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貧富差距怎樣窒息中國經濟

作者：時代周報李鐵


4月11日，2010年的博鰲亞洲論壇落下帷幕，此次年會的主題是「綠色復甦，亞洲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以此為主題自然是亞洲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在可持續性上有很大的問題。

在此次論壇中，與會者們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儘管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保持了相當的經濟增速，但復甦的基礎仍不穩固。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中國等經濟體缺乏最終的消費市場，長期以來投資增長迅猛，但消費需求低迷，這種失衡的增長模式很難持續。

而就在博鰲論壇開幕前幾天，溫家寶總理在《求是》雜誌上發表文章強調，要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改革分配製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此文一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其實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問題與建設「橄欖型」社會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是同一個問題，也是當下中國發展最核心的問題。

政治上的權力格局，決定了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而中國的這種以政府投資和出口來主導增長，資源分配圍繞行政權力來進行的模式，也直接導致了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形成了「啞鈴型」的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的萎縮使得內需持續低迷，嚴重威脅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更嚴重的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所採取的一攬子方案，並未修正以前的失衡模式，反而進一步加劇了失衡，是用更大的投資泡沫去掩蓋蕭條。加上貨幣流動性泛濫，經濟生活投機盛行，實體經濟已經被棄之如弊履。可謂是，權貴借救市齊飛、投機共通脹一色。而社會財富分配，則面臨由啞鈴型進一步滑向杠鈴型，如此下去，豈是一個經濟失衡了得。

啞鈴是如何煉成的

對於中國的貧富差距，儘管中外的統計結果各不相同，但幾乎沒有人否認，中國已經步入了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列。

去年中，由美國「美林全球財富管理」機構和法國凱捷諮詢公司發布的第13份年度《世界財富報告》顯示，2008年，中國內地的富豪人數已經超越英國，名列世界第四。而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卻在全球179個國家中排名第109。

財政部近期公布的數據也顯示，我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從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來講，1978年我們行業的平均工資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劇上升。


美國調查機構曾經做過一個跟蹤調查，分析了1976年入學的大學生在1994-1995年期間，也就是大約畢業15年後的年收入差距。調查結果顯示，來自最窮四分之一家庭的學生年收入為67490美元，最富四分之一家庭的學生為85842美元，差距在20%以內。

美國學者佩奇和雅各在《階級戰爭？》（Class War？）一書中，引述的一項調查也顯示，超過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他們可以通過白手起家，艱苦奮鬥致富。而他們眼前的簡單事實也支持這一點：美國最有名的幾位富豪：比爾·蓋茨、巴菲特以及沃爾頓家族，都是靠自我奮鬥，而不是靠遺產或者權力致富。

中國講究政治挂帥，經濟生活自然也不例外。今天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也是由更深層的政治制度安排所致，是權力過多管制經濟資源所致。

首先是身份的限制，戶籍制度使得廣大的農民在起跑線上就輸了一大截。

其次是許多資源不是依靠市場而是依靠行政權力來配置。在通訊、電力、能源、交通等壟斷行業，高收入和腐敗早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壟斷部門通過向公眾出售壟斷高價的服務來獲得巨額利潤。

還有，近幾年飆升的房價也起到了為貧富差距推波助瀾的效果。有和沒有房產、有一套和有多套房產的財富差距，在這幾輪飆升的房價中一下子拉大了許多。有這樣一個形象的描述：沒買房的可能永遠都買不起車了，而之前買了房的，肯定可以繼續買車了。

危害不僅僅在政治風險

一提到貧富懸殊的危害，很多人都想到的是不利於政治穩定，社會和諧。而實際上，收入差距過大，帶來的不僅僅是社會政治風險，它對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威脅或許更值得注意。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本來就存在失衡的問題，而任由貧富差距繼續發展的話，必將加劇經濟的失衡，甚至使經濟發展走入死胡同。

我們來考察一下這些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出口、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是多年來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

先說出口，中國的出口靠什麼？就是靠低價。極低的勞動力價格、極低的環境成本、極低的資源價格，當然，還有偏低的人民幣匯率保駕護航。既然是低價，出口的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和勞動者所獲得的利潤回報非常微薄。這方面，我們常常憤憤不平，因為我們在產業鏈的對低端所獲得的利潤實在太少了，做出口企業二十年，多數企業主都不如房地產老闆們的一夜暴富，工人的勞動所得更寒酸，廠妹廠仔不敢奢望能在當地安個家。

但是出口給政府帶來了巨額的外匯儲備，中國成了美國最大的債主。

這些年，政府，特別是高級別的政府，確實是富了。去年，吳敬璉就曾呼籲減稅，因為18年來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每年都超過了20%。 中國的普通家庭，承受著高價格的公共服務、壟斷高價、高稅負和低廉的儲蓄利率，一直在為政府和壟斷部門輸送著巨額儲蓄，這原本應該是屬於他們的錢。

說到政府的富裕，當然不能不說房地產。4月13日，財政部發布了詳細的2009全國土地出讓收支基本情況，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為14239.7億元，增長43.2%；其中用於廉租住房支出187.1億元，僅佔1.5%。高漲的房地產市場，已經成為了各級政府的最高效的融資工具。

政府手裡有了這麼多的錢，怎麼辦？除了腐敗掉的部分，剩下的只能投資，上大項目。在此次博鰲論壇上，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說，投資是好事，是在為未來提供公共消費。

政府投資，自然也要保證回報。老百姓為政府輸送了巨額收入，投資成了鐵路、公路、機場，老百姓再用高價去購買這些服務，政府的投資回報就有了保證。

政府投資，除了基礎建設，其他大多集中在重化工業和資本密集型領域，在權力的保障之下，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當中，資本所得的部分不斷上升，勞動收入所得不斷下降。從1997-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中國的資本收入佔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佔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

伴隨政府富裕的是不斷擴張的投資規模。可問題是，生產與消費必須平衡，中國投資率自2001年以來不斷上升達到43%，（日本在1970年、韓國在1991年的產能擴張頂峰時期，投資率也低於40%），與此相反，從1997-2007年，中國消費率從59％下降至48.8％。居民消費率從45.3%下降至36.7％。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率正常水平（70％左右），比印度等窮國55％的居民消費力也要低不少。

這就是我們的循環：政府拿的錢越來越多，只能投資形成產能。高儲蓄導致高投資，高投資轉換成的還是高儲蓄，生產那麼多，國內居民又沒有能力消費，只能出口。如果外部需求增長停滯，我們還能維持這個循環嗎？

另外，我們的全社會的投資佔到GDP的比重是一路攀升，1991年的時候只佔25.7% ，2008年是57%，2009年達到了67%。很多地方的投資年增長都超過了30%，這意味著兩年多就翻一番，明眼人都能看到，這能有多少可持續性？

當花草樹木都用來炒作

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保增長成了政府經濟生活的首要任務。如果當時我們是採取大規模的減稅來保增長的話，將直接有利於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加，這也會糾正一些中國經濟的失衡。

可惜，經濟資源的配置由政治權力決定。政府選擇了另一條路徑，那就是政府主導，用更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去保增長，用瘋漲的房價去促進所謂內需。高速鐵路規劃已成網狀，每個大城市都在挖地鐵；耗資200億的滬杭磁懸浮，僅僅是為了快10分鐘；12萬億，這只是一個中部省份湖北在未來幾年的投資計劃。

巨量的政府投資對中小企業、對實體經濟的拉動效果遠沒有想象的那麼大。相反，國進民退的風潮進一步擠壓了中小企業等實體經濟成分發空間。另外，由於貨幣超發，房價瘋漲，利潤來得最快的全是交易性機會，實體經濟的錢都被吸引到各種炒作中去了。

經濟學上有個規律，高收入者更多地關注投資而並非消費，因此，越是貧富懸殊，越是會投機盛行，產生資產泡沫。甚至一些原本看起來只可能是消費品的東西，也可能脫離消費品屬性，成為資本品，成為炒作的對象。

一顆蘭花賣350萬、一顆松樹賣100多萬、一隻藏獒要800多萬，炒房、炒大蒜、炒普洱茶、炒冬蟲夏草······當資產價格高企，企業成本居高不下，中小企業被國企巨無霸壓得喘不過氣，還有誰願意做實業？

沒有實體經濟，沒有中小企業，就沒有居民的收入增長。富人們更多的關注投資而不是消費，真正有消費需求的低收入者又不敢消費，這樣的增長模式將走向何處？

似乎一切都在靠一個信念支撐，只要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再貴的房價在未來都不是問題，繼續增長，我們就將得到一切。

然而，這僅僅是一個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