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囚徒困境』

作者：HENG   出自：HENG 瀏覽/評論：78/4   日期：2009年5月17日 21:53
2009年5月17日
從杭州『70碼』和貴州『羅彩霞』事件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政府在應付層出不窮的群體事件中的手忙腳亂和拙劣手法。原因來自幾個方面：一是日益緊張的社會關係導致類似突發事件層出不窮；二是傳統的管制手段在日益開放的信息社會變得拙劣無力；三是政府顯然還沒做好應付社會發展對提高自身素質的要求。一句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的主要矛盾似乎變成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後的體制以及低劣的官員政治智商之間的矛盾。當然，低劣是因為其刻意有所為，有所不為。
從1978年至今，改革開放走過三十年。但是，從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後，改革的內容彷佛就一直沒有更新，現如今的階段性成果更多的是來自於之前改革的慣性副產品。
原因在於中國改革存在一個邏輯悖論，即：它的主導者是既得利益的損失者，改革是不斷調整利益分配機制和手段，但是，改革本身卻需要讓既得利益者做出讓步，而偏偏既得利益者又是某種意義上的主導者。這是當前改革步履維艱的根源。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剛起步的改革的原動力來自於深受『文革』之苦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其時雖然國家和社會的互動仍處於封閉和單向狀態，但在反對極『左』毒瘤上，上層建築的主導者和經濟基礎迅速的達成了一致，推動了改革起步。但這種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在漸入雷區后遭遇到了極其嚴峻的挑戰，其原因在於改革動機的轉向並趨於單一，以及改革程序和內容的非系統化和非程序化。
三十年改革之後，社會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上層建築不斷演變，已經變成新的既得利益者，其對改革的動力從反對某種意識形態偏向轉向了鞏固加強自己不斷獲得的既得利益，而經濟基礎卻仍然期望能在不斷增加財富資源分配意義上取得更多的話語權。正是在改革的動力上產生分歧，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逐漸分道揚鑣，開始了自說自話。這是國家和社會內在緊張關係的根本原因。
國家和社會的分野構成產生官僚資本主義的充分條件，資本的進入則是必要條件。待萬事俱備后，東風—如周郎便。
在改革開放首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在財富積累過程中深刻體會並逐漸認識到了中國國情下政治經濟學的奧妙。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在中國，這種集中表現的尤為明顯。
於是，在政治和經濟的結合上，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中先富起來的那部分又迅速的找到了雙方的共同興趣：政府需要經濟的迅速發展作為政績支持和形象代表，而資本需要尋找到在政府內的利益代表和話語權，至少需要找到在權力層面的道義支持和政策依據。
權力和資本順理成章的實現了聯姻，且這種聯姻從一開始就具有先天性的互為利益補充性，由於制度缺失和監管缺位，以及信息不對稱，民眾對於自身權益保護意識淡薄等因素，兩者之間的互補又迅速的從公開的道義層面轉向了隱秘的地下層面，從國家政策補貼轉向了個人利益攫取。於是，官僚資本主義應運而生。
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在其他國家也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到了中國卻變成了社會根基不穩的根源。因為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在中國是那麼赤裸裸，那麼霸氣十足，我行我素，不但影響到社會資源再分配，更重要的是對社會風氣產生嚴重腐蝕，導致各階層之間的對立，嚴重影響到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例如：茅於軾一刀見紅：房價高罵開發商不罵政府是愚蠢的。這是一句典型的政治科普言論，某種意義上，是說給『八寶粉絲團』聽的。它一語道破其中玄機：單純的資本力量在當今中國，不可能佔據上風。相形之下，著名的『齊商量』那句「房價高可找房產商商量」則畫龍點睛般的指出了可能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唯一沒有絲毫改進的地方———官員低劣的政治智商。這種官本位且一言堂的霸權主義思維一而再，再而三堂而皇之的招搖過市，在某種程度上，火上澆油般的刺激了民眾對於官員的仇恨和不滿。正是由於權力的使用在中國一向是我行我素，以及一向以低劣而著稱的官員政治智商，這種專制和低劣在信息社會下被突然作為某種真相被放大了以後，國家和社會的內在的緊張關係越來越不協調。
《他改變了中國—JZM傳》中記載了一次J與摯友沈永言的談話：【沈簡要地概括了他所看到主要問題。1，嚴重的腐敗問題。2，日益明顯的失業問題。3，各種醜陋的社會現象。4，貧富差距拉開。 …………
江同意沈所說的前三類問題，但對於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江並不同意他的觀點：「當鄧小平最初決定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我們知道貧富差距會很自然地隨之出現—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的期望是通過建立新的工商企業，讓那些先富起來的人能夠通過創造報酬更為優厚的崗位、新的產品和新的服務來帶動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職能就是要照顧到仍不富裕的人，通過收入的再分配使貧富更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還不完善，但確實有效。我不知道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當然不能回到大家什麼都沒有的老路上去。」】
江所設想的資源再分配達到貧富均衡的承諾在資本趨利導向下被撕得粉碎，在現實層面更多的是以黑色幽默示人的，例如常見的官員對群體性事件的解釋相對於事件本身以及民眾對於事件的真相需求猶如雞同鴨講，對牛彈琴，以致於民眾仇富的心態在這種特殊的形態下轉成了仇官心理。比如：楊佳案表現出來的民眾幾乎一邊倒的信息清楚的表明了國家和社會這種內在的緊張關係已經到了多麼不可協調的地步，楊佳一石六命，罪不容恕。但是在民間卻被賦予其中國古代梁山好漢殺富濟貧反抗壓迫的意義。在官方努力宣稱要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下，這是相當滑稽而悲哀的一件事。
吳敬璉上周在《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用政治與經濟改革扼制權貴資本主義》。文章說，有兩種前途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後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
我更願意把權貴資本主義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雖然在傳統教科書上把官僚資本主義定義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特有的產物。之所以要把這個定義為官僚，是因為中國社會特有的現實形態是權力分佈的嚴重不均以及富人和行政權力結合的緊密度。在佔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行使的方式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封建殘餘的鬼鬼魅魅滲透其中。
我嚴重同意吳敬璉的看法：官僚資本主義儼然已成為中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頭號潛在威脅，而且這種威脅在現在來看，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根源當然和蹩腳的政治領導人的頭腦是否清晰有關，更重要的原因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生產資料決定生產關係，任何階級或階層，都不會主動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我們更不能一廂情願的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家的良心發現或突然開明身上，那顯然是更不切實際的鏡花水月。
貌似除了社會來一場動蕩或報復性反彈之外，我們找不到任何好的辦法去讓改革回歸正途。在坡腳的改革系統化中，顯然找不到自愈的藥方。而這唯一的辦法，對於民眾來說卻是一種災難而非福音。
中國的改革就在這兩難悖反中蹣跚前行。2003年我在一篇文章結尾中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政治現代化能不能成功，關鍵看執政黨和政府對自身利益割愛的忍痛程度。嚴格意義上，事關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政治現代化。

以上文字屬於複製於星島環球網―，不代表老翻強國個人觀點，如有疑問，請聯繫星島環球網

大陸是個很複雜的國家，一切控制在權貴手中．但是自從網路發達後，又是各種言論百家爭鳴！
改革開放成果有目共睹，出現的問題，其實，實事求是解決是最好的辦法！

到處歌舞昇平，更有潺潺流膿」腐瀆政治的現實，人民不僅要起來反貪官，還要勇敢地反「皇帝」……

官僚資本主義儼然已成為中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頭號潛在威脅，而且這種威脅在現在來看，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
wai584 發表於 2009-5-20 07:58

美國200年前就這樣了，華盛頓就是一個大資本家（其實還不如，倒是一個大地主），美國不是照樣發展？
沒看到什麼頭號威脅！

美國200年前就這樣了，華盛頓就是一個大資本家（其實還不如，倒是一個大地主），美國不是照樣發展？
沒看到什麼頭號威脅！
中國的中 發表於 2009-5-20 08:42

可是美國實行的是選舉制度!表現不好就選票請他下台!

可是美國實行的是選舉制度!表現不好就選票請他下台!
akihito 發表於 2009-5-21 11:06

可是如果民主制度表現不好，怎麼辦？
選出父子世襲總統的選舉制度，本身就應該下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