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評斯大林功過是非：三分錯誤七分成績

蘇共二十大后，斯大林的崇高而又神聖的地位，一落千丈。這一事變傳來后，毛澤東震驚之餘，立刻以審慎、敏銳的眼力，點評斯大林的功過是非，透視這一事件的利弊得失，從而提出相應的對策。

　斯大林的四次錯誤

　　斯大林對中國革命，一直有著自己的意見，認為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只能算是個「農民領袖」。抗日戰爭時期，他從維護本國利益的立場考慮，只相信國民黨的力量，不相信共產黨的力量，不願援助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根據地，甚至擔心援助中國共產黨，會引起蔣介石和英美盟國的不滿。他還通過王明，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抗戰中，放棄獨立自主的原則，做到「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其實質是完全服從於國民黨。

　　1945年，美國大使赫爾利赴華履任途經莫斯科，專程拜會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詢問蘇聯是支持國民黨，還是支持共產黨？回答是肯定的，蘇聯支持國民黨。隨後，斯大林又向赫爾利證實說：「是的，我們支持蔣委員長。」「中國有人自稱共產黨，其實不是，就是一批人沒有土地，分了土地就完了。」

　　抗日戰爭勝利后，正是由於斯大林的原因，毛澤東的訪蘇日程才被一再拖延。早在1947年初，毛澤東便提出訪蘇的動議，其間由於種種原因，而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對此沒有表現出積極的熱情，延至1948年7月，毛澤東訪蘇的各項工作都已準備妥貼，斯大林卻發來電報，以「征糧工作已經開始，從8月份起領導同志要分赴各地」為由，又一次推遲毛澤東訪蘇日程。

　　顯然，這是斯大林的託詞，實際上，他還是懷疑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否勝利。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就表示，毛澤東畢竟是游擊戰的領導人，儘管訪蘇是秘密的，但終究是瞞不住的。如果西方知道了，便會大做文章，說毛澤東來蘇聯請領指示，從而將毛澤東當作莫斯科的代理人，那樣就會破壞蘇聯與國民黨的「國家關係」，以致使美國全面捲入，直接危及蘇聯的國家利益。

　　這一切，毛澤東早就不以為然，只是顧全兩黨關係，考慮到中國革命的大局，才求同存異。中國革命勝利后，毛澤東在總結歷史經驗時，開始在黨的高層批評斯大林的錯誤。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年對我們壓力很大。」

　　後來，毛澤東多次以激烈的語氣批評斯大林：「懷疑我們在贏得革命勝利以後，中國會象南斯拉夫，而我會是第二個鐵托。」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斯大林沒有準備中國革命勝利。日本投降后，他來了電報，反對我們同蔣介石打仗。說如果中國發生內戰，中華民族就會毀滅。就是執行雅爾塔協定，保證中華民國二十年。羅斯福說服蔣介石，斯大林就來說服我們，因此有電報來：不許革命。你讓我到重慶去談，可以！但是不許革命，不幹，抗日時期，中國革命一切準備工作——思想準備、組織準備都完成了，時機完全成熟了，在這個時候來潑一瓢冷水，這是個原則錯誤。

　　1967年4月，越南總理范文同訪問中國，他曾經詢問周恩來，斯大林是否建議過解放軍不要渡過長江時，周恩來回答說：「對於一九四九年我們能不能渡過長江，斯大林是有懷疑的。他們還認為，蔣介石頂不住時，美國會出兵。但美國知道蔣介石是扶不起來了，而長江又擋不住解放軍。如果美國出兵，就要負戰爭的責任。美國不會這樣做的。」

　　毛澤東還在不同的場合對外國客人說：中國黨曾經四次吃過斯大林的虧，第一次是王明左傾路線；第二次是王明右傾路線；第三次是戰後斯大林支持蔣介石，不讓中國革命；第四次是懷疑我是半個鐵托。他還說，斯大林與列寧不同，喜歡「站在別人頭上發號施令」。所以，「我在見到斯大林之前，從感情上說對他就不怎麼樣。」

老虎口裡的肉

　　新中國初建，百廢待興，首先想到的便是尋求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蘇聯的支持。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當日，斯大林會見毛澤東，舉行第一次會談。毛澤東雖然受到高規格的接待，但是，在談到實質性的問題，諸如重新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斯大林則總是以種種理由予以搪塞，後來甚至採取拖延、迴避的辦法。

　　第一次會談后，斯大林竟然不理不睬毛澤東。毛澤東惱火了，因為，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態度，而是關係到如何評價中國黨，如何對待新中國的原則問題。毛澤東對蘇方人員說：「你們還要保持跟國民黨的條約，你們保持好了，過幾天，我就走。我現在的任務是三個：吃飯、拉屎、睡覺。」

　　毛澤東清楚這次訪蘇的艱難性，所以，當塔斯社記者詢問他將待多長時間時，他回答說：「我打算住幾個星期。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中蘇兩國要解決如此重要的問題，斯大林卻將毛澤東置之別墅，不聞不問，使中蘇會談一開始便冷了場。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據隨訪的伍修權（時任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回憶：

　　當時新中國成立才兩個多月，蘇聯對我國的情況特別是某些方針政策是持懷疑態度的，例如，過去我們不聽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主意，斯大林就懷疑我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國的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了政府，蘇聯就懷疑我們會不會執行親英美的路線等等。因此，蘇聯在另一方面對我們的態度又是冷漠和懷疑的。只是在此後，蘇聯方面才談到雙方簽訂友好條約的事。

　　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領袖的「冷場」，引起西方媒體的種種猜測，英國通訊社放風說，毛澤東已經被軟禁在莫斯科。這時，斯大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放棄往昔的成見，帶著莫洛托夫前來拜望毛澤東，表示重新會談的誠意。他們之間的會談呈現融洽、友好的氣氛。毛澤東在涉及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問題上，堅定不移，從不讓步。由於毛澤東的一再堅持，斯大林才不得不改變觀點，同意簽訂新條約和其他新協定。斯大林誠懇地說：「我們必須對涉及中蘇關係的現有的條約和協定進行修改，儘管我們曾經認為還是保留好。這些條約和協定之所以必須修改，是因為條約的基礎是反對日本的戰爭。既然戰爭已經結束，日本已經打敗，形勢發生了變化，因此這個條約就成為過時的東西了。」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走過了一段艱難的歷程，毛澤東對此感受極深，體會到涉及重大原則問題時，只要你據理力爭，斯大林也不是不可商量的。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斯大林還是可以跟人家妥協的。我們跟他就有不同意見，我們要訂中蘇條約，他不要訂。等到他答應訂了，我們要中長鐵路，他就不給。但是老虎口裡的肉還是可以拿出來的。」

　　這是一次難以忘懷的、不愉快的遠足之旅。毛澤東對此記憶猶新，常常舊事重提：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談到中蘇條約問題，中長鐵路、合股公司、國境等問題時，我的態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爭；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堅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見。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

　喜懼參半以蘇為鑒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三年後，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作報告，批評個人崇拜，全面否定斯大林。於是，斯大林生前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竟然頃刻間被顛覆，這無疑在全世界產生巨大的轟動效應。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確實有勇氣，敢於去碰斯大林，儘管採取的方法不對，可卻揭了蓋子。他破除了那種認為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

　　毛澤東很快便表明自己的態度，他說：「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後來，他在黨的一些會議上，又多次提出斯大林的錯誤，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

　　赫魯曉夫報告傳出后不久，毛澤東曾對胡喬木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亞於歷史上最專制暴虐的統治。」他還表示，中國應該走出一條比蘇聯更好的道路。其實，早在1955年底，他就提出「以蘇為鑒」的問題，警示自己不走或少走斯大林的彎路。1956年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這個講話便是《論十大關係》。5月2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作《論十大關係》，內容又充實了許多。1977年3月，《論十大關係》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其中涉及批評斯大林，以蘇為鑒的論述，都沒有收入。現根據薄一波的回憶錄中所記，略舉如下：

　我們不能象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權……這一條也是學蘇聯的。

　　我們恨美國那個帝國主義……但它搞成一個發展的國家總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

　　斯大林不知道是怎麼想的，抓到一個殺一個，結果犯了大錯誤。其實，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趕走的，季諾維也夫也可以不殺的。至少可以讓他們當個政協委員吧！

　　斯大林說反革命越搞越多，這個道理是不對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當時，東西方兩個陣營，仍在持續不斷地冷戰。毛澤東認為，在東西對峙的戰略格局中，斯大林作為象徵，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旗幟，儘管他有著這樣那樣的錯誤，甚至是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的錯誤，都只能是善意的，只能是共產黨內部的批評，而不應將這種批評變成惡意攻擊，因為，「斯大林問題牽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國都牽涉了。」可謂牽一髮動全身。他對南斯拉夫批評斯大林的一些做法，很不滿意，說：「你們不斷地攻擊斯大林，我們不攻擊他。我可以告訴你們，斯大林給我們造成的危害比給你們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說明一點東西的偶像。你們又何必使這樣一個偶像同自己作對呢？」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說：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

　　斯大林到底有哪些具體的錯誤呢？中國共產黨又應該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啟迪呢？毛澤東在修改《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明確指出：斯大林在晚年特別「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重大錯誤，如：肅反擴大化；反法西斯戰爭前缺乏必要的警惕；對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等等。他說：

　　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裡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突出個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三分錯誤七分成績

　　毛澤東不贊成把斯大林說的一無是處，認為評價歷史人物，應該力求客觀公允、實事求是，他說：「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

　　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他認為，斯大林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所以，「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

　　毛澤東在批評斯大林的晚年錯誤時，並非採取全盤否定的偏激態度，比如他就很欣賞斯大林的破除迷信的風格，說，學習馬列主義，沒有勢如破竹的風格，那多危險。斯大林後期有這點風格，也可稱勢如破竹，只是破得不好，有些破爛了。他寫的列寧主義基礎、語言學、經濟學，有很多正確部分，但也有錯誤，有些問題值得研究。

　　1958年，全國刮「共產風」，商品生產、價值規律被否定。這時，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寫了《關於讀書的建議》，提議全黨讀兩本書，其中的一本便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61年6月，他再次建議讀一讀斯大林的這本書。他說：這本書只有極少數個別問題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講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並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斯大林問題的出現，其中最帶根本性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毛澤東思考後得出結論，斯大林生前沒有真正地培養出自己的接班人，接班人沒有確立，身後便根基不穩，後院起火。1961年5月，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斯大林生前沒有公開宣布他的繼承人是馬林科夫，也沒有寫遺囑。馬林科夫是個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嗚乎哀哉，秀才頂不住，於是乎只好來個『三駕馬車』。其實，不是『三駕馬車』，是『三馬駕車』。三匹馬駕一輛車，又沒有拉韁繩，不亂才怪。赫魯曉夫利用機會，陰謀篡權，此人的問題不在於用皮鞋敲桌子，他是兩面派：斯大林活著時候，他歌功頌德；死了，不能講話了，他做秘密報告，把斯大林說得一塌糊塗，幫助帝國主義掀起十二級颱風，全世界共產黨搖搖欲墜。」

毛澤東認為斯大林除卻在選定接班人的問題上優柔寡斷、猶豫不決外，理論上也有明顯的缺陷。他說：

　　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對，調節得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礎矛盾。

　　遺憾的是毛澤東晚年並沒有堅持這一點，而是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以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的錯誤。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對此有過極為中肯的論斷：「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