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爭論不休，是因意志與認識是兩個立場

「革命」的爭論不休，是因意志與認識是兩個立場

告別革命是一個立場，使用的是意志
「革命即良性質變」是判斷，使用的是認識
在這個問題的爭論中一忽兒意志一忽兒認識
就不可避免地屢屢邏輯偷換
邏輯一偷換就越論證距離越遠


----響應張三兄倡議，但對議題做出修正

張的呼籲是：用簡易口語啟動和倡導「革命的定義是良性質變＂理論。但這呼籲已內含矛盾。

幾天前阿哲對我的《「民主就是『共產』」，這判斷沒有必須的過渡》跟貼：《孫兄不要學王軍濤胡平把
簡單的東西盡量弄複雜化以表示「學者」》，阿良則附合：《希哲這個意見請老孫考慮。寫文章宜通俗明
白，不要什麼都往哲學拉》，後來洪兄又跟了：《寫文章通俗一點當然好，但是仍然需要安保過渡合法》
。此正可以拿來說清張兄呼籲里的矛盾。

先說對革命久辯卻不能達共識的原因：只要人在了是非實踐不可的。所以在生命存在里天然包含著實踐必
然性。但實際的實踐卻以理性的形成為條件。這就發生了「行先還是知先」這個雞生蛋還是蛋變雞的孰先
孰后的爭論，從古爭到今。中國舉辦的華語學生曙期論辯還常常以此為題。其實實踐與認知在實際上的先
后（時間上的）與邏輯上的先後不是一囬事，解決的也不是同類問題，不應混在一塊。教育機關在設定課
目上就應嚴格區分：是為求知呢，還是為培養應變能力？在目的上得分別對待。可教育部自已就沒達到這
一自覺，又怎能不在實際課目上造成含混？二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已有此發現，他說：「要求數學家（求
真理的人）接受非定論（日常交流）的說法，與要求演說家（只為鼓動，為求功）做真理性證明是一樣荒
唐可笑」。提出「告別革命擁抱改良」是基於實際，說「革命是歷史的必然，誰都廢止不了」卻是據於規
律，前者是意志後者是證明，一雞一鴨，何來統一？

「簡易口語」就是日常語彙，即不求專門性，不講學術性的隨意交流。要加以證明的「良性質變『理論』
」既是理論，就是學問。凡學問就是對規律的探求，各領域有各領域的專門性，要不怎麼會有分類學？專
門的領域當然要用有專門的語彙，專門語彙不就是學術嗎？日常話不分領域，混雜一起，因情、因境而發
，它有效於日用掃灑，怎麼能有專門知識的有效性？「良性質變理論」卻是專門的，因而學術的，混雜的
「簡易口語」怎麼會有效於理論的專門性？

單說「理」就已是關於理的可靠性學問，能不專門嗎？不要以為只有在「理論」前再加限制成分，如：數
理、物理、生理，醫學理論、政治理論、邏輯理論……才是專門學問。只講理、理論，與隨境交流相比，
已很專門，敘述必須規範，一規範就是學術。所以既要用簡易口語又要保證理論界定的有效，這永遠不可
能。理倫和具體理論都是規範的，只是具體理論更為狹窄，但學術性上卻一樣專門，一樣嚴密。學問一經
規範就是學術。希哲這個跟貼，還多了形詞「盡量」，動詞「弄」，去掉這三個字讀讀看，更順口更有效
，知識論上這叫這種句為拖泥帶水。

人只要不是白丁，就不至於有強拉硬套的嗜好。哲學是關於人生的系統學問，就是說哲學是解決人的境界
問題的學向。咱們是在議倫社會、政治，社會、政治雖涉及實際，但在起始上卻是人生，政治求至善，所
以政治本就屬人生境界，是哲學的內容。所以不是我硬往哲學上拉，而是政治就是哲學的課目。要不蘇格
拉底、柏拉圖、奧古斯丁、托馬斯、但丁、休漠、康德、黑格爾、胡塞爾、薩特……豈不毫無意義？既無
意義又怎麼能成為人類導師？不是他們故意的說些常人聽不懂的話，而是有效性證明非專門化、學術化不
可，一學術化、專門化就非日常語彙所能理解。從人類有史到十八世紀，未澄清的理性混淆一經《三批判
》的洗滌，就橫看成行豎看成嶺了。這就叫學術的有效性，也只有學術才有窮盡的有效性。

沒有德國康德建立的，謝林繼承的，黑格爾光大的古典學派，就沒有有效的理性澄清。在吃喝阿尿睡，柴
米油鹽醋上，相信馬克思不會說出讓人聽不懂的話。可到了專門領域，是非學術不可的。

七九到八一年，我被貶稱民間理論家。八六年春節在上海還被李存榮、胡可師嘲笑一通。李存榮誠懇地說
《存在與虛無》、《存在與時間》不是維邦兄所能讀，有十幾人在場（有林牧晨），幸虧我天生紅臉，別
人看不到我那尷尬。那時讓我學術也學術不了。八九年入獄，因一些根本性問題的討論陷於障礙，我才一
頭扎進薩特，后是康德，再后是亞里士多德，也就被學術的透徹性所吸引，迷醉在哲學中不再思蜀。因為
學，才體驗到什麼是不足，也因為學，才理解到所有有效解釋都非學術化不可。十年冷凳下來，你刀架脖
子上我也囬不到《海浪花》的通俗。我要說：要想有效或窮盡地解決問題，非學術化不可。而海外民運的
主流也應該將自身提高到窮盡有效性論證的成熟度----因我們不只要破壞共產主義舊世界，更要建立一個
民主的新世界，沒有有效理論是建不出新世界的。

你不妨考察對「革命」的討論，十幾年不得終果，不就因用的是日常語彙（即簡易口語）嗎？可要囬答的
卻是規律問題。提出告別革命的動力是：「共產黨怎麼還不倒？我們付出了這麼多努力了呀」！這是心靈
對成功的渴望，是意志，可這個問題的本質卻是社會前進程式背後的根據，那是不變規律。這問題的囬答
只有依靠對社會與天律的關係的考察，即對規律的揭示。可實際討論的展開卻往往一忽兒從實際出發，一
忽兒又求有效性，前者用的是求成立場，後者卻是遵守規律。且不說討論者之間，就是同一個人也往往在
反駁李四時一個立場，到碰上趙五，基於趙五別有立論，就不自覺地偷移為另一立場。后個自己已在反對
前個自己，卻還木知覺也，又怎麼會有共識呢？你提出的這個既要簡易口語（也就是不分學類），又要在
理論上（就是專門上）有效，就是一個不能克服的矛盾：前半截＝要馬兒不吃草，後半截＝要馬兒快快跑
。你能提出問題，卻沒有對問題的提出也須無矛盾的自覺，怎麼保證討論中不發生邏輯轉移？一發生邏輯
移位問題就永無解決，永無共識。

更有明顯的自身矛盾的是施化的闡述，他的後文常常反對前文，卻又不自知，這種討論怎麼會有結果？

你提出的問題很重要，但只有參入爭論的人能分清議論是從實際出發，還是從治學出發，所反駁的問題是
求實際功效，還是學術上求解。要有讓自己不走題的自覺，處處防止偷移概念。在用學術立場來回答實際
問題時也要讓人看到必要的還原、過渡，得約束自己不生搬濫造。從行文上看施化先生還在書面語彙範圍
內，算說得過去。他卻生造了一個「革政」，兩個要素無從銜接，不通。你的批評沒有指出，而是跟在其
后強為論證，這種論證無倫是批還是跟，都不會有令人信服的結果，因先於論證的論域已經錯了。

看到一些有關革命的較早爭論，其起因是發自實踐，要求放棄革命而取改良。這類立論是立場在先，其論
證是被立場逼的，在他們的立場里只看到暴力與非暴力的形式性，就排除了革命所涵的性質性。所以一起
首就把革命和改良當成成對概念，也就不自覺地忽略了革命內涵的正當性：把「反革命」扔哪裡去？施化
竟不知他說的「革命」其實是「正革命」，所以才只看到革命做為歷史進程具有的形式性，他要放棄的只
是暴力這種形式，並不是革命質變的本質。革命天然地含著正義性、正當性。

只把革命做為歷史前進的形式看，就把革命所涵的正義性、合法性（五雷轟頂說的「良性質變」）全當臟
水潑了。

因人的實踐僅僅是因存在，只要人來到世上，就不能不往下活，活就是實踐。實踐就必依據經驗，要想使
這一討論有結果，就須先討論而明確：社會實踐是經驗的，問題的囬答卻是理論的。參入者要讓自己明白
并力求在討論中貫徹：就因實踐是經驗的，它就無時無刻不冒出來干擾理性的證明。因為----

意志如同噴水，是直射，無法囬頭。討論卻是認識，拿自己的判定去比較別人的，這種比較難免不受到意
志、情緒的左右，使論證走題。所以既要論證就必須讓人看到過渡，否則怎麼保證有效性？既要圍著被認
識的問題，又得時時反觀自身，以保證其說自圓。一經發現論述漏洞，立馬重新認識。徐水良在囬范似東
時說：「王希哲語文很好，許多文革中老三屆應補語文課」，這話就不夠貼切。因王希哲的優勢不在語文
，而在心有靈犀：他敏感，反應快，但用詞並不嚴密。而老三屆的語文比現在大學畢業的強多啦。八十年
代晚期后的學士、碩士、博士的語文多不合格，我手裡有一本二十二所大學合編的《西方哲學名著介紹》
，全出自博導。其中一個叫田崇勤的，寫洛克的《人類理解論》，其邏輯錯誤多到令人無法容忍。當今社
會的官員、律師、記者、主持人……等等影響大的職業者的語文，合格者不多。他們只求成，哪還管治學

。
去看我們圈內那些法律界人士便知，你就是給他們指出錯誤，他們都難知錯在哪裡。徐水良有七十年代的
訓練，有人本主義這個始發概念，應說他的理成系統，但體系內常發生局部衝突。他的行文沒有王希哲、
等那種活潑。
你張老兄有見，且，所見有的，活潑又生動、飽滿，是健康思維，但缺外在訓練，你對所見的反映完成得
不夠盡致，你是看到了卻未說准，或你說的未必全是你要說的。咱們中的另一位傑出老兄，韓國老武，恰
與你相反，有嚴格的外部訓練，論述嚴謹、周到，可往往所見上欠飽滿，中的不足，其述有顯空泛。
我呢？能論證，但無知識，在下土老帽也。何清蓮的論證嚴密且不空泛，但不知為什麼她有時不是用同情
而是用論證去支持望風撲影的信仰。叫人遺憾。

你的倡議很必要，可我們各帶自身局限性往往難求統一，所以我提出這些應注意的方面。算做對你的呼的
一種準備，也為討論立一個大概的尺度。大家儘可能用治學的態度來爭來論。

我說的第一個論題是革命的良性質變必須是時於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