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應有勇氣和全社會締結一個新的合約，允許社會有更大自治空間。

許知遠：新的社會合約 發  


新疆的衝突，懸掛在巴黎街頭的報亭上。九月四日的《金融時報》與《國際先驅論壇報》的選用的是同一張頭版照片。頭帶鋼盔、腳蹬皮靴、手持透明盾牌的武警列成一排，他們是一群神情緊張的青年，其中幾位臉上帶著明顯的稚氣。

讓他們緊張的是數千名示威的公眾，都是漢族人。他們湧上街頭和政府門前，以表達他們內心的恐懼與憤怒。政府不僅在二個月前的民族殺戮中無力保護他們，也無法應對新一輪更莫測和邪惡的攻擊——一些暴徒在公共場合用帶有病毒的針頭刺人，其中受害的大多是漢人，謠言和恐懼因官方遲緩反應與封閉的信息制度，肆意擴散。

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不僅嘲諷了中國領導人八月底新疆的和諧、穩定與繁榮之旅，也讓十月一日的盛大慶祝蒙上陰影——這個政權不過經歷六十年，似乎已經危機四伏，在中國歷史上，邊疆的混亂，總是王朝衰敗的預兆，中央的權威已鞭長莫及。

倘若再聯繫到兩年來的其它著名的事件，從貴州甕安的一名少女的死亡，到湖北一座小城中的屍體的風波，再到東北一座鋼鐵廠中光天化日下的群眾暴力事件，倘若你再將這些事件放在每年數萬起的群體事件的列表中來對待，中國的確處於一個巨大的火山口之上。

中國似乎又處於一個歷史的關口。六十年前，毛澤東用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來凝聚起六億人，給人們以希望和憧憬。但隨即，人們發現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後，他們陷入了無窮盡的運動、混亂和死亡。在經過天安門城樓上的激動人心的宣告之後三十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發現他們都處於一個破產的邊緣。曾經的信念變成了教條，理想主義被證明是蒙眛的狂熱，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僅僅是夜郎自大。但是這個黨和政權頑強的生存下來，因為它和整個社會締結了一個新的合約。它不再頑固的堅持教條和控制，它給予普通人以部分自由發展的空間。一個蓬勃的八十年代到來了。改變幾乎在所有領域都發生了，更年輕和開放的政治領袖出現在公共舞台上，年輕一代的作家、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們，熱情的表達他們對於歷史與現實的理解；普通人開始學習跳交誼舞、喝可口可樂、安置自己的小家庭、下海經商。困難尤在，挫敗與幻滅也時常襲來，但是人們相信一切都在好轉。但一九八九年的屠殺，中斷了這一切。超過四十歲的一代人都會記得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兩年中，空氣中充滿著多少肅殺、頹敗和絕望。很多人懷疑，中國要麼崩潰，要麼重回極端年代。

但是，一個新的社會合約在一九九二年締結了。所有人都去賺錢吧，去享受經濟自由之後帶來的種種私人生活上的自由吧，去開辦公司、倒賣鋼材，去買房子、買汽車，去參加一個接一個的party，去唱卡拉OK、去蒸桑拿，去一夜成名……這個合約是如此強大，整個社會一方面陷入了狂熱，另一方面死一樣的沉默——沒人再去談論政治，沒人再要求全面的改革。

將近二十年過去了，這個合約被證明既成功，又具有異常的腐蝕性。它不僅成功了維持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也將整個國家推向了更強大與繁榮。但是，它的腐蝕效果卻無法在資產損益表中清晰的表達出來。這個合約收買與腐化了整個社會、整整兩代人。它用經濟邏輯來理解一切，將所有人、事物、理念、價值，都置於數字的計算中。最終它導致了一個冷漠、缺乏正義和價值觀的社會的出現。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唯一的自我衡量標準是擁有的權力和金錢的程度。這個國家像是在情急之中引鴆止渴，在短期內，它效果明顯，但倘若以更長遠的標準來看，它則是一次可怕的災難。

如今，我們已經迎來了這樣一個災難的收穫期。這個社會更富裕了，但也更不公了，更深感不安全和無力。倘若你在經濟競爭中失敗了，那麼意味著你在全部生活領域都將迎接慘敗，沒有其它社會機構，能夠再給你機會，安撫你受困的內心。

這種不安全和無力感，讓人們憤怒，尋找各種渠道發泄。在網際網路論壇上、在日常生活中，在街頭、在廣場，任何一起遙遠的事件，似乎都可能激發廣泛的憤怒，只因人們在日常狀態中已積壓了太多。

即使北京不去考慮這個國家長遠的未來，僅僅不再讓自己陷入無窮被動中，那麼，他們該有勇氣去和全社會締結一個新的合約。這個合約要允許這個社會有更大的自治空間，允許人們有更大的自由表達範圍，更保障公民的個人權利與價值，人們將在這種自治中學習相處之道，創造整個社會稀缺的理性、公正、安全感與多元價值觀。人們也在這相互協商、討論中，諒解往日的爭端與矛盾，尋找到他們內心共同的憧憬。

正是長遠目標的缺乏，才造就了眼前的慌亂。這個政黨、這個國家、還有這所有的中國人，不都正身陷於一種巨大的迷惘之中，只依靠動物性的本能做出反應。是到了改變了時刻了，拖延只能帶來更糟糕的結果。

□ 《亞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三十七期

民主不是自治,自治將導致國家的分裂!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

新的合約是鼓勵群眾斗群眾？ 民族間互斗的自由或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