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姦淫擄掠與中共踞東北之憶(6)

作者﹕于衡 摘自於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

遼西會戰的失敗

失去制勝機會

    民國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劉玉章將軍所部的五十二軍，收復遼陽後，依照劉玉章和廖耀湘當時的建議，國軍應該立即前進，直下海城，收復營口。打開瀋陽、營口間的通路。糧食和軍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補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動用五十幾架飛機，自北平向瀋陽空運糧食。但當時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對於那一作戰方案，猶豫不決，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勝機會。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彌將軍第八軍所屬的一六七師，自山東的煙台，調往遼西，進駐錦州。當時瀋陽和錦州兩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錦州、瀋陽間的鐵路，使北（平）寧（遼寧）路通車。但剿匪總部，又沒有能夠利用那個時機出擊。而失去了第二個制勝的機會。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軍開始大規模調動，九月十二日，進攻義縣，打了十二天後，義縣失陷，廿四日開始攻錦縣。就在那一天蔣總統電召衛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總統給衛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軍空運錦州，其餘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時向新立屯出擊。當時為了加強那個命令的執行，中央特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在九月廿六日與衛立煌同機飛到瀋陽，共策進行。但衛立煌卻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軍長以上人員舉行會議，對於馳援錦州，仍在考慮中。在那次軍事會議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張，瀋陽地區的部隊向營口出擊，然後用船隻運兵，以海路馳援錦州。但參謀總長顧祝同則以總統的命令，不能變更，所以進攻營口案，也未能實現。

    時間就在衛立煌的遲疑與考慮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還不能決定。十月一日蔣總統臨北平，電召顧祝同、衛立煌兩人到北平會商，衛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於是才下達命令給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揮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四十九軍、七十一軍，合計十二個師，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開始攻彰武，這一行動，已經較總統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實上是變更了總統的命令。因之在戰果上也沒有達到原先所預期的。但這個增援部隊，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趕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錦州。然而國軍的行動，仍然很緩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後，距離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為了爭取這個時間，終於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錦州。

    錦州陷落後，蔣總統於十月十五日又飛抵瀋陽，並在自北平飛往瀋陽途中的專機內舉行軍事會議。十六日再轉往葫蘆島佈置軍事。在葫蘆島，總統又發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揮的十二個師繼續西進，收復錦州。總統回到北平以後，二十日再電召衛立煌、杜聿明兩人飛平，面授機宜。但衛立煌又沒有依照總統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總部，進駐黑山縣東二十華里的胡家窩棚，匪軍自十九日開始，自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軍，並在二十五日夜，突襲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與其他各部失掉聯繫，然後再分別截擊各軍的軍部和師部，使十二個師全部潰散。從遼西兵敗歸來的新一軍參謀長葉錕將軍，在瀋陽碰到筆者時，痛哭流涕，他說：怎會想到，十二萬大軍，在一夕之間瓦解，情況會變得那樣慘。葉錕並說：那次戰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衛立煌不依照總統的命令作軍事佈置，一拖再拖，致損兵折將。葉錕在擔任新一軍參謀長時，就會作畫，我們常以儒將視之，但沒想到他來到臺灣後，竟成為畫馬的名家。

在東北的記者群

    遼西會戰結束後，有一部份潰敗下來的士兵和軍官，陸續返回瀋陽，等待整編，但廖耀湘本人卻失蹤了！經過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沒有找到他。據後來逃出匪區的廖耀湘側近告訴筆者說：廖在兵敗以後，得到當地農民的幫助，化裝成一東北老農，乘一輛大車，在兵荒馬亂中，向關內逃亡，但經過匪軍檢查哨時，他不會說北方官話，致露出馬腳，終於被俘。

    遼西會戰，國軍大敗的消息，傳到瀋陽後，我們這一批新聞記者，仍沒有感到，不幸的日子會即將到來。我們對於政府幾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們從不曾想到瀋陽會很快的易手，所以我們和平常一樣的執行採訪工作。每天下午，準時到剿匪總部找雷襲琪參謀，等候他發佈新聞。每天衹聽到雷參謀說：「遼西兵團，敗得很慘，瀋陽防務，固若金湯」。因為雷的表情和平時一樣自然，所以新聞同業，也和他一樣，一些也沒有對局勢悲觀。

    現在再想起當年的舊事，我們這批記者，實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驕兵悍將們，同樣處於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覺。最後在陶醉中清醒過來時，幾乎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當時自關內派往東北各地的記者，大約可分為三派，一派是堅決支持政府的記者，也是最反共的記者，一派是中間派，對政府和共匪都無好感，另一派則是親匪派記者，或者是共匪滲透到新聞界的匪諜。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中，在一片亂糟糟的政治環境中，每一個人都不隱諱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我的記憶中，反共的記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中央日報」的特派員徐佳士和馬志鑠，中央社吉林特派員張冰子，「申報」特派員韓清濤，「新聞報」特派員潘世徵，「大剛報」的特派員張膽，「益世報」的特派員高慶琛，上海「大公報」特派員張高峰，北平「世界日報」特派員樊放，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和平日報」採訪主任陳驥彤，「新報」的劉興武和筆者本人，還有東北「民報」的余敢。這些人不論是在長春或在瀋陽工作，都表現出反共反極權的風骨。

    中間派的則是江西「正氣日報」的特派員楊卓之，「大公報」的特派員呂德潤，「申報」特派員趙展。親匪的記者則有上海「文匯報」的特派員雷特，長春「前進報」的郭而清等。後來中間派的記者在大陸變色時，多已投匪，但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反共的記者，大都到了臺灣，自然也有幾個人在大陸淪後，向自由區逃亡時，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蹤後永遠沒有了消息。

   想當年，那是一個敵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記者和親共的記者堡壘分明的年代。當時同情共匪的記者，則指責我們這批反共記者是「國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進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記者在當時的氣焰很囂張，而且明目張膽的寫文章，同情共匪，當他們張牙舞爪，為匪張目時，卻從未料到在匪偽竊據整個大陸後，連他們也一道清算，被洗腦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運和蕭軍、胡風等共黨作家們的命運，幾乎完全相同。

「新聞天地」千字斗米

    不過在前面所說的敵我堡壘分明中，也掽到過少數例外，譬如瀋陽「新報」中，有一位劉姓主筆，每天我們都聽到他在辦公室中，大罵政府，他寫的文章也很鋒利，愛走偏鋒，在當時我非常懷疑他是個匪諜，但在瀋陽陷匪之後，他逃得比誰都快，而且在逃難的途中，又大罵共匪。

    在北平淪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報」的總編輯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罵政府的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後，碰到他時，他卻勸告筆者，快些逃走，那時他又說：中共匪幫，比起國民黨來要要壞上千百倍，那時他卻又讚揚國民政府雖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卻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則是暴政。

    不過在瀋陽時代，所有的記者中，我仍極喜歡「申報」的特派員韓清濤。那時韓清濤除了擔任「申報」的職務外，並在「和平日報」任經理，也是上海「新聞天地」的駐東北區代表。

    當時的「新聞天地」週刊，是全國知識界所最愛讀的一本新聞性雜誌，全國各地的記者，多以文章能在「新聞天地」發表，是件榮譽。同時「新聞天地」的稿費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斗米」。所以也能選用些好文章。同時由於「新聞天地」刊載的內幕新聞較多，所以它也成為各地軍政首長必讀的刊物。

    由於韓清濤兼任「新聞天地」駐東北的代表，所以我們住的地方，釘了三塊牌子，一塊是上海「申報」特派員辦事處，一塊是上海「大公報」特派員辦事處，另一塊則是上海「新聞天地」駐東北代表辦事處。

    韓清濤是一位很樸質的人，他的外型和談吐，很像長白師範學院院長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談話時就極其謙虛，面帶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聞天地」空運到瀋陽辦事處時，報販用現金搶購，韓清濤怕報販因搶購打鬥，特限定每人僅能批發二十本，但後來的人，仍買不到書，常常吵吵鬧鬧而去。但清濤卻決不發脾氣，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韓清濤在瀋陽的那段時期，把他的老父從鄉間接來奉養，韓老伯是典型的北方莊稼人，他老先生看著我們每天吃飯時，總是大米，白麵，似乎從內心感到不安。他覺得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太會浪費。

鈔票像一塊磚頭

    當然，我們那個時候的薪水不差，瀋陽「新報」，每次發薪，都領到像磚頭似的，厚厚一大堆鈔票，但我從那時起就不會理財，也沒想到理財。每次發薪水，除了接濟我的一位念高中時的一個盧姓同學的母親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連數都不數，就放在皮箱中。當然第二天的幣值，遠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卻從來沒有想過把現鈔買成袁大頭──銀幣，或者黃金。每天想的衹是怎樣採訪新聞，怎樣寫一篇夠水準的通訊稿或者特寫稿。

    說來也奇怪，我自六歲隨父親下關東，是來自田莊的孩子，我讀大學時，雖然環境好些，但在童年時代確確實實過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見別人過的苦日子。但我卻從來不重視金錢。兒時讀論語時，特別喜歡子路所說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著昔日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著昔日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

    我不會理財，不重視財帛，可能和我讀過一年私塾的教育有關，那時我的啟蒙老師姜孝友師，常常告誡我，大丈夫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凡「尋田問產」者，終非大器。我的半生，雖然沒有成什麼大器，但卻也不屑於尋田問產。當然這一觀念，在今日工業社會中，已顯得落伍。

    在瀋陽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別值得我記憶的是我有一個軍方的好友楊溫將軍，他是新一軍五十師的師長，他每自防地歸來，必然到辦事處來看我，並在我們的辦事處吃飯，他每次來時，吉普車的後面，也必然載著幾包白米和幾袋白麵，我和韓清濤吃不完時，就一袋一袋的送給盧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讀書時，同學的母親家裡。因為他們家的情況不好。所以一直住在東關的貧民區。

    後來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這個小的「文化戰犯」時，我就躲在盧家，盧伯母並且告訴我說：如果匪幹真的搜查到他家時，就稱我是她的兒子。這些都是以後的事。

梁華盛與活動碉堡

    在瀋陽失守的前三個月，衛立煌決定把瀋陽防守區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部，於是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梁華盛將軍，便被調回廣州綏靖公署擔任副主任。新任警備司令則由胡家驥將軍充任。職權僅為防守瀋陽城區，較過去瀋陽區防守區司令的範圍為小。

    梁華盛將軍，在瀋陽做了五個多月防守區司令官，他交接時，東北的形勢，正在走向下坡，那時和他一道離開瀋陽的還有馬占山將軍，馬占山之離開瀋陽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無可為，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離去。

    梁華盛將軍，自吉林撤守後，他到瀋陽確實想做些事情，但客觀的形勢，也使他沒能發揮什麼力量。不過在他的任期中，曾經想出了在瀋陽週邊，設立活動碉堡，所謂活動碉堡，就是用厚鋼板製作的堡壘，下面有輪，可以在軌道上推動，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槍孔向外射擊。也可以推動堡碉在軌道上運行。像似活動的裝甲車。梁華盛將軍的活動碉堡設計成功後，曾約邀記者們到現場參觀。但約定不發表新聞。免得敵人知道我們有了這種設計。此外梁華盛也鼓勵城防駐軍和軍醫院，利用空地種菜和養豬，以備局勢惡化，城區被共匪封鎖時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鑑於長春被圍時，城內缺糧缺菜，所作的未雨綢繆之策，遺憾的是瀋陽最後的結局，竟是不戰而退。

    所以梁華盛將軍到了東北末期，他返回廣州擔任余漢謀的副主任前，也沒有了他初到東北接收時的豪氣，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時，當共匪圍攻吉林最緊張時期，他忽然自瀋陽坐了一架L5小型飛機，冒著大風雪，迫降在哈達灣機場時的精神。

石覺的十三軍

    在民國三十七年，瀋陽失守的幾個月以前，瀋陽的記者團，也曾經計劃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覺兵團，但由於剿罪總部沒有交通工具供應，致沒能成行。

   石覺將軍所率領的十三軍和趙公武將軍所率的五十二軍，是首先出關的國軍部隊。五十二軍後來由劉玉章將軍繼任軍長，十三軍則一直由石覺統率。十三軍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關，經綏中、興城，然後下錦州、義縣、阜新、彰武轉往北票。過朝陽、葉柏壽、凌源、平泉，最後駐守承德。

    承德是熱河的省會，在滿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獵的地區，政府接收後，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劉多荃，後來由范漢傑兼任省主席，石覺部隊進駐承德地區後，中央在承德設置了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石覺則擔任綏靖區的司令官。

    這支部隊，是最先出關的國軍，也是最後很完整的撤回關內的部隊，這支部隊是在瀋陽失守以後的半個多月，才有秩序的從承德撤到張家口。算是剿匪戰史中的一個奇跡。當然十三軍的軍紀很好，在駐在地區，從來沒有聽說有過擾民的事件發生。也是這支部隊，能全師而退的原因之一。而當年在東北的將領中，下場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覺和劉玉章兩位將軍了！石覺目前的職務是考試院的銓敘部長，劉玉章也累官至陸軍上將。而且是守金門的名將之一。

    早年在東北叱吒風雲的將軍多已風流雲散，熊式輝在經商失敗後，隱居於臺中地區，垂垂老矣！梁華盛來臺後，沒有再擔任軍職，人們偶而看見他在西門一帶的電影街看一場電影。住在臺中的孫立人，也深居簡出。

    杜聿明、鄭洞國、廖耀湘、范漢傑等兵敗被俘後，陷身匪區。衛立煌後來自動投匪，已在幾年以前死亡。據說衛立煌在香港時，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鈔。以防止鈔票發霉。那些錢，當然是當年在東北搜刮所得。到頭來卻也兩手空空。他死在匪區，就如同死掉一條小狗那樣，無聲無息。

赴撫順煤礦採訪

    民國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撫順煤礦採訪。那是由於煤礦中一個留用的日籍員工，投書「新報」，說撫順煤礦經國人接收後，已經把礦場糟塌得不成樣子，用殺雞取蛋的方式，進行開採煤礦。那位日籍員工，覺得他過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礦場上，不忍見到一個礦場就那樣被毀掉。同時早期派往撫順接收礦場的張莘夫被俄軍主使共匪殺死，他的血跡未乾，中國人何以竟不珍惜這個事業。

    「新報」社長徐露放，接到那封投書，頗為激動，他要我悄悄的到撫順煤礦去看一下，訪問幾個下層員工，特別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員以外的人。我到撫順後，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礦場採訪。但一接觸中下層員工，上層人士馬上趕到。現在我已記不起場長的姓名。能夠記得的是他們在當天中午，就預備了一桌酒席，招待記者。但卻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魚大肉而謝絕。於是他們又要派專車和專人，在我採訪後，陪我回去。他們提供了好多資料，都是屬於好的一方面的，但他們也沒有拒絕我訪問員工，和由我選擇的地區採訪。

    自然我回去時，也以坐火車較為安全的理由，拒絕了他們派專車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寫一篇報導煤礦的黑幕的文章。我記得我回去後連寫了三篇有關撫順煤礦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題目，就叫做「殺雞取蛋」。

    撫順煤礦當局，提供我的資料，大約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聞目睹，實地採訪所得。那三篇文章寫的很火爆，後來接到了礦場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員工，稱道那篇文章寫得很公正的信。

    在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在幾個月後，就會撤退，所以亟希望那個礦場能夠好好的開採，好好的經營，如果真的預料到東北的變色，會那樣快，也就不必寫那幾篇文章了！

連瑣式的學潮

    民國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國各地，都在鬧學潮，自六月初發生的學潮，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瀋陽地區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來自各地的流亡學生，都在搖旗吶喊。掀起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並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當那些學潮初起時，大部份的學生是純潔的，熱情的和愛國的。但真正操縱那些學潮的人，則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製造學潮和工潮，他們則稱之為學運和工運。

    凡是一遇到機會，共匪的滲透份子，便在各學校中煽動並鼓吹學生鬧事。製造社會問題，在學校中，如果有教授從事疏導，共匪的學生，立即會指他是「政治學教授」。同學們對於學潮持有異議的，則被指為「職業學生」。當時的共匪對學運工作所採的政策是：凡是在學校中支持共匪鬧事的教授，共匪則發動學生捧那些教授的場，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教授，則想盡種種方法，使他無法在學校立足。

    正因為如此，各地學校所鬧的風潮，是同一類型。在六月初各地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學潮，鬧了兩個禮拜以後，在重慶又發生搶米風潮，那些風潮，據後來共匪自己招認，都是他們所導演的，而且有些人成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間的學潮，由於瀋陽是戰區，施行戒嚴令，沒有像關內那樣擴大。但貼標語，罵美國人，學生們小規模的遊行，則不斷發生。在瀋陽學潮的兩個中心地區，一個是國立東北大學，另一個則是國立瀋陽醫學院。

    有一次他們已經在瀋陽市政府前的廣場上，搭了一個檯子，稱做「民主講台」，預備在第二天，大舉鬧事。但消息為瀋陽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姚彭齡獲悉，他連夜和負責保安業務的督察處處長崔志光少將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學生搭好的檯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駐守，並告訴正要往市府廣場集結的學生們說：大會已經延期。一場大規模的學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學潮像似傳染病似的，一個都市發生了，另一個都市馬上響應。而學潮一旦發生，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沒有辦法能夠控制。

    現在三十幾歲的青年教授們，在大陸撤守時，衹不過六歲左右，他們沒有受過「血」的教訓和「血」的洗禮；沒有看見過在共匪煽動與鼓吹之下，學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無辜，犧牲於學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認為「民主廣場」之類的學生運動，不妨開放。但對於我們這些披著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殘害的人而言，卻認為學生運動，就是學潮的先聲，而一切類型的暴動則是成年人的學潮，如果稱「暴動」就是「學潮」的化身。當不算是過份之辭。

麥克阿瑟的卓見

    在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的那次學潮，所掀起的反美運動，在美國並沒有什麼反應，但在東京卻激怒了一位職業軍人。那就是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他在中國各地的學潮發生三週以後，在東京發表了一項嚴正的聲明。他說盟軍總部沒有扶植日本，也沒有使其軍國主義復活的意圖。

    麥克阿瑟元帥並說：在中國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日運動，是中共、日共、韓共，離間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識之士，應認把共黨的陰謀揭穿。

   我深深的記得，「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把麥帥的聲明，標題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個大標題後，又來找我商量，這種標題，會不會刺激學生明天來打報館。我替他壯了一下膽子說：如果學生打了報館，就替我們做了一次大廣告，我們一定要有面對暴力的勇氣。於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把稿子發了下去。

    因為那個年代，誰也不敢開罪學生，開罪學生，就如同捅了馬蜂子窩一樣。對於學生的事，衹有順著他們說，那才算是當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則他們便會給別人戴上一項違反時代潮流的帽子，稱之為反動的知識份子。他們所稱的反動，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進一步解釋，則是頑固份子。

    當然，在廣大的學生群中，不是每一個人，都為匪張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慣政府接收人員的貪污、腐化，由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責難政府，不過他們卻忘了共匪正等待著機會，製造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使社會產生混亂，他們好在混水中摸魚。

使人失望的事

    在民國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幾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亂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時，竟有四個人競選副總統，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孫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潛。而這四個人全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在國民大會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選舉副總統時起，中樞的要員們，開始勾心鬥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時，才選出一個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當選。在五月一日，國大閉幕時，整整開了三十四天。當人們正在南京吵吵鬧鬧的，開國民大會時，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卻正在勵兵秣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則是政府一下子發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發行了銀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佈暫准銀幣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買賣銀幣。

    王雲五是行憲後的首任財政部長。他在八月十九日宣佈發行金元券。並規定金圓券一圓，摺合法幣三百萬元。同時限期收購法幣、金、銀和外幣。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發行，連陳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積蓄的一點金子，拿去換了金圓券。而上海商人卻開始囤藏物品不售。當時上海「申報」曾刊出的一則「花邊新聞」標題是：「金元券發行後，王雲五長衣飲龍門」。因為改革幣制以後，財政部長王雲五，曾穿了一件長衫，在「龍門飯店」獨酌。

    當然金圓券不久，就步了法幣的後塵，而且膨脹的速度，不比法幣緩慢。在當時真正有價值的貨幣，仍然是黃金和銀元。雖然袁大頭是民國初年發行的貨幣，但因為每一銀圓中，有秤平七錢二的紋銀成份，所以任何紙幣的價值改變，銀圓的價值，卻依然不變。而且不論在什麼地方，一塊銀圓，可以買一袋四十斤裝的麵粉。

好長的日子

    三十七年秋天，東北的中心瀋陽，物價一天天的高漲，自關外向關內套匯的人，也越來越多，許多高級官員們，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並且把家眷送進關內，金銀細軟，自然也陸續的轉往關內。若干武職人員也有臨時的小公館。小公館中，自然也藏有年輕貌美的女人。

    瀋陽自三十七年夏天起，雖然形勢日非，但她和長春不同，因為瀋陽城內並不缺糧，同時瀋陽到本溪之間和瀋陽到撫順之間的一段鐵路，也還暢通，因為兩地大量產煤所以準備過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遼西會戰，一次敗挫竟使衛立煌的司令部張惶失措，急於逃亡。加速了東北的淪陷。也使華北提前變色。

    筆者自三十四年冬，抵達蘇俄軍隊佔領的長春到三十七年初冬，瀋陽淪陷時止，前後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過得好長好長，腦子裡記的事情，也顯得特別多。但當重新回憶到每一件舊事時，都不禁要淒然淚下。

    近年來，一些舊事，常常入夢，有時夢到背了一支步槍，隨軍出擊，重作戰地記者。有時夢到故鄉的桃花林，古寺鐘聲，鄉下的老牛車，大院落，還有小溪邊的細柳。醒來後，雖然淚水會濕了枕布，但心情會仍然舒適而寧靜。

    但也有時夢到回到故鄉後，匪兵像潮水般的圍攏上來，被他們捉去時，五花大綁，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燒死，大叫一聲驚醒，心跳得也特別快。

    這些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個懷鄉病患者的悲哀。

    現在，又是仲夏之夜，每當我一個人靜坐在庭園中的草地上，對著天上的星星發呆時，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戰末期，我們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蘇俄軍隊不進入東北時，中國的現代史會怎樣寫？假如當年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人員不是熊式輝、衛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膽有識而且清廉的人，中國的現代史又將怎樣寫？在接收東北以後，沒有美國出面干涉，壓迫政府和中共匪幫和談，中國的近代史，又將怎樣寫？………

    〔作者更正〕：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被圍困的長春城」，文中第一段所稱空軍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應更正為吳禮將軍。

200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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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衡 摘自於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

遼西會戰的失敗
失去制勝機會

    民國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劉玉章將軍所部的五十二軍，收復遼陽后，依照劉玉章和廖耀湘當時的建議，國軍應該立即前進，直下海城，收復營口。打開瀋陽、營口間的通路。糧食和軍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補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動用五十幾架飛機，自北平向瀋陽空運糧食。但當時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對於那一作戰方案，猶豫不決，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勝機會。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彌將軍第八軍所屬的一六七師，自山東的煙台，調往遼西，進駐錦州。當時瀋陽和錦州兩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錦州、瀋陽間的鐵路，使北（平）寧（遼寧）路通車。但剿匪總部，又沒有能夠利用那個時機出擊。而失去了第二個制勝的機會。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軍開始大規模調動，九月十二日，進攻義縣，打了十二天後，義縣失陷，廿四日開始攻錦縣。就在那一天蔣總統電召衛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總統給衛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軍空運錦州，其餘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實時向新立屯出擊。當時為了加強那個命令的執行，中央特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將軍，在九月廿六日與衛立煌同機飛到瀋陽，共策進行。但衛立煌卻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軍長以上人員舉行會議，對於馳援錦州，仍在考慮中。在那次軍事會議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張，瀋陽地區的部隊向營口出擊，然後用船隻運兵，以海路馳援錦州。但參謀總長顧祝同則以總統的命令，不能變更，所以進攻營口案，也未能實現。
    時間就在衛立煌的遲疑與考慮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還不能決定。十月一日蔣總統臨北平，電召顧祝同、衛立煌兩人到北平會商，衛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於是才下達命令給第九兵團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揮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四十九軍、七十一軍，合計十二個師，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開始攻彰武，這一行動，已經較總統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實上是變更了總統的命令。因之在戰果上也沒有達到原先所預期的。但這個增援部隊，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趕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錦州。然而國軍的行動，仍然很緩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后，距離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為了爭取這個時間，終於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錦州。
    錦州陷落後，蔣總統於十月十五日又飛抵瀋陽，並在自北平飛往瀋陽途中的專機內舉行軍事會議。十六日再轉往葫蘆島布置軍事。在葫蘆島，總統又發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揮的十二個師繼續西進，收復錦州。總統回到北平以後，二十日再電召衛立煌、杜聿明兩人飛平，面授機宜。但衛立煌又沒有依照總統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總部，進駐黑山縣東二十華里的胡家窩棚，匪軍自十九日開始，自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軍，並在二十五日夜，突襲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與其它各部失掉聯繫，然後再分別截擊各軍的軍部和師部，使十二個師全部潰散。從遼西兵敗歸來的新一軍參謀長葉錕將軍，在瀋陽碰到筆者時，痛哭流涕，他說：怎會想到，十二萬大軍，在一夕之間瓦解，情況會變得那樣慘。葉錕並說：那次戰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衛立煌不依照總統的命令作軍事布置，一拖再拖，致損兵折將。葉錕在擔任新一軍參謀長時，就會作畫，我們常以儒將視之，但沒想到他來到台灣后，竟成為畫馬的名家。

在東北的記者群

    遼西會戰結束后，有一部份潰敗下來的士兵和軍官，陸續返回瀋陽，等待整編，但廖耀湘本人卻失蹤了！經過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沒有找到他。據後來逃出匪區的廖耀湘側近告訴筆者說：廖在兵敗以後，得到當地農民的幫助，化裝成一東北老農，乘一輛大車，在兵荒馬亂中，向關內逃亡，但經過匪軍檢查哨時，他不會說北方官話，致露出馬腳，終於被俘。
    遼西會戰，國軍大敗的消息，傳到瀋陽后，我們這一批新聞記者，仍沒有感到，不幸的日子會即將到來。我們對於政府幾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們從不曾想到瀋陽會很快的易手，所以我們和平常一樣的執行採訪工作。每天下午，準時到剿匪總部找雷襲琪參謀，等候他發布新聞。每天只聽到雷參謀說：「遼西兵團，敗得很慘，瀋陽防務，固若金湯」。因為雷的表情和平時一樣自然，所以新聞同業，也和他一樣，一些也沒有對局勢悲觀。
    現在再想起當年的舊事，我們這批記者，實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驕兵悍將們，同樣處於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覺。最後在陶醉中清醒過來時，幾乎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當時自關內派往東北各地的記者，大約可分為三派，一派是堅決支持政府的記者，也是最反共的記者，一派是中間派，對政府和共匪都無好感，另一派則是親匪派記者，或者是共匪滲透到新聞界的匪諜。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中，在一片亂糟糟的政治環境中，每一個人都不隱諱自己的政治主張。在我的記憶中，反共的記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中央日報」的特派員徐佳士和馬志鑠，中央社吉林特派員張冰子，「申報」特派員韓清濤，「新聞報」特派員潘世征，「大剛報」的特派員張膽，「益世報」的特派員高慶琛，上海「大公報」特派員張高峰，北平「世界日報」特派員樊放，瀋陽「中央日報」採訪主任袁笑星，「和平日報」採訪主任陳驥彤，「新報」的劉興武和筆者本人，還有東北「民報」的余敢。這些人不論是在長春或在瀋陽工作，都表現出反共反極權的風骨。
    中間派的則是江西「正氣日報」的特派員楊卓之，「大公報」的特派員呂德潤，「申報」特派員趙展。親匪的記者則有上海「文匯報」的特派員雷特，長春「前進報」的郭而清等。後來中間派的記者在大陸變色時，多已投匪，但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反共的記者，大都到了台灣，自然也有幾個人在大陸淪后，向自由區逃亡時，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蹤后永遠沒有了消息。
   想當年，那是一個敵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記者和親共的記者堡壘分明的年代。當時同情共匪的記者，則指責我們這批反共記者是「國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進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記者在當時的氣焰很囂張，而且明目張膽的寫文章，同情共匪，當他們張牙舞爪，為匪張目時，卻從未料到在匪偽竊據整個大陸后，連他們也一道清算，被洗腦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運和蕭軍、胡風等共黨作家們的命運，幾乎完全相同。

「新聞天地」千字斗米

    不過在前面所說的敵我堡壘分明中，也掽到過少數例外，譬如瀋陽「新報」中，有一位劉姓主筆，每天我們都聽到他在辦公室中，大罵政府，他寫的文章也很鋒利，愛走偏鋒，在當時我非常懷疑他是個匪諜，但在瀋陽陷匪之後，他逃得比誰都快，而且在逃難的途中，又大罵共匪。
    在北平淪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報」的總編輯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罵政府的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後，碰到他時，他卻勸告筆者，快些逃走，那時他又說：中共匪幫，比起國民黨來要要壞上千百倍，那時他卻又讚揚國民政府雖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卻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則是暴政。
    不過在瀋陽時代，所有的記者中，我仍極喜歡「申報」的特派員韓清濤。那時韓清濤除了擔任「申報」的職務外，並在「和平日報」任經理，也是上海「新聞天地」的駐東北區代表。
    當時的「新聞天地」周刊，是全國知識界所最愛讀的一本新聞性雜誌，全國各地的記者，多以文章能在「新聞天地」發表，是件榮譽。同時「新聞天地」的稿費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斗米」。所以也能選用些好文章。同時由於「新聞天地」刊載的內幕新聞較多，所以它也成為各地軍政首長必讀的刊物。
    由於韓清濤兼任「新聞天地」駐東北的代表，所以我們住的地方，釘了三塊牌子，一塊是上海「申報」特派員辦事處，一塊是上海「大公報」特派員辦事處，另一塊則是上海「新聞天地」駐東北代表辦事處。
    韓清濤是一位很樸質的人，他的外型和談吐，很像長白師範學院院長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談話時就極其謙虛，面帶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聞天地」空運到瀋陽辦事處時，報販用現金搶購，韓清濤怕報販因搶購打鬥，特限定每人僅能批發二十本，但後來的人，仍買不到書，常常吵吵鬧鬧而去。但清濤卻決不發脾氣，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韓清濤在瀋陽的那段時期，把他的老父從鄉間接來奉養，韓老伯是典型的北方庄稼人，他老先生看著我們每天吃飯時，總是大米，白面，似乎從內心感到不安。他覺得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太會浪費。

鈔票像一塊磚頭

    當然，我們那個時候的薪水不差，瀋陽「新報」，每次發薪，都領到像磚頭似的，厚厚一大堆鈔票，但我從那時起就不會理財，也沒想到理財。每次發薪水，除了接濟我的一位念高中時的一個盧姓同學的母親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連數都不數，就放在皮箱中。當然第二天的幣值，遠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卻從來沒有想過把現鈔買成袁大頭──銀幣，或者黃金。每天想的只是怎樣採訪新聞，怎樣寫一篇夠水平的通訊稿或者特寫稿。
    說來也奇怪，我自六歲隨父親下關東，是來自田莊的孩子，我讀大學時，雖然環境好些，但在童年時代確確實實過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見別人過的苦日子。但我卻從來不重視金錢。兒時讀論語時，特別喜歡子路所說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著昔日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現在我仍覺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歲的人，仍有著昔日的「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豪情。
    我不會理財，不重視財帛，可能和我讀過一年私塾的教育有關，那時我的啟蒙老師姜孝友師，常常告誡我，大丈夫應該以天下為己任，凡「尋田問產」者，終非大器。我的半生，雖然沒有成什麼大器，但卻也不屑於尋田問產。當然這一觀念，在今日工業社會中，已顯得落伍。
    在瀋陽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別值得我記憶的是我有一個軍方的好友楊溫將軍，他是新一軍五十師的師長，他每自防地歸來，必然到辦事處來看我，並在我們的辦事處吃飯，他每次來時，吉普車的後面，也必然載著幾包白米和幾袋白面，我和韓清濤吃不完時，就一袋一袋的送給盧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讀書時，同學的母親家裡。因為他們家的情況不好。所以一直住在東關的貧民區。
    後來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這個小的「文化戰犯」時，我就躲在盧家，盧伯母並且告訴我說：如果匪幹真的搜查到他家時，就稱我是她的兒子。這些都是以後的事。

梁華盛與活動碉堡

    在瀋陽失守的前三個月，衛立煌決定把瀋陽防守區司令部改為警備司令部，於是瀋陽防守區司令官梁華盛將軍，便被調回廣州綏靖公署擔任副主任。新任警備司令則由胡家驥將軍充任。職權僅為防守瀋陽城區，較過去瀋陽區防守區司令的範圍為小。
    梁華盛將軍，在瀋陽做了五個多月防守區司令官，他交接時，東北的形勢，正在走向下坡，那時和他一道離開瀋陽的還有馬占山將軍，馬占山之離開瀋陽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無可為，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離去。
    梁華盛將軍，自吉林撤守后，他到瀋陽確實想做些事情，但客觀的形勢，也使他沒能發揮什麼力量。不過在他的任期中，曾經想出了在瀋陽外圍，設立活動碉堡，所謂活動碉堡，就是用厚鋼板製作的堡壘，下面有輪，可以在軌道上推動，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槍孔向外射擊。也可以推動堡碉在軌道上運行。像似活動的裝甲車。梁華盛將軍的活動碉堡設計成功后，曾約邀記者們到現場參觀。但約定不發表新聞。免得敵人知道我們有了這種設計。此外梁華盛也鼓勵城防駐軍和軍醫院，利用空地種菜和養豬，以備局勢惡化，城區被共匪封鎖時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鑒於長春被圍時，城內缺糧缺菜，所作的未雨綢繆之策，遺憾的是瀋陽最後的結局，竟是不戰而退。
    所以梁華盛將軍到了東北末期，他返回廣州擔任余漢謀的副主任前，也沒有了他初到東北接收時的豪氣，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時，當共匪圍攻吉林最緊張時期，他忽然自瀋陽坐了一架L5小型飛機，冒著大風雪，迫降在哈達灣機場時的精神。

石覺的十三軍

    在民國三十七年，瀋陽失守的幾個月以前，瀋陽的記者團，也曾經計劃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覺兵團，但由於剿罪總部沒有交通工具供應，致沒能成行。
   石覺將軍所率領的十三軍和趙公武將軍所率的五十二軍，是首先出關的國軍部隊。五十二軍後來由劉玉章將軍繼任軍長，十三軍則一直由石覺統率。十三軍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關，經綏中、興城，然後下錦州、義縣、阜新、彰武轉往北票。過朝陽、葉柏壽、凌源、平泉，最後駐守承德。
    承德是熱河的省會，在滿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獵的地區，政府接收后，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劉多荃，後來由范漢傑兼任省主席，石覺部隊進駐承德地區后，中央在承德設置了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石覺則擔任綏靖區的司令官。
    這支部隊，是最先出關的國軍，也是最後很完整的撤回關內的部隊，這支部隊是在瀋陽失守以後的半個多月，才有秩序的從承德撤到張家口。算是剿匪戰史中的一個奇迹。當然十三軍的軍紀很好，在駐在地區，從來沒有聽說有過擾民的事件發生。也是這支部隊，能全師而退的原因之一。而當年在東北的將領中，下場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覺和劉玉章兩位將軍了！石覺目前的職務是考試院的銓敘部長，劉玉章也累官至陸軍上將。而且是守金門的名將之一。
    早年在東北叱吒風雲的將軍多已風流雲散，熊式輝在經商失敗后，隱居於台中地區，垂垂老矣！梁華盛來台後，沒有再擔任軍職，人們偶而看見他在西門一帶的電影街看一場電影。住在台中的孫立人，也深居簡出。
    杜聿明、鄭洞國、廖耀湘、范漢傑等兵敗被俘后，陷身匪區。衛立煌後來自動投匪，已在幾年以前死亡。據說衛立煌在香港時，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鈔。以防止鈔票發霉。那些錢，當然是當年在東北搜刮所得。到頭來卻也兩手空空。他死在匪區，就如同死掉一條小狗那樣，無聲無息。

赴撫順煤礦採訪

    民國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撫順煤礦採訪。那是由於煤礦中一個留用的日籍員工，投書「新報」，說撫順煤礦經國人接收后，已經把礦場糟塌得不成樣子，用殺雞取蛋的方式，進行開採煤礦。那位日籍員工，覺得他過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礦場上，不忍見到一個礦場就那樣被毀掉。同時早期派往撫順接收礦場的張莘夫被俄軍主使共匪殺死，他的血跡未乾，中國人何以竟不珍惜這個事業。
    「新報」社長徐露放，接到那封投書，頗為激動，他要我悄悄的到撫順煤礦去看一下，訪問幾個下層員工，特別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員以外的人。我到撫順后，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礦場採訪。但一接觸中下層員工，上層人士馬上趕到。現在我已記不起場長的姓名。能夠記得的是他們在當天中午，就預備了一桌酒席，招待記者。但卻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魚大肉而謝絕。於是他們又要派專車和專人，在我採訪后，陪我回去。他們提供了好多數據，都是屬於好的一方面的，但他們也沒有拒絕我訪問員工，和由我選擇的地區採訪。
    自然我回去時，也以坐火車較為安全的理由，拒絕了他們派專車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寫一篇報導煤礦的黑幕的文章。我記得我回去后連寫了三篇有關撫順煤礦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題目，就叫做「殺雞取蛋」。
    撫順煤礦當局，提供我的數據，大約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聞目睹，實地採訪所得。那三篇文章寫的很火爆，後來接到了礦場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員工，稱道那篇文章寫得很公正的信。
    在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在幾個月後，就會撤退，所以亟希望那個礦場能夠好好的開採，好好的經營，如果真的預料到東北的變色，會那樣快，也就不必寫那幾篇文章了！

連瑣式的學潮

    民國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國各地，都在鬧學潮，自六月初發生的學潮，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瀋陽地區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來自各地的流亡學生，都在搖旗吶喊。掀起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並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當那些學潮初起時，大部份的學生是純潔的，熱情的和愛國的。但真正操縱那些學潮的人，則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製造學潮和工潮，他們則稱之為學運和工運。
    凡是一遇到機會，共匪的滲透份子，便在各學校中煽動並鼓吹學生鬧事。製造社會問題，在學校中，如果有教授從事疏導，共匪的學生，立即會指他是「政治學教授」。同學們對於學潮持有異議的，則被指為「職業學生」。當時的共匪對學運工作所採的政策是：凡是在學校中支持共匪鬧事的教授，共匪則發動學生捧那些教授的場，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教授，則想盡種種方法，使他無法在學校立足。
    正因為如此，各地學校所鬧的風潮，是同一類型。在六月初各地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學潮，鬧了兩個禮拜以後，在重慶又發生搶米風潮，那些風潮，據後來共匪自己招認，都是他們所導演的，而且有些人成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間的學潮，由於瀋陽是戰區，施行戒嚴令，沒有像關內那樣擴大。但貼標語，罵美國人，學生們小規模的遊行，則不斷發生。在瀋陽學潮的兩個中心地區，一個是國立東北大學，另一個則是國立瀋陽醫學院。
    有一次他們已經在瀋陽市政府前的廣場上，搭了一個檯子，稱做「民主講台」，預備在第二天，大舉鬧事。但消息為瀋陽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姚彭齡獲悉，他連夜和負責保安業務的督察處處長崔志光少將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學生搭好的檯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駐守，並告訴正要往市府廣場集結的學生們說：大會已經延期。一場大規模的學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學潮像似傳染病似的，一個都市發生了，另一個都市馬上響應。而學潮一旦發生，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沒有辦法能夠控制。
    現在三十幾歲的青年教授們，在大陸撤守時，只不過六歲左右，他們沒有受過「血」的教訓和「血」的洗禮；沒有看見過在共匪煽動與鼓吹之下，學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無辜，犧牲於學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認為「民主廣場」之類的學生運動，不妨開放。但對於我們這些披著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殘害的人而言，卻認為學生運動，就是學潮的先聲，而一切類型的暴動則是成年人的學潮，如果稱「暴動」就是「學潮」的化身。當不算是過份之辭。

麥克阿瑟的卓見

    在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的那次學潮，所掀起的反美運動，在美國並沒有什麼反應，但在東京卻激怒了一位職業軍人。那就是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他在中國各地的學潮發生三周以後，在東京發表了一項嚴正的聲明。他說盟軍總部沒有扶植日本，也沒有使其軍國主義復活的意圖。
    麥克阿瑟元帥並說：在中國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日運動，是中共、日共、韓共，離間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識之士，應認把共黨的陰謀揭穿。
   我深深的記得，「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把麥帥的聲明，標題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個大標題后，又來找我商量，這種標題，會不會刺激學生明天來打報館。我替他壯了一下膽子說：如果學生打了報館，就替我們做了一次大廣告，我們一定要有面對暴力的勇氣。於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把稿子發了下去。
    因為那個年代，誰也不敢開罪學生，開罪學生，就如同捅了馬蜂子窩一樣。對於學生的事，只有順著他們說，那才算是當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則他們便會給別人戴上一項違反時代潮流的帽子，稱之為反動的知識分子。他們所稱的反動，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進一步解釋，則是頑固份子。
    當然，在廣大的學生群中，不是每一個人，都為匪張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慣政府接收人員的貪污、腐化，由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責難政府，不過他們卻忘了共匪正等待著機會，製造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使社會產生混亂，他們好在混水中摸魚。

使人失望的事

    在民國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幾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亂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時，竟有四個人競選副總統，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孫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潛。而這四個人全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在國民大會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選舉副總統時起，中樞的要員們，開始勾心鬥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時，才選出一個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當選。在五月一日，國大閉幕時，整整開了三十四天。當人們正在南京吵吵鬧鬧的，開國民大會時，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卻正在勵兵秣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則是政府一下子發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發行了銀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暫准銀幣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買賣銀幣。
    王雲五是行憲后的首任財政部長。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發行金元券。並規定金圓券一圓，摺合法幣三百萬元。同時限期收購法幣、金、銀和外幣。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發行，連陳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積蓄的一點金子，拿去換了金圓券。而上海商人卻開始囤藏物品不售。當時上海「申報」曾刊出的一則「花邊新聞」標題是：「金元券發行后，王雲五長衣飲龍門」。因為改革幣制以後，財政部長王雲五，曾穿了一件長衫，在「龍門飯店」獨酌。
    當然金圓券不久，就步了法幣的後塵，而且膨脹的速度，不比法幣緩慢。在當時真正有價值的貨幣，仍然是黃金和銀元。雖然袁大頭是民國初年發行的貨幣，但因為每一銀圓中，有秤平七錢二的紋銀成份，所以任何紙幣的價值改變，銀圓的價值，卻依然不變。而且不論在什麼地方，一塊銀圓，可以買一袋四十斤裝的麵粉。

好長的日子

    三十七年秋天，東北的中心瀋陽，物價一天天的高漲，自關外向關內套匯的人，也越來越多，許多高級官員們，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並且把家眷送進關內，金銀細軟，自然也陸續的轉往關內。若干武職人員也有臨時的小公館。小公館中，自然也藏有年輕貌美的女人。
    瀋陽自三十七年夏天起，雖然形勢日非，但她和長春不同，因為瀋陽城內並不缺糧，同時瀋陽到本溪之間和瀋陽到撫順之間的一段鐵路，也還暢通，因為兩地大量產煤所以準備過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遼西會戰，一次敗挫竟使衛立煌的司令部張惶失措，急於逃亡。加速了東北的淪陷。也使華北提前變色。
    筆者自三十四年冬，抵達蘇俄軍隊佔領的長春到三十七年初冬，瀋陽淪陷時止，前後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過得好長好長，腦子裡記的事情，也顯得特別多。但當重新回憶到每一件舊事時，都不禁要凄然淚下。
    近年來，一些舊事，常常入夢，有時夢到背了一支步槍，隨軍出擊，重作戰地記者。有時夢到故鄉的桃花林，古寺鐘聲，鄉下的老牛車，大院落，還有小溪邊的細柳。醒來后，雖然淚水會濕了枕布，但心情會仍然舒適而寧靜。
    但也有時夢到回到故鄉后，匪兵像潮水般的圍攏上來，被他們捉去時，五花大綁，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燒死，大叫一聲驚醒，心跳得也特別快。
    這些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個懷鄉病患者的悲哀。
    現在，又是仲夏之夜，每當我一個人靜坐在庭園中的草地上，對著天上的星星發獃時，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戰末期，我們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蘇俄軍隊不進入東北時，中國的現代史會怎樣寫？假如當年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人員不是熊式輝、衛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膽有識而且清廉的人，中國的現代史又將怎樣寫？在接收東北以後，沒有美國出面干涉，壓迫政府和中共匪幫和談，中國的近代史，又將怎樣寫？………
    〔作者更正〕：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被圍困的長春城」，文中第一段所稱空軍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應更正為吳禮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