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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guaiyouli 於 2009-10-7 08:26 編輯
作者：夏明
中國政府已舉國動員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十一國慶」那一天，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紅旗如潮；軍隊從武庫里拉出最新的裝備展示在在世人面前；士兵踏著開步在長安街上行走。中共黨政要員集聚在天安門城樓上，享受權力的高峰體驗。他們想要追求的是「一個崛起在世界舞台上繁榮的大國閃亮登場」的戲劇效果。為此，國家的宣傳機器已經運轉到白熱化的程度，竭力塑造出「國家強大、共產黨英明、人民幸福」的「精彩亮麗」的「國家形象」。
在這樣一個「舉國上下歡快的日子裡，」世人都應有點成人之美的惻隱之心；此時談論中國的任何問題都會不合時宜，並只會招來「反華分子成心搗亂」、「國際反動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大帽子。只是，六十周年的國慶本意一是慶祝「解放」，二是慶祝「人民共和」；想到許多的異議人士、上訪冤民、少數民族人士和無辜的中外人士為此要被「監控」甚至逐出京城；眾多的作家、藝術家和新聞記者，眾多的網站和網民都要被「和諧」；甚至幾十萬的京城鴿子也必須關進囚籠；我想許多人都很難會找到「解放」的感覺，也難有「人民共和」的心境。我正是在這樣的心境下，想在「國慶」之際談談中國的「國家形象問題」，而我的重點是在「問題」 上。
其實國家形象問題很簡單：看國家形象就像看女人，美與不美一眼便知。比如，身著旗袍的張曼玉或身著長裙的夢露，無論用東方標準還是西方標準都會被公認為美。但我們碰到一個問題：審美是否有相對性。用土話來說就是，「羅卜青菜、各有所愛」；用洋話來說就是，「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beholder」 (美女存在看觀者眼中)。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審美對象經常會擁有美麗以外的東西（比如權力和利益）來影響或甚至強迫審美主體來稱讚審美對象。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叫它為「鄒忌的困境」。在我們耳能詳熟的《鄒忌諷齊王納諫》一文中，鄒忌儘管「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 但自以為不如城北徐公美。他「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然而復問其妻、其妾和其客，皆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鄒忌暮寢而思，豁然開朗：「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他並由此想到自己的國家：「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最高領導蒙蔽甚深。私利、畏懼和好處讓紅牆內的「私王」，王城根下的「畏王」，四海之內的「有求於王」；如果為政者沒有鄒忌的清醒而沾沾自喜於「其妻、其妾和其客」打照出的「高大全」形象，那倒真是還不如歷史的反祖現象所能達到的智力水平了。
恐怕是因為中國的領導人已習慣復問自己的「妻妾食客」來定位自己的形象，所以他們時常會對「洋鬼子們」的大驚小怪而莫名驚詫。比如，中共看好的下一代接班人習近平今年年初到了墨西哥就有了煩惱，他發現，「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中國)說三道四。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可說的。」 所以，本文不是從《人民日報》的「中國形象」專欄去窺視中國國家形象。我是要從國際上流行的幾組統計數據來量中國國家形象的「三圍」，一是要教中國的「國家形象設計師」認準「關鍵指數」，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二是要為中共領導解釋「習近平煩惱」的國際根源；三是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大慶之際，自比鄒忌納諫，若中國未來能美體瘦身，亭亭玉立於世界，也算一位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可惜活到26歲我離開中國時都從未行使過公民投票權）對祖國（記著：中國不等同於PRC）的一點回報吧。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數據
對一個國家的第一印象來自該國的經濟。在谷歌（Google.com）搜尋系統(首先說明我是在美國紐約做研究，搜尋系統不存在「綠壩」、「和諧」諸如此類的問題)打入「人均國民收入」（GDP per capita），首先出現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收集的《世界事實手冊》（The World Factbook， www.cia.gov/library）。在收錄的228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澳門和台灣單列），根據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以列支敦斯登（人均$118,000）為首的幾個歐洲小國和石油富國榮登榜首；新加坡排在第九位（$51,500）, 美國第十位（$46,900）。香港（$43,700）排在第十四位,台灣（$31,100）第42位，澳門（$30,000）第44位。中國（$6,000）排在第133位,與阿爾巴尼亞並列。俄國排在第73位，墨西哥第81位，伊朗第87位，巴西第102位，古巴第108位。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10,400。緊排在中國前的國家有：阿爾及利亞（$6,900）,烏克蘭（$7,400）,牙買加($7,500),厄瓜多（$7,500）和突尼西亞（$7,900）;而緊排在中國後面的有埃及（$5,400）、瓜地馬拉（$5,300）、吉布地（$5,300）和不丹（$5,200）。記得在少年時曾聽到過馬季（也許是姜昆，原諒我的記憶）的相聲：「站在西地窪，望著亞非拉；東有尼加拉瓜，西有瓜地馬拉。」基本上這也就是中國人在人均國民收入上的國際處境了。
聯合國社會發展統計
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對聯合國的統計一方面會提供較多和較全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施加較多的影響，對中國官方而言，數據應該較為客觀可信。在聯合國公布的《人類發展報告2003年版》中，根據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建立在三項指標上的綜合指數：壽命、知識教育和生活標準），中國在175個有數據的國家中名列第104位，屬於低中水平。與中國為伍的國家包括在前的斯里蘭卡、亞美尼亞、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坦、維德角（第100-103位）和殿後的薩爾瓦多、伊朗、阿爾及利亞、莫爾多瓦和越南（第105-109位）。根據《人類發展報告2007-08年版》，中國的位次提高到第81位（共有177個國家的統計數字）；從1975年到1980、1985、1990、1995和2000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從0.530，升到0.559、0.595、0.634、0.691、0.732和0.777；可以說，中國獲得了可喜的進步，進入中等水平。與中國為鄰的國家前有哥倫比亞、烏克蘭、薩摩亞、泰國、多米尼加和貝里斯（75到80位）、後有格瑞那達、亞美尼亞、土耳其、蘇利南和約旦（第82到86位）。我們熟悉的國家日本排在第八位，美國排在第12位，新加坡和韓國分別排在第25和26位，古巴和墨西哥排在第51和52位。俄羅斯排在第67位，巴西70位，委內瑞拉第74位。但根據國際收入貧困線，在2007-08年，中國仍有9.9%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34.9%的人口在每天兩美元以下。值得注意的是，10%的最窮困人口只獲得全國收入的1.6%，20%的人口只獲得全國收入的4.3%；而富裕的20%的人口佔有國民收入的51.9%，最富的10%的人口佔有全國收入的34.9%。換言之，富有的20%收入要比貧窮的20%多出12倍，最富的10%比最窮的10%收入要高20多倍。中國的基尼係數是46.9。與自由放任的美國（更不要說歐洲的福利國家了）相比，富有的20%比貧困的20%要多出八倍，最富的10%比最窮的10%要多出15倍；美國的基尼係數是40.8。中國更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世界銀行的治理指數
世界銀行下面有一個「治理重要性（Governance Matters）：世界治理指數」研究項目（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index.asp），根據以下六個方面的指標來量化跟蹤分析世界各國的治理質量：「言論和責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主要講人民有沒有發言權，政府有沒有政治責任）、政治穩定、政府效能、管制質量、法治和腐敗控制。在附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從1996年到2008年中國治理指數的國際評估和變化。表中有兩項指標：一是治理指數從最低的-2.5到最高的+2.5，分數越高越好；另一是指數得分的百分位數，也就是說在一百個國家裡面，中國治理指數的百分位數。如果中國的百分位數是5.7，也就意味著有94.3%的國家在中國之上。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各項指標中，中國在政府效能上得分最好，依次是管制質量和法治。儘管中國政府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政治穩定的得分也只是在中下水平。當然中國政府最不願接受的還是它在言論和責任上的得分：百分位數最低分4.8到最高分12.5；換言之，在百分之中，中國拿到了十分甚至更低。讓人更為憂慮的是，所有的得分近年來都有下滑的趨勢，尤其在腐敗控制和政治穩定上都出現了明顯的問題。
政體指數（Polity IV）
從1970年代起，美國政治社會學家特德-格爾（Ted Robert Gurr）創立了「政體研究項目」，今天此項目已演變為「政體第四研究項目：1800-2008世界政體特徵與轉型」（Polity IV Project）(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由喬治-梅森大學和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兩位政治學教授主持。該項目已經涵蓋163個國家。它把所有政體量化在-10分（世襲君主制）到+10分（穩固民主制）的21個格度上，根據行政權力的招募、對權力的限制、政治競爭和權威體系的制度化特徵將它們分為「專制政體」（Autocracy， -10到-5），「虛民主」（Anocracy，或叫「不自由民主」，-5到+5）和「民主政體」（+5到+10）。從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1990年後隨著蘇東共產黨政權的垮台，民主制在人類歷史上首次超過專制政體，成為人類的主要治理模式。
政體指數對中國的政權從1946年到2008年也有勾畫（見圖）。在圖中，紅線實線表示內戰動蕩分裂時期（「派系衝突期」），黑的虛線表示大的過度轉變期，綠的實線表示中國的政權指數。總的說來，從美國政治學家的世界比較研究角度，60年來中國的政權指數從建國時的-8分一直走到文革跌到-9分，近三十年保持在-7分沒有任何變化。在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兩波中（二戰後的二十年和七十年代后的二十多年），中國專制政體「我自巋然不動」，也算六十年來的中國奇迹了。
自由之家的自由指數（Freedom Index）
如果說政體指數用「程序性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從制度過程來勾勒民主，那紐約的自由之家則更多從「實體性民主」（Substantive Democracy）來分類比較全球的政治體系。它的自由指數不僅考量一國是否有民主選舉，也考量該國民眾是否享有政治和社會權利。在政治權利（PR，political rights）的指標體系里，它有十個問題，得分從0到4分，主要涉及該國領導是否有選舉產生、選舉是否公平競爭、是否有賄選、政府是否公開、負責和透明、人民是否有集會權、是否反對黨可以存在、少數民族是否享有自治。各國得分從1到7分，低分為好，高分為差。在公民權利（CL，civil liberties）指標體系里涉及十五個問題，比如，媒體是否自由獨立、宗教組織是否享有自由、司法是否獨立、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是否可以自由組織工會、機會是否平等、公民是否可以擁有私有財產等。根據與前面同樣的原則，給予1-7的評分。從1972年到現在，自由之家給全球192個國家給予評分，來監測全球的自由狀況。下面是中國的得分情況（見表）。
從表中可看出，縱向來說，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一直沒有走出「不自由」狀態。「政治權利」保持最低分，在八十年代中國政治的「小陽春」年代略有進步，得6分；「89天安門鎮壓」后回復到7，而且從此紋絲不動。「公民權利」由於市場化的推進有在八十年代有一點點進步；九十年代又反覆，到新世紀略有改善。橫向來看，2009年共有42個國家列為「不自由」，中國是一個。與中國一類的國家（得PF:7和CL:6分）有：白俄羅斯、查德、古巴、寮國、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和辛巴威。比中國還要糟糕的國家（得7-7分）有：緬甸、赤道幾內亞、利比亞、北朝鮮、索馬利亞、蘇丹、土庫曼和烏茲別克。
透明國際腐敗指數
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非政府國際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成立於1993年，致力於推動政府的廉潔和透明，每年它都發布全球腐敗指數。CPI（清廉指數）採用10分制，10分為最高分，表示最廉潔；0分表示最腐敗；8.0～10.0之間表示比較廉潔；5.0～8.0之間為輕微腐敗；2.5～5.0之間腐敗比較嚴重；0～2.5之間則為極端腐敗。在2009年的年度報告中有180個國家和地區得到評估（www.transparency.org）。根據十一個獨立機構的十三種報告和資料信息，邀請各國的專家和商界人士提供評估，然後透明國際的研究人員對各國從最廉潔到最腐敗排名，在2008年的腐敗指數排行榜丹麥名列榜首，新加坡名列第四，紐西蘭和其他北歐國家進入前十名。香港排在第十二位，日本和美國並列十八。中國和保加利亞、馬其頓、墨西哥、秘魯、蘇利南、史瓦濟蘭、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並排在第72位。
從過去十四年中國腐敗指數來看，無論黨和政府提出了何種反腐措施，中國始終未能
走出「腐敗比較嚴重」國家行列。過去的幾年腐敗度還有反反覆復，警示中國腐敗時刻有反彈惡化的危險。中國要進入清廉國家之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過去十幾年的長期徘徊又說明光靠短期政策、沒有制度突破，中國在反腐和廉政建設上要有質變的可能性很小。
失敗國家指數
設在華盛頓的和平基金會和《外交政策》季刊從2005年後開始發布失敗國家指數（Failed States Index）。所謂失敗國家是指自然災害頻繁、緊急危機不斷、政府癱瘓崩潰、法律和秩序被破壞、無力捍衛國家領土獨立的國度。今天的典型例子有索馬利亞、剛果、阿富汗、海地和赤道幾內亞等國家。根據12項指標，給予0-10分的評分，總分可到120分；分數越高，國家失敗度就越高。90分以上是紅色警告類，60-89分是橙色預警類，30-59分是黃色溫和類，三十分以下的綠色是具有可持續性發展的平安類。
中國的情況一直在分是橙色預警類（見表：失敗國家指數：中國，2005-2009）。2009年中國得分84.6，是有失敗國家指數以來中國得過的最高分，在2005-06和2008-09兩次跳躍后，中國正在滑向紅色警告線。經濟、人權、人口遷徙、國家安全公安部門都出現了惡化的趨勢。如果知道排在中國前面的五個國家依次是：亞塞拜然、安哥拉、摩爾達瓦、菲律賓、葛摩；在後的五個國家依次是：以色列西岸、土庫曼、尚比亞、巴布亞-新幾內亞和印度尼西亞，我們對中國的處境也就有個國際比較了。總之，中國還不是一個失敗國家，但近來的發展不容樂觀。在過去五年中國闖入紅色警戒線的可能性是在增加，而不是在降低。
世界十大專制者評比
最讓我吃驚的是，我的學生在我的比較政治的課堂討論上，突發奇想，用Blackberry手機搜索到「世界十大專制者」名單（http://www.parade.com/dictators/2008/）。而且這個由紐約的《Parade》雜誌進行的評比在美國大學生中還非常有名。該雜誌創刊於1941年，主要是報道知名人物的周刊，集新聞、娛樂、信息和休閑於一體，470家報紙幫助隨報每周發行，發行量現有三千三百萬份，讀者達七千二百多萬（53%女性，47%男性）。下面是它評選出的2008年世界「最壞的十大專制者」及其當選理由：
金正日，北韓，掌管世界上最殘酷的政權；
奧馬爾-巴希爾，蘇丹，達富爾地區繼續保持成為暴力的溫床；
丹瑞，緬甸，命令士兵向遊行抗議人群開槍；
阿卜杜拉國王，沙烏地阿拉伯，壓迫婦女第一人；
胡錦濤，中國，控制所有媒體和打壓宗教；
穆加貝，辛巴威，失業率奇高，食品供應奇少；
薩伊德-哈梅內伊，伊朗，國家官員在公共場合執行絞刑；
穆薩拉夫，巴基斯坦，終止實行國家憲法；
卡里莫夫，烏茲別克，政府對公民施予酷刑;
阿費沃爾基，厄利垂亞，國家沒有選舉、沒有憲法。
值得指出的是，在2005年上任僅三年，胡錦濤就榮幸地當選該年度「世界十大專制者」的第五名，翌年換到第六位次。在2009年的名單中，穆加貝跳至第一位，把胡錦濤往後挪了一位。不過我估計，在今年的「十一」遊行后，胡錦濤的位次在明年的評選有望更進一步。
通過上面西方國家最流行的八套數據體系，到底我們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呢？或者說，國際人士、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呢？這就是國際社會給中國的素描：一個發展中國家，還有大量的貧困人口，人均收入屬低下水平，腐敗現象還很嚴重，國家治理體系還很脆弱，民主建設尚未見端倪，國家的穩定和秩序都有走向惡化的徵兆，國家領導人還未擺脫世界最壞的專制者形象。
現在我們應該明白西方民眾是如何看中國的了，也應該明白他們的「偏見和惡意」從何而來了。可惜，中國官方御用的形象設計師們從未看到這一點，而是去花大錢或在海外僑團中做工作，或在海外打造孔子學院，或在海外收購和擴展中文媒體宣傳。他們沒法理解一個根本的道理：國際輿論已經形成了一套評價中國的實力和勾勒中國的形象的成熟和複雜體系。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一個讓世人尊重、傾慕、讚揚和愛戴的國家，就必須贏得全球國際輿論，全球公民的「心和腦」。美國作為世界最富的國家，也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小布希政府下也搞得滿麵灰層，就是因為違背了這個道理。
那中國政府在「十一」的北京擺出了「和諧家園」、「錦繡中華」、「同一個世界」、「依法治國」、「民主政治」等方陣，是否國際社會會認同「風景獨好的神州」 這一評價呢？我想從民主的價值體系觀之，胡錦濤在遊行閱兵典禮上的「三個萬歲」（「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正好完整地點明了任何集權運動和專制政權都有的「三位一體」：國家、黨和民眾。當幾十萬民眾抬著領袖（包括現今在世的和當政的）的畫像、高唱著 「國家」的歌曲、向他們的領袖致敬時，這些儀式正好提供了弗洛伊德所說的「認同機制」（Identification mechanism）來「把力比多（libido，被壓抑的性衝動）轉化成為領袖與追隨者、以及追隨者們相互之間的紐帶關係。」正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Adorno）在《弗洛伊德理論和法西斯宣傳模式》一文中寫道的：
法西斯分子，甚至到那些小的蠱惑人心者，不停地強調各種程式化的儀式和各種等級差別。在高度理性化和量化的工業化社會中，社會設置越來越不強調等級結構了；而法西斯分子為了心理-控制手段等原因反而構建更多的且沒有存在理由的等級體系，並將它們嚴格地強加於人。需要補充的是，這不僅僅只是涉及力比多的根源。因此，各種等級體系是完全與被虐待的性變態性格產生的願望相吻合的。希特勒著名的公式-「對上負責、對下用權」-非常完美地將這一性格的內在矛盾情緒合理化了。
可以說，僅在中國和北朝鮮尚還存在的大規模群眾遊行、領袖閱兵、群眾被強制用儀式來表達對領袖崇拜的「認同機制」，其實質是希特勒法西斯和斯大林極權主義的遺風，它根本體現的是新法西斯主義的邏輯。在全球民主國家已佔絕對優勢的國際輿論環境下，這一邏輯不可能將中國引領到世界文明大國或「盛世大國」的地位。相反，以這樣的邏輯施政，胡錦濤將會繼續在專制者的評比中引領風騷。
中國還是一個窮國；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還生活在貧窮中。如果一個政權如其標榜的是「以人為本」的話，那每一個公民的福祉、實惠和真正幸福才是政權決策的中心考慮。當世界經濟危機已經加重了中國百姓的生活困境時，中國領導人卻把上億上億的錢財花在無助於果腹蔽體的事情上，而根本不考慮經濟的機會成本和「成本-效益核算」，這樣的所作所為就是領導人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十一遊行閱兵」幾天前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做出的政治公報指出「要大興求真務實之風」，並號召：「從領導機關做起，大力整治文風會風，提倡開短會、講短話、講管用的話，力戒空話套話。積極運用信息化手段，嚴格控制發文數量和範圍，嚴格控制會議數量、經費、規模。大力清理檢查評比達標表彰活動，切實解決節慶剪綵過多過濫問題，改進各級領導幹部活動報道。堅決制止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釣譽的『政績工程』。對作風飄浮、敷衍塞責引發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損失的，對弄虛作假、虛報浮誇的，必須嚴肅追究責任。」如果這樣的報告公布三天之後我們就看到了曠世未有的「形象工程」，我們真要問一句：這個報告是否是「形象工程」？如此這般，「國家形象」難免不成問題。
2009年10月2日
——《縱覽中國》首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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