺作為反抗或解脫；一旦將精神或心理的「健康」標準定為對社會的高度適應性，所有不適應者就是不健康的，這正是這種病態化做法的致命缺陷：它使人們忽視了導致自殺者精神痛苦的具體內容，不分析、判斷和反思導致自殺者精神痛苦的事實。

如果可以將在現代大工業化社會的緊張生活所導致的自殺，看成是抑鬱症的結果，其實也可以將以往一切因政治性壓迫所導致的自殺，也看成是抑鬱症的結果，這其實是將一種不人道的社會環境或生活方式道德中立化，這樣的做法會使人們不再去反思這些壓迫本身的殘酷性。屈原、老舍與梁祝的死，之所以被看做是悲劇性的，是因他們所處的社會剝奪了在他們看來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東西，他們為此而捨棄生命。但是，從醫學人道主義角度看，生命是最寶貴的，沒什麼比保全生命更重要。這本身就是兩種不同的生命觀：人道的可能相當不詩意，而詩意的可能相當不明智。

你所不知道的中國自殺問題
2010年05月26日08:32南方網胡賁

今年以來，深圳富士康已經發生了9連跳，這讓這個擁有30多萬人的超級大廠連續處於媒體的風口浪尖。平心而論，絕大多數媒體並沒有將發生連續自殺的責任歸因於富士康，而是更突出新一代農民工的生存現狀。我只是擔心，媒體對富士康連續自殺案的關注，甚至由此而生的對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態的關注，都有可能模糊自殺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的焦點。

中國的自殺問題一直都被嚴重低估。媒體報道中引用心理學家的數據稱，中國每年每10萬人中有12人死於自殺。即使從這一數據出發，富士康今年以來的連續自殺事件都是低於全國平均數的——除非在未來的半年裡，這個數據累加到36人，才勉強追上全國的平均數據。

我不知道專家的數據是從何而來。現實是，1999年以後，中國再沒有過官方公布的自殺死亡率數據。現有的WHO數據中，依然是1999年衛生部所公布的中國人死因調查中的數據，而這個死亡率為男性每10萬人自殺率13.0，女性14.8，平均13.9。香港的數據為2006年15.2（直覺上，我不相信中國大陸的自殺率會低於香港）。韓國2006年的自殺死亡率為21.9，日本2007年為24.4。

不過，在2000年，另一個學術會議中，前衛生部部長殷大奎則承認，中國在1995-1999年之間的平均自殺死亡率為22人/10萬人。這一數據遠遠高於衛生部提交給WHO的年度報告數據。

與韓國日本香港這些發達社會不同，中國並沒有一個普遍覆蓋的公民死因統計系統。因此，任何自殺死亡率數據，都來自於兩個抽樣系統，一個是衛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記系統，覆蓋人口大約為1億，另一個為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疾病監測點（DSP)的抽樣網路，大概覆蓋人口1000萬。

而中國提交給WHO的平均13.9的數據，正是來自於這兩個統計系統的調查。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抽樣系統覆蓋的城市人口數量都遠遠高於中國的實際情況。WHO在註釋中註明，這一數據的樣本，來自於21個省，36個市，85個縣——57%為城市人口，而同期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22%。

同時，基層的採樣數據中，所謂城市死亡率統計，來自於省會、直轄市、地級市等傳統意義上的「城市」的衛生部門，而農村統計人口則來自於縣城、鎮的衛生所——亦即，農村人口在統計上再一次被低估。

國際組織GBD（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對這些數據進行矯正以後，認為中國1990年的自殺死亡率為30.3，而WHO則在1998年用同樣的方法矯正了中國數據的偏差以後，提出中國當年的自殺死亡率為32.9%。根據2002年《柳葉刀》雜誌上的一篇研究中國自殺死亡率的文章，同時根據兩個抽樣調查體系的數據，用人口數據進行調整后，得到的死亡率為22.6——頗為接近殷大奎所承認的數據。這一數據，也讓中國與韓國、日本等地的自殺死亡率更為接近，除了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以外，東亞一直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地區。

最近10年，有關中國人自殺死亡率的數據再沒有任何更詳細的數據和更深入的研究。儘管有理由相信，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人的自殺率有下降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最近這十年，恰恰也是中國社會大分化的10年，無論是基尼係數的不斷增長，城市/農村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甚至城市化率的減慢，出生率的進一步下降等原因，都有可能促使中國的自殺率進一步上升。

通過研究中國自殺死亡率數據本身的特點，有助於我們理解，在這一奇高的死亡率背後，到底是怎樣的政治、社會、經濟原因。

首先，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女性自殺死亡率高於男性自殺死亡率的國家。主要西方國家，甚至包括日本，其男性的自殺死亡率都在女性的一倍以上。而中國是女性高於男性25%。

第二，中國農村的自殺死亡率數據是城市的2-3倍。

第三，中國的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還是根據《柳葉刀》的文章顯示，中國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率為68人/10萬人。

第四，中國自殺死亡事件中，最後被認定有精神疾病的數目僅為62%，而國際數據則顯示一般情況下，90%自殺身亡的人有精神疾病——這也是國際精神醫學界對中國自殺死亡率數據最大的質疑。

沒有公認的理論解釋中國自殺率數據中這四個獨一無二的特點。但我相信，這其中，中國本身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起重要作用。

以55歲以上人口的高自殺率為例，根據2005年發表在中國《臨床精神醫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在調查了全國23個疾病監測點的數據以後，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案例中，59.2%與患急重病或受傷相關，34.5%與經濟困難有關。

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國的社保醫療體系僅覆蓋人口極小的一部分，這一數據背後所隱藏的真實令人難以想象——老年人為了不給家庭和親人添加負擔，在身患重病以後自殺。

而婦女和農村的高自殺率，似乎都可歸因於農村年輕婦女的高自殺率——中國城市的男性自殺率高於女性，而老齡男子的自殺率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高於女性。

可以與當代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問題形成對比的是，早在上個世紀2，30年代，婦女自殺就成為了上海灘最關注的社會話題之一。1929年到1934年間，上海市每年的自殺事件都在2000起左右（考慮到當時上海市人口僅為400萬，這一數據背後的死亡率也相當驚人），被上海市政府認為是「當前最嚴重之社會問題」。而女性「在自殺方面更顯出可驚的狀態！」

根據《上海市市政報告（1932-1934）》 30年代上海市政府調查發現「女子十九無業家居」，於是「事實上目前的女子，確是個個以嫁人為其唯一職業」，「家庭婦女成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所扮演的主要社會角色。」女性因為無職業，其經濟地位往往決定了她們仍是屬於丈夫們的財產，在經濟上依附丈夫，人格上也就不能真正的獨立。「婦女仍處在被人卑視的地位」 ，因而在夫妻糾紛中，女性總是處於劣勢。

這一情況，放到當代的中國農村，幾乎依然適用。而這其中唯一的變數是，越來越多的農村男性進城打工，而女性，依然較難在城市中立足。而留守女性的大量增加，實際上進一步加強了農村女性的弱勢地位。

中國自殺死亡案例中精神疾病患者大大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可能也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落後的醫療保障水平，使得衝動性自殺行為根本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國際經驗表明，每一個自殺的背後，大約有10-20例嘗試自殺失敗的案例，只要醫療救治體系的一點點偏差，就會使得自殺死亡率大幅增加。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城市自殺死亡率大大低於農村，這可能僅僅是因為，城市擁有更好的醫療體系和基礎設施。

回到一開始所談到的富士康，2007年，我曾經去過東莞、深圳等地的大型外貿企業採訪，與當地的民工維權律師們多有接觸。無論如何，相比起凋敝的農村，東莞和深圳對青年人來說是更適合生存和發展的場所，而由於跨國企業受限於母國人權保護法案，對富士康之類的大廠多有限制，富士康的勞動者權益狀況幾乎可以說是東莞深圳等地外貿企業中最好的了。

有理由相信，處在城市，幾乎完全由年輕人組成的跨國企業富士康，無論相比於其農村老家老齡人和留守婦女，還是相比於其他處於同樣農民工地位的年輕人，自殺死亡率都只會更低。

因為媒體管制的存在，一家中國中部農村縣城的當地報紙不可能如1920-30年代的申報一樣，把每一個悲慘的自殺故事都詳細報道，以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從而引起執政當局對自殺話題的重視。（就如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開始認識到自殺問題的嚴重性一樣），這並不意味著我支持或者反對這樣的報道，但我相信，一個正常的媒體環境中，必然會有這種性質的本地小報存在。

但是，卻會有一家都市報將富士康接連發生的命案當作這一時代的某種特徵，跨國企業，台灣老闆，低收入階層，所有這些新聞性因素都使得富士康不得不成為某種程度的「靶子」。對富士康的連續報道，使得人們幾乎忘記了這一事實——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在富士康這樣的正規外企工作，幾乎是他們人生所能遇到的最佳選擇了。在我採訪到的農民工二代中，進入大型外企工作，幾乎是所有孩子們的人生夢想。

退一萬步說，富士康因為30萬人的巨大規模而持續發生跳樓案，成為媒體的眾矢之的。但如果沒有中國獨特的經濟社會結構，沒有城鄉二元之間的巨大差異，沒有中國特色的戶口制度，沒有中國特色的對勞工權利的漠視，是否可能出現這種一家工廠擁有30萬人的情況呢？是否可能出現這種資方的嚴格管理壓倒勞方的任何訴求，把泰羅制貫徹發揮到人類歷史巔峰的生產組織形式呢？

順帶說一句，美國康奈爾大學今年連續6人自殺，這或許告訴我們，自殺的心理傳染是個多麼重要的問題，不過，這將是下一篇文章要談到的內容。

富士康多起「自殺」，並非自殺！

大法弟子的「圓滿」就是被誘惑的一種「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