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空軍之父林彌一郎

在中國空軍的歷史上，不能不提及東北老航校，在東北老航校的創建史上，也不能不提及為之傾灑熱血甚至獻出生命的300餘名日本友人。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勛顯著者，無疑是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這支關東軍的航空王牌集體加入東北民主聯軍時，計有飛行員20名、機械師24名、機械員72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200人。除此以外，還有一些是從解放區轉送來的投誠和被我軍俘虜的日籍航空人員。以這些日籍官兵為骨幹組成的東北老航校成為中國空軍的搖籃。這裡共培養出飛行員160人，其中23人參加過開國大典的閱兵。當年的空軍司令員王海、空軍副司令員林虎、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劉玉堤，以及曾經擊落美軍王牌飛行員戴維斯的張積慧等人都是從這裡走出的。

林彌一郎，1911年出生於日本大阪府的農民家庭。中學畢業后航校，學成后曾任飛行駕駛教官。1941年9月任陸軍第一師團第五四航空隊中隊長（中尉）不久被派往中國，參加武漢的防空作戰，繼而到廣東，廣西擔任防空任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曾與中國空軍和美國空軍進行空戰，對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國人民犯下不少罪行。關於他的這段經歷，日本空軍歷史上稱：林彌一郎是以勇猛果敢而聞名的戰鬥機駕駛員。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教練飛行隊駐紮在瀋陽東南的奉集堡機場。部隊長林彌一郎更是老資格的飛行員，他一向愛護部下，又有超群的飛行技術和訓練經驗，深受部下擁護。

日本宣告投降后，林彌一郎所在的關東軍第２航空團第四練精飛行隊為了不向蘇軍投降，躲進了深山之中。由於最終缺乏食品決定向中國政府軍投降。但是錯把在東北的共產黨軍隊當成了國民黨軍隊，於是林彌一郎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俘虜。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中國共產黨東北民主聯軍司令林彪以及中共東北局書記彭真決定成立東北航空總隊，要求林彌一郎出來幫助。林彌一郎以改善３００名日軍部下的生活待遇為條件答應了這一要求，並且擔任東北航空總隊的副隊長兼參議。由於發生了通化事件，林彌一郎的幾名部下受到了牽連，中國共產黨中央曾經三次下令要求中共東北局處決林彌一郎。但是當時中共［日軍反戰聯盟］的主任前田光繁（又名杉本一夫，１９３８年在河北被八路軍俘虜，成為了八路軍第一名日軍俘虜，后一直擔任中共［日軍反戰聯盟］的責任人）堅定反對，並且中共［日軍反戰聯盟］的政治委員黃乃一出面做保，林彌一郎才免於一死，但是東北航空總隊的人事權轉移到了前田光繁的手中。

同年３月１日，中共東北局成立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林彌一郎再次被任命為主任教官。林彌一郎在擔任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主任教官期間，在理論、實踐、訓練、教學等諸多方面開創了共軍航空的基礎，培養了大量的優秀航空人材。包括王海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民志願軍飛行員均為林彌一郎的學生。林彌一郎為共產黨空軍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軍事專家稱為解放軍空軍之父。

事實上，儘管抗日戰爭已經結束，三年內戰期間，東北的國民黨軍隊仍然在「間接」抗日。

蘇軍向出關八路軍總共移交戰俘59.4萬名，具體被中共留用人員有以下幾個說法：

① 日中經濟貿易中心理事兵頭義清1943年參加八路軍，解放戰爭時在38軍112師335團。他透露日本有個38軍戰友會，大概10000多人，僅東京地區就有幾百人，335團的有好幾十人。兵頭義清說：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里，曾經有差不多10萬日本人。四野一般一個連編有一個日軍步兵班,這些日軍訓練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體戰鬥力，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② 根據當時日軍官員回憶錄：八路在60萬關東軍中搞了個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價換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間是重視責任感，他們誤認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團隊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幹便要求留下，換取大部分袍澤的平安歸國。

③ 有官方報道表明，近萬名醫護人員在林羅軍中服役。

④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藤松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外界公布：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一共有14萬人或被迫留在東北中共軍中服役，或滯留在中共控制區內生活；加藤局長肯定地認為，據他們周密調查，起碼有6萬名日本軍人直接為中共軍於前線工作，有教授士兵開炮打槍的，有教授飛行技術的，有跟隨部隊做出戰術指導的，也有駕駛坦克和國軍直接交戰的。以上記錄見諸於《紐約時報》，1948年9月29日。


另外，林彪的部隊里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前滿洲國的偽軍。當時在國民黨內有人曾提議收編前滿洲國偽軍，但被陳誠拒絕。這些偽軍最終被不擇手段的中共收編了去當炮灰。為打倒中國政府作出了貢獻。

請你注意一點，共黨沒有使用日本戰犯，而且參加共方的醫護人員很多是日本平民。這個和國民黨方面大量使用日本戰犯如岡村寧次，如策劃炸死張作霖的何本是性質完全不同事。而國民黨方面大量成建制使用日本戰犯（不是戰俘！），當時的的軍調對國民黨方面給與了更多批判。而你所引用的的共方使用日戰俘直接作戰的例子，為何沒有當時軍調處的記錄？

抗戰勝利後山西滯留日軍的最後下場

http://www.sxkp.com 2009-7-27 14:13:54 太原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廣播《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政府及日本大本營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日本投降書籤字不久，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即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提出，「華中長江與黃河尚有30萬日軍，建議暫不繳械，由本人率領，在貴司令的統一指揮下，幫助國軍圍剿共軍。」這一圖謀，遭到中國政府嚴辭拒絕。 　　

　　部分日本人「捲土重來和確保海外日本人勢力」的戰後構想成了泡影。但是在山西省，由於經濟、政治方面特殊的原因和條件，日軍殘留的圖謀卻得以實施。經濟方面的原因，是山西具有軍國主義勢力圖謀戰敗后復興所必須掠奪、利用的豐富資源和潛在生產力。政治方面的條件，是軍閥閻錫山的存在和日本侵華期間開展「對伯工作」（閻錫山，字「百川」）的基礎；特別是抗戰勝利后閻錫山想利用日軍對抗解放軍的企圖。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與現實條件，駐晉第一軍及其他侵晉軍國主義分子，醞釀、策劃並實施了「山西殘留」：利用軍閥閻錫山留用日軍對抗解放軍的企圖，在閻的「屋檐」下暫時蔭庇，而以具有獨立控制力的軍隊殘留下來，輔之以經濟、政治、文化、情報和社會殘留，把山西變成日本實際的殖民地，用戰勝國的資源服務於戰敗國的經濟復興，等待國際局勢變幻，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陸擴張的前進基地。 　　

　　1945年8月初到9月初，山西軍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就日軍投降與二戰區受降，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高橋坦、第一軍司令澄田睞四郎、參謀長山岡道武等接觸交涉。在此期間，雙方便談及「日本寄存武力於中國」問題。隨後即派員秘密談判，達成協議：將投降后的日本軍人編成部隊，置於閻錫山的編製下；閻錫山對「殘留」下來的日軍提供優越條件，官佐階級在原基礎上提高二級（一說三級），兵士全部給予軍官待遇……到1946年4月，殘留日本主體部隊編製日本軍人已有6600多人。　　

　　殘留活動策劃、組織者還企圖使「殘留」下來的日人勢力與山西這個中國社會結合，紮根、生存，進而重新佔有山西。據現有檔案資料綜合分析，編入殘留部隊的日軍，安插在山西經濟、政治、情報、文化等組織機構的日本軍人和僑民，連同所帶家屬，總數約在12000人左右。為殘留日軍開辦消費合作社、「慰安所」，為殘留日僑創辦學校、俱樂部，建立殘留日人社團、創辦殘留日人報刊，也在實施或籌劃中。 　　

　　日軍有組織地殘留，保留武裝繼續戰爭，引起「軍事調處執行部」關注。1946年1月，八路軍即向日軍發出通告：「日軍在投降后仍然和戰爭結束前保持同樣的武器，不將兵力集結一處，而是部署各個要點，這違反《波茨坦公告》。」2月，軍調部太原執行小組共產黨方面代表，專門到原日軍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元泉馨殘留部隊駐紮的「東沁線」視察。3月，軍調部美方代表、美國總統杜魯門特使馬歇爾與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到太原視察。 　　

　　為避免違反《波茨坦公告》而引發國際問題，殘留組織者採取將殘留日本軍人「就地複員」，及偽造技術人員身份和名冊的辦法，瞞天過海，繼續殘留。1946 年4月，從形式上下令撤回編入特務團人員，旋即著手部隊改編。5、6月間，殘留日軍部隊特務團、鐵路（公路）修復部隊編為山西保安總司令部。1947年3 月，保安總司令部編為山西野戰軍。1947年6月，即正式編為陸軍暫編獨立第十總隊。總隊部設在太原市新民正北街原侵華日軍第一軍司令部，辦公處稱「復興樓」，從總隊長今村方策到各團骨幹力量，基本是日本人。1948年3月，十總隊改稱「太原綏靖公署教導總隊」，實質並無變化，習慣上仍稱十總隊。 　　

　　由於殘留活動的組織實施，侵華日軍第一軍司令澄田睞四郎掀去戰犯的帽子，被聘為閻錫山的軍事顧問。第一軍參謀長山岡道武有專門設立的 「武顧問室」，一一四師團師團長三浦三郎有專門設立的「蒲研究室」，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旅團長元泉馨有專門設立的「元副總司令辦公室」。日商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河本大作等，被聘為閻錫山的經濟顧問。這些軍國主義分子，仍舊住著公館，坐著小車，享受著優厚待遇。殘留日軍在主體總隊之外，還組建了由日軍軍官任總司令、總教官及部隊骨幹的機甲隊。數百日本官佐並被派往閻錫山軍事組織擔任教官，對部隊進行日式訓練。日本軍人則唱著「將士的紅領章，恰似萬朵櫻花開」的日本軍歌，在汾孝戰役、晉中戰役、太原戰役等作戰中，頑抗中國人民解放軍，屠殺和殘害中國人民。 　　

　　然而，在解放戰爭摧枯拉朽的炮火聲中，軍閥閻錫山逃身海外，附植於閻錫山軍隊的殘留日軍，也隨閻軍的覆滅而覆滅。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原第一軍參謀岩田清一、原日偽山西省公署顧問城野宏，及十總隊日軍殘寇不到400人，在其司令部「復興樓」全部被俘。十總隊總隊長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殺。至此，閻錫山部隊中的日軍已基本被解放軍全部殲滅

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的戰犯河本大作的最後歲月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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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繼開 於 09-11-19 20:28:22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臭名昭著的日本戰犯河本大作(1883~1953),日本國兵庫縣人。這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在從軍以後,一貫鼓吹用武力侵略中國。1926年至 1929年,他擔任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1927年6月,日本內閣總理兼外交大臣田中義一召開「東方會議」,河本大作作為關東軍司令武藤信一的隨員列席會議,提出「使滿洲脫離中國本土,置於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主張。
　　
　　罪行累累惡名昭著
　　
　　「東方會議」之後,河本大作積極活動,於1928年6月上旬導演、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妨礙日軍在東北進行侵略行動的北洋政府大元帥張作霖。暗殺張作霖事件不僅引起世界輿論大嘩和英美兩國政府的干涉,還打亂了日本田中內閣的戰略部署,造成了適得其反的後果,日本一些軍政要員,也認為河本大作等人的做法過於露骨和拙劣。1929年5月,一意孤行的河本大作被田中義一內閣和日軍大本營免去關東軍高級參謀職務,內定永久不能晉陞軍級。
　　1932年10月,在「皇姑屯事件」完全平息以後,河本大作被任命為滿洲鐵路理事。1936年10月,出任滿洲炭礦理事長。他堅持以中國人民為敵的立場,瘋狂推行「人肉開採」政策,以中國人民的生命來換取日本國所急需的礦產資源,在東北大地上製造了許許多多掩埋中國勞工白骨的「萬人坑」。
　　河本大作於1942年9月從東北來到山西太原,接替太田文雄(日本大倉財閥代表),擔任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山西產業株式會社表面上是一個企業實體,實際上是日本軍國主義對華進行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的組織。河本大作上任以後,多次在各廠長參加的會議上強調:「本會不是贏利性企業,而是經濟軍團司令部,要進一步加強生產,以貢獻於大東亞戰爭。」他親自組織「山西急進建設團」,強行徵募和驅使大量青年勞工為日本國掠奪山西煤鐵等物產賣命。他還夥同日軍第一軍經理部、偽山西省政府日軍顧問室,徵集19至21歲的中國壯丁,押送到山西產業社所轄46個工廠和礦山,強迫進行高強度勞役,為日軍實行「現地自活體制」賣命。另一方面,通過日本在河北、河南等地的駐屯軍,以招收民工為名,誘騙貧苦農民,到山西各地的煤礦鐵礦,強制進行長期的超負荷的禁閉勞動。在武力的支持下,日軍對山西的豐富礦產資源進行了瘋狂的掠奪。掠奪的對象包括煤炭、鐵、錳、鉛鋅、硫磺、石膏、池鹽、芒硝、木材等等。對於掠奪山西資源,河本大作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提出了一個長遠的設想:「對山西的政策,應採取將山西的煤運往日本,而不是採取在山西建立重工業的方針。為此,必須以山西豐富的石灰石、無煙煤與黃河的水利發電為必要材料,建立一個瓦斯工廠。其次大力開採太原到介休間的石膏礦,以製造水泥、硫銨、急性硫酸和建築材料。」
　　日本侵略者對所有勞工進行殘酷的盤剝和壓榨,導致勞工大量死亡。僅在大同礦區,就製造了14個「萬人坑」,害死礦工6萬多名。
　　另外,河本大作還積極參與日軍山西派遣軍的情報、策反活動,與第一軍司令官澄田中將密謀招募中國士兵,彌補日軍兵源的嚴重不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河本大作策動山西產業株式會社300多名日本職員投靠閻錫山。閻錫山將山西產業株式會社改為西北實業公司,仍委派河本大作擔任「總顧問」參與管理。他還策動其他日本工程技術人員留在山西,為閻錫山政權管理工廠、礦山,維修軍事設施。
　　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的河本大作,還勾結偽山西省公署日本顧問輔導官城野宏、山西派遣軍第一軍情報參謀岩田清一少佐等人,共同發起「在晉日人殘留運動」, 串聯戰敗的日軍官兵和技術人員及其家屬,繼續與閻錫山「合作」、「寄存武力」,為「復興祖國」而「殘留」下來。他竭力鼓吹什麼「日本的復興之烽火,應從山西之一角燃燒起來」。閻錫山則為了「共同防共」、保持自己在山西的統治,對所有日本「殘留」人員給予優厚待遇,對留用的日本軍人,全部給予軍官待遇,在現有級別的基礎上連升三級。1947年夏,閻錫山將「殘留」日軍改編為「暫編獨立第十總隊」,與人民解放軍作戰。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太原發動總攻擊,2600多名「殘留」日軍有500餘人戰死、700餘人被俘,其餘的投降。這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侵略者,最終難逃與閻錫山政權一起覆滅的命運。
　　
　　在押初期拒不認罪
　　
　　太原解放后,河本大作和城野宏、今村方策、岩田清一等日本戰爭犯罪分子,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一直在太原關押。太原日籍戰犯管理所設在小東門看守所內。外層關押中國犯人,內層關押日本犯人。從外層到內層有三道門,不是「聯合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不能進入最後一道門。工作人員一般都在內層食住,伙食為一般幹部的「大灶」,住宿較緊張,像普通教室大的寢室,安設兩排通鋪,20多人並排而睡。山西省調查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罪行聯合辦公室成立以後,檢察機關就將河本大作作為偵查、起訴的重點對象。他是日軍指揮機關的高級參謀,罪行重點在日軍侵略方針制定和重大侵略事件的策劃上。河本大作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的罪行被社會公開揭露的材料比較多,但有關河本大作其他的罪行材料卻不多。河本大作是所謂的「中國通」,侵略經歷長,資格老,架子大;他的「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絕不會輕易低頭認罪;他還愛耍小聰明,放「煙幕彈」,反偵訊經驗多,使得偵訊方對他過去的高層次的幕後陰謀策劃活動取證非常艱難。
　　當時,負責偵訊河本大作案的,有一位年輕的大學生。他就是越南歸僑葉季龍。葉季龍1931年出生於越南,幼年時回國求學。1952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被分配到山西省法院工作。1953年2月,葉季龍被借調出去參加遣送日僑的工作。5月初,遣送日僑工作結束,葉季龍正式調到山西省調查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罪行聯合辦公室,擔任書記員兼做偵訊工作。
　　於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戰犯和這位初出茅廬的中國大學生,展開了一場場較量。
　　葉季龍不敢掉以輕心。他抓緊一切時間和機會,學習相關的法律與政策,熟悉司法程序;提前了解與分析案情,作出自己的初步判斷,在審判評議會議上做好筆記,特別注意聽清重點審判員、庭長的意見和總結髮言,隨後和自己事先的判斷相比較,找出差距,不清楚的就虛心請教;另外注意總結學習心得,一月作一次大的總結。這樣,很快縮短了和老同志業務上的差距。
　　他用一個多月時間,反覆閱讀有關河本大作的卷宗材料,在總體上對他的案件有了基本的把握。他理清了思路,提出了偵訊河本大作案犯的總體計劃。領導批准了他提出的偵訊計劃。
　　偵訊開始時,河本大作低垂著頭,但時時都在窺視對方,尋找掙扎、逃脫的機會。他看到葉季龍是一個年輕人,以為他閱歷淺薄,知之甚少,在供述侵華罪行時,竟然大放厥詞:「中國的東北和日本帝國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日軍將士用鮮血換來的滿洲,如今一切都被奉天軍閥蹂躪了。」「日本在大陸經營全被搞垮了。」
　　面對他的這一套顛倒侵略與被侵略、奴役和被奴役關係的強盜邏輯言論,葉季龍當場嚴正地指出:你不要站在當年侵略中國的立場上說話,這裡不是你在「東方會議」上陳述侵略主張的場所。如今你必須認清你是在中國的土地上,你不過是一個失敗的侵略者。你必須從侵略失敗中醒悟過來,你要對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表示應有的反省與懺悔,老老實實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在第一次偵訊交鋒中,我方先給河本大作定位為「失敗的侵略者」,打掉他那股「征服者」的傲氣。
　　在偵訊中,河本大作還繼續兜圈子,不交代實質性罪行,對他和家裡的女佣人以及女佣人的親閨女同居之事卻津津樂道。葉季龍立即加以阻止。
　　
　　在後來的偵訊交鋒中,河本大作供認:他從到關東軍司令部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鼓吹對中國採取主動攻擊的侵略政策。他主張的具體策略是:趁張作霖的 30萬軍隊敗退時,在山海關解除其武裝,進而控制「滿洲」。河本大作對形勢的估計與策略獲得關東軍司令武藤信一的認可與支持,武藤信一根據河本大作擬定的《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計劃》在「東方會議」上作了發言。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一的隨員身份列席會議。「東方會議」按這個思路最後形成了《根本解決滿蒙問題》的武裝侵佔的基本方針。河本大作根據這一方針擬定了詳細的日本關東軍解除中國奉軍武裝的作戰計劃。後來因為日本天皇敕命遲遲未下達,只好放棄原計劃。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河本大作又開始策劃暗殺張作霖的陰謀。
　　當問到為什麼要把矛頭直指張作霖、非置之死地而後快時,河本大作說:「張作霖是日本扶植起來的,後來越來越不聽日本帝國的話,忘恩負義的行為不勝枚舉,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葉季龍當面加以駁斥:「這絕不是朋友間的『忘恩負義』問題,你這是地地道道的強盜邏輯。你們日本人把張作霖當作『傀儡』,屢次逼迫他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滿足你們苛刻無理的要求,遭到他的拒絕。這才是你們殺害他的主要原因。張作霖是中國人,有起碼的民族意識和氣節。他說:『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父母祖宗的墳墓所在地,我不能出賣東北,以免後代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你們的所作所為,是對我們中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侵犯,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徑。因為張作霖沒有滿足你們的侵略要求,你們就可以在他的國家的領土上,在他的家門口將他炸死嗎?誰給你們的權力?這樣做符合國際法的哪一條?」
　　關於「皇姑屯事件」是如何謀划與實施的,河本大作開始時交代得較膚淺,可是對同牢房的犯人卻盡情吹噓。他描繪陰謀策劃是「必死之陣」,從說服關東軍司令官到情報調研,從選擇炸車地點到爆破方法,以及兵力配備、人員落實等等,每一步和每一個細節,都準備得十分具體,並有2~3個方案可供對比選擇,做到隨機應變,萬無一失。其中,對川島芳子用色情窺探張作霖行程等,則視為自己的「絕妙傑作」。
　　後來,偵訊人員通過管教人員和日籍戰犯城野宏等的接觸、交談,獲知河本大作在同伴中吹噓的全部內容,又經過做針對性的思想工作,河本大作才在偵訊過程中不敢再敷衍了事,對由他主謀並親自實施的「皇姑屯事件」做了比較深入和詳細的交代。
　　「皇姑屯事件」之前,河本大作曾陰謀策劃在炸車之後,趁奉天以及周圍社會動亂,挑起大規模武裝衝突,然後使用武力徹底解決滿洲問題。為此,河本大作在奉天大和旅館門前集結了一個旅團的兵力。他估計,張作霖被炸后,他的衛隊可能會進行報復。那時,可令參謀尾崎大尉率領關東軍與之交戰,攪亂局勢,進而以 「維持治安」為名,出兵佔領奉天乃至全東北。但由於不了解河本大作真實意圖的關東軍參謀,在3日夜裡解散了集結在大和旅館門前的那個旅團,緊急集合命令又被參謀長齋滕中將嚴令阻止,所以事件並未按他所策劃和希望的那樣繼續發展。當時奉天當局已識破日軍的陰謀詭計,為了穩定局勢,防止日軍趁機舉兵作亂,一方面讓奉天督軍參議臧式毅、奉天省長劉尚清勸阻了奉天軍隊的自發報復行動;另一方面對張作霖去世一事嚴密封鎖消息,秘不發喪。

　　河本大作在受審中,對這一段罪行作出與事實不符的交代。他說,爆炸過後,他親自帶軍醫到張帥府去慰問,目睹張作霖傷勢很重,腸子已流出腹外,必死無疑;當天立即電告日本軍參謀本部說「張作霖已被炸死」云云。事實上,當時河本大作對張作霖是死是活並不知悉。隨後讓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的夫人借口去慰問,實則探聽消息。這位夫人見帥府燈火通明,氣氛祥和,接待她的主人面無戚容,談吐從容。這些狀況讓日方「摸不著頭腦」,使得河本大作的進一步陰謀未能得逞。
　　1928年12月29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發表通電,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實現了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統一領導。日軍暗殺張作霖事件造成了適得其反的後果。田中義一首相得知河本大作炸死張作霖時,沒有露出勝利的笑容,反而流著眼淚長嘆:「孺子不知父母心,一切都完了!」
　　
　　防線崩潰低頭認罪
　　
　　當審問到1949年4月20日,在太原機場最後一班飛機起飛,河本大作為什麼不逃跑的原因時,他開始時狡辯說:他曾經在日本駐朝鮮公使館當武官時,岸信介是他手下的僱員,如今岸信介當了日本首相,他無臉回國作岸信介的臣民。葉季龍立刻批駁他說:1949年4月岸信介還被美軍關押在監獄里。他當首相是 1955年釋放后的事。河本大作只好承認:沒有逃離山西回國的真正原因,是「擔心被美軍關入牢房」。
　　經過一次次的較量,河本大作的抵抗情緒越來越弱,花招也越耍越少,心理防線徹底崩潰,只好交代自己在中國在山西犯下的種種罪行。這其中的原因,一個是 「角色轉換」的結果。昔日騎在中國人民頭上為非作歹、囂張狂妄不可一世的軍國主義分子,如今淪為「階下囚」,面對強大的正義的力量,自然沒了「底氣」,深知自己不過是一隻小小的螳螂,哪有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力量!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政府對待戰俘的政策的強大威力。尊重被俘人員的人格,不打不罵,在生活上讓他們享受「中、小灶」待遇(即原來的將、校級軍官待遇),又有醫療、文體娛樂,還讓家屬探監,使改造犯罪分子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批批罪惡累累的戰犯懺悔認罪,請求寬恕,並鼓勵和幫助周圍的戰犯悔過自新,重新做人。
　　河本大作通過學習,思想認識也有所提高。他說:「通過學習和反省,我懂得了『凡事做過頭,就會走向反面』的道理。張作霖不願當親日派,我炸死他,結果他的兒子張學良率領奉軍迅速倒向親美的蔣介石那邊,這是我預料不到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策劃與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七七盧溝橋事變,獲得的是短暫的軍事勝利。但在槍口下生活的中國人民不甘心情願當亡國奴,他們跟共產黨、八路軍走。是日本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把老百姓都趕到共產黨那邊了。日軍偷襲珍珠港成功,我曾為之歡呼,後來才懂得它產生了幫助敵人的副作用:激怒了美國人民,有力地幫助了羅斯福總統動員美國人民擺脫和平主義,迅速行動起來,同仇敵愾,投身於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使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變成眾矢之的,陷入人人喊打的汪洋大海之中。侵佔別國的領土、主權、利益,必遭反抗。武力征服引來毀滅性的武力報復。」
　　河本大作說:「事情做過頭了,後果適得其反,這是從我一生的經歷中取得的教訓。」
　　河本大作在交代完他的主要罪惡后說:「我輸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窮兵黷武政策輸了,天皇的大陸政策以及發動的『聖戰』徹底輸了。我們給自己挖掘了墳墓,我認罪,罪有應得。我願在認罪供詞上簽字划押。」
　　他一次又一次當著大家的面,懊喪地跪在地上叩頭,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懺悔,謝罪道歉,請求中國人民寬恕。
　　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在未及審訊和接受公開審判前,就因年邁體弱,病死於太原日籍戰犯管理所,終年71歲。
　　(責編唐越)

岡村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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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村寧次
1884年5月15日 - 1966年9月2日
Yasuji Okamura.jpg
岡村寧次
出生地點：         日本 日本東京
逝世地點：         日本 日本東京
國家：         日本 日本
隸屬：         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日本陸軍
服役年份：         1905年 - 1945年
軍銜：         陸軍大將
統率：         第11軍、華北方面軍、第6方面軍、支那派遣軍
參與戰役：         日俄戰爭
第二次中日戰爭
獲得勳章：         金鵄勲章
旭日章

岡村寧次（1884年5月15日－1966年9月2日），日本帝國時代陸軍上將，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也是日軍投降前夕受命上任的中國戰區最高負責人。而後以白團在日本的總負責人身分持續協助中華民國對抗共產黨。
目錄
[隱藏]

    * 1 生平
    * 2 岡村寧次與五卅運動
    * 3 參考
          o 3.1 參考書
    * 4 外部連結

[編輯] 生平

1884年5月15日出生於東京四名坂町的一個沒落的武士家庭，1890年3月入坂町小學，8年後畢業。1897年，考進了東京專門學校（1902年更名為早稻田大學）的附設中學部。

1898年轉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后升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1899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04年作為第16期學生畢業，同期畢業的還有日後的三位大將：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和安藤利吉。同期的岡村寧次、永田鐵山和小畑敏四郎被教官們公認為第16期最優異的「三羽鳥」（即「三傑」）。

1905年4月岡村寧次在步兵第四十九聯隊，作為新編第十三師團的一個小隊長參加日俄戰爭樺太島（即庫頁島）戰役。其後駐紮在日本侵佔的朝鮮。

1907年至1910年的3年間，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清國留學生隊中尉區隊長，帶過3期156名中國留學生，其中不少人日後成為中國著名的軍事人物，如閻錫山、孫傳芳、李烈鈞、何應欽。

1910年12月，岡村寧次被推薦進入日本陸軍大學。27歲娶星野理枝。次年10月得子岡村忠正。1913年11月，以第25期第8名的成績畢業。

1914年8月，調任參謀本部外國戰史處。1915年2月，被日軍參謀本部派到青島搜集日德作戰史資料（日本1914年佔領德國在山東殖民勢力範圍）。

1921年6月，被陸軍省選派與土肥原賢二等人赴歐美考察，在英國、法國、瑞士、德國停留，會見當年的學友東條英機、山下奉文等少壯派法西斯軍官，暢談「改造」日本軍隊使之法西斯化的「宏大偉業」，圖謀推翻文官政體等問題，締結了「巴登巴登盟約」，結成了日後在軍界政壇的盟友集團，到了昭和時代，這些人正式成立了「二葉會」，后改名為「一夕會」。

1920年代在受孫傳芳聘請任孫軍事顧問的時候竊取到了江浙一帶1∶20000的軍用地圖、華中中部地區1∶50000軍用地圖等。日後，日軍在武漢作戰所用地圖大部分就是岡村寧次此次竊取的。

1927年任日本陸軍步兵第6團團長時，在山東濟南製造了濟南慘案。

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之後調任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駐滿洲國武官等職。

1933年春，長城戰役爆發，在「華北危急，平津危急局面下。」他代表日方與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簽訂了《塘沽協定》。

1934年起，歷任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部長、第2師師長、第11集團軍司令、軍事參議官等職。

1938年下半年，指揮了武漢會戰。

1941年晉陞為上將，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

1944年，先後任日軍第6方面軍司令和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他在職期間，推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對中國實行「燼滅掃蕩」。

1945年9月9日，於南京舉行受降典禮時，代表日本政府簽署降書。

1949年1月26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其「無罪」，並被釋放回國。

    岡村寧次判決文（節錄）：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三十七年度戰審字第二十八號

    岡村寧次，男，年六十六，日本東京人，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日本陸軍大將，被告於1944年11月26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係發生在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第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既形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閱時及各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准執行有案，此項散處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依法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1949年1月26日

1950年，被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軍事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

1955年，擔任日本軍人組織「戰友聯盟」副會長，後任「鄉友聯盟」會長、名譽會長。

1966年死於東京。
[編輯] 岡村寧次與五卅運動

1925年，中國爆發了五卅運動，在上海領事館工作的岡村寧次在日本政府與中國親日派軍閥間穿針引線，破壞這場運動，並打壓排擠英國的在華商業利益。

岡村先唆使英國人出面鎮壓工人運動，引發中國人的反英情緒，同時岡村代表日本政府背地裡資助「沙基慘案」後成立的一些罷工組織，使得日本從這場反帝愛國運動中先行脫身，擺脫了成為運動所針對的帝國主義對象的困境。6月23日「沙基慘案」後，華南等地大規模抵制英貨，日本商品乘虛而入，奪取英國在華市場份額，導致1925年日本對華出口總額，在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大背景下反而較前一年增長了12%。

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無罪釋放之謎
    文/李臻 主編    　 來源：中外書摘
    他的整個軍旅生涯就是日本侵華史的縮寫版，當他的僚一一受到法律嚴懲的時候，他卻活著回到了日本。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點，伴起航的汽笛，美國輪船維克斯號駛離了上海黃浦江。經過數日的顛簸，維克斯號抵達日本橫濱港。船上那位65歲的老頭兒在上岸之前，請同船的理髮師替自己梳理了一番，還換上乾淨的襯和西裝，然後他強打精神登上了碼頭。等待他的是手持鮮花的學生，以及他在中國作戰時的舊部下。老頭兒向迎接者們致以切的微笑，心裡卻比哭還難受，畢竟他剛從戰俘監獄出來沒多久，並鬼使神差地撿回了一條性命。此人正是1945年日本投降時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

    七年前在碼頭歡送岡村寧次去中國幹壞事的東條英機一干人等，隨著二戰結束，已大多化成灰土，而犯下了累累戰爭罪行的岡村寧次，如何能在二戰結束后的第四年活著回到日本呢？
原因要追述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於此前一直避免與日軍主力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軍還大多集結於四川、貴州一帶的大後方，不可能迅速趕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軍的投降。另一方面，八路軍、新四軍等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武裝，在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聲以後，已經發起了戰略性的大反攻。新四軍迅速收復了大江南北的十幾個縣城，主力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漢等地。蔣介石望著進攻到大城市邊上的新四軍、八路軍，感到國民黨中央軍是如此鞭長莫及。

    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形勢一樣微妙。德國已經投降，美國的海陸空軍從太平洋上攻到了日本的家門口。為了敦促日本投降，美國於8月6日向日本廣島投下了剛剛研製成功的原子彈，死傷數十萬人，日仍然沒有投降的表示。美國不得已在8月9日再次向日本長崎投下一枚原子彈。同一日，蘇聯紅軍三個方面軍共計160萬人跨越中國境，強渡額爾古納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迅速突破日本關東軍的防守工事，向滿洲腹地挺進，關東軍第一梯隊30萬人被擊潰，其餘部隊向縱深地帶潰逃。至此， 「大日本皇軍」已經萬劫不復，如果堅持抵抗，只會被盟軍攻入日本本土，招來像德國那般的毀滅性打擊。日本裕仁天皇這才在激烈的內閣爭吵中，出面規主戰派們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無條件投降。

    鑒於當時美蘇積極爭搶勝利果實的形勢，東京大本營給「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發來密電：「此際莫如將紅色勢力引中國本土，使之與美方勢力發生衝突，引起東亞之混亂，從而日本可坐收漁翁之利。」也就是說，東京暗示岡村寧次應該放手讓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部隊接收，使其實力進一步增強，往後與國民黨爭奪天下，最終導致美蘇反目，甚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倒是符合作為戰敗者的日本統治集團當時的報復心態：事態於己不利索性先把水攪渾，日後伺機而動。

    但是，東京指示並不符合「中國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的個人願望。他認為：一則共產黨人的反日情緒明顯高於國民黨人；二則國民黨在國際上直接和美國打交道，代表中國政府，順從國民黨的旨意或許能使自己在戰後的審判中撈些好處。

    8月16日，蔣介石致電岡村寧次，命其繼續守崗位，並負責維持秩序，所有武器裝備必須移交國民黨中央軍，決不可擅自移交給其他軍隊。

    岡村寧次立即複電蔣介石：遵令執行。同時命令所屬部隊：在原地等待重慶政府軍隊來接收，對共產黨軍隊的任何要求，堅持予以拒絕，必要時可採取武力自衛。兩天後，岡村寧次親自給在華日軍起草了《和平后對華處理綱要》，綱要指出：「皇軍停戰後，切不可松鬥志，要繼續堅持不屈不撓的氣魄和鬥志，加強對重慶政府的支持，要促進重慶中央政權的統一，協助中國的復興建設。關於移交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問題，要根據慶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時間、地點，完全徹底地交付重慶政府軍隊。」曾經在中國戰場上不可一世的岡村寧次，如今為了個人考慮，已經成了蔣介石委員長的馬前卒。換作一年前，他每天做夢都在琢磨著怎樣把國民黨中央軍一舉圍殲，怎樣把蔣介石的重慶陪都炸個稀巴爛……

    8月中旬，新四軍軍部曾派馮少白等到南京與日軍總司令部聯繫受降事宜，岡村寧次得知后，採取敷衍態度搪塞，同時，又派參謀主任橋島等到盱眙縣黃花塘新四軍軍部，以種種借口拒絕向新四軍投降。八路軍的談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莊等地也遇到同樣的拒絕岡村寧次對共產黨非常不合作，對國民黨卻是另一副嘴臉。8月27日，國民黨「陸總」前進指揮所主任冷欣中將抵達南京時，岡村寧次派小林淺三郎總參謀長率領百餘名高級軍官前往機場迎接。當晚，小林淺三郎代表總司令在新街口福昌飯店宴請冷欣。席間，小林對冷欣說：「我們盼望著由你們來接收。這幾天，我軍在前線仍在與八路軍、新四軍對峙。他們要受降，我們命令部隊抵抗。上海中共地下黨準備組織10萬工人大起義，與新四軍蘇浙軍區裡應外合攻佔上海，這一行動被我們制止了。」冷欣對此表示感謝，稱：「如果沒有貴軍的大力協助，許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產黨的天下了。」接著，雙方相互敬酒，場面十分親熱。更有甚者，岡村寧次一改「上將按例不拜中將」的驕狂態度，主動以自己的上將身份拜會了中將冷欣。

    二戰結束初期，200多萬日軍、日僑很快就順利地返回國內，幾乎未受到人身傷害。這在人類戰爭史上恐怕都堪稱奇迹。自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欠下中國人民累累血債，從旅順大屠殺，到南京大屠殺，到七三一部隊的細菌戰……中國人完全有理由對身為階下囚的日本人進行肉體報復或是流放關押，但是中國人沒有這樣做。一是因為我中華民族之寬厚仁義的本性，二是當時國民黨內部掀起了一股所謂的「中日合作親善」的潮流。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為了「不刺激對方」，對投降日軍，不稱俘虜，而稱「徒手官兵」。

    當然，蔣介石對岡村寧次個人的處置，就不完全是寬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帶有強烈的反共色彩。

    9月9日舉行過投降儀式后，10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率一些高級將領，與岡村寧次舉行了「親切會見」。雙方就反共合作問題進行了密談。何應欽等人聲稱：「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儘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於中日之合作。」此時的所謂「中日合作」，無非就是共同對付中國共產黨。果然，何應欽提出：「對日戰事結束了，國共戰爭就要開始，我們對共產黨作戰困難不少，蔣主席說要請貴軍協助。」

    岡村寧次點頭贊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國投降，就應該忠實地為中國政府效勞。」

    中秋節那一天，何應欽派人給岡村寧次送去了月餅和茅台酒，像招待自己的親戚。

    1945年12月23日晨，岡村寧次「突蒙蔣介石委員長召見，遂去總司令部作短時間面談」。
    一見面，蔣即對他在接收過程中給予的合作表示感謝，並躬身問安：「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請不要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我們會盡量給予便利。」岡村寧次後來回憶當時情景說：「蔣介石和藹之情溢於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國共兩黨的戰爭全面爆發。在何應欽、湯恩伯等人的建議下，岡村寧次被秘密聘為國防部高級軍事顧問，以發揮他所謂的「軍事天才」。此前，岡村寧次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根據對八路軍作戰的經驗而編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譯成中文後大量印發給國民黨軍各級指揮官。

    在這個敏感的時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經在東京正式開庭。1946年8月和10月，遠東軍事法庭兩次發出傳票，敦促中國政府把岡村寧次送到東京審判。中國八路軍延安總部公布的日本侵華戰犯的名單中，岡村寧次同樣被列為一號戰犯。

    面對國際軍事法庭的敦促，面對全國人民和共產黨方面的責難，國民黨方面完全棄之不顧。1946年年底，為了藏匿岡村的行蹤，國民黨當局把他從南京薩家灣原日軍總部大院遷居到鼓樓以西金銀街四號—— 一座非常隱蔽的別墅。岡村寧次在這裡一住就是一年多。當然，他並沒有閑著。俗話說「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受了國民黨如此大的恩惠，他更應當努力地工作。隱居期間，岡村寧次著述頗豐，它們是《毛澤東的兵法及對付辦法》、《圍點打援是共軍的作戰特點》、《從敵對立場看中國軍隊》、《以集中兵力對集中兵力殲滅共軍》等等一系列協助國民黨與共產黨作戰的文章。同時，國民黨軍事當局每策劃一次新的作戰計劃，其作戰廳總會有人來造訪岡村寧次，拐彎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關於戰事的看法，甚至後來岡村寧次被內定「無罪釋放」臨回國之前，負責死守大上海的湯恩伯還去追問他對長江防禦的「高見」。

蔣介石為何無罪開釋日本戰犯岡村寧次？

2009-02-16 08:36:46   華夏經緯網

  

岡村寧次


　　上個世紀50年代，在台北陽明山的國民黨高幹訓練班——「革命實踐研究院」里，有一位特級軍事教官，國民黨高級幹部見了他得恭敬地稱他 「老師　」，要向他敬禮。這個人是黃面孔，乍看上去頗像中國人，還有一個中國的名字，可是他壓根兒就不是中國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侵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

　　蔣介石「准其以勞績贖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宣布向盟國無條件投降。當時，蔣介石妄圖在美國武力援助下，壟斷接受日本投降的權利，但他的軍隊主力遠在西南大後方，短時間內難以遠奔至華北、華東、華中、華南淪陷區接受日本投降，而八路軍、新四軍又拒絕他「原地駐防待命」的命令。於是蔣介石遂企圖利用岡村寧次手下的百萬日軍，「保持現有態勢」——拒中共武裝部隊於敵占區之外，將日軍所有的武器裝備及淪陷區的一切，悉數為他的軍隊所接受。

　　岡村寧次十分明白蔣介石的良苦用心，立即複電，表示謹遵命令，「與國民政府緊密結成一體，斷然對付中共」，將「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國政府軍，「為充實中央政權武力做出貢獻」、「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為，則斷然處罰之」。

　　1945年8月27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奉蔣介石、何應欽之命，飛赴南京建立「前進指揮所」，為受降做準備。當冷欣跟岡村寧次接洽時，岡村寧次露骨地建議，願以128萬在華日軍的戰鬥部隊幫助蔣介石打共產黨。據白崇禧透露，岡村寧次的建議深獲蔣心，給予「嘉許」。後來因美國人反對以及其他種種考慮，蔣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運用投降的百萬日軍去「勘亂」、「剿匪」。8月31日，隨冷欣一道赴南京的侍從室參議邵毓麟約見岡村寧次，轉達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承諾，即「准其以其勞績贖罪，免以戰犯懲處」。何為勞績？即「必須完整無缺地向國民政府移交佔領地盤、武器彈藥、軍需物品及各種設施，凡不法擾亂治安者，不視為蔣委員的部隊，應斷然採取武力自衛，毋庸躊躇。」岡村寧次連聲允諾：「我將全力遵守蔣委員長訓令，不負蔣委員長期望。」

　　果然，以後當八路軍、新四軍在敦促日軍繳械投降時，日軍非但拒不執行，還以武力相對抗。華北、蘇北的八路軍、新四軍不得不通過激烈戰鬥才收復為日軍所盤踞的一些城鎮。

　　受降儀式何以不交日本軍刀？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侵華日軍向中國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岡村寧次不但幸逢蔣介石的「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且代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投降的主官，竟是他的「中國好友之一」的何應欽。何應欽跟岡村寧次曾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頗深。曾代表蔣介石與日軍妥協，簽署《何梅協定》，成為人所共知的親日派。誠如岡村寧次後來在回憶南京簽降時所說的「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將軍投降，頗有安全感、輕鬆感。」

岡村寧次在接受審判


　　按理，在神聖的受降儀式上，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最典型的動作應是雙手托起曾經指揮官兵屠殺中國人民的軍刀，面向受降的中國將領鞠躬，然後拱手將軍刀上交，這也是投降的標誌。然而，在南京受降儀式上，岡村寧次卻沒有交出軍刀，成為令目睹受降大典的中國人和盟邦友人的最大遺憾。

　　原來，9月8日，何應欽飛抵南京，當晚便派他的參謀王武秘密到岡村寧次住處告訴岡村寧次，參加投降儀式時可以佩帶指揮刀，但必須在抵達禮堂、進入投降席之前將指揮刀私下呈繳何應欽，否則就不要帶軍刀。帶與不帶，可由岡村寧次自己選擇。岡村當然不願成為當眾呈繳指揮刀的敗將，而寧肯當「不帶軍刀的將軍」。

　　按盟軍統帥部規定，投降一方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禮，受降一方均不回禮。然而，當日方的小林參謀總長向何應欽呈交降書敬禮時，一向對日軍奉若神明也自甘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何應欽，居然起身答禮，引起一片嘩然。

　　受降后，在與岡村寧次的會見中，何應欽就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向岡村寧次袒露真言，發表了一段「高論」：「我曾說過，中日相戰兩敗俱傷，結果將使共產黨勢力做大。此事不幸為我言中。我任軍政部長以來，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國內情況未能如願以償；而日本軍部內，也有不諒解蔣委員長和我等真實意圖，因此，遂啟戰端，誠不勝遺憾之至。」

　　蔣介石親自撫慰

　　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比起日本前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 「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土肥原賢二、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夢想當中國皇帝的板垣征四郎等人來說，運氣要好得多了。這些人作為日本甲級戰犯，於9月 11日，就被進駐日本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下令逮捕歸案。而岡村寧次卻得到蔣介石的格外「關照」。

　　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中共曾提出了一份戰犯名單，把岡村寧次列為頭號戰犯。各界一致贊同，紛紛籲請國民黨當局迅予拘捕交法庭公審。蔣介石對此卻置若罔聞，以至於東條英機等戰犯在東京落入法網之後，國民黨政府照樣承認敗軍之將岡村寧次的指揮權，只是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改為「中國戰區日本善後總聯絡官」，其原有的官邸、衛隊、座車，原封不動地被保留享用。

　　蔣介石刻意安排最親日媚日的何應欽去受降，就是要通過何應欽向被打敗的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表示「親近」、「友好」，使其為己所用，結成反共盟友。

　　12月13日，由重慶飛抵南京的蔣介石立即派人通知岡村寧次來陸軍總部會見。上午9時半，岡村寧次按時到達，蔣介石面帶微笑，對這位降將問候有加：

　　蔣介石（下稱蔣）：「你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地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盡量給予方便。」

　　岡村寧次（下稱岡）：「深感厚情，生活蠻好。」

　　蔣：「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殊堪同慶。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岡：「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志，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岡：「完全同意。」

　　以上這段話，出自岡村寧次的回憶錄。岡村在回憶錄中還說：「蔣委員長特意安排了這次會見，以好言相慰、和藹近人，深感敬佩。」感激之餘，岡村寧次匠心獨具，專門為蔣介石、何應欽撰寫了一篇《從敵對立場看中國軍隊》的軍事論文，闡述國共軍隊的戰略戰術和作戰特點，建議國民黨軍隊如何利用共產黨軍隊的弱點，採取特別戰術予以應對。

　　設計逃脫國際軍事法庭審判

　　1946年1月19日，駐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宣布，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岡村寧次被列為戰犯，駐日盟軍總部幾次照會國民黨政府，要求將岡村寧次遣送日本受審。岡村寧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難免，終日憂心忡忡。

　　為使岡村寧次免受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蔣介石召集軍政要人商討對策。幾經斟酌，蔣介石最後拍板．借口遣返工作尚有許多事情未了，仍需岡村寧次留下處理。 1946年10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決定：「岡村寧次大將不得歸國，但不得拘留，仍以聯絡班長名義，配屬參謀若干人，於當地生活。」

　　蔣介石肆意包庇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第一號戰犯岡村寧次，激起舉國共憤。中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發表文章，予以無情揭露、鞭撻，其他報紙也同聲響應。1946年12月29日《大公報》發表合眾社延安17日電：「第一號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對中國人民犯下燒殺掠奪等嚴重罪行，而蔣主席卻待如上賓，為此正受到延安的責難。」

　　在輿論壓力之下，蔣介石不得不把岡村寧次交付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但在公審之前，國防部王俊中將奉命透信給岡村寧次：「根據國際情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您和松井太久郎列入戰犯名單，但暫不歸國受審。為了敷衍輿論，也可能移交軍事法庭審理，但審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毋庸掛慮。」

　　其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照會中國政府，要將岡村寧次引渡日本，出庭為受審的甲級戰犯作證。蔣介石指示外交部，以岡村寧次身患疾病推託。1948　年3月29日，岡村寧次經蔣介石特許，轉赴上海療養，被安排住進一所非常幽靜的王宅，對外絕對保密，淞滬警備司部派出便衣軍警，對王宅實行嚴格保護。

　　1948年8月23日，人們期待3年已久的對岡村寧次公審終於開庭。在法庭上，岡村寧次百般推諉狡辯，拒不認罪。最令旁聽者憤慨和不能容忍的是，由國防部戰犯處理委員會為岡村寧次選定的辯護律師江一平竟然以辯護為名，為岡村寧次歌功頌德，建議免罪。岡村寧次對辯護人敢於大膽為其辯護，深表感激。以至於事隔多年後的1961年，岡村寧次赴台北，曾專門拜訪江一平，對其再度表示謝意。不久，岡村寧次申明「有病」，要求保外就醫，很快就得到國防部恩准，由監獄搬出，仍住進王宅。

　　何應欽、湯恩伯力主判處無罪

　　何應欽召集戰犯處理委員會、司法行政部、戰犯軍事法庭諸方官員開會，討論對岡村寧次的最終判決。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主張判岡村寧次無期徒刑，而何應欽跟被岡村寧次稱為另一個「中國好友」——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則主張判其無罪。為此，湯恩伯特地面見蔣介石，力陳岡村寧次在停戰時有功，應判無罪。即使在法律上構成犯罪，鑒於當前國內外形勢，從反共前提出發也宜宣判無罪。蔣介石大致同意何應欽、湯恩伯的意見，但提出：「慮及輿論及國際影響，勿作即時宣判而以待時機。」

　　時間進入1948年12月。遼瀋一役，蔣介石丟了東北。共軍緊跟著又發起淮海、平津兩大戰役。焦頭爛額的蔣介石，不得不作退守江南的打算，嚴飭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周密部署江防。

　　12月7日下午，湯恩伯派少將參謀龍佐良驅車王宅，把岡村寧次請到其私宅。待岡村寧次到達時，湯恩伯親自下階迎接，如待上賓。一番熱情寒暄、互致問候之後，湯恩伯則開門見山地表功，告知岡村寧次，他是如何求蔣為其免罪獲準的經過。聽完湯恩伯的敘說，岡村寧次一個勁地點頭感謝。接著話入正題，湯恩伯把岡村寧次領到軍用地圖前，說：「共軍渡江，必在長江下游，請就如何固守長江天險，發表高見。」岡村寧次根據自己長期以來對長江下游軍事要地的研究，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模樣，毫不客氣地操起教鞭，指指點點，滔滔不絕地陳述了有關防守長江的意見。湯恩伯頻頻點頭，他的參謀人員，則一一用筆記下。談話約1個小時。 1949年元旦，湯恩伯攜帶禮品前往王宅，向岡村寧次祝賀66歲生日，並再次與之交換了關於江防的戰略戰術。

　　1949年1月21日，內外交困、進退失據的蔣介石在預做人事安排后，宣布「引退」，讓李宗仁頂起殘局。岡村寧次一時顯得惶恐不安。此時遙控政局的蔣介石已為「公審」定了調子，那就是：從反共大局出發，必須宣判岡村寧次無罪。與此同時，蔣介石甚至不顧「太子」蔣經國和其他幾位親信將領的不滿，下手令給新上任的國防部長徐永昌，令徐永昌行文給最高軍事法庭審判長石美瑜：一定要判岡村寧次無罪。

　　是時，東京審判已告結束。1948年12月23日，東條英機等7名日本首要戰犯被押上13級死亡台階處以絞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1949年1月26日，蔣介石「下野」后第5天，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上海開庭，於16時由石美瑜庭長宣判。血債累累的大戰犯岡村寧次被宣布無罪，當庭開釋。這一判決結果不僅使旁聽的記者們大出意外，就連岡村寧次本人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法庭上頓時大亂，旁聽席上一片憤怒的噓聲、抗議聲，群起詰責，大呼不公。岡村寧次本要向石美瑜等人鞠躬致謝，見此情景，竟呆立被告席上，不知所措，被一法官趁混亂之機，將其引至後門，讓其走脫。這場最無恥、最醜惡的一幕鬧劇，就這樣定格在中國現代史上。

　　事後，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寫道：「判決我無罪，主要是以何應欽為首的軍方要人，尤其是湯恩伯將軍強硬主張的作用，除對中國政府、蔣總統、國防部各位將軍的一貫好意永誌不忘外，並願獻身於日華友好，以酬宿願。」

　　蔣介石授意湯恩伯放人

　　中共中央和共軍總部，從電訊中獲悉岡村寧次被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宣判無罪，當即發表聲明：認為日本戰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為日本侵華派遣軍一切戰犯中的主要戰爭罪犯，今被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戰犯軍事法庭宣判無罪，這是不能容忍的。為此，中共中央、共軍總部，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並負責押送至共軍總部。

　　1月22日，以李宗仁為代總統的南京政府，願意在中共所提的八項條件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並正式派邵力子、張治中等5人為和談代表。中共中央莊重聲明，和談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

　　李宗仁為爭取和談成功，不得不接受中共要求，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然而，擁兵自重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卻指示淞滬警備司令部將李宗仁的命令扣壓不予執行，而奉蔣介石的秘密旨意，採取緊急措施，迅即將岡村寧次放回國。


　　1月28日傍晚，軍事法庭副官奉命匆匆趕赴王宅通知岡村寧次做好準備，於次日凌晨6點半前去戰犯監獄集合，與獄中其他日本戰犯一起乘美國輪船回國。

　　次日拂曉，岡村寧次提前半小時趕到戰犯監獄，8時半，與259名日本戰犯，分乘湯恩伯所提供的軍用汽車離開監獄至吳淞碼頭，上了美輪「維克斯」　號。這艘美國輪船，是經何應欽聯繫，從日本專程開往上海的。大戰犯岡村寧次就這樣逃避了中國法律制裁而溜之大吉，於2月4日晨抵達日本橫濱。

　　李宗仁得悉岡村寧次已回到日本，便電令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團長商震與麥克阿瑟協商，將岡村寧次逮捕押送中國歸案。

　　然而，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考慮到戰後東西方戰略新格局，為遏制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崛起，美國正欲扶植日本、重新武裝日本，使其成為自己在亞洲反蘇反共的盟國，故而斷然拒絕中國李宗仁政府的要求。岡村寧次得意地說：「我再次倖免於難，不止一次倖免於難，可謂幸運矣！」

　　請教反攻大陸方略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復任」總統。朝鮮戰爭爆發后，數十萬中共軍隊跨過鴨綠江，赴朝參戰，因為美國第七艦隊已進入台灣海峽，讓正擔心台灣受到共軍進攻的蔣介石大大鬆了口氣。

　　一天午後，蔣介石在陽明山官邸召見了親信蔡孟堅，指示蔡孟堅去日本，做「日華親善」。並囑他去東京后，一定要注意保密，除「駐日大使」董顯光外，其他人都不得接觸。此外，還要求蔡去日本后務必到東京醫院看望正住院治病的岡村寧次，轉達蔣的問候，並代蔣請教反攻大陸的一應方略。

　　蔡孟堅到了東京后，便去東京國立醫院看望岡村寧次，獻上一束鮮花，轉達蔣介石的問候。岡村寧次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激動，雙眼濕潤，連連感謝。

　　岡村寧次對蔣介石和台灣的處境特別關心，通過蔡孟堅轉告他對蔣介石的建議：眼下反攻大陸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台灣在經濟上存在困難，軍事上雖擁有海軍艦隊和800架飛機，但可用於登陸作戰的一線和二線部隊不足。嚴格地說，連保衛台灣島和澎湖列島都大成問題。而就他所知：中共集結於閩浙沿海前線的　16個軍中雖已抽出6個軍去東北和朝鮮戰場，但還有10個軍有炮兵和防空部隊，加上百萬民兵，力量相當可觀。台灣方面如貿然出兵反攻大陸，十之八九全軍覆沒……

　　岡村寧次反覆強調：他這麼說絕不是有意給他最尊敬的總統蔣公潑冷水，而是基於他作為日本國一位職業軍人的良心。最後，岡村寧次建議蔣介石秘密招募一批富有作戰經驗的日本少壯派將佐去台灣，組成一個軍事顧問團，協助訓練國民黨的陸海空三軍官兵，爭取3至5年內大大提高戰鬥力，以期相機反攻大陸，而他則儘可能地為此出些力。當然，他的人身自由現在還受到限制。

　　1951年元月30日，蔣介石在官邸聽取由日返台的蔡孟堅的彙報。蔣介石早年在日本讀過振武學校（註：士官生預備學校非士官學校），對日本軍隊的嚴格訓練和武士道精神一向欽佩得五體投地。在日本眾多將領中，他最欣賞的正是岡村寧次。現在，岡村寧次關於聘請日本舊軍人來台訓練軍隊的建議正中蔣介石的下懷，於是蔣介石撥出10萬美金巨款，讓蔡攜回日本，用作招募日本舊軍人的經費。

　　重金禮聘日本軍事顧問團

　　蔡孟堅在東京獨來獨往，神出鬼沒，得到岡村寧次及其友人在暗中相助，僅一個半月，全日本就有400多名前日軍將校報名，秘密填寫表格，宣誓保密。經岡村寧次幫助遴選，最後錄用98名將校。這批將校大多參加過侵華戰爭，少數參加過太平洋戰爭，都犯下過戰爭罪行。

　　以前日本華南派遣軍參謀長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少將為總領隊，前海軍少將山本親雄（化名帥本源）與前炮兵大佐李鄉健（化名范健）為副領隊。這批人，從蔡孟堅手裡領取了安家費和優厚的津貼，然後分批飛赴台灣。台灣軍方為避人耳目，將這批日本舊軍人安排在台北以西的松林崗軍事基地內。那裡依山臨海，建有一排排日本式房屋和小別墅，樹林茂密、風景秀麗，且有鐵刺網環繞，戒備森嚴。

　　他們這一伙人做夢也未曾想到，作為戰敗國的軍人竟受到台灣國民黨政權如此優待和器重。領隊富田直亮（白鴻亮）兇悍善戰，通謀略，頗受岡村寧次推重。此人曾在華南戰場上指揮日軍攻城掠地、燒殺擄掠、無惡不作。 1944年秋，他指揮一個旅團在飛機、坦克的助戰下攻佔桂林，大燒大殺，將中國軍隊千餘人堵圍在七星岩溶洞里，喪心病狂地施放毒氣，全部殺害。日本投降后，這個十惡不赦的戰犯先在廣州關押，不久被轉押至上海，未經任何審訊，便跟岡村寧次一道被送上開往日本的美國輪船。回國后，富田直亮伯鴻亮）出於感激，在住所里懸掛蔣介石的大幅照片。

　　神秘的「白鴻亮團」

　　白鴻亮顧問團到達台灣后，蔣介石授意親信將領，在各師、團中挑選年輕、有一定文化、體格健壯、「反共意識強」的上士以上士兵8000人，成立一個教導師，作為「白鴻亮團」的基本訓練部隊，實行半封閉式訓練，以期兩年後全軍推廣。

　　儘管台灣當局對「白鴻亮團」絕對保密，但還是瞞不住新聞媒體。1951年4月，香港一家中立報紙首先披露了神秘的「白鴻亮團」在台灣訓練國民黨軍隊的行蹤，認為這是很可恥的行徑，足以證明蔣介石沒有起碼的民族尊嚴感。不久，該報又刊文稱北京方面對此事表示關注，但並不認為一些前日本將校去台灣充當軍事顧問，能夠為蔣介石的原本就不切實際的反攻大陸的計劃做出什麼實質性貢獻。


　　1951年9月下旬，曾擔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歐文．拉摩爾教授，在華盛頓發表演講和撰文，抨擊蔣介石秘密派人去日本招募以白鴻亮為首的一批日本舊軍人去台灣訓練軍隊的行為，批評其做法是「輕率的、非理性的。」

　　對此，蔣介石不能不有所顧忌，一方面指示有關部門進一步加強新聞封鎖，否認有「白鴻亮團」的存在，另一方面派人秘密地將山本親雄等57名前日軍將校迅速送回日本；而白鴻亮等人仍留在台灣，但深居簡出，不再公開出面訓練軍隊，而是著重於軍事戰略戰術研究，為國民黨三軍將領提供諮詢，並編寫各軍種、兵種技術訓練教材、講義，化名出版。富田直亮（白鴻亮）、李鄉健（范健）、木村正夫（化名屠遠航，日本侵華期間為駐台日軍步兵聯隊長）等人還曾十分隱蔽地不定期地去陸軍學校、裝甲兵學校等軍校授課。

　　岡村寧次因侵華，歸國后被盟軍總部判「追放罪」受到管束，不能從事政治活動。蔣介石讓張群出面，轉致駐日代表團團長董顯光，就此事向盟軍佔領東京總部提出備忘錄，表示對岡村寧次「侵華犯罪不予追究」，使得岡村得以提前解除「追放」。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岡村寧次的關愛，真是無微不至了。岡村寧次獲得自由后，蔣介石便聘請其為台灣「革命實踐研究院」特級教官。

　　1966年9月，岡村寧次病死於東京，時年82歲。比起那些被綁赴刑場，驗名正身後被槍決、被送上絞刑架的100多名大小戰犯，岡村寧次真算是幸運，比起納粹戰犯，更是幸運得多了。（來源：搜狐文化）

友誼無國界?　人民解放軍中的日本戰士?

友誼無國界?　人民解放軍中的日本戰士?

【原文出處】黨史縱橫?

【原刊地名】瀋陽?

【原刊期號】199406?

【原刊頁號】16～19?

【分 類 號】K4?

【分 類 名】中國現代史?

【複印期號】199407?

【作 者】關英民/張慶洲?

中國內戰爆發后，撤歸日本人的工作中斷，以東北地區為主的數萬日本人被迫留了下來。大約有8000多日本人支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其中約有3000人成為人民解放軍的戰士，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貢獻出自己的青春或生命。?1? 日本投降后，蘇軍接管了北安的日本陸軍醫院。1946年3月，北安醫院被東北民主聯軍接管。在我軍領導機關和「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組織的動員下，建立了東北民主聯軍西滿軍區所屬克山醫院。原日軍陸軍醫院的大尉麥倉元(出生於北海道，現在札幌市開設婦產醫院)擔任主治醫生，日本陸軍衛生下士官淺野芳男(1961年生於東京)、青木章(東京人，現為開業醫生)、池田敬(新瀉人，死亡)、戶井田三郎(東京人，現為自民黨議員)、野村士(東京人，現為開業醫生)等和一批女護士來到克山軍醫院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治療松花江四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負傷的民主聯軍的官兵。淺野做為麥倉的助手為我軍傷員做外科手術。後來麥倉調到其他醫院，由日本軍醫出身的宇野澤勝民(現在千葉縣釗子市開醫院)為負責主治醫生。? 1948年11月，醫院隨軍南下興城，屬於克山醫院的軍醫部隊被改編為第四野戰軍第三十九軍第五後方醫療總隊，包括日本人在內共500人。從興城開始，到解放戰爭結束，淺野、宇野澤、戶井田、野村等人，隨軍進關，親自參加了解放天津戰役，經滄州南下山東，渡黃河，經開封、鄭州、到達武漢、九江、南昌，經吉安、贛州直達廣州，最後又南下廣西欽州。? 1950年1月20日部隊返回廣州時，淺野夫人生了個男孩，淺野親自起名為「建」。一是應該為新中國而進行建設，二是日本也應該建設成為一個新的民主的國家，三是日本同中國應該建立起新的友好關係。淺野解釋說，這就是「建」的含義，也就是我們內心的願望。? 1950年3月，淺野他們從廣州到洛陽療養院工作。當時在這裡工作的還有100多名曾參加過解放戰爭的日本人。1952年7月6日，淺野等人在中國政府的幫助下，返回離開10多年的祖國。回國后，淺野便到日中友好協會本部事務局工作。為實現其兒子名字的三個願望，積極參加了日本社會民主改革和日中友好活動。? 參加解放戰爭的日本人中，還有一大批女護士。她們和中國戰士一起戰鬥在炮火紛飛的第一線，轉戰中國大江南北幾千里。岸本野子(舊姓羽生)，就是例證。她於1944年來到中國東北，考入鞍山「昭和制鋼所」(今鞍鋼)附屬醫院護士學校學習。1945年3月畢業后留在附屬醫院工作，醫院被蘇軍接管后不久，又轉交給我東北民主聯軍。岸本等30多名日本護士，同一批日本醫生一起參加了東北民主聯軍第三縱隊(韓先楚為司令員)直屬醫療隊。1946年新年，醫療隊隨軍部轉移到本溪附近駐防。為培訓中國護士練習注射技術，岸本曾帶頭用自己的胳膊讓中國護士做注射試驗，使中國護士很快地掌握了注射技術。1948年元旦，東北民主聯軍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3月21日，岸本等人隨第三縱隊參加了圍攻四平戰役，由於我軍傷員不斷增加，許多傷員來不及送到後方去，必須在戰場上及時搶救治療，岸本同其他日本護士一起，毅然地抽出自己身上的鮮血為受重傷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輸血，同時，她們還冒著敵人的炮火用擔架運送傷員往返於火線上。岸本等勇敢獻身的精神得到了所在部隊首長的嘉獎，岸本被提升為護士班長。? 1948年9月遼瀋戰役打響后，岸本野子和日本護士小木曾博子(回國后在山梨縣醫院工作)、林路智子(回國后在神奈川醫院工作)參加了攻打義縣的戰鬥。戰鬥緊張的時候，她們為救護傷員連續工作，晝夜操勞。緊接著，她們又投入了攻克錦州的戰役。遼瀋戰役結束后，她們又立即隨大軍進關，經過黃河、長江，南下湖南廣東，直達雷州半島的海康。岸本、小木曾和林路三位日本女戰士自參軍以來，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救護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53年1月，岸本和在第三十八軍工作的岸本正臣結婚，同年8月歸國。?2? 在解放戰爭炮火紛飛的戰場上，還有許多參加前線擔架隊的日本戰士。他們之中大部分是在1941年被日本政府應召到北滿哈爾濱、牡丹江和黑河各地的「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成員，日本戰敗時最大的也不過20歲，最小的僅16歲。1946年春，東北民主聯軍到哈爾濱后，在「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同志的幫助下，從日本難民中挑選出100多名年輕力壯的日本青年參加了我軍救護隊，主要是擔架隊。其中如島田正和(1927年生於山梨縣)、岸本正臣(1929年生於山梨縣)、佐藤峰男(現在為日中友好協會東京都本部事務局長)、元木和男(1925年生於德島縣)等人。他們被編入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後為第四野戰軍第三十八軍)第一師，分配在三個團，每個團30人左右。擔架隊的任務是，緊跟作戰部隊的後面，冒著敵人的炮火，把在戰鬥中負傷的官兵迅速抬送到後方野戰醫院。他們隨著第一縱隊，參加了1946年12月到1947年3月的「四保臨江，三下江南」的防禦戰，作為第一次參加大規模戰鬥的日本青年戰士，確實是一場嚴酷的考驗和艱苦的鍛煉。當時北滿正值嚴冬季節，白天溫度在零下三十度，晚上可達零下四十四度。在作戰中，除了被敵人炮火擊傷或犧牲之外，有許多戰士被凍傷。1947年秋，四平戰役結束后，第一縱隊到清原南部山區休整和訓練，並補充了新的第五支隊，又來了一批日本戰友。此間，他們經過學習討論，進行新舊軍隊對比，特別是聽了山東籍的中國老戰士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三光」政策罪行的控訴之後，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逐漸認識到自己參加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重大意義，增強了戰爭必勝的信心和忘我戰鬥的決心。起初，島田所在的擔架隊，中國戰士和日本戰士是分別編組，四平戰役后，便混編到一起，這時，在第二團擔架隊的島田被提升為第四班班長。? 遼瀋戰役結束后，島田等所在的第四野戰軍第三十八軍，1949年1月又開始投入圍攻天津的戰役。在擔架隊的四個班中，第二、四班隨第一師的一個團從西營門(今和平門)向天津守敵發動攻擊，在攻城的戰鬥中，第二班的坂口光造(1930年生於大阪市)和船山正二(1930年生於新瀉縣)英勇地犧牲了，當時他們只有18歲。新中國成立后，在天津和平門附近建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坂口和船山二人的名字也永遠刻在上面。根據日中友好協會的調查材料，包括後方機關、工廠、交通部門在內參加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而犧牲的日本人，從1945年到1955年歸國，有119人死亡，其中在戰場上犧牲的有32人。對於這些為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光榮犧牲的日本戰友，我國政府在天津、牡丹江、長春和瀋陽各地均建立了「國際友人之墓」，以表彰其英雄業績。?3? 不顧志願軍司令部的阻止，仍有一部分日本戰士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據當事者認為至少有100人。大巾博幸就是其中的一個。? 大巾博幸1930年生於長野縣，現在仙台市從事漆器製造買賣。他曾是「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的成員。1946年4月，東北民主聯軍開進齊齊哈爾市的時候，他為尋求生活出路而參了軍。開始，他被分配在第一六九師運輸隊工作，主要承擔運輸武器、彈藥、糧食、醫療品等任務，同時還擔負戰鬥結束后打掃戰場上武器彈藥的任務。當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戰場上進行戰略反攻的時候，大巾隨一六九師戰鬥在長春、瀋陽、錦州等戰場上，以後進軍關內，渡黃河，過長江至武漢，達桂林，最後部隊又返回北京丰台。此時，大巾所在部隊被編入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1950年初，第十二兵團的三個師開赴丹東，大巾隨部隊到丹東後主要擔任卡車維修工作。一天，突然遇到在海倫時結識的在三十八軍運輸隊當司機的佐佐木(1925年生於廣島)，佐佐木親自教給大巾駕駛卡車的技術，對大巾來說，佐佐木既是兄長，又是恩師。然而，比他先去朝鮮參戰的佐佐木，在一次美軍飛機空襲時，壯烈犧牲。這是大巾永遠難忘的一件事。1951年3月擔任運輸排長的大巾渡過了鴨綠江，當時他的中國名字叫「林博幸」。? 到朝鮮后，大巾駕駛著蘇制的「莫洛托夫」號中型卡車，無數次地冒著敵機炮火的攻擊，往返于丹東至平壤附近平安北道的前線各據點之間，主要負責向前線運輸武器、彈藥、被服、醫藥和糧食等物資，同時還經常由前線向後方輸送志願軍傷病員以及俘虜等。在俘虜中，大巾發現了一些是因為當時生活困難，加上金錢引誘被美國雇傭而參加美國空軍部隊的日本舊軍人。經過大巾的教育，他們大多數相信了志願軍的優待政策，有人後悔地說：「為美國佬賣命真是太愚蠢了!」?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後，和運輸隊一起撤退回到丹東的大巾，於1953年底遵照上級指示，轉移到鐵嶺附近新檯子，此時，遇到了許多參加抗美援朝的日本戰友，據說有100多人。僅大巾親眼看到的有20多人，其中，有和大巾共同戰鬥在運輸部隊的，有在高射炮部隊從事探照燈技術工作的，有醫生和護士，還有搞後勤工作的，也有些人犧牲在朝鮮戰場上。大巾到新檯子后，遺留在中國的日本人歸國工作開始了。當時，中國政府考慮到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隨美國政府推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如果讓參加過抗美援朝的日本朋友馬上回國，很可能遭到日本政府的政治迫害，其生活也將發生困難，所以決定對他們實行嚴格保密，動員他們暫時留在中國，另行安排新的工作，等日本政治和社會形勢好轉時再歸國。這樣，大巾博幸便決定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的國營農場的拖拉機工廠工作，兩年後，1956年終於返回自己的祖國。?4?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有一位叫日向勝的日本人，他參加了第三野戰軍，並在解放戰爭中被提升為團級幹部，曾被人認為是參加解放軍的日本人中的佼佼者。? 日向勝，於1942年在日本豐橋陸軍預備軍官學校炮兵科畢業后，到日軍駐中國南昌第三十四團任職，第二年任少尉軍官轉移到徐州，不久任警備排長駐守淮安附近。日本投降后，日向勝進入新四軍在淮安設立的延安工農學校華中分校(日軍俘虜的教育機關)接受思想教育。之後，日向勝和曾在日軍炮兵、重機槍部隊任職的七名軍官和士官被留在新四軍工作。1947年7月，內戰爆發，國民黨軍隊向江蘇、安徽兩省的解放區發動了進攻。以受過炮兵訓練的官兵為中心，立即組成了新四軍直屬炮兵隊，日向勝被任命為作戰參謀(連級幹部)。總人數為1200人，山炮和野炮共17門。其他七名原日本軍官為支援東北民主聯軍而北上東北戰場，日向勝繼續留在新四軍(後為華東人民解放軍)工作。? 在我軍戰略防禦階段，日向所在部隊退至山東地區，並參加了陳毅、粟裕指揮的有名的孟良崮戰役，而後轉戰于山東戰場。1947年1月，日向被調往在揚州作戰的華東解放軍第二十九軍炮兵部隊工作，並被任命為作戰參謀。淮海戰役結束后，第二十九軍已屬第三野戰軍。1949年4月，第二十九軍重建炮兵團，下屬三個營，日向被任命為第一營營長。1949年4月21日，第三野戰軍由泰興渡江，佔領江陰要塞，直搗上海郊區。在上海戰役中，日向指揮的炮兵營擔負攻擊上海國民黨軍事要地吳淞口的任務。期間，日向還認識了第二十九軍的某團政委宋之光，後來日向部隊進軍福建而與其分別。30年後的一天，已經歸國的日向，在日本的報紙上得知新上任的駐日本大使就是當年的戰友宋之光。在一次中國駐日大使館舉辦的國慶招待會上，兩位老戰友才得以重逢。起初宋之光大使不敢相識，直到日向說我就是「林勝」的時候，宋之光大使才恍然大悟。高興地喊起來：「林勝，原來是你呀!」兩隻大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日向被調至第三野戰軍司令部所在地南京，被任命為南京炮兵學校教育科長。1950年末，組成炮兵師，並抽出兩個團參加抗美援朝到達丹東準備過江參戰，日向也隨炮兵團到達丹東，后因上級下令禁止日向赴朝參戰，日向才未過江。1951年初，日向從丹東返回南京，並被任命為炮兵學校的訓練科長，擔負培訓青年炮兵戰士的任務。這時，日向同第四野戰軍的一位日本護士結了婚。1953年3月，日向又被提升為團級幹部，直到1958年回國為止。現在日向勝是日中旅行社關西支社代理社長，正在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事業而奔忙著。?5? 1945年10月的一天，在瀋陽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的一個房間里，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兼中共中央東北局總局總書記彭真和參謀長伍修權，召見了在一周前向我軍投降的日軍航空部隊的一位軍官，要求他們幫助我軍建立空軍。這個航空部隊，日本投降時駐紮瀋陽東南的奉集堡機場，屬於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精銳飛行部隊，應召的日本軍官就是負責訓練飛行員的部隊長林彌一郎少佐。彭真對他說：中國共產黨人一貫認為，日本侵華戰爭的責任應該由日本軍國主義者承擔，不是一般日本軍人的責任，在目前還不能回國的情況下，希望你們及其僚屬安心留下來，請你們當教員，為我軍培訓飛行員，我們將保證大家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友誼、信賴和期望，使林彌一郎毅然地接受了這一委託。臨行時，伍修權隨手把腰間的一支柯爾特式自動手槍取下來送到林彌一郎的手中說：「這支手槍曾跟我一起萬里長征過，雖然是我護身的有紀念意義的武器，但是為了我們的友誼，送給你作為永久紀念。」林激動不已。? 林彌一郎，1911年生在大阪府市郊的一個農民家庭，中學時在朋友的勸說下便立志當航空兵。1932年加入航空第一聯隊，經過考試合格后擔任駕駛教官。1941年9月被提升為第一師團飛行第五戰隊中尉中隊長。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便被調往中國武漢地區作戰。1942年6月在桂林上空與美國空軍作戰時，他駕駛九七式戰鬥機，在機身連連中彈30發的情況下，還擊落美機5架，所以在第四精銳部隊的日本官兵中，他有著較高的威信。因此，他趕回駐地后，在他耐心說服和積極動員下，竟有280多人同他一起參加了我民主聯軍，為了與民主聯軍首長協商和請示培訓飛行員的問題，他經常出入瀋陽，此間，又有陸軍上等兵村田喜久吉(1923年生於大阪府，與林同鄉)等幾十名士兵和原日軍錦州第一教練飛行隊的隊員大澄國一(1924年生於京都，當時逃難在瀋陽)，在林彌一郎的動員和介紹下也參加了我軍空軍的創建工作。不久，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撕毀《雙十協定》，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從陸海空三路向東北解放區大舉進犯，我部隊領導考慮到日本戰友的安全，以及儘快培訓出我軍飛行員，決定讓日本戰友於10月、12月先後轉移到本溪、通化。? 培訓飛行員和地勤維修人員，沒有飛機和器材就是「紙上談兵」。因此，林彌一郎指揮這支空軍部隊的首要任務是想盡辦法收集飛機和汽油以及各種飛機器材。日本戰友知道，奉集堡機場有10多架戰鬥機和高級教練機。當時瀋陽已被國民黨軍佔領，為了弄回這批飛機，林彌一郎決定派大澄國一等幾十名隊友冒著危險奔赴奉集堡機場，隊伍出發了半個多月，杳無音信。林彌一郎不顧一切，從通化飛機場親自駕駛一架僅能湊合使用的教練機飛往奉集堡。飛機剛剛離開地面5米多高，突然一頭栽下地面，他負了重傷。在養傷期間，他仍然堅持趕寫培訓計劃和教材，直至1945年12月下旬，大澄國一等隊友們駕駛著10多架飛機平安地飛回通化。? 1946年1月1日，「東北民主聯軍航空總隊」在通化成立，林彌一郎任副大隊長。3月1日，航空總隊改為「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林彌一郎為總教官。由於內戰形勢惡化，東北航校遷至牡丹江市。在航校里，擔負訓練和教育中國飛行員、維修人員的主要力量是日本航空隊的隊員們。除此之外，還有民間出身的技術人員，如1946年初在哈爾濱參加我軍的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的日本司機佐渡忠義(1924年生於富山縣)，1945年12月在張家口同「中華航空公司」的十幾個同事一起參加八路軍一二九師所屬的航空小隊的航空機械師浦田滕美(1920年生於福島縣)。這些日本教練員在培訓我軍飛行員和地勤維修人員的過程中，熱情飽滿，盡心盡責。在林彌一郎的指揮下，佐渡、大澄、浦田等日本教員和中國學員以及解放軍戰士，克服各種困難，採取各種措施，千方百計地到各地收集器材、舊機零件。到1947年春天，他們又親手裝配了八架「九九」高級教練機。凡是檢修和改裝的飛機，都先由日本戰友親自試飛驗修后，才交給中國學員使用。東北航校自1946年3月創建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為止，經過三年多時間的教育和訓練，總共有160名學員畢業，大都成為各新建航校的優秀的教練員，並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作戰部隊的出色的指戰員，其中還有女飛行員14人。日本戰友培訓我軍第一代飛行員使用過的「九九式」教練機，至今還陳列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里，它是中日友好關係的歷史見證。? 1986年1月13日，彭真委員長在北京親切地會見了日中友好協會會長林彌一郎先生，並感謝他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熱忱幫助，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為中國人民和中日友好做出貢獻的老朋友。林彌一郎激動地回顧說：「我今年73歲了，總覺得39年前在中國軍隊工作的那段時間終生難忘，中國人民和解放軍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教育，這使我感到自豪和光榮。」幾十年來，以日中友好協會會長林彌一郎和副會長中村良一(曾在我東北民主聯軍「兵工廠」工作過，並且多次被評為勞動模範)為中心，團結了許多曾經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出過力的人們，在不同的崗位上，以其過去的親身經歷，為教育後代，反對軍國主義復活，爭取實現和平民主的日本，促進日中友好運動而不屈不撓地鬥爭著。○?

事實上，儘管抗日戰爭已經結束，三年內戰期間，東北的國民黨軍隊仍然在「間接」抗日。

蘇軍向出關八路軍總共移交戰俘59.4萬名，具體被中共留用人員有以下幾個說法：

① 日中經濟貿易中心理事兵頭義清1943年參加 ...
Norman 發表於 2009-12-9 11:50

看看你說的內戰時期國民黨是如何間接抗日的吧：

通化暴亂
挑事加入國共爭端 日軍殘翼通化事件
論壇發帖人：卜雕 發布時間：2009-10-19 17:24:05

通化事件　　通化事件（亦稱二、三事件）：

吉林省通化市，1946年2月3日，萬餘舊日本軍人在國民黨策動下進行武裝暴動。由於八路軍（時稱東北民主聯軍）事先掌握情報，控制了內應分子，端除了國民黨暴動指揮部，以一千餘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敵人瘋狂反撲，打死暴亂分子四千餘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當時氣溫零下二十幾度，滿街都是日本人裸露的屍體，三天後全部投進渾江冰窟窿中。當時從丹東撤回的八路軍部隊看到鴨綠江漂滿了屍體，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
[ 軍事 http://mil./ ]

通化事件是少有的中國人給日本人留下的巨痛！戰後日本人一直想回通化搞祭祀活動，直到改革開放后才如願。

事件詳細經過：

1946年2月3日，新春大年初二，已經向中國投降的日本關東軍舊軍人以及日本戰俘、商人、暴民在國民黨的煽動下捲入國共東北主導權之爭。更甚者，這些賭國民黨會贏的日本人替國民黨出頭髮動武裝暴動，最終被善戰而多謀的八路軍徹底聚殲。戰地漏網人員包括日本暴民和國民黨黨部人員遭八路軍全城整整兩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動策劃者和主謀者無一漏網，幾千參與者不是戰死就是被俘。一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戰死或被獵殺，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關押，許多人因為凍傷手腳被截肢。暴亂核心人物一是原關東軍第125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大佐，二是漢奸國民黨通化黨部主任孫耕堯。孫耕堯暴亂前因機密泄漏被八路軍事先逮捕，審訊后被判死刑立即執行。不料因為凌晨暴亂已經開始，電路被切斷，行刑戰士黑暗中沒有擊中孫耕堯。等到天亮時，暴亂潰敗，八路軍返回駐地發現孫耕堯等暴動頭目均活著，遂補槍擊斃所有罪犯。藤田實彥則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第七天被公安幹警從日本商社的一棟社宅閣樓中發現，同時三十多名日本人被捕。共產黨在槍決所有日本主謀者的時候，唯獨留下了藤田實彥的活口，五花大綁下讓藤田實彥在展覽會向所有參觀者和遊人反反覆復地承認罪行。每見到日本人來參觀，藤田實彥都會鞠躬謝罪：「真對不起了，真對不起了。」最後藤田實彥羞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眾醫院。藤田實彥對日本人說對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對形勢的錯估，堅持聯合國民黨幫助國民黨奪取通化政權，最終導致暴亂失敗后，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據中日雙方的記載，數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計是一千八百日本人（日方有說3000餘人的，也有一萬多人的，當時通化周邊共有日本投降軍人和平民五萬人）被擊斃，死者統統赤條條的被扔進河裡「水葬」。通化中國人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統治下，生活在高壓恐懼的赤貧中，對日本人深惡痛絕。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覺得高中國人一等，寧願將儲備的戰略生活物資包括棉被軍服食糧焚燒了也不給市民一粒糧食一件衣服。一些膽大的市民試圖在火中搶回些糧食也被日本降兵打傷打殘，導致暴亂后通化市民懷著強烈的復仇心理對日本人無論是戰鬥人員還是平民縱情泄憤--因為身後有中國武裝力量支撐著。日軍屍體的衣服都讓市民扒走了，連金牙齒也被砸下。更讓中國軍隊不可饒恕的是關東軍衛生部隊的殘忍。原本為了利用日本的戰地醫院，在關東軍衛生部隊投降並表明願意為中國軍隊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軍將這支130人的衛生部隊成建制地保留了下來。不料後來這支部隊在暴動中成為骨幹並殘忍地用手術刀等醫療器械將中國軍隊的傷員統統挑死。作為報復，八路軍將這所野戰醫院制服后，同樣用手術刀將醫院部隊長柴田久中尉挑死。中國參戰人員和日本人生還者描述，中國人殺紅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來了的，上去就是一槍；凡是躲在洞里或隱藏處的，二話不說手榴彈就進去問侯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統統堵死出口和通風口一律活埋。直到第二天八路軍通化司令部才下達命令：只抓不殺。此時，已經到處都是日本人的屍體。於是就有了日本人的著作：「共產軍虐殺日本人事件--通化事件」。全城大搜捕時，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們自己。日本人自視甚高，入鄉不隨俗，中國的春節居然不在門外掛對聯。於是八路軍挨家挨戶大搜捕，只要不掛對聯的統統被破門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綁走，只要稍作反抗就被擊斃。於是，通化的日本人無論是商社從業人員還是鐵道公司職員，統統被關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會招來殺身之禍。暴亂前夕共產黨已經得到情報，日本人計劃暴亂奪取共產黨政權交給國民黨。於是共產黨秘密搜捕將一百多名原關東軍指揮官員關押一處。然而敵中有我、我中有敵，關押地點被泄漏。暴亂伊始，日本軍隊圍攻臨時關押處。而我方只有一個班的看守兵力，幸虧班長當機立斷，用機槍將一百多名企圖裡應外合的在押犯全部擊斃。除此之外，這個時候的通化孕育了以後中國的幾個著名團體。中國空軍的發祥地在這裡，第一任中國航空學校校長是林彌一郎，原日軍航空隊隊長。後來成為空軍司令的王海上將遇見林彌一郎都要敬禮，言必稱「老師」。林彌一郎差點兒在暴亂前夕被槍斃，幸虧延安時期的日本人八路軍前田光繁力保才免於一死。總政文工團發源於此，前身是通化炮兵學校文工團。暴亂中，留用人員中的日本人試圖開動坦克參加暴動被鎮壓。末代皇帝的皇弟傅傑之妻蹉峨浩被關押通化。蹉峨浩是暴亂中日本人營救的目標之一。日本人在營救蹉峨浩的局部戰鬥中贏得了暫時的，將蹉峨浩成功解救出來。然而在全局中仍然慘敗，面對蜂擁而來的中國增援部隊，日本人不得已將蹉峨浩送回關押處，自己逃亡后在大搜捕中被俘。八路軍中朝鮮人部隊對日本人無比憎恨，是我方所有部門中唯一一個沒有被敵人策反的，也是對日本人大開殺戒最徹底的。 而挑動暴亂的國民黨人是最懦弱的，幾乎沒有國民黨人參與戰爭行為，都在家裡等現成的：如果日本人他們就出來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敗他們也沒有責任。但是共產黨人沒有放過他們，根據審訊日本戰犯和國民黨特務的筆錄，共產黨人逮捕了幾百名在家等捷報的國民黨人，最後槍斃了百來個通敵縱敵者。對於此次事件，日本人耿耿於懷，最近鼓雜訊音也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iamcaibird, 謝謝詳細資料.

就算是林彌一郎幫了空軍, 也難稱解放軍空軍之父. 他並沒有締造了解放軍空軍, 教官而已. 所以這裡的蔣粉國粉們確實是噁心的可以.

解放軍空軍誕生於1949年11月11日.

1949年11月11日，中央軍委下令，在第四野戰軍十四兵團機關的基礎上，合併軍委航空局，正式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劉亞樓任司令員。1950年4月11日，劉亞樓向中央軍委遞交了建議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隊的報告。5月9日，中央軍委批複同意並命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4混成旅」。1950年6月19日，中國空軍的第一支航空部隊——空軍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轄2個殲擊團，1個轟炸團和1個強擊團。

請你注意一點，共黨沒有使用日本戰犯，....而國民黨方面大量成建制使用日本戰犯，當時的的軍調對國民黨方面給與了更多批判。而你所引用的的共方使用日戰俘直接作戰的例子，為何沒有當時軍調處的記錄？
...
iamcaibird 發表於 2009-12-9 13:59

戰犯也有成建制的？一個師一個團還是一個班？你發了五六萬字的貼也就說了倆個名字出來。看不出是什麼建制。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林彌一郎的第四航空大隊是成建制地加入了東北「民主」聯軍。

軍調處沒記錄？你大概不知道軍調處並不包括東北吧？
林彪的部隊里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前滿洲國的偽軍，有五萬到十萬的前日本皇軍。說東北的國民黨軍隊在「間接」抗日沒什麼問題。
當時在國民黨內有人曾提議收編前滿洲國偽軍，但被陳誠拒絕。這些偽軍最終被不擇手段的中共收編了去當炮灰。為打倒中國政府作出了貢獻。

另外，閻錫山和張學良馮玉祥一樣是個軍閥，他的所作所為蔣的國民政府根本管不到。你自己的貼子里也說了：「日本投降書籤字不久，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即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提出，「華中長江與黃河尚有30萬日軍，建議暫不繳械，由本人率領，在貴司令的統一指揮下，幫助國軍圍剿共軍。」這一圖謀，遭到中國政府嚴辭拒絕。」。

共黨不過搞了個航空教官，而老蔣搞了一堆戰犯，你說誰過分？閻錫山不是國民黨？別人是國民黨的上將，和老蔣最貼心的軍閥。閻錫山把的不是整個建制？單憑老蔣把岡村寧次當祖宗供起來就是漢奸行為。

你現在知道軍調處不管東北了，過去你帖的帖子有指責共黨破壞東北停戰協議，你到底懂前後一致這個基本道理？

共黨不過搞了個航空教官， ...
iamcaibird 發表於 2009-12-10 12:00

就一個航空教官嗎？和一個不顧事實的人辯論確實是毫無意義的。

你說別人是共黨空軍之父嘛。你的事實是看不到國民黨用岡村寧次，用何本這種大戰犯，用成建制的日軍，倒是抓共黨用日軍戰俘。你這種事實無非是雙重標準。

靠，啥戰犯不戰犯的，爭這個有什麼勁？

林彌一郎在二戰後為我所用，在中國空軍的成長過程中做出了應當的貢獻，就這麼回事。

美國人在戰後連731部隊這樣的食人惡魔都庇護留用，俺們用一下林彌一郎算個啥？
他也算不上什麼「中國空軍之父」，這不過是給了他一個立功贖罪、重新做人的機會。

1# Norman
呵呵, Norman先生.

3# iamcaibird


說得是。有人喜歡混淆視聽。您上邊那位，嘿嘿嘿。

樓主真是蠢不可及。區區共軍這點力量單靠收編點偽軍就能滅掉蔣家的800萬正規軍嗎？共軍「不擇手段」的大手筆還在於能夠大量地使用俘虜、起義投誠的國軍，讓他們掉轉槍口打國民黨的軍隊。為什麼國民黨蔣介石的幾百萬軍隊會這麼快地心甘情願為土共當炮灰呢？以樓主這點智商，恐怕再過十輩子都想不通的。

這就叫立功贖罪，重新做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把他從鬼變成人，換別人能成嗎？國民黨學不來，美軍也學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