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陳伯達恩怨 江青：他比毛澤東譜還大

　　江青與陳伯達是從延安開始認識的。那時，陳伯達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較少，她主要負責照顧毛澤東的生活。所以，江、陳之間沒有矛盾。據陳伯達說，江青曾兩次向他表示想離開毛澤東，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一段時期江青因身體不好，毛澤東就送她去蘇聯治病。

　陳伯達幫了江青的忙


　　20世紀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但是從未見她到任上過班。後來她成為毛澤東五大秘書之一。


　　江青是個聰明且過於敏感的人。她是演員出身，對於藝術很內行。她也懷有個人野心，不斷就中宣部的工作向毛澤東進讒言。20世紀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張春橋、姚文元秘密搞了一個在部隊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紀要，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看。儘管他們曾幾易其稿，但是毛澤東還是不滿意，讓他們去找陳伯達給改一改。陳伯達當時在上海正忙於工業調查，因有毛澤東的指示，只好為其修改，這才得以通過。


　　當時，周揚夫婦身體不好，剛在北京動完大手術不久，來上海修養。周、陳過去秀才交往，關係一直不錯。陳伯達本想去看望周揚，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擋。江青說：「這裡正準備批判周揚，而你去看他？不行，這讓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陳伯達無奈，只好派秘書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揚以示關切。

江青與陳伯達爭權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陳伯達為小組的組長，江青為小組的副組長。江青為了權力，起初處處關心維護陳伯達。當陳伯達因勞累過度生病住院時，江青曾向文革小組成員鄭重宣布：「小組的大小事情，都要隨時請示組長。」由於江青對陳伯達大獻殷勤，陳伯達便寫報告給毛澤東，說在他生病住院期間，由江青代理組長職務，臨時將權交給江青。這期間，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群眾，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並講話，大出風頭。從此，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就隨風轉向江青，漸漸遠離陳伯達。待陳伯達出院后，江青緊握權力再也不放手。中央文革小組開會還是江青說了算，她隨心所欲，陳伯達得聽她的。從此，陳、江意見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不斷膨脹，到處發號施令。陳伯達為了約束江青的權力，便找王力、關鋒、戚本禹開會起草了給中央的一個報告。報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下的辦事機構，一切言行必須請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會還未完，江青來了，她大發脾氣：「我還是不是代理組長，我還是不是第一副組長！」她看了報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話，並且反覆強調說：「我加上的這句是最最重要的！」


　　陳伯達抱怨：毛澤東痛斥江青的話沒能向下傳達


　　1967年二三月間，陳伯達對我們說，毛主席在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對江青的霸道行徑嚴厲地批評過。毛主席生氣地說：「有人說她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話不對！她是一人之上，萬人之上！她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眼裡！我多次批評過她，她聽了嗎？！她這個人呢，有武則天之心，而無武則天之才！」毛澤東說完后，誰也沒有說話。後來，還是周總理打破沉悶的氣氛，說：「江青同志還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績的。」這時緊張的氣氛才緩和下來。然而散會後，沒有一個人傳達。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會上，還哭鬧著訴委屈：「正因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總是限制著我。這麼多年來，如果不是這樣，我早就放開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陳伯達不滿地說：「別人做錯了事，主席有時生氣地批評別人幾句，就馬上向下傳達，被批評的人，很快就會倒台了。而主席這麼嚴厲地批評江青，就沒人傳達一句，反而還護著她。」陳伯達說完直嘆氣。


　　我們聽完陳伯達的話后，心想，陳伯達自己也挨了批評沒有向下傳達，還埋怨總理。看他情緒不好，我們只能安慰陳伯達說：「總理也很為難，因為江青和主席總還有夫妻關係這一層，而且批評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說過，主席對沒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評的。再說假如沒有正式請示過主席就向下傳達，主席萬一不高興，說這是我的家事，怎麼你們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場了嘛！」陳伯達聽后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陳伯達與江青廁所之爭


　　1968年有一段時間，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轉到了京西賓館。陳伯達因平時喝水較多，年紀大了又有尿頻的毛病，常去廁所。京西賓館會議室附近的廁所外邊門上寫著盥洗室，裡邊只有一個廁所，不分男女。


　　一次，陳伯達剛上完廁所出來，正巧江青推門欲進。這時，江青見陳伯達從裡邊出來，便氣憤地問陳伯達：「你怎麼上我的廁所？」陳伯達吃驚地看了一下門上的標記說：「這哪裡寫著是你的廁所？！」說完便不滿地走了。江青怒氣沖沖朝著陳伯達大聲地說：「今天你闖進我的廁所，明天你還要闖進我的卧室了！」


　　從此，這個廁所就再也沒有人敢去了。


　　江青說：陳伯達比毛澤東譜還大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陳伯達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於當時社會上較亂，組織上出於安全著想，為他配備了一輛蘇制保險吉斯車和一輛國產紅旗車（這些車都屬中辦車隊管），當然他原來坐的那輛灰色吉姆車還在。另外我們工作人員有時因工作出去辦事，就臨時從紅旗雜誌社司機班暫借一輛米色的伏爾加小車用一下。陳伯達為了出去調查方便，也坐過幾次伏爾加。他去工廠、學校、郊區農村時喜歡坐這輛車，不招搖顯眼，較為隨便，但就一樣不稱心，車身小，上下車特別費勁。


　　在一次會議上，江青對陳伯達很不客氣地說：「哼，你比主席譜還大，主席才1輛車，1個廚師。你可好，用4輛車，4個廚師呀！」陳伯達當時就愣了，說： 「我，我哪兒有那麼多車和廚師，我怎麼不知道！」他散會回來后，很不高興地問我們，他是不是有那麼多的車和廚師。我們當時聽了也很吃驚。後來仔細一想，情況也不完全對。陳伯達原來坐的是1輛吉姆車，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組織上給他配備了兩輛車，1輛保險吉斯和1輛紅旗車。保險吉斯車他只坐過一兩次就不坐了，嫌太大，太顯眼，讓人退回去了。紅旗車起初也說太大不願意坐，後來換了1輛小紅旗，開會時常坐。廚師，陳伯達原來住中南海迎春堂時，是不要廚師的，吃飯是工作人員到甲區的西樓特灶食堂打飯吃。1967年，因劉叔晏（陳伯達的夫人）懷疑有人爬她家的牆，讓公安部的人進去查腳印，被江青知道了，被「趕出」中南海。搬到新建衚衕以後，組織上給陳伯達配備了1名廚師。「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地點設在釣魚台，陳伯達自己就住在了釣魚台十五號摟。同時住在十五樓的還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尹達、關鋒以及其他工作人員。按照釣魚台原來接待外賓的習慣規定，住在哪個樓，吃飯也就在哪個樓里。陳伯達住的樓里有3名廚師，特級廚師宋師傅給陳伯達做飯，另外兩位給文革小組成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做飯。這是當時按接待外賓的做法，還未改變。江青可能將這3名廚師和陳伯達新建衚衕家中的那位廚師算在一起，陳伯達就有4名廚師。


　　陳伯達對此極為在意，提出不要廚師，說原來就沒有廚師，要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飯，或者打飯回來吃。後來釣魚台改為各樓就給首長一人做飯，工作人員都集中到十七樓去吃飯，十五樓就留下宋師傅給陳伯達做飯。陳伯達心裡不痛快，起初他只是說飯菜不好吃，味道像飯館的菜飯，說是說還吃些。其實他並非對宋師傅本人有意見。宋師傅看到陳伯達常剩下飯菜，知道他對飯菜有意見，便當面徵求陳伯達的意見，以便改進自己的工作。陳伯達對宋師傅說，你做飯的技術很好，很辛苦，表揚了一番。同時又說，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吃不慣這樣好的飯菜，喜歡吃普通的飯菜。宋師傅也向我們工作人員徵求意見，很誠懇地想改進工作，其結果還是一樣，做好的飯菜，陳伯達只吃很少一點，大部分剩下。


　　1969年12月林彪發出一號戰備令時，陳伯達被遣散住在京西的玉泉山。陳伯達平時吃飯是兩菜一湯，一葷一素。宋師傅每次做好香噴噴的飯菜送上去，魚、蝦原封不動端下來，倒了浪費，別人吃了也不好，只好中午的菜晚上熱一下再送上去。但陳伯達還是未動，照舊端下來。我們每次都勸，陳伯達就一句話：飯館子味，不想吃。急得這位釣魚台名廚宋師傅都要哭了。因為他覺得自己工作沒有做好，常此下去怕影響陳伯達的健康，這可是大事。可能宋師傅也向釣魚台的領導彙報過，覺得自己工作不好。其實，陳伯達的目的就是不想要廚師，和江青鬥氣。


　　米糧庫衚衕的房子裝修好后，戰備解除了，陳伯達搬進了新房，他吃飯還是如此，並提出請宋師傅回釣魚台。我們說，宋師傅走了你吃飯怎麼辦？陳伯達說： 「你們隨便給我做點吃的就行了。你們忙不過來時，就讓李玉元（管理員）做就可以。」我們也不好為難宋師傅，就請他回釣魚台了。


　　李玉元是農村來的，做城裡人吃的飯菜水平差了點，我們倆也就常抽空去做飯。三個人中就王保春還會做幾個像樣的菜，但偶爾為之還可以，長此以往可不行，其間鬧過幾次笑話。我們做的飯菜也比較單調，也就是雞絲麵之類的。陳伯達是福建人，愛吃魚，我們就做紅燒魚什麼的。一次，李玉元去供應站採購了一隻宰好的雞，拿回來洗洗就放鍋里煮，熟了以後，老李準備把它切成絲，做雞絲麵。這時王保春去廚房看看，發現老李切的雞肉絲怎麼有黑色雜物。一看未切完的整塊雞肉上，有個像橘子樣大小的黑糊糊的東西，再仔細看發現，老李煮的雞沒有取出雞嗉子，將雞嗉子里雞吃的雜物當肉切了。幸好發現得早，沒有把它做到飯里。還有一次，李玉元給陳伯達學做了一條紅燒魚。陳伯達開完會回來正餓，聽說老李做的是紅燒魚很高興。李玉元非常高興地將自已得意之作送了上去。這時王保春有事去向陳伯達彙報，一進門，只見陳伯達和平時一樣，邊看書邊吃飯，吃得正香。陳伯達用筷子不停地在那條紅燒魚身上捅來捅去，魚皮都剝得吃光了，可是魚肉和魚骨、魚刺怎麼也分不開，魚肉還露出紅色。王保春在一旁看出了問題，便對陳伯達說：「您別吃了，那魚好像不熟，再去燒一下吧。」陳伯達看不清楚，還固執地說： 「嗯，沒關係。」王保春趕快將魚端到廚房，又回鍋燒了一遍送上去，陳伯達才算吃完了這頓飯。

　在這段時間裡，陳伯達因為感冒，中央開會他請假沒有去。周總理很關心他，同時也知道他讓宋師傅回釣魚台去了，沒有廚師做飯，便給陳伯達打電話，批評他說：「你讓廚師回釣魚台是不對的，怎麼能讓秘書們你做飯呢，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工作嘛！你這樣把身體搞壞了，讓我怎麼向主席交代！」周總理同時也給我們打電話說：「你們有你們自己的工作，還是要找個廚師來給伯達同志做飯，要注意他的身體才是呀！」當時陳伯達正患感冒，周總理介紹了他自己對付感冒的辦法。他對陳伯達說：我有時在感冒初期，喝一杯茅台酒就好了，挺靈的，不妨你也試試看，少喝一點。」陳伯達告訴我們，他也想試試總理這個辦法。我們就為他買了一瓶茅台酒，他只喝了一小杯的少半杯，就受不了了，發起燒來。其實他和總理不一樣，總理平時參加宴會多，還可以喝一點酒。而陳伯達平時一點酒不沾，所以他說：「總理好意向我介紹他的經驗，可到我這兒怎麼就不靈了呢。」


　　陳伯達以後一直沒有要廚師，一直到廬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都是李玉元為他兼管做飯。


　　江青對陳伯達說：我要摘掉你的領章帽徽


　　大約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報社報送了一份有關日本問題的材料，毛澤東閱後有一個較長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看文藝演出，節目沒有完，陳伯達便叫王文耀，告訴在他辦公室值班的繆俊勝，通知人民日報社儘快把這個文件給其他領導同志傳閱。這件事小繆當時就辦了。


　　節目演完之後，陳伯達說是去一樓大廳參加一個在京的宣傳口的會。陳伯達事先不知道，出席中央碰頭會的人大都出席了，會議由江青主持。會議一開始，江青便說：「讓陳伯達作檢討，他管的《紅旗》雜誌，半年不出版。他還封鎖最高指示。」陳伯達聽了一愣，說：「我沒有封鎖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說：「還說沒有，主席最近有關日本問題的指示，你問問別人都知道嗎？」康生在一旁拉著長聲說：「我反正沒有看到。」陳伯達說：「我看了以後，當時就傳送出去了……」陳伯達還沒有說完，江青就把話筒從陳伯達面前搶了過去，說：「陳伯達不作檢討，不讓他說了，我來揭發。你還穿著軍裝，帶著軍帽。」陳伯達說：「大家都穿軍裝，也不是我一個人穿軍裝。」江青緊接著說：「我要摘你的領章帽徽！你知道紅五星的來歷嗎？」陳伯達看到江青這種架勢，知道會議是要批自己，便把頭上的軍帽摘下來，使勁往桌面上一甩，大聲說：「大字報上街！」意思是說，可以貼大字報打倒我。葉群接著舉手喊口號似的說：「擁護江青同志！」場內無人響應，氣氛十分緊張。這時江青好像想起什麼似的，馬上對到會的人員宣布：「在場的人不許出會場，今天的會議不許傳出去，作為一條紀律，誰傳出去，拿誰是問。不許記錄，記了的必須放下筆記再走。」說完，江青繼續說「紅五星的來歷」。


　　散會以後，陳伯達回到家裡，心情不好，情緒極為低落。第二天，他到紅旗雜誌社，在全體人員參加的大會上說了不少喪氣話。他說：「……你們對我有什麼意見可以提，我也有不少錯誤，可以對我提出嚴厲的批評。雜誌半年不出版不怪你們，責任都在我，我沒有抓緊，由我承擔這個責任。你們也可以給我寫大字報，大字報上街都可以……」大家聽了莫名其妙，以為他在說笑話。


　　離開會場之後，我們對陳伯達說：「你不該向大家說這些話，搞得他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有氣無力地說：「唉，昨天的會議，他們一定有人去參加了，會回去說的，不可能不說，他們會知道的。沒有關係，隨他們的便吧……」


　　兩天以後，我們將那次會議的錄音帶從中央辦公廳借來，王保春、王文耀、繆俊勝三人重新聽了一遍。我們對江青的這種無理霸道行為很是不平。這盤錄音帶我們沒有馬上還回去，而是存放在我們的辦公室里。


　　1970年8月，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因「天才論」受到批判后，這盤錄音帶讓我們緊張起來。當時覺得將帶子退回辦公廳，怕江青知道，會引火燒身；不退放在辦公室，也是條罪狀；將它洗掉也不忍心。猶豫很久，我們最後將它放在辦公室不易發現的地方。

江青與中央碰頭會對抗


　　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中央領導人員發生了變化，中央文革小組人員銳減，陳伯達與江青的矛盾不斷，而江青不斷向毛澤東告陳伯達的「黑狀」。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為工作能順利進行，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召集人、中央其他黨政軍領導人參加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來研究重大決策。從此，陳伯達積极參加這個碰頭會議，而不主動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但是，江青並不滿意周總理召開的碰頭會議，她多次催促陳伯達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就一些問題作出決定，與周總理的碰頭會議相對抗。陳伯達總以各種借口推脫，拒絕召開文革小組會議。江青對此非常生氣，但陳伯達是組長，他不參加江青就不好單獨召開小組會議。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住在釣魚台，她事先和張春橋、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每天晚上請文革小組成員看電影的機會來開會。有一天晚上，陳伯達正在卧室床上躺著看書，釣魚台值班室來電話說，江青請陳伯達去十七樓看電影。陳伯達一聽馬上對我們說：「你們告訴他們，說我已經睡覺了。」我們照此轉告了值班室。過了沒有兩分鐘，江青又讓值班室來電話，說：「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達同志。」陳伯達聽后急了，毫不掩飾地對我們說：「你們告訴他們說，我已經吃了安眠藥睡了。哼！什麼看電影，她是又要開小組會，強迫我表態，我不去。你們就說我安眠藥已經發作，起不來了。」說著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說話了。


　　江青批判新啟蒙運動


　　1968年，陳伯達實在不願意住在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裡邊，想離江青他們遠一點兒。可是新建衚衕的家已經被他的妻子劉叔晏鬧得不像樣子了（劉叔晏正和陳伯達鬧離婚），街坊四鄰都知道那是陳伯達的家。中辦管理局給陳伯達另安的新家——景山後街米糧庫衚衕，因房子破舊正在修繕。陳伯達又不想住釣魚台，管理局無奈就臨時將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區，國務院這邊一個大殿北邊，一個很深的四合院。這裡前後幾個院子很長，但幾個院子無人居住和辦公，非常安靜。在那人心慌慌的年代，這裡簡直就是世外桃源。陳伯達很滿意，再三對我們說不要告訴別人，不要讓「十一樓」（江青）他們知道了。我們當時覺得很好笑，對陳伯達說：「 『十一樓』要找你，去問警衛局你住在哪兒，他們敢不告訴她？」


　　當時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陳伯達的茬。他們寫了一篇批判20世紀3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文章，呈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對江青說他不看，讓她找陳伯達看去。一天，江青真的來兒找陳伯達談這件事。江青一進院子見到陳伯達便說：「哎呀，這個地方可真不錯，趕明兒我也來這住。」江青把準備好的批判文章交給陳伯達。江青走後，陳伯達既生氣，又著急。因為1936年至1937年間，中國文化界掀起的新啟蒙運動，陳伯達是主要發起人，這不是直接對著他來的嗎？


　　陳伯達很氣憤地對我們說：「他們這是沖我來的，你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就是30年代我在《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中提出的『反對異族奴役、反對復古、反對獨斷、反對盲從、破除迷信、喚起廣大人民的抗敵和民主的覺醒』,是反日反蔣的，這有什麼錯？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禁止提『反對日本侵略』，禁止報刊上出現『抗日』這個詞，所以只能用『反對異族奴役』的提法來代替，我這裡的『異族』就是指日本嘛。新啟蒙運動的建議提出以後，上海的《讀書生活》、《新世紀》，北平的《現實月刊》、《時代文化》、《北平新報》、《華北呼聲》等等好多報刊都發表文章響應，抗日民主思潮得到蓬勃發展。當時的親日派鄭孝胥、守舊派楊立奎等對此很恐慌，通電宣稱要『剷除』新啟蒙運動。但是進步思潮總是阻擋不住的。」他很生氣地講了一陣。


　　於是陳伯達就翻閱書籍，找出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肯定新啟蒙運動方面的一些言論，讓王文耀都抄錄下來，經他仔細看后，送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看，他們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啟蒙運動，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沒有讓它出籠。


　　但是，陳伯達並沒有忘記江青說要來這個地方住的那句話。為了躲避江青，陳伯達急得不知往哪兒鑽。他對我們說：「這個地方不能住了，她還會來的。」他將這件事電話告訴了葉群。葉群給他出了個主意，說暫時到養蜂夾道幹部俱樂部的游泳池邊上去住，說是林彪在那兒剛住過，較為安靜。


　　就這樣，陳伯達在中南海丙區的大四合院里住了沒兩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中南海外邊的養蜂夾道去了。

　陳伯達撕碎了與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以後，陳伯達住在米糧庫衚衕，可是他在釣魚台十五樓的辦公室還留著，由繆俊勝留守。陳伯達好久沒有去了，想去看看。一天，他去釣魚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拿著照相器材，許多身邊工作人員陪著，興緻正濃地拍攝風景、人物。見陳伯達來了，江青也為陳伯達拍了好幾張，同時還讓別人為她和陳伯達拍了幾張合影照。之後，陳伯達回到自己的十五樓辦公室里坐了一會兒，但總覺得有些不安，便離開了釣魚台。


　　對於與江青拍合影照之事，陳伯達老放心不下，猶豫許久，最後將與江青照相的事告訴了葉群。葉群聽后，對陳伯達說：「這可不好，這讓主席知道了可不好，江青是什麼目的？！」陳伯達聽葉群這麼一說，心裡更加不安。江青洗照片都是在新華社，陳伯達馬上讓自己身邊的繆俊勝坐車去新華社攝影部。照片正好洗完，江青還未取走，繆俊勝向攝影部的人打過招呼就取走了陳伯達的照片。


　　繆俊勝將照片交到陳伯達手中，陳伯達當場就將照片撕成碎片。繆俊勝當時吃驚地說：「唉呀！你怎麼給撕了！新華社知道是我取走的，江青同志向我要，我可怎麼交代呀！」陳伯達說：「沒關係，你就說給我了。」從表情上看，陳伯達的心情一下輕鬆了許多。


　　後來，聽說江青嚴厲訓斥了新華社，而且提出無她的指示，以後任何人不許拿她的東西。

　陳伯達家來了「不速之客」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經定了文章的篇數，並排印有清樣稿，「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斷。大約1968年底，陳伯達因無事可做，便決定重新再編。於是他找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幾個人，編起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印出清樣以後，報送給毛澤東審閱。過了幾天，陳伯達給汪東興打了個電話，講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目前出版的必要性等情況，並且問汪東興毛澤東看了沒有，汪東興告訴陳伯達，毛澤東一夜未睡看完了。陳伯達聽了非常高興。


　　大約是1969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廣場有一個大型群眾活動。晚上看過焰火之後，在城樓上休息當中，陳伯達和毛澤東談話講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書稿問題時說，裡邊有幾篇文章對當前情況是很有指導意義的，應該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毛澤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只是說，你先選幾篇送我看看。


　　晚會散了之後，人們都下了城樓，剩下陳伯達、姚文元和新華社國內部的記者在城樓的西側廳審改當天的新聞稿。定稿之後已經很晚了，在下城樓時，陳伯達和姚文元並肩走著。陳伯達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將他和毛澤東在城樓上的談話告訴了姚文元。


　　第二天下午，陳伯達正考慮給毛澤東呈送哪幾篇文章時，來了位「不速之客」——江青。江青是第一次來陳伯達這個家，她下車後邊進陳伯達家的門，嘴裡邊嚷著：「哎呀！老夫子在哪兒呀！」進來后，她對陳伯達說，她是剛從毛澤東那兒來的，毛澤東同意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我們大家來分頭搞吧，文章由你來分配。寒暄了一陣，江青將《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書稿放下就走了。


　　江青走後，陳伯達很喪氣，他很不願意江青插手。陳伯達估計在城樓上告訴姚文元之後，當天晚上姚文元便將這一信息告訴了江青，而江青馬上就到毛澤東那去搶了這個差事。


　　不管怎麼樣，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總是件好事，陳伯達也有事可做了。在碰頭會上，有人說可以以《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的名義進行工作。陳伯達反對說：「毛主席自己寫的東西，每一篇都經過他本人審改過，不能叫編輯委員會，我們只作了些具體的出版工作，要說只能是一個出版委員會。」會上按文章內容分了幾部分，陳伯達一部分，周總理一部分，康生一部分。我們記得總理那部分是有關經濟建設和財政方面的文章。


　　陳伯達這邊的人來自中央政治研究室，康生那邊是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當時說康生那邊人手不夠，要從政研室調過幾個去。在未調去之前，陳伯達給政研室的同志開了個會。會上在研究如何進行工作時，大家認為，為了全書文章體例的銜接，調到康生那邊去的人，應該經常回來說說情況。但又覺得這樣不大好，怕會引起康生等人誤解。怎麼溝通，想不出辦法來。在大家作難時，王保春建議，調過去的同志，可中途回研究室過黨組織生活，這樣可以順便談一下情況，不就解決了嘛。陳伯達對這一建議非常贊同，大家也都認為這樣好。後來，在陳伯達倒台後，中央專案組審查王保春時，多次逼他交代：「你王保春的點子多得很，陳伯達都很賞識你。」


　　不管陳伯達如何努力，但在江青的多方干擾、破壞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出版工作沒有完成，最後還是被康生總攬過去了。

　江青對陳伯達落井下石


　　在廬山會議即中共九屆二中會上，陳伯達已被批判。會議將要結束前，陳伯達去求見毛澤東。毛澤東接見了他，很平和地對陳伯達說：「你看你把個會議搞成這個樣子，下一步怎麼辦？」陳伯達說：「我下農村去。」毛澤東說：「你去找和你一塊工作過的同志好好談一談……」陳伯達離開毛澤東住地去找江青。江青一見陳伯達便說：「啊！稀客稀客……」江青自己不和陳伯達談，而是驅車帶陳伯達一起去找康生。


　　到康生那裡時，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坐在康生的會客廳里等著，這似乎是早已準備好的。


　　陳伯達坐下還沒說上兩句話，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就同時開火，對陳伯達連諷刺帶挖苦。陳伯達被羞辱得抬不起頭來。一個大文人受到如此待遇，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幾乎當場暈倒。他們讓陳伯達準備下次在大會上向大家檢討。陳伯達說：「我現在腦子很亂，無法動筆寫。」康生說：「你無法動筆，我代你寫。」康生代替陳伯達寫的檢討，用詞相當刻薄，陳伯達都難以起齒。沒有辦法，為了過關，只好忍辱在會上照本宣科。


　　下山回京之後，陳伯達本想回家當農民，過個平民的晚年。他沒有想到被關進監獄度過了18年，期滿1年後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