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彈琴：官僚資本主義演繹中國

現在的中國，到底算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呢？事實上關於這個問題將是很難有一個標準答案的。如果按照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發展到共產主義的政治理論，那麼我們是不是應當承認中國壓根就沒有進入過社會主義呢？因為我們固有的理論教條把清朝末期和民國時期稱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為了自圓其說，我們的一些理論家們發明了一個新的說法，那就是我們的國家跨越了資本主義階段而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直接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到底算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新創造呢？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否定呢？我看是後者。因為馬克思在其《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所揭露和批判的資本主義，恰恰是馬克思本人也承認這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由時期。我們中國人很高明，很有本事，我們直接就跨越了！我們不但無視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貢獻，我們也打著紅旗反紅旗，把我們親愛的導師馬克思的真知灼見一併否定掉了。至於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的形式，已然和當年馬克思所批判和反對的那個資本主義大相徑庭了。實際上馬克思的確是正確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所看到的那個野蠻資本主義已經滅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如果我們非要把它還叫做資本主義的話，也是在本質上已經完全不同的資本主義。事實上我覺得稱它是憲政民主主義或許更恰當一些。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兩個要素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是自由經濟，另一個是民主法制。離開了任何一個要素，如今的歐美髮達國家，乃至亞洲的一些發達國家今天的富裕和繁榮將是不可能的。自由經濟的理念是符合人類社會一般的行為特徵的，它既是追隨了自然主義法則的精神，也帶來了自然主義法則的結果。所以亞當斯密或許是更誠實的，他把這樣的社會稱之為商品社會。顧名思義，商品社會是與過去自給自足的原始社會形態相對而言的。在原始社會裡，沒有物品的交換，當然在勞動中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分工。一個人或一個家庭裹腹所需的食物、禦寒所需的衣衫、遮風擋雨的房屋等等，乃至為了獲得這些基本需求而進行勞動的工具，都是這個人或這個家庭自己生產出來的。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勞動出現了分工協作，某些人更善於從事某些工作，而另外一些人更擅長於另外的工作，於是種地種得好的農民有了多餘的糧食，而長於制衣的縫工也可以製作出更多的衣服，那麼農民和縫工就可以將他們多餘的生產物品進行交換，久而久之這樣的分工協作更趨細緻複雜，為了交換的便宜，貨幣出現了，如此則人類開始進入到一個商品社會的新時期。確切地講我們目前依然在這樣一個商品社會的時期，儘管有技術上的突飛猛進，那隻不過是生產手段的變革而已，本質上並沒有到達一個完全不同於商品社會的全新的階段，當然我們也無法知道是否在將來會有一個這樣的階段。那麼這和自由經濟的主張和民主法制的創建有何關聯呢？當然有，而且是必然的關聯。學經濟學的人或者哪怕是了解一丁點經濟學知識的人，都知道「看不見的手」這樣一個說法。什麼是「看不見的手」呢？就是經濟規律，或者說自然法則，因為「看不見的手」實在不只是在經濟領域的一個現象，它可以存在於人類社會乃至自然界的每一個角落。當今歐美主要發達國家的成功，實際上正是最大限度地尊重這樣一個經濟規律的結果。但是因為人類的貪婪是我們固有的、植根於靈魂深處的品質，自由化的極度膨脹終於造成了自私自利和野蠻攻伐，所以開始寄希望於上帝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但後來發現上帝事實上並不那麼可靠，於是法律便產生了。自由促使人們可以最大可能地釋放潛能，從而使得生產力得以大幅度提高、生產關係得以大幅度改善；而法律又規範了人們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能做，從而可以很好地維繫整個社會處在和諧的狀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兩百多年前就為我們發現並詮釋了這樣一種社會發展的規律，歐美髮達國家不過是自然而然地遵從了這個規律而已。

現在讓我們回到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的革命成功帶領我們的國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自己稱之為社會主義時期。其實叫什麼樣的名稱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僅僅是政治學上的兩個名詞罷了。但是問題當然不會如此簡單，重要的是我們把亞當斯密的規律顛覆了，甚至在一定程度我們把馬克思的規律也顛覆了。當然在那樣一個年代我們自信而固執地認為自己一定是正確的，因此才會有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的論調。如果這樣一個抉擇在今天來看有值得反思和檢討之處的話，那也不全是某個黨派的責任，至少在當時是絕大部分中國人的共識，我們且不論這樣的共識是怎樣達成的。因此要歷史地看問題，當然也要尊重歷史，片面地強調批判某個人或某個組織或某個歷史階段的教訓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就象當年我們被迷濛了眼睛和心靈一樣，再一次迷濛我們的眼睛和心靈。我們應該誠實地討論問題，哪怕觀點上可能南轅北轍。社會主義新中國展現了一些新穎而朝氣蓬勃的景象，這使得我們更加相信自己走在了歷史的前列，也使得我們洋洋得意於這樣一個制度的先進和偉大。然而這一切並不都是真實的，它是在人們熱情高漲之時帶來的假象，它實際上違反甚至扭曲了人性的本質，它在短時間內放大了人性中的高尚又隱藏了人性中的陰暗，於是公義成了唯一的行為準則而私利被徹底地批判撻伐。可是這樣的做法是對我們自身以及樸素的自然法則的反動，於是「看不見的手」最終一定會制衡人們的狂熱，因為這種狂熱正在製造虛假的社會價值觀和人生意義。所以我們很快就發現這樣的新制度觸碰到了巨大的障礙。然而依然佔據著我們頭腦的狂熱卻相信那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在作祟，因此我們打著正義的旗幟開始了對所有人思想和靈魂的洗禮，但事實上造成的結果是洗劫。我們天真地覺得可以讓每個人的想法都一致，這種所謂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的餘毒在今天仍然左右著許多人的大腦，孰不知自然法則是傾向於千差萬別，即使作為自然界最高等物種的人類也概莫能外。我們妄圖消滅差別，這種反自然的行為最終會遭到自然的無情懲罰。

慘痛的教訓使我們認識到，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的自然法則才是世界的主宰，絕不是我們人類自己。所以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革新運動，使得我們開始客觀地看待所謂資本主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儘管這樣的看待非常審慎。雖然在理論和意識形態上我們仍舊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在發展生產力、促進生產關係的改善並使人民的生活趨向富裕方面，有著某種天然的優勢和先進性。其實只是我們不願意馬上認錯罷了，我們已經意識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應當尊重自然法則和經濟規律，必須如此也只有如此才能夠使一個組織、一個國家一直走在正確的發展道路上。但是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敵意，阻礙了我們以更開放的胸懷去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的特質，我們仍然不相信資本主義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由階段，我們仍然幻想著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且更先進的社會制度。於是我們把這樣一個類似於修正主義路線的社會體系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坦率地說，這是很搞笑的事情。我們既然認準了現在所奉行的體系是正確的選擇，又何必在意貫之於什麼樣的稱謂呢？我們大大方方地承認了資本主義的好處又有什麼不妥嗎？怕人家說你打自己嘴巴嗎？怕人家說你變節嗎？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的黨和領袖不是一再強調要實事求是嗎！所以，與其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如叫做「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與其叫做「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不如叫做「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

這樣的革新運動延續到今天整整三十年了，中國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我們現在已經很少聽到人們怎樣去辯駁是社會主義更好還是資本主義更優了，我們的政黨也不再頻繁地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了。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這說明中國人已經具備了更廣闊的視野，也學會了包容甚至借鑒不同於自己的思維方式。但是如果說中國人已經融入了國際潮流，恐怕下這樣的論斷還為時尚早。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自然法則和經濟規律下的人類社會的行為特徵，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釋放。我們學會的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經濟和社會的模式，仍舊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馬克思當年所批判的野蠻資本主義形態，那就是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壟斷和思想上的封鎖。經濟自由化在某些領域獲得了推廣，政治自由化成了一少部分人可以消費的奢侈品，於是國家的社會形態愈來愈走向官僚資本主義，人民的自由和權利被漠視，甚至有徹底喪失掉的危險。而官僚資本主義與中國幾千年來的精英主義的結合，正在使獨佔了公眾權益的上流社會越來越壟斷了整個社會的財富和思想，人民話語權的被剝奪又使得這樣的壟斷更加堅如堡壘。改革開放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水平，但生產關係仍然停留在相當落後的程度。中國並沒有進入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這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發展模式極其不同。所以我們仍舊保留了公有制經濟的本質特徵，譬如石油、電力、通訊、銀行、公路、鐵路、航空等等行業，依然是國有制的股份公司佔據著絕對的地位，名義上它們是國家的產業，換句話說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產業，然而它可能是國家的，卻根本談不上是屬於每一個中國公民的，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保證一個普通中國百姓對這些產業的所有權。所以公有實際上就是不可能所有。那麼這些產業屬於誰了呢？官僚資本主義的利益集團。

資本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對私有財產的尊重和保護，舉例來說中石化、國家電網這樣的公司應該是有你我一份的，那麼屬於你我的那一份在某種意義上講就如同你我的私有財產，然而你我不僅僅不可能有處置的權力，實際上你我根本就不曾擁有過。因此由中石化、國家電網這樣的公司所構成的國家經濟，從來就沒有屬於過十四億中國人，它們的所有權歸屬僅僅成為了一種象徵，而惠及的對象卻只限於那些有權力掌管這樣的公司的人和他們所代表的那個官僚集團。資本主義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法律的施行，它作為社會發展過程中對人們自由主義行為的規範，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的創造，但更準確地講它是自然法則和經濟規律作用於人類社會的必然選擇。人性的本質是趨利並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這樣一個樸素而自然主義的行為方式必然帶來衝突和掠奪，就象達爾文的進化論所揭示的生存競爭一樣地殘酷和血腥。然而人性的本質又是避害並追求損失最小化的，這和趨利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並不矛盾，因為趨利太過必然造成損害，而這樣的損害一旦大到某種程度就會反過來侵蝕並損毀利益的獲得，所以人類社會發現了規範人們的行為之必要，法律的制定和施行就成為了這樣一種調節器，它使得資本主義在充分的競爭關係中又遵循了基本的社會制約機制。而官僚資本主義的中國，卻並非這樣的機制。自由主義是片面的、有選擇的和有社會群體之分的，法律大概仍然是停留在統治階層對被統治階層的專政上。這構成了當今中國既不同於世界潮流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化體制，又有別於以往所謂封建主義時期的皇權至上，事實上我們已淪為修正主義的精英社會，它是政治上的精英主義和經濟上的官僚資本主義的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