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零八憲章管窺劉曉波的內心世界

一個被眾多境外網媒熱捧為自由鬥士、中國良心的人，一直引起幾許好奇，但我太草根了，估計此生無幸接近，然自從拜讀其所力薦的零八憲章后，從中不難窺探出其內心的陰暗面，加之今天看到劉曉波在北京被判刑的報道，我也來說上兩句，湊個熱鬧。



所謂的「憲章」，從頭到尾除了重複一些自由、民主等空洞的口號，根本置中國百年的近代史及國情於不顧，盲目斧鑿歐美髮達國家的憲章，結果自然是形是神非，顛倒黑白，不過也不難解釋這種現象，個人認為並不是起草者的認知不夠，而是起草者包裹著一個不可告人的陰謀，就象多維網上給零八憲章的定義：就是從形式到作用都刻意模仿、追隨捷克的「七七憲章」。該「憲章」問題太多，在此處也點評點評，了表一些個人看法，不到之處歡迎拍磚。



其一：缺乏主流民意的認同，是先天性腦殘。說這話，也許會引起不少精英的反對，其實到現在為此，即使不排除網上簽名的真偽，按照國外有關媒體的統計也只有數百人，這點人數放到13億國人中，就說明了所有問題。再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在人權、民主等方面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



其二：完全漠視歷史事實，是「目盲」。該「憲章」在前言部分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我想只要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清楚，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都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以當時的中央政府為例：在63名中央政府委員中，民主黨派和無黨人派民主人士就達30人，6位中央副主席就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3人：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當時的政務院（即現在的國務院）4名副總理中就有2名民主黨派和無黨人士郭沫若、黃炎培，而在中央直屬34個部級機構的109個負責人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就達49人，在此，就不一一點名了。這些材料都是有據可查，有史可考的，請問如此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如此重要的政府內任職，能說這是黨天下？



其三：不傾聽民眾的心聲，是耳聾。該「憲章」還指出「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首先，毛時代的中國所謂「普遍貧困」是相對於現在還是相對於當時呢，起草者並未明示？若相對現在，明顯有失偏頗；若放在當時，中國與被西方稱為亞洲民主楷模的印度經濟也不相上下。起草者單單隻聽到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卻對新中國建立和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民族獨立、社會進步的歡呼聲充耳不聞，這不是耳聾是什麼？



其四：將所有社會問題歸咎於制度問題，犯了政治幼稚病。該「憲章」指出「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這話感覺「體制」簡直是太上老君的金丹，包治百病。倘若這樣，這些精英分子最該到非洲取經去，因為非洲在體制上完全符合他們的要求，不過不知他們有沒有這個勇氣去？其實，很多問題的解決是不能超脫現實國情和歷史源淵的，脫離現實的體制非但不能安邦興國，反而成為禍國殃民的根源，現代非洲諸國就是最好的佐證。



試想一下，一個先天性腦殘、目盲、耳聾、政治幼稚病患者能開出一貼濟世良方嗎？所以零八憲章也好，民主鬥士也罷——除了空洞乏味，更多的只是一種政治攤牌﹐卻無操作性，有的只是誤國誤民，也許再次映證了一句古話：人如其文。

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浮在上面的人往往成不了事的。可惜有的人只願意浮在上面。
就這樣還有蠢人在曼德拉，金大中地替他瞎鼓吹。

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光明日報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

　　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　　

　　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重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愿願跟黨走，但跟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沒有做好工作，而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提倡能夠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黨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1957年6月2日）

主貼說得很有見地。劉曉波其實是在作秀，他也知道他東拼西籌的憲章沒市場，無奈拿人錢財總不能一點不作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