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宋子文：清廉奉公 以國家富強為抱負[組圖]

2008年12月05日 09:11新華網

核心提示：
宋子文在任駐美代表、外交部長期間，公務費實際上很有限，比如他在美國成立的國防供應公司要租房，雇傭不少外國員工，政府提供的經費遠遠不夠日常開支。怎麼辦？檔案顯示，宋要求中國銀行在他的個人賬戶內撥出這筆款，以維持國防供應公司的運作。另外，他的檔案中保留著一封財政部給宋的公函，說你現在的級別是外交部長（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長），給你的工資及駐外津貼都要補差，數額是多少多少。宋回信說，據他了解，這種補差是不符合規定的，特讓下屬予以退還並請查收。這些檔案資料不僅來自宋本人，還有交辦人的記錄，比如他的秘書。


宋子文

「外界於我之毀謗，毫不在乎；為國家民族之責任，淡然處之。」——宋子文日記

作為宋曹琍璇的大伯父，宋子文在近代史上一直備受爭議，外界認為他在抗戰及中國內戰期間利用蔣宋家族的聯姻關係弄權斂財，導致蔣介石和國民黨在1949年失去大陸政權。在中國大陸，他是一個基本被否定的人物，「中國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官僚資本及國民黨英美派的代表和「內戰罪犯」。

1985年，美國出版的《宋家王朝》一書，開篇就稱:「宋家王朝聚集了這個時代最大財富的一部分，《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據說他是全球最富有的人』。」 該書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利用聯邦調查局1950年代對宋氏家族財產調查的有關檔案，指出宋子文在中國聚斂個人財產達數億美元。美國國會也曾經為此召開過聽證會，可最後不了了之。

這一連串的負面影響令宋氏家族極為被動。宋子文檔案2004年全部公開之後，史學界能否通過其中的一些原始文件和直接證據釐清歷史真相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對宋的功過是非評價可能帶來不容忽視的影響。宋曹琍璇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對此用語甚多，而且強烈為宋子文鳴不平。

她說，美國稅務管理局擁有全美華人的存款資料，宋子文檔案中有他自擬的財產清單和紐約財產法庭關於其個人遺產的分割執行書等文件，通過核查對比即可了解真相。1951年，美國國務院要求宋子文、孔祥熙公開自己的財產，結果宋為五百多萬美元，孔為八百多萬美元，孔宋家族此後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了這一消息，但媒體極少報道。

「做了這個工作之後，我對自己的家族很有信心，我們一直生活在被扭曲抹黑的狀態之下，如果我們真的沒有做那些事情，公開只有好處，因此我一直期盼著這些檔案能夠開放，在還原歷史的同時，也可以還給家族一個清白的證明。」宋曹琍璇表示，她本人及家族非常支持史學家去胡佛檔案館研究宋子文，「裡面有詳細的交待 」，「這對我們家屬來講是很安慰的事」。

胡佛研究院根據宋子文檔案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1940年代，宋作為蔣介石派駐美國華盛頓的外交使節，殫精竭慮地遊說各方政界要人，後來利用嫻熟的公關技巧進入白宮權力中心，獲得羅斯福總統的信任，成功地為中國軍事和財政爭取到巨額援助，也使中美關係得到較大改善。

當宋曹琍璇接觸到這批檔案時，一度被繁瑣枯燥的公文折騰得失去耐心，後來她才慢慢明白了抗戰的艱苦，「軍費要支出多少，需要多少錢購買棉布做鞋子和軍服，某省市需要多少撥款等等內容極多，當時國家怎麼這麼窮呢？」

為了爭取美援，宋子文1941年建立了中國國防供應公司，「這個公司職員大部分都是美國人（羅斯福總統的叔叔Frederic Delano受宋之邀，成為公司主席），美國人不是傻瓜，上億美元的借款給了你，就要監督你是否用在抗戰打仗上，如果宋先生真的貪污，這個公司就不可能用那麼多美國人。」

蔣介石英文不好，但擁有所有外交事務的決策權。因此，宋子文作為當年「 世界上惟一一個長駐他國的外交部長」，在抗戰時與蔣的來往公文電報極為頻繁，有時每天多達數十封，其重要決定也都取決於蔣。「我嫁到宋家之後，褒貶都聽過。看完宋先生的檔案以後，我感到非常驕傲，因為宋家替國家做了非常多有利的事，那些談論國家大事的公文電報就是一個證明。」

目前胡佛研究院已把這些電報譯成英文，對西方了解戰時的中國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當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1950 年，宋子文辭去（台灣）中國銀行董事長職務，宋曹琍璇在其檔案中發現了如下記錄，「外界於我之毀謗，毫不在乎；為國家民族之責任，淡然處之」，這令她非常感動:「從前人家怎樣講他，我完全沒有能力分辨，但是現在看了他完整的檔案，我認為他是一個有國家使命感的人，不但忠於國家，對自己的要求也很乾凈。他沒有不能交代的事情。」

過去是負面人物，近年漸有客觀的評價

南方周末:宋子文是中國近代史上備受爭議的人物，海內外史學界對他有何基本評價？近年來發生了哪些變化？

吳景平:宋子文過去是一個基本被否定的人物:「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內戰罪犯」，國民黨的親英美派等。近年漸漸有了客觀的評價。「治史如斷獄」，我認為對宋子文的歷史功過不應簡單化處理，應當在根據基本歷史事實、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礎上，對其進行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研判。比如，宋子文是國民黨內部的務實開明派，比較西化，對建立近代中國較完整意義上的財政金融制度，對遏止日本對華侵略、尋求國際援助、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國民黨執政台灣時期，宋子文作為黨內代表人物，官方禁止對其公開批評；民進黨上台後，對國民黨政權的評價則出現另一種傾向，不顧史實，只從意識形態出發，一概否定，比如說你是外來政權、貪污腐敗等等。目前的台灣，對民國史及其代表人物，缺乏進行客觀研究的環境，而且已經很難獲得官方資助。

「宋子文絕不是什麼億萬富翁」

南方周末:《宋家王朝》披露，宋子文的資產多達數億美元，他的檔案中對此有沒有記錄或特別說明？

吳景平:宋子文檔案對此有非常清楚的統計與記載。宋用鋼筆親筆書寫了他自己名下的資產是多少，包括哪一項債券值多少錢等等；他的妻子張樂怡則分開記錄。我印象中，他去世時檔案中的記載其總資產為七八百萬美元，包括房產，絕不是什麼億萬富翁。

宋子文檔案顯示，他對自己持有的有價證券的市價波動情況非常敏感，經常記錄漲跌的具體數字，這些對財產細微變化的關注，也可以從側面說明他並不是一個巨富。另外，他在任駐美代表、外交部長期間，公務費實際上很有限，比如他在美國成立的國防供應公司要租房，雇傭不少外國員工，政府提供的經費遠遠不夠日常開支。怎麼辦？檔案顯示，宋要求中國銀行在他的個人賬戶內撥出這筆款，以維持國防供應公司的運作。另外，他的檔案中保留著一封財政部給宋的公函，說你現在的級別是外交部長（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長），給你的工資及駐外津貼都要補差，數額是多少多少。宋回信說，據他了解，這種補差是不符合規定的，特讓下屬予以退還並請查收。這些檔案資料不僅來自宋本人，還有交辦人的記錄，比如他的秘書。

總之，宋的檔案相對保存得比較完整，與諸多重要歷史事件有關的文件都有原件或復件保留，價值比較高。

南方周末:對宋子文惡評最多的就是包括他在內的四大家族貪污腐敗，間接導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徹底失敗。

吳景平:國民黨在大陸垮台的原因很複雜，腐敗只是其中之一，根本原因還是體制方面的。孔祥熙的檔案尚未公開，暫且不說。宋在抗戰時期並不主持財政，他在1933年辭去中央銀行總裁和財政部長職務，這兩個職位至1944年年底一直是孔祥熙擔任的。孔把財權緊緊抓在手中，後來連蔣介石都對此不滿。蔣的日記記載，孔連政府到底有多少外匯儲備都不告訴他，導致蔣對美國依賴度的政策上發生誤判，蔣在日記中說，如果早點知道實情，就不會過分依賴美國。

孔祥熙連國庫的家底都不告訴蔣，更不要說宋了。抗戰時期，宋、孔其實是非常對立的。孔是行政院副院長、央行總裁，凡達成的美國對華借款和財政援助都是他在把持。據宋子文檔案中記載，宋對孔的作風深表不滿，包括他在美國促成一項借款協議，孔立即回復說，接下來你不要管了，這是我財政部的事。1942年，中美達成5億美元借款的協議簽訂后沒幾天，孔祥熙就宣布要動用2億美元，用於發行美金債券。美國方面大吃一驚，質問中方動用這麼大一筆借款，怎麼事前不打招呼，就向媒體宣布了。宋也很生氣，致函蔣介石說以後爭取美援的事情我不管了。這件事說明，宋如果要在抗戰時期用不正當手段侵吞貪污美國對華借款和援助，幾乎是不可能的。

中國富強也是宋子文的抱負



復旦—胡佛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系列: 《宋子文與他的時代》,吳景平、郭岱君編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宋子文駐美時期電報選(1940-1943)》,吳景平、郭岱君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宋子文與戰時中國(1937-1945)》,吳景平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3月版。

年近花甲的吳景平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是國內最權威的宋子文研究專家。2005年以來，吳景平數次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閱讀抄錄收藏在該院的宋子文檔案。同時他與宋子文長女馮宋瓊頤建立聯繫，促成了馮宋瓊頤在闊別中國大陸60年後的首次回歸。以宋子文為研究對象的首批三部著作也於近日面世，全部使用胡佛研究院所藏宋子文檔案以及宋氏家族提供的圖片資料，吳景平是最主要的編者。

胡佛研究所最重要的收藏

南方都市報:胡佛研究所將蔣介石日記和宋子文檔案看作他們最重要的收藏資料，它們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地位？

吳景平:胡佛研究所也有一些其他民國人物的檔案，如張公權即張嘉璈檔案，他擔任過中國銀行總經理，後來擔任過鐵道部長、交通部長。但是，他的歷史地位、經歷遠不如宋子文那樣顯赫和重要。以往我們說起民國歷史，總會提到蔣宋孔陳，他們是最高層次的。宋子文的個人檔案都在胡佛研究所。孔祥熙的檔案兩年前剛剛進了胡佛研究所，到目前還沒有開放，對它的整理也是最近剛到尾聲。從我們對孔祥熙檔案目錄的初步了解，可以判斷主要是一些公務方面的文件，涉及到以往完全不知道的領域的，不是太多。宋子文的檔案就不同了，因為記載了他生平涉及到的很多重要問題的有關經歷。比如保留了他和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等幾位盟國最高領導人之間非常機密的會談記錄、往來函電，這些又是以往公布的檔案中所沒有的記載，與以往的檔案具有相當大的互補性。

南方都市報:你是研究宋子文的專家，在你的角度，或者說在史學界的角度，胡佛這批檔案帶來了什麼新的發現？

吳景平:可以說有相當多的發現。以往我們對宋子文的認識恐怕還處於一個宏觀的層面，雖然可以把他跟蔣介石和孔祥熙區別開來，但是要把宋子文和他自己區別開來，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具體事務上、跟不同人的交往中體現出來的豐富性，不看宋子文檔案是不可能了解的。因為宋子文檔案保留了宋子文和數以百計的中外要人之間的往來資料，這個數量是非常驚人的。包括美國的很多政界高層、企業界、媒體和其他領域的重要社會人士，還有一些成為他私人朋友的。而且它涉及到的時間非常長，從上世紀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初他去世，記載了跨越四十年左右的交往。另外宋子文檔案還大量保留了他公務活動方面的檔案，他曾經做過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國銀行董事長、蔣介石的私人代表、外交部長、行政院長，最後是廣東省政府主席，都是比較具有延續性和特殊、重要的角色。檔案記錄了他在這些職位上所處理過的公務中的特定事務，以及他對這部分事務的見解和看法。這使得我們對相關時間段的歷史，特別是重大的事件、重要的人物，以及中國跟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或者有了深化，擴展了領域，或者填補過去認識的空白，糾正一些不確切的地方。

南方都市報:胡佛這批檔案的公布是否改變了史學界對宋子文一直以來的研究結論？

吳景平:從這些史料的公布到學者有充分的時間來使用、研究它，形成學者們新的看法或者修正原先的看法，這都需要時間。另外，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出版的三本書涉及到的只是宋子文檔案中的一小部分，整個宋子文檔案約有十餘萬份文件。根據非常小的部分內容，可以反映出某個特定時段或者特定問題，可以從宋子文和蔣介石的電報中看出，可以對以往的認識進行修正。但是從更寬泛的領域來看，它只能解決一些初步的問題。所以我們確定了一個「復旦—胡佛近代中國人物與文獻研究系列」，打算較全面地發掘使用整個胡佛研究所所藏的檔案。當然我們要有更開闊的視野，要用更多海外的檔案文獻。通過國際交流、國際合作的途徑，來拓展和深化我們對近代中國的研究。

宋子文的財產只有百萬美元

南方都市報:在這批胡佛資料的基礎上，你能概括一下宋子文在這一階段的貢獻嗎？

吳景平:抗戰爆發以後，尋求外援、開展外交這個日益重要的問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時候，宋子文走到了第一線。特別對美外交成為最重要的部分，因為當時的其他國家都先後陷入了戰爭狀態，自顧不暇，無法為中國提供更多援助的時候，美國畢竟遠離戰火、遠離戰場。但是要獲得美國的援助並不容易，這需要美國能夠認識中國、了解中國，認識到中國抗戰的重要性，了解中國抗戰的具體需要。

這需要做大量的外交工作，首先要獲得美國總統的支持，然後是與各主要的職能部門進行具體的協商溝通，從國務院、財政部到軍方、生產兵工物資的廠商、運輸部門、銀行部門等等，從達成援助的協議，到最後把這些貨品安全地運回中國，各個環節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關於這些工作的艱巨性和複雜性，我們今天不看這些歷史資料的話，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們應該肯定的是，當時做這些工作確實是中國抗戰的特殊需要。

應當指出，抗戰時期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但是像宋子文、顧維鈞這些外交家，他們所做的具體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現在海峽兩岸的關係、國共的關係的歷史塵埃已經落定，大家可以正確的心態向前看，創建雙方更好未來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客觀地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看待歷史，看待歷史中涉及到國共關係中重要的人物與事件，這就是自信心的一種表現。因為今後的發展都是以往的延續，我們的自信心、科學公平的態度需要在實踐中體現出來，尤其是在對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上體現出來。如果我們不能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看待過去，我們的後人也不能這樣來對待我們。

南方都市報:一直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解放前「四大家族」是中國最顯赫、最富有的家族，他們佔有大量的財產，甚至使整個中國陷入極端的貧弱。但這本書里公布的情況似乎不是這樣:宋子文逝世后他與太太名下的財產，各自只有一百多萬美元。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出入？

吳景平: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為什麼失敗呢？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幾年，整個社會的危機全面爆發，政治危機、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政府的信譽完全掃地。人們對國民黨的統治再也無法忍受了，這個原因是非常複雜的。如果我們僅僅說這是由於幾個人的貪腐而造成的，就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更不要說要求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對歷史事實作出基本的評價了。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這在一定意義上是沒錯的。但是我們能不能對失敗者作一個客觀的了解呢？更何況如果從一個更長遠的時段來看，這畢竟是中國人之間的內戰。任何人都好，即使是國民黨，只要曾經為國家、人民做過有益的工作，我們都要承認。反過來，即使是反面人物，我們也不能任意給這些人摸黑，這種態度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可取的。

當時的國民黨統治下的一般民眾對豪門的腐敗、特權是非常不滿、深惡痛絕的，這也是當時社會信心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具體到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我們要點明他們每一家或者每一個人究竟做了什麼，怎樣做的，為什麼能做到這種地步？無論從正面還是反面，我們都應該實事求是。我們今天來看這方面問題最初的文本，要注意它有沒有說明是什麼時候開始貪腐的？以什麼手段？留下的原始記載是什麼？不能只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說他貪腐就行了。在整體的判斷上，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對統治的失敗承擔責任，應該對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等方方面面的危機承擔歷史的責任。我覺得這是完全正確的。關於對國民黨統治的體制性、階級屬性的基本判斷，我沒有提出新的觀點。但問題是，我們如果要評價個人的歷史功過，就必須把他放在一個大的歷史時代環境下，包括個人意志無法抗拒的部分。

另外我認為評價歷史個人的功過，實際上也在檢驗我們這一代人在面對複雜歷史問題時，是否依然沿用一些簡單的做法。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們這些高層的經歷也是挺坎坷的。宋子文就是几上幾下，和蔣介石之間的恩恩怨怨，怨的部分更多，分歧、爭執比較大，這恐怕是我們以往所不了解的。我們以前往往把他們視為一個整體，捆綁在一起，沒有任何差別，都是一般黑，但是歷史的真實情況不是這樣的。為什麼1949年以後宋子文對國民黨政權不抱任何希望了呢？原因就在於這個政權運作到後期，它和人民的關係、它與社會進步的潮流已經完全脫節了，它內部的矛盾已經發展到自己無法解決的地步，無法再通過內部的調適來化解矛盾了。我認為不管宋子文和蔣介石的關係好壞與否，他在當時的表現怎樣，我們都要客觀對待。對這些問題我們越是採取這樣的態度，我們就越能更好更客觀地來了解歷史、理解歷史，從歷史中獲得有益的借鑒。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此前兩周,他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長。照片上的小字為「通往勝利的路在峭壁之上」。

他的命運是時代的悲劇

南方都市報:正如你所說，宋子文是「兩朝國舅」，但卻最終與蔣介石鬧翻。宋與蔣的根本矛盾在哪裡？

吳景平:蔣介石與宋子文的矛盾，同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矛盾，屬於不同性質。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汪精衛最後走向了中國、中華民族的對立面，走到了日本侵略者那邊。而蔣介石和宋子文在這點上始終是一致的，對外敵入侵的態度非常清楚。所以雖然在戰前宋子文對蔣的意見非常大，1933年毅然決然地辭去了所有職務，但是等到抗戰爆發以後，國難當頭，獲取外援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嚴重，他就感覺到自己應該站出來了。他與美國各方都有著良好的人脈關係，他認為應當把這些資源都貢獻給國家民族和政府，這是他肯站出來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到了後期，他看到國民黨的統治迅速走向沒落，他也感覺到了危機意識。

蔣與宋的矛盾，最根本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應當說宋子文更加了解近代民主的觀念和理念，更了解國家、社會、公眾各方面的關係，國與國的關係，更代表近代化的趨勢。但是，其實他在當時那種環境中也沒有其他的選擇。由於宋子文與蔣介石基本理念的不同、價值觀的不同、性格的不同，使得他們產生了分歧。對於宋子文，讓他做無法做下去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會做的。要拋棄原則來一味迎合蔣介石，宋子文最終是不會願意的。

南方都市報:你說過，宋子文的失敗，不是他個人的失敗，他的悲劇在於不能選擇自己的命運。為什麼這麼說？

吳景平:宋子文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來去了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又在花旗銀行實習過，回國以後也在孫中山手下工作過。按照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他有一個很好的專業訓練背景。姐姐是宋慶齡，姐夫孫中山是他走上政治道路的最初引路人。他也親歷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其間和毛澤東、周恩來及其他中共高層人士都是有接觸的。他們都參加過國民黨「二大」，還跟宋慶齡、毛澤東等人開會討論過一些重大的問題。

在經歷後來的社會變遷、政治動亂、國共紛爭之後，宋子文的政治選擇沒有像宋慶齡那樣堅定，出污泥而不染。但宋子文確實也是希望用自己在經濟方面的專長，使得中國富強起來，讓中國的問題得到解決，這可以說是他實現抱負的寄託。雖然他逐漸認識了國民黨政權的問題，幾次提出辭職，但是除此之外，對他而言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們不能苛求他完全站在工農大眾這一邊，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看法。宋子文提出過很多關於實現中國的經濟現代化、金融的現代化的想法，包括具體措施和基本制度，他都有考慮，包括提高中國國際地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當中國在國際上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當國共兩黨還不能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識的時候，很多人就是悲劇人物。對於國共關係的歷史問題，當代人、後人應當而且完全可能高瞻遠矚，從整個中華民族根本的長遠的利益出發，來化解這些問題，其中能不能正確對待歷史就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南方都市報:在研究宋子文的時候，你感到壓力大嗎？

吳景平:我認為對待歷史要實事求是，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早就明確的原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各個領域的撥亂反正使我有了學術研究的信心，只要我是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從歷史研究、做學問的基本準則出發就行。我沒有任何預設，比如必須把宋子文拔高或者貶低到某個地步，沒有這樣的預設。我有一分史料、一分依據，就說一分話，這使得我足以在任何場合有自信心。我不會為了拔高歷史人物而違背一些基本的業已清楚的史實，所以我認為研究宋子文不存在壓力的問題。

但是有難度，我認為難度很大。比如對「四大家族」的貪腐問題，你要提出一個全新的觀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國民黨高層，對以往被通常已經有定論的這些人物，要作出一些新的評價，或者要有新的史料、依據來檢驗它，難度都是非常高的。如果我們今天僅僅按照某份報紙的觀點來提出判斷是不行的，報紙各種各樣，而對同一件事情，大家也是眾說紛紜的，甚至史料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這要完整地掌握大陸、台灣、海外的史料之後，才能作出判斷。到目前為止，我也沒有認為已經看過了有關宋子文的全部檔案文獻。因為其他地方還有關於他的文獻，大陸、台灣方面都還有。

現在我們逐漸可以更加全面、客觀地了解歷史人物和他們的主要功過，與以往相比，我們有信心做得更科學、客觀一些，但這是一個過程，而且不是靠我個人可以解決的。這不只是某個人的事情，我認為學術界的相關研究者都有這個責任和義務。研究宋子文檔案、研究宋子文，它更大的意義、價值在於說明在國家、民族經歷的苦難的、曲折的、不平凡的歲月中，有太多重大的問題需要梳理和總結。涉及到要對個人進行評價的時候，我們同樣應當非常慎重，不能簡單地否定或肯定。


1945年，宋子文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言。


宋子文與長女宋瓊頤。


1930年，宋子文與夫人張樂怡在上海輪船碼頭。（以上為復旦大學供圖）


宋子文的夫人張樂怡和宋子文照片


1950年代初，宋子文夫婦與女兒、大女婿合照。前排左起:小女兒瑞頤、大女婿馮彥達、大女兒瓊頤、二女兒曼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