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勿蹈洋務舊轍

2010-1-9 來源：南風窗 作者：於歌

　　日前到威海，曾去參觀北洋海軍故址。漂亮的解說員流暢地背著台詞，末尾又高聲感慨今非昔比，讓人不禁慶幸生活在一個成功的改革時代，而晚清洋務運動的愚鈍則令人扼腕嘆息。

　　洋務運動也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運動，開始學習歐美，引進先進的產業，30年過去，氣象全新，晚清一改積弱衰敗的態勢，躋身強國之列，海軍成為當時的世界第四強。慈禧在頤和園檢閱艦隊，盛況空前，觀者無不精神抖擻。列強對大清刮目相待，慈禧被國人稱頌為中興之主，堯舜再世。

　　因此彼時將與日本開戰，世界輿論一邊倒，都認為將是大清帝國對蕞爾小邦日本的單邊屠殺，但結局卻令舉世愕然：洋務灰飛煙滅，大清的紙老虎面具被撕下，無奈進入臨終過程。

　　晚清的滅亡，近因是洋務運動的失敗，最後一次革新重生的機會因此喪失，而洋務運動的失敗，一般都被歸結為改革不徹底，這個不徹底無外乎兩個方面：

　　一是近代的經濟制度未能建立。中國傳統忌諱民間積累財富，擔心積富於民，尾大不掉，危及皇家江山。大清也是如此，洋務幾十年，國家壟斷一切產業，民間寥無資本，眾多行業民營禁入。結果，新興產業幾乎全是官辦，經營人員也多是國家官員，產業自身缺乏競爭活力，產業經理幾乎個個是貪官，新興的洋務變成了新型的腐敗官場。近代資本主義應有的民間經營自由、民間充分的資本積累全然不見，洋務運動終究沒有在中國建立近代資本主義制度。

　　再者是近代政治制度未能建立。晚清政府以「國情」和「民眾素質」為由，拒絕引入近代的民主政治，洋務幾十年，始終「中學為體，洋學為用」，在政治上，搞不懂民主政治對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促進和保駕護航的作用，直到洋務灰飛煙滅，也沒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結果，晚清權力的產生和分工一直因襲封建傳統，拒絕引入選舉和權力分立制度，因此，權力的產生缺乏最基本的優勝劣汰機制，權力的執行運作缺乏監督和制衡。近代政治的闕如，使大清政治成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枷鎖。

　　近觀中國30餘年來的改革，民營化動力的積蓄使人們普遍認為深化體制改革不可避免，然而，與此相反，經濟改革並沒有深入，比如近年中國不知不覺興起了廣泛的國有化潮流，所謂「國進民退」廣泛見於眾多行業。至於政治方面，仍有許多禁忌。

　　去歲至今，由於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模式」被謳歌為成功的第三條道路，是一種新的世界性發展模式。其實，追溯歷史可以發現，這條道路對國外而言或許新穎，但在中國卻似曾相識：它起初就是迫不得已，為挽救頹勢不得已而為之，有著與洋務運動雷同的境遇，又與洋務運動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相似，雖然有各種新的理論或主義為思想依託，但其本質，遠沒有擺脫傳統思維的窠臼。主流群體也不諱言，他們近年極力倡導傳統文化的復興，《三字經》重新成了小學的課本，孔孟又成了聖人，我們似乎又回到了中興的時代。

　　當年，被痛毆后的李鴻章奔赴日本，在下關的春熙樓上與伊藤博文對談。談判伊始，李鴻章即拋開主題發表演說，對洋務運動作出反思：此番大清敗給日本，大清國固有多人痛恨日本，我則不以為然，認為應該感謝日本，此次戰敗，讓我們認識到，大清的改革，遠不如日本成功，大清將因此從沉睡中覺醒。

　　然而，時機已晚。其後滿清仿效日本，試圖扶植民間資本，但官辦企業的腐敗和無能早已使中國經濟喪失競爭力，只能做外國資本的附庸。同時，滿清也仿效日本試圖搞立憲，但此時滿清已無力號令全國，直至滿清終結，立憲終是一紙空文。

　　號稱美國第一智庫的掌門人克萊德曼，在其新書中為中國描繪了一幅令人警醒的前景：

　　中國因為對傳統政治的執著及對國有經濟的堅持，必然擺脫不了持續已久的政治和經濟的嚴重腐敗，因此，中國會問題重重，而不會成為未來的強權。相反，鑒於其對傳統政治的執著，中國未來的演變會一如傳統中國的結局，再度出現權力割據的局面。同時，長期的國有體制會導致企業人才匱乏，缺乏競爭性技術積累，未來它的生存手段，仍然靠地方政府支持的壟斷，或者靠初始的加工和資源輸出。

　　而未來的日本，則不會再如此低調，將再度成為世界性強權，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甚至很可能再度試圖控制中國。至少在經濟方面，中國會成為日本的經濟殖民地，中國將向日本提供勞力和資源，而技術和附加值都會被日本所享受。同時，日本將再度為中國的掌控權而與美國爭鋒。

　　克萊德曼這位被稱為「影子情報局」的美國智庫掌門人，其預測看起來像是胡說八道。我們固然不必全然當真，但假如真是那樣，我想，屆時春熙樓不會再只是一個，而每一場與日本人的來往，都會是一場春熙樓談判。當年李中堂的滋味，不乏後人再去品嘗。

警鐘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