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出身成拉大收入差距推手

戶籍出身成拉大收入差距推手
人民日報 2010年05月24日
趙剛在一家國有金融控股集團任部門經理，稅後年薪加上房補等各種福利，實際收入百萬。趙剛的高中好友小燦在中部一個地級市的加工企業上班，企業效益好，他年工資總額4萬多，但收入的1/3還房貸，1/3供孩子上學、老人看病，生活壓力還是大。趙剛的小學同學王培仍在老家務農，一年到頭累得要命，純收入只有2萬多元，還不抵趙剛工作一星期…
　　城鄉分割、行業壟斷以及資源價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

　　趙剛在一家國有金融控股集團任部門經理，稅後年薪80多萬元，加上房補、車補、書費、健身費、休假補貼、補充養老保險以及各種臨時性的「福利」，實際收入在百萬元以上。

　　趙剛的高中好友小燦在中部一個地級市的加工企業上班，企業效益好，他年工資總額4萬多元，在當地屬高收入。「收入的1/3還房貸，1/3供孩子上學、老人看病。國家說擴大消費，可靠這點兒工資收入，不頂事兒！」他說生活壓力很大。

　　趙剛的小學同學王培仍在老家務農，天暖種地、養魚，天冷去鐵路打零活，一年到頭累得要命，純收入只有2萬多元，還不抵趙剛工作一星期。

　　三個人收入懸殊的現狀，正是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真實寫照。

　　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認為，目前收入差距擴大主要體現在四方面：

　　——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199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6∶1，2010年已達到3.33∶1，「落差」幅度不僅遠高於發達國家，也高於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

　　——壟斷行業收入遠遠高於社會平均收入。「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金融、電力、電信等行業與製造加工業工資水平差不多，但隨著壟斷地位的加強，這些行業的工資水平已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水平。」李實說。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市場價格扭曲導致的行業暴利以及管理部門的灰色收入。我國的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並不完備，資本、土地和自然資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於政府部門，市場價格難以形成，交易價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價獲得礦山、土地等要素的企業會輕而易舉地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相關管理部門會以尋租等方式，從中獲取大量灰色收入。

　　——在行業企業內部，工資、福利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正不斷加強。2008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財務決算反映，當年央企人均福利費支出為3387元，其中最高的為4.46萬元，最低的為149元，相差近300倍。

　　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基尼係數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達0.42，但到了2010年，已經達到0.48。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斷擴大。收入分配問題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更事關社會穩定，已成為當前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整頓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李實說。

　　李實認為，絕對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計劃經濟時代，職工工資實行固定晉級，人為地壓低了人力資本報酬，是不合理的。讓受高等教育的、從事「高知」、「高技」職業的人獲得高收入，符合市場經濟法則。「當『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輛車時，社會評價一致正向，就是因為這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公平原則，實現了市場經濟『教育投入與財富產出相關』的效率法則。用高收入激勵教育投入，從而提高整個國家人力資本的素質，這一點毋庸置疑。」李實說。

　　然而，由於目前缺乏科學公正的人才評價體系和充分競爭的人力資源市場。教育投入的價值並未充分體現，而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調查顯示，北京等地黑市為應屆畢業生「代辦戶口」的價碼已經漲到10萬元以上，而幫助一個大學生進入「國字型大小」大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中間的「幫忙費」、「好處費」已飆至十幾萬甚至數十萬元。至於企業、政府領導讓自己子女「潛規則」就業的新聞，也不時見諸媒體。

　　「工薪階層、農民家庭的優秀子弟通過自身努力『鯉魚躍龍門』、入職高薪管理機構和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削弱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的效率，也導致收入階層的不斷分化與強化——富者愈加富有，貧窮家庭延續貧窮。」李實說。

　　加快改革進程，根治分配「不公」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諧社會的「定盤星」。一些學者表示，目前在我國，解決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較之於完善再分配政策，更為緊迫。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會保障、創業、擇業和就業機會等等。這涉及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制度、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斷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近年來，上海、廣州、重慶等大城市紛紛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今年4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將深化土地管理、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和人力資源市場等，作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點之一進行部署。這些舉措對於消除束縛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十分關鍵。

　　今年5月13日，國務院出台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削減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壟斷。現在國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說，除了引入競爭機制，還需要建立國有企業的分紅機制，將超額利潤用之於國、於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環。財政部印發的《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中，明確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稅前280萬元人民幣。「限薪令」出台後，中國鋁業、武鋼集團等國有大型企業高管層表示帶頭減薪。銀監會、保監會等監管部門紛紛跟進，要求金融企業高管切實「管」好自己。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易憲容認為，高管高薪問題源於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強政府的監管，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和內部薪資制度，不能僅限於「道德層面」的約束。除高額正式薪酬外，各種高管職務消費、隱性消費數量驚人且不透明，極具隨意性，為全社會所詬病。有關部門應當加強有效監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費」的漏洞。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中，證券業平均17 .21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業人均8 .767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 .1倍，航空業人均7 .58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 .6倍。而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業的職工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近幾年來，大企業特別是金融業領域高管與廣大職工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特別是國企央企管理層自己給自己定的天價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體，已經引起國人的強烈不滿。據統計，我國現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一兩千元，差距懸殊。新近發生職工罷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鋼鐵集團，據職工們反映，企業高管年薪上百萬，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資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嚴重脫離我國國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則，而且有違公平。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壟斷行業暗藏親緣脈絡 員工灰色收入系工資數倍

    有朋友在地方電力部門工作，談到收入他頗有怨辭：「社會上一個勁兒地讓我們減薪，我們的工資條上，工資一欄的收入都快減沒了！」從表面上看，這些年壟斷行業的工資確實沒怎麼漲，有的行業甚至降了不少，但實際上，壟斷行業員工的實際收入卻並未因此而「傷筋動骨」，仍然比普通行業的職工高出一大塊。

　　有調查顯示，一些壟斷行業企業員工的灰色收入，是工資單上的好幾倍。這麼多錢從哪兒來？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上下游企業的「利益輸送」

不完全是戶籍的問題，是中國的等級制度造成的，不論是農村還是非農戶口，在中國，人都是分3，6，9等的，人跟人不是平等的，只要是跟有錢人或是有權人有一點關係，你就高人一等了，沒有關係的就永遠是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