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專題] 重返五四現場：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

五四時代是一個永遠激動人心的時代。它讓人們看到，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曾經有那麼一個輝煌的時代。諸子放恣，處士橫議，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張文學改良的，主張保護國粹的，主張三綱五常的，主張個性解放的，這邊要打孔家店，那邊要把孔儒升格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創造了眾聲喧嘩、精彩紛呈的劇場效果。有人把它稱為文學革命運動，有人把它稱為新文化運動，也有人把它稱為啟蒙運動。這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異數，是一股偶爾漫出了河道的激流。五四運動的爆發，學生們高揭起「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旗幟，走上了街頭，宣告回歸革命時代。中國的歷史，在這裡與辛亥革命重新接軌，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也終於納入了河道。



重返五四現場：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 (節選)


目錄


　　第一章 價值崩潰的年代

     一場未遂的五四運動

     "公車上書"事件究竟有沒有發生？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學集合

　　胡適率先打出"文學革命"旗號

　　"開下了一場戰爭"

　　蔡元培入主北大

　　校長為教員偽造履歷

　　載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紓

　　八方風雨會中央

　　在"二千人之社會"中試驗民主自由

　　第三章 新舊文化的"雙簧戲"

　　林紓被無辜拖下水

　　《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的烈士情結

　　誰是孩子？誰有資格去救孩子？

　　胡適為獨立人格吶喊

　　五四運動的預演

　　兩軍對壘，鳴鼓而攻

　　第四章 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從巴黎傳來的噩耗

　　北京，山雨欲來風滿樓

　　今夜無人入睡

　　五月四日那一天

　　以愛國的名義

　　"殺君馬者道旁兒"

　　學潮的擴大與升級

　　六月的怒吼

　　第五章 諸神的分手

　　出了研究室就進監獄

　　"還有一點人味"的社會

　　散夥的時刻到了

　　逃往南方，醞釀組黨

　　另敲鑼鼓另開張

　　三春去后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第一章 價值崩潰的年代


一場未遂的五四運動


5月，在中國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樣的一種特殊意義呢？這是個不解之謎。

　　中國的知識界，與5月似乎有著某種難以解釋的宿命關係。許許多多與知識界相關的事情，都在這個月份醞釀、發酵、爆發，然後長遠地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著大批從各省上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已經考試完畢，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像一顆炸彈在京城炸開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舉人們炸得血脈賁張。從4月14日開始，各地舉人的公呈，像雪片似的飛到都察院，呼籲朝廷拒絕簽約。一位台灣省籍舉人，在衙門外捶胸頓足，號啕痛哭，長跪不起，為台灣民眾向朝廷請命，圍觀之人，莫不潸然淚下，感同身受。

　　在這批奔走呼號的"知識分子"當中，有兩個廣東人最為活躍，一個是康有為，一個是梁啟超。

　　康有為，廣東南海人，生於1858年，原名祖詒，號長素。早年在家鄉時，閱讀各種新書，如《西國近事彙編》、《環遊地球新錄》等等，開闊了眼界。後來他親身遊歷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國甚有法度，絕不是中國人所說的"夷狄"，於是大購西方書籍（譯本），大講西學。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開辦"萬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鼓吹從最高層的王權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國。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生於1873年，字卓如，號任公。他12歲進學，17歲中舉，人稱神童，滿腹訓詁詞章之學。自從聽了康有為如"大海潮音，作獅子吼"的講學后，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始覺自己肚裡的全是"數百年無用舊學"，於是改轅易轍，追隨康有為左右，絳帳侍坐，執經問字，北面備弟子禮。當時康有為還只是個秀才，梁啟超以舉人的資格，倒過來拜秀才為師，傾力提倡新學。康長素有了這個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開，柳絮飛揚，空氣中充滿了不安。為了阻止朝廷簽約，梁啟超先是聯合了廣東舉人麥孟華、張壽波等人上書，被都察院拒絕了。其後湖南舉人們得知，也積極參與，挺身而出的公車愈來愈多，力言台灣萬不可割讓。

　　康有為、梁啟超起草了一份一萬八千字的請願書，據說，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會試的公車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共同署名上書光緒皇帝，並齊赴都察院遞交請願書，被都察院拒收。這就是在所有中國近代史書上都少不了的"公車上書"一頁。

　　對這一事件，梁啟超的描述是："甲午敗后，（康有為）又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指變法之議），亦不達。世所傳公車上書記是也。"

　　康有為的描寫比較詳細："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約、遷都、變法三者，卓如孺博書之，並日繕寫……遍傳都下，士氣憤涌，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

　　這個被歷史學家稱之為"是自12世紀宋朝太學生髮動的知識青年救亡運動以來，絕無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節點，它象徵著傳統知識分子在近代社會的角色轉換。然而，這一幾近定案的事件，後來頻遭質疑，有人認為所謂"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出於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的心理編造出來的。

　　證據是，當年5月24日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序中承認，5月2日那天，舉人們"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並無示威請願之事。軍機大臣翁同龢當日的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也沒有出現過一千三百名公車到都察院遊行上書並且被拒的事情；宮廷檔案顯示所有上書均達御前，所謂都察院拒收上書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為康有為後來在自編年譜中所描繪的"公車上書"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 這種質疑，在史學界漸漸佔據了上風。

"公車上書"事件究竟有沒有發生？

事實上，公車上書真的發生了。當《馬關條約》的噩耗傳開后，最先向朝廷力爭反對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員，這不奇怪，因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場中人，但很快在京的舉人們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車上書記》的序言所說，那些天到都察院上書的公車，絡繹不絕。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雙日堂期，"察院門外車馬闐溢，冠袵雜遝，言論滂積者，殆無虛晷焉"。前來上書的公車，一波接著一波。4月30日，由梁啟超領銜80名廣東舉人上書。根據史料顯示，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後幾天內，依然紛至沓來，直至5月8日，因簽約之事已塵埃落定，爭無可爭了，才告平息，上書總量31 件，簽名者1555人。

　　以官方檔案沒有拒收上書的記錄，證明沒有"上書被拒"一事，似乎不夠說服力。都察院對根本沒有接收的上書，是否還會記錄在案？這是一個疑問；官方檔案有沒有弄虛作假？這是另一個疑問。根據其他記載，當時被拒收的上書，不止一份。經驗告訴人們，官方文書，文過飾非、胡編亂造之處甚多。

　　事實也許是這樣的：當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車碰頭聊天的地方，每天熙來攘往，喧囂熱鬧，而上書的事情也是在這裡商議出來的，至於有多少人具體參與了商議，有多少人是口頭附議贊成，有多少人是來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畫押簽名的，並無一個準確的數字。而後來康、梁為了壯大聲勢，時而說有一千二百人，時而說有一千三百人，時而又說有三千人，在當時政治勢力尖銳對峙的環境下，可以諒解，簡單地斥為"不嚴肅、不負責、隨心所欲"，未免過於簡單。在許多群眾運動中，把三五千人的集會，說成是十萬人大會，也是常有的事情。

　　準確的人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三百名舉人在松筠庵會議上簽名請願並上書被拒一事，是否子虛烏有？《公車上書記》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們的計劃，原定是5月4日向都察院上書的。如果付諸實行，那真是一種驚人的歷史巧合，一場發生在1895年的五四運動，將永垂青史。可惜，因為5月2日聽說皇上已經在和約上蓋了國璽，大局已定，公車們請願阻止，已經太遲了。

　　公車們還沒去請願就散夥了。後來在康有為自編年譜中，繪形繪色地把事件描述為"士氣憤涌，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留意"至四月八日"一句，可知舉人們"聯軌察院前里許"，是5月2日之前的事情。與他前面所述互相對照，可以肯定， 5月2日由於和約已成定局，大部分舉人都散去了，集體請願的計劃"議遂中寢"。康有為即使堅持去都察院上書，也絕沒有一千三百人同往的盛況。至於後來不少歷史書所寫："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則完全是文學化的描寫了。

　　這種文學描寫，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筆下，是康有為和他的門徒自吹自擂，還是別人添油加醋，都無關宏旨，但無論如何，1895年5月在北京舉人們不僅僅是"集會"，也不僅僅是"擬上書"，而是確實上書了，不是一份，而是31份；不是一千三百人，而是1555人。因此，要說虛構，只能說時間、人數上有差異，具體到"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這一細節是虛構的。

　　不管這一系列"公車上書"事件，是反對簽約的官員們在幕後操縱的，還是康有為、梁啟超挑頭組織的，也不管5月2日那天到底有沒有上千人去都察院請願，這些都無礙於我們觸摸當年知識分子們搏動的血脈。

　　1895年的"公車上書"，與宋代的太學生伏闕上書，請求抗金，有本質的不同，它不僅開啟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問政之風，更重要的是，它把個別事件引向了國家政治改革的方向，製造了一場社會運動。許多在北京參與上書的知識分子，在回到各自的省區后，組織起各種民間的壓力團體、議政團體，成了清末政治改革運動的中堅力量。

　　1896年8月9日，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旬刊），每期三四萬字，由汪康年任總經理，梁啟超任總主筆。先後出版了69期，發表了一大批鼓吹變法的政論文章，一紙風行，高峰時每期銷1.7萬份，成為國內最受歡迎的一份報紙。

　　梁啟超的《變法通議》，就是《時務報》上的一顆重磅炸彈，他大聲疾呼：中國的官制必須改革！教育制度必須改革！科舉取士制度必須改革！中國變則存，不變則亡！字字擲地作金石聲，有如破山之雷，振聾發聵。

　　梁啟超被後世稱為中國第一代的啟蒙大師。當年他在武昌拜會張之洞，張之洞以迎欽差的規格，大開總督衙門的中門、暖閣相迎，只差沒有鳴炮致禮。可見他的名氣之大。梁啟超的成就，遠在其師康有為之上，進入民國以後，經歷了張勳復辟，康有為的名字已經臭不可聞了，但作為康門弟子，梁啟超在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中，仍能別開生面，自成一家。

梁啟超文章之所以大受歡迎，除了觀點新穎外，文章風格，突破所謂桐城古文與八股時文的束縛，亦為重要原因。梁啟超自稱："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新文體"--第一代的現代白話文出現了。

　　由於讀者喜歡，許多報刊競相模仿，一時風靡全國。人們又稱之為"時務體"或"新民體"（《新民叢報》是梁氏主辦的另一份報紙）。白話文先鋒胡適總結，"新文體"受歡迎的原因：一、文體的解放，打破一切"義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限；二、條理的分明，梁啟超的長篇文章都長於條理，最容易看下去；三、辭句的淺顯，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四、富於刺激性。"筆鋒常帶情感"。

　　作為一代國學大師康有為，終生在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中打轉，他宣稱兩千多年來盛行的都是偽孔學，真孔學被湮沒了，現在他要撥開雲霧覽日月，洗去真孔學的塵垢，重現其價值光芒，把人民從暴主、夷狄的酷政下解放出來。他的"托古改制"，比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又略進了一步，開始嘗試把西學的某些"體"，加以包裝，移植到中學的"體"內。他要啟蒙中國人，所以要引入西學；他要救亡中國，所以要創立孔教，奉孔子為教主。如果他不是有心用孔教包裝西學，那他一定是用西學包裝孔教。

　　康有為讚美孔子說："夫大地教主未有不託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時地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無也。" 似乎孔子做教主，已是既成事實，其實，又要不託神道，又要成為宗教，這本身已經構成一個難以解套的悖論。康有為呼籲皇帝尊孔教為國教，以教主紀年（1895年即"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四年"），朝廷設立教部，地方設立教會。

　　康有為把"保教"與"保國"，甚至"保種"相提並論，與其說是一種政治技巧，不如說顯示出他已經意識到啟蒙與救亡的矛盾，而且在做著調和的努力。他似乎預見到，未來的中國，傳統文化會遭到空前的衝擊，到那一天，儒學獨尊的地位，也將面臨瓦解，因此，他要未雨綢繆，及早為儒學安排後路。

　　康有為在萬木草堂里絞盡腦汁，朝思暮想，想出了"宗教"這個主意。其實這也不是他的首創，想創建孔教的人，代不乏人。既然佛學可以變成佛教，為什麼孔儒不能成教呢？歐洲啟蒙運動，最初也是來勢洶洶，挑戰上帝的權威，但最後西方的教會制度與政治制度，不也是相安無事嗎？

　　這給了康有為一劑強心針：把儒學升格為宗教，儒學的體制化地位，就可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下去，豈不皆大歡喜？於是，他致力於創立孔教，一方面，為眼下的政治改革，尋找合法化資源；另一方面，也為儒學在未來"西風壓倒東風"的大勢下，營造一個永久的安身之所。

　　這時，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出場了，他就是餘杭名士章太炎，名炳麟，生於1869年。古文造詣極高，對古代典籍的考訂疏證，系統而縝密，在小學、音韻、訓詁、佛學方面的研究，天下無人可與爭鋒。若坐而論道，康有為不是他的對手。

　　章太炎也是維新人士，給《時務報》撰稿，名氣與梁啟超不相伯仲。譚嗣同曾誇梁啟超是賈誼，章太炎是司馬相如。不過，章太炎的文章，用典多而冷僻，用詞古奧難解，一般人不容易明白，和梁啟超的"時務體"，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章太炎對康有為倡言建立孔教，不以為然，寫了些批評文章，被康門弟子圍攻，打得他鼻青臉腫，章太炎一怒之下，到上海自立門戶。他把孔子定位為一個勤奮盡職的歷史學家、教育家，而不是教主和聖人。六經皆史，研究經學只是為了研究古代歷史，而不是為了所謂"通經致用"。

　　康、章二人，學問上"輒如冰炭"，政治上卻引為同志，互相呼應。在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推動下，"維新"成了19世紀中國的一出壓軸大戲。1895年秋天，康、梁等人組織強學會，創辦《中外紀聞》，大吹大擂，打響了戊戌變法的頭炮。"變"，終於匯成不可阻擋的潮流。

　　由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而引起公車上書，公車上書為戊戌變法做好了鋪墊，戊戌變法則成為清末政治改革運動的先聲，而辛亥革命也隨之而起。

　　這一清晰的脈絡顯示，近代中國的思想運動、文化運動、社會革命運動，都是從1895年5月那次雷聲大雨點小的公車救亡運動開始的。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學集合


胡適率先打出"文學革命"旗號

1916年元旦剛過。在《青年雜誌》上，陳獨秀髮表了一篇文章，宣告屬於他們的時代來臨了。一種"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豪氣、傲氣、狂氣，字字鏗鏘，躍然紙上：

　　1915年與1916年間，在歷史上畫一鴻溝之界：自開闢以訖1915年，皆以古代史目之，從前種種事，至1916年死；以後種種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國家；以新社會；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願始償，吾人始有與晰族周旋之價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資格。青年必懷此希望，始克稱其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達此希望，必撲殺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殺其1915年之青年而自重其1916年之青年。

　　時年37歲的陳獨秀，堅信自己的心態仍然年輕而富有朝氣，還具有與青年一道，加入到"撲殺諸老年"的戰鬥中去的資格。

　　但這只是空泛的議論，什麼才是新人格、新國家、新社會？怎麼破舊？怎麼立新？從何入手？都要非常具體的、可操作的方法。《青年雜誌》的大旗已經豎起來了，但只有陳獨秀一個當家，所以他急於招兵買馬。

　　汪孟鄒想起了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修哲學的胡適，此人聰明絕頂，高才博學，落筆千言，磊磊驚人，小說文論俱佳，不妨請他為雜誌撰稿。陳獨秀編《甲寅》時，曾收到過胡適的投稿，印象頗深，雖未謀面，然心嚮往之。他讓汪孟鄒儘快寄幾本雜誌給胡適，約他寫稿。

　　1915年10月6日，汪孟鄒寫了一封信給胡適，向他介紹陳獨秀與《青年雜誌》，"擬請吾兄於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但信去之後，石沉大海。

　　陳獨秀每次見到汪孟鄒，一定追問胡適有沒有回信，搞得汪氏好像欠了一身債似的，只好在12月又再去信胡適，求他解圍："陳君（獨秀）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時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汪氏自謂）將窮於應付也。"

　　陳獨秀望穿秋水，比小孩盼過年還焦急，終於在次年2月收到了胡適的來信。信中建議："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 並附上一篇俄國文學譯作。胡適答應新年時寄上自己的稿子，以慰陳獨秀望過年的心情。

　　這是1916年春天的事。帷幕挑起了一角，胡適準備出場了。

　　地處宣徽之脊的績溪，七山一水，人傑地靈，方誌稱"邑小士多，績溪為最"是沒有錯的。績溪歷史上名人輩出，近代不僅出了個汪孟鄒，還出了個胡適。

　　胡適，字適之，原名洪騂，乳名嗣糜，生於1891年，安徽績溪人，天資聰穎，從小就被村裡的小屁孩們尊稱為"糜先生"。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從學於實驗主義哲學大師杜威。他在美國發憤攻讀杜威的著作，"每日至少讀六時之書，讀書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輔焉"， 一心要為將來做中國第一流的哲學家打好基礎。

　　早在1914年夏天，康乃爾大學中以任叔永（鴻雋）為首的一群中國留學生，集股籌辦《科學》雜誌時，胡適已是活躍分子。1915年1月，《科學》雜誌創刊，從一開始就使用西文標點符號，這是中國報刊史上第一回。中國文人對西式的標點符號，最初是非常厭惡與抗拒的，覺得像鬼畫符，國內有一位學生在文章中寫了一個問號，被老師大加斥責："秤鉤也能入文嗎？"用魯迅的話說，那時"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

　　胡適在《科學》上發表題為《論句讀及文字元號》的文章，大讚中文採用標點符號。但他也不是馬上就全盤接受，他覺得句號、逗號、冒號這些是可取的，而對問號、感嘆號，則有所保留。

　　這班留洋學子，滿腹新學，精力旺盛，書窗課暇，弄一本雜誌，你和我唱，原是有一點同人玩票性質，並未意識到，他們把蝌蚪一樣的標點符號搬上中文，具有何等偉大的意義。新文化運動從白話文開始，白話文從標點符號開始，一股掀天揭地的文化新潮，已在醞釀之中了。

　　1915年胡適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時，在日記中勉勵自己："夢想作大事業，人或笑之，以為無益，其實不然。天下多少事業，皆起於一二人之夢想。今日大患，在於無夢想之人耳。"他誓言："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誓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仗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

這是胡適第一次使用"文學革命"這個詞，他要像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那樣，推翻舊文學。他用半白話寫了一首《沁園春》，其雄氣與狂氣，與陳獨秀的"撲殺諸老年"，可有一比。其下闋云：

　　文學革命何疑！

　　且準備搴旗作健兒。

　　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

　　將他腐臭，還我神奇。

　　為大中華，造新文學，

　　此業吾曹欲讓誰？

　　詩材料，

　　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胡適雖然胸中有三千丈豪氣，但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論者，甚至一邊說文學革命，一邊還小心地與"革命"拉開距離。他自稱不是籠統地反對革命，而是反對不成熟的革命。後來他把上面的那首詞，改了又改，把"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改作"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詞意已卑"。一篇慷慨激昂的革命檄文，頓失鋒芒，變成了小學生作文指導。

　　胡適為中國文學診斷出三大弊病：一是無病呻吟，二是摹仿古人，三是言之無物。在胡適心裡，文學改良的第一步，從詩歌入手，他主張用散文的語言寫詩，所謂"作詩如作文"。這就是一個很具體的、可操作的設想了。即使沒有陳獨秀的邀請，他也準備殺回國內，向中國"死文學"的"一車鬼"們宣戰了。

　　人與人是有感應的，狂人與狂人的感應更強烈，不然陳獨秀也不會苦苦追索胡適的稿子了。1916年2月上旬，汪孟鄒又給胡適去信說："青年雜誌已出至五期，六期不日即出。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來函雲新年中當有見賜，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務請吾兄陸續撰寄。" 陳獨秀對胡適的期待，從小孩望過年，上升到大旱望雲霓了。

　　2月15日，《青年雜誌》第一卷第六號出版了，胡適的稿子依然未見。3月初，群益書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上海青年》（周報）的來函，聲稱《青年雜誌》的名字雷同，要求改名，免犯冒名的錯誤。陳子壽與陳獨秀商量，擬將雜誌名改為《新青年》。陳獨秀雖十分鬱悶，但群益書社畢竟是投資人，也不好太過反對，只得勉強屈從。

　　名字雖然改了，但改名后的新刊，卻一拖再拖，據說"因戰事"暫時休刊，其實，護國戰爭哪裡打到上海灘呢？休刊既有經濟拮据的原因，亦有陳獨秀賭氣的原因。陳獨秀於8月13日給胡適的信中說："依發行者之意，已改名為《新青年》。" 強調改名不是他的本意，而是發行者的意思，不滿之情，溢於言表。

"開下了一場戰爭"


1916 年春季，胡適雖然還沒有提筆給《新青年》寫稿，但他對中國文學的思考，卻有了重要的突破。他說："我終於得出一個概括的觀念：原來一整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一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個工具。"簡言之，"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

　　觀念形成了，胡適對中國文學改良的路向，也就看得愈來愈清楚了。在美國各大學里，有一班思想活躍、有志於文學革新的中國留學生，以梅光迪（覲庄）、任叔永（鴻雋）、胡適、唐擘黃（鉞）、楊杏佛（銓）等人為核心，經常相聚一堂，坐而論道，或兩日一短箋，三日一長函，相互切磋問難。

　　胡適說："這一班人中，最守舊的是梅覲庄，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為他的反駁，我不能不細細想過我自己的立場。他越駁越守舊，我倒漸漸變得更激烈了。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文學革命'的口號，就是那個夏天我們亂談出來的。" 儘管他們都認為，"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但到底應該怎麼改，多數人還沒有一個清楚的方向。

　　胡適主張從推廣白話文入手。他的觀點大致為：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話乃是一種活的語言。

　　三、白話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

　　四、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

　　五、凡文言之所長，白話皆有之。而白話之所長，則文言未必能及之。

　　六、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

　　七、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學。

　　八、白話的文學為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

　　九、文言的文字可懂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又聽得懂。

　　任叔永是《留美學生季報》主筆，中國科學社的董事長兼社長。某日，他和梅光迪、陳衡哲、楊杏佛、唐擘黃等人在凱約嘉湖泛舟遊玩后，興緻甚濃，作了一首"泛湖即事"的四言長詩，寄到紐約給胡適看。詩中有"言擢輕楫，以滌煩痾"，"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子。

　　這哪像一個倡言文學革命的青年所寫呢？胡適馬上回信，指詩中的"言"字、"載"字，都是死字。"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二句，上句為20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

　　任叔永也是學物理、化學出身的，並非鄉間腐儒，被比自己小五歲的胡適一頓搶白，頗不服氣，他回信辯解說："'載笑載言'固為'三千年前之語'，然可用以達我今日之情景，即為今日之語，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語'。此君我不同之點也。"

　　胡、任二人打起筆墨官司，梅光迪出面替任叔永打抱不平。梅氏是1911年的官費留學生，即第三批庚款留學生，在清華學堂留美預備班學習三年，然後入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因為仰慕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教授之名，又轉入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拜白璧德為師，專攻西洋文學。但幼承庭訓，對中國古文情有獨鍾。

　　梅、任都贊成"文學革命"，但他們不認為文言與白話之爭，是文學革命的關鍵，他們不反對在小說、演說中採用白話，但詩歌不行，因為詩歌是"高級的文學形式"。梅光迪、任叔永、楊杏佛等人，都是國內赫赫有名的南社社員。

　　南社在清末民初，是一個影響很廣的文人團體，1909年由柳亞子、高旭、陳去病等一批"反清復明"志士在蘇州所創。"南社"的意思，就是要和"北廷" 對抗，政治上很激進，承繼東林黨人結社議政的餘風，結交天下豪傑，"以為可藉文酒聯盟，好圖再舉"（陳去病語），不少南社社員都加入了同盟會；民國后，他們支持共和，反對袁世凱復辟。文化上主張保護國粹，堅守傳統文化。

　　以革命的二分法，是沒辦法把南社歸類的。胡適挑戰舊體詩詞，不僅挑戰了梅光迪和任叔永，亦等於挑戰了南社。南社的靈魂人物陳去病、柳亞子等人，雖然與同光體、常州詞派、桐城派等舊學人士，積不相能，但他們身上那種以大明遺民自居的名士氣，也決定了他們對俚俗的鄙視態度。陳去病稱俚俗只可用於警醒世人，而難有傳世之作。

　　胡適知道，他已經"開下了一場戰爭"。

　　其實，胡適早就給對方下戰書了。1915年《青年雜誌》發表了南社詩人謝無量的一首長律，陳獨秀推崇為"希世之音"，胡適當時沒看到，一年後翻舊雜誌時看到了，忍不住寫信給陳獨秀，毫不客氣地直斥謝詩為下等作品，公開宣稱："如南社諸人誇而無實，濫而不精，浮誇淫瑣，幾無足稱者。"

　　他不僅尖銳批評南社詩人，還以橫掃千軍之勢，把詩壇幾大山頭--以漢魏為宗的王闓運派，以中晚唐為宗的樊增祥、易順鼎派，以宋詩為宗的陳三立、鄭孝胥派，統統掃蕩一遍，擺出與整個"騷壇"為敵的姿態。

胡適覺得光是批評，尚不足以把死水攪起，於是寫一首一百多句的白話打油詩給梅光迪，作為答覆。胡適自稱這是生平所寫最長的一首詩，可見胡適對梅光迪的批評，也很在意，並非遊戲之作。胡適詩中寫道：

　　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哈哈大笑。

　　且聽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日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這種滿紙俚詞鄙語的"詩"，梅光迪愈看愈光火，他嚴厲訓斥胡適："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任叔永也來信說："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卻不可謂之詩。"

　　胡適不服氣了。你們說文學革命要走大道，可什麼是大道你們又說不上來，我提出一個具體辦法，你們又反對。這算怎麼一回事呢？就算這次試驗是"完全失敗"，還可以再來嘛。如果一次失敗，就期期以為不可，怎麼稱得上"科學的精神"？

　　朋友們愈反對，他愈來勁，甚至毅然決然宣布："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胡適後來說："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只有感激，沒有絲毫的怨望。"然而，六年後，胡適和以梅光迪為首的"學衡派"圍繞著新文化的激烈爭論，於此埋下了伏筆。

　　胡適從此義無反顧地步入了另一個世界。他不僅寫了許多"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哈哈大笑"之類打油詩，也創作了不少精緻雋永的抒情詩。1980年代曾紅遍神州大地的台灣校園歌曲《蘭花草》："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原詞《希望》便是胡適的大作。

　　胡適在朋友中是孤立的。在異鄉清涼的初秋，當他孤獨地坐在寓所的窗台上，遙望著遠處無語流淌的赫貞河時，腦子裡對新文學的"煙士披里純"（"靈感"的洋涇浜英語），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湧起，融入寂寞的愁緒里，化成了一行行新詩：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對於胡適來說，這種青春寂寞的情懷，是非常難得珍貴的。因為，在他精彩紛呈的後半生，是難得再有機會體驗了。

　　1916年9月1日，沉寂了半年的《新青年》，終於重新開鑼，二卷一號在上海出版。經過一年的觀察與思考，陳獨秀對青年的觀感有所改變，一年前創辦《青年雜誌》時，他把年齡當成是否該打倒的唯一標準，現在，他不再一味強調年齡了，而是強調青年也有新舊之分。"自年齡言之，新舊青年固無以異，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與舊青年，固有絕對之鴻溝"。

　　台上鑼聲急切，台下觀眾卻依然寥寥。未能引起轟動的原因，在於文章大多流於空談，口號雖然喊得很激烈，但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陳獨秀也意識到問題癥結，他找到了胡適，隔洋喊話："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但國內苦於沒有這方面的優秀作者，光靠譯文又不足以直接喚起國人寫實主義的觀念，因此"務望足下賜以所作寫實文字，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登之下期《青年》"。

　　對文學改良問題，胡適早有腹稿。因此，他只用了半天時間，一揮而就，寫成《文學改良芻議》，用複寫紙一式兩份，分別投給了《留美學生季報》和《新青年》。

　　他在文中寫道，文學改良，要從以下八事入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其中第三、五、六、七、八項為形式革命，第一、二、四項為精神革命。

　　這是胡適在國內首次登台，措辭頗為溫良克制，但批評章太炎"刻削古典成語，不合文法"，亦相當尖銳大膽了。陳獨秀是識貨之人，一眼看出文章的分量，如獲至寶，立即登在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二卷五號上。他還親撰一篇《文學革命論》，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發表，為胡適張目。陳獨秀擅長鼓動性文字，腕下霎時興雲雨，紙間頃刻走龍蛇，大聲疾呼。

　　他搖旗吶喊："吾國文學界豪傑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鏗士、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錢玄同也寫了一封"小批評大捧場"的長信給陳獨秀，盛讚胡適的文章，"實足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並預言"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們，又會跳出來咒罵胡適了，"雖然得此輩多咒罵一聲，便是價值增加一分也"。

　　"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這句罵人話，鏗鏘有力，朗朗上口，發明權屬《新青年》所有，一經罵開了，立即在文化界不脛而走。有人搖頭嘆息，亦有人拍手稱快。胡適說，這兩句口號之所以流傳一時，是因為"它們也為文學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對象"。

　　一篇胡適自稱"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的"芻議"，經陳獨秀、錢玄同大吹大擂，儼然成了向舊文化下的最後通牒，在北京那個不大不小的文化圈子裡，震動一時，激起了轟轟嗡嗡的議論。《新青年》也一炮而紅，從一本默默無聞的滯銷雜誌，遽成了思想新潮者追捧的明星刊物。"此後文學革命的運動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餘討論，變成國內文人學者的討論了"。

　　胡適人還在大洋彼岸，在國內卻已經"暴得大名"了。

蔡元培入主北大

1916年的段祺瑞內閣，內政毫無建樹，外交亦乏善可陳，但卻做了一件對1919年影響至巨的事情，就是邀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這時蔡元培還在法國，接到教育部電報后，10月2日，登程歸國，11月8日抵達上海，當他進入北京時，已是歲聿雲暮。巍巍的宮闕與城牆，冷清的衚衕和四合院，覆蓋著薄薄的白雪，大街上軋軋而行的騾車，籠著袖子縮著脖子的路人，無不予人死寂而凝固的印象，與他三年前離開時，並無兩樣。

　　許多同盟會、國民黨的老朋友，輪番登門，勸蔡元培不要到北大任職，"說北大腐敗極了，進去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蔡氏後來追述，"但也有少數人就說，既然知道北大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據北大學生羅家倫說，"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的教育"。 蔡氏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服從后說，抱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心，到北大履任。

　　當時的北大究竟有多腐敗，以至於進北大就像進地獄一樣呢？

　　北京大學即原來的京師大學堂，民國成立后，翻譯《天演論》的嚴復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接管大學堂事務。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嚴復成為北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但校內山頭林立，派系紛繁，嚴復沒幹幾天，就被人批評抽鴉片，不得不掩面下台。其後，北大像走馬燈似的換了三任校長：章士釗、何燏時、胡仁源，大都因人事問題，板凳沒坐熱就走人。

　　古史專家顧頡剛也在北大就讀，作為一名學生，他記憶中的北大是這樣的：

　　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即京師大學堂，北大之前身）是最好的主顧……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 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后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麼鑽營費由十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污吏！

　　蔡元培從師長的角度，看得更加清楚：北大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遞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吾北京大學之被謗也久矣。兩院一堂也，探艷團也，某某等公寓之賭窟也，捧坤角也，浮艷劇評花叢趣事之策源地也，皆指一種之團體而言之。其他攻訐個人者，更不可以縷指計。"蔡元培痛心質問：種種之謗，都是無因而至的嗎？

　　堂堂馬神廟公主府（北大原校址），與其說是一所現代高等學府，不如說更像一個富家子的俱樂部，一個官僚培訓所，衙門裡的一切惡習，這裡幾乎一應俱全了。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總統正式發表命令，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發表就職通告，宣佈於當天到校視事。

　　1月9日，北京雪花飄飄。蔡氏向全校發表就職演說，決心改造北大，把法國、德國的大學學風，移植到中國來。他第一步，就是要改變學生的觀念，改掉讀書為陞官發財的舊觀念。他向全體學生提出了三項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友。

　　蔡元培殷殷訓勉學生，應以研究學術為天職："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求造詣，容有底止。"

　　蔡元培又說："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

　　蔡元培到職后，首先向醫專校長湯爾和了解北大情形。湯爾和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北大以文科為重點，湯爾和建議，文科學長可請陳獨秀擔任。

　　夏浮筠是北大理科學長。沈尹默是北大老資格的教授，綽號"鬼谷子"，在學生眼裡，是一位"很深沉而喜治紅老之學（《紅樓夢》與《道德經》）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度"（羅家倫語）。

　　沈氏也希望協助蔡元培辦好北大，但又擔心蔡氏和前幾任校長一樣，五日京兆。他與蔡氏進行了一次長談。沈尹默對蔡氏說："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來辦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張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馬上就會趕走您。所以，您現在對北大應進行改革，但有一點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穩，不然的話，一個反覆，比現在更壞。"

　　蔡氏問："你的話對，你的意見是怎麼辦呢？"

　　沈氏提出三點建議：一、北大經費要有保障。二、北大章程上規定教師組織評議會，而教育部始終不許成立。一定要爭取成立，把大權交給教授，教授治校，這樣，即使校長走了，學校也不會亂。三、規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員和學生到外國留學。

　　其中以第二條最為緊要。蔡元培深以為然。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教授治校，必先得有一批好教授。蔡元培急於招攬一些積學而熱心的名流學者到北大，以扭轉頹敗的校風。沈尹默也贊成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據北大文科本科專任教授的馬敘倫（夷初）說，他也曾向蔡元培推薦過陳獨秀。陳獨秀的大名，蔡元培已是如雷貫耳了。但後來陳獨秀被逐出北大，也是這三個人出力最大。人情的反覆，殊堪一嘆。

　　其實，早在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參與暗殺團工作時，與陳獨秀就有過一面之雅，記得這位獨力支撐著《安徽俗話報》的年輕人，但對他近年的活動，則不甚了了。蔡元培在國外也沒有看過《新青年》，聽了人們的鄭重推介后，找來《新青年》雜誌翻閱，頗有共鳴，決定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

校長為教員偽造履歷

當時陳獨秀就在北京。

　　由於亞東的經營狀況一直未有起色，汪孟鄒日坐愁城，連陳獨秀這個書生，也不得不下海蹚渾水了。他的北京之行，主要是為了促成亞東圖書館與群益書社的合併。合併后成立一個規模較大的書局，庶可與其他大出版商一爭長短。其實也是為《新青年》開闢一條活路，亞東、群益一天不告別"苟延"之局，《新青年》就一天不能擺脫"殘喘"之苦。陳獨秀與汪孟鄒一起，僕僕風塵，到北京為書局招股。

　　其時陳獨秀住在前門西河沿中西旅館。北大校長任命發表的當天，蔡元培冒著嚴寒到旅館登門拜訪。"這很像'三顧茅廬'哩！"與陳獨秀同住的汪孟鄒說，" 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

　　請陳獨秀當文科學長，本來不是蔡元培的意思，是別人推薦的結果，究竟陳獨秀在教育上有什麼主張，令蔡元培覺得非他不可呢？

　　1915年，陳獨秀針對當時中國教育的弊病，曾公開宣示他的四大教育方針：一、現實主義（注重現實生活）；二、唯民主義（民為邦本的民權主義）；三、職業主義（從事實際的社會生產活動）；四、獸性主義（體魄與意志的鍛煉）。

　　在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陳獨秀也曾與友人就教育方針交換過意見，他說："吾國今日教育界之現象，上焉者為盲目的國粹主義，下焉者科舉之變相耳，此先生所謂偽教育也。現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動的而非他動的；乃啟發的而非灌輸的；乃實用的而非虛文的；乃社會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視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聖的；乃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記憶的；乃科學的而非歷史的。東洋式之偽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競進，烏可得哉！"

　　這與蔡元培在民元鼓吹的"五育並舉"（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不謀而合，蔡氏本來就愛惜人才，既已當面，焉忍錯過？於是便三顧、四顧茅廬，要請陳獨秀出山了。

　　但陳獨秀覺得自己既無學位，又無大學教學經驗，對教書興趣也不大，還是想回上海辦《新青年》，他再三推辭，並薦胡適以代。

　　蔡元培說："你把《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來辦吧。"同時也非常歡迎胡適回國，北大的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亟盼胡適能回來挑大樑。陳獨秀沒辦法再推了，只好答應，約定以三個月為期，如勝任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就回上海。蔡元培大喜，立即以北京大學名義，致函教育部，請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函附陳獨秀履歷一紙。

　　這份冠冕堂皇的履歷，稱陳獨秀"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實乃全屬虛構。蔡元培為了讓教育部順利批准，不惜替陳獨秀偽造履歷。

　　後來有人批評蔡元培這樣做"違背現代文明社會程序正義優先的原則"，卻忘記了蔡元培是個安那其主義者，痛恨國家制度，組織過暗殺團、禦侮會，殺人放火都敢做敢當。他的校長辦公室里，不僅有文房四寶，而且陳列著炸彈，區區造個假履歷算得了什麼。

　　北大學生羅章龍回憶："陳先生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是蔡先生出長北大后發出的第一號校長室通知的。消息傳出，全校震動。青年學生無不熱烈歡迎，奔走相告，而教師中的遺老遺少則竊竊私議，嘖有煩言。"按羅氏說法，彷彿陳獨秀在北大學生中，是一顆萬眾期待的明星，其實，那時的北大，從上面幾位親歷者的描述可知，簡直是一個污水潭。"竊竊私議，嘖有煩言"有之，"無不熱烈歡迎"則未必。

　　蔡元培親自出來回答那些質疑："仲甫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有專長，過去連太炎先生也把他視為畏友。" 陳獨秀在清末民初曾發表過《說文引申義考》、《字義類例》、《荀子韻表及考釋》、《連語類編》等著述。這才把質疑者的嘴巴給堵住了。

　　陳獨秀終於踏入了北京大學的門檻。《新青年》也隨他從上海遷到北京，在箭桿衚衕九號落腳（但出版地仍在上海）。出乎陳獨秀的意料，果然是樹挪死，人挪活，他從上海挪到北京，不僅把《新青年》挪活了，而且亞東圖書館竟也鹹魚翻身，獲得了北京大學出版部書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區的經理權，憑藉著聚集在北大的一批文化精英，注入了強大的活力，漸漸回黃轉綠，現出了勃勃的生機。

其時北大尚在景山東街四公主府，校內北側為講堂，東側為教員休息室，每人一間，人稱"卯字型大小"。新文化運動時期，卯字型大小星光熠熠，冠蓋如雲，真是猗歟盛哉，恆為北大校史上最值得驕傲的一段時光。

　　說這些人都是受陳獨秀的吸引而來的，那是誇大了陳獨秀的影響力，他們當中不少人在陳獨秀之前，已在北大執教了。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通曉九國語言的怪儒辜鴻銘，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因"一念之差，誤了先人清德"的經學家劉師培，以及"以罵人名海內"的音韻訓詁學家黃瘋子黃侃等等，都是蔡元培請回來（或保留下來）的名重一時的學術大師。蔡元培看人，只看稱職與否，守舊也要守得稱職，不能馬馬虎虎地守。

　　辜鴻銘腦後留著一條大辮子，到死也不肯剪，連雇回來替他拉車的車夫，也是拖著辮子的。他這條辮子在北大赫赫有名，無論走到哪裡，都能招來無數注目禮。第一天上課時，學生們為之鬨笑。辜鴻銘不慌不忙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馬上剪掉，然而，諸位腦袋裡面的辮子，就不是那麼能剪掉的啦。"這一番話，直如當頭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聲。有資格笑辜鴻銘的人，普天下確實數不出幾個來。

　　蔡元培又聘請了孫國璋（芾仲）到北大教授世界語。這與蔡氏的安那其世界主義情結有關。世界語在民元前後，曾一度風行，后漸式微。蔡元培希望利用北大的陣地，重振旗鼓。而新學諸子又正提倡改造漢字，雙方不謀而合，故積極推波助瀾。

　　應該說，很多人是沖著蔡元培去的，不是沖著陳獨秀去的。蔡元培學養純厚，胸襟廓然，奉行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有如黑暗中的一盞暖燈。雖然身材瘦削矮小，但他雍容雅步的身影一出現，幾有"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的盛況。

　　蔡元培強調，他希望北大隻有學術宗師，沒有學術門派。他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1917年，蔡元培聘請只有中學畢業程度的梁漱溟到北大任講師，講授印度哲學。梁氏到校第一天，就問蔡氏對孔子持什麼態度，蔡氏回答："我們也不反對孔子。" 這是他的心裡話。蔡元培反對的只是政治化的孔子，反對獨尊孔子，並不是要把孔儒掃地以盡。他所持的完全是一種平等心和平常心。當梁漱溟表示，他到北大，" 不僅是不反對（孔子）而已，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時，蔡元培也照樣無任歡迎。

載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紓

1917年2月，上海《大公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論古文之不宜廢》。作者林紓，字琴南，號畏廬，1852年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州）。年輕時曾夢想當一名佩劍任俠、載酒行吟的豪客，1882年考中舉人，但七上春闈，七番落第，從此絕意仕途，轉向從事文化事業。

　　1900年，林紓在北京任五城學校國文教員，所作古文，備受桐城派大師吳汝綸讚賞，名聲大噪，因任京師大學堂講席。民國成立后，他與馬其昶、姚永概等人，與當時在北大提倡魏晉之學的章太炎鬧翻了，相繼拂袖而去，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

　　林紓是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他曾說自己的詩，"七律專學東坡、簡齋；七絕學白石、石田，參以荊公；五古學韓；其論事之古詩則學杜"。他又說，與他的古文相比，自己的詩又不過是"狗吠驢鳴"而已。林紓對別人稱他為翻譯家甚為惱恨，康有為贊了他一聲"譯才"，幾乎惹得他翻臉。他希望別人稱他為古文家。他放言"六百年中，震川外無一人敢當我者"，可見其對於自己的古文水平，自信心近乎爆炸。

　　林紓不懂外文，但在懂外文的朋友協助下，翻譯法國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這部劃時代的譯作，乃因一個偶然的機緣產生的。當時林紓因夫人去世，心情低落。他的好友王壽昌來看他，勸他散散心，並把一本叫《茶花女》的法國文學作品介紹給他，讓他翻譯，說該書以情感人，使法國巴黎傾城男女為之神魂顛倒，他想讓中國人也一飽眼福。

　　"幾日後，包括王壽昌在內的幾位朋友，邀我祖父到石鼓山散散心，"據林紓的嫡孫追述，"就在前往石鼓山的畫船上，我祖父開始了他的第一部譯著。"

　　從此，林紓的翻譯一發不可收拾。他的筆頭很快，"耳受手追，聲已筆止"，畢生把180餘部外國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為中國讀者打開了一個五彩斑斕的世界。時人笑他是"造幣廠"，只要他一下筆，就有出版商搶著給他送稿酬。林紓聽了這些傳言，不禁苦笑，他把自己的畫室題名為"磨坊"，意指他像驢子下磨坊磨粉，一天不磨，即須挨餓，個中苦況，不足為外人道。

　　1917年3月，章太炎聯合了幾個中國人和日本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亞洲古學會，發表公開演說稱："近者歐戰發生，自相荼毒，慘酷無倫，益證泰西道德問題掃地以盡，而東方高尚之風化，優美之學識，固自有不可滅者。" 鑒於亞洲各國宗教雖殊，然以道德為根本，則頗屬一致，所以古學會要成為"全洲思想界聯絡之一大樞紐"。

　　這種動輒以"黃種人"、"亞細亞人"相號召的大話，人們也聽得多了，耳朵起繭，未必當真，但章太炎在中國有一大批追隨者，他的學術成就，以及"七被追捕，三下牢獄"的光榮革命歷史，不是林紓可以比擬的，連袁世凱都憚他三分，搞帝制時要先把他關起來，免得他亂放炮。芸芸"暴得大名"的年輕人，不少還是他學生的學生呢。

　　柳亞子早年曾師從蔡元培、章太炎。章太炎也看不起桐城派，他是魏晉派的。對胡適提倡"文學革命"，柳氏雖不以為然，也不屑理會，但後來得知"自命新人"的胡適，不僅對南社橫加批評，還明剃其師章太炎的眉毛，不禁怒從心起，立即撰文反擊。他說："彼倡文學革命，文學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話詩，直是笑話。中國文學含有一種美的性質，縱他日世界大同，通行'愛斯不難讀'（即Esperanto，世界語），中文、中語盡在淘汰之列，而文學猶必佔有美術中一科，與希臘、羅馬古文頡頏，何必改頭換面，為非驢非馬之惡劇耶？"

　　不久前，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八首白話詩，率先打破傳統格律，採用自然音節和自由句式，揭開了中國現代白話詩歌的第一章。柳亞子顯然看過這些作品，他挖苦胡適的白話詩"直是笑話"、"非驢非馬"的"惡劇"，但他捍衛古詩文的理由，並非覺得古詩文有強盛的生命力，而是為中文死亡之後，給考古學家留一份原始的記錄而已。他似乎擔心後世的考古學家搞不清哪些是正宗的古詩文，哪些是胡適之流的"惡劇"。

　　5月22日，胡適完成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考試，隨即與在美國的朋友一一道別。縱然此地風光好，還有思家一片心，他既已在國內開了一場戰爭，就只能有進無退了。

　　6月9日，胡適束裝就道，踏上了風濤萬里的回國之程。儘管當時國內警電紛飛，他悲觀地預感到自己從事建設的困難。舟次日本橫濱時，國內發生了張勳復辟。胡適更加強烈地感覺到，中國的問題，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傳統文化把中國人都變成守舊狂了。

　　胡適近鄉情怯，以摘抄柳亞子的文章打發時間。洪憲帝制才去，張勳復辟又來，令他對柳亞子的"形式宜舊"，深惡痛絕。

　　陳獨秀知道胡適回國，不由得精神大振。國內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還有許多旁支庶出，宗親至戚，枝蔓叢生，勢力十分雄大。陳獨秀雖有殺神殺佛的銳氣，但自家陣營，來來去去，就那麼三五丁人，顯得勢單力薄，為了把舊勢力徹底打下去，他急於擴張自己這邊的力量。胡適回來得正是時候。

　　蔡元培從《新青年》上，對胡適已有大概的了解。他稱讚說："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后，即請到北大任（哲學）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 從此北大就有了"三隻兔子"，蔡元培生於同治元年丁卯，是老兔子，陳獨秀生於光緒五年己卯，是中兔子，現在又添一隻生於光緒十七年辛卯的小兔子胡適，聲勢陡然壯了不少。

　　7月10日，胡適終於抵達上海。汪孟鄒在法租界外灘碼頭迎接他。胡適在上海小住了十幾天，了解國內的出版界情況，逛了多家書局，發現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實在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我幾乎要羞死了。"胡適嘆息道，"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他離開上海后，回績溪省親。江南的山水，依舊是那麼柔和、溫潤、傷感而繾綣。胡適在家裡待到8月下旬，才與母親依依惜別，從績溪赴京，向著那個新文化大本營的北大進發了。

八方風雨會中央

自從蔡元培執掌北大以後，北京漸漸成為全國新文化的中心。

　　易白沙的《孔子平議》在《青年雜誌》上發表后，引起了遠在四川成都的一個怪人的留意。這人名叫吳虞，時年44歲。他童年曾師從經學大師吳伯竭，經史子集，無不爛熟。戊戌變法之後，開始轉求新學，是成都最早鼓吹新文化的人。

　　吳虞與父親的關係，一直形同水火，曾被父親趕出家門，導致他的兒子因缺醫少葯而死亡。此事令他對父親恨之入骨，日記中屢斥其父為"魔頭"，甚至憤而悲嘆"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孫也"。 1910年，由於家產糾紛，他被父親告上衙門，最後官府雖判他父親敗訴，但吳虞卻成了當地赫赫有名的"忤逆子"，受到"社會賢達"們猛烈抨擊，指他"無君無父"、"非理非法"、"忤逆倫常"、"大逆不道"。

　　吳虞為了自辯，寫了一篇《家庭苦趣》，在各個學堂散發，此舉大大激怒了當地舊派勢力，罵他外揚家醜，是"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的士林敗類、名教罪人，永遠驅逐出四川教育界。

　　1916年12月，吳虞在看到易白沙的《孔子平議》后，大有共鳴，於是投書陳獨秀，毛遂自薦，寫過哪些文章，哪些文章遭到官府查禁，哪些文章報紙不敢刊登，章士釗對他的詩文如何評價等等。顯然是一份要加入新學陣營的投名狀。

　　陳獨秀當然無任歡迎，叫吳虞把全部文章寄來，分載《青年》、《甲寅》，"嘉惠後學，誠盛事也"。對於在四川幾淪為喪家之犬的吳虞來說，陳獨秀的招攬，簡直與及時雨宋江搭救柴大官人出枯井無異。他的文章隨即在《新青年》上陸續發表。

　　陳獨秀在日本認識的李大釗，已於1916年夏天回國，當時袁世凱已死，一度被政府封閉的《甲寅》雜誌，在章太炎的慫恿下，章士釗也萌發了"中興之意"。李大釗與高一涵在北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日刊。陳獨秀力邀李、高二人加盟。

　　錢玄同向陳獨秀推薦魯迅，說此人文采不錯，在日本編過兩本《域外小說集》。陳獨秀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他托錢玄同把《新青年》送給魯迅，希望他投稿。但魯迅看過以後，心如止水。據他觀察，《新青年》"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所以才來找他捧場。他對錢玄同說了一段很著名的話："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魯迅的意思很明顯：睡著是死，醒來也是死；不掙扎是死，掙扎也是死。這鐵屋子根本就是不可能打破的。為什麼打不破？如果這鐵屋子是孔夫子造的，一定可以打破；如果是四書五經造的，那也一定可以打破。唯有當這鐵屋子是無緣無故和無邊無沿時，它才有可能立於打不破之地。

　　魯迅無疑認為這鐵屋子不僅僅是文化的黑暗，更是人性的黑暗，是人心的黑暗。所以他才會有"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感覺。

　　做了五年京官的魯迅，多少沾了一點衙門陰氣，目光與心態，顯得蒼老與灰暗，與其說是一位現代知識分子，不如說傳統的士大夫色彩更濃。這與陳獨秀憧憬的"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的新青年形象，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他自稱是"思想太黑暗"的"死的隨便黨"，習慣於站在舞台深處最黑暗的角落裡，冷眼相看，錢玄同給他起了個"貓頭鷹"的外號，傳神之至。

　　魯迅對現實不抱希望，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令他的神經興奮起來，看到一絲光亮。他不相信靠《新青年》上幾篇文章，就可以把鐵屋子打破。他把雜誌轉寄給紹興的弟弟周作人，並引用了教育部同事許壽裳的一句話："這裡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

　　魯迅和許壽裳都是蔡元培的同鄉，又都是蔡氏在教育部的老下屬，當蔡氏招賢納士時，他們一起推薦了周作人到北大教希臘文學史與古英文課，蔡元培欣然同意。周作人對北上似乎沒有太多的激情。4月，他從春江水暖的紹興，輾轉來到寒冷依舊的北京。在上海碼頭遇竊，更令他對北京之行蒙上陰影。

　　到京后，周作人與魯迅同住在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兩兄弟聊起《新青年》時，周二先生的反應和周大先生一樣，"覺得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他們暫時都沒有給《新青年》寫稿的興緻。

因為是學期中段，不能開新課，周作人只能暫時在北大的國史編纂處當編纂，和兄長逛琉璃廠，拜訪朋友，吃飯飲茶，夜晚被叫春的貓吵得無法入眠，兩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牆頭上做"棒打鴛鴦"的事情。日子過得很平淡。有一回沈尹默去紹興會館看魯迅，碰巧有人在牆邊小便，他看見魯迅正用一彈弓聚精會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錢玄同是紹興會館的常客。他給周氏兩兄弟送《新青年》，向他們約稿。據周作人回憶，當年的《新青年》，在他印象中，亦不過"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由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倒是他們經常在槐樹下的高談闊論，要比《新青年》激烈許多，從"非聖"、"逆倫"，說到去"東方化"，"用夷變夏"。錢玄同主張燒毀中國書和廢除漢字，魯迅也有同感，深信漢字不滅，中國必亡，認為中國不如改用德文，若辦不到，也要在漢文中多羼入外文字句。

　　1917年9月，北大新學期開學，"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劉半農語）的周作人，正式到北大任文科教授，講授歐洲文學史。他把譯稿《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交給了錢玄同，算作第一次向《新青年》投稿。

　　另一位被陳獨秀看好的作者，是出身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家劉半農，江蘇江陰人，生於1891年，原名壽彭，后改為"復"，號伴儂。他屬於沒受過嚴格傳統文化訓練的第一代文人，童年由父親開蒙，然後入小學、中學，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周作人形容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面卻是天真爛漫，對什麼人都無惡意"。劉半農第一次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是1916年10月1日第二卷第二號上的《靈霞館筆記》，還算不上是文學革命的作品。周作人說："原是些極為普通的東西，但經過他的安排組織，卻成為很可誦讀的散文。"

　　迨至1917年5月1日，劉半農在《新青年》三卷三號上，以一篇《我之文學改良觀》，正式加入到新文化運動的大合唱之中。他宣稱文學要改良，非破除迷信不可："吾輩做事，當處處不忘有一個我。作文亦然。如不顧自己，只是學著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孫；如學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隸。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孫與奴隸，非從破除迷信做起不可。"

　　在學院派看來，劉半農有點花里胡哨，文筆也流於輕薄，散發著上海小報記者的氣息，深為胡適等人所不屑，但陳獨秀對這位"頭大，眼有芒角，生氣勃勃"（周作人語）的年輕人，期望甚殷，只要去掉他身上的紅袖添香名士氣，可望成為衝鋒陷陣的勇將。

　　陳獨秀向蔡元培大力推薦劉半農，而蔡元培也從《新青年》上留意到此人了。1917年秋天，北大聘劉半農為法科預科教員。劉半農遂穿著魚皮鞋，一步跨進了中國的最高學府。從此，北大校園又添了一隻小兔子（他與胡適同屬兔）。為了表示與鴛鴦蝴蝶派一刀兩斷，他把帶有脂粉味的"伴儂"，改為"半農"。

　　9月10日，胡適到了秋風初起的北京。12日，蔡元培在六味齋設宴為他洗塵。湯爾和、沈尹默、沈兼士、馬幼漁、錢玄同等人作陪。胡、錢二人神交已久，這時一壺濁酒喜相逢，不亦樂乎。

　　錢玄同在日記中，記錄了他接二連三去拜訪胡適（9月14、19、25日）的經過及談話內容。胡適的丰神韻度，把錢玄同的神魂都攝去了，兩人一見如故，暢談甚歡。胡適認為"古書偽者甚多"，主張"讀書貴能自擇，不可為古人所欺"，一番話好像搔著了錢玄同的癢處，不由得連聲叫好。

　　錢玄同被胡適的才華迷住了，胡適說什麼，都好像綸音佛語一般，左一句"此說極是"，右一句"此意吾極以為然"。胡適說他準備編一本《白話文典》，錢玄同大表贊成，逢人說項。他們著手設計新式的標點符號，準備向教育部提出推行議案。胡適還說服了他的老鄉汪孟鄒，為亞東圖書館訂下一個重新出版標點本中國小說名著的大計劃。

　　沙場秋點兵，圍繞著《新青年》的隊伍，已略見規模。在北京有陳獨秀、錢玄同、胡適、劉半農、高一涵、沈尹默、李大釗、魯迅、周作人等，在外地則有易白沙、吳虞等。而在他們的對面，北大校內的舊學人物如辜鴻銘、梁漱溟、劉師培、陳漢章、黃侃、林損、馬敘倫等，校外的林紓等，陣容亦堂堂可觀。陳獨秀所呼喚的四十二生大炮，已經架起來了，炮彈也上膛了。但這時，《新青年》卻偏偏因財務問題，維持不下去。

　　在眾多史家筆下，《新青年》的誕生，直似"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新文化運動從此雲騰水涌。其實，《新青年》的銷量少得可憐，1916年底，偌大一個成都，只銷五份，全盛時亦不過三十份左右。1917年在全國的總印數（包括大量免費贈送）在內，每期約一萬五六千份（據梁啟超1912年辦《庸言報》時說，印一萬份僅不虧，沒啥賺頭）。主要讀者，以知識精英的圈子為主，對新文化的爭論，亦只是在這個小圈子裡鬧騰，即使在杭州這樣的東部城市，1918年之前，對新文化注意的人也不多。

　　《新青年》仍然只是幾個知識精英圈子裡的事，在社會上影響有限，距離一個"運動"尚遠。1917年底，群益書社提出停止出版。對陳獨秀來說，真是一個晴天霹靂。

在"二千人之社會"中試驗民主自由

北大，是一所大學，也是一個小社會。蔡元培執掌北大以後，把它作為一個小型的公共社會來治理。辜鴻銘曾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蔡元培是北大的皇帝"。而梁漱溟對蔡氏的評論，也別有意味，他說蔡元培好比漢高祖，他不必要自己東征西討，卻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圖大事。

　　在蔡元培的倡導下，五花八門的學會，也從平靜的漢花園內紛紛冒出，一派萬紫千紅。諸如新聞研究會（蔡元培親任會長）、哲學研究會、平民教育講演團、地質研究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國故月刊社、孔子研究會、雄辯會、數理學會、閱書報社、書法研究社、畫法研究社、技擊會、音樂研究會等（其中有些學會是 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才出現的，然亦可歸入蔡氏治校期間），學生們指點江山，論議英發，十分熱鬧，為校內的"民間社會"添上精彩一筆。

　　文、理、法各科幾乎每周都舉辦學術講座，由專家、教授主講，學生可以質疑問難；教授與教授之間，也可以互打對台，學術氣氛十分濃厚。這種風氣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成為那一代學人最具亮色的記憶。胡適與梁漱溟互打"哲學對台"的故事，則恆為北大人所津津樂道。

　　胡適在北大講"中國古代哲學史"。講義是自己編寫的。在他之前，這門課由陳漢章講，老夫子講了一年，才從伏羲講到洪範九疇。當胡適走上講台時，許多學生都心存疑問，不知這位年僅27歲，風度翩翩的留美學生，怎麼講五行八政皇極庶征五福六極。詎料，他一開口，便把那些半是神話半是政史的東西，統統拋開不講，直接從周宣王"胡說"起（胡適名言："有'子曰'、'詩云'，難道就不允許有'胡說'？'胡適說'就是'胡說'嘛！"）。顧頡剛是他班上的學生。

　　顧頡剛，生於1893年，蘇州人。入北大時報的是理科，後來讀不下去，才改為文科，他受章太炎影響極大，卻常常在自己的書本上署名"上炎"，意思當然不是"上呼吸道炎"，而是要超越章太炎之上。他覺得胡適在課堂上講課，"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很合自己口味，都是他想說而不知道該怎麼說的。興奮之餘，他把同住一宿舍的國文門同學傅斯年拉去旁聽。

　　傅斯年，字孟真，生於1896年，老家是"科目鼎新，賢士輩出"的山東聊城，與歷史上有名的伊尹、孫臏、魯仲連、程昱是同鄉。學問上，傅斯年是章太炎的崇拜者，深受黃侃、陳漢章、劉師培諸師器重，恆被視為章氏學派的傳人。

　　章太炎在中國知識界影響力之巨，實在令人驚嘆，無論新派舊派、革命派保皇派、維新派激進派、老中青年、大中小學，到處都有他的門生與崇拜者，抬頭不見低頭見。然而歲月如飛刀，刀刀催人老，當新文化崛起時，48歲的章太炎，雖然年富力強，但學術的黃金年代已逝，思想上，垂垂老矣。

　　胡適為他的學術做了一個訃聞："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卻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果然，衣缽傳到黃侃之後，連他的高足傅斯年也要背叛師門了。

　　據胡適說，當時學生們拉傅斯年去聽他的課，是因為傅氏在同學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學生稱其為"孔子以後的第一人"，風頭可見一斑），曾經率領學生把一位不學無術的老師轟走。他們讓他去鑒定一下，要不要把這個企圖"絞斷中國哲學史"的傢伙也照樣轟走。

　　傅斯年聽了以後，卻很滿意地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大家就安靜下來了。

　　傅斯年這個鐵桿的"黃門侍郎"（黃侃的愛徒），搖身一變，從此成為鐵桿的"胡說弟子"。他的轉變之快，連陳獨秀也不禁生疑：這山東胖子該不是黃侃派來的細作吧？胡適後來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這一年，顧頡剛24歲，傅斯年21歲，從年齡上看，與胡適是同一代人，但就文化史而言，已分屬不同世代了。新生代的文化傳人，開始在北京大學登場了。

　　陳漢章曾狠狠地挖苦胡適："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黃侃也看不起胡適，胡適在哲學史上，十分推崇墨子，黃侃便當著胡適的面大罵："現在講墨學的人，都是些混賬王八！便是適之的尊翁，也是混賬王八！"

胡適大怒，質問黃侃何以無端辱及他的父親。

　　黃侃笑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談論墨學？我不是罵你，聊試之耳。"弄得胡適哭笑不得。

　　但陳漢章、黃侃等人的嘲笑，並沒有令學生們聽課的熱情稍減，甚至連外校學生，也慕名前來旁聽，課室擠不下，只好改在第二院的大教室里上課。

　　梁漱溟也是教哲學的，他的課題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由於來聽他課的學生太多，原來的課室容納不下，也要換成第二院的大講堂。梁氏是土頭土腦的墨子形象，大講西方文化與哲學；胡氏是喝足了洋墨水的杜威形象，講的卻是中國哲學。兩人在樓上樓下同時開講，打起了哲學對台，但同樣是聽者如堵，人頭擠擠。

　　兩人的對台，打來打去，唾沫橫飛，在學生中都那麼受歡迎。他們斗得愈激烈，學生們的收益就愈大。

　　胡適洋洋十餘萬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經過整理，由蔡元培作序，1918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是中國第一部用白話文寫的，採用了新式標點符號的學術著作。在內容上，完全打破"訓詁古書"的老套套，以闡述自己的觀點為主，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引用古人的話，則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以彰顯自己的觀點。這一切，在當時都是破天荒的。

　　蔡元培沒有理會陳漢章的嘲笑，在序中對胡適大加讚揚與鼓勵："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不過，胡適的哲學史只出了上卷，再沒出下卷了。當時有人斷言他寫不出下卷，因為他不懂佛學。他的《白話文學史》，也是只有上卷沒下卷。黃侃後來在課堂上調侃說："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問什麼叫"著作監"？黃侃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哄堂大笑。

　　北大教授講課，一向很歡迎別人去旁聽，不管你是不是這個班上的學生，甚至不問你是不是北大的學生。不然，胡、梁二人的課，也不會有一二百人的盛況。學生與先生之間互相析辯駁難，也是尋常之事。

　　有一回錢玄同在課堂上講廣東音韻，課後被廣東籍學生質疑，寫信指出他所講的廣東音韻有錯。在下一堂課時，錢玄同便向學生公開承認，這位廣東同學對廣東音韻的解釋是正確的，他不是廣東人，對廣東音韻一知半解，並表示很感謝這位同學糾正了他的紕漏。這一類的美談，在北大不勝枚舉。

　　北大成了全國思想界、學術界的地標，甚至把遠在南方的新青年也吸引來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的毛澤東，承認深受《新青年》的影響，"我當時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間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1918年8月，毛澤東偕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24名青年，扛著被服書卷，投奔北大而來。毛澤東由李大釗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他說，從此，"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

第三章 新舊文化的"雙簧戲"


林紓被無辜拖下水

1917年冬天，群益書社以印數太少，經濟負擔太重為由，決定停止出版《新青年》，經陳獨秀奔走努力之後，書社勉強答應繼續出版，但雜誌必須進行改革。從1918年1月復刊開始，《新青年》改為同人刊物，編務不再由陳獨秀一人承擔，改為採取集議制。

　　胡適說："民國七年（1918）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復（半農）、胡適六人輪流編輯。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話做文章。"

　　當時胡適不在北京，正在家鄉奉高堂之命，與只見過照片的小腳妻子，嘉禮初成，新婚燕爾。他是回到北京后才加入《新青年》編輯部的。

　　雜誌銷路不廣，令陳獨秀大感頭痛。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他們雖然四面出擊，向舊派人物挑釁搦戰，都得不到什麼回應，偶有回應，亦多為不溫不火，像林紓的《論古文之不宜廢》，看得胡適火氣都消了。陳獨秀抖起丈八蛇矛，大呼"不容匡正"，但林紓卻來個"吾不語焉"。所以劉半農嘆曰："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

　　做傳媒，不怕人捧場，不怕人踢館，最怕無聲無息的冷場。幾個大教授一合計，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演一出"雙簧戲"。沒人罵就自己罵，沒炒作題材就自造題材。就像搞學生辯論會似的，一人演正方，一人演反方，互打擂台。這種事讓錢玄同與劉半農搭幫做最合適，他們一個偏激，一個活潑，本來就是一對活寶，劉半農開玩笑說："我們兩個寶貝是一見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

　　於是，在《新青年》四卷三號上，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讀者身份，致函雜誌，以一種潑婦罵街的姿態，指名道姓，從胡適的新詩開始罵起，一直罵到"辛亥國變以還，紀綱掃地，名教淪胥，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有識之士，童焉心傷"：

　　惟貴報又大倡文學革命之論，權輿於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詞，幾於無冊無之。四卷一號更以白話行文，且用種種奇形怪狀之鉤挑以代圈點。貴報諸子，工於媚外，惟強是從，常謂西洋文明勝於中國。中國宜亟起效法。此等鉤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

　　文章故意把林紓捧到九天之上："林先生所譯小說，無慮百種，不特譯筆雅健，即所定書名，亦往往斟酌盡善盡美，如雲吟邊燕語，雲香鉤情眼，此可謂有句皆香，無字不艷。香鉤情眼之名，若依貴報所主張，殆必改為革履情眼而後可，試問尚復求何說話。" 按照"敵人的朋友必是敵人"的分類法，既然王敬軒讚美林紓，那林紓就是新文化的敵人，"反擊"林紓就有了理由了。

　　真是足不出戶，禍從天降，林紓莫名其妙被拖進了這趟渾水中。就在同一期，劉半農以記者身份，撰長文反駁"王敬軒"，繼續拿林紓開涮，嬉笑怒罵，尖酸刻薄。劉半農譏笑林紓翻譯的外國原著，大部分是沒有價值的東西，真正的好著作，他沒有選，或沒有那個水平去選。他輕蔑地說："若要用文學的眼光去評論他，那就要說句老實話：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無慮百種'進而為'無慮千種'，還是半點兒文學的意味也沒有！"

　　文章最後的話，愈說愈難聽了："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舊學上，功夫還缺乏一點。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時候，再寫書信來與記者談談，記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則記者等就要把'不學無術、頑固胡鬧'八個字送給先生'生為考語，死為墓銘'！"

　　2月初，胡適回到北京。他覺得這種自己與自己辯論的做法，未免過於遊戲，不是正人君子所為。但魯迅認為唱唱雙簧戲，也無傷大雅，矯枉不忌過正；只要能打倒敵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沈尹默後來"爆內幕"說：胡適因為對這件事不滿，提出要把這個雜誌編輯歸他自己去編，不許劉半農與聞，惹起了魯迅弟兄的憤慨，他們說：《新青年》如果歸胡適一人包辦，我們就不投稿。沈氏出頭對胡適說："你不能包辦，萬不得已時，仍舊由獨秀收回去辦倒可以。"胡適只好聽從勸告，"沒有能夠達到他想拿去包辦的目的"。

　　這段"逸聞"，後來被胡適斥為"全篇扯謊"。胡適在日記中寫道："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是罕見的！" 事實上，《新青年》採用同人制兩個月，剛剛出現良好勢頭，而胡適又才從家鄉回來，以他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在這時提出推翻同人制，自己包辦《新青年》的。

《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的烈士情結

1919 年元旦剛過，陳獨秀就以《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正式打出民主與科學這兩面旗，他宣稱："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新青年》主張文學革命，受到舊勢力的非難，乃意料中事，但這種非難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他們是否面臨八面非難、烏雲壓城的局面？如果是，何以劉半農卻說"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呢？

　　魯迅在1927年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除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在胡適看來，中國的白話文，已具備了上升為國語的條件，加上《新青年》"有意的提倡"，沒有經過什麼大風浪，便得以"輕輕俏俏地成功"了。胡適分析說，"近代中國文學革命之所以比較容易成功"，原因之一，是"那時的反對派實在太差了"。

　　在北大國文教授中，不乏堅持文言文者，黃侃即其中之一。有一回他對學生解釋文言文的優越時，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則僅需'妻喪速回'四字即可，只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這種調侃雖然很刻薄、過癮，卻沒有說服力。中國人常以占些"我是你老子"之類的嘴上便宜為樂，堂堂章太炎弟子，不能免俗，要用這種方式來保衛文言文，果然"太差了"，怪不得白話文可以勢如破竹。

　　胡適當時沒有回應，事隔多年以後，他也以其人之道，反證白話文比文言文優越。他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行政院邀請他去做官，他決定不去，請學生們用文言文代他編寫一則複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字，還是文言文省字。最後他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電稿："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說，這份寫得確實簡練，僅用了12個字。但我的白話電報卻只用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黃、胡二人舉的例子，都可以成立，正好說明文言、白話各有長短。有古文基礎的人，寫起白話文來，往往比沒有古文基礎的，略高一籌，這也是一個事實。兩者本來可以取長補短，更上層樓，但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政治含義，意識形態上的意義，遠遠大於語言本身的意義。《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便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達。

誰是孩子？誰有資格去救孩子？

《新青年》受到最激烈非難的，並不是文學革命，而是倫理革命。

　　陳獨秀在1916年已經斷言："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共貫同條，莫可偏廢。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陳獨秀斷言，要實行共和立憲制度，就必須打破綱常階級制。兩者絕對沒有并行的餘地。他宣稱：

　　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倫理革命，"非孔"是一個總題目，下面還分許多章節，從"天、地、君、親、師"一路顛覆過來。什麼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什麼父慈子孝、夫唱婦隨，什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統統在橫掃之列。

　　自從易白沙發表《孔子平議》之後，新青年們開始指名道姓批判孔儒，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號。陳獨秀撰寫了一系列"非孔"文章，如《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子問題》、《舊思想與國體問題》等等，對舊文化、舊倫理髮起猛烈攻擊。

　　另一員非孔猛將是四川的吳虞，主攻"非孝"、"非禮"，曾寫下《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說孝》、《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說》等文章。他的拿手好戲就是引用道、法諸家之矛，攻儒家之盾，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吳虞就說"六親苟和，孝慈無用"，推而論之，國家強盛時就沒有忠臣。這種強詞奪理，把舊學人士嗆得說不出話來。胡適稱讚他是"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老英雄"對新文化，其實沒有多少了解，他以道反儒，不過用一件古董去否定另一件古董，終究是反不出一種新文化的。他因為與父親翻臉，被趕出家門，心懷怨恨，適逢新文化運動，他那些罵家庭、罵孝道的言論，正好應節順時，才成就了一番虛名而已。吳虞自己就是典型的家庭專制主義者，當他面對女兒時，自己所痛罵過的那些"魔頭"特質，就從骨子裡一一爆發出來了。以致錢玄同後來斥他沒有身體力行自己的反儒主張，不過是孔家店裡的老夥計。

　　在非孔的陣營中，魯迅那支筆，比吳虞尖銳辛辣得多。1918年1月，當《新青年》改為同人刊物以後，魯迅也獲邀參加編輯會議，算是參與了編輯工作，成了"獨秀輩"的半個同人了。錢玄同再三請魯迅為《新青年》寫稿，其殷殷之意，直如當年陳獨秀望胡適的稿子，由"甚於望歲"，而至於"大旱望雲霓"了。

　　4月，魯迅終於把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寫好了，清明節晚上，交給了到訪的錢玄同與劉半農。錢、劉二人一讀之下，不禁兩眼放光。這真是一篇精彩絕倫的作品。第二天，他們把稿子送到編輯所，陳獨秀也連連拍案稱絕。隨即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發表出來。據稱，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 而"魯迅"這個筆名，也隨著狂人在月色全無的夜晚出現，第一次與讀者見面了。

　　這篇四千七百餘字的小說，字字風霜，其中的許多經典句子，幾十年來，被人們不斷反覆引用，被專家學者不斷解讀，被課堂上的學生不斷朗誦著，早已家喻戶曉。

　　魯迅自我評價，這部小說"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魯迅又挑明："《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

　　作者本人的說法，恆為後人評論《狂人日記》最直接的依據。這篇小說一直被賦予了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禮教（仁義道德）的"吃人"本質，表現了現代人最初的覺醒意識的意義。這是流行最廣的一種解讀方式。

　　另一種解讀，認為魯迅所說的吃人，是指貨真價實的吃人肉。吳虞就是這樣理解的。他寫了一篇《吃人與禮教》的讀後感，列舉了歷史上許多真實的吃人事例，證明凡是"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的都會吃起人肉來了"，即使沒吃，但想吃的心，總未必打掃得乾淨。

還有論者說，既然吃人是不分朝代，不分階級，無人不吃，無時不吃的普遍現象，那麼，這篇小說的鋒芒所向，當已超越倫理的範疇，而直指人性的惡劣本質。這種本質，魯迅用16個字概括，就是"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魯迅的《狂人日記》，註定也會有無數種解讀方式。正如魯迅這個人，在歷史上，也將註定會成為一個說不完的話題。

　　年輕的傅斯年，便從這灰暗的小說中，讀出了一片大光明來："文化的進步，都由於有若干狂人，不問能不能，不管大家願不願，一個人去辟不經人跡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厭他，恨他，一會兒便要驚怪他，佩服他，終結還是愛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決然斷定，瘋子是烏托邦的發明家，未來社會的製造者。"他甚至興高采烈地招呼大家："帶著孩子，跟著瘋子--向光明走去。" 好像去春遊似的。

　　但光明究竟在哪裡呢？怎麼才走得去？連魯迅自己也不清楚。

　　"救救孩子"這句振聾發聵的吶喊，經狂人喊出來后，新文化運動取而用之，高揭起人道主義的大旗。但在魯迅看來，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吃人的，孩子被娘老子教壞了，也是要吃人的。人道在哪裡？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不知道。

　　"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為什麼容不得？不知道。

　　"救救孩子！"誰有資格去救孩子？不知道。怎麼救？也不知道。

　　胡適說我們還不配讀經，我們配去救孩子嗎？

　　改造國民劣根性其實是一個偽命題。誰敢說自己已經去掉劣根性了，有足夠的資格去改造別人了？真正要"救救"的，不是孩子，而是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這個制度。孩子是不是聖賢不要緊，關鍵是要確立一種連"海乙那"也不敢吃人的制度。只談改造國民性，不談改造政治，很容易為統治者說"這樣的國民還不配享受更好的制度"留下空間。然而，"救救孩子"這口號，自從被這一代文化革命者奉為義不容辭的天職之後，遂由魯迅筆下一個餘音裊裊的省略號，變成一串串驚人的感嘆號了。

　　後來魯迅又寫了《孔乙己》（1919年）、《葯》（1919年）、《明天》（1920年）、《一件小事》（1920年）、《頭髮的故事》（1920 年）、《風波》（1920年）、《故鄉》（1921年）、《阿Q正傳》（1921年）等一系列小說，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看，篇篇都是傑作，其光芒不僅覆蓋了《新青年》圈子，且在他的同時代，幾亦無人可及。

　　陳獨秀把魯迅的小說奉為"上上乘小說"，佩服得五體投地。胡適在新文化運動退潮的1922年，猶衷心稱讚："這一年多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作 '的小說的重要機關，內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

　　隨著時移勢易，魯迅被愈捧愈高，頭上的光環愈來愈耀眼，幾乎到了"千古一人"的高度。一生蔑視偶像的魯迅，終於也免不了被後人奉為偶像。

胡適為獨立人格吶喊

新派陣營要救救孩子，舊派陣營何嘗不要？

　　新舊兩派，各走極端，今天尊孔讀經，明天打孔家店；一會兒是"肫肫其仁，淵淵其淵"，一會兒又是"時光老人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這個說"百善孝為先"，那個卻說"萬惡孝為首"。在當時固有驚世駭俗的效果，但可憐嗷嗷待救的孩子們，就在這拔河式的角力中，忽焉驅東，忽焉逐西，被掇弄得暈頭轉向了。

　　胡適的弟子唐德剛嘆息："胡適之先生他們當年搞'革命'，非過正，不能矯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之他們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決策人'，原不知'民間疾苦'。在他們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們將來是'福'是'禍'，不是他們可以想象出來的。" 所謂救救孩子，最後卻往往是為了救自己而犧牲了孩子。這也是革命者們始料所不及的。

　　不過，唐德剛把革命的高帽戴到老師頭上，卻不太合適。胡適謙謙君子，哪有搞革命的雄心？別說政治革命，就連搞白話文，他也不敢自稱革命，而要說是"文學改良"。後來得到陳獨秀的四十二生大炮聲援，才敢小心翼翼地寫了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發表在1918年4月《新青年》四卷四號上），"革命"的前面，加上"建設的"三個字，以消除火藥味。

　　胡適對中國舊家庭、舊道德破壞人的個性，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有一句名言："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 言下之意，文化傳播的過程，不是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而是一個不斷與本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涵化，優勢雜交的過程。國外好的東西要引進，傳統中好的東西也要保留。

　　胡適也主張批判舊倫理，但不像吳虞因為與父親搞不好關係，就非禮非孝，搞起"打倒家庭"的革命。胡適對母親非常孝順，甚至在婚姻問題上，也順從母親的意願，娶了一位他並不怎麼喜歡的半文盲小腳女人，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在以戀愛自由、婚姻自由為時髦的時代，一個大名鼎鼎的留洋新派人物，竟出於孝道維持一樁沒有愛情的包辦婚姻，豈非咄咄怪事？

　　胡適1919年所寫的小說《一個問題》中，可以視作他對這樁婚姻的悲觀預言。小說主人公的婚姻由老師包辦，婚後生兒育女，為了謀生苦苦掙扎，不僅身體垮了，年輕時的激情與創造力也消磨殆盡，一生就這麼毀了。他借小說主人公之口，茫然發問："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呢？"

　　胡適並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去解放這位女性。解放婦女的前提，是要自己先解放了的，如果連自己都沒解放，如何去解放別人？這是胡適與魯迅的不同之處，魯迅是相信自己在鐵屋之外，在要倒的車子外面的，他的責任是去扶一下車子，或推一下車子。但胡適卻很清楚，自己還遠遠沒有解放，又如何去解放別人？

　　他甚至很可能暗中希望妻子逃婚、私奔、出走、背叛，成為一個獨立的新女性。他在結婚兩年後寫過一個劇本，讚揚一位與男友私奔的女性。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與小腳妻子的婚姻，以缺乏激情的形式，一直持續到生命的盡頭。

　　胡適認為在婚姻不自由之國，斷沒有愛情可言；夫妻間若沒有愛情恩意，即沒有貞操可言。然而，他1917年給未婚妻的一首詩中寫道："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反映出他內心的種種矛盾，互相交戰，苦悶至極。不過，婚姻也為胡適帶來一些意外收穫，他因此而贏得了守舊人士的好感，使他在新舊兩邊都有朋友。

　　對孔家店的態度，胡適的立場，與其他新青年也不盡一致。胡適覺得孔家店固然要打的，但不贊成全盤打倒；魯迅把批孔視作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而陳獨秀則把孔家店作為腐朽政治權威的基礎來拆除。而胡適更關注的是，"我們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如何"在新舊文化內在調和的新的基礎上建立我們自己的科學和哲學"。

五四運動的預演

在《新青年》的同人中，曾經有一個共識，就是二十年內只談文化，不談政治。這個主張是胡適提出來的，凸現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色彩，而不是一場社會革命運動。胡適希望扮演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角色，而不要像他的前輩梁啟超那樣，在知識分子與政客之間，來回搖擺，身份模糊不清。

　　[胡適說] 那時我有一個主張，認為我們要替將來中國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礎，自己應有一種禁約：不談政治，不參加政治，不與現實政治發生關係，專從文學和思想兩方面著手，做一個純粹的思想文化運動。所以我從那個時候起二十年不談政治，不幹政治，這是我自己的禁約。

　　胡適的這個主張，後來成了他"反對革命"的一條罪狀。雖然談不談政治，純屬個人自由，蘿蔔青菜，各有所愛，但在二分法盛行的年代，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最初新青年同人大家約好不談政治，可是，後來陳獨秀要談，這也是他的自由。陳獨秀說："本志社員中有多數人向來主張絕對不談政治，我偶然發點關於政治的議論，他們都不以為然。但我終不肯取消我的意見，所以常常勸慰慈、一涵兩先生做關於政治的文章。"漸漸地，李大釗、高一涵他們都開始大談特談政治了。陳獨秀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找你的。"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使這幾位北大教授和學生的政治熱情更加高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想談政治了。

　　1918年的夏天，發生中國留日學生集體回國事件。這時因為中國留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協定，在舉行示威活動時，遭受日本警察毆辱，三千多人輟學返國，組織救國團。

　　又一個激動人心的5月來臨了。5月20日晚，北大學生在北大西齋飯廳開全體學生大會，留日歸國學生代表上台講述他們的遭遇。大家對政府的賣國雖然義憤填膺，卻又無可奈何。

　　在一片沉悶氣氛中，北大學生羅家倫突然推開人群，跳到台上大呼："這個事體，徒然氣憤也沒有用處，我們如果是有膽量的，明天便結隊到新華門圍總統府去，逼馮國璋（總統）取消成約，若是他用軍警干涉，我們要抱有流血之決心！"

　　大家轟然響應，平靜的校園從此不復平靜。正如陳獨秀所說，政治找上門來了。

　　5月21日，北京學生二千餘人，齊集新華門前，向政府請願，要求廢除此一協定，呼籲開國民大會，抵制日貨。出發前，工專學生夏秀峰用刀子割破手指，寫下"此條約取消之日，為我輩生還之時"的血書，以激勵同學奮勇前進。

　　蔡元培是不贊成學生們搞政治的，他曾坦言："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他竭力勸止學生請願，但學生們不聽，還是上新華門去了。蔡元培說："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而他們一定要參加，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這是學生運動的啟程炮。羅家倫宣稱："這是學生運動的第一次，也是學生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勾結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這是五四運動的先聲……有了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謂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五四運動的產生，幾乎是事有必至。"

　　請願風波平息之後，政治的空氣卻迅速瀰漫北大。6月，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

　　1918年10月，胡適與陳獨秀聯名發表一封公開信，指出："舊文學，舊政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謀改革，乃畏阻力而牽就之，此東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數十年而毫無進步之最大原因也。" 等於承認，文學革命、倫理革命，與政治革命，是沒辦法分開的。不能單搞文學、倫理，而不搞政治。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曾提出所謂的"十四點原則"，其中包括：杜絕秘密外交，簽訂公開和約；確保平時和戰時海上航行的絕對自由；取消一切經濟壁壘，建立貿易平等條件；裁減軍備；建立旨在國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國際聯盟等等。一種嶄新的國際關係，似乎已破蛹而出；一個充滿公義、正義的新世界，似乎已展現它的偉大曙光。許多中國人都由衷歡呼："威爾遜是個大好人！"傅斯年自豪地說，他可以把威爾遜的"十四條"一字不漏地背誦下來。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幾乎每戰必敗，這回中國雖然沒有派一個兵到歐洲戰場，但好歹"站對了隊"，成了勝利國，整個中國都興奮得發狂了。徐世昌總統下令全國放假三天，讓大家去狂歡。

　　北京六萬民眾在太和殿前聚集，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遊行。在許德珩的記憶之中，"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這一期間學生們真是興奮得要瘋狂了。庚子（1900年）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對德國屈服賠罪而建立在北京東單牌樓最恥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為'公理戰勝'的牌樓，豎立到中央公園去了（現在的中山公園。解放后改為'保衛和平'牌樓）。"

　　蔡元培和陳獨秀、胡適、陶孟和、馬寅初、陳啟修、丁文江等學者，在天安門前的露天講堂，一連做了三天演說。蔡氏宣稱協約國的勝利，有四大意義，一是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二是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三是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四是黑暗的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他以安那其主義的目光去看待這場戰爭，因此，他樂觀地預言"協約國佔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他"。

　　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Bolshevism的勝利》，他認為歐洲戰爭與我們是無關的，俄國革命的勝利，才是新世界降臨的轉折點。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十月革命是安那其主義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民粹主義者認為是庶民的勝利。

　　新文化諸子紛紛發表文章，紀念戰爭的結束。他們普遍地對未來表現出極大的期望，甚至認為這是法治主義的勝利，獨裁主義的失敗。他們根據自己的願望，為這場戰爭賦予了許多五光十色的意義。自由、民主、科學、民權一類口號，也隨著戰爭的結束，被推到了三萬五千尺高空，光照寰宇。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中，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統攝於新文化運動之下，但沒有提及"民主"，這並不是他無心之失，把兩輪車變成了獨輪車，在他看來，"新的"就是"民主的"，新文化運動就是用民主的新精神，去創造"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

　　什麼是科學？陳獨秀說："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的是指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拿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 他們引進西方文化，與其說是為了啟蒙人心，解放個性，不如說是為了直接利用來改造社會。

　　據有心人統計，《新青年》從1915年9月15日創刊，至1926年7月停刊，共出版63冊，其中直接談論科學問題的文章，只有兩篇譯作，六篇原創；研究民主的文章，只有三篇譯作。這不是陳獨秀、李大釗有口無心，而是在他們的理解中，民主與科學幾乎是無所不包的。前期，認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民主與科學的；到後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則認為蘇俄革命才是真正的民主與科學。所以，胡適批評陳獨秀對"科學"與"民主"的定義，不甚了了。

　　胡適代表了新青年同人中的另一種觀點。胡適奉杜威學說為圭臬，他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性的行為。"科學"則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法則。

　　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其核心價值是：承認人人各有價值，人人都可以自由發展。作為一種制度的民主，就是要保障個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殘，不受群眾壓力的壓迫。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不能抹殺少數，不能不尊重少數，更不能壓迫少數，毀滅少數。所謂科學的精神，就是尊重事實，尋找證據，證據走到哪兒去，我們就跟到哪兒去，決不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科學的法則用八個字概括，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這兩種民主觀、科學觀，一接觸到中國的實際問題，必然出現分歧，一個要革命，一個要改良；一個要畢其功於一役，一個要點點滴滴的改變。分道揚鑣，也就是遲早之事了。

　　《新青年》在北大掀起了一股"新旋風"，學生們每期都爭相傳閱。每一篇文章都吸引著大家，從課堂到宿舍，從操場到飯廳，到處可以聽到學生們的熱烈討論。大家把漢花園北大一院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叫做"群言堂"，把紅樓一樓的圖書部主任室叫做"飽無堂"--這是學生們開玩笑起的"雅號"，前者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意，以南方學生居多；後者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意，以北方學生居多--這兩個地方，常常是"小朋滿座"，聚議盈庭。

大家無拘無束，沒有輩分與親疏，自由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兩個房子裡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群言堂，或者從群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羅家倫追憶，"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抨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

　　傅斯年和他的前輩章太炎、梁啟超一樣，一旦認定了新文化、新思想，便毫不猶豫地背叛了師門。他幾乎天天往《新青年》雜誌跑，最初陳獨秀還擔心他是黃侃等守舊派的卧底，後來讀了他的文章，才確信他就是自己千呼萬喚的那種"新鮮活潑"的青年。

　　傅斯年的性格，火急火燎，勇於任事，他喜歡《新青年》，就想加入它的隊列。傅斯年天生具有領袖氣質，還沒進入《新青年》圈子時，《新青年》就像一個閃閃發亮的殿堂，等他進入了，又被另一個更具光芒的夢想所吸引了--自己辦一份雜誌。

　　傅斯年隨即和徐彥之（子俊）、顧頡剛、潘介泉、羅家倫（志希）等幾個學生朋友商量，徐彥之主張說干就干："不成功也沒什麼不可以。"於是他們帶著遊戲的心態，把這當作未來的一種職業實習，開始著手籌備。他們作了一個預算，由徐彥之找陳獨秀協商，看校方能否在經費上資助一下。陳獨秀很爽快地答應："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濟方面，可以由學校擔負。"學長的支持，令學生們大受鼓舞。他們邀請胡適做他們的顧問。

　　然而，北大校方資助《新潮》，在校內卻引起不少非議。最令旁人妒忌的，是校方出資給《新潮》，對其他刊物不公平。教授評議會討論后，決定對校內所有刊物一律只墊款前三期。這樣一來，從第四期開始，《新潮》就可能斷炊了。

　　一本沒有名家支撐，靠幾個初出茅廬的學生搞起來的雜誌，甫一問世，就有這樣的成績，實在是一個異數。與當年《新青年》創刊時慘淡經營的狀況相比，中國的思想界，已跨越了不同的世代。胡適也承認："這份《新潮》月刊表現得甚為特出，編寫俱佳。互比之下，我們教授們所辦的《新青年》編排和內容，實在相形見絀。"

　　在《新青年》與《新潮》的互相唱和下，北大更加熱鬧了。羅家倫興奮地指出："這股偉大的思潮，在許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紀後期由法國開始，以後瀰漫到全歐的'啟明運動'。（這個運動，英文名叫Enlightenment，意為啟明。而德文稱為Aufkl?rung，帶有廓清的意義，似更恰當。）"

　　Enlightenment，翻譯成中文，就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激動人心的辭彙：啟蒙運動。

兩軍對壘，鳴鼓而攻

3月26日夜晚，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人，在湯氏寓所開會，商討怎樣應付社會上對陳獨秀私德的攻擊。這一夜空氣寒冷，室內的氣氛也降到冰點。會議一直開到深夜12時，意見仍未能一致。

　　蔡元培覺得不應該向輿論壓力屈服，犧牲一個難得的人才，但湯爾和力主驅逐陳獨秀，以保全北大聲譽，馬、沈二人都支持湯氏，形成三比一的形勢。據陳獨秀的親屬後來講述："會上湯爾和、沈尹默極力主張不能留陳獨秀，蔡元培校長原要挽留的，然湯爾和等極力引用小報上的種種誹言，聲稱此為堂堂高等學府所不能容。蔡不得已，乃廢文、理科學長制，設教務長，統由教授會領導，陳獨秀仍為教授。這明明是針對陳獨秀的一招，湯、沈、馬知道這樣陳獨秀定會憤然離去的。"

　　湯、沈、馬出於什麼動機非要趕陳獨秀走不可，歷史上並無定論。是秉承政府的旨意，做了政府的卧底？還是與新舊文化之爭有關？或者僅僅是浙江人排擠安徽人，搞同鄉小圈子的把戲（湯、沈、馬三人都是浙江人）？只能留待證據來說話了。

　　蔡元培沒有屈從於政府的壓力，卻屈從於幾位教授的壓力，似乎內部的壓力，較外部壓力大得多。周作人後來說："校內評議會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憑陳氏之辭職，於是拔去了眼中釘，反動派乃大慶勝利了。" 言下之意，湯、沈、馬都是"反動派"陣營中人了。

　　胡適強烈反對處分陳獨秀，但他無緣參加3月26日晚的會議。多年以後，他還耿耿於懷。1935年，他和湯爾和通信時，再次重提舊事：

　　3月26日夜之會上，蔡先生不願於那時去獨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壞，彼時蔡先生還是進德會的提倡者，故頗為尊議所動。我當時所詫怪者，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視為鐵證，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與浮筠（即當時的北大理科學長夏浮筠）都乾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當時我頗疑心尹默等幾個反覆小人造成一個攻擊獨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們的"發言人"了。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決定提前實行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文理科統由教授會領導，教授會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輪流擔任。這樣，陳獨秀的文科學長，就是無形取消，而不是被辭退，為他保留了顏面。

　　陳獨秀對北大充滿怨憤，已有離開的念頭。沈尹默自知無法再與陳獨秀合作，也以眼疾為由，自動退出《新青年》。甚至有人想另辦一份新雜誌（《新中國》）。從李大釗致胡適的一封信中，可看出當時《新青年》內部的矛盾，已昭然若揭。李大釗說："聽說《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願我們做《新中國》。既是同人不很贊成，外面又有種種傳說，不辦也好。我的意思，你與《新青年》有不可分的關係，以後我們決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評論》的人結合起來，為文學革新的奮鬥。在這團體中，固然也有許多主張不盡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個團結像這樣顏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

　　李大釗是好好先生，人前人後，盡量補罅葺漏，但新青年陣營的分裂，卻已無可彌合。對中國日後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16年以後，胡適在談到3月26日那天晚上的會議，仍有無限的欷歔與感慨。他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的影響，故不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論定。"

　　而歷史，往往就是被這樣一些偶然的因素改寫。

第四章 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從巴黎傳來的噩耗


1917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1月18日，協約國將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也領到了一張入場券。國內許多有識之士都期待，巴黎和會將是中國在國際上翻身的一個重要機會。

　　1918年12月29日，梁啟超率領軍事家蔣方震、政治學家張君勱、外交家劉崇傑、經濟學家徐新六、科學家丁文江，以及負責後勤的楊鼎甫等七人，組成一個非官方考察團，前往巴黎，以觀察員身份，就近為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提供諮詢顧問和援助。

　　1919年1月21日，徐世昌總統特委外交總長陸征祥、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意公使魏宸組，以及由南方護法政府委派的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五人為全權代表，參加巴黎和會。由於代表團人數甚少，力量單薄，因此，民間對梁啟超寄予頗高期望，希望他能夠"化私為公"，協助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為中國爭取合理的權益。

　　在中國五人代表團中，首席代表陸征祥，上海人，生於1871年，1912年民國成立之初，出任外交總長，中國政府的現代外交體制，由其一手創立。顧維鈞，中國新一代的年輕外交官，1888年生於上海，1904年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學成回國后，曾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

　　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提出七項要求：廢除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巡警；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由。大致上，還是梁啟超出國前與外交委員會商定的那些要求。其中包括，把德國在1898年利用不平等條約，強佔的山東青島權益（包括租借地及路礦權、鐵路警察權等附屬權利），歸還中國。

　　1919年1月 27日，巴黎和會召開最高會議（即美、英、法、意、日所組成之十人會議）討論山東問題，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被邀列席，日代表牧野伸顯要求無條件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他一開場就打出了一張令中國代表相顧失色的牌：原來早在1917年2月，英、法、意三國已經和日本簽訂密約，保證在戰後支持日本獲得德國戰前在山東及各島嶼的領土權。一直對中國表示同情的美國，也啞口無言了。顧維鈞起而反對，指出此問題須先由中國陳述理由，再行討論。

　　1月28日，顧氏在十人會議上，不用講稿，即席陳詞，長達半小時，解釋中國直接收回山東權利的理由，並表示願將中日密約公開。所謂中日密約，指 1918年9月，段祺瑞曾以犧牲山東權益為交換條件，與日本簽訂了2000萬日元的秘密借款合同。該密約規定，日本有權在山東築路，有權駐軍青島、濟南。當時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換文中有"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的字樣。根據此規定，日本不僅繼承了原德國在山東之所得，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2月2日，農曆大年初二，日本公使小幡趁中國人都在過年，向中國外交次長陳籙提出，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發言反對日本，全失友誼，要求電令其不得宣布中日密約，並改變態度，凡所主張，非經日本同意不得提出和會，否則日將取消去年9月參戰借款合同，索還已付的300萬，並以將取相當行動為恫嚇。坊間甚至哄傳，日方要求中國撤換顧維鈞、王正廷二位專使。

　　研究系再次挺身而出。2月5日，和平期成會主席熊希齡密電在上海舉行南北和談的雙方代表，提議共同要求政府公開中日密約："弟擬請雙方各代表，目前將內政口口（暫緩）商議。以此次外交為第一問題，趕開臨時緊急會議，聯電政府，速照陸使（陸征祥）等所請，概將密約宣布。" 在熊氏的推動下，南方總代表唐紹儀致電徐世昌要求："中日一切秘密條約得由我國全權代表隨時提出，訴之萬國公論。"

　　由於有民間及各政團黨派的積極參與，當巴黎和會召開時，外交問題，已受到國內、國外（留學生與華僑）輿論廣泛而高度的關注，政府的一言一行，都在輿論的嚴密監督之下。由研究系所控制的《晨報》，每天都刊登大量有關和會的新聞、函電。沒有這種強大的輿論力量，單靠北京大學的學生，是搞不出一個五四運動來的。

　　4月11日，章宗祥從日本返國，在東京車站被三百多名憤怒的中國留日學生包圍痛罵，學生們大叫"賣國賊"，把一面面寫著"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等字樣的白旗，投擲到他的汽車上，竟像下雪一樣把汽車覆蓋了。章宗祥的夫人嚇得抱頭而哭。陳獨秀在國內聞訊，幸災樂禍地嘲笑說："其實章宗祥他很有'笑罵由他笑罵'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學生何忍這樣惡作劇！"

北京，山雨欲來風滿樓

巴黎和會已到了最後時刻。

　　隨著美國的立場轉變，中國唯一的指望也沒有了，在和會上解決山東問題的希望，愈來愈渺茫了。4月30日，五國會議對山東問題作出最後裁決，在巴黎和約中，將山東問題從中國問題中單列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問題。

　　山東問題共有三項條款，即第156條：德國將按照1898年3月6日與中國所訂條約，及關於山東省之其他條件所獲得之一切權利、所有權名義及特權，其中關於膠州領土、鐵路、礦產及海底電線為尤要，放棄以與日本。

　　第157條：在膠州領土內之德國國有動產及不動產，並關於該領土德國因直接或間接負擔費用，實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權利，均為日本獲得，並繼續為其所有，各項負擔概行免除。

　　第158條：德國應將關於膠州領土內之民政、軍政、財政、司法或其他各項檔案、登記冊、地圖、地契及各種文件，無論存放何處，自本條約實行起三個月內移交日本。

　　在同樣期間內，德國應將關於以上兩條內所指各項權利，所有權名義或特權之一切條約、協議或契約通告日本。

　　以上三條款中，都沒有列明日本須將山東交還中國的字樣。當晚，中國代表召開緊急會議，顧維鈞、王正廷都主張退出和會抗議。但經過討論，認為中國是弱國，即使退出，對大局亦無甚影響。只好連夜起草抗議書，派專使送達和會。

　　但一切抗議，終歸無效。5月1日，英國代表以和會所定解決山東問題辦法通知中國代表。至此，中國在山東問題上的交涉完全失敗。陸征祥向北京政府報告失敗的消息，並主張有條件地簽字（即"保留簽字"），也就是在和約內註明中國對山東問題條款不予承認的保留意見，中國才能簽字。這是中國的最後底線。

　　5月3日，陸、王、施、顧、魏五位全權代表聯名致電北京政府，以"力竭智窮，負國辱命"，請求辭職。國務院隨即複電，一律挽留。陸征祥晚年總結出一句名言："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痛哉斯言！

　　噩耗傳出，最先行動起來的，是以梁啟超為首的一班研究系人士。梁氏在獲悉交涉失敗的消息之後，火速馳電國民外交協會，建議在國內發動不簽字運動，聲援中國代表團："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外交委員會決定不能簽約，汪大燮、林長民將致專使拒簽電稿親呈徐世昌，由國務院拍發。同時，國民外交協會也宣稱，如果巴黎和會不能採納中國主張，即請政府撤回代表，並通告全國，定於5月7日在北京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

　　整個北京，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空氣中。

　　許德珩證實，汪大燮向蔡元培透露消息的時間，是5月2日："最初，這個消息（山東問題交涉失敗）是林長民（一說是汪大燮）告訴蔡先生的，蔡先生馬上透露給我，於是國民雜誌社的各校代表，於1919年5月2日晚間召開緊急會議。" 不過，許德珩在另一篇文章中，卻說這個會是5月2日下午開的。

　　那麼，這個會究竟是下午開，還是晚上開？

　　據當時還是北大學生的張國燾回憶，是在當晚開，但只是循例舉行的社務會議，並非專門為討論山東問題而開的，"參加者是原有的十多個社員，議程也只是討論雜誌的出版事務"。會上大家不約而同談到山東問題，愈談愈激憤，當張國燾提議，由國民雜誌社發起，約集北京各校同學舉行一次示威遊行時，大家轟然響應。於是，會後由國民雜誌社通告北大全體同學，於次日晚7時在北大法科第三院禮堂開學生大會，並邀請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學校的代表參加。

　　另據北大學生何思源回憶，"5月2日（他沒有說明是白天還是晚上），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餘人開會。他講述了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 何思源說他當時是學生班長，參加了這個會，並親聆蔡氏演說。代表們決定翌日召開全校學生大會，並約北京13間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

　　這個會，與許德珩召集的國民雜誌社的會議，顯然不是同一個會。那天北大究竟開了幾個相關的會？有哪些人參加了？關於第二天舉行各校學生會議的決定，是在哪個會上作出的？各家說法不一，言人人殊。事實上，那天許多學生團體，都紛紛召集自己的會議，商討抗議辦法。

　　這些大大小小的會議，有些是公開的，有些是地下的。少年中國學會、愛國會、國民雜誌社三個團體的少數成員，大約二十餘人--據高師學生俞勁回憶，大部分是湖南人和江西人，有匡日休、夏秀峰、易克嶷、熊夢飛等--曾秘密碰頭，討論如何暗殺賣國賊，如何舉行暴動。最後決定派人密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行蹤。夏秀峰也證實，最初的計劃，是打算在5月7日的國民大會上，"請曹汝霖等出席受質詢時，將曹等當場打死一兩個，以快人心"；但現在學生們決定5月4 日遊行，"一定會把賣國賊嚇住，再不敢於5月7日到中央公園去出席會議。他們原來的計劃，須提前於今天執行，到哪一個賣國賊的家裡去（因此時還不知道一定是到曹汝霖家裡去），就在哪裡動手，能打倒一個賣國賊，就是好的。"

　　這些來自各校的激烈分子，都把克魯泡特金的名言"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冊書報"奉為座右銘。他們已做好明天早上站著走出校門，晚上躺著抬回學校的準備，有的人甚至寫好遺書，安排好身後事了。

　　在經過近四年的啟蒙運動熏陶后，這一代的年輕人，還是回到了辛亥革命前那種草莽英雄、暴力革命的起點上。

　　中國的啟蒙運動，與歐洲的啟蒙運動，有一個根本差異，即歐洲的啟蒙運動立足於"理性主義"之上，而中國的啟蒙運動立足於"民族問題"之上。中國的啟蒙先驅者，不少人對啟蒙運動最重要內容之一的"社會契約"理論，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認定民主就是群眾的專制，就是革命的暴力，甚至像蔡元培這樣的哲人，也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手槍與炸彈歷練出來的。

今夜無人入睡

5月3日，一個晴朗、大風的星期六。

　　許德珩和北大預科學生黃日葵到北女師串聯。據羅家倫所說，這天《京報》主筆邵飄萍到北大，向學生們報告山東問題已經失敗。學生們情緒激動。下午1時，北大校園內張貼通告，召集北京13間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當晚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開臨時會議。

　　13家學校，計有：北大、清華、高等師範、中國大學、朝陽法學院、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醫藥專門學校、商業專門學校、匯文學校（燕大前身）、高師附中、鐵路管理學校，共有一千多名代表到會。

　　當晚成立了由20名委員組成的幹事會，下面分成總務、演講、國貨維持等股。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許德珩、方豪、康白情等人，都在幹事會的20名成員之中，幾乎由《新潮》與《國民》平分秋色。羅家倫自豪地說："這兩個雜誌，所以也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基礎。"

　　但這兩個雜誌在五四運動之前，並不咬弦。《新潮》是白話文雜誌，以啟蒙為職志，而《國民》是文言文雜誌，以救亡為理想。兩者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南轅北轍，《國民》不僅反感《新潮》，也不以《新青年》為然。許德珩直言，"五四"以前他們與傅斯年不對頭，"五四"以後才統一起來。他們對陳獨秀的態度，也是在"五四"以後，陳獨秀贊成學生運動，才逐漸好轉。

　　由於新潮社的骨幹人物，這天都到清華大學參觀去了，晚上9時許才回校，所以沒有趕上法科第三院的會議。這次會議由《國民》唱主角，會議主席是北大法科四年級學生廖書倉（但張國燾說是北大學生易克嶷），《國民》特別編輯員黃日葵、孟壽椿做記錄。學生丁肇青、謝紹敏、張國燾、易克嶷、許德珩、夏秀峰等人在會上發言。除了丁肇青外，其他人全是《國民》成員。

　　謝紹敏當場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寫下"還我青島"四個血字，會場上爆發了一陣暴風雨般的萬歲聲和鼓掌聲，預示著中國的問題，最終是要用血來解決的。

　　"大會共議決辦法四條：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三、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四、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

　　具體時間是5月4日下午1時正。

　　新潮社的同學從清華回來時，會議已開到了尾聲。羅家倫著急地埋怨許德珩，我們說好在5月7日發動，現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斷送了嗎？但既然已經這麼定了，他表示堅決支持，並馬上在上面簽了字。氣氛如火如荼。

　　晚上11點多，各校代表陸續回校準備，沒走的人仍不肯散去，繼續聚集演說。這時一位山東學生登台發言，他說，斷送國土主權，實曹賊等賣國的結果，章宗祥回國時，留學生高舉賣國賊之旗以送之，世人稱快。我們對於曹賊，為什麼不能用同樣方法一泄胸中之憤呢！與會者紛紛拍掌吶喊，以示支持。於是決定明天遊行到公使館表達意見后，到帽兒衚衕的曹宅一行。學生們連夜做了三千多面旗子。

　　許德珩回憶說，那天晚上的北京13校會議，推舉他起草宣言。他筆酣墨飽，一揮而就，當場就把《北京學生界宣言》寫好了，"西齋的同學一夜沒睡，用竹竿做旗子，長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於宣言寫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單撕成條幅，書寫標語，一直搞到天亮。"

　　5月3日夜晚，北京各大中學校內，燈火通明。學生們都在緊張地準備著。北大書法研究會和畫法研究會的同學，一個個手不停揮，忙著在旗子上書寫口號：" 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寧為玉碎，勿為瓦全"、"賣國賊宜處死刑"、"章宗祥曹汝霖賣國賊"等等。

　　對這些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終生難忘的不眠之夜。

五月四日那一天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

　　魯迅用一個字記錄了這天北京的天氣："曇"--濃雲密布。柳絮在天空中飛舞。衚衕里的香椿樹悄悄地綠了，洋槐花已開始綻放。

　　在前一天晚上的會議上，議決行動時間為5月4日下午1時。但後來有不少人回憶說，示威活動，實際上從早上就開始了。但更多的回憶材料都說，天安門前的示威活動，是從下午才開始。上午9時，各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在堂子衚衕法政專門學校開會，討論下午的遊行路線，決定從天安門出中華門，先到東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國使館陳述青島必須歸還中國的意見，促請他們電告各國政府。然後轉入崇文門大街、東長安街，前往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將旗幟投入曹宅，以表達憤怒。傅斯年被推舉為行動委員會主席，由他正式宣布，下午1時在天安門廣場集合，前往東交民巷進行和平的示威抗議。

　　但參加者來自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團體，傅斯年並不完全掌握他們的情況。事實上，他們當中不少人已下了決心，必要時以暴力進行抗議。

　　下午1時，天安門廣場上，聚集著愈來愈多的學生，而且不斷有學生隊伍開來加入，北大學生在上午10時提前吃飯，飯後在馬神廟二院大講堂前集合，按班級排隊，約一千人（幾乎佔了北大全校學生的一半），列隊前往天安門廣場。教育部派了官員到北大，希望阻止學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門口攔住同學們，勸他們不要上街遊行。

　　蔡氏神色凝重地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被視為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同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以口實，這個慘淡經營，植根未固的北大，將要首先受到摧殘了。他說學生們有什麼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學們向政府提出來。

　　易克嶷挺身而出，向蔡校長說明學生們上街遊行的理由，請校長不要阻攔。隊伍中響起了一片噓聲，張國燾擠到前面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本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去罷。"幾個學生一擁而上，把蔡氏半請半推地擁走。其實蔡氏也只是盡校長的本分，做做樣子而已，並非認真阻攔學生。他後來自述其態度是"不去阻止他們了"。 於是，隊伍立即像開閘的洪水一樣，一瀉而出了。

　　學生們沿著北池子向天安門廣場前進，隊伍高揭起謝紹敏那件寫著"還我青島"血字的衣服開路，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氣氛籠罩現場。走在前面的同學舉著一副輓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後面的學生不斷高呼口號，向圍觀的路人派發傳單。市民夾道歡迎，鼓掌助威。

　　由於出校時耽擱了一會兒，北大成了最後一支到達廣場的學生隊伍。這時，廣場上已人如潮湧，各式各樣的旗幟迎風飄揚。太陽從雲層后透露出來，有如蒼天之眼，俯瞰著這動蕩不安的大地。人們一看到北大隊伍到達，歡呼聲、口號聲、鼓掌聲，把廣場的氣氛推到了沸點。

　　北京步軍統領李長泰、警察總監吳炳湘，都趕到了廣場，勸學生立即散去。學生們以噓聲作為回答。教育部的官員告訴學生，他們無法通過使館區，建議學生返回學校，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國公使館交涉。李長泰說："有話盡對我說，不必如此招搖。"學生們叫嚷：我們不信任當官的人！

　　學生代表向前對李長泰說："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的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現場學生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紛紛催促啟程。李長泰取下眼鏡，認真讀了傳單，囑咐學生們："那麼，任憑你們走么。可是，千萬必要謹慎，別弄起國際交涉來了。"說完，跳上汽車，絕塵而去。

　　羅家倫、江紹原、張廷濟三名總代表，因為要準備一些文件，1時10分才趕到廣場。學生們隨即整隊出發，在傅斯年帶領下，打著兩面巨大的五色國旗，浩浩蕩蕩向東交民巷前進。遊行隊伍整齊，氣氛嚴肅，受到狂熱氣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記了恐懼，成了凜凜正氣滿心間的勇士。

　　忽然一陣大風，吹得漫天塵土。學生在風中用力舉著旗幟，繼續前行。在東交民巷口，他們被巡捕攔住，不準通行。這時學生們還是相當克制，相當守秩序，他們派羅家倫、江紹原二人為代表（另一說為段錫朋、羅家倫、許德珩、狄君武四人），到美國公使館遞交說帖。

　　當天美國公使去了西山休息，由參贊出來接見學生，他接了說帖，講了些同情的話。學生們又轉去其他國家的使館，遞交說帖。但因為是星期天，大部分公使都不在。後來有人感嘆，如果學生們得到各國公使的接見，有機會向國際社會表達意見，也許就不會發生火燒趙家樓的事件了。就遊行組織者而言，確實如此，但就少數激進學生而言，他們是揣著火柴而來，趙家樓是非燒不可的。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攔，成了學生情緒憤激的發酵劑。但他們並不打算在使館區鬧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賣國賊的家去！""我們去除國賊吧！"聲浪此起彼伏，一呼百應。傅斯年勸大家冷靜，但沒有人能夠冷靜下來，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領著隊伍離開東交民巷，經御河橋、東單牌樓，往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4月從日本回國的章宗祥，在天津逗留了一段時間，住在曹汝霖的私邸里，陸宗輿又專程赴津與他會面，4月30日，章氏到了北京。他在這敏感時刻回國，引起諸多猜測，有人說他即將取代陸征祥擔任巴黎和會的中國首席代表，也有人說他準備接替曹汝霖出任外交總長。

　　5月4日這天，徐世昌在總統府設午宴為章氏洗塵，內閣總理錢能訓、曹汝霖、陸宗輿等人作陪。觥籌交錯間，忽聞警察總監吳炳湘來電話，天安門外有學生聚集，指巴黎和會失敗，攻擊曹、章、陸諸位，請諸位暫留總統府，不要回家。

　　曹汝霖對學生的抗議，並不在意，認為小泥鰍翻不起大浪。據曹汝霖回憶，當時徐世昌對錢能訓說："打電話令吳總監妥速解散，不許學生遊行。"錢能訓即用電話向吳炳湘傳達總統指示。

　　過了一會兒，錢能訓又電問吳炳湘："現在怎樣了？"吳說正在勸說不許遊行，但學生增加到約有二千人了。

　　又等了一會兒，錢氏又電問吳總監："解散了沒有？"

　　吳氏回答："人多嘴雜，頗不易為，恐他們定要遊行示威。"

　　錢氏說："請你多偏勞。"

　　不久，吳炳湘來電話說，他正在勸說解散之時，衛戍司令段芝貴忽然要出兵彈壓。"如果段芝貴出兵，即由他去辦，我不問了。"

　　錢氏隨即打電話給段芝貴："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時候不必出隊伍，由吳總監去辦，請你不必過問。"不久，段芝貴來電話說，照吳總監辦法，不能了事，非派隊伍出來，嚇唬嚇唬他們不可。吳炳湘也來電話說："段芝貴如定要派兵，我即將警察撤回，以後事情，由他負責吧，我不管了。"

　　錢能訓只好兩面協調，一面勸吳總監妥速解散學生，一面勸段司令不要出兵，地方上事，應由警察負責，不必派兵彈壓。段芝貴則說，照吳總監辦法，不但不能解散學生遊行，恐事情擴大更麻煩。雙方各執一詞，爭辯不已。

　　據許多親歷者的回憶，在學生遊行時，警察的態度還算溫和，而曹汝霖也證實，當時執勤警察奉了對學生要"文明對待"的命令，所以連警棍都沒帶。但段芝貴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將，人稱段祺瑞為"老段"，段芝貴為"小段"，乃皖系軍閥的首領之一。這些軍人雖然沒有收復山東權益的本事，但鎮壓學生的本事還是有的。幸虧徐世昌頭腦還算清醒，不允許軍隊介入。

　　公府的酒席散了以後，章宗祥沒有回家，而是隨著曹汝霖去了曹府。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闖進來"。趙家樓離外交部很近，東起北總布衚衕，西至寶珠子衚衕，南鄰小羊宜賓衚衕，據說是明代隆慶朝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的故居。

　　陸軍部航空司長丁士源與日本新聞記者中江丑吉也趕到趙家樓。丁氏告訴曹氏：學生已往使館去了，似無來本宅之意。且庭外已有警察，即使來時亦能充分保護，勒令解散。於是，他們都放心安坐，飲茶聊天。其實，這時學生的隊伍正往趙家樓開來。

　　沒過多久，街上漸漸傳來人群的呼喊聲，由遠而近，由弱而強，滾滾而來，大有怒潮排壑之勢。曹氏諸人才意識到大事不妙，匆匆關門閉戶，不敢做聲。這時，數以千計的學生已從南小街湧入大羊宜賓衚衕，開始他們誤認了另一座大院是曹府，紛紛把白旗扔到瓦面上，一名警察走來提醒學生，離此不遠的那座有寬敞大綠門的才是真正的曹府。學生們經警察指點，蜂擁到曹府前。

　　許德珩說保護趙家樓的軍警有數百人，曹汝霖沒說有軍人，只說有三四十名徒手的警察；而羅家倫卻說在曹府"門口站著一大隊荷槍實彈的警察"，也沒提及有軍人；北大學生范雲所看到的情況是："曹家的大門關得緊緊的，門外站著四個拿槍的警察。"

　　北京工專學生尹明德說，軍警是在曹府大門內："曹宅早有準備，前後門都緊閉，內有一百多名軍警保衛。"他看到的軍警是有武器的，但對學生"也不敢幹涉制止，持槍直立，呆若木偶"；另有時人所編《五四》一書則說"（曹汝霖）卒於3時頃偕章宗祥同歸趙家樓私宅，並囑吳炳湘派警察二百名至其家保護"，但警察對學生"皆束手不理"。

　　比較一致的說法是，警察對學生頗為同情，對阻攔學生不太賣力。如果換了是小段的北洋軍隊，豈容你幾個學生娃"說服教育"、"包圍繳械"？早已機關槍伺候、刺刀見紅了。幾年後的"三·一八"，在執政府門前，他們就是這麼乾的。

警察一時間想不出阻擋學生的辦法，只好用石塊堵塞曹府大門。"頃刻之間，吶喊之聲，越來越近。有頃，見白旗一簇一簇在牆外出現。"曹汝霖所述現場氣氛，緊張刺激，有如電影一樣，"父親囑咐我躲避，但我家房子的建築是一排平列的西式房，無處可躲。正在這時，忽有一石朝我父親飛擲過來。幸虧丫環用身子一擋，打中了她的背脊，腫痛了好幾天。若打中我的病父，就不堪設想了。我趕緊扶我父親進屋。我於倉猝間，避入一間小屋（箱子間）。章宗祥由僕人引到地下鍋爐房（此房小而黑）。"

　　學生們開始衝擊大門，但沒沖開，正準備離去，忽然有五名學生爬上圍牆，打爛了一扇窗戶，鑽進院里。這完全出乎總指揮傅斯年的預計，激進學生們預謀的"大暴動"，終於把火藥點燃了。示威活動開始失控。

　　這五名學生的英勇行為，遂成了五四運動由和平示威，演變為暴力示威的轉捩點。而這五名學生的身份，也一直成為眾說紛紜的話題。綜合各家說法，他們有可能是：北大理學院的蔡鎮瀛、北高師學生匡日休（互生）、傅斯年的弟弟傅斯岩、易克嶷、江紹原、高等工業學校一姓水的學生等人。

　　當他們從破毀的窗戶"滾入曹汝霖的住宅"后，看見院內有十幾個全副武裝的衛兵，"已被外面的呼聲鼓掌聲震駭，並且受了跳進去的同學的勇猛的感動，已喪失了用武的膽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刀，退出裝好的子彈，讓繼續跳進去的五個同學從內面把那緊閉重鎖的後門打開！後門打開之後，如鯽如鱗的群眾就一擁而入"。

　　取下刺刀、退齣子彈這些細節，是否確有其事，還是一種文學描寫，殊難判斷。但他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說法，即他們不是從前門，而是從後門進入曹府的。學生們到處搜查曹汝霖不獲，遂搗毀了許多傢具和瓷器以泄憤。

　　據范雲說："有人在汽車房裡找到一桶汽油，大家喊著'燒掉這個賊窩'。汽油潑在小火爐上，當時火就燒起來了。" 但更多人的說法是，縱火者是匡日休，而且是有備而來的。北大學生蕭勞說："我行至曹家門外，看見穿著長衫的兩個學生，在身邊取出一隻洋鐵偏壺，內裝煤油，低聲說'放火'。然後進入四合院內北房，將地毯揭起，摺疊在方桌上面，潑上煤油，便用火柴燃著，霎時濃煙冒起。我跟在他們後面，親眼看見。大家認得他倆是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 如果他沒看錯，那縱火者的煤油是從外面帶進來的。

　　羅家倫在曹宅內也看見，"有兩個學生，自身上掏出許多自來火來，如果他們事前沒有這個意思，為什麼要在身上帶來這許多自來火呢？"

　　當匡日休準備放火燒屋時，北大學生段錫朋大驚失色，連忙跑來阻止："我負不了責任！"匡日休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說完，順手就把寢室內的蚊帳扯下來，划火點燃了。

　　火光和黑煙頓時衝天而起。曹汝霖半身不遂的父親、妻妾和傭人，紛紛奪門而逃。學生們沒有為難他們，都讓他們走了。章宗祥聽見著火，被迫從鍋爐房逃出，卻被學生逮住，見他西裝革履，以為是曹汝霖，便圍上來用磚頭、鐵棍痛打一頓。中江丑吉拚命護著他，也被學生們打得七葷八素。

　　打過章宗祥后，學生們因怕出人命事情鬧大了，都跑出門，四散而去。羅家倫、傅斯年、匡日休等學生領袖，夾在人群中跑出曹府。這時救火車和水夫都趕來了，忙著撲滅大火；大批憲兵和游緝隊也趕來了，警察吹起了凄厲的警笛。到處是尖叫聲、雜沓的腳步聲、憧憧的身影，煙霧瀰漫的衚衕，在夕陽中混亂不堪。

　　一位記者被這種驚心動魄的群眾場面震撼了，他寫道："吾人驟聞是種消息，幾疑法蘭西革命史所記載恐怖時代一般亂民之暴動，及路透電所報告布爾札維克黨人在俄國各地之騷擾，又發見於吾華首都。" 這位敏感的記者，已經嗅到"革命"的火藥味了。由於發生闖私宅、縱火與毆打官員一連串事件，事態迅速惡化，原本對學生態度友好的警察，也不得不採取鎮壓行動了。

　　軍警旋即在東交民巷宣布戒嚴，在趙家樓也開始捕人了。走在後面的易克嶷、許德珩、江紹原、楊振聲等32名學生被抓，軍警把他們兩人一組捆綁起來，用板車押往步軍統領衙門。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後又是一條英雄好漢！"

　　吳炳湘也趕到趙家樓，親自向曹汝霖道歉，並把他們全家護送到六國飯店。曹府的火被撲滅了，但東院一排西式房已燒成瓦礫，只剩下門房及西院一小部分中式建築尚存。章宗祥身受數十處傷，腦部受到震蕩，然並無生命危險。

　　被捕學生當晚關押在步軍統領衙門的監房裡，不許走動，不許交談。許德珩描述囚室的環境："極其擁擠骯髒，只有一個大炕，東西兩邊各擺著一個大尿桶，臭氣滿屋。每半小時還要聽他們的命令抬一下頭，翻一個身，以證明'犯人'還活著。"這位壯懷激烈的年輕人，作了兩首詩以表心意，其中一首云：

　　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

　　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

　　鋤奸不惜死，來把中國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