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奸淫擄掠與中共踞東北之憶(5)

作者﹕于衡 摘自於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

被圍困的長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採訪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離瀋陽六百公里的長春，被共匪包圍得越來越緊，雖然從新聞電報中，讀不到長春市民被圍城後的生活情形，但從中央社長春分社的「參考消息」中，已經知道當時的新七軍和六十軍，不斷發生嚴重的摩擦，市民們連「豆餅」也吃不到時，已經開始吃樹葉了！當我從剿匪總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對外發佈，單供軍政首長閱讀的「參考消息」時，心中像壓了一塊重重的鉛，因為在那個孤城中，有我的親戚、朋友同事和學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軍第一軍司令部的飛行科長宋壽椿上校，在聊天時，他告訴我長春的存糧，維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經派飛機向長春空投糧食，作為軍糈民食。有時派出C46運輸機空投，有時派出B25轟炸機空投。由於我們在長春時，相處得極為融洽，他已經不把我看成一個新聞記者，因為我向他提出一個要求，希望隨空投的飛機到長春的上空去採訪一次。寫一篇文章。

    宋壽椿上校，當時的答覆是：他要向上級請示一下，看看能不能獲准。那時瀋陽的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副司令是易國瑞將軍。在當時有兩位將軍，常常親自駕著飛機，飛往四平及長春一帶偵察，一位是空軍總部的副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另一位則是張廷孟將軍。張廷孟和新聞記者接觸不多，對記者也似乎沒有什麼好感，但我計劃隨機採訪，他並沒有反對。因此過了幾天，宋壽椿上校告訴我說：上面已經原則同意我隨機飛往長春，但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能告訴其他新聞同業，第二不能發佈任何隨機採訪的新聞，第三不負安全的責任。理由是如果允許一個記者隨機採訪，其他記者提出同樣的要求，軍區司令部無法應付。因此隨機採訪也不能發佈新聞。如果我同意三個條件，宋壽椿將替我安排時間。宋壽椿並說：如果我要不遵守諾言，就是出賣朋友，那時第一個受處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當時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願意隨機到長春上空去看看，回來後不寫一個字的新聞報導。也絕對不會傷害朋友。當時的斷然決定，只是基於一種好奇心，現在想來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為新聞記者冒著危險隨機去看空投，回來後又不能寫一個字，豈不是白白浪費時間？

    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機。轟炸機上彷彿有七八個人，其中包括正駕駛和副駕駛、領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擊手，還有幾名士兵。機艙中堆了一些糧包，上面綁了降落傘。

    我們的飛行大約在兩萬公尺左右，飛機經過四平，到了長春上空，繞了幾週，士兵們開始打開艙門，把糧包推下。在長春上空，我什麼也沒看到，看到的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煙，一位士兵告訴我說：那是郊區匪軍發射的高射砲彈，因為我們飛得高，砲彈對我們卻毫無威脅。飛去飛回，B25轟炸機，飛得十分平穩，也沒有開槍向地面射擊。在回程中，飛機的副駕駛，並且走出駕駛艙和我們聊天。

    當晚宋壽椿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告訴他，這是一次「交白卷的採訪」，因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煙外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並請他安心睡覺，明天的報上，不會有一個字的空投報導。

    儘管我那次的採訪，毫無所獲，但是我仍然感謝宋壽椿上校，對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於違背諾言。

內無糧草，外無救兵

    長春被共匪緊緊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後，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連小型的聯絡機，也無法在城區內的「皇宮機場」起落，名符其實的成了一個孤島。因為守軍的兵力薄弱，也無力出擊，當時它的處境，真是「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因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崑所部的新一軍三十師和五十師以及暫編五十三師，都被調往瀋陽，長春僅留下了李鴻的三十八師，以及暫編五十六師和暫編六十一師，和由吉林撤到長春的雲南部隊第六十軍。後來李鴻的第三十八師改編為新七軍，李鴻也升任了軍長，那就是防守長春的主力。

    第六十軍的軍風紀，自吉林撤退後，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時，且有掠奪事件發生，而由新一軍三十八師擴編的新七軍，在心理上就輕視六十軍，因此這兩個友軍，一直就發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軍和六十軍，在鄭洞國將軍指導下，自長春出擊，出擊的目的，則是擴張糧源，「搶糧」圖存。當出擊的行動開始後，新七軍的卅八師和五十六師佔領了距長春五十華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師則攻下了長春以南三十華里的大鎮范家屯，六十軍的五十二師則佔領長春東方廿五華里的興隆山。但結果是「搶糧」的目的，絲毫沒有達成。因為共匪在撤退時，已把糧食運走，出擊的部隊，僅在小合隆收購了幾千斤糧食。

    那次出擊，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對軍隊的信心。於是鄭洞國又及早下達命令，要卅八師撤回長春。因為那次出擊，長春唱的是「空城計」，怕共匪乘虛而入。

    鄭洞國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師防守長春城區，六十一師第二團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師一二兩團防守大房身機場。五月廿三日晚間，鄭在他的指輝部內，召集團長以上的軍官，舉行軍事會議，就在開會時，匪軍發動了一次攻勢，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軍被圍，經過一夜的戰鬪，共匪「以大吃小」的戰術成功了。在戰鬪結束時，六十一師的第二團潰敗，副團長被俘，五十六師的兩個團，也全部瓦解，副師長王正國和兩個副團長被俘。

洪熙街的慘象

    當時的長春有人口六十萬，部隊五萬餘，五月以後，軍方由於糧食問題嚴重，開始鼓勵市民出城，並開放卡哨，但共匪卻把放出的人，又趕回來。不過有一種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帶出一支步槍或者機槍的予以放行。很明顯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長春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

    進了七月，長春吃的問題，愈來愈為嚴重，守城部隊，也以黃豆和豆餅作為主食，市內也有人因饑餓而死。於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東西，不準隨意搬動，由市府統一分配，而當時可以用作為食物的主要東西，則是造酒的麯子和豆餅。雖然酒麯並不好吃，但市民們仍然排隊領取配給。

    八月間，街頭已有了棄屍，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屍體，然後人再殺狗，以狗肉充饑。那是當時的珍品。在無法忍受的情形下，人們潮水般湧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國軍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許多人向前衝，共匪就用機槍掃射，想回城國軍也不準許，於是留在洪熙街地區的近十萬市民，形成了一個人吃人的世界。從市區出來，帶著少許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搶光，老弱婦孺，常被人踐踏而死。當時的情勢是先出市區的人，搶後出市區人的東西吃。不過也有少數人，爬出洪熙街的鐵絲網。突破共匪的封鎖線，逃得一命。另外則是匪軍諜報人員，向持有黃金的人，售賣「窩窩頭」，難民們用一個金戒子，可以向匪特買兩個窩窩頭，一兩黃金，可以買五個窩窩頭。但當囊中金盡時，也就臨近死期。

    我有好幾個朋友，死於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極少數的人，從大劫數中，保住一條性命，當時從洪熙街爬出的文藝作家王光逖，便寫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長春」，給北平「益世報」，讀來一字一淚。王光逖也由於那篇文章，而被「益世報」聘為記者。

    據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在饑餓中，在生死的邊緣上，人為了求生，什麼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後，甚至連求死的勇氣和憤怒的情緒，也完全消失。當時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話中的酆都城。

吃酒麯和樹葉的市民

    讀者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讀者們，也許沒有人相信，民國三十七年秋天，長春的食米，每市斤會賣到一億二千萬元，在數學上是九位數字。更不會有人相信，在那個時候，還會有人用抬高物價的方式發財。但當時，確實有人囤積居奇，而且軍需人員和糧商間，還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韓道誠教授，當年他在新七軍政工處任科長——後來告訴我說：「那年的中秋節，軍方把儲備過冬的食糧中，抽出了一部份，發了一天實物，算是犒賞，那是長春籠城中，幾個月來吃得最飽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事。」韓道誠特別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長春的市民，吃完酒麯和豆餅之後，都面部浮腫，當人們，連樹葉都吃光時，共匪卻在更深人靜時，故意殺豬，把豬的叫聲，用擴音器，向駐軍地區播放。那種心戰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飛機，每天空投糧食十八萬斤，但糧食投下後，落入六十軍的防區，就由六十軍沒收，落入新七軍的防區，就由新七軍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獲者隱藏。更有些因風向不對，飄落匪軍地區。那些糧食，依照政府的計劃，是給駐軍過冬用的，但局面卻沒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遼南調來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軍一八四師，由潘朔瑞率領，先向六十軍進攻，然後再向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勸降，並在六十軍司令部的地下室內，設了一個聯絡電台，作為匪軍和六十軍的通訊工具。那個秘密，很快的就被長春情報單位負責人安震東獲悉，並且報請鄭洞國處理，但鄭卻不敢動手。
    十月初旬，政府決定放棄長春，並派了一架P51機空投突圍命令。當時的撤退計畫是：新七軍和六十軍，向梅河口方面突圍，然後由廖耀湘兵團接應，撤至瀋陽。但這個命令，馬上被六十軍洩漏給匪方，於是共匪就預備了兩個縱隊截擊，另派十一個獨立師追蹤，企圖一舉消滅新七軍。

長春淪陷

    依照撤退命令，預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時，開始突圍，但十七日清晨，六十軍卻開始叛變。而且是一個計劃十分週密的叛變。曾澤生首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先扣押了反對叛變的徐參謀長和五十二師師長李嵩和李的兩個團長。

    在叛亂的當時，曾澤生並且寫了一封信給鄭洞國，說明叛亂的理由，等鄭洞國向他搖電話時，電話已經切斷了！鄭派兵團司令部的參謀長楊友梅訪曾時，曾則閉門不見。

   六十軍叛變後，新七軍和六十軍，劃大經路為界，六十軍在大經路以東地區，新七軍在大經路以西地區，互相警戒。中間則佈滿鐵絲網和拒馬。六十軍的砲口，則對準新七軍的司令部。

    當時新七軍的軍長李鴻，正在患傷寒病，由副軍長史說代行職務，史說是原先新一軍的參謀長，他平時戴著深度的近視眼鏡，他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所以新七軍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鄭洞國召集新七軍的團長，舉行緊急會議，說明匪軍情況和六十軍叛變的情形，然後徵詢「打不打」的意見。但在夜裡他仍下達突圍命令。然而那個命令，卻沒有發生效力。原因是新七軍所屬的六十一師第一團團長李卓彧和第二團團長姚鳳翔，已經和匪方談判「槍繳械，人回家」的條件，不想再突圍了！

    十月十八日拂曉時分，叛變的六十軍和共匪部隊換防，共匪開始入城。這時李卓彧和姚鳳翔的投降計劃，也為新七軍副軍長史說所接受。於是新七軍也派了五個代表，由政工處長楊天挺率領，打著白旗，向匪軍請降。

鄭洞國自殺前後

    鄭洞國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銀行，陪伴他的僅是三百人的特務營。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準備自殺，當時他向中央拍了一通電報說：「曾部叛變，李部覆滅，洞國何為，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

    據鄭洞國的側近後來告訴筆者說：鄭國洞在十九日曾計劃自殺，同時並與國防部派去的李蕭兩位視察官一道自殺。他們在辦公室中，並每人寫好一封遺書，各持左輪手槍一支。鄭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煙，一腳踢開，然後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幾分鐘後，他又把香煙拾起，恢復鎮靜。在鄰室的李蕭兩視察官，見鄭未履行協議，也就繼續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團的參謀處長郭修甲舉著，從地下室爬出來，向共匪請降。但這時卻有一位無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鄭洞國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衝鋒槍，爬到中央銀行的樓頂，向包圍央行的匪軍掃射，最後是他自己中彈殉職。從那時開始，長春淪陷了。

    長春淪陷後，在瀋陽所得到的消息，是鄭洞國將軍殉職，李鴻將軍被俘，長春的守軍沒有像四平街一樣，發生巷戰。事後證實，部分是確實的，部分卻是以訛傳訛。不過鄭洞國發給中央的電報，「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一語，卻成為當時各報的大字標題。

隨軍進入遼陽

    在長春失守前三個月，國軍五十二軍劉玉章的部隊，曾經收復遼陽。那是在當時一切情勢逆轉下，國軍的一次勝利，但也是在東北迴光返照的一次勝利。不過在當時我們卻沒有迴光返照的感覺，對戰局仍然充滿信心。

    國軍收復遼陽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軍隊收復遼陽的廿四小時後，筆者隨同記者團和國軍的後續部隊，進入遼陽。第二天就坐軍車，回到瀋陽。回來後並寫了一篇特寫「再看遼陽」，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報」上。

    我自瀋陽逃難時，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出，僅逃出一條性命。到臺灣後，卻有一位過去在長春青年訓導班讀書的學生，把我寫的「再看遼陽」的剪報寄給我。那是我手邊僅存的過去寫的一篇稿子。每當我讀它時，都不禁熱淚盈眶。回憶過去的年華，過去的遭遇，像似一場夢和一縷青煙。下面便是我當年所寫「再看遼陽」的原文。

遼陽在變

    遼陽收復的二十四小時後，記者團的車子，便開進縣城，第一個接受記者訪問的市民，講的第一句話是：「昨天和今天，便換了兩個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場夢。」接著他獃獃的望著我，不再講下去，眼睛裡像似有淚，但流不出來。

    遼陽的市民，確是變了，他們像作夢似的，就換了一個天下。因為昨天和今天，他們完全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變了，事情變了，連人們的臉，也都變了！

   在這一變又一變中，記者感到無限沉痛。因為記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遼陽時，看到的笑臉與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齊的街道，和完整的樓房，現在也都變得凹凸不平，彈痕累累，如今遼陽的人民，在徬徨、在迷惘，像是新從牢獄裡放出來的囚徒。在打算著未來的生活。

    這個方圓十里的小城，雖然已經收復了二十多個小時，然而仍然死氣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跡象。街上的幾輛三輪車、空著車子，兜來兜去，商店雖然已經開了門，但沒有買主，街上走著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沒精打采，若不是有幾輛吉普車，風馳電掣的跑過去，我們真會感到這是一所沒落了的大院落。

    遼陽的晚上，一入黃昏，便宣佈戒嚴，一輪明月，從雲層裡鑽出來，照在這寂靜在古城上，遠處再傳來幾聲炮響，使人感到這是一座荒涼的戰場。

    今日的遼陽，像似一個斷了線的風箏，舊的放風箏人撒了手，新的放風箏人，還沒有牽著引線，只有任著它在半空中，飄搖不定。講經濟，匪幣已經失去效用，我們的流通券還沒有運來，交易已經失去媒介。論行政，縣府剛剛貼上一張白紙條，正為開會忙。一切顯得雜亂無章。

浩劫五月

    共匪從三十六年的舊曆臘月廿七日，攻入遼陽，已經佔據這個小城五個多月，人們在恐怖中沒有平安的過一個舊曆年，共匪帶給遼陽的是恐怖與饑餓，因為他們入城後，就開始搜括糧食，然後再施行配給，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學生說：他的爸爸，在臘月廿七日那天，遼陽防守戰中，中流彈死去，於是他失去念書的權利，他眼睜睜的看著共匪一車一車的拉走城裡的糧食，他和他的母親也就從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夢中他常常夢到他父親告訴他死得很屈。他又說：他的同學，進了共黨學校念書的，近半年來，除了唱共黨編的歌曲外，也沒唸到書。唸到的僅是：「不愛爸爸，不愛媽媽，祇愛毛澤東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吳的老先生也告訴記者，遼陽被共黨禍害完了，在這裡沒有了往日的文化氣息，也找不到過往的繁榮，共匪留給遼陽的是富人窮了，窮人更窮了。一位中學教師告訴我說：共匪統治遼陽五個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懷柔，因為遼陽城外，已經清算鬪爭，而城內則仍然沒有開始動作。

    在遼陽城，記者團曾參觀了魁星樓，高麗門，車站，水泥廠，麻袋工廠，魁星樓的頂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廠的房屋內，看到了許多槍孔和彈痕，那些都是兩次防攻戰，所遺留的痕跡。在城牆下面，我們在一片瓦礫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殘酷的「人海戰術」。

    一般說來，遼陽的市民，對共匪都無好感，他們痛恨共匪的極權統治，但對我們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歡迎。這件事由於記者團想找一家飯館進餐時，在身後便聽到有人說：「他們又來接收了，又來吃飯館來了」，這種淡淡的諷刺，值得我們的接收人員深思與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極權統治和恐怖，而痛惡的則是我們自己的腐化與貪污。再加上無能。但老百姓對恐怖的統治者共匪，要滿臉陪笑，對腐化的官員們，也要滿臉陪笑。誰來了便請誰升堂入室。一個市民說：共匪雖然充滿罪惡，但他們有統治力量，政府雖然自由，卻表現出不辦事情。也就是因為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擔心遼陽會不會保得住，和遼陽會不會再遭共匪蹂躪。因此他們在說話時，也祇能說到適可而止，甚至在罵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邊的人。這些受難的青服民族，極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這個城市，永不再淪入共匪手中。

李運成論「戰」

    這次光復遼陽，首先進入縣城的是五十二軍李運成師長，這位講話一口湖南腔的將軍，在他的師部裡，向記者團講述收復縣城的經過，他說：遼陽失守時，共匪從高麗門打入，這次他部隊也先從高麗門攻了進去。他說，五十二軍的部隊，接到進攻遼陽的命令後，即澈夜準備，乘著暗夜，銜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過了太子河，向城東南角的麻袋，洋灰兩工廠猛攻。不久就佔領了上述的據點。同時更派出部隊，由東城向城內伸展。另派一部份部隊繞道南門堵擊。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使城內共匪，走投無路，乃繳械頭誠。然後他再派兵掃蕩西郊和車站一帶的匪軍殘部。他說：五十二軍從攻擊到佔領，總計不過三小時，實在是歷次戰役中所少見的。

    當時在遼陽指揮作戰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還有劉玉章將軍和龍天武將軍，當記者團訪問駐軍高級司令部時，他們三人正在圍看一張軍用地圖，研究今後的戰略。廖耀湘將軍表示：國軍克服遼陽後，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要由遼陽剿匪總部來決定。

   當然，遼陽收復之後，地方上的問題，馬上便要接踵而來，譬如縣城的糧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問題，如何解決。已經由共匪分了的四鄉土地，如何處理。共匪在時，高粱米每斤售匪幣三千元，我們收復後便賣到流通券十五萬元。普通日用品的售價，也比匪幣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解決。

    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比記者團早八小時，抵達遼陽，他指示縣長，今年的田禾，歸耕種的人收割，但當王志仁縣長，召集地方人士開會時，地方紳士，極力反對，這一群土豪劣紳，實在是剿匪戰中的一個阻力，有事時他們先逃，太平時回來搗亂。他們的腦子裡，除了充滿自私外，那裡有什麼國家，民族意識。這些人和貪官污吏勾結起來，剛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們沒有大刀闊斧的作風，說做就做的勇氣，遼陽的殘局就更難收拾。今日之戰，已經到了組織對組織，幹部對幹部的時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樣的腐化與低能，軍隊雖然打下遼陽，依然是一個累贅。

靜靜的太子河

    歸途，車子經過太子河，河水靜靜的流，一隻木船在擺渡行人，河北岸已蝟集了一批趕著騾車，拉著傢具，攜著妻兒，等候回家的人，他們皺紋的臉中，露出一些笑容。

   佇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見石的流水和即將搭好的兩座浮橋，我彷彿看到了遼陽的新生。車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隨風飄來了麥香，遠處有一望無際的高粱地。

   車子經過長辛店時，看到了繞著這個大鎮的老柳樹，土圍牆，一群農民，在那裡替國軍修路。農家的煙囪中，正冒著縷縷的炊煙。

    七月的遼南，正是青紗帳起的時候，在吉普車上，我默默的禱告，願上蒼保佑這些良善的農民，永遠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當時寫那篇文章時，也從未想到三個半月以後，瀋陽會淪陷。不僅我沒有料到，就是當時的東北軍政首要，也不會料到東北會淪陷得那麼快。

衛立煌和范漢傑鬧意見

    我從遼陽戰場回到瀋陽以後，遼西地區的大戰，正在醞釀，錦州守將范漢傑將軍，曾到了瀋陽和衛立煌商量應付遼西地區未來的戰局。

    范漢傑是一個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時，他直率的說：假如衛立煌將軍，對遼西的局勢，表示關切，他將在瀋陽多留幾天，並且要到本溪和撫順兩個工業區看看，要是為衛立對他冷淡，他將馬上返防。范漢傑也向我表示：錦州地區，存糧很多，祇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揮的部隊，士氣很高，當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隊堅守城池，吸住匪軍主力，然後以大兵團包圍住匪軍的主力，內外夾攻，在遼西地區，可以一舉殲滅匪軍。不知道衛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見。

    但在第二天，范漢傑卻悄然返防，很明顯的，衛立煌和范漢傑的會談，並不融洽。後來從剿匪總部傳出的消息說：衛范之間的會談，不僅不融洽，而且衛立煌還拍了桌子。

   後來錦州之戰發生了，參謀本部給衛立煌的作戰命令是：加速增援遼西戰場，但衛卻從容不迫的慢慢作著軍事部署，對錦州的救援，比參謀本部的計劃，晚了十天。而導致遼西會戰的失敗。使錦州終於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錦州之戰，發生於九月十九日，戰事連續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場慘烈的戰爭，而且打了巷戰。

    事實上，錦州丟得十分可惜，筆者在瀋陽棄守後，化裝逃難時，途經錦州，那時戰事已結束一個多月，但看到的錦州城內城外，仍殘破不堪，共匪軍隊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邊一個洞連著一個洞，那是共匪躲避空軍襲擊時，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擊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當時戰況的慘烈。

營口之行，中途折返

    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國軍節節失利聲中，表現得最好的，仍是劉玉章所屬的五十二軍。他的部隊在收復遼陽之後不久，又收復了營口，在營口收復後，瀋陽的記者們又臨時組團，前往採訪，但走到長辛店後，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軍破壞，車輛無法前進。於是陪同我們的軍方人員，和保護我們的兩卡車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瀋陽。

    但在歸途中，發覺情況，越來越不對了！於是走在前面的兩輛車子，開始架起機關槍，並告訴我們，聽到槍聲響時，便伏身在大卡車中。同時把急救藥箱，也遞到我們的車上，告訴我們，如果同業中有人負傷，先用沙布包紮起來。在天黑下來以後，幾輛卡車，全將燈光息滅。車隊也緩緩而行，由於車上沒有食物和飲水，真是又饑又渴。但卻沒有一個人畏縮。不過當夜風吹動高粱葉子的聲音響時，我們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軍，會從青紗帳中，衝了出來。

    那一晚時間過得特別長，舉頭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彷彿改了方向。終於我們看到了遠處城市的燈光，知道快回到瀋陽了，當我們經過卡哨，經過守軍盤查後，已經接近午夜十二時。在我返抵報社時，新報的社長徐露放、正在焦慮的等待，因為他已接到軍方的電話說，遼陽到瀋陽的這段路中，臨時發生情況，記者團可能在中途被攔擊，他看到我回來時，高興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連說：「能回來就好了，能回來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驚無險」的採訪，也是我們撤出大陸之前，最後一次的戰地採訪。不過那次如果能抵達營口，可能在以後少了很多次逃難的機會，因為劉玉章將軍後來表示：如果我們到達營口後，想回瀋陽，也無法回去，原因是後路已被切斷，必然要隨同他的部隊撤退。

    我回到瀋陽以後，託人帶了封信回家，不久父親的譴責信也來了！他老人家，仍責備我不該在亂世中，做什麼新聞記者，他再重申，教書也好，做個小公務員也好，就是不能做這種既冒險而又為鄰里所不齒的職業。

    那是我近廿多年來，接到父親最後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沒有聽從父親的話。我仍然熱愛我這個職業，甚至到著迷的程度。直到現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樂，似乎就建築在新聞採訪上。這多年來，每當我獲得一條獨家消息，或者寫出一篇自己滿意的文章，我仍然會「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連吃飯也覺得香甜。

    這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驅使我這樣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許永遠沒有答案。當然在採訪中，我也受過許多閒氣，包括被採訪對象辱罵，自然我也還擊過。但更多的氣，我還是忍受了！

2009年10月26日

簡體版

作者﹕于衡 摘自於衡回憶錄《採訪二十五年》

被圍困的長春城
一次交白卷的採訪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離瀋陽六百公里的長春，被共匪包圍得越來越緊，雖然從新聞電報中，讀不到長春市民被圍城后的生活情形，但從中央社長春分社的「參考消息」中，已經知道當時的新七軍和六十軍，不斷發生嚴重的摩擦，市民們連「豆餅」也吃不到時，已經開始吃樹葉了！當我從剿匪總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對外發布，單供軍政首長閱讀的「參考消息」時，心中像壓了一塊重重的鉛，因為在那個孤城中，有我的親戚、朋友同事和學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軍第一軍司令部的飛行科長宋壽椿上校，在聊天時，他告訴我長春的存糧，維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經派飛機向長春空投糧食，作為軍糈民食。有時派出C46運輸機空投，有時派出B25轟炸機空投。由於我們在長春時，相處得極為融洽，他已經不把我看成一個新聞記者，因為我向他提出一個要求，希望隨空投的飛機到長春的上空去採訪一次。寫一篇文章。
    宋壽椿上校，當時的答覆是：他要向上級請示一下，看看能不能獲准。那時瀋陽的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副司令是易國瑞將軍。在當時有兩位將軍，常常親自駕著飛機，飛往四平及長春一帶偵察，一位是空軍總部的副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另一位則是張廷孟將軍。張廷孟和新聞記者接觸不多，對記者也似乎沒有什麼好感，但我計劃隨機採訪，他並沒有反對。因此過了幾天，宋壽椿上校告訴我說：上面已經原則同意我隨機飛往長春，但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能告訴其它新聞同業，第二不能發布任何隨機採訪的新聞，第三不負安全的責任。理由是如果允許一個記者隨機採訪，其它記者提出同樣的要求，軍區司令部無法應付。因此隨機採訪也不能發布新聞。如果我同意三個條件，宋壽椿將替我安排時間。宋壽椿並說：如果我要不遵守諾言，就是出賣朋友，那時第一個受處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當時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願意隨機到長春上空去看看，回來后不寫一個字的新聞報導。也絕對不會傷害朋友。當時的斷然決定，只是基於一種好奇心，現在想來十分可笑和十分幼稚，因為新聞記者冒著危險隨機去看空投，回來后又不能寫一個字，豈不是白白浪費時間？
    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機。轟炸機上彷佛有七八個人，其中包括正駕駛和副駕駛、領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擊手，還有幾名士兵。機艙中堆了一些糧包，上面綁了降落傘。
    我們的飛行大約在兩萬公尺左右，飛機經過四平，到了長春上空，繞了幾周，士兵們開始打開艙門，把糧包推下。在長春上空，我什麼也沒看到，看到的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一股的白煙，一位士兵告訴我說：那是郊區匪軍發射的高射炮彈，因為我們飛得高，炮彈對我們卻毫無威脅。飛去飛回，B25轟炸機，飛得十分平穩，也沒有開槍向地面射擊。在回程中，飛機的副駕駛，並且走出駕駛艙和我們聊天。
    當晚宋壽椿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告訴他，這是一次「交白卷的採訪」，因為我除了看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煙外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並請他安心睡覺，明天的報上，不會有一個字的空投報導。
    儘管我那次的採訪，毫無所獲，但是我仍然感謝宋壽椿上校，對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於違背諾言。

內無糧草，外無救兵

    長春被共匪緊緊困住，是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四平陷匪以後，自那年的五月廿三日起，連小型的聯絡機，也無法在城區內的「皇宮機場」起落，名符其實的成了一個孤島。因為守軍的兵力薄弱，也無力出擊，當時它的處境，真是「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因為自三十六年的十二月，潘裕昆所部的新一軍三十師和五十師以及暫編五十三師，都被調往瀋陽，長春僅留下了李鴻的三十八師，以及暫編五十六師和暫編六十一師，和由吉林撤到長春的雲南部隊第六十軍。後來李鴻的第三十八師改編為新七軍，李鴻也升任了軍長，那就是防守長春的主力。
    第六十軍的軍風紀，自吉林撤退後，一直不好，在吉林撤退時，且有掠奪事件發生，而由新一軍三十八師擴編的新七軍，在心理上就輕視六十軍，因此這兩個友軍，一直就發生摩擦。
    那年的五月中旬，新七軍和六十軍，在鄭洞國將軍指導下，自長春出擊，出擊的目的，則是擴張糧源，「搶糧」圖存。當出擊的行動開始后，新七軍的卅八師和五十六師佔領了距長春五十華里的小合隆，六十一師則攻下了長春以南三十華里的大鎮范家屯，六十軍的五十二師則佔領長春東方廿五華里的興隆山。但結果是「搶糧」的目的，絲毫沒有達成。因為共匪在撤退時，已把糧食運走，出擊的部隊，僅在小合隆收購了幾千斤糧食。
    那次出擊，既未打到共匪的主力，而且失去了人民對軍隊的信心。於是鄭洞國又及早下達命令，要卅八師撤回長春。因為那次出擊，長春唱的是「空城計」，怕共匪乘虛而入。
    鄭洞國的新部署是三十八師防守長春城區，六十一師第二團防守小合隆，五十六師一二兩團防守大房身機場。五月廿三日晚間，鄭在他的指輝部內，召集團長以上的軍官，舉行軍事會議，就在開會時，匪軍發動了一次攻勢，小合隆和大房身的守軍被圍，經過一夜的戰鬪，共匪「以大吃小」的戰術成功了。在戰鬪結束時，六十一師的第二團潰敗，副團長被俘，五十六師的兩個團，也全部瓦解，副師長王正國和兩個副團長被俘。

洪熙街的慘象

    當時的長春有人口六十萬，部隊五萬餘，五月以後，軍方由於糧食問題嚴重，開始鼓勵市民出城，並開放卡哨，但共匪卻把放出的人，又趕回來。不過有一種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帶出一支步槍或者機槍的予以放行。很明顯的共匪是要市民吃光長春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
    進了七月，長春吃的問題，愈來愈為嚴重，守城部隊，也以黃豆和豆餅作為主食，市內也有人因飢餓而死。於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東西，不準隨意搬動，由市府統一分配，而當時可以用作為食物的主要東西，則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餅。雖然酒麴並不好吃，但市民們仍然排隊領取配給。
    八月間，街頭已有了棄屍，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屍體，然後人再殺狗，以狗肉充饑。那是當時的珍品。在無法忍受的情形下，人們潮水般湧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國軍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許多人向前沖，共匪就用機槍掃射，想回城國軍也不准許，於是留在洪熙街地區的近十萬市民，形成了一個人吃人的世界。從市區出來，帶著少許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搶光，老弱婦孺，常被人踐踏而死。當時的情勢是先出市區的人，搶后出市區人的東西吃。不過也有少數人，爬出洪熙街的鐵絲網。突破共匪的封鎖線，逃得一命。另外則是匪軍諜報人員，向持有黃金的人，售賣「窩窩頭」，難民們用一個金戒子，可以向匪特買兩個窩窩頭，一兩黃金，可以買五個窩窩頭。但當囊中金盡時，也就臨近死期。
    我有好幾個朋友，死於洪熙街的逃亡潮中。但也有極少數的人，從大劫數中，保住一條性命，當時從洪熙街爬出的文藝作家王光逖，便寫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長春」，給北平「益世報」，讀來一字一淚。王光逖也由於那篇文章，而被「益世報」聘為記者。
    據逃出洪熙街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在飢餓中，在生死的邊緣上，人為了求生，什麼事都做得出，熬到最後，甚至連求死的勇氣和憤怒的情緒，也完全消失。當時的洪熙街，真如同神話中的酆都城。

吃酒麴和樹葉的市民

    讀者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讀者們，也許沒有人相信，民國三十七年秋天，長春的食米，每市斤會賣到一億二千萬元，在數學上是九位數字。更不會有人相信，在那個時候，還會有人用抬高物價的方式發財。但當時，確實有人囤積居奇，而且軍需人員和糧商間，還在互通消息。
    我的朋友韓道誠教授，當年他在新七軍政工處任科長——後來告訴我說：「那年的中秋節，軍方把儲備過冬的食糧中，抽出了一部份，發了一天實物，算是犒賞，那是長春籠城中，幾個月來吃得最飽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記憶最深刻的事。」韓道誠特別提到，「那年八月中秋，困居長春的市民，吃完酒麴和豆餅之後，都面部浮腫，當人們，連樹葉都吃光時，共匪卻在更深人靜時，故意殺豬，把豬的叫聲，用擴音器，向駐軍地區播放。那種心戰方式，真是最狠毒的一遭。」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派出飛機，每天空投糧食十八萬斤，但糧食投下后，落入六十軍的防區，就由六十軍沒收，落入新七軍的防區，就由新七軍收藏。落入民家，就被拾獲者隱藏。更有些因風向不對，飄落匪軍地區。那些糧食，依照政府的計劃，是給駐軍過冬用的，但局面卻沒能支持到冬天。
    那年九月，共匪自遼南調來早期向共匪投降的原六十軍一八四師，由潘朔瑞率領，先向六十軍進攻，然後再向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勸降，並在六十軍司令部的地下室內，設了一個聯絡電台，作為匪軍和六十軍的通訊工具。那個秘密，很快的就被長春情報單位負責人安震東獲悉，並且報請鄭洞國處理，但鄭卻不敢動手。
    十月初旬，政府決定放棄長春，並派了一架P51機空投突圍命令。當時的撤退計劃是：新七軍和六十軍，向梅河口方面突圍，然後由廖耀湘兵團接應，撤至瀋陽。但這個命令，馬上被六十軍泄漏給匪方，於是共匪就預備了兩個縱隊截擊，另派十一個獨立師追蹤，企圖一舉消滅新七軍。

長春淪陷

    依照撤退命令，預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時，開始突圍，但十七日清晨，六十軍卻開始叛變。而且是一個計劃十分周密的叛變。曾澤生首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先扣押了反對叛變的徐參謀長和五十二師師長李嵩和李的兩個團長。
    在叛亂的當時，曾澤生並且寫了一封信給鄭洞國，說明叛亂的理由，等鄭洞國向他搖電話時，電話已經切斷了！鄭派兵團司令部的參謀長楊友梅訪曾時，曾則閉門不見。
   六十軍叛變后，新七軍和六十軍，划大經路為界，六十軍在大經路以東地區，新七軍在大經路以西地區，互相警戒。中間則布滿鐵絲網和拒馬。六十軍的炮口，則對準新七軍的司令部。
    當時新七軍的軍長李鴻，正在患傷寒病，由副軍長史說代行職務，史說是原先新一軍的參謀長，他平時戴著深度的近視眼鏡，他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所以新七軍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鄭洞國召集新七軍的團長，舉行緊急會議，說明匪軍情況和六十軍叛變的情形，然後徵詢「打不打」的意見。但在夜裡他仍下達突圍命令。然而那個命令，卻沒有發生效力。原因是新七軍所屬的六十一師第一團團長李卓彧和第二團團長姚鳳翔，已經和匪方談判「槍繳械，人回家」的條件，不想再突圍了！
    十月十八日拂曉時分，叛變的六十軍和共匪部隊換防，共匪開始入城。這時李卓彧和姚鳳翔的投降計劃，也為新七軍副軍長史說所接受。於是新七軍也派了五個代表，由政工處長楊天挺率領，打著白旗，向匪軍請降。

鄭洞國自殺前後

    鄭洞國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銀行，陪伴他的僅是三百人的特務營。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準備自殺，當時他向中央拍了一通電報說：「曾部叛變，李部覆滅，洞國何為，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
    據鄭洞國的側近後來告訴筆者說：鄭國洞在十九日曾計劃自殺，同時並與國防部派去的李蕭兩位視察官一道自殺。他們在辦公室中，並每人寫好一封遺書，各持左輪手槍一支。鄭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煙，一腳踢開，然後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幾分鐘后，他又把香煙拾起，恢復鎮靜。在鄰室的李蕭兩視察官，見鄭未履行協議，也就繼續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團的參謀處長郭修甲舉著，從地下室爬出來，向共匪請降。但這時卻有一位無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鄭洞國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衝鋒槍，爬到中央銀行的樓頂，向包圍央行的匪軍掃射，最後是他自己中彈殉職。從那時開始，長春淪陷了。
    長春淪陷后，在瀋陽所得到的消息，是鄭洞國將軍殉職，李鴻將軍被俘，長春的守軍沒有像四平街一樣，發生巷戰。事後證實，部分是確實的，部分卻是以訛傳訛。不過鄭洞國發給中央的電報，「誓與中央銀行共存亡」一語，卻成為當時各報的大字標題。

隨軍進入遼陽

    在長春失守前三個月，國軍五十二軍劉玉章的部隊，曾經收復遼陽。那是在當時一切情勢逆轉下，國軍的一次勝利，但也是在東北迴光返照的一次勝利。不過在當時我們卻沒有迴光返照的感覺，對戰局仍然充滿信心。
    國軍收復遼陽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軍隊收復遼陽的廿四小時后，筆者隨同記者團和國軍的後續部隊，進入遼陽。第二天就坐軍車，回到瀋陽。回來后並寫了一篇特寫「再看遼陽」，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報」上。
    我自瀋陽逃難時，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出，僅逃出一條性命。到台灣后，卻有一位過去在長春青年訓導班讀書的學生，把我寫的「再看遼陽」的剪報寄給我。那是我手邊僅存的過去寫的一篇稿子。每當我讀它時，都不禁熱淚盈眶。回憶過去的年華，過去的遭遇，像似一場夢和一縷青煙。下面便是我當年所寫「再看遼陽」的原文。

遼陽在變

    遼陽收復的二十四小時后，記者團的車子，便開進縣城，第一個接受記者訪問的市民，講的第一句話是：「昨天和今天，便換了兩個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場夢。」接著他獃獃的望著我，不再講下去，眼睛里像似有淚，但流不出來。
    遼陽的市民，確是變了，他們像作夢似的，就換了一個天下。因為昨天和今天，他們完全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變了，事情變了，連人們的臉，也都變了！
   在這一變又一變中，記者感到無限沉痛。因為記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遼陽時，看到的笑臉與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齊的街道，和完整的樓房，現在也都變得凹凸不平，彈痕累累，如今遼陽的人民，在彷徨、在迷惘，像是新從牢獄里放出來的囚徒。在打算著未來的生活。
    這個方圓十里的小城，雖然已經收復了二十多個小時，然而仍然死氣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跡象。街上的幾輛三輪車、空著車子，兜來兜去，商店雖然已經開了門，但沒有買主，街上走著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沒精打采，若不是有幾輛吉普車，風馳電掣的跑過去，我們真會感到這是一所沒落了的大院落。
    遼陽的晚上，一入黃昏，便宣布戒嚴，一輪明月，從雲層里鑽出來，照在這寂靜在古城上，遠處再傳來幾聲炮響，使人感到這是一座荒涼的戰場。
    今日的遼陽，像似一個斷了線的風箏，舊的放風箏人撒了手，新的放風箏人，還沒有牽著引線，只有任著它在半空中，飄搖不定。講經濟，匪幣已經失去效用，我們的流通券還沒有運來，交易已經失去媒介。論行政，縣府剛剛貼上一張白紙條，正為開會忙。一切顯得雜亂無章。

浩劫五月

    共匪從三十六年的舊曆臘月廿七日，攻入遼陽，已經佔據這個小城五個多月，人們在恐怖中沒有平安的過一個舊曆年，共匪帶給遼陽的是恐怖與飢餓，因為他們入城后，就開始搜括糧食，然後再施行配給，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學生說：他的爸爸，在臘月廿七日那天，遼陽防守戰中，中流彈死去，於是他失去念書的權利，他眼睜睜的看著共匪一車一車的拉走城裡的糧食，他和他的母親也就從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夢中他常常夢到他父親告訴他死得很屈。他又說：他的同學，進了共黨學校念書的，近半年來，除了唱共黨編的歌曲外，也沒念到書。念到的僅是：「不愛爸爸，不愛媽媽，祇愛毛澤東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吳的老先生也告訴記者，遼陽被共黨禍害完了，在這裡沒有了往日的文化氣息，也找不到過往的繁榮，共匪留給遼陽的是富人窮了，窮人更窮了。一位中學教師告訴我說：共匪統治遼陽五個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懷柔，因為遼陽城外，已經清算鬪爭，而城內則仍然沒有開始動作。
    在遼陽城，記者團曾參觀了魁星樓，高麗門，車站，水泥廠，麻袋工廠，魁星樓的頂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廠的房屋內，看到了許多槍孔和彈痕，那些都是兩次防攻戰，所遺留的痕迹。在城牆下面，我們在一片瓦礫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殘酷的「人海戰術」。
    一般說來，遼陽的市民，對共匪都無好感，他們痛恨共匪的極權統治，但對我們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歡迎。這件事由於記者團想找一家飯館進餐時，在身後便聽到有人說：「他們又來接收了，又來吃飯館來了」，這種淡淡的諷刺，值得我們的接收人員深思與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極權統治和恐怖，而痛惡的則是我們自己的腐化與貪污。再加上無能。但老百姓對恐怖的統治者共匪，要滿臉陪笑，對腐化的官員們，也要滿臉陪笑。誰來了便請誰升堂入室。一個市民說：共匪雖然充滿罪惡，但他們有統治力量，政府雖然自由，卻表現出不辦事情。也就是因為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擔心遼陽會不會保得住，和遼陽會不會再遭共匪蹂躪。因此他們在說話時，也祇能說到適可而止，甚至在罵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邊的人。這些受難的青服民族，極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這個城市，永不再淪入共匪手中。

李運成論「戰」

    這次光復遼陽，首先進入縣城的是五十二軍李運成師長，這位講話一口湖南腔的將軍，在他的師部里，向記者團講述收復縣城的經過，他說：遼陽失守時，共匪從高麗門打入，這次他部隊也先從高麗門攻了進去。他說，五十二軍的部隊，接到進攻遼陽的命令后，即澈夜準備，乘著暗夜，銜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過了太子河，向城東南角的麻袋，洋灰兩工廠猛攻。不久就佔領了上述的據點。同時更派出部隊，由東城向城內伸展。另派一部份部隊繞道南門堵擊。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使城內共匪，走投無路，乃繳械頭誠。然後他再派兵掃蕩西郊和車站一帶的匪軍殘部。他說：五十二軍從攻擊到佔領，總計不過三小時，實在是歷次戰役中所少見的。
    當時在遼陽指揮作戰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還有劉玉章將軍和龍天武將軍，當記者團訪問駐軍高級司令部時，他們三人正在圍看一張軍用地圖，研究今後的戰略。廖耀湘將軍表示：國軍克服遼陽后，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要由遼陽剿匪總部來決定。
   當然，遼陽收復之後，地方上的問題，馬上便要接踵而來，譬如縣城的糧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問題，如何解決。已經由共匪分了的四鄉土地，如何處理。共匪在時，高粱米每斤售匪幣三千元，我們收復后便賣到流通券十五萬元。普通日用品的售價，也比匪幣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解決。
    遼寧省主席王鐵漢將軍，比記者團早八小時，抵達遼陽，他指示縣長，今年的田禾，歸耕種的人收割，但當王志仁縣長，召集地方人士開會時，地方紳士，極力反對，這一群土豪劣紳，實在是剿匪戰中的一個阻力，有事時他們先逃，太平時回來搗亂。他們的腦子裡，除了充滿自私外，那裡有什麼國家，民族意識。這些人和貪官污吏勾結起來，剛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們沒有大刀闊斧的作風，說做就做的勇氣，遼陽的殘局就更難收拾。今日之戰，已經到了組織對組織，幹部對幹部的時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樣的腐化與低能，軍隊雖然打下遼陽，依然是一個累贅。

靜靜的太子河

    歸途，車子經過太子河，河水靜靜的流，一隻木船在擺渡行人，河北岸已蝟集了一批趕著騾車，拉著傢具，攜著妻兒，等候回家的人，他們皺紋的臉中，露出一些笑容。
   佇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見石的流水和即將搭好的兩座浮橋，我彷佛看到了遼陽的新生。車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隨風飄來了麥香，遠處有一望無際的高粱地。
   車子經過長辛店時，看到了繞著這個大鎮的老柳樹，土圍牆，一群農民，在那裡替國軍修路。農家的煙囪中，正冒著縷縷的炊煙。
    七月的遼南，正是青紗帳起的時候，在吉普車上，我默默的禱告，願上蒼保佑這些良善的農民，永遠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當時寫那篇文章時，也從未想到三個半月以後，瀋陽會淪陷。不僅我沒有料到，就是當時的東北軍政首要，也不會料到東北會淪陷得那麼快。

衛立煌和范漢傑鬧意見

    我從遼陽戰場回到瀋陽以後，遼西地區的大戰，正在醞釀，錦州守將范漢傑將軍，曾到了瀋陽和衛立煌商量應付遼西地區未來的戰局。
    范漢傑是一個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時，他直率的說：假如衛立煌將軍，對遼西的局勢，表示關切，他將在瀋陽多留幾天，並且要到本溪和撫順兩個工業區看看，要是為衛立對他冷淡，他將馬上返防。范漢傑也向我表示：錦州地區，存糧很多，祇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揮的部隊，士氣很高，當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隊堅守城池，吸住匪軍主力，然後以大兵團包圍住匪軍的主力，內外夾攻，在遼西地區，可以一舉殲滅匪軍。不知道衛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見。
    但在第二天，范漢傑卻悄然返防，很明顯的，衛立煌和范漢傑的會談，並不融洽。後來從剿匪總部傳出的消息說：衛范之間的會談，不僅不融洽，而且衛立煌還拍了桌子。
   後來錦州之戰發生了，參謀本部給衛立煌的作戰命令是：加速增援遼西戰場，但衛卻從容不迫的慢慢作著軍事部署，對錦州的救援，比參謀本部的計劃，晚了十天。而導致遼西會戰的失敗。使錦州終於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錦州之戰，發生於九月十九日，戰事連續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場慘烈的戰爭，而且打了巷戰。
    事實上，錦州丟得十分可惜，筆者在瀋陽棄守后，化裝逃難時，途經錦州，那時戰事已結束一個多月，但看到的錦州城內城外，仍殘破不堪，共匪軍隊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邊一個洞連著一個洞，那是共匪躲避空軍襲擊時，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擊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當時戰況的慘烈。

營口之行，中途折返

    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國軍節節失利聲中，表現得最好的，仍是劉玉章所屬的五十二軍。他的部隊在收復遼陽之後不久，又收復了營口，在營口收復后，瀋陽的記者們又臨時組團，前往採訪，但走到長辛店后，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軍破壞，車輛無法前進。於是陪同我們的軍方人員，和保護我們的兩卡車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瀋陽。
    但在歸途中，發覺情況，越來越不對了！於是走在前面的兩輛車子，開始架起機關槍，並告訴我們，聽到槍聲響時，便伏身在大卡車中。同時把急救藥箱，也遞到我們的車上，告訴我們，如果同業中有人負傷，先用沙布包紮起來。在天黑下來以後，幾輛卡車，全將燈光息滅。車隊也緩緩而行，由於車上沒有食物和飲水，真是又飢又渴。但卻沒有一個人畏縮。不過當夜風吹動高粱葉子的聲音響時，我們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軍，會從青紗帳中，沖了出來。
    那一晚時間過得特別長，舉頭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彷佛改了方向。終於我們看到了遠處城市的燈光，知道快回到瀋陽了，當我們經過卡哨，經過守軍盤查后，已經接近午夜十二時。在我返抵報社時，新報的社長徐露放、正在焦慮的等待，因為他已接到軍方的電話說，遼陽到瀋陽的這段路中，臨時發生情況，記者團可能在中途被攔擊，他看到我回來時，高興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連說：「能回來就好了，能回來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驚無險」的採訪，也是我們撤出大陸之前，最後一次的戰地採訪。不過那次如果能抵達營口，可能在以後少了很多次逃難的機會，因為劉玉章將軍後來表示：如果我們到達營口后，想回瀋陽，也無法回去，原因是後路已被切斷，必然要隨同他的部隊撤退。
    我回到瀋陽以後，託人帶了封信回家，不久父親的譴責信也來了！他老人家，仍責備我不該在亂世中，做什麼新聞記者，他再重申，教書也好，做個小公務員也好，就是不能做這種既冒險而又為鄰里所不齒的職業。
    那是我近廿多年來，接到父親最後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沒有聽從父親的話。我仍然熱愛我這個職業，甚至到著迷的程度。直到現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樂，似乎就建築在新聞採訪上。這多年來，每當我獲得一條獨家消息，或者寫出一篇自己滿意的文章，我仍然會「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連吃飯也覺得香甜。
    這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驅使我這樣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許永遠沒有答案。當然在採訪中，我也受過許多閑氣，包括被採訪對象辱罵，自然我也還擊過。但更多的氣，我還是忍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