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比誰更無恥：2009年度中國公眾人物恥辱榜

歲末年終，傳媒紛紛推出種種回顧盤點的排行榜，但都以表揚為主，搞笑為輔，缺少一份較真的恥辱榜。

    讓我們網民自己搞一份恥辱榜吧。在這個笑貧不笑貪、得勢者佔盡便宜的社會，除了歌功頌德、歌舞昇平、搞笑娛樂，也需要有獨立的頭腦去檢點那些醜陋無恥、公然欺世的人與事，把某些無恥釘在恥辱柱上。否則，無恥者會真的以為「愚民」永遠可欺、因果並無報應呢。

    恥辱榜不好做。因為得罪人，因為世上本來就有各種各樣的無恥，每個人心中的尺子又各不相同。我能做的，只能是按自己的尺碼，拋出一塊磚坯而已。

    誰比誰更無恥？我評判的標準都體現於下列的榜單及評語中了。最重要的一項，是看人物言行的社會影響有多惡劣，其對公共權益、公道人心、良知常識帶來多大的污損。評判依據均來自公開報道。

    1.把自己當主子的官僚們

    為是否在本榜單中列入官員，我經過了艱苦的思想鬥爭。

    本來想排除一切官員。因為如果列入的話，這個榜單未免太冗長……

    而且，某些官員的無恥如何排序呢？按情婦多少？按「來源不明」財產大小？按因他們瀆職害死的嬰兒數量、民工數量？像新聞聯播那樣，按級別高低？可是，越高級的無恥俺們越惹不起啊。那麼，只把幾個心直口快「為黨說話」辦事的小魚小蝦排進恥辱榜嗎？對他們來說，豈不顯失公平？

    但再一想，如果真的不計官員，對這排行榜中的其他人來說，又太不公平了!在當今中國，幾乎每一個可恥的人與事背後，都能發現權力濫用或權力不作為的陰影。

    思前想後，只好為所有那些以主子自居的無恥官僚畫一張群像，讓他們坐恥辱榜頭把交椅。這個位置，若他們不坐，便沒人敢坐。

    在這個無恥群體中，用錢扇人、索要性服務的鄧貴大們，質問記者為誰說話的逯軍們，向「暴力抗拆遷」的「燃燒人體」衝鋒的鐘昌林們，並不是最可恥的，他們的無恥城府還太淺、層次還太低；尸位素餐的勞動保障官員，滿嘴「清廉」的高官巨貪，警匪一家的公安局長，公費豪華游的法院院長，也不是最可恥最可怕的，古今中外，貪官污吏從來絡繹不絕，凡有權力處必可能滋生權力尋租，對權力進行制約監督是永遠的任務。

    一個社會最可怕的是，其中的體制催生、庇護權力尋租與權力濫用，它實行愚民政策，獎勵瞞上欺下的鷹犬和奴才，扼制公民對權力進行制約監督批評的任何可能；一個社會中最無恥的人，就是那些用無恥手段維護鞏固這種無恥體制的人，尤其是其中掌控屁民頭腦控制工程的那些官員。因為他們的努力，更多權力濫用者才能繼續冠冕堂皇、理直氣壯、有恃無恐，這個體制和官僚集團才能在自稱自贊中洋洋得意、拒絕進步。

    與那些公然作威作福、耀武揚威、口無遮攔的官員相比，這些官員的水平往往更高，他們的官話說得更漂亮，他們甚至會怒斥另一些被曝光的無恥官員，似乎他們剛剛知道這些醜惡，並不知道製造這些醜惡的制度根源。與此同時，在他們的命令之下，與權力醜惡相關的報道和批評就會被消音，不準聯想，不準深挖，他們恨不能把手隨時伸進屁民的大腦皮層，擦除那上面一切可能讓他們感到麻煩的印跡。他們計劃操控一切文化、信息、教育，進而圖謀控制一代代屁民的所思所想、所有精神生活，抱負大得嚇人。

    雖然這樣的官員時時口稱公僕，但從他們玩弄民意，規定人民怎麼說話、怎麼寫字、怎麼讀書、怎麼看電影、怎麼看電視、怎麼上網、怎麼唱歌，你就知道，他們與那些晃著槍杆子印把子耀武揚威的官員毫無二致，在他們心中，人民同樣不過是屁民，是家禽家畜。

    2.五毛

    上面有視人民為屁民、喜歡控制一切的主子，下面便有主動獻媚、製造虛假民意的奴才。這個扭曲自己人格的奴才群體叫「五毛」，屈居恥辱榜亞軍，堪稱中國一絕。

    五毛真的對「引導輿論」、混淆視聽、「維護穩定」起到了多大作用？我沒看到真正的調查研究報告，所以不敢斷言。可以肯定的是，五毛相當於化妝潛伏的網路超限戰特種兵，不過其假想敵主要是國內網民。不論其作戰效果如何，五毛向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宣示：作為一個人，狡辯、撒謊、扭曲自己的人格，完全無礙，因此還將得到獎賞；作為權力，為了維護統治和既得利益，什麼都可以做，沒有任何底線，沒有什麼真相或真理，沒有什麼公道人心，一切都可以操控，可以製造，可以 「引導」。

    作為網路中往往被網友鄙視的「無名炮灰」，單個的五毛其實是卑微的可憐的，但他們也充分利用網路匿名的自由(這種自由早已是欲控制網路者的心頭之恨，只恨暫時無法改變)，將人性陰暗的一面發揮展示到極致：欲達目的，不擇手段。

    五毛以活生生的網路日常行為，向世界演示的這種超限戰邏輯，才是對社會倫理和社會環境最大的毒害，才是對我們最大的侮辱。

    3.孫東東·聶永豐

    從網路中的資料看，孫東東，這位司法精神病學專家、北大司法鑒定室主任，曾被學生封為「北大十大幽默教師」之一，大嘴能辯，課堂內外，天花亂墜。敢放炮，有個性，本是好事，恃才狂放，也並不可恥。可恥的是，在媒體訪談中斷定至少99%的老訪民是精神病，並建議把他們強制送進精神病院——這是一個老師、學者該說的話么？

    這樣的建議簡直要讓各地長官和截訪幹部喜出望外！

    實際上，他們已經這麼做了，將來一定會爭取更多使用這樣的錦囊妙計，只不過精神病院亟需擴建罷了。

    不幸的是，被截訪幹部強制送進精神病院的訪民，往往真的沒有精神病，恰恰在99%之外的那1%中。

    當然，不出意外的是，只要假以時日，不怕他們不得精神病。原來沒有病的人都將真的有病，我不說100%，至少99%的人最終會真的被「逼瘋」的。

    有學生不相信孫老師說這樣的話是有意向誰獻策獻媚，孫老師只是腦子進水了吧？但看過2008年9月孫東東作為衛生部專家組成員對三鹿奶粉事件發表的談話之後，你就會明白，孫專家維護官家顏面、急官家之所急的做法是一以貫之的。當初他就敢向群眾「負責任」地說：三鹿事件只是偶發的，政府沒什麼疏漏，云云。

    這樣的專家現在還真不少見。他們「做夢」也不會站到與權力不同的立場上，他們的聰明才智、知識學問，似乎會下意識地為權力鞍前馬後幫閑幫忙，卻絕不會錯站到公眾的隊伍中。面對布滿疑雲的公共事件，他們做研究時該有的質疑精神、做知識分子該有的人文關懷便煙消雲散，好像天生就會「顧全大局」，篩選信息，「安撫」公眾……

    也許在這樣的專家中，孫東東算不上最無恥的。但我們不妨拿他做個典型。

    這樣的專家越多，這個社會中有文化有知識的流氓便越多，屁民愚民就得活得愈加小心。搞不好，腎里長滿石頭或變成精神病都不知道，有嘴難辯，跳進黃河都洗不清。

    不要小看這些專家的能量，也不要小看他們用「知識」換來的好處。

    這一類無恥的另一個典型代表，便是為垃圾焚燒技術搖旗吶喊的清華大學垃圾專家聶永豐。

    據《南方周末》2009年12月3日報道，在1995-1998年間，聶永豐的多篇論文還只是論及垃圾填埋污染防治技術。1998年，他還認為：……焚燒因其投資大、運用費用昂貴、操作管理要求高，在我國的發展受到限制。但隨後聶永豐的觀點發生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從2000年起在他的專家意見中，焚燒已成為垃圾處理的首選技術，必將成為大城市和沿海地區城市垃圾處理的一種主要技術。

    2000年，也恰恰就是他申請焚燒爐專利的那一年。網民發現，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資料庫里有聶永豐教授的專利發明25項，絕大部分與垃圾焚燒有關。與此同時，在聶教授的口中垃圾焚燒技術也便越來越先進、越來越安全了。

    記者的調查還發現，那些高調支持垃圾焚燒的環境專家及研究機構，往往與做相關生意的公司關係密切，有的根本就是同一伙人，好像鈔票的兩面，一面是貌似科學中立的專家，一面是瞄準巨大利益的商人。

    專家當然也有他們的言論自由權利，他們的專業水準也許毋庸懷疑，但是當背後涉及專家自身的巨大利益，公眾自然無法簡單相信他們所謂的科學意見，決策者也不應該偏聽偏信。

    被利益傾斜客觀公正天平的專家也是能夠間接殺人的。聽聽廣州李坑垃圾發電廠、深圳平湖垃圾焚燒廠周圍癌症病人的呻吟，看看他們絕望的眼睛，你就能體會到.

    4.鐵凝·周錫生

    恥辱榜上第四的位置必須留給某些名高位重的文化人了。

    說他們是文化人，並不全對，他們往往也是官員或前官員，在中國這樣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中，少有純粹的文化名人。但我們又不能把他們看作普通的官員，因為他們自稱是「心靈自由」、「創作獨立」的藝術家，有些人也真的這麼看待他們。

    在中國，藝術家也是歸黨管的人才。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新聞發言人陳崎嶸說：「作協主席的選舉，和我們國家的幹部任用體制是一致的，群眾推薦，組織考察，通過民主程序，然後提名，投票。我們作協另搞一套，不可能。黨管幹部，黨管人才，作家也是人才的一部分。」他又說：「事實證明，鐵凝主席上來后，反映很好。大家很認可，跟我們黨組相處得也很好。」

    我拜讀過鐵主席的一些小說，感覺挺正常的；也拜讀過她的獻禮雄文《以文學的名義向祖國致敬——寫在中國作家協會成立60周年》，那感覺就很怪異，請看：

    「中國作家協會的60年，是認真學習和貫徹落實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60年。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我國的文學事業，十分關懷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制訂了體現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本質要求、符合文學藝術發展規律的方針政策。黨和政府對中國文學事業和中國作家協會的親切關懷和堅強領導、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是我國文學事業繁榮興旺、中國作家協會工作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證……」

    曾坦承「樂意當官」的鐵凝喜歡寫什麼、怎麼寫，自然有她的自由，只要她不妨害別人的正當自由。作為個人，她怎麼讚美「黨和政府」 的「親切關懷和堅強領導」，都沒關係；但她若要代表所有中國作家激動地匍匐在權力面前，就不僅僅是丟她自己的人了；而她在接受採訪時，假裝不知道書報檢查，對身邊時刻發生的種種新聞出版審查與限制、對中國言論自由受壓制的嚴酷現實完全視而不見，就太可笑而可恥了。

    在2009年10月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前，鐵主席對記者說：「啥叫書報檢查制度？在中國藝術家享有極大的自由。」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鐵主席說：「在中國，沒有人會因為寫作而坐牢。」

    說得多好!「沒有人會因為寫作而坐牢」，有人坐牢的話也是因為「煽動顛覆」或「泄露國家機密」或「詐騙」或「逃稅漏稅」或「危害公共安全」，從來不會因為寫作!老外哪裡懂中文表達的奧妙？

    可以面不改色、心無滯礙地在真話與謊言之間(或者說事物的不同方面之間)轉換，大言炎炎時面帶優雅的微笑，這就是鐵主席在當官的同時保持「心靈自由」的秘訣嗎？

    顯然，善用此秘訣的中國作家絕非鐵凝一人。

    自古至今，缺乏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創作自由，這本是全體中國人的恥辱，更應是中國藝術家、文化人及所有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恥辱、最深的心痛吧。

    然而，奇異並且可恥的是，今日中國不乏聲名顯赫的作家、藝術家、文化人，卻很少有成名者會在言論自由、創作自由這樣的根本問題上站出來說真話、要權利。有人去依附權力，有人沉默，有人玩世，而真誠勇敢、起來擔當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聲音卻始終形不成洪流，為什麼？難道這個民族的精神精英集體犬儒萎靡了嗎？難道他們也相信中國人就不配享有這些自由嗎？

    關於中國媒體的言論自由，2009年度最搞最雷的一句話來自周錫生。

    2009年12月，在國新辦網路局的全國網路管理高端培訓班上，新華社副社長、新華網總裁周錫生給大家講課說：「相對於國外的各種限制，中國的網際網路是全世界最開放的。」

    叫我們怎麼想呢，周先生的說法與我們的日常經驗相差太遠了！

    難道數億中國網民都得了幻想被封鎖、被過濾、被監視的網路被迫害幻想症嗎？GFW(Great Fire Wall)，難道不是世界上最宏偉的防火長城嗎？難道，中國執政者不是世界上在封堵過濾控制網際網路方面投入最多金錢與精力的政權嗎？像朝鮮那樣，乾脆自絕於網際網路世界，倒省錢省事了。

    5.賀海波·陳湛勻

    與官場、娛樂圈一樣，今日中國的學術圈也醜聞不斷。2009年年3月水落石出的浙江大學副教授賀海波、吳理茂等人系列論文造假案，便是典型一例。

    2009 年3月15日，浙大對外通報，在接到舉報后，通過核查賀海波及其所在中藥藥理研究室相關人員涉嫌學術道德問題的論文20篇，發現原藥學院博士后賀海波作為第一作者的8篇論文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剽竊、抄襲原博士生導師實驗數據，以及一稿兩投、部分圖表數據張冠李戴、重複發表、擅自署上他人名字等嚴重學術不端行為。因此，浙大決定將賀開除出教師隊伍。

    而牽連其中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藥學院院長、著名中藥藥理學家李連達，浙大認為，其署名是在本人並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賀海波擅署的，沒有證據表明他參與了論文造假。因此，李對賀海波事件只承擔管理不嚴的責任，不再續聘為院長。在賀海波8篇有造假內容的論文中，通訊作者均署名為吳理茂。因此，浙大藥學院藥理實驗室主任吳理茂也受到處分。

    陳湛勻則是另一起學術造假案的主人公。


    據新華網2009年4月報道，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湛勻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及其跨國投資戰略》過程中，發表的兩篇論文存在抄襲，因此陳被撤銷相關行政職務及學術委員會委員資格。

    論文之一，發表於2007年第6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全文約9100字，其中抄襲2300字；論文之二，發表於2007年5月《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全文約5500字，其中抄襲1660字。

    這兩起個案，不過是中國學術腐敗黑幕的一角。

    為什麼我要在恥辱榜中列入剽竊造假的科研人員呢？

    因為他們消耗浪費的也是納稅人的錢財，因為他們的醜陋行為 也是整個中國社會腐敗與集體虛榮主義泛濫的表現，也是整個社會的恥辱。中國學術界腐敗的程度，與政治腐敗一樣，也已到了禍國殃民的地步。

    由於不合理的體制及腐敗的人心，中國大量的科研經費，最後換來的不過是成堆成堆假冒偽劣的垃圾論文，除了糊弄各種形式主義的考評，其實對社會毫無意義。

    6.侯振東·穆橋石

    你也許不知道誰是侯振東，誰是穆橋石，但如果提起河南新密那位開胸驗肺的張海超，還有廣州李坑的垃圾焚燒廠，你應該有印象吧。通過媒體的密集報道，「開胸驗肺」、「張海超」、「李坑」、「垃圾焚燒」、「二噁英」等都已成為2009年的熱詞。

    侯振東正是那家讓張海超患上塵肺的鄭州振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的老闆，法國人穆橋石則是法國威立雅公司亞太區總裁，威立雅正是那家讓周邊村民終年膽戰心驚的李坑垃圾發電廠的運營商。

    從職業病到環境污染，中國每年有那麼多無辜者受害，除了必須負責的相關官員與專家，是否也應該有相關的企業負責人被拎出來，綁到恥辱柱上示眾呢？

    就是這家振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2007年度的「中國優秀民營科技企業」，在2007年隱瞞了當時職工張海超發現塵肺跡象的體檢結果，後來也一直不給張海超提供必需的材料，因此使得他長期無法正常進行職業病鑒定與治療，加上因為職業病鑒定機構的玩忽職守，最後張海超被迫「開胸驗肺」。

    據張海超說，與他一起在這家公司干過的夥伴，還有得塵肺病的，有的已經死去，最終也沒走完職業病鑒定程序，沒得到企業的一分錢賠償。

    我發現，引起輿論普遍關注、前後持續數月的「開胸驗肺事件」，在振東公司網站上沒有一個字的消息或反饋。

    在媒體的關注及有關部門與官員的介入下，張海超的難題終於得到了解決。但是，還有多少「張海超」依然在生產線上默默勞作、等待塵肺降臨的命運呢？從振東公司那兒，竟聽不到一絲相關的聲音。

    而在整個中國，塵肺病已成頭號職業病，每年死於塵肺病的患者人數是礦難和其他工傷事故死亡人數的數倍。

    有統計說，至2002年底全國檢出塵肺病病人58萬多名，現存活44萬餘名，在已查出的塵肺病人中，煤礦塵肺病人佔49%，達25萬多人。2002年，塵肺病新增病例1.22萬例，其中煤礦系統的塵肺病佔47.6％，年內死於塵肺病的患者達2343例，是礦難和其他工傷事故死亡人數的三倍多。

    這些數據，還僅僅是國有大型煤礦的病例數，還不包括地方煤礦和鄉鎮煤礦。專家估計，其他煤礦的塵肺病發生率還要遠遠高於國有大型煤礦，因此，實際病例數字可能比「58萬多名」多出一倍，達120萬。

    塵肺病是無法根治的，這些人的肺將無可挽回、或快或慢地漸漸變成「石頭」，最終將在呼吸困難中跪著慘死。

    誰應該對這些痛苦的生靈和亡魂負責呢？那些沒有為員工提供足夠勞動保護的老闆們，即使逃過了法律的審判，真能夠裝著沒事一般，逃過良心的審判嗎？

    從報道看，威立雅公司亞太區總裁穆橋石似乎很有愛心，報道說，他每天都會拿出100元救濟別人。威立雅也是號稱注重社會責任、支持環境保護的世界500強企業，他們在廣州運營的李坑垃圾發電廠還被政府宣傳為「環保樣本工程」，但是，附近永興村村民的感受卻如噩夢一般。

    據記者調查，在垃圾焚燒廠建成之前，永興村10、11、12三個村社1993-2005年間，沒有出現過一例呼吸道癌症，其他癌症只有一例。而在2006年垃圾焚燒廠開始運轉后的短短3年間，這3個村社800多人中出現了13例癌症病人，且以呼吸道癌症為主。癌症高發現象不只是存在於這3個最靠近焚燒廠的村社。全村19個社的癌症患者人數在垃圾焚燒廠運營后全部上升。離垃圾焚燒廠不超過800米的第14社尤其嚴重，300個村民中在2006-2009年間已有10人死於癌症，其中9人死於肺癌和鼻咽癌。

    關於一級致癌物二噁英污染，焚燒廠和環保部門並無監測，然而，威立雅李坑項目助理廠長閔延軍認為不必為此擔憂。他稱：垃圾焚燒在低溫下會產生二噁英，在773度時二噁英基本分解完成，爐溫的行業標準是850度，李坑的焚燒爐溫高達979度，所以二噁英會全部分解。

    但是，《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李坑垃圾焚燒廠從「979度高溫」中出爐的黑色爐渣中，居然發現了殘留的繩子、布條、紅色塑料袋，甚至還有沒燒盡的球鞋。

據報道，威立雅公司也曾因村民的投訴於2009年8月31日寫了道歉書，承諾將進行技術改進。

    不管威立雅的說明有多漂亮，穆橋石的私德看來有多高尚，事實是，他們參與建設和運營的李坑垃圾發電廠已成附近村民的噩夢，污染的陰影日日夜夜威脅著數千村民的正常生活。冤有頭，債有主，總該有人被釘上恥辱柱。

    穆橋石不過是中國成千上萬家污染企業老闆的代表。這些企業不管是國企、民企還是外企，他們的利潤都建立在被毒害的生命之上。還有很多污染企業及其老闆，可能比威立雅和穆橋石更應該感到可恥。

    在可恥的企業背後，總能看到更可恥的官員的嘴臉。這一定律在李坑事件中再次得到驗證。

    當記者就李坑垃圾焚燒廠爐渣中發現的塑料袋、球鞋等採訪廣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張建國，張建國聽后愣了愣，然後堅定地回答：「979度的高溫怎麼會燒不掉這些東西呢，你一定是看錯了！」當多名記者就李坑附近出現的大量癌症病例提出質疑時，廣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韻答道：「這是正常的生老病死。」

    一個正常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中的官員，聽到這樣的消息，是不是應該馬上去檢查監督、調查研究、排除隱患呢？

    這些官員的言行，真是恥辱榜上誰與爭鋒了。

三無產品. 版主自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