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黑后紅 又黑又紅 官黑勾結 警匪一家——中國黑社會何以沉碴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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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新華時報》：第262期   作者：鄧聿文（北京）  發布時間：20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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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最近掀起的「打黑行動」，讓人們管窺了中國黑社會的一幕。

重慶這次歷時數月的「打黑行動」，被警方搗毀的主要黑惡團伙有14個，67名黑惡團伙首犯和骨幹分子及100餘名黑社會團伙骨幹成員被緝拿歸案，其中包括一批億萬富翁級的「黑社會老大」。

不僅黑道分子被抓，重慶市公安局、司法局、檢察院、法院都有涉黑高官落網，光是公安系統已有30名處級以上幹部、 200多名警察涉嫌包庇黑道、受賄被抓。根據重慶官方的統計，近一年來，重慶已有上千名官員落馬，腐敗問題已滲入各個部門。

重慶的黑惡勢力不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國黑社會的一個縮影。對於黑社會犯罪團伙，近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加大了打擊力度，然而，這些黑社會組織似乎並不怕政府的嚴打，他們的發展壯大是一個值得人們嚴肅思考的問題。黑社會一旦成勢，就有自身的運行邏輯。屆時再想乾淨地剷除，就很困難了。這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黑社會為鑒。





大都游弋於政商兩界


從學理上看，黑社會是一個遊離和否定在合法社會之外的高效組織犯罪結構，它集暴力和經濟犯罪於一身，具有嚴密的組織性和比較強大的經濟實力，因為只有高度的組織能力和嚴密的紀律，黑社會才能和現有法律結構抗衡，「法外生存」；只有明確的經營目標和相當的經濟實力，黑社會才能長時間生存。

從重慶被打掉的這些黑惡團伙來看，大體符合黑社會的上述特徵。例如，它們都有一個合法化的企業外殼，裡面匯聚了各色人等，並形成森嚴的等級結構和明確的責任劃分。

黑社會的發展一般要經歷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階段。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初級階段的黑社會是一些鬆散的暴力團伙犯罪。中級階段的黑社會則多以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慈眉善目的慈善家身份出現，並通過金錢、仕途和暴力手段等，對能夠與他們利益相關的政府官員威逼利誘，採取一種隱形的控制。

而黑社會到了高級階段，甚至可能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近年警方破獲的幾起影響較大的涉黑案，如浙江溫嶺的張畏、瀋陽的劉永、深圳的陳毅鋒以及重慶的陳明亮、陳坤志、龔剛模、黎強等，無不顯示出黑社會組織已經走出初級階段，開始向中級階段演化和發展。例如，重慶這次被打掉的幾個黑社會組織的頭面人物，大都游弋於政商兩界，在「黑勢力」和「紅帽子」之間根據需要不斷「變臉」。



黑惡勢力沉碴泛起


現在的問題是，黑惡勢力何以在中國沉碴泛起，並興旺壯大？

從中國黑社會滋生的時間來考察，它是改革，特別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副產品，是由改革和市場經濟而來的。在改革前，中國雖有黑社會的傳統，但在新政權的嚴厲打擊下，加之不正常的社會運動源源不斷，以及社會沒有過多的剩餘價值可分配，舊的黑惡勢力基本被肅清。改革后，上述因素突然間不存在了，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壯大，社會有了可分配的財富，這為黑社會的滋生提供了一種客觀可能性。

但要使可能成為現實，還須有社會基礎。黑社會就是由於合法社會的運轉不正常產生的。因為在改革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過於重視經濟建設，在社會的財富分配上，沒有制定一個相對公平和公正的規則，公共服務匱乏，社會管理機制薄弱，從而導致社會矛盾湧現，特別是弱勢群體不斷被推到貧困的邊緣，權利喪失，相當一部分人由「弱」變「惡」，成為黑社會組織成員的主要來源，有的甚至形成了固定的黑惡勢力。

另一方面，政府在退出大部分市場的同時，和市場經濟配套的法規與制度並沒有完全建立，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帶可以謀取利潤，一些犯罪組織就企圖利用轉型漏洞，通過暴力實現其經濟利益。兩方面的結合，便形成了今天的各種黑惡勢力。



威脅中國脆弱的社會平衡

如果說，權貴資本還企圖通過影響政府決策的合法途徑來取得私利，那麼，黑社會則奉行赤裸裸的強權法則和利益法則，因此對整個社會的危害要大得多。黑社會頻頻製造的惡性暴力事件，不僅對公共安全形成挑戰，也嚴重影響人們的心理，使社會喪失生活安全感。

另外，黑社會只要一有機會，就會腐蝕滲透政界，尋找保護傘，導致公共權力不為民所用，嚴重破壞社會體系的正常運行，甚至影響政權的穩定。黑社會也會利用自己的巨大經濟力量和政治勢力，來阻礙一個平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

所以，對黑惡勢力決不能等閑視之，必須在其還未壯大成熟時就打掉，否則，後患無窮。目前，黑惡勢力與資本、權力相互勾結的局面已隱約成型，其組織之嚴密、力量之大，在一些地方儼然成為了與合法政權並駕齊驅的另一股勢力。這對中國脆弱的社會平衡來說，始終是一個巨大威脅。

經驗證明，運動式的嚴打和專項治理，只能奏效於一時，要徹底乾淨地解決黑社會問題，必須在持續加大法律打擊力度的同時，建立起一個自由、公正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權力制衡的社會結構，完善合法社會的運作能力。

黑社會一旦成勢，屆時再想乾淨地剷除，就很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