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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飢荒中的人口非正常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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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lln 發表於 2009-8-7 22:47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三年大飢荒中的人口非正常變動
林蘊暉   炎黃春秋  2009年5期 (作者:現任國防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原文:http://cn.qikan.com/DReader/Read.aspx?issn=1003-1170&year=2009&periodnum=5#)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導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飢荒,其嚴重後果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一直為國內外學人所關注,有關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出現多種數據。筆者根據趙發生主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等國內出版的權威著作,以及與此相關的書籍資料作如下梳理。  
  
  1959年至1961年的糧食狀況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導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嚴重困難」,以1960年為最甚。據《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一書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糧食的平均產量3073億斤,比1957年減產21.2%。三年年平均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少827.6億斤,而平均每年徵購的糧食則比1957年增加95.8億斤,糧食徵購佔總產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達34.4%,其中1959年高達39.6%。這就在廣大農村購了過頭糧。1960年12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糧食和市場問題的彙報提綱》分析說:「1958、1959兩年大約多徵購貿易糧200億斤左右。」連續三年的高徵購,導致農村佔有糧食大幅度減少。全國農村平均每人全年糧食佔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兩年,農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糧不足1斤,重災地區每人每天只有幾兩口糧。由於沒有了飼料糧,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騾、馬、驢、牛的存欄頭數為6949萬頭,比 1957年末存欄8382萬頭減少17.1%;1961年末生豬存欄只有7227萬頭,比1957年末存欄14590萬頭減少一半以上。
  對當年餓飯的情景:飢餓——浮腫——死亡,顧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記」中留有如下記載: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隊來買菜的人說,村裡的紅薯已經吃光了,這應該是真的。
  劉引芝的父親死了。
  腫病——勞動過度,營養不良。
  縫紉室張的哥嫂同時死亡,也是腫病。
  11月13日
  紅薯收穫……。薯決水分多而澱粉少,脆弱極了,一碰就斷……。民工路過,欣羨不已。都到地頭來撿殘屑,揮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頓均以紅薯葉當菜。在冀魯豫時不能下咽的。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紅薯葉,三頓,每飯一碗。晚間菜稀飯,加大碗紅薯葉,翌晨拉肚子。20日吃紅薯葉,量減半。
  12月2日
  我的胡蘿蔔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幾個。蘿蔔種至少又有一個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個婦女當著下棚許多人,偷胡蘿蔔。當群眾飢餓的時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頓乾飯,而早飯特稀。可以補充的食物瞭然無存,清晨傍午,頗為飢餓所苦。
  徐家斷炊,趙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鍋,都是徵購中的事。……估產過程中間,大力開展反對富裕農民路線,鬥爭私藏糧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劇……。
  12月17日
  勞動隊的腫病病員,一下子在一個月中,從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來時,腫病是極個別的,不過李國慶之類真有心臟腎臟病的而已。九十月間,七組:岳正中、李學海、劉代勤全腫了,人數增到四十餘人。而今,一個月,一下加了三十餘人。六組,除一二人外,全部腫了。
  昨晚,附近路倒屍二起……。
  八組黃渤家中,老婆,父親,哥哥,二小孩,在一個半月中相繼死亡。這個家庭也特別大,未死人前連黃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則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連死幾人之例,已聽到的有:
  柳學冠,母親和弟弟。
  張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間大批腫死而外,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內公審,據說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殺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楊顯惠在《夾邊溝記事》一書中,記述了當年震動中央的另一餓死人事件——甘肅「夾邊溝事件」。位於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夾邊溝勞改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1957年後專事「收容」右派分子(被開除公職判以勞教的3000名右派)。
  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7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他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在死神面前,人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如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蜥蜴,抓來燒著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後,這些人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人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髮都豎了起來。噪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彙報情況,請地委給調點糧……。也就在這個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
  再就是四川省的情景。1960年3月,英國路透社轉發了倫敦《新快訊報》的一則報道,稱為「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事件,配發的照片是一名小個男子,手提白色燈籠,在天安門廣場旁若無人地行走。照片旁註:這個男子顯然是用這種方式來抗議中國大陸的「暗無天日」。這則被稱為「白日點燈」的事件迅速反映給了周恩來,周隨即指示北京市委進行調查。這個「白日點燈」的人很快被查獲,此人名叫何明淵,四川省達縣人,審訊時供認,對當地的糧食徵購政策和經辦幹部的作風不滿,同村和鄰村出現不少農民因飢餓而死亡。就是由此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親和兩個孩子,其妻因此而失蹤。何明淵稱,曾為當地情況先後到專區和省城三次上訪,均遭無理拘押。無奈之下,到京製造「白日點燈」案,以影射現實形勢「暗無天日」。北京市公安局派專人到四川省達縣調查,證明情況屬實。當彭真將調查結果向劉少奇報告時。劉少奇聽后,難過得久久不語,最後說:「情況早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了!這是全黨全國的頭等大事啊!」
  
  有關非正常死亡數字的種種說法
  
  對這場災難主要源於天災還是人禍?人們仍有不同的認識。國內有研究者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的統計資料認定,1958年、1959年、1960年這三年,即便說不上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害。氣象部門把全國氣象狀況劃為五個等級,叫做負二度區、負一度區、零度區、一度區和二度區,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旱、旱。就是說,結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越少。在公布的從1954年到1972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里,1958年、 1959年、1960年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區值。這個統計是根據水文總站歷年的歷史資料來說的,應該是有說服力的。因此,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薄一波在30年後回顧這段歷史,就曾坦誠地承認:
  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因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誌不忘這沉痛的教訓!
  中國從1959年到1961年所發生的全國範圍的大飢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總數究竟是多少,迄今還沒有一份官方的統計數字或研究報告。現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國內外學者研究的情況,大體有1000多萬、2000多萬、3000多萬到4000多萬的四種說法:
  《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對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狀況有如下記述:
  全國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達25.43‰,農村地區高達28.58‰。據有關部門統計,超過20‰的有675個縣,其中超過100‰的有40個縣。根據這一時期不夠準確的統計數字,總人口的變化情況是:三年累計,按總人口計算減少135萬人,按自然變動增加622萬人,兩者相差757萬人。從1964 年普查結果看,三年困難時期里這兩個數字都有一定的問題。1959年是困難時期的第一年,這一年裡出生人數減少、死亡人數增加的現象已經開始。這一年自然增長677萬,比前一年增長數下降40%是比較接近實際的。而總人口增加1213萬,只比上一年少增128萬人,增長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當時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長速度已減慢,特別是浮誇風盛行,有些地方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有意多報人口。從1960年來看,總人口減少1000 萬人,自然變動減少304萬人都偏低,實際人口減少還要多,1961年總人口繼續減少,而自然變動卻增加249萬。兩者方向相反,數字也都是不準確的。根據1964年普查資料計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總人口增加數和自然變動數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統計不準造成的。根據1964年普查資料回推,1961年人口應當是64508萬人,比原統計數大約減少1486萬。
  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曾經提到:「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中國人口學研究者蔣正華在1986年撰寫的《中國人口動態估計的方法與結果》的專論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700萬。
  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1984年寫的《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估算中國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2700萬。
  英國記者菲力普,肖特著的《毛澤東傳》中說:「1959年和1960年,有大約2000萬人死於飢餓……。1961年又有500萬人餓死了,」據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其依據是:「1980年,中國的頭號領導人胡耀邦公開承認飢荒的存在,確定死亡數目為2000萬人。這一數字依據了常委會編纂的臨時文件。以後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國作家們提議說,總死亡數目為4000萬人到6000萬人。然而,這些估計都是在受損最嚴重的地區取得了數字后,再將之推廣到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后達到的數字,與那一段時期總的人口趨向的相互關聯鬆散。在缺乏與之相反的結論性證據的情況下,2000—3000萬額外死亡數字應當是最可信的。這個數字也的確是充足的」。
  賈斯柏,貝克先生著的《餓鬼:毛時代大飢荒揭秘》認為,美國人口學家裘蒂絲·巴尼斯特博士在《中國人口的變化》中得出在1958到1961年的飢荒年間,中國「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超出三千萬」的結論,「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估計數字」。
  曹樹基先生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文中,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結論說: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45.8萬。
  丁杼先生在《從「大躍進」到大飢荒》文中,以中國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指出:「有了逐年出生數、正常死亡率和統計局發表的人口數,我們就可以比較準確地計算非正常死亡數了。計算結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數是212萬,其中196萬是農民。1960年至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數分別是 1778萬、1190萬和291萬。連同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數,整個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數約3500多萬」。
  叢進先生在《曲折前進的歲月》中認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凈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加上前述減少的1300萬,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
  金輝先生在《「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中的結論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災難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文中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4》公布的1949年至196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推論說:
  1964年底總人口70499萬。從1964年的總人口數按公布增長率逐年遞減回去,就可以得到它:1963年底——68603萬(70499÷1.02764);1962年底——66390萬
  (68603÷1.03333);1961年底——64645萬(66390÷1.02699),甚至更低。它比公布的1961年總人口數65859萬少了1214萬。
  我們以1959年底的公布總人口為基數,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長率計算,得到的結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總人口多1295萬人。這樣,我們就有了三個數字:1324萬、1214萬、1295萬。三數平均為1278萬。其與公布總人口凈減數字1348萬之和為2626萬。
  三年災難的後果之一,是使中國少增長了6000—8000萬人口。1959—1961年間非正常死亡2791萬,加上1961年公布總人口數中抹掉的這1270餘萬,中國在1959—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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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ccclln 發表於 2009-8-7 22:50 | 只看該作者
 兩本「中國人口」公布的數據  
  
  以上出現的不同數據,既有計算方法的不同,也有起止年代的不同(1959—1961,1958—1961,1958—1962,1958—1963),因而也就很難求出一個統一的數據。本文根據中國大陸出版的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專著: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另有全國除台灣、西藏以外27省市的分冊)提供的數據(1959年到1961年的死亡人口總數,扣除按1957年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人數),計算出一組1959年到 1961年三年大飢荒期間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據此推論出一組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參考數字。
  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發表的數據是: 
  1957年中國死亡687萬人,死亡率為10.80‰;
  1959年——1961年中國死亡人數和死亡率為:
  1959年970萬人,14.59‰;
  1960年1693萬人,25.43‰;
  1961年939萬人,14.24‰。
  1959年——1961年三年共死亡3602萬人。按1957年正常死亡率三年應扣除2061萬人,餘下1541萬人為非正常死亡。 NXG}0`QVT  
  許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提供的1957、1959、1960、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與《中國人口》相同。但書中稱:從1964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看,這段時間(指1959—1961——筆者注)的實際死亡率可能還要高。1963年底全國人口數為69172萬,1964年底為70499萬,全國增加人口1327萬人。而1964年全國自然增長率是27.64‰,增長人數應為1930萬,比總人口增長數多出603萬。這603萬人的虛報數如何產生的?根據1964年6月30日普查時人數69458萬人計算,上半年增加286萬人,下半年增加1041萬人,兩者的比例顯然不合理。問題就在於,這多出的603萬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銷而留下的虛假數字。……這批死亡人數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積累下來的。如果把這603萬死亡人口考慮進去,1960年前後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
  這樣,上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1541萬人加上603萬人,總計非正常死亡應為2144萬人。
  值得指出的是:非正常死亡情況最早出現在1958年(如四川、山東、河南,而甘肅1958年死亡率高達21.11‰),有的省份延續到1962年,如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高達34.03‰,普通死亡率僅為7.02‰。據原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1962年 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彙報說,四川省1958年到1960年死亡1000萬人(1957年的《戶籍年報》四川省人口 7215.7萬,1960年底為6236萬),1961-1962年四川大約還有250萬人死亡,因此認為1958-1961年四川省餓死1250萬人。據此筆者推論,從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因大躍進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000萬人左右。
  儘管研究者對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的說法不一,但無論是一千多萬,抑或四千多萬,都絲毫不會影響到對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造成的共和國歷史上這場災難的嚴重性的估計。
  
  附錄:
  《中國人口》各省、市、自治區分冊公布的1958年——1962年間的人口死亡數和死亡率北京市1961年死亡7.9萬人,為1958年的1.56倍,死亡率升至10.80‰(1958年為8.08‰)。(李慕真主編:《中國人口》北京分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頁。)
  天津市1959年死亡55.094萬人,死亡率為9.88‰(1958年為8.66‰);1960年全市死亡人數59.485萬人,死亡率為 10.34‰;1961年全市死亡人數57.745萬人,死亡率為9.89‰(1962年回落到7.36‰)。(李競能主編:《中國人口》天津分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頁。)
  上海市50年代前期到1957年死亡率降至6.1‰;1959年至1961年上海市的粗死亡率略有回升,但與全國相比上升幅度很小,1959年粗死亡率為7.8‰。(孫競新主編:《跨世紀的中國人口》上海卷,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頁。)   
  河北省1959年死亡人數462.364萬人,死亡率為12.29%o(1958為10.92‰);1960年死亡人數599.458萬人,死亡率為15.84‰;1961年死亡人數516.288萬人,死亡率為13.63‰(1962年回落到9.06‰)。
  山西省1960年死亡人數23.94萬人,死亡率為14.2‰(1958年為11.7‰;1959年為12.8‰;1961年為12.2‰;1962年回落到11.3‰)。(畢士林主編:《中國人口》山西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頁。
  內蒙古自治區1959年死亡人數11.26萬人,死亡率為10.99‰(1958年為7.94‰);1960年死亡人數10.65萬人,死亡率為 9.4‰;1961年死亡人數10.32萬人,死亡率為8.77‰。(宋迺工主編:《中國人口》內蒙古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 頁。
  遼寧省1959年死亡人數29.3萬,死亡率為11.8‰(1958年為8.8‰);1960年死亡人數29.1萬人,死亡率為11.5‰;1961年死亡44.4萬人,死亡率為17.5‰(1962年回落到8.5‰)。(宋則行主編:《中國人口》遼寧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頁)
  吉林省1959年死亡17.4萬人,死亡率為13.4‰(1958年為9.1‰);1960年死亡10.1萬人,死亡率為10.1‰;1961年死亡 16.9萬人,死亡率為12.0‰(1962年回落到10.0‰)。(曹明國主編:《中國人口》吉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 頁。
  黑龍江省1959年死亡20.7萬人,死亡率為12.8‰(1958年為9.1‰);1960年死亡18.4萬人,死亡率為10.5‰;1961年死亡 20.6萬人,死亡率為11.1‰(1962年回落到8.7‰)。(熊映梧主編:《中國人口》黑龍江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 頁。)
  江蘇省1959年死亡62.19萬人,死亡率為14.55‰(1958年為9.40‰);1960年死亡78.59萬人,死亡率為18.41‰;1961年死亡56.63萬人,死亡率為13.35‰
(1962年回落到10.36‰)。(杜聞貞主編:《中國人口》江蘇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頁。)
  浙江省1959年死亡27.91萬人,死亡率為10.81‰(1958年為9.15‰);1960年死亡30.39萬人,死亡率為11.88‰ ;1961年死亡25.84萬人,死亡率為9.84‰。(王嗣均主編:《中國人口》浙江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頁。)
  江西省1959年死亡25.30萬人,死亡率為13.01‰(1958年為11.34‰);1960年死亡32.01萬人,死亡率為16.06‰ ;1961年死亡23.28萬人,死亡率為11.54‰。(馬巨賢、石淵主編:《中國人口》江西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頁。)
  福建省:1959年死亡11.95 萬人,死亡率為7.88‰(1958年為7.46‰);1960年死亡23,89萬人,死亡率為13.3‰;1961年死亡18.81萬人,死亡率 11.89‰(1962年回落到8.23‰)。(傅祖德、陳佳源主編:《中國人口》福建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頁。)
  山東省1959年死亡98.5萬人,死亡率為18.19‰(1958年為12.77‰);1960年死亡124.8萬人,死亡率為23.60‰ ;1961年死亡96.6萬人,死亡率為18.49‰(1962年回落到12.35%)。(吳玉林主編:《中國人口》山東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頁。
  河南省1958年死亡62.8萬人(此前每年死亡人數在50-60萬之間);1959年死亡70.2萬人;1960年死亡190.8萬人;1961年死亡人數回落到48.9萬人。(貊琦主編:《中國人口》河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頁。)
  湖北省1959年死亡46.04萬人,死亡率為14.50‰(1958年為9.54‰);1960年死亡67.03萬人,死亡率為21.19‰(1961年回落到9.19‰)。(譚宗台主編:《中國人口》湖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頁。)
  湖南省1959年死亡478479人,死亡率為12.99‰(1957年為10.41‰);1960年死亡1068118人,死亡率為29.42‰ ;1961年死亡618470人,死亡率為17.49‰(1962年回落到10.23‰)。(毛況生主編:《中國人口》湖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頁。)  
  廣東省1959年死亡43.51萬人,死亡率為11.74‰(1958年為9.13‰);1960年死亡59.36萬人,死亡率為15.12‰ ;1961年死亡40.54萬人,死亡率為10.67‰(1962年回落到9.32‰)。(朱雲成主編:《中國人口》廣東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廣西壯族自治區1959年死亡383952人,死亡率為17.49‰(1958年為11.74‰);1960年死亡644770人,死亡率為 29.46%;1961年死亡422201人,死亡率為19.50‰(1962年回落到10.25‰)。(黃賢林、莫大同主編:《中國人口》廣西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頁。)
  四川省1958年到1962年,5年中平均每年死亡231.62萬人,年平均死亡率為34.03‰。死亡人數最多的1960年,達到364.74萬人,死亡率為59.97‰(1963年以後的13年間死亡率回落到年均10.38‰,年均死亡81.58萬人)(劉洪康主編:《中國人口》四川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雲南省1958年死亡44.20萬人,死亡率為21.62‰(1957年為16.29‰);1959年死亡34.34萬人,死亡率為17.96‰ ;1960年死亡49.98萬人,死亡率為26.26‰(1961年回落到11.85‰)。(鄒啟宇、苗文俊主編:《中國人口》雲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頁。)
  貴州省1959年死亡35.03萬人,死亡率為20.28‰(1958年為15.26‰);1960年死亡88.62萬人,死亡率為 5233%;1961年死亡38萬人,死亡率為23.27‰(1962年回落到11.64‰)。(潘治富主編:《中國人口》貴州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頁。)
  陝西省1958年死亡19.99萬人,死亡率為11‰(1957年為10.3‰);1959年死亡23.58萬人,死亡率為12.7‰;1960年死亡 23.52萬人,死亡率為12.3‰(1961年回落到8.7‰)。(朱慧珠主編:《中國人口》陝西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 頁。)
  寧夏回族自治區1958年死亡27936人,死亡率為14.98‰(1957年為11.06%);1959年死亡31825人,死亡率為15.82‰;1960年死亡29331 人,死亡率為13.90‰(1961年回落到10.71‰)。(常光主編:《中國人口》寧夏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頁。)
  甘肅省1958年死亡272455人,死亡率為21.11‰(1957年為11.32‰);1959年死亡230375人,死亡率17.47‰ ;1960年死亡538479人,死亡率為41.46‰(1961年回落到11.47%o)。(蘇潤余主編:《中國人口》甘肅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青海省1958年死亡27905人,死亡率為12.99‰(1957年為10.40%);1959年死亡40216人,死亡率為16.58%;1960 年死亡103582人,死亡率為40.73‰;1961年死亡26872人,死亡率為11.68‰。(翟松天主編:《中國人口》青海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頁。)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59年死亡115992人,死亡率為18.84‰(1958年為13‰);1960年死亡104618人,死亡率為16.67‰ (1961年回落到11.71‰)。(周崇經主編:《中國人口》新疆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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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ccclln 發表於 2009-8-7 22:53 | 只看該作者
死亡具體數字至今沒有官方統計,文章中各種版本的推測數字都有,你相信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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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農民 發表於 2009-8-7 23:38 | 只看該作者
又是一個受到爭議的帖子。希望反對者是拿出理論的根據,拿出數據來辯論。就是論事,不要亂扣帽子,更不要謾罵。本人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具體死多少人不知道,上海肯定沒有餓死人,
但是我所在的安徽農村是餓死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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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ccclln 發表於 2009-8-8 00:16 | 只看該作者
4# 安徽農民

讀完這篇文章,我覺得有必要挺下這屆政府,能夠允許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上刊登這樣的文章,畢竟和自己多年的宣傳差距很大.至於餓死1000w還是4000w數字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勇於面對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我覺得這本身就是一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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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農民 發表於 2009-8-8 00:58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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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發表於 2009-8-8 01:30
三年大飢荒中的人口非正常變動
林蘊暉   炎黃春秋  2009年5期 (作者:現任國防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原文:http://cn.qikan.com/DReader/Read.aspx?issn=1003-1170&year=2009&periodnum=5#)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 ...
ccclln 發表於 2009-8-7 22:47

這還不簡單,全面公布歷史文件,不要說為了保護毛澤東而不公布,不是想非毛嗎?那就徹底否定,天塌不下來。毛已經被人說成這樣了,難道還要保護什麼?三年死人正好是毛退據二線所發生,不要說什麼毛是實際掌權人,實際掌權人還要發動文革重新奪回權力嗎?用屁股想也知道毛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劉挨整一點都不都不冤。毛為什麼不是在63年發動文化大革命,而在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因為中國需要這支官僚隊伍修復三年大飢荒所損害的中國國家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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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農民 發表於 2009-8-8 03:03 | 只看該作者
這還不簡單,全面公布歷史文件,不要說為了保護毛澤東而不公布,不是想非毛嗎?那就徹底否定,天塌不下來。毛已經被人說成這樣了,難道還要保護什麼?三年死人正好是毛退據二線所發生,不要說什麼毛是實際掌權人, ...
Guest from 65.49.2.x 發表於 2009-8-8 01:30

毛真正退居二線是七千人大會以後的事情了。如果毛真的在59年就徹底退居二線,有必要在廬山會議上把彭德懷打下去嗎。62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得到恢復,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當然劉鄧也有了功高震主之嫌。再說文革說是66開始的,但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前有兩年是輿論準備階段。文革時為了挖劉鄧的罪狀,什麼亂七八糟都羅織進取了。對於人民公社方面的罪狀,是恰恰相反的反對集體化搞三自一包(即反對大鍋飯)。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君不見,老鄧掌權后馬上又把人民公社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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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w2000 發表於 2009-8-8 05:24 | 只看該作者
三年大飢荒中的人口非正常變動
林蘊暉   炎黃春秋  2009年5期 (作者:現任國防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原文:http://cn.qikan.com/DReader/Read.aspx?issn=1003-1170&year=2009&periodnum=5#)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 ...
ccclln 發表於 2009-8-7 22:47


"三年災難的後果之一,是使中國少增長了6000—8000萬人口。1959—1961年間非正常死亡2791萬,加上1961年公布總人口數中抹掉的這1270餘萬,中國在1959—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高達40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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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發表於 2009-8-8 06:16
餓死人是有的. 但所有的數據都是猜測. 可靠性差. 甚至引用外國人寫的, 可靠性就更是懷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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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jin0103 發表於 2009-8-8 17:45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zhijin0103 於 2009-8-8 18:00 編輯
毛真正退居二線是七千人大會以後的事情了。如果毛真的在59年就徹底退居二線,有必要在廬山會議上把彭德懷打下去嗎。62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得到恢復,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當然劉鄧也有了功高震主之嫌。再說文革說是 ...
安徽農民 發表於 2009-8-8 03:03

多看看中共的黨史吧,59年九月份還是十月份以後劉接任毛的國家主席一職,正式主持一線工作,當時主要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一線領導工作,劉為主鄧為輔。正式退居二線,但黨主席職位不變。這個論壇估計真正當過領導的或小群體一把手(財務人事獨立核算的)的人不多,不知道權力的意義,不能區分權力在手上與不在手上區別有多大,所主管與不主管工作的區別有多大。毛之所以一直不倒,說話有真正份量,是因為毛的個人威望太高,黨內完全沒有對手。毛五六年就放出風聲只當8年一把手,然後親手為劉鄧的上台造勢鋪墊。結果劉真的不堪大任,為了做出成績顯示工作不做得比毛在任強甚至更好,不惜虛報浮誇,大放衛星。結果搞出後來的大禍。其實仔細深思,毛在黨內一直沒有對手,人也有了退位讓賢的真實行動,而恰好是劉鄧為了急於顯示自己的能力不比毛差,為了證實自己的能力與繼位的正統性,才會做出徒虛名而得實禍的事情(鄧主管宣傳口徑,劉是鄧的直接領導。)。我認為仔細思索下事情發生的時間與順序就能得出事情的真像,但沒有真實的歷史事件的公布,又有人為了自己的正統性而又趁機打死老虎式的嫁禍(僅是本人邏輯推理式的猜測,根據是所了解的歷史事件綜合,加上個人政治及社會心理領悟而得出),有幾個人能得出正確結論呢?本人不想討論事物的表像,而想了解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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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ccclln 發表於 2009-8-8 17:55 | 只看該作者
10# Guest from 220.244.19.x
那我給你引個國內的,97年第二期《中共黨史研究》,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
蔣正華以歷年生命表為基礎,估算出歷年死亡人數,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 8299萬人; 同時按這 6年預期壽命的正常變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數為6602萬人。  這樣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數約為1700萬人(1697萬人)。

  蔣正華的研究得出初步成果后,曾由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中國人口學會與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聯合召開專家會議進行評審。國家統計局、公安部、國家計劃生育委見會、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參加了評審。與會者對研究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給予了基本肯定,同時提出了若干改進意見。蔣正華吸收這些意見進行了一些修訂。上述數字是修訂后的數字。(蔣正華教授時任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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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海暖流 發表於 2009-8-8 18:04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雲海暖流 於 2009-8-8 18:14 編輯

1959年4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家主席. 此後三年的餓死了人的事全怪到毛澤東頭上, 是否有欠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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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農民 發表於 2009-8-8 22:13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安徽農民 於 2009-8-8 22:16 編輯
多看看中共的黨史吧,59年九月份還是十月份以後劉接任毛的國家主席一職,正式主持一線工作,當時主要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一線領導工作,劉為主鄧為輔。正式退居二線,但黨主席職位不變。這個論壇估計真正當過領 ...
zhijin0103 發表於 2009-8-8 17:45
中共的黨史不知讀了多少遍了,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共的黨史也經常在改的。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這麼多人的責任者是誰?只有把歷史資料公開,才能真相大白。我想即使老毛本人,也會認為49年以後,他做的最大兩件事,就是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而62年以後的幾年,大搞三自一包肯定是劉鄧搞得。但問題是,餓死了這麼多人肯定是大罪,可是文革時期給劉鄧羅織了這麼多罪名,什麼雞毛蒜皮都有,偏偏沒有這一條呀(當然反對人民公社,搞三自一包是他們的罪名之一)。難道老毛講義氣為劉鄧背這個黑鍋。想當年,反五次大圍剿,所有的資料都會講明白,第五次反圍剿時,老毛是第二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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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 發表於 2009-8-8 22:29 | 只看該作者
讀完這篇文章,我覺得有必要挺下這屆政府,能夠允許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上刊登這樣的文章,畢竟和自己多年的宣傳差距很大.至於餓死1000w還是4000w數字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勇於面對自己過去所犯的錯 ...
ccclln 發表於 2009-8-8 00:16


和毛時代比是有進步。都六十年了,但民主自由程度還是不及滿清末期,不及民國時期。只要不是瞎子聾子都知道。
為還原歷史真相而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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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ccclln 發表於 2009-8-8 23:36 | 只看該作者
15# Norman
不及滿清和民國,說話是要講證據的,不是你說不如就不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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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jin0103 發表於 2009-8-9 00:38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zhijin0103 於 2009-8-9 00:54 編輯
中共的黨史不知讀了多少遍了,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共的黨史也經常在改的。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這麼多人的責任者是誰?只有把歷史資料公開,才能真相大白。我想即使老毛本人,也會認為49年以後,他做的最大兩件 ...
安徽農民 發表於 2009-8-8 22:13

問題是如果沒有餓死那麼多人,你所信的宣傳只是後來者借這段特殊歷史真相不明來脫責與嫁禍呢?從科學常識分析實際原因,由於困難時期糧食嚴重不足,中國人普遍營養不良,男人、婦女生殖能力下降,客觀物質條件造成很多家庭造人激情嚴重缺乏(自己都吃不飽,拿什麼來養生下來的小寶寶)等等因素造成人口負增長呢?餓死人的現象是確實有的,但安徽吳芝圃所在信陽地區餓死了那麼多的人相信也是特例,但能以信陽事件推理中國其他地方則會有這種大量餓死人的現象嗎?而吳恰好是劉樹的典型,處理信陽事件是劉辦理的,吳基本沒事(好象看過資料,吳是劉少奇樹的典型人物,也可以說是親信吧,不一定準確,大家可以查資料)。而吳是在文革期間才被河南的造反派揪出來的,關進監獄,文革后還被鄧平反(這種為官位視民命為草菅的官員居然會被平反,不知道有些人會作何感想)。而目前沒有對劉鄧文革中被打倒所列餓死人為其罪狀的原因,也是我認為文革史實資料應該公布的原因,不要說為了保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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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農民 發表於 2009-8-9 01:21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安徽農民 於 2009-8-9 01:53 編輯
問題是如果沒有餓死那麼多人,你所信的宣傳只是後來者借這段特殊歷史真相不明來脫責與嫁禍呢?從科學常識分析實際原因,由於困難時期糧食嚴重不足,中國人普遍營養不良,男人、婦女生殖能力下降,客觀物質條件造成 ...
zhijin0103 發表於 2009-8-9 00:38

在經過三年災荒后的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檢討了全國三年災荒的責任時,安徽的重點涉及到曾希聖。劉少奇叫安徽代表狠揭蓋子。最先是由安徽的一位蚌埠代錶帶頭打破沉寂開炮,大膽陳訴安徽隱瞞災荒和對救災不力悲憤之情后,發言者猶如黃河決口一樣、一發不可收拾,才捅開了安徽蓋子。在安徽組,曾希聖書記做沉痛的自我檢討,仍不能過關。劉少奇說曾希聖霸據一方、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講民主、瞞報非正常死亡數字(指餓死人數)。他還說,因為這是個歷史事實,過了十年八年,還可以總結的,五十年以後還要講的。死了這樣多人,生產力有這樣大的破壞,受了這樣一個挫折,歷史上不寫,省志上不寫,不可能的。這是有文字可考的。劉少奇又說:「問題嚴重程度不一樣,有嚴重的,有次嚴重的,有不那麼嚴重的。全國比較起來講,河南、甘肅、青海、山東、安徽這5個省是最嚴重的。安徽死了那麼多人,省委有沒有向中央報告?」劉少奇找到兩份安徽的報告,但他認為是不真實的。所以使劉少奇最為惱火的是,安徽省委一直不肯揭蓋子。他說:「一直到我參加你們的會,還是吞吞吐吐,不肯揭蓋子。別的省老早揭了蓋子,所以工作就轉變早一些,經驗教訓也好一些。這是安徽跟其它省不一樣的。」
劉少奇也談到:「安徽發生這些嚴重問題中央有責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聖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聖同志負很大一部分責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高指標、食堂、供給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時候別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指在安徽推行的對耕作制度、農作物品種、耕作方法的三項改革),曾希聖同志也報告過中央,中央同意的;責任田報告過中央,同意他試驗的,不過沒有講在安徽普遍推廣,只講在一個地委範圍內試驗;就是張愷帆、李世農、牛樹才這許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錯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負責任,曾希聖同志要負責任,中央也要負責任。」
劉少奇副主席說中央要負的責任,當然是說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似乎毛澤東主席要負主要責任,因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吃食堂」等,大家知道都是毛澤東主席的主張和倡導。
在1961年,面對餓殍遍野的廣大鄉村,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在全省實驗推行包產到隊、到戶的責任田,毛澤東含糊地批准他進行實驗,這使得安徽的糧食迅速增產,並有餘糧支援河南、江蘇等地。但隨即毛澤東嚴厲批判了安徽的做法,曾希聖因此被撤職。在此前後,浙江、山東等地,也有小規模的包產到戶的嘗試,最終都無疾而終,所有參與其中的幹部,全部被整肅,無一倖免。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其中一大罪狀就是推行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四大自由」——僱工、貿易、借貸、租地不加限制)。自此,「包產到戶」猶如強力炸彈,誰碰誰將被炸得粉身碎骨。

順便說一句信陽是屬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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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 發表於 2009-8-9 05:42 | 只看該作者
15# Norman
不及滿清和民國,說話是要講證據的,不是你說不如就不如的
ccclln 發表於 2009-8-8 23:36


民主自由程度當然不及。
國民黨時期不但有擁兵割據的共產黨,還有其它黨派,如民盟等等。有完全不受國民黨政府影響的民營報紙,如大公報等等,可以公開批評政府。中共的新華日報直到內戰開始還在國統區出版。
為還原歷史真相而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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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發表於 2009-8-9 07:24
如果只是一個「反右傾」,三年就餓死幾千萬人,那麼,文革據說是中國的「十年浩劫」,全國都在搞階級鬥爭,什麼都停了。文革十年期間,中國人口至少要減少3-5億吧?可事實又是如何呢?
右派精蠅牛吹大了,就不能自圓其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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