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新疆民族軍,三區革命（2）

儘管如此，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仍然十分擔心迪化將不保，在戰事最危急的時候，朱紹良曾經八小時內給蔣介石連發三份急電「……內乏可用之兵，外無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職惟有以身殉職，與國土共存亡，上報黨國……懇請鈞座速籌良策」，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政府順應抗戰勝利后全國和談的潮流，開始通過蘇聯的斡旋與三區政府進行和談。1945年7月5日，蔣介石在一次關於中蘇會談的討論會上提出：「蘇聯政府如果能保證中國對東北和新疆的領土和行政主權，對中共和新疆變亂不再作任何支援，中國政府才考慮蘇聯有關外蒙的要求」。會議后，蔣介石向在莫斯科與蘇聯談判的宋子文連發兩道密電，指示可以「允許外蒙戰後獨立」，但蘇聯必須承認「東北領土主權和行政之完整，對中共及新疆變亂不再做任何支援」。宋子文根據蔣介石的電令，向斯大林提出，蘇聯政府如果能在幫助中國評定「新疆變亂」等問題上作出承諾，中國政府可以在外蒙問題上作出讓步。斯大林表示，無論延安、新疆均服從蔣委員長的領導，蘇聯只支持國民政府，可以根據中國政府的要求發表聲明，並答應宋子文關於制止從蘇聯往新疆「偷運」武器的要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后，1945年9月，莫洛托夫和王世傑在倫敦就「新疆伊犁事件」磋商時表示，這個事件是臨時現象，不久就可以平息，於是在得到蘇聯的保證后，蔣介石開始在公開場合表示「願意和平解決新疆問題」。

和談進行了將近半年，在1946年4月終於達成協議，新疆進入了短暫的和平時期。三區政權也隨即發生重大變化，在蘇聯直接干預下，三區臨時政府高層人員中的一部分封建勢力、宗教人士和泛突厥人士被清除出領導層，原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在一天夜晚被蘇聯駐伊犁領事請進領事館參加聯誼會，隨即被扣押並迅速送入蘇聯（後來不知所終）。三區政府的核心現在由從蘇聯學習歸來的進步人士組成，首腦為擁護統一和民族團結的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伊寧人，早年去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回國后被盛世才關押進監獄，1944年10月出獄后既參加伊犁革命，逐步進入臨時政府高層，后擔任和談代表，和談後任新疆聯合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接受毛主席邀請，在赴北京參加政協會議途中因飛機失事去世，年僅38歲）和阿巴索夫。

三區民族軍在和談后根據協議被改編為6個團： 其中步、騎各3個團，這些部隊分別駐紮在伊犁、塔城、阿山境內。後來隨著後來事態的發展，三區民族軍這個稱號及其軍銜、服裝在三區內部依然沿用。1946年12月1日，和談后成立的伊犁專署機關報刊登了民族軍政治部就徵兵工作發布的《告全體同胞書》，內中指出：「我們不但要保留民族軍，而且還要在阿克蘇、喀什等地組建民族軍」。新疆主席張治中也承認這點，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本來三區對軍事條款規定，當初有相當誠意付諸實施；可是因為阿山問題（即國民黨支持烏斯滿背叛三區，轉而進攻三區的阿山事件）的發生，一切遂陷入停頓。」1947年夏天，民族軍突破了國民黨的限制，擴大編製，壯大實力。到1949年8月，民族軍共有5個騎兵團和3個步兵團，另外還有一個獨立的騎兵營和大約500人的後勤人員，總兵力達到14020人。擁有各種步槍9088支，短槍184，輕機槍405，重機槍68，迫擊炮66，火炮12，高射炮7，擲彈筒55，手榴彈14480，戰馬5522，運輸馬匹521，馬車311，輕型坦克2，裝甲車1，飛機42（可以使用的有14架，6架轟炸機和8架戰鬥機），軍用車輛30。此時民族軍的總司令為伊斯哈克伯克，其編製大致如下：

其編製如下：

總指揮部（伊犁，編製3401人）

總指揮：鮑里諾夫（1946年6月22日，和談協議簽字，鮑里諾夫受命連夜返回蘇聯，接替他職務者為剛從南疆返回的伊斯哈克伯克）。

副總指揮：達力克汗。

參謀長：馬加諾夫。

政委：卡塞諾夫（維吾爾族）。

政治部主任：努爾山德洛夫（後來為曹達諾夫）。

總指揮部直屬單位：
1、錫伯聯絡大隊，106人。
2、警衛連 ，280人，連長塞勒別烏•買提索夫。
3、後勤部，部長拉索洛夫（烏茲別克人）。
4、醫院，119人。
5、警備營，498人，營長瓦利諾夫。
6、後衛團，1359人，團長沙木薩克，參謀長巴吾開依，政委沙迪闊夫，政治部主任努爾塔約夫•阿吉。
7、軍事學校，校長努爾迪耶夫，副校長艾山•居努斯。

各戰鬥團建制如下：
1、烏蘇步兵一團，駐紮烏蘇，團長馬爾庫甫•艾斯卡闊夫，參謀長拉瑪桑，政委卡依木•木沙，全團1837人。

2、伊寧步兵二團，駐紮安集海，團長阿依吐安，全團1989人。

3、沙灣騎兵團，駐紮沙灣，團長葉蔑諾夫•買買提明，參謀長蓋瑪迪耶夫•買力克（塔塔爾族），政委拉克莫夫•阿不列孜，政治部主任卡依達爾，全團1108人。

4、和豐騎兵第二團，團長玉素甫汗•昆拜，副團長加爾各答•巴巴黎闊夫，參謀長沃斯帕諾夫•拉瑪桑。

5、炮兵大隊，駐紮安集海，大隊長阿斯哈提•帖畢波夫，參謀長索里坦•阿里，政委莫沙耶夫，政治部主任沙木沙克，全隊323人。

6、摩托車廠，廠長波爾比耶夫（俄羅斯族人），全廠216人。

7、烏蘇軍醫院，院長拉恰提•卡比約林（塔塔爾族），全院27人。

8、恰特騎兵一團，團長葉斯帖蔑斯•波拉里，該團為空後備團，負責戰時動員徵集新兵。

9、特克斯騎兵團，駐紮玉勒都斯，團長毛列諾夫（柯爾克孜），後來由艾里耶夫•哈密提接任，參謀長阿馬諾夫，政委庫爾巴諾夫，政治部主任馬木托夫•庫爾班，全團1037人。

10、迪化騎兵第三團，團長巴達里汗•蘇古爾巴耶夫，副團長艾山•居努斯，參謀長斯德闊夫•沙拉依丁，政治部主任艾波杜瓦利，全團1225人。

11、塔城騎兵第四團，團長斯塔丁闊夫（俄羅斯），參謀長努克索夫，政委巴勒喀什•巴甫洛夫，全團1315人。

烏斯滿投靠國民黨政府後，三區政府在阿山建立了北線軍事司令部。指揮官為達力里汗•蘇古爾巴耶夫，其下屬單位包括：

1、承化衛戍第六大隊，大隊長卡斯莫夫•艾波拉卡提，參謀長努拉克買提。政委託克特，全隊296人。
2、醫院，院長阿卡提（塔塔爾），30人。
3、承化騎兵第三團。
4、和豐騎兵第二團。
5、塔城騎兵第四團。
6、蒙古騎兵營，營長葉兒迪，政委葉蔑諾夫•托克特，全營588人。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國內取得決戰性勝利，1949年3月的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就與王震談到了進軍新疆的問題。6月，劉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聯進行談判，談判期間，蘇聯建議中國人民解放軍加速進軍新疆，並主動提出可以利用三區革命力量。中共中央隨即決定，派遣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成員鄧力群同志作為中共中央聯絡員負責與三區政府聯繫。

1949年8月14日，鄧力群帶領3名工作人員和一部電台取道阿拉木圖到達伊寧，經過蘇聯領事的安排與三區領導人會晤，並與中共中央建立了電台聯繫，這就是在新疆和平解放期間著名的「力群台」。通過力群台，中共中央了解了有關三區的詳細情況。

事實上這並非三區領導人和中共的第一次接觸，早在1946年，阿巴索夫和阿合買提江作為新疆國大代表去南京參加國民大會的時候，就在積極尋找中國共產黨。1946年12月5日深夜，25歲的阿巴索夫獨自一人秘密前往中國共產黨駐南京辦事處見到了董必武，阿巴索夫轉交了新疆共產主義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提出：「請中國共產黨把人民革命黨接受為自己的下屬組織，請中央派幹部來領導工作，請派技術幹部攜帶電台到新疆工作」，董必武當晚即電告中央，電報說：「新疆國大代表阿巴索夫，系新疆省府委員兼副秘書長，原伊寧起義首領之一，來會我，稱在新疆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織，在新疆解放區公開，在迪化和其他地點還是秘密的。現有15000人。領導同盟的共11人，曾要求加入聯共。聯共以蘇聯外交關係，未允。」中共中央非常重視董必武的來電，第二天周恩來親自起草複電劉少奇簽發。複電說：「甲、望向阿同志詢問：1、新疆整個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情況及其發展。2、新共同盟之具體主張。3、阿同志可否帶工作人員一道回新，並建立與延安電台聯絡。乙、……並向阿同志聲明下列各點：1、中共願與新共聯盟第一步建立友誼關係；2、派去之代表，其任務只是聯絡與觀察；3、新共同盟11人入黨事，原則上歡迎，但具體解決須聯絡代表到后經電報決定；4、新疆工作，應以新共同盟為領導中心……」。

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去梅園新村會見董必武，董必武安裝中央指示答覆了阿巴索夫，並派遣彭國安（在新疆化名王南迪）帶電台一部隨同阿巴索夫回新疆。1月4日，阿巴索夫、阿合買提江和彭國安攜帶中共中央七大文件和毛澤東、劉少奇的著作返回迪化，彭國安住在阿巴索夫的家中，但是因為彭帶去的電台功率太小未能和延安建立直接聯繫，但是這個電台在彭來到伊寧后，經常抄收新華社的消息在三區進行公布和宣傳。

鄧力群的到來標誌著三區革命正式接受中共的直接領導。8月17日，鄧力群會見了阿合買提江和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擔任翻譯，鄧力群將中共中央的希冀和意見向三區黨政軍領導做了通報。8月18日，毛主席以政協籌備委員會主任的名義，向阿合買提江發來正式邀請信，邀請三區派遣代表參加在北平舉行的新政治協商會議。8月20日，阿合買提江回電中共中央，接受邀請，即刻赴京。8月22日，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達列力汗、羅志澄人從伊寧出發，取道蘇聯前往北平，8月27日，他們所乘坐的蘇聯飛機在伊爾庫茨克外貝加爾湖地區撞山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事件，提起來讓人痛心，阿合買提江當時才38歲，而阿巴索夫僅28歲，這兩位就是三區的首腦，而伊斯哈克伯克和達列力汗都是三區民族軍的軍事最高指揮人員，同機遇難，等於三區突然喪失了全部的黨政軍一把手）。三區政府又派遣了以賽福鼎為首的代表團前去北平參加會議，在會議期間，毛主席親自批准了賽福鼎的入黨申請，並決定新共同盟的中央委員會委員直接轉入中國共產黨，「可以不要預備期」。

新疆和平解放時期，三區民族軍派遣部隊開赴新疆各地迎接西北野戰軍的到來。1949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民族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軍，任命列斯肯為軍長，馬爾果夫為副軍長兼任參謀長，頓星云為政委、曹達諾夫為副政委，下轄兩個步兵師和兩個獨立騎兵團。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軍序列：

軍長列斯肯，政委頓星雲

第13師：師長葉蔑諾夫•買買提明，政委馬洪山。駐紮喀什。
37團駐紮阿克蘇，團長巴依扎闊夫•阿曼托爾，政委王剛真。
38團駐紮喀什，團長馬木托夫•庫爾班。
39團駐紮和田，團長艾波德列依木•沙木沙克，政委黃威。

第14師：師長依不拉依木•巴依，政委胡真。
40團駐紮烏魯木齊，團長約瑟夫•馬克蘇提江，政委董善生。
41團駐紮防城，團長艾列克桑克，政委張師峰。
42團駐紮伊寧，團長烏斯曼•拉瑪桑。
第43騎兵團，原民族軍承化騎兵團，又稱承化騎兵第一團，團長巴達里汗•蘇古爾巴耶夫。
第44騎兵團，又稱果子溝騎兵第二團，團長蘇發宏，政委崔寶成。

這些部隊在後來新疆剿匪戰鬥中都立下赫赫戰功，其中司馬義也夫指揮的原三區民族軍騎兵東出伊吾，成功解救伊吾之圍，功勞最為顯著。根據1950年9月五軍副軍長兼參謀長馬爾果夫的一個統計資料，當時五軍全軍中哈薩克族人6866人，維吾爾族人5567人，柯爾克孜族人206人，回族229人，漢族人92人，塔塔爾族人185人，俄羅斯族人487人，蒙古族人731人，達斡爾族人21人，錫伯族人159人，塔吉克族人8人，烏茲別克族人183人，共計14840人。50年代，第5軍除13師38團和14師40團保留外，其他部隊就地轉業。被保留的兩個團1969年還在北疆地區野戰部隊序列負責北疆防務 ，經過解放軍的大規模精簡，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

三區民族軍到此終於成為歷史的一個名詞，但是民族軍留下的影響極其深遠，一些民族軍將領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軍官，其中馬爾果夫後來成為伊犁軍分區司令，曹達諾夫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蘇聯對三區的影響十分深遠，用鄧力群的話說就是沒有蘇聯的幫助，三區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國安則說的更為直接：「三區就是蘇聯打出來的」，三區革命與蘇聯的聯繫如此緊密，可以想像三區民族軍眾多官兵與蘇聯的關係，有未經證實的資料說在新疆和談成功之前，三區民族軍排以上幹部均為蘇軍派遣來的正規軍官。民族軍中也有大批蘇聯援助的武器裝備，根據錫伯族騎兵連成員在90年代的回憶錄中提到，新疆和談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隊中所有帶有俄文字元標示的武器，代以繳獲的國民黨武器。至於三區政府和蘇聯的關係自不必說，張治中回憶錄中講，就在和談協議簽字儀式上，蘇聯領事館領事儼然一個太上皇，當著張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談協議條款，從此可見一斑。大批三區民族軍將領在三區革命成功后陸續返回蘇聯，如原民族軍總指揮鮑里若夫在新疆和談即將成功前返回；曾經擔任過中國人民解放軍5軍軍長的列斯肯在50年代初5軍番號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蘇聯策動三區邊民叛逃，原三區民族軍個別將領也隨之進入蘇聯，如馬爾果夫和祖龍•太也夫，祖龍•太也夫後來移居土耳其，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當然這都是話題外的話了。

附註1：1955年授銜的來自新疆民族軍的將領

賽福鼎•艾則孜，新疆阿圖什縣人，維吾爾族人，在三區革命中任三區軍事法庭秘書、臨時政府教育廳廳長，三區革命聯合政府委員，新疆人民民主同盟《前進報》總編輯，人民民主同盟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曾任新疆軍區副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具有中國、蘇聯雙重國籍，1962年出走蘇聯。

買買提伊敏•伊敏諾夫，新疆伊寧人，維吾爾族人，在三區革命中任排長、民族軍指揮部科長、副參謀長、騎兵團長。建國後任解放軍師長兼南疆軍區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祖龍•太也夫。曾任民族軍副司令、新疆軍區副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具有中國、蘇聯雙重國籍，1962年出走蘇聯。

曹達諾夫•扎依爾，新疆伊犁人，維吾爾族人，三區革命中任騎兵營參謀長、步兵第四團參謀長、民族軍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解放軍第5軍副政委，新疆軍區政治部第二副主任，新疆軍區副政委，烏魯木齊軍區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附註2：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疆獨的理想是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中國軍閥混戰的民國時代，「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也曾兩次出現，一次是在1933年，政府設在喀什，一次是三區革命（「三區」是指當時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個地區）初期的1944年，政府設在伊寧。但是時間都不長，第一次只維持了幾個月，第二次，三區政府最後與國民黨政府談判改組新疆省政府，成立聯合政府，放棄「東突厥斯坦」的稱呼。 　　

東突厥斯坦是上世紀20年代，在特殊的國際環境背景下隨著泛突厥主義傳入中國，有考證說，突厥族與突厥斯坦，實際上與維族並沒有主要關聯。從一種意義上看，這個在當時有蘇聯支持背景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蘇聯多次試圖吞併新疆地區，將其改為「東突厥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理想或者說疆獨思想理論體系，催化了維族對中國的離心力，「我的土地被你侵佔」了的觀念由此被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