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途中曾經建立的兩個西藏「共和國」

　　長征途中，紅軍跨越從南方到北方的十幾個省份，經過了十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黨中央鼓勵各族人民實現獨立自治和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權。在這種政策的指引下，紅四方面軍在藏族聚集區建立了兩個藏族人民革命政權——格勒得沙共和國和波巴人民共和國，為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實踐基礎。

　　格勒得沙共和國：藏族歷史上第一個人民革命政權

　　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宣言中提出統一中國本部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實行自治」的主張。1935年1月，中央紅軍進入多民族聚集的貴州地區，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義發表布告，號召各族人民建立蘇維埃政權。同年3月，在川陝蘇區活動的紅四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開始長征。長征途中，紅四方面軍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眾書》中提出：「康藏的民眾要結束這種水深火熱的情況，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權」，「這種政權是以廣大勞動群眾為基礎」，但不拒絕一切真正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的上層人士參加。由於中央紅軍在藏區停留的時間較短，因而在藏區建立革命政權的主要工作是由紅四方面軍來完成的。

　　在紅四方面軍的協助下，四川阿壩羌族藏族自治州的茂縣、理縣、汶川等地建立了工農蘇維埃政府，綏靖縣（今阿壩州金川縣城）成立了回族蘇維埃政府，小金、阿壩、卓克基、瓦缽梁子區、周傘等地建立了藏族蘇維埃政府。

　　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省委駐綏靖城，以領導在大金川流域建立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支援前線紅軍作戰。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體組織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絨藏語譯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國在綏靖縣宣告成立。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領導，隸屬於西北聯邦政府，是藏族歷史上第一個人民革命政權。格勒得沙共和國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省級少數民族革命政權，也是黨在民族地區成立的第一個民族自治地方政權，為後來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實施、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寶貴經驗。

　　格勒得沙共和國統一領導松理茂赤區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據地的革命鬥爭，下設綏靖、崇化、綽斯甲、懋功、撫邊、丹巴、阿壩、卓克基、金湯、阿壩特區10個縣級蘇維埃政府。各縣下設區鄉蘇維埃政府，其主要負責人由選舉產生或上級委派。共和國境內的綏靖縣城還建立了回民蘇維埃政府，不屬於共和國中央革命政府領導，隸屬西北聯邦政府，其領導成員全為回民。

　　在格勒得沙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同時，格勒得沙共和國最高行政領導機關——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成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楊海山、孟興發，顧問鄒通富。中央政府內設內務、糧食、宣傳、婦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內務部部長阿木參，婦女部長李富德。格勒得沙共和國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領導下，根據西北聯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項政策，領導藏羌等各族人民，開展反對封建剝削制度、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實行民族自決、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

　　為了更好地領導少數民族革命，中共大金省委決定成立格勒得沙革命黨。省委在有關決議中指出：「番人革命黨是一種廣泛的群眾組織，這種組織是少數民族中勞苦群眾和小資產階級分子的聯合戰線的具體形式」，並擬定了格勒得沙革命黨黨章。在中共大金省委的領導和幫助下，1935年12月，格勒得沙共和國組織藏族中「覺悟最先進、鬥爭最堅決」、「能為格勒得沙革命黨的綱領堅決奮鬥，不顧犧牲一切的分子」，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黨。格勒得沙革命黨設中央黨部，黨部設於綏靖縣城，成員由格勒得沙革命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是全黨的最高常設領導機關，凈多?孟特爾為中央黨部部長。1936年1月1日，格勒得沙革命黨頒布黨章，規定「本黨完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唯一的領導者，是中國各少數民族唯一的救星。本黨為實現民族獨立、自由、平等，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取得勝利」。

　　格勒得沙革命黨是國際共運史上藏族人民革命的先驅，它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爭取藏族人民的獨立、解放為奮鬥目標。格勒得沙革命黨黨章，實際上已成為格勒得沙共和國團結藏民和其他民族的綱領，對大小金川革命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對紅軍武裝力量的保存和壯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國中央革命政府還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軍，任命卡格爾?江根為總司令，總部設於綏靖，除了有一個400多人的直屬警衛營外，總部還指揮各縣格勒得沙革命政府所建立的一個營的隊伍。格勒得沙革命軍在接受中共金川省委、金川軍區、西北聯邦政府領導和指揮的同時，還接受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領導。另外還建立有番民騎兵連、回民支隊等民族武裝。

　　1936年2月，中共大金省委召開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調整了政策，提出了「擴大民族運動，提高格勒威信，鞏固和發展格勒根據地，健全政府組織，一切政權歸得沙政府」的口號，大大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毛澤東說：「紅軍唯一的外債，是紅軍拿了番民的糧食而欠的債」。

　　為了滿足阿壩地區各族人民對土地的迫切要求，格勒得沙共和國成立之後，在紅軍的幫助下，立即開展了土地革命運動，提出了「幫助回番民眾謀解放、找生路」「取消國民黨軍閥、漢官一切捐稅租課」「分漢官發財人的土地、牲畜、茶葉、布匹給番人」的口號，並宣布「土地歸貧苦農民」，「由廣大群眾發動鬥爭來分配土地」。這些口號很快得到藏、羌等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群眾性的土地革命運動便在革命根據地迅速開展起來。格勒得沙共和國中央革命政府和各級蘇維埃政府組織大批工作組下鄉調查土地佔有情況，登記和沒收地主、官僚的土地，分給缺地和無地的農民耕種。

　　革命政府開辦國家商店、藥店、土鹽店、制幣廠、軍械廠、服裝鞋襪廠等，積極組織人力恢複發展生產，同時打擊反動武裝的騷擾破壞，穩定社會秩序。糧食生產是關係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共和國中央革命政府高度重視革命根據的經濟建設，狠抓糧食生產。革命政府發出了「加緊生產，供給革命戰爭」，「趕快生產玉麥、黃豆、小豆以及各類蔬菜」，「不荒赤區一寸土地」等口號，動員群眾勤生產，多種糧食。為了防止反動地方武裝對生產的騷擾和破壞，革命政府實行「武裝保衛春耕」，派出革命軍清剿反動武裝，保護農民耕種安全。

　　共和國各級政府還積極收購各族群眾的糧食，轉交給紅軍。由於敵人封鎖，糧食極度緊張，各族群眾紛紛將自己窖藏的糧食獻給紅軍。在絕糧困境中，各族群眾與紅軍生死與共，共渡難關。據統計，在紅軍過阿壩地區的前後16個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區域內各族人民支援紅軍糧食約1000萬斤，牛、羊、馬、豬等牲畜約20萬頭。毛澤東曾多次讚揚阿壩羌藏人民的貢獻，說長征時期在川西北地區「紅軍唯一的外債，是紅軍拿了番民的糧食而欠的債，有一天，我們必須向番民償還這筆債」。

　　紅軍留駐阿壩期間，把搞好各民族與紅軍之間的團結作為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條件之一。省委動員紅軍及機關單位採取多種形式，大張旗鼓地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民族歧視；主張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和大漢族主義；主張信教自由，保護各種寺廟等。同時，黨還號召紅軍戰士學藏語，要求紅軍戰士尊重民族風俗，提倡紅軍幹部和少數民族婦女通婚。紅軍非常尊重民族風俗，每到一處，都大力宣傳紅軍的政策，同群眾談心，不許破壞藏族的經書、經堂，保護藏、回人民的寺廟，並准許開展宗教活動。

　　在黨的培養下，一批少數民族幹部迅速成長起來。馬顯文、克基、江根等藏、回青年分別擔任了西北聯邦政府、格勒得沙政府、革命軍團的領導職務。中共大金省委書記邵式平帶頭與藏族姑娘楊秀英結婚，省委宣傳部長、獨立二師政委李中權與當地姑娘三郎切木初結了婚。1936年4月，楊秀英隨邵式平同紅軍一起開往爐霍、道孚。忽然，楊秀英接到在金川的母親病危的來信，便請假返回金川。照料完母親的喪事後，紅軍已開拔北上走了幾天。楊秀英追趕部隊已來不及，在國民黨反動武裝的「追剿」下，楊秀英東躲西藏，流落他鄉，與邵式平失散了。1962年，時任江西省省長的邵式平來信，要楊秀英到江西去。楊秀英擔心干擾邵式平的正常生活而沒有去，一個人安度晚年。

紅色浪潮：各族群眾踴躍參加紅軍

　　在格勒得沙共和國中央革命政府的號召和動員下，出現了城鄉各族兒女踴躍參加紅軍的熱潮。有兄弟同時參軍的，有姐妹同時參軍的，甚至還有全家一齊參軍的。其中茂縣和金川參加紅軍者達1000餘人，理縣參軍的有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汶川縣參加紅軍的達135人，小金縣參軍的達210人。馬爾康黨壩一帶少年參軍的就有72人。僅茂縣第一高小就有100多人參加紅軍。據不完全統計，格勒得沙共和國境內各族參軍的人數共計在2000人以上。在鞏固、保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金川人民和紅軍並肩戰鬥，為革命獻身者逾千人。

　　18歲的喇嘛桑吉悅希在這裡參加了紅軍。1917年2月，桑吉悅希出生在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縣黨壩鄉。這個鄉是藏族聚居區，按照當地的風俗習慣，男孩都要送進寺院當喇嘛，藏語叫「扎巴」。桑吉悅希有三個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時候就進寺院當了喇嘛。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來到阿壩。藏族同胞驚奇地發現，同國民黨宣傳的「滅族滅教」、「共產共妻」恰恰相反，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打土豪，分田地，處處為窮人著想。漸漸地，藏民對紅軍的態度由恐懼轉變為擁戴，他們紛紛找來，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雞蛋，有的強烈要求參加紅軍。

　　桑吉悅希毅然報名參軍，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批藏族戰士中的一員。在參軍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悅希懂藏文，算是知識分子，因此被任命為副隊長，專門為紅軍籌集糧食。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藏族黨員。不久，他被調到藏民獨立師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長。到延安后，毛澤東親自為他改名天寶。新中國成立后，天寶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和自治區政府主席。從八大到十六大，他連續九次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的老黨員在藏族同胞中絕無僅有。

　　天寶回憶了剛參加紅軍時的情景：「那時我們革命積極性很高，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司頭人家多餘的衣物分給窮人，東西多得很，皮袍、氆氌，還有綢緞等。窮人們分到東西，更加熱愛紅軍，青年們踴躍參加紅軍。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整個阿壩地區幾乎都被紅軍佔領。各縣、各鄉都成立了蘇維埃政權。」

　　1936年3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轉移到康北地區，格勒得沙共和國革命根據地逐步被敵軍侵佔。3月26日，紅軍撤離懋功縣城。不久，放棄了撫邊、兩河口。到4月下旬，格勒得沙共和國革命根據地範圍縮小，僅存沿大金川一線的丹巴、崇化、綏靖、綽斯甲等，與紅四方面軍主力在康北新建的波巴人民共和國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

　　1936年7月上旬，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陝甘，格勒得沙共和國革命根據地內的機關和革命武裝隨主力紅軍撤出，參加長征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國的歷史宣告結束。但當地各族人民一直堅持各種形式的革命鬥爭，終於迎來了最後的徹底解放。

　　贊成「興番滅蔣」的波巴人民共和國

　　紅四方面軍到達康北地區后，為了策應紅二、六軍團的戰略轉移，迎接他們前來會師，做好北上的戰鬥準備，便開始在康北建立革命根據地。1936年3月，在道孚籌建了以邵式平為書記的中共川康省委，作為康北地方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康北期間，紅四方面軍幫助藏族人民先後建立了泰寧、道孚、爐霍、甘孜、雅江、瞻化（今新龍）6個縣級波巴（藏語中的「藏族」之意）人民政府。

　　在縣級波巴政府成立后，建立統一的波巴政府的條件成熟了。1936年5月1日至5日，在甘孜縣城召開了波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德格、甘孜、爐霍、道孚、泰寧、瞻化、白玉、鄧柯、石渠、同普、雅江、大小金川等共16個縣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會。5月5日，大會通過《波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隸屬於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這次大會選舉了中央政府的領導成員，多德任主席，達吉、孔撒、格達任副主席，均為藏族，並頒布了中央政府的十條政綱。波巴人民共和國是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其主席和副主席、政府機構各部部長都是贊同「興番滅蔣」的大土司、大頭人等。為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波巴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黨和紅軍派中共川康省委書記邵式平擔任波巴人民政府黨代表，劉紹文擔任顧問。

　　波巴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設在孔薩大樓，設有總務廳、軍事部、民政部、農業部、牧業部、司法部、宗教部、國家政治檢察處等辦事機構。政府組織大綱規定，波巴政府由波巴全體人民推選代表組成，凡年滿16歲以上，不分貧富男女，宗教民族，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有監督政府與服兵役的權利和義務。同時還制定了中央、區、鄉、村寨的組織結構，規定了任期時間等事項。由於時間短促和條件限制，不少政府機構和辦事程序直到紅軍離開甘孜都沒能按照組織大綱的規定建立起來。但它畢竟是在封閉了幾千年的封建農奴制度下誕生的，是西康社會發展史上的偉大創舉，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革命事業。

　　甘孜縣白利寺五世格達活佛被推選為波巴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席，成為活佛參與革命政權的第一人。格達活佛與朱德總司令9次促膝交談，結為好友，傳為佳話。格達活佛為人簡樸、公正，又喜歡幫助貧苦百姓，深受當地藏族群眾的愛戴和崇拜。在朱德的教誨和點撥下，格達開始嚮往革命，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遺餘力地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使更多的人覺悟過來。他更以自己的威望和才能，動員和組織僧俗百姓為紅軍做翻譯、當嚮導、籌措糧草，擁護和支援紅軍。他還主動為紅軍排憂解難，把紅軍醫院搬進了自己的寺廟，親自為紅軍傷病員療傷。

　　在黨和紅軍的幫助下，波巴政府作為一個臨時的民族自治政權，對紅四方面軍乃至後來的紅二方面軍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波巴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如何開展工作成為首要問題。在邵式平的主持下，紅軍開辦了藏族幹部培訓班，前後培訓了100多名藏族青年幹部和積極分子。由於甘孜縣是波巴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所在地，具有在紅四方面軍黨委指導下開展工作的有利條件，所以率先建立了中共甘孜縣委和團縣委，夏顯章任縣委書記，楊波林任團縣委書記。此外，還在孔薩、拖壩、白利、普玉隆、絨壩岔5個區、鄉建立了青年團和婦女聯合會等基層組織，發展了一些黨團員。他們在實施波巴政府綱領，完成黨和政府的各項工作中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

　　為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甘孜縣率先建立起一支由70多名藏族青年組成的騎兵大隊，縣波巴政府副主席達娃洛熱任大隊長。這支隊伍擔負起維持地方秩序、打擊不法分子的重任。他們巡視在城鄉各地，是一支精明強悍的地方武裝。在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同時，還成立了藏民騎兵師。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紅軍的幫助下，波巴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動員和組織廣大藏族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對長征中的紅軍給予了巨大的支援。共和國中央政府遵照紅軍制定的嚴格紀律，把為紅軍籌集糧食和物資作為工作重點，派出幹部和積極分子，不辭勞苦，早出晚歸，挨家挨戶宣傳動員，雖然經常受到冷嘲熱諷或者壞人暗算，但他們毫不氣餒，把生死置之度外。為了支援紅軍，他們跋山涉水，到遠離縣城100多公里的達通瑪牧區，籌集到100多頭氂牛和不少畜產品。在波巴政府的動員下，藏族人民寧願自己挨餓，也要把糧食送給紅軍，僅丹巴縣3個月內就支援紅軍17萬公斤糧食。尤其是波巴政府的各級領導和工作人員帶頭支援紅軍糧食，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僅波巴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就捐糧9萬公斤，甘孜寺及其屬下的7個寺廟捐糧9.5萬公斤。

　　據測算，紅軍在康北地區需糧食約450萬斤。按當時康北人口計算，人均為紅軍提供糧食約45～50公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波巴政府幫助解決的。

　　各級波巴政府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接收和安置、保護紅軍傷病員。尤其是紅二、四方面軍撤出康北藏區北上時，留下了相當數量的傷病員，僅甘孜、道孚、爐霍就達3000人左右。朱德曾親自找格達活佛談話，希望他把波巴政府的事情辦好，團結廣大藏族同胞，堅持鬥爭，照顧好紅軍傷病員，保存革命火種。在爐霍，徐向前親自找縣波巴政府副主席益西多吉談話，委託他保護好紅軍傷病員。在甘孜，僅波巴政府成員趙成武家就收留了5名紅軍傷病員。另外，縣波巴政府還安排每戶可靠群眾家庭負責照顧和保護一名紅軍傷病員。在爐霍，縣波巴政府為了安置和保護好1100餘名紅軍傷病員，專門召開各區鄉波巴政府領導人大會，做出了4條決定：第一，凡願回內地的紅軍傷病員，波巴政府為他們準備好衣物口糧，一村轉送一村，一縣轉送一縣護送；第二，群眾願收留紅軍的，要保證照顧好；第三，傷重的紅軍由各村集中供養，專人負責；第四，宣傳「收養紅軍是積德，傷害紅軍是造孽，殘害紅軍要下地獄」，使留下的紅軍都得到妥善安置。

　　在波巴政府的動員和組織下，藏族同胞把紅軍傷病員當親人，求醫購葯，精心護理，節衣縮食，保證紅軍的治療和生活。不少波巴政府成員和藏族群眾為保護紅軍傷病員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正因為如此，到新中國成立時，繼續生活在爐霍的紅軍傷病員還有123人，甘孜縣城及附近還有64人。

「紅軍，紅軍，今朝離去，何日再歸？」

　　由於張國燾實行錯誤的南下政策，紅四方面軍損兵折將，不得不在康北根據地進行人員補充。在波巴政府的號召下，康北各族人民踴躍參軍，僅丹巴縣的巴度鄉就有270餘人參加紅軍。紅三十軍在道孚、爐霍、甘孜就擴大紅軍200名。波巴政府動員藏族青壯年組成自衛軍，然後一批又一批地將各級波巴政府指揮的自衛軍等地方武裝成建制地轉入紅軍隊伍。另外，紅四方面軍第二次北上時，波巴中央政府組織了100多人為紅軍當嚮導、做翻譯，使紅軍得以順利翻過雪山，走過草地。

　　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在《延安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述：「我們在延安的那些日子裡，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個兒，一頭捲髮，行為比較異樣，說話不大聽得懂的紅軍戰士。通過翻譯知道他是一個來自川西北的戰士，現在延安一所學校讀書識字。看來他和這些多數戰士相處得很融洽。」海倫?斯諾講的這位紅軍戰士，就是藏族紅軍戰士扎喜旺徐，他便是在康北根據地參加紅軍的。

　　扎喜旺徐1913年6月25日出生在西康新龍縣一個貧苦牧民家庭，從7歲開始，就給牧主放羊，當長工，整整過了14年的娃子（農奴）生活，受盡了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之苦。後來，他離開老家，到甘孜謀生。在甘孜城，一個偶然的機會，扎喜旺徐成為他們村子的民族代表，參加了波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談到這件事時，扎喜旺徐總是風趣地講：「我是糊裡糊塗地當上了『民族代表』。」這是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紅軍打交道。紅軍官兵平等待人、和藹可親的態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消除了對紅軍的恐懼心理，對紅軍產生了好感。中共川康省委書記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就問他想不想參加紅軍？扎喜旺徐爽快地回答說：「願意。」

　　後來，正是在扎喜旺徐的說服下，起初對紅軍抱有疑慮、藏了起來的格達活佛回到了寺院，改變了對紅軍的態度。在紅二方面軍離開甘孜北上前夕，扎喜旺徐一個人就籌集到糧食4.6萬斤，后隨紅二方面軍參加長征。新中國成立后，扎喜旺徐先後擔任青海省第一屆政協副主席、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長、青海省副省長、中共青海省委書記、青海省第四屆政協主席、青海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主任、中共青海省顧委副主任等職。

　　1936年7月初，紅二、四方面軍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之後，陸續北上。7月1日晚，格達活佛和朱德總司令話別，兩人親切交談。臨別前，朱德在紅緞上為格達活佛寫下「紅軍朋友，藏人領袖」的題詞，並將自己的八角軍帽贈送給格達活佛，對他說：「這頂帽子留給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紅軍。少則5年，多則15年，我們一定會回來。」紅軍北上出發時，格達活佛動情地賦詩：「雲雨出現在天空/紅旗布滿了大地/未見過如此細雨/最後降遍大地/啊，紅軍，紅軍/今朝離去/何日再歸/啊，紅軍，紅軍/藏族人民的親人/為了祖國的統一/你們歷盡艱辛/願佛主保佑你們/盼你們早日歸回。」

　　格達活佛牢記朱德總司令「紅軍一定要回來，藏族人民一定會翻身解放」的話，將朱總司令的相片和一張紅軍保護喇嘛寺廟的布告放在白利寺釋迦牟尼塑像中珍藏了14年；他掩護和安置了紅軍在甘孜一帶留下的200多名傷病員，使他們免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他十分關注紅軍北上后的情況，聽到青海軍閥馬步芳等殘殺許多紅軍的消息，便專為犧牲的紅軍念經。紅軍走後，他十分牽掛，陸續寫了40多首詩，抒發對紅軍的思念之情。一個多月後，絕大部分傷病員得到恢復和好轉，格達活佛便通過自己的關係，先後將200多名紅軍戰士從甘孜轉移出來，護送他們重新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格達被推舉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當他接到去北京參加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的通知時，心情異常興奮，連夜告訴妹妹依喜拉姆：「我很快就要去北京，去見朱總司令了。」1950年，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召開在即，毛澤東、朱德擬請他作為特邀代表出席盛會。格達活佛聽到這一消息后說：「我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為了西藏的早日解放，我現在顧不上」，「等西藏實現和平解放以後，我再去北京見毛主席和朱總司令」。6月2日，格達活佛致電朱德轉全國政協會議說：「謹以熱忱祈祝大會成功。西藏地處邊疆，首當國防要衝，百餘年即為帝國主義垂涎。當值全國即將全部解放，為建設國防，完成統一富強之新中國，則西藏問題之解決實為當前刻不容緩之急務。竊意西藏解決應以和平為主。」並再次表示，他願去西藏勸和。許多領導同志和友人都為他此行的安全問題擔心，格達活佛不畏艱險，毅然前往。7月10日，格達活佛從白利寺出發，啟程西去。8月，在昌都，格達活佛不幸遭英國特務殺害。

如果當時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是否也會實行蔣介石當年「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答案應該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