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沙葉新和我一起吃飯

　　作者：朱永嘉

　　我在網上看到沙葉新先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記者採訪時發表的談話，
講《我所遇到的那些真人和偽人》，其中也提到了我，講「我跟朱永嘉先生見過
一面，吃過一頓飯。」這話不假，我們是一起吃過一頓飯。那次吃飯的場景我還
記得，時間是在今年七月十三日。那天上午我在家，朱學勤來電，說要來看我，
我說我在家，你來嘛。沒有多少時間，他開車來我家了，說請我去吃飯，是沙葉
新讓他用車接我去的。這樣我們便驅車到了福州路的杏花樓，到了那兒進了一個
包房。一個圓桌，有十多個人，我們遲到了，沙葉新起身迎我，大家握手，我就
坐在他一旁，坐定之後才知今天是沙葉新的七十歲生日，為主人祝賀生日相聚大
家都很高興，沒有什麼拘束。說實在的，那天我是第一次見到沙葉新先生，過去
從未有過交往，他與徐景賢交往我亦只略知一二，在徐景賢去世的追悼會上，他
去了，我也去了，由於沒有人介紹，所以也沒有機會直接謀面，從文章中知道，
他那次去出席追悼會是要有一點勇氣的，他是徐的朋友，所以也是我的朋友，因
此見面時，我心中便以朋友相待，以友情為重。故飯桌上的談話，也就是朋友之
間交流友誼和感情了。

　　沙先生談話的標題是他遇到的真人、偽人；他所謂的真人與偽人，也許是指
講真話還是講假話的人吧。由於我的出席，大家閑聊之間，自然聊起余秋雨的事。
我說在那時余秋雨表現還是好的，很有才氣，文章寫得很漂亮，所以他在寫作組
的時候，我很喜歡也很重用他，其實他參加石一歌小組沒有什麼不光彩的事。石
一歌小組的緣起是總理陪外賓來上海時，對張春橋講起魯迅最後的十年在上海，
這十年也是魯迅最光彩的十年，你們上海應該有人研究魯迅。這個任務張春橋交
給了我，我就在上海物色了大學中文系教師，工農兵學員，十一個人，其中包括
余秋雨。我提出的任務是寫一部魯迅傳，從寫魯迅的故事開始，可以作為單篇的
小故事在報刊上發表，這樣做可以調動大家的積極性。石一歌是十一個人的諧音，
是集體的筆名，石一歌的作品是集體創作，余秋雨因為他文字表達的能力強一些，
所以讓他統改潤飾一下文字，僅此而已。這沒有什麼不光彩，即使放到現在來看
也是一件好事嘛，用不到忌諱呀！至於余參加魯迅展代表團是我提名的，這個計
劃在當年七、八月間早就確定了，我報了國務院的文物局。為什麼提名他去日本
呢？一方面他在石一歌小組做了不少工作，另一方面魯迅公園的魯迅生平展是我
與他一起去那兒審定的。日本仙台那個魯迅展是以這個展覽為基礎的，所以由我
擔任這個團的團長，人選都是我與文物局商量著定的。事情的過程就是如此，為
什麼要說假話呢？那時候他各方面的表現確實不錯，後來他突發肝炎，住院休養，
去故鄉療養，都是我同意和安排的。他剛得病時，我還去他家探望過，我待他不
薄，寫作組的許多同事待他也都不薄，我不知道為什麼在他作品中不說真話呢？
我還是抱著體諒的心情去理解，也許他有他的難處吧！有人問我，你那時感到他
有什麼不對嗎？我說：我那時確實感覺他的表現很好，他寫的文章，除了個別篇
章有點偏頗外，總體上即便今天看來亦還可以，所以我才重用他。寫作組的文章
很少用真名的，只有他，我想培養他，所以他用真名的文章最多。有人問我，怎
么解釋他以後的表現呢？我只能搖搖頭，當時確實沒有覺察他有什麼不好。那個
時代也沒有什麼個人的名利好講吧，有人問我是否認為這是以後的環境和機會造
成的？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實在說不上來。我說，他人很聰明，有時候聰明反被聰
明誤。我講這個話還是抱著諒解的態度。他有他的難處，那時他要撇清與我們的
聯繫，在那個環境壓力下，也情有可原。人們在生活中一腳錯了，以後腳腳錯，
這是常事。我心中想的還是要寬以待人。設身處地為別人想一想，也就心寬了。
我不喜歡老是抓住別人失足之處示眾，給人一個台階也好。一位朋友起身祝酒時
說：「沙葉新是壞人，我也是壞人，我們大家都是壞人，在余秋雨眼裡，我們都
是壞人。」我說：「不，不，我們大家都是好人。」從主觀願望上講，我們大家
都希望他好啊！我一輩子在朋友同事之間，從未做過落井下石的事。我想作為一
個普通人，說錯過話，做錯過事；這在人的一生中是常有的，人都是在糾錯中成
長的，別把過去的錯，看得太重，改了就是。只要向前看，總還有各種做事的機
會；如果別人有了錯，要給人一個台階，總不能揪住不放吧。相反是自己有錯，
則可以在公開的場合下台階，那就是檢討嘛；也可以一個人偷偷的下台階，那就
是對錯默不做聲，這也很好嘛。總之還是與人為善寬大為懷的好。所以在大多數
場合對余秋雨的事，我都沉默不言，這不是因為余秋雨與我同事過有什麼特別，
我對其他朋友也是如此。（補白：本文在八、九月間寫完，一直壓著沒有發，因
陳冀德建議我別提余秋雨的事，別再給他添麻煩，他的麻煩事夠多了，故我一直
壓著沒有拿出來。九月二十五日在報端又見余在其新作《問學余秋雨》中指桑罵
槐地講批評他的人是暴民心理，說「他們見財、見色、見權都會產生一種犯罪沖
動，他們無處宣洩這種犯罪衝動，只能通過對名人的幻想或誣陷來勉強寄託。」
這些話太過分，不恰當，做人不能如此。即使真有這樣的事，這話也只能讓旁人
來說，你自己不能說。一個人對於別人如何待自己是一回事，至於自己待別人總
要有一點與人為善的心態，總要律己嚴一些，待人寬一些。不能老是以牙還牙地
冤冤相報，如果那樣的話，永遠沒有了結的時候，最終被孤立的只能是自己。令
我不解的是你幹嘛要給自己去背一個「名人」、「大師」、「學者」的包袱呢？
那麼在乎別人對你的評論？個人的是非從來由他人去說，各人各走自己的路，相
信歷史自有公論，幹嘛把自己越描越黑呢？陶淵明在他的輓歌詩說：「千秋萬歲
后，誰知榮與辱」。把個人的榮辱名利得失看得淡漠一些，為人就能坦然得多，
何必那麼自苦呢？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寫作組的老少朋友一起集體過生日，沒有
人提起要請你參加，因為你太自外了。請與不請、來與不來，大家都尷尬，所以
還是免了。）

　　沙葉新先生胃癌開刀的事，我早就聽說了，這次看到他精神還不錯，為他而
高興，希望他能順利地逃過這一劫。這篇談話中講到他跟醫生講：「我什麼都能
承受，你要跟我說實話。」還說醫生很誠實，你生什麼病，他就誠實地告訴你，
這本身就是一種尊重。於是沙先生話鋒一轉，說「好朋友跟我講，少寫點那樣的
文章，傷心傷神。」他講「他們沒有想到我這麼開心！一般批評人要咬牙切齒、
橫眉冷對，我不是，我就是看見你病了，告訴你病在哪兒。我相信你跟我一樣誠
實，所以才告訴你。這是在治病，做好事啊！」我相信沙先生這一番話是出於肺
腑，是好心。沙先生的那些批評貪腐的文章我也讀過，既符合你的心情，也體現
你的個性，你確實是一個耿直而無所畏懼的知識分子。所以與你這樣的人交朋友，
我感到高興，值。然而問題還沒有這麼簡單，就從醫生對病人講病情而言，你能
承受得了，當然可以給你說實話，還有許多承受不了實情的病人，那就不能實話
實說了。我的夫人在二OO一年便得了肺癌，病灶在肺門上，沒有辦法動手術，她
的父親和弟弟都是因肺癌而去世的，我獲悉這個診斷後，直言相告，怕她受不了，
因為她會恐懼焦慮，心理因素也會加速她病情的發展，我還是決定瞞了她，說是
纖維化的陰影，沒有關係，吃中藥調理。另外我讓她快快活活的過餘生，有外出
旅行的機會，總是帶著她同行。我們一起去過海南島，廣州，深圳，成都，綿陽，
西安，浙江的紹興、金華、溫州，江蘇的蘇州、無錫、鎮江和宿遷，這樣儘可能
讓她心情愉快地抱病到二〇〇八年的九月末才去世，在她面前說了謊，善意的謊
言，有積極效果的謊言還是需要說的。所以，是否直言相告，還是委婉的說，那
是因人、因事、因時而異，在動機上必須是善意的，從醫生講是為了治病救人，
因人而異地做決策，但決不能把病人當自己的試驗品；或者出於某種不良的動機
把病人往死里整，這是萬萬做不得的。治病是這樣，治國也一樣，我們都是老人，
都希望兒孫輩在這塊大地上平平安安，世世代代地過日子。除了這個目的還有什
么其他的呢？至於對那些別有用心，借著治病往死里整人的一言一行，那就是另
一回事了，我們與他們之間應該是涇渭分明，對他們的態度，我則是生命不息，
戰鬥不止。有時我也會咬牙切齒，橫眉冷對，因為那是為了保衛我們的國家和民
族的根本利益而戰鬥。所以，魯迅先生這句話還是對的，那就是「橫眉冷對千夫
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沙葉新先生在那篇談話中，還講到他曾與姚文元叫板的事。也就是那篇批評
姚的《審美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時，
我就讀了，我心目中認為這是一篇學術討論的好文章，完全可以各說各的，姚文
元當時是上海市委思想文化戰線上的一個哨兵，他的嗅覺過敏一些，寫批評文章
的時候，喜歡使棍子，缺少平等商量的口氣。周谷城先生是我的老師，在學術問
題上老是受人圍攻，記得他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毛澤東請他去北京，在中
南海的游泳池與他會面，毛澤東翻開《漢書》的《趙充國傳》請他看，告訴他不
要怕別人圍攻，真理有時候就在少數人一邊，要有勇氣，自己觀點如果正確的話，
要敢于堅持。趙充國是漢武帝時留下的老將軍，漢宣帝時，他已七十多歲了，還
帶兵去今天甘肅河西走廊的金城戍邊。他主張在河西走廊屯田戍邊，這樣可以減
少國家養兵戍邊的費用。為此，他上書給漢宣帝，天子把他的建議交給公卿們議
論，反對的人多，贊成的人少。趙充國幾次向朝廷書奏往複，堅持自己的建議。
《漢書·趙充國傳》稱：「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
利害，后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
『皇帝問后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
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這樣既減少了戍邊的兵員，又加強了邊防。毛澤
東要周谷城讀《趙充國傳》是鼓勵他要敢于堅持真理，真理不一定在多數人一邊，
真理愈辯愈明，要允許年輕人起來辯論，在辯論中使年輕人成熟起來。老人要在
辯論中不怕當靶子，那樣有利於年輕人成長。關於《紅樓夢》的辯論，毛的宗旨
也是如此。記得有過一場關於形式邏輯的辯論，復旦有一個政治課青年教師沈秉
元來找我，他反對周谷城關於形式邏輯的主張，他戰戰兢兢地拿文章給我看，我
知道他的論點站不住，但還是鼓勵他拿去發表。後來文章在《新建設》雜誌上發
表，這就引起形式邏輯的討論。在理論上周谷城是對的，但還得支持青年敢於起
來向權威挑戰。辯論中勝敗不是主要的，但只要努力堅持正確，改正錯誤便能前
進。記得還有一件事，周谷城在報刊上提出了無差別境界的說法，立即引起姚文
元的批判，當時我就覺得周先生主張有理，因為從藝術欣賞上講，可以有物我二
忘的境界。這是從美學角度講的，姚文元則是從哲學上講，差別和矛盾是絕對的，
雙方爭論的概念不在同一個範疇。姚文元顯得強詞奪理。對姚文元我還是抱著理
解同情的態度，他沒有在專業上受過嚴格的訓練，一個高中生在組織上要他擔當
思想文藝戰線的尖兵，這實在難為他了，所以他會亂放槍，誤傷了許多同志和朋
友。但是從為人講，我與他十年相處，他待人還是律己嚴，待人寬，還是一個厚
道的人。至於他拿文章當棍子，那是他那個角色決定了的，不能怪個人。我說一
個關於姚文元的笑話，他字寫得不好，與我差不多，文革期間他簽的文件送到毛
澤東那兒，就露餡了，毛澤東要他臨帖學字，這就要我去國畫院找好的字帖給他，
乘機我就動員那時市委的頭頭一起去國畫院，推動畫院的工作，給畫家們落實政
策。因為有毛澤東的令箭在手，便能號令諸侯了。在一九六三年批評姚文元的文
章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即便在文革前夜，討論《海瑞罷官》的問題時，有的青年
寫文章批評姚文元的文章。本來不應該算什麼帳，許多問題是我們基層的幹部政
策水平不高，過激的做法造成的。我在寫作組吸納青年進來時，從未因此劃線，
有一位青年作者寫文章在報刊上批評姚文元，我仍然吸收他進寫作組，我完全知
道這件事，但從未向他提起過，免得別人提心弔膽的。寫作組解散以後，他在
《解放日報》一樣被重用，負責過《支部生活》、《報刊文摘》的工作。其實，
這才是黨一貫的政策，類似的情況決不是個案，寫作組內有炮打張春橋的紅革會
骨幹，有高義龍炮打過於會泳，還有說過江青壞話的人，我一律量才錄用。不僅
對那時的青年人如朱維錚、姜義華是如此，對老人也是如此，如蔣學模、雍文遠、
馮崗、姚鼐、吳雲甫等，對我的老師輩如譚其驤、劉大傑、陳守實、王運熙，我
更是始終尊敬有加，沒有說過他們一句不是的話。包括那時對巴金的工作安排，
甚至沈尹默的遺孀，我都同樣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盡量照顧她們的生活，我這樣
說，並不是各個單位都能如此，我那兒情況有些特殊。記得有一次在康平路小禮
堂開會，王洪文指著我說，你那兒可是牛鬼蛇神的老窩了。我置之一笑，既不答
也不辯。為什麼他會如此說呢？因為我進人都是臨時性的，沒有編製，不用向人
事組織部門備案，所以那時市委的組織組、文教組無法查寫作組的人事關係。而
且我上面有張春橋與姚文元的大紅傘，而張、姚又從未過問我用人的問題，徐景
賢對此也不問不聞，我這個系統，那時的工總司根本無法置喙。王洪文儘管不高
興，也無可奈何！那時我善待的人，我服刑以後，他們也善待於我。不僅沒有另
眼相看，而且往往是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即使余秋雨，有一次我與他狹路相逢，
他也好言相待，他罵了那麼多人，從未罵過我一句，從這一點上，也可見他良知
未泯。關於寫作組的事，我說那麼多，也是為了給余秋雨放下包袱，坦然處之。
說真話不說假話，大家只會更諒解你，一個人的生活總不能離開那個時代的潮流
吧，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

　　從另一方面講，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和爭論，決不應該妨礙朋友之間友好相
處，因為是非和真理究竟在誰一邊，那可需要時間和歷史來驗證的啊！那個事急
不得，急也沒用，即使等到身後也會有人把它說清楚的，否則的話歷史上怎麼會
有那麼多翻案文章。所以，我在這些問題上始終看得很淡很淡，自己的認知，決
不要隨風倒，這才是做人的根本道理。有人罵我，三十多年沒有長進，說我的文
章是狗屁，那就讓人家去罵吧，我決不回罵。

　　沙先生說我寫了一篇文章，夢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一起過組織生活，每
個人都有很長的發言，都寫了出來，很有意思。這是實話，我確實寫過一篇《夢
中生活會》，發在我的博客上，這實際上是一篇帶有荒誕色彩的傳奇，中國古代
有許多說夢的傳奇文章，唐宋傳奇中有《南柯記》，是借夢說事。古典戲劇中有
《牡丹亭》，講的也是夢，拿夢來說事，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是一件平常事，
所以我也借夢來說事。在夢中參加那次政治局生活會的不僅有毛澤東、周恩來、
朱德，還有鄧小平、劉少奇、葉劍英、陳雲、彭德懷，讓那些老一輩革命家們握
手言好，盡除前嫌，有矛盾有分歧，都能在日常生活會上通過交換意見來取得一
致，這該有多好啊！也許在黨的歷史上會避免多少不該有的悲劇，當然這隻能是
我捏了鼻子做夢，因為歷史不能從頭再來，實際只是寄希望於將來。在夢中，我
讓毛澤東與鄧小平互相交心，互相體諒，讓張春橋和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在一
邊旁聽，把華國鋒拒之門外，讓汪東興下跪求饒，這都是開玩笑的事，讓大家看
了一笑了之。文章刊登后，有人說這是寫荒誕劇的素材，然而左派的朋友反對，
右派的人則搖頭，說我是折衷主義的調和派，結果落得一個左右不是人，我本來
是鬧著玩的，好歹夢從來皆由人說之而又是無從驗證的東西。這倒使我想起宋人
李德遠《東西船行》的詩，其詩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
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卻如此。東西相笑無
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其實我這樣說夢，也有根據，記得中蘇十年論戰時，
毛澤東曾經批評赫魯曉夫，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
了。歷史證明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拋棄黨的傳統的結果是亡黨亡國，我說夢
也就是這樣一個意思，對中共而言，毛澤東這把刀子不能丟，鄧小平這把刀子也
不能丟。這次國慶大遊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個方陣一個也不能少，這
樣才能天下太平。儘管他們都有這樣那樣失誤和不足之處，也為後來者留下一些
難題，但他們畢竟都是共和國的建立者和建設者，建國六十年了，迄今我們還是
生活在他們的餘蔭之下，有什麼理由去對他們作過多的指摘呢？

　　沙先生還說到他希望我寫一部真實的回憶錄，而不是一本正確的回憶錄，我
回答說，首先要正確，否則真實就沒有意義。他在談話中，說我還是堅持以往的
認識，稱很敬佩這樣的人，不隨風倒，有自己的認識。說我完全堅持以往的認識，
這也不符合實際，人的認識總是隨著生活的變化而不斷調整自己對以往事物的認
識，哪個人不反思自己的一生，我也不例外。例如我有一本口述的《已申春秋—
—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這兩段史實就是關於姚文元《評價編歷史劇
<海瑞罷官>》發表前前後後的經過；關於一月革命的來龍去脈。這兩件事的全過
程我是親歷者，我當時的認識，與二〇〇五再回憶這二段歷史時，我的認識是有
很大變化的，特別是一月革命我已沒有那時的興奮狀態了，我是在思考它是失敗
在哪裡，徐景賢先前曾讀過我這本口述史，他不同意我說一月革命是一次失敗的
嘗試，他希望我即使不說勝利也不要說它是一次失敗這個定論。我思考了很久，
奪權是文革所以失敗的一個關鍵點，因為它從批判資反路線轉向權力的再分配了，
從此以後在全國範圍派仗不斷，從地方到中央，私心大爆發，所以才有「斗私批
修」的問題，事實上每一次權力再分配時，總會有人伸手，並作出各種各樣的表
現，講一點這方面的教訓還是有益的，但請恕我不能在這裡就這個問題展開了，
我只是藉此說明我並沒有完全一絲不變地堅持以往的認識，但是這個變化，並不
是說我已背叛自己過去為之奮鬥的理想和宗旨了。如何為人的根本理想和宗旨，
這決不能變，也不該變。我還記得毛澤東三次要我標點《晉書·劉牢之傳》這件
事。毛關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教誨。做人不能似牆上草，隨風倒，劉牢
之最終自縊而亡，是因為他三次倒戈，最終他的心腹部下劉襲對他說：「事不可
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即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司馬元顯），
今又反桓公（桓玄）。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講完這句話，劉襲離他而去。
劉牢之身邊的佐吏大家一轟而散。為人不講信用，老是翻臉無情，誰還能與他一
起共事呢？劉牢之成了孤家寡人，最終只能「自縊而死。」從為人講，一個人有
該變的地方，也有不該變的地方。

　　至於真話和正確之間，還是有區別的，正確必須建立在說真話的前提上。真
話只是與假話相對而言，正確是與錯誤相對而言，真話可以是正確的，也可能是
錯誤的，因為人的認識總受一定條件的限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群體性的事
件，一個人在某一群體性事件中的經歷，總要受到一定的局限，往往一個人的經
歷只能是事件的一個局部，或者是其中的一個階段，他在整個事件中的位置只能
是部分，不可能是全體。我們搞歷史研究的都知道這個常識，所以各人表述自己
的經歷時，總受其所處的地位和視角的限制，所以歷史的真實只能在矛盾的陳述
中呈現其本相。我寫回憶錄除了自己的經歷之外，我還是一個終身研究歷史的人，
不僅僅是從個人的經歷來敘述過去的事件，還得從歷史的視角去分析事件的來龍
去脈，尋找事件內部的各種因果關係，從而進一步去審視其經驗教訓。這是我與
別人寫回憶錄，作口述史不同的地方，除了回憶過去的經歷之外，還要多一重思
考的過程。

　　沙先生的主要經歷與我不是相處在同一個歷史時期，我主要在前期，沙先生
主要在改革開放的時期，黃庭堅奉和張文潛詩的第三首，有這樣兩句：「野性友
麋鹿，君非我同群。文明近日月，我亦不如君。」不知沙先生意下如何，對於他
人罵我咒我，我所抱的態度亦藉此詩第二首的二句為言：「張侯真理窟，堅壁不
與戰。難以口舌爭，水清石自現。」我希望余秋雨能也思考一下這兩句話。我還
想到另外一個人，張春橋，那時他在庭上一言不發，這也是一個辦法。它反而給
人們留下了無窮的想象，事情究竟是怎樣，歷史將來會有公論。對於時局，則借
第二首之另二句：「談經用燕說，束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彌九縣。」黃
庭堅此詩作於北宋元佑元年即公元一〇八六年秋，那時正值元佑更化，排黜王安
石新法之際，黃庭堅的觀點與蘇軾相近，不完全贊成新法，亦不似司馬光那樣絕
對排黜王安石的新法。故詩是對著王安石說的，「談經用燕說」指王安石的《三
經新義》有穿鑿附會之處，但燕說並不壞，郢書燕說，這個典故見於《韓非子·
外儲說左上》，指「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當是時，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
曰：『舉燭！』而誤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悅）之，曰：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悅），國以
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所以燕說還真幫助燕國興旺起來，故黃庭堅對王
安石變法還是抱基本肯定的態度。故他在第七首說：「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
朽。」至於所以會「末派彌九縣」，那是因為「諸生有其短，頗負鑿戶牖。譬如
學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為區別否。」「學捧心」的典故出自《庄
子·天運》的第四節，講西施心裡難受而蹙其眉額，醜人以為這是美的表現，便
學西施的樣子，結果更是丑不堪目，所以還是要區別對待，有的是下面「諸生有
其短」，所以玉與石應該區分，不能不加區別的玉石俱焚，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我想，雖然我們的遭遇不完全相同，然在處事用心的根本宗旨上，我們還是相同
也相通的，在許多地方你所作的努力，我還遠遠不如你呢！這是我的真心話，並
非謙遜。祝我們友誼常青。

回復 1# light12
余秋雨是個人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