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洪洋：趙作海案追責不應止於個人

2010年05月16日 08:20廣州日報
司法人員和受害人被司法不公捆綁在一起，成為同道中人，傳遞出的信息令人窒息，我們必須超越個人追責的淺表，在更高層面反思。
「趙作海案」追責進入公眾視野，繼不久前三名辦案民警兩位被刑拘，一位在潛逃之後，據可靠消息，當年審理「趙作海案」的三名法官現在已經停職接受調查。
隨著問責的深入，應該還會有人因此要為自己十多年前的行為埋單。一位無辜公民被刑訊逼供炮製成為「殺人犯」，蒙冤11年，相關責任人被停職、刑拘，是對受害者的精神撫慰，對公眾最起碼的交代，也是對司法人員必要的警示。
當越來越多相關責任人「罪有應得」被問責，滿足公眾原始的復仇快感之後，仍讓人意猶未盡。反思「趙作海案」，釐清與追究個人責任固然需要，但止步於此顯然是不夠的。個人只能為屬於個人的責任部分負責，由個人之外的力量強加的，讓他們擔責顯然有失公允。
時任該案的公訴人鄭磊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趙作海冤枉了，我有責任，我的責任是因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輕。我應該頂，但是頂不住，即使頂住了，你（趙作海）還是被這轉動的車輪碾死。」他還說：「我也是受害者，是（司法）制度的受害者。」
在公眾固有印象中，司法人員乃強勢一方，「受害」從何談起？仔細尋思，此說也不無道理。試想：辦案民警、主審法官與趙作海無冤無仇，最終卻因為該案而落得前程盡毀，甚至身陷囹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何嘗不是「受害者」？正如鄭磊所言，在一輛滾滾向前、無堅不摧的戰車面前，任何個人的力量都顯得微不足道，螳臂當車只能被「碾死」。在這樣的關頭，個人所能做的選擇，要麼屈從戰車前行的慣性，要麼辭職不幹，從軌道中逃離。而個人消極抵抗、獨善其身對事件進程毫無影響。
商丘市政法委那次「少數服從多數」把趙作海定為殺人兇手的協調會，成為眾矢之的。試問：沒有那次協調會，趙作海的冤案便不會發生嗎？未必。回顧「佘祥林案」，當地的政法委並沒有召集公、檢、法開什麼協調會，冤案一樣發生。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滿盤皆輸的負和博弈過程，非但案件的當事人是受害者，體制內的司法人員未必能夠倖免——親手製造冤案被揭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有時甚至比冤案主角還要慘烈。「佘祥林案」之後，就發生了該案辦案民警潘余均自殺事件。司法人員和受害人被司法不公捆綁在一起，成為同道中人，傳遞出的信息令人窒息，也折射出其間的罅隙。其尷尬還在於，即使對冤案製造者實行嚴厲的事後懲戒，也難以起到有效的事前規避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超越個人追責的淺表，在更高層面反思。
「趙作海案」之煉成，幾乎與當年的「佘祥林案」如出一轍，集諸多痼疾於一身。觀念上，「命案必破」是肇因、「疑罪從無」如虛設；程序上，「集體研究」為罪魁，「非法證據」有市場，「律師在場」成空話……都集中指向於許多知易行難的老問題。譬如司法權和行政權配置的扭曲問題，在本案表現尤為突出，本屬司法機關享有的裁判權交給了行政機關，結果導致「開會定凶」之咄咄怪事；再如囿於對實體正義的偏好，法庭對非法證據的排除不夠堅持，客觀上助長了刑訊逼供的滋長。
「趙作海案」暴露的問題，遠不是個人追責所能解決的，需要深層剖切。中央政法委把今年列為司法體制改革攻堅年，一個「堅」字，足以管窺司法體制改革任務之巨，道路之長，司法的自我完善確實需要大智慧、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