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睹為快：《中國不高興》部分內容

作者簡介

　　宋曉軍 CCTV、鳳凰衛視特約軍事評論員曾在軍校學雷達和聲納，做過海軍通訊軍官，后變身央視和鳳凰衛視的著名軍事評論員。善於在錯綜複雜的信息和氣味中偵知威脅所在，探尋強國之路。作為當代廣大軍事迷之精神領袖，鄙薄一切清談不務實之「文藝腔」。

　　王小東 中國民族主義領軍人物 1978年考上北大數學系。大學頭兩年成績上乘，后厭煩，不讀數學，只讀英語小說。畢業時去考經濟管理，旋即為公家發配日本，回國后群戰統治主流學術的「 逆向種族主義」，有人厭恨，有人封堵，然無人能忽略其能量。

　　宋強主撰《中國可以說不》的「小平頭」之一，做過記者、圖書編輯，近年策劃總撰的「記憶」「往事」電視作品獲得好評。認為自虐的歷史觀篡改記憶，導致失敗主義和新的「動物農場」。

　黃紀蘇 劇作家，社會學家，《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副主編。話劇《切•格瓦拉》編劇。

　　劉仰學者、資深媒體人，游刃於文化、歷史和經濟領域，理性剖析和感性表述各有精彩體現。

目錄

　　

第一部分 中國為什麼不高興

一、必須正視的「內政憤懣」
二、事情正在起變化：2008年西方的「天鵝絨」試探中國的「鐵手套」（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三、缺乏外部選擇壓，中國不高興的癥結（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四、2008，神鬼莫測
五、回望2008：我們不需要短暫的亮光
六、該由西方正視中國「不高興」了
七、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識精英主導一個國家的精神品質
八、大目標、現代化與「文藝腔」（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九、「文藝腔」測不準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十、「文藝腔」之後可能就是兒童腔與娘娘腔（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第二部分 中國的主張

一、英雄國家：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具有的心理指標（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二、美國不是紙老虎，是「老黃瓜刷綠漆」（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三、中國無法不顯其大（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四、持劍經商：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
五、解放軍要跟著中國核心利益走
六、金融產業比重過大是腐朽的標誌（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七、把住強盛大國的命門（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八、不能任由美國綁架世界（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九、打 倒拳王，打碎拳壇：建立新秩序從逼迫內部高尚做起
十、「趁火打劫」：托起我們的技術水平
十一、我們的拷問：西方為什麼不能改變生活方式（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十二、走一條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路
十三、歷史會不幸證明，奧巴馬拯救不了美國（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十四、中國對西方：「有條件地決裂」
十五、不能再搞「輪盤賭」：把中法關係實質性降低（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十六、薩科齊見達 賴：了無新意的遊戲（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十七、論「優秀的中國人」：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十八、愛國，關乎吃飯問題
十九、中國可以不說

第三部分 放下小菩薩塑偉大之目標

一、時代病相：精英們怎樣營造「活地獄」
二、自我矮化的哲學這樣大行其道（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三、自由民主「先賢祠」里的先生們在販什麼私貨
四、他們永遠是精神上的侏儒（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五、睜大了眼看未來：復興傳統不能走歧路（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六、大目標從哪裡誕生（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七、猥瑣心態支配下的文化世相（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八、錢鍾書：輕薄浮躁文化氛圍里誕生的「泰斗」
九、王朔熱：民族精神下行期的典型癥候
十、王小波的「門下走狗」們，應該長進長進了
十一、王小波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虛偽、最醜陋的神話之一
十二、一個正常的社會，動物性還是少一點為妙（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十三、這個時代的學術腐朽（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十四、切勿去學香港「管家文化」（下面已有此章節內容）
十五、火燒樓垮，又到了想象未來的時候
書摘插圖

　　事情正在起變化：2008年西方的「天鵝絨」試探中國的「鐵手套」

　　◆ 宋曉軍

　　「小字輩」不高興，後果很嚴重

　　中國和西方之間的關係，原來可能有很多東西比較模糊，用學者的話說就是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漸開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奧運會火炬海外傳遞事件，引起了國內外很多階層的關注。它最不確定的是，沒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國年輕人的表現會如此勇猛果斷，具有行動魄力，有知識、有文化的年輕人能夠做出如此迅速的反應。是什麼讓他們迸發出了瞬間凝聚的力量？這個問題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這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奧運會火炬傳遞所導致的中國年輕人的反彈，包括抵制家樂福等。應該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動不是當年義和團式的，年輕人是根據自己的知識結構理解中國歷史和現實來做出反應的。雖然現在的評估還不可能太精準，但這是西方在改革開放30年來第一次看見中國年輕人的反彈。

　　也許在西方人士看來，一個奧運火炬傳遞算不了什麼，實質上並沒有侵佔中國太大的利益，因此這種反彈讓西方立即表現出了驚訝的姿態。

　　這次年輕人在各個城市抵制家樂福的一個特點，就是馬上付諸行動，立即以行動跟西方對抗，而且目標選得很准，誰搞我厲害我收拾誰。如果沒有這次行動，很難說會有中國政府在2009年達沃斯論壇上採取的冷落法國的舉動。這種以年輕人的反應為主題的具有統計意義的價值選擇，對中國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動作用，是不是一種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特色」產品呢？我個人理解是這樣的。特別是在最近這20年，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直在為國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養西方國家過著奢侈的生活，可以說這種物質文化的形成和積累，是中國年輕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應的一種條件和催化劑。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給中國上層調整的機會。否則，奧運會很可能會變成一場中國與西方之間「廝殺」的戰場，而在這個戰場上中國的年輕人的表現，將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更難以抹去的一頁。

　　美國這一次確實是比較蔫，奧運會開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戰爭打響了，美國至少在5天內無法判斷俄軍會不會打到喬治亞首都第比利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在奧運會上鳴鑼收兵了，沒有在奧運會後跟中國過不去。鬧得最厲害的是法國，中國年輕人馬上以行動抵制了具有商業象徵意義的家樂福，非常直接。當時我寫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時的《大眾生活》雜誌封面貼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國面臨全面戰爭威脅前夕，青年學生最大的一次反彈的情景。

　　這種看似有些激進的行動，背後的驅動力是什麼呢？半年多后，經濟危機發生了，中國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積累下來的財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這是不是一種新的「戰爭威脅」呢？我感覺，這是一種年輕人面對西方可能再次對中國盤剝的預警式的反彈。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火炬事件后的年輕人反彈成為了中國與西方關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誌。這件事好像沒有1999年中國大使館被炸時那麼激烈，可如果反退到 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這種反彈的能量，那會是一個多麼驚人的程度！

　　從1999年到2008年，這是一個動態的文化變遷過程。這期間有兩個軍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館」；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機」。這兩件事情當時主流媒體並沒有大幅報道，但卻成了互聯網上年輕人主要討論的話題。網上的話題，實際上為2008年的反彈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沒有人察覺這種具有統計意義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彈出來時，中國人沒有料到，西方人也沒有料到。它的意義並不只是西方欺負了中國，中國年輕人為了一時的尊嚴反彈一下，而是從90年代到現在一直積累的東西突然爆發出來了。毫無疑問，那些把「顏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練的西方人在琢磨這個事，在做大量的統計工作。因為資本主義擴張的矛盾要通過各種方式，包括產業轉移、金融工具和針對后發國家年輕人的 「顏色革命」，來維持它的優勢。不論是利用中國的市場也好，利用現代化進程的慾望也好，總之，西方需要對中國進行一種符合他們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 2008年的這個突然爆發，使他們發現，把中國塑造成他們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個巨大障礙。這一點隨著中國與西方結構性矛盾的顯現，就成了非常關鍵的因素了。

　　2008年年輕人的反彈，實際上蘊含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歷代中國人的文化積累。為什麼是1840年以來的文化積累，積累到了這一代人遇到了這樣偶然的事件，迸發出這種劇烈的能量呢？它的統計意義在哪兒？在我看來，它跟1999年「炸館」之後個別大學生上街遊行有非常大的區別，它的號召力量、組織力量和響應程度遠遠超過了1999年那一次，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轉折。我總感覺這次年輕人反彈的背後，有一種他們是在為自己的未來爭取的動力，也就是說，他們感覺到了如果再這麼對西方軟下去，他們自己的未來將被閹割和剝奪，這可以說是他們第一次將個人的未來與國家的未來聯繫在一起的一次迸發。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發現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是同生共進，並以一種激烈的方式表達時，這很難說不是一個時代轉換的信號。

　　另外，對於精英層來說有壓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后逼著富人捐款的問題。有一些年輕人跟我講：我把自己工資的1/3都捐出來了，我排了兩個小時隊獻血，我就是要他們捐這麼多錢，我就認準逼捐是對的。逼「高尚」，有人指責這是「綁架」，就綁架了！怎麼著！年輕人說：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須高尚。王石為什麼栽了這麼一個大跟頭，就是對這個東西不敏感、沒認識。總的來說，精英受感動了。地震后大家齊心協力，做得不錯，領導人表現得更不錯。現在的關鍵是你高尚了，你原來沒高尚的賬被翻出來了。

　　這種強壓是一種積極現象。

　　所有成年人都沒有想到，原來認為是半吸毒狀態沉迷於網路的80后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這個年輕人階層形成的政治壓力不能忽視，因為他們的行為體現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動向。從文化意義上看，這種 「高尚」是從底層年輕人甚至海外、邊緣的年輕人開始向上、向中心蔓延的。

　　地震之後我碰到劉歡，跟他一塊聊天，他剛從美國回來為四川地震捐款，但當時中央電視台接受捐款不能划卡，必須是現鈔。後來劉歡就急了，都下午3點了，還有兩個小時，到哪兒弄去啊？沒辦法，助手說去招商銀行，劉歡一起去了。本來一下提50萬現金確實是違反規定，要預約的，後來招商銀行認出了劉歡，又聽說急著為地震捐款，銀行工作人員立馬把50萬現金給提出來了。後來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劉歡一個大口袋，往捐款箱里裝。這些微小的細節，雖然是一種小小的高尚，但體現出來的就是一種文化蔓延的結果。當時有一些明星沒捐多，被人罵，要麼當時不知道一定要現金，不是太小氣，要麼就是來不及了。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社會在年輕人保衛奧運火炬時突發的高尚帶動下，形成了一個「場」。很多人投資的是金錢，回報的是與年輕人一起「高尚」了一把。這讓人看到了，即便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裡，來自底層的壓力還是可以產生 「高尚」壓力的。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之前年輕人保衛奧運火炬的高尚行為，後來汶川地震時那種「全民高尚」不會來得那麼快、那麼猛烈。從軍事角度看，這就是一種動員與組織能力。其實西方一直在那兒嚷嚷「中國軍事威脅論」，這一次我想他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麼是威脅。前不久，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來中國訪問，去國防大學時，中國軍官為他介紹中國軍事的基本情況，當時我一個朋友在場，他說，只有當介紹到中國的戰時兵員動員能力是1.3億人時，美國太平洋司令的表情才微微變化了一下，而說到其他東西時，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民間的力量，情緒的燃點，對內政外患都是一種強壓。

　　當然不能說民間高尚整個社會就全部高尚了，反覆地這麼逼，最後就有可能實現社會總體高尚化，因為外部施加了壓力，並且逐漸強大，民間就反彈。最典型的就是抗議火炬傳遞在法國受阻這件事了。攔火炬這個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樂福，咱不管堵家樂福對還是錯，是否符合國家的政策，這確實是最直接的反應，行動主義式的反應，而且外交部發言人也沒有說不對。

　　我們的財富：1840年以來的歷史痛苦

　　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產業結構被迫調整，中國與西方的結構性矛盾會越來越多地讓年輕人 「不高興」，而這種「不高興」的催逼，就會產生高尚，高尚的東西多了自然就會尋找大目標。火炬事件最大的標誌，就是中國產生大目標的土壤出現了。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在審視自己未來的同時，發現與國家發展的大目標有某種關聯時，離大目標的形成就不遠了。

　　冷戰之後，西方的擴張模式我們已經很清楚了，用理念傳播去顛覆后發國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確打擊的方式去摧毀這個制度，進而完成它的擴張模式。當然它的擴張模式也發生了變化，也就是所謂的後現代的方式。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最關鍵的就是，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原來是通過一種大規模的戰爭，來清除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也就是過剩的產品和人員，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基本都是這樣。後來，核武器這種無差別殺傷的武器問世，把它原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戰爭模式給凍結了。

　　一方面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興起，西方要調整勞工福利，與蘇聯進行意識形態博弈；另一方面就是通過顏色革命或者精確打擊的方式，去摧毀作為障礙的制度和他們不喜歡的領導集團，去摧毀一種看似抽象的制度化的東西，這種東西在冷戰後體現得特別明顯。當然，這背後主要還是粉碎一些國家的工業化成果，美國的方式就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產業轉移。與金融工具和產業轉移相配合的，是對一些國家的捧殺，比如中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美國在經濟上捧中國，讓你壓低加工貿易的勞工工資，向他們供應廉價日用商品，維持他們研發、演練金融工具的經濟環境，同時拿著金融工具賺來的錢維持著手中劍的優勢，比如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這次金融危機大家看出來了，特別是年輕人，終於發現被人家賣了還替人家數錢的狀況，在我們身上殘酷地發生了。這可以說是2008年度年輕人不高興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這種清除障礙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別人的時候，我們有些中國人還跟著歡呼。米洛舍維奇也好，薩達姆也好，無論說他是專制也好，獨裁也好，都無所謂，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運轉。西方要麼用顏色革命的方式，要麼用精確打擊的方式，要麼兩種手段都動用，比較典型的是南聯盟，南聯盟是通過什麼方式呢？是先打后解除。先打，打得差不多，然後一個顏色革命把你甩掉，就是雙重使用。1999年的時候美國先用精確打擊摧毀南聯盟，然後在 2000年又玩了一次顏色革命，把米洛舍維奇甩到了海牙法庭，這可以說是最成功的版本。美國沒有必要摧毀你太多的工業資源，因為它下一步還要完成產業轉移。產業轉移之後，那麼我下一步怎麼玩呢？下一步就是金融工具，通過金融工具來吸取你工業製造業的利潤。如果你的制度和領導層還要阻礙我的擴張模式，我就用精確打擊或者顏色革命幹掉你，然後扶植一個精英層，讓你來給我做產業轉移的基地，同時給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個吸取利潤的階梯。

　　這是後現代資本主義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個非常標準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礙我，我就搞掉你。當然，美國最害怕的還是核武器，為什麼他們對伊朗、朝鮮核問題那麼重視？如果說當年南聯盟有核武器的話，那結果就可能不一樣了。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因為印度的恐怖襲擊可能鬧僵了，這兩家都有核武器，特別是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國家唯一擁有核武器的，金融危機在這裡會不會成為引發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從中國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對付中國，無非就兩點：第一就是用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遲滯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拚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個操控你。當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對他開放產業轉移的通道。當年我們沒有1929年時蘇聯那樣的機會，藉助西方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低價買那麼多技術、設備，雇傭那麼多西方工程技術人員。我們要實現現代化，只好充當人家產業轉移的基地，所謂「用市場換技術」。但是，應該說我們在決定這樣做時並沒有精打細算，也不可能有設計精細的戰略指向：總有一天我要超過你的「大目標」。這一點，無論是德國、日本還是當年的蘇聯，都做得比我們好。雖然他們在趕超先發工業化國家時，犯了很多的錯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後來的后發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就只能給人家當附庸。

　　好在我們有1840年以來的歷史痛苦，讓我們在1949年後快速搞出了「兩彈一星」，而且在人家對我們產業轉移的同時用金融工具吸我們利潤的時候，核武器這個東西沒有被粉碎。這一點，對中國非常重要。

　　對遲滯大國的核武器這一方面，在2008年8月8日發生的格俄衝突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原來美俄在核力量上本來是基本平衡的，但美國霸王硬上弓，非要在東歐建立反導系統，要在俄羅斯洲際導彈的起飛段攔截人家，最終破壞這種冷戰期間雙方用錢夯出來的所謂「恐怖平衡」，所以俄羅斯只能想盡一切辦法用反擊的方式維持平衡，維持雙方平等的地位。這一點，隨著美俄兩國的戰略博弈越來越明顯，在軍事上的爭鬥一定會像連續劇一樣上演，這讓中國年輕人看得很清楚，而他們自然會思考俄羅斯為什麼要這麼做。

　　俄羅斯完成了工業化，並且在冷戰期間積累了大量的軍事技術資源，所以西方的戰略是全面粉碎，通過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在北約範圍內把你圍住，使得你的核武器這個看家本事失去效能，最後達到你不能使的程度。因為按照美俄的談判，雙方的核彈頭要裁減到 1700～2200枚，然後再談，將核彈頭降到1000枚。俄羅斯說我們可以不幹，但是不幹，美國也有招兒：別的地方我就制裁你，我就折騰你，一折騰你，老百姓就煩你，煩你你就得下台。當年俄羅斯軍官為什麼稱戈爾巴喬夫為「導彈脫衣舞總統」，把葉利欽稱為「用核安全換酒喝」的總統，就是指俄羅斯當時在西方的各種壓力下主動銷毀了一萬多枚核彈頭。你不銷毀不行，我有別的辦法，斷糧斷水，讓你吃不上喝不上，在你的內部支持反對力量，反正讓你不舒服，讓你的民眾不舒服，讓你的政權失去合法性。但問題是，這次美國的野心太大了，明明自己十幾萬軍隊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還要在東歐部署彈道導彈防禦系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保羅·克魯格曼新出了一本書《美國怎麼了？》，裡面說得很明白，就是布希政府的政治不正確，利用「9·11」滿足了石油和軍工利益集團的需求，根本沒有把打擊恐怖主義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綜合考慮。但是，布希政府的新保守主義精英們，在俄格衝突上暴露了美國真正的「大目標」，這讓俄羅斯這種有過「大目標」的國家後背發涼。應該說，這是布希政府的「大目標」把俄羅斯逼上了一條探索「大目標」的道路。而從俄羅斯的資源來看，它不在軍事上回到蘇聯時代是不可能的。看看最近俄羅斯拚命試射洲際導彈、在冷戰後首次派軍艦訪問拉丁美洲，這都有前蘇聯的影子。

　　撕掉西方的面紗，打通「不高興」之脈

　　2003 年5月，一直在前蘇聯被禁止的美國披頭士樂隊到了俄羅斯的紅場開了演唱會，本來規定是2萬張票，結果12萬俄羅斯年輕人擁擠在了紅場狂歡，而最讓年輕人激動的是樂隊主唱保羅·麥卡特尼演唱的他在1968年創作的《回到蘇聯》。從網上的錄像上看，全場瘋狂的俄羅斯年輕人在他演唱時，揮舞著前蘇聯的鐮刀-斧頭國旗，高聲喊叫，而當時普京就在場。他隨後在俄羅斯紅場閱兵時，把走在最前面的打的旗子又換成了當年蘇聯軍隊插上德國議會大廈上的那面旗子。這個細節，充分說明俄羅斯在西方的壓力下，運用新的軟實力在年輕人當中建立「大目標」的操作。

　　從軍事角度看大國間的博弈，是中國重新建立商戰「大目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事實上，目前美國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緊部署「宙斯盾」反導驅逐艦（美國18艘、日本5艘），同時美日雙方準備共同開發的射程500公里的攔截彈，正是未來要對中國洲際導彈在起飛段就進行攔截的。可是像這種關係到未來國家安全的重大動向，似乎只能在軍事論壇和少數軍事期刊里討論，只有喜歡軍事的年輕人會看到，而在學術界很多人都不把這種威脅作為邊界條件來研究中國未來發展的問題，只是一味地談經濟，而談經濟的背後就是利益至上的邏輯和個人主義文化，因此在主流的政治生態中，缺乏「大目標」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現在金融工具玩砸了，讓民眾看出了一些東西。西方產業轉移在金融工具之前，有一部分比較實體的東西，就是所謂的「世界工廠」，讓中國生產低端的東西，然後在中東和中亞控制石油。同時，在你變成「世界工廠」后，粉碎你自主工業的那部分。

　　粉碎你自主工業的辦法，首先是扶持你的加工業，利用你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土地資源來扶持你的低端產業，然後用金融工具來碾碎你的高端自主工業，這是對付中國的辦法。通過金融工具，讓你吃金融偉哥和金融催情葯，使得你的大量資本不能投入自主工業，一方面進入金融這個賭場讓他們抽走，另一方面通過出口換匯變成他們的債券。現在的結果是他們把金融工具玩砸了，民工返鄉潮出來了，中國股市也砸了，這就給我們的因保護奧運火炬而誕生的「中國四月青年」，在5個月後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西方模式教育課。原來讓自己不高興的東西，先是一種大感覺，可是為什麼不高興呢？這一回，一下子突然打通了，想明白了。2008年真是太神奇了，看看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年輕人關於中國要不要購買美國債券救美國經濟這件事上的反彈，實際上跟火炬的事情接上了。

　　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決定向台灣出售65億美元左右的武器，當時網上年輕人都反對購買美國債券。雖然有些學者從經濟學和現實主義的視角看，認為年輕人是意氣用事，但是當時他們也不敢公開出來講，官方至少當時也馬上否認再次購買美國債券的事情。

　　其實這裡隱含著一個潛在的邏輯，就是大人沒有把事情做好，結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來為自己的疏忽買單的問題。而一旦小孩看清了這一點，問題就出來了。在金融危機后，很多政府官員忙著討論如何到華爾街挖「金融人才」的時候，網上的年輕人卻在熱烈討論甘肅星火機床公司用200萬歐元收購法國索瑪數控機床公司 81%股份的事情，他們深知要單獨購買五軸數控機床技術對於中國來說是多麼難。這對中國突破薄壁結構、形狀複雜的航空、潛艇發動機加工技術等瓶頸意義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這些年輕人幾個月前可能就是在網上號召抵制家樂福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是有些知識精英所說的義和團和紅衛兵，那他們應該凡是法國的東西就都應該砸了啊。可見，事情並不是上一代人憑藉自己的歷史記憶想象的那麼簡單。

　　2008年，在俄格戰爭爆發期間，我曾經就俄羅斯80后的狀況寫下這樣的話：

　　「 儘管蘇聯解體后的這一代俄羅斯年輕人對國家的歷史還缺乏深入的了解，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在童年中曾有過相似的苦澀記憶——1991年蘇聯的解體讓他們的祖父母和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積蓄。這些年輕人既不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動蕩的前蘇聯迷失的一代，也不是俄羅斯作家維克多·佩列文筆下預言的前蘇聯解體后精神空虛、消費至上的『百事可樂一代』。這些伴隨著互聯網以及嘻哈歌曲成長起來的俄羅斯年輕一代完全成了普京對外強硬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但是他們拋棄了那種公文式的說教語言。對於這些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來說，說唱樂、健身操、新奇的夏令營以及先進的計算機實驗室更有吸引力。」

　　全世界都聽到了，俄羅斯的青少年一代唱起這樣的歌：

　　15年前，當我們的國家毀於一旦

　　他們嘲笑我們

　　我們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積蓄

　　沒有退休金

　　沒有未來

　　但是，現在我們重新站起來了

　　現在，我們要行動，我們將會更加堅強

　　因為我們的祖輩曾經在戰爭期間流血犧牲保衛祖國！

　　2008年，我們的領導人也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了。可在此前一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脫褲子的電影《色·戒》居然可以上演，這說明我們的高層也有所變化，這種變化與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有關係。

缺乏外部選擇壓，中國不高興的癥結

　　◆ 王小東

　　耳光能把我們摑醒嗎

　　2008年中國的幾件事情使我們形成了對世界形勢的展望，有兩件事給我印象特別深刻。這兩件事，一個是中國三鹿奶粉問題，另一個就是美國金融危機。這兩件事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並不是危言聳聽，都很具有象徵意義和代表性。三鹿奶粉無論如何都可以說是一個代表性的事件，體現了中國這個社會或者是文明現在所遭遇的巨大問題。不僅僅是三鹿奶粉，幾乎所有的奶粉都出現了問題；不僅僅是奶粉，而是幾乎所有的食品都出了問題。到了21世紀，我們有這麼龐大的政府機構，而且人家都說我們是一個威權主義國家，是一個可以令行禁止的國家，竟然不能及時處理這樣的問題。這反映的是中國文明的衰退和崩潰，而美國的金融危機則反映的是美國社會的衰退和崩潰。我覺得這都是明顯的預兆。

　　我們的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總是在講：我們領導層、我們精英層如何如何好，靠他們就行了。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在這個時候毫不留情地打了他們一個耳光，用事實告訴人們，他們過於樂觀了。

　　應該說，中國的精英，在世界上肯定不算最不稱職的。有朋友去東南亞，約好了見面時間，人家經常會晚五六個小時才來。一位朋友跟我說過，他去印度訪問，印度人問：你們修高速公路怎麼那麼快，你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太棒了、太快了。朋友回答說：我們基礎設施建設貪污很厲害，很多工程款被貪污掉了。印度人問：大概貪污了多少?我的朋友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他大概估摸著說：5%吧（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款基數大，5%當然是很大的數額）。印度人笑了：你們太廉潔了，我們是反過來，95%被貪污了。（我想這也只是個估摸，只是表示很多而已。）朋友很奇怪：95%被貪污了，那這工程還能幹嗎？印度人回答：我們有轍兒，不是有民主嗎？用民主程序把這個工程給攪黃了，不修了，95%拿走，5%攪黃這個工程。我講這個插曲可決不是反對民主，但民主作為一個工具，確實也得看是誰用。

　　實事求是地說，跟某些第三世界國家比的話，我們國家的精英層還算是好的。從這個角度講，中國還行。但是我認為，像我們這麼大一個民族，13億人在這個世界自立，在能源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不能以這樣的低標準要求自己。坦率地說，將來一旦出現爭奪能源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局面的話，那些民族的下場是非常悲慘的。我們要比他們強得多才行，我們必須是世界上最好的才行！

　　外部大的打擊恐怕不會等太久就來了。這個大的打擊是對我們人類而言，就是石油等自然資源的枯竭。

　　美國人斯蒂芬·李柏和格倫·斯特拉西寫了一本書《即將來臨的經濟崩潰》。這本書講，現在很多人在扯淡，說什麼現在世界上的重大問題是環境問題、氣候變暖等等，純粹是胡扯，連他17歲的兒子都看出來了，這些問題都是胡扯，真正的問題是自然資源的枯竭。現在地球上的石油，恐怕不夠把世界變暖多少了，也就再用個二三十年吧，這還得以人類對石油的消費不是特別快速的增加為前提。那麼有沒有替代的辦法呢？其實現在根本看不出來。這本書說：有一些人很樂觀，只要石油價格上去，我們就會把油給找出來。這是胡說八道，事實上這些年基本上沒有發現太大的油田，而找石油的科技水平卻越來越高，花費越來越大，這恰恰就證明石油在地殼裡越來越難找了，真的是沒有了。科技那麼高，花那麼多錢去找，你怎麼還找不到呢？過去可不是花這麼多錢去找的，過去的科技水平比現在低多了石油都能找到。所以說，再找到大量的石油資源幾乎沒有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要大量使用石油，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這是誰也攔不住的。再說，憑什麼攔住我們用？中國有一些環保主義者，包括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說中國應該節約，應該天人合一（辟穀好不好啊？），把石油省下來。這個觀點看似高明，其實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實踐上也是極其有害的。

　　第一，這沒有什麼可行性。說這樣話的人自己都住著大房子，開著車呢。他們自己不身體力行，減少石油的消費，要我們減少，非常的虛偽。最虛偽的就是美國的前副總統戈爾，他的房子一個月用一萬多度電，竟然因為環保拿了諾貝爾獎。環保主義者這德行還真不少，所以宣傳環保，不管是西方的宣傳還是中國的宣傳，往往都是扯淡，人性如此，收不住。

　　剛才講的是全人類角度，再來看第二點。從中國人角度來講的話，我們省下來有用嗎？我們省下來的能源不是被西方人消耗掉了嗎？在今天這樣的世界格局之下，誰先省誰先死！也就是說，誰想節約能源消費的話，肯定先從地球上被淘汰掉了，因為你不發展了，不發展就要落後，落後就會被別人淘汰掉。在這個格局之下，人類不大可能通過節流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能源問題。開源呢，找替代性能源？我覺得像煤炭、天然氣、油砂什麼的沒必要再講，那些化石燃料最多延長一點時間。核能也不行，《即將來臨的經濟崩潰》里就講，如果我們全力發展核電站的話，鈾在6～30年之內就會被用光。真正可持續的應該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可再生能源現在的情況非常不樂觀。水力，人類大規模開發利用有幾十年了，也發展得差不多了。還有生物質能（人類最早利用的其實就是生物質能：砍樹），這幾年發展生物質能，搞得糧食價格暴漲，發達國家把玉米燒了開汽車，發展中國家的人就得餓死。將來有沒有可能突破？比如說在海里用海藻生產生物質能什麼的，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其前景如何。風力稍微有點希望，但是占的比例也不高。如果真的準備依靠風能，需要現在就拚命造風能發電機了。前段時間國內有人開始大面積忽悠太陽能電池板能解決問題。我查了一下資料，這個希望非常渺茫，現在技術上還看不到突破。根據美國能源部的資料，到 2030年，太陽能電池板發電最多佔到美國能源使用的1%，這是來不及的。就算按照那些忽悠人的說法，把塔克拉瑪干沙漠全覆蓋了，把亞利桑那州沙漠全覆蓋了，這個施工量得有多大？施工的當中又要消費多少能源？全都是問題。為什麼中國一幫人出來忽悠太陽能電池板可以解決世界能源問題？說穿了，是因為有不少中國企業上了大量生產技術水平並不高的太陽能光伏電池板，所以要大造輿論，就是這麼回事。

　　如果能源問題就是解決不了，怎麼辦？沒辦法，文明只能退回去，現在的複雜文明維持不下去，就退回到簡單文明去。這也是《即將來臨的經濟崩潰》一書中的觀點。

　　中國人最不習慣「文明退回去」這個觀念。因為自有文字歷史記載以來，中國文明基本上沒有大的倒退。當然，在每次改朝換代的時候，往往都有人口的銳減，文明的相對簡單化，但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還都只能算是小的倒退。我們近現代100多年也可以算小的倒退，但如果是以文明史的尺度來看，還是算不上倒退。但就整個人類來說，不要說倒退，文明滅絕了的事也不少，歐洲就有大的倒退。根據一些西方學者的講法，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經過一千年以上的時間才恢復到羅馬帝國當時的水平。中世紀的歐洲文明是非常簡單的，根據基佐（就是《共產黨宣言》裡面挨罵的那個基佐，他是個歷史學家，也是個政治家）講的《歐洲文明史》，當時歐洲的社會基本狀態，大致就是領主的幾口人之家，外帶幾個僕人、一些農奴及依附的少數自由民等等，這就是一個政治單位了，非常簡單，生產力極其低下，生活極其艱苦。我們知道羅馬人愛洗澡，澡堂子修得很漂亮，可中世紀直到近代，歐洲人是不洗澡的，法國國王半年才洗一回澡。所以，文明是可以退回去的。文明也會滅絕。比如說由於能源的耗盡，文明滅絕了，這不是什麼非常罕見的事，復活節島的文明據說就這麼滅絕了。

　　復活節島文明怎麼滅絕的？復活節島上的統治階級形成了一種傳統，就是比誰的石像造得更大，造得越大就越能凸顯首領的崇高地位。問題來了，要把石像立起來需要用繩子拉，而繩子是用樹皮做的。結果 300年中，為了拉石像把樹砍光了。砍光了樹木，他們就失去了眾多的食物來源，也沒法造獨木舟了，不能去深海打魚了。我們可以把樹看作是島上的能源，能源耗竭完，文明也就滅絕了。

　　總之，文明是可以滅絕或倒退的，比如歐洲，還有樓蘭、北印度文明等，沒什麼稀奇的，只不過中國人不習慣而已。歐洲人比中國人習慣多了。

　　「現在很爽」是自欺欺人

　　為什麼我老責備文化保守主義、政治保守主義那一套呢？因為他們的意思就是「現在就很好，現在挺爽」。問題是不但現在很多人沒爽，而且還越來越不爽。

　　我們能明顯看到，把經濟放開一點，中國的人才在經濟領域就能馳騁，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適合經商，比如說，有一些人適合從政，有一些人適合搞學術，有一些人適合搞文化、搞娛樂或者搞傳媒，在這些領域如果沒有民主，不準競爭，安分止爭，誰也不會服氣。大家明著看一群笨蛋在那個位置上坐著，卻不能跟他們競爭。有那麼多人明明比他們強一萬倍，卻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大家心裡能好受嗎？

　　奧運會之後的三鹿奶粉事件對中國人的愛國心打擊非常大。上級領導最喜歡的是「鳥巢一代」，既愛國又聽話，「火炬一代」（其實和「鳥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體）可能不夠聽話，不夠馴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來，民意擺動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彈了，很氣憤，說：「我們三四個月前上街很傻。」這件事充分反映出現階段的精英腐敗，給中華民族凝聚力帶來巨大的問題。

　　「神七」上天，歡呼的非常多，中國人的愛國心算是扳回一點，但是三鹿奶粉事件的打擊已經大到「神七」無法沖喜的地步。三鹿奶粉事件出來之後，再說批評外國人，包括批評日本人，年輕人馬上不接受了，說「你先看自個兒吧，做得那麼糟糕」。對日本人也不批評了，甚至不容許別人表達可能是對日本人的批評。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帖子，說到一個日本街頭現象。不少遊客喜歡在日本街頭照相，所以很多日本女孩子就成群結夥打扮得特別妖艷，在街頭擺出姿勢讓大家照。這是人類的一種表現慾望，說這個事的人並沒有批評日本，只是說日本的一個逸聞。標題用了「震驚」的字眼，也無非是當今「標題黨」的風習（但還算不上是標題黨），可馬上就有人上來罵，他們說日本人這有什麼錯呀，你憑什麼罵日本呀！逆向種族主義情緒馬上就來了。我長期搞民意調查工作，2008年民意的一波三折，確實讓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不高興」是可以轉變的。同樣是「火炬一代」，先前維護了我們的國家，轉過來他照樣可以不維護你。

　　年輕人在火炬事件中高尚了一把，他們要求精英至少也同樣高尚一把。年輕人說：我們愛國了，政府是否也該做得好一點？

　　但無論如何，今天80后比老幾代人愛國得多。他們可能在私德方面有很多缺點，但是在愛國問題上，在民族凝聚力問題上，80后比70后強，70后比60后強，60后比50后、40后強，體現了一個單調上升規律。這個規律一直要推到20后才不適用。因為20后是受過外國人傷害的，經歷過抗日戰爭。80後由於沒有歷史負擔，他們的成長過程比較好，沒有遭受過父輩、祖輩的苦難。但是他們的愛國情緒被三鹿奶粉事件所體現的精英不高尚和腐朽當頭一棒，而且這一棒子打得不輕。青年人熱血沸騰了一把，最後卻讓你打了一悶棍。

　　缺乏外部選擇壓，大家都會完蛋

　　問題的根由在哪裡？且讓我把話題談開一些，說一下為什麼中國非得出現「高尚集團」、建立「高尚社會」不可了。

　　其實用社會生物學來解釋人類現象和歷史現象非常有效。愛德華·威爾遜所著的《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里有一段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社會學及其他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是等待融入現代綜合論的最後的生物學分支。」口氣大了點，但我認為事實很有可能真的是這樣。

　　一個物種，如果沒有外界環境對它的壓力，絕對會退化。比如說，我們知道有很多穴居動物的眼睛是瞎的。它們的祖先原先在地面上生活時是可以看得見的，那為什麼眼睛會瞎掉呢？很簡單的道理，到了地底下以後，眼睛用不著了，也就是說，地底下的環境對它的視力是沒有選擇壓的。在地面上的時候，它視力如果不好，就可能抓不到吃的東西，就可能被別人吃掉，到了地下用不到眼睛了，視力好不好沒有關係。而管視力的基因在遺傳複製中會產生複製錯誤，沒有選擇壓了，就淘汰不掉錯誤，管眼睛的基因就變成隨機亂碼了，所以眼睛就瞎掉了。

　　這個道理對應到人類社會對不對呢？其實也對。現在的人類相對於其他物種幾乎沒有選擇壓，其他動物威脅不到人類。那麼人類群體互相之間有沒有選擇壓呢？現在最起碼對於核大國也沒有。要論述人類群體相互之間的選擇壓問題，就用得上社會生物學裡面的一個分層選擇理論了。這個理論主要是什麼意思呢？它是說：如果一個群體，沒有外部的壓力，就是沒有外部選擇壓，內部會出現一個什麼情況呢？一定是裡面最虛偽、最不誠信、最損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過得最好！因為他們的成本最低。這樣，無論是通過遺傳，還是通過對於成功者的模仿，最後你會發覺，壞的秉性迅速瀰漫到整個社會，這個社會全是最壞的人，沒有一個好人，沒有一個有誠信的，沒有一個利他主義者，沒有一個高尚品德的人，一個都沒有，就像經濟學中的劣幣驅逐良幣一樣。那麼，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在人類社會當中，還是有一些好人，有一些講誠信的人，有一些為其他人做事的人，有一些帶領大家向著共同的目標走的人，為什麼有這樣的人呢？那是因為有外部高一個層次的群體選擇壓。在外部群體選擇壓存在的情況下，如果一個群體的內部全部變成了壞人的話，這個群體就會整個就被淘汰掉。由於這種分層選擇的存在，所以我們才看到我們社會當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領袖。這個思想達爾文就有，我認為這符合我們觀察到的社會現象。

　　實際上，其他的一些思想家也有類似想法。比如說湯因比的「挑戰-應戰」論，甚至更早的孟子講的「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是這個意思。但是社會生物學表達的邏輯線條更明晰。

　　盛極必衰，強大到沒有選擇壓的時候，衰退、腐朽就開始了。有人說我們中國人這個德行那個德行，有些德行確實不怎麼樣，其病根就是在這裡：古代中國非常強大，在很長歷史當中，外部選擇壓很弱，於是越混越衰朽，這是很自然的。美國現在也是這樣的情況，剛混了兩百多年，就混到了中國混了兩千多年才達到的地步，比中國還快。

　　這個世界的強國自從打過兩次大戰以後，沒有了選擇壓。有了核武器，互相之間不敢打，選擇壓弱了。冷戰之後，更是幾乎沒有選擇壓了，美國人福山高興得忘乎所以，說「歷史終結」了。

　　今天中國怎麼樣？別看中國好像如有些人說的顯得病怏怏的，其實在外界也沒有多少選擇壓。中國也是核國家，中國再怎麼不靈，別人也不敢揍，美國人不敢來直接揍你。所以社會上很多人自我感覺很好，感覺可以混啊。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可避免地會衰退。美國和中國都是一樣，一定會衰退。

　　宋曉軍講中國人可能需要再打一次敗仗，就是這個意思，這就是引入外部選擇壓。在壓力下自己更新，在壓力下淘汰掉內部的腐敗部分，或者腐敗的群體被整個淘汰掉。美國也存在這個問題，所以我們說它老是主動地製造敵人。

　　其實，這根本不是中華民族的劣根性問題，全世界人類都一樣，美國絕對不像中國逆向種族主義精英們講的那樣有道德，比如說華爾街，按美國人的話說，就是那幾隻「肥貓」把全美國老百姓搶光了。很多美國退休老人衣食無著，不知道怎麼辦，存的錢全都沒了。

　　我講美國在衰朽，國內一些人又躥上來了，他們講美國如何如何強大，今天的金融危機根本算不了什麼，美國很快可以恢復，等等。這些人很愚昧。我講美國在衰朽，著眼點根本就不僅僅是美國今天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僅僅是一個可以拿來說事的現象而已。我們要有穿透歷史文明的大眼光，社會生物學還真就可以幫助我們具有這樣的穿透歷史文明的大眼光。但我在前面把社會生物學結合人類歷史來分析，是我自己的觀點。社會生物學家們談這些的篇幅往往很少，就很少的那麼一點點，所謂的西方「政治正確性」就容不下了，所以我估計他們也是不敢談。我談的這些，錯了，責任全是我自己的；對了，功勞我也有一點。

　　如果一個社會永遠沒有選擇壓，當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說，那就是人間天堂了。問題是現在沒有，你麻痹了，懶惰了，最後一下子強壓來了，你就完蛋了。自然資源的危機早晚會來，如今經濟蕭條所帶來的資源降價是暫時的，中國人的「不高興」只是一個開頭，這還不僅僅是直覺了，已經有很多人看到了這種前景。

　　大目標、現代化與「文藝腔」

　　◆ 宋曉軍

　　現在很多官員和學者不懂軍事，不從競爭的視角看今天的現實世界，天天一張嘴就是「文藝腔」，很難說他們是有大目標的。不久前，在網上看到了一個年輕有為的部級幹部被「雙規」了，我突然想起來，我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會上見過此人，他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是，歌唱得非常好，當時還有朋友說這位官員把自己唱的歌刻了盤送人。由此我就想到了「文藝腔」這個詞兒。

　　整個80年代「 傳承」下來的風氣就是大家喜歡拿文藝品質自炫炫人，風花雪月，誤人誤己。中國現代化100多年裡，先是清朝的上層不高尚，斷送了現代化的機會，後來是國民黨上層重蹈清朝的覆轍，但是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按現在80后的說法：「文藝腔」太重。其實現在的官員學者也存在這個問題。一個傷痕文學的啟蒙，加上後來的出口加工貿易和提前將土地出賣的財富積累，好像現代化就來了，上層和精英又開始「文藝腔」了。怎麼看怎麼有輪迴的感覺，很多精英老說中國社會不能再重複「造反——腐敗——再造反」的模式了，但是上層如果這麼「文藝腔」下去，怎麼能避免呢？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但是民主是手段，是實現「大目標」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沒有「大目標」作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滿了「文藝腔」的民主。

　　我自己想想，這個「文藝腔」不僅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有關，現在可能還與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有關。那時候人人都在讀國外名著，你要不知道朦朧詩和流行的外國名著，就跟現在不知道電腦和博客是什麼一樣被人瞧不起，因為那時人們不僅面對的誘惑少，而且還都特認真。我與很多朋友聊過，他們都不知那個時候的「文藝腔」怎麼一直延續到現在。當然，其間也衍化出了很多升級版，什麼政治「文藝腔」、社科「文藝腔」、金融「文藝腔」等等。

　　總之，這種「文藝腔」不僅成為了官方迴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來的與西方的結構性矛盾，也成了在野知識分子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一種表達方式，而且這些年越來越明顯。

　　記得一次我在鳳凰衛視做一個PK節目，內容是「中國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艦」。結果這麼一個有技術含量的問題，完全變成了一場「文藝腔」的大比拼。一位有點名氣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軍、航母、造船工程，上來就用歷史「文藝腔」說，中國不能造航空母艦。當時我真是又氣又好笑，突然感覺到，只要是被上世紀 80年代的「文藝腔」浸泡過的人，怎麼都那麼自以為是啊？中國社會在急速的現代化、工業化現實中，他們怎麼就不知道學點新東西來面對呢？

　　有一段時間，我收藏民國的舊書特別上癮，記得看過當時印度詩人泰戈爾來到中國后，林徽因、徐志摩與他的合影，照片被報紙刊登出來被命名為「松、竹、梅 」，後來好像是魯迅還奚落了這張照片，大意就是日本人已經佔了東北，他們還在那兒「文藝腔」。這次金融危機已經表明了，中國今後不打商戰是不可能了，而且也不排除面臨著戰爭的可能，年輕人都意識到了，可是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脫不了那點兒「文藝腔」，讓人覺得很耽誤事。這一點在傳媒領域最明顯，很多年輕的編輯、編導都知道，他們那些80年代畢業的領導最喜歡「文藝腔」，他們編文章、編節目都還得順著領導的意思來，結果80后的年輕人越來越不愛看，好在有了網路，他們在網路上創造了另一種文體，這種文體與「文藝腔」越來越遠了。我有一次問一個年輕人怎麼看那一代人的「文藝腔」，他表示很理解地說，那些人腦子裡的信息處理器就相當於「286」電腦的中央處理器，來不及處理每天接收的那麼多信息，所以就自然不自然地回到了他們最熟悉的「文藝腔」上了，而現在的年輕人是隨著國家物質文化成級數變化的年代長大的，他們的信息處理器早隨著時代變化升級了，所以年輕人處理信息的速度比上一代人快多了，看問題反而更容易看到本質。我覺得這位年輕人是不好意思揭穿上一代人那種沾沾自喜的「文藝腔」品質。

　　貫穿於改革開放到現在的「文藝腔」，是不是中國現代化的癥結呢？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是從文學反思開始的。「傷痕文學」在反思效用被放大之後，變成了全社會的一種文學熱，而當時正趕上中國與美國聯手反蘇，西方文學自然就會大量湧入對西方文化封閉了多年的中國。與此同時，中國在經濟上的放權讓利（國家財政收入從1978年占國民收入的37.2%下降到 1989年的19.1%），將原來30年為了打仗建立起來的巨大的機電加工能力轉為「補生活欠賬」的民用生產能力，又讓文學反思中的「解放人性」的場能短期內在物質生活上得到了釋放。80年代中期，物質生活剛剛嘗到甜頭的人們並不滿足，開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現代性」的外國商品，除了走私以外，國家開始用外匯大幅度進口，這無疑加大了這種文學熱的溫度。那一段時間，「文藝腔」在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應該說，當時虛幻的物質基礎將「文藝腔」這種精神文化深深地固化在了那一代人的腦子裡了。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與西方在政治上分手，但經濟上聯繫不斷，「海龜」經濟學家紛紛登場，已經佔據了話語主導權的80年代主流知識分子又不願意離開舞台，因此就產生出來各種各樣的「文藝腔」。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文藝腔」並不是在一個后發國家與先發國家打商戰的背景下誕生的，而是在對自己的反思和盲目擁抱西方的情況下誕生的，所以就會越來越脫離現實的社會，也無法解釋現實的社會。因此，在那些一切都用過時了的「文藝腔」看世界的人眼裡，90年代後由於中國與西方潛在的經濟結構性競爭而生髮出來的對西方不滿，都是義和團式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是愚昧落後的，是受官方蠱惑的，包括最近對「奧運火炬事件」中年輕人的行為，很多還繞在當年「文藝腔」里的人，都還是這麼認為。這其實很可笑，那些在國外學習、知識結構很好的年輕人，難道真是當年義和團轉世嗎？他們真的不知道那些年輕人怎麼在網上嘲笑他們那種過了時的「文藝腔」嗎？到底是誰更愚昧呢？沒錯，中國革命的主題是來自底層，底層確實有底層的問題，而這種歷史選擇，不恰恰是因為上層不高尚，大玩「文藝腔」造成的嗎？當初的上層以為唱唱「文藝腔」中國就可以現代化了，結果把王朝轉換的主動權讓給了底層，現在也是一樣的，一個農民人口達9億多的國家，同樣不是能唱唱「文藝腔」就能完成工業和政治現代化的。

　　當然，我並不是完全否定「文藝腔」的作用，但是作為一個被西方軍艦、商船堵在家門口，被迫走向現代化的國家，作為一個被人家用暴力方式輸入工業文明的國家，到底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文藝腔」？那些對中國現實工業科技與西方差距有了解的年輕人，在宣洩了不滿之後，他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文藝腔」呢？他們看到官方一邊無奈地說著「中美友好」，一邊又要忍受著美國對台軍售、小布希接見「藏獨」「疆獨」大佬的屈辱，他們會怎麼想呢？從現在開始，他們又要經歷中國經濟被美國金融綁架的痛苦，這種痛苦很可能成為他們畢生最深刻、最難以忘懷的記憶。這種記憶會被當前這種脫離了現實世界、沾沾自喜的「文藝腔」所消磨掉嗎？

　　我記得曾經看過一本書，書名叫做 「社會如何記憶」，那本書的開頭就寫了這樣一句話：所有的開頭都包含回憶的因素，特別是當一個社會群體齊心協力地開始另起爐灶時，尤其如此。如果中國在經歷了這次金融危機準備重新開始時，屆時漸漸成為社會中堅力量的年輕人，會有什麼樣的回憶因素呢？是「兩彈一星」的記憶呢，還是當下「文藝腔」的記憶呢？文化選擇的主體永遠是大眾，儘管知識精英的偏好對大眾有影響，但這種影響如果太脫離實際，太沒有骨氣，能不被大眾拋棄嗎？看看前陣子源於希臘波及歐洲的「騷亂」，那些年輕人為什麼砸了100多家銀行？他們行為中包含了多少法國大革命的記憶因素？對於中國來說，現在年輕人會想到什麼呢？其實當下流行的「文藝腔 」無非是試圖讓年輕人「告別革命」，但是就目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和歷史記憶而言，情況很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高層其實很明白，現在要把年輕人由革命記憶派生出來的激情轉化為建設現代化的動力。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時的講話，之所以從1840年開始講起，本質上就是這個東西，但問題是這層意思經過那些把持著話語權人士的「文藝腔」一解構，就變味兒了，就完全失去了「技術含量」，這恰恰是渴望有「大目標」的年輕人又氣又無奈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看，無論左右，都有一個去「文藝腔」的問題。

　　「文藝腔」測不準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

　　◆ 王小東

　　關於「文藝腔」，有兩個方面：一是有問題的思維方式，二是把「文化」「軟力量」等放到了過高的位置上。

　　缺乏邏輯的「文藝腔」思維，首先我們來談談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不講邏輯，缺乏對於事物的深入分析，只講辭藻的華麗、感情的激動，只訴諸人們的感官、人們的表層認識。為什麼把這種思維方式稱為「文藝腔」？坦率地說，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個人所接受的基礎訓練有關。接受過較為嚴格的理工科訓練的人犯這種思維毛病的比較少；但絕不是說，所有理工科出身的人就都沒有這個毛病，更不是說理工科的在所有問題上都不犯這個毛病——理工科的人在社科、人文問題上往往由於缺乏自信而特別容易受「文藝腔」誤導。一直接受文科訓練的人比較容易犯這個毛病，但有些文科出身的人邏輯思維一樣很強。按說文科生和理科生在思維上的差別不應這麼大，這裡反映了我們在教育上的失誤。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文藝腔」對等於文科生，理工科思維對等於理科生。

　　我在這裡可以舉某些「文藝腔」們的一些毛病。比如說網上有這麼一個帖子，說是諷刺「小右」的，其中很有一些恰恰是擊中了「小右」們的「文藝腔」思維，我在這裡引用幾條：

　　他說：「中國宋朝被蒙古打敗，因此文化有問題。」你問他：「西羅馬、拜占庭被野蠻民族攻滅，是不是文化的問題？」他說不知道！

　　他說：「中國古代有太監。」然後哈哈哈大聲嘲笑。你問他：「歐洲的太監，閹割的藝人，自廢的教徒呢？」他說不知道！

　　他說：「中國人裹小腳。」然後哈哈哈大聲嘲笑。你問他：「現在的隆胸呢？」他裝聽不見！

　　他說：「孔子流浪各國，不異於犬與雞。」你問他：「十二宗徒呢？」他不敢放個屁！

　　他說：「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問他：「歐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

　　他說：「儒教殺人太多，該被廢除！」你問他：「歐洲的天主教殺人更多，為什麼不廢除？」他耍太極。

　　他說：「孔子曰婦人難養，孔子壓迫婦女。」你告訴他：「聖經里稱婦女為淫婦！」他照樣和女朋友去過聖誕節！

　　他說：「中國有那麼多酷刑，野蠻啊！」你告訴他：「歐洲中世紀挖皮肉、鉤舌頭、灑石灰、淋鉛水！」他聞所未聞！

　　他說：「我咒罵古代人？我這叫勇而知恥！」你問他：「勇而知恥是反省自己，你為什麼不反省自己？為什麼把誹謗古人和反躬自省混淆？」他迷糊。

　　他說：「祖宗對不起我們，祖宗害了我們啊。」你問他：「中國古代領先，現代落後，你為什麼不向祖先請罪？」他說他沒錯。

　　他說：「唐玄宗納兒媳，那叫亂倫。」你問他：「查里二世把女兒許配給自己的叔叔，是不是亂倫？」他啞巴！

　　他說：「中國的古代建築還留著幹嗎？」你問他：「外國人保護古代建築。」他說那叫愛心！

　　他說：「項羽破壞文化，野蠻！」你問他：「阿拉力克（更正式的譯法是亞拉里克）焚燒羅馬，野蠻嗎？」他不曉得阿拉力克是哪國人！

　　他說：「新疆人、蒙古人吃肉半生不熟，有細菌。」你問他：「西餐的肉也半生不熟，怎麼講？」他說那叫保留營養。

　　他一會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大聲喧嘩、沒有禮貌、不知道羞恥！」一會又大罵中國的文化：「禮義廉恥、仁義道德為虛偽！」悍然自扇耳光而不知！

　　別以為這樣思考問題的只是一些「小右」網民而已，當代中國無數的大「啟蒙思想家」們並沒有比這個水平高出多少。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往往沒完沒了地嘲笑傳統中國在軍事方面的懦弱無能，但是，你只要一說「尚武精神」「加強國防建設」，他們就會立即跳出來破口大罵你是「法西斯」。那麼，究竟應該怎麼辦才好呢？他們絕對不會去想這個問題，反正是你左右都不行，他們罵痛快了就好。還有，你一講「強國」，他就說「長江都快變成第二條黃河了，還要什麼國！」他們就不想一想，要解決「長江將變成第二條黃河」的問題，就更需要強國。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文藝腔」與一個人的意識形態並無直接關係：左派和民族主義者當中也有很多人是「文藝腔」思維，認識問題缺乏邏輯，更不能深入思考。左派中的一些人把改革開放前說得十分完美時，他就忘了，如果那時真的是如此完美，你又怎麼解釋我們是如何走上今天的道路的？左派和民族主義者中的一些人一方面對現實進行極為激烈的批評，把現實說得一無是處，另一方面卻又反對別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對權力進行制衡等等主張。

　　這裡面有無知的因素，也有裝傻的因素，但無論是製造這些自扇耳光「啟蒙思想」的人，還是相信這些觀點的人，他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裝傻，是真相信，同時也不完全是因為信息缺乏，而是不具備處理複雜信息的能力。所以曉軍將「文藝腔」比喻為「286」，其實是很貼切的。 「286」的中央處理器，你給它配上再好的內存和硬碟都不行，它就是處理不了這些信息。

　　「文藝腔」們一方面氣壯如牛，對於理工科思維不屑一顧。比如20多年前，我與「河殤」派辯論時，他們就說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沒有資格參加辯論。我曾碰到過一位非常著名的學者，他說：理工科的人不可能有「終極關懷」。我當時笑答：請你告訴我，「終極關懷」是什麼時候成為一門專業的？我也曾碰到過一位自己原本是理工科出身的企業家，聲稱：理工科出身的人沒有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文藝腔」們內心卻又往往相當自卑。我這裡可以舉王小波的神話這個例子。王小波的神話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有所謂的「理科思維」「歐美理性」。比如新浪博客上有一篇《理科生王小波》的博文就說：他是一個學理工的改行寫作，並且他的理科思維特點強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帶有明顯的邏輯色彩。另有無數的文章吹噓他的「歐美理性」或「英美理性」。我估計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都是學文科的，至少是沒有真正養成理工科思維，也非常不了解王小波的歷史。因為他們不知道，王小波根本就不是一個理科生，他從來就沒有修習過任何真正的理科課程（最多也就是修了幾門計算機課程吧，還沒有拿到學位），坦率地說，他的思維特點在真正受過嚴格的理科訓練的人看來，恰恰相反，是非常缺乏邏輯，非常「文藝腔」 的。這一點不單是我自己這麼看，有一個喜歡、同情王小波的網友說得也非常好：「我是學計算機的。在我看來，小波文章的邏輯，的確如你所說，比較弱。一方面是他的想象力太豐富；另一方面，他的理科知識大概全是自學的，支離破碎，對寫某些文章反而有害。」然而，王小波僅僅憑著自己擺出的一副所謂「理科思維」的架勢，就蒙住了無數的「 文藝腔」——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比較嫩、還沒有真正形成理工科思維的理工科學生。這充分說明了「文藝腔」們自己在內心是認為自己的「文藝腔」思維遠遜於理工科思維的。

　　「文藝腔」的另一個大問題是他們把「文化」（看上去比「文藝」廣義一點），把「軟實力」放到了過高的位置。這些年來，我們不斷地看到思想界、學術界、主流媒體，乃至跟著鸚鵡學舌的政界、商界，沒完沒了地強調「文化」的重要性，強調「軟力量」的重要性，甚至強調僅憑所謂「中國傳統文化」就可以感化西方人，「 為萬世開太平」。然而，強調了半天，中國的「軟力量」仍舊弱到幾乎是負數（當然這不僅僅是「文藝腔」的問題，還有中國的 「軟力量」的其他軟肋，如民主等問題，因偏離了這裡的主題，我就不多說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我的《天命所歸是大國》中的有關論述），投上去的資源除了解決了負責這一塊的個人腰包，沒有給中國增添分毫的力量。

　　我在這裡決不是說「文化」「軟力量」沒有重要性。「軟力量」確實很重要。拿我自己來說，我原來是學「硬力量」的，現在乾的卻是 「軟力量」的工作，這就已經說明了「軟力量」的重要性。回顧當年，我在本科學的東西是與高端技術、國防工業相關的，我的那些沒改行的同學，不少至今仍在這些領域工作。我為什麼要改行呢？因為我當年已經認識到：國家發展的大方向就在我求學的那幾年裡掉頭了，我們的前途將大打折扣了。要把這個方向搬過來，需要的是披上「文藝腔」外衣的「軟力量」（雖然當年還沒有這個辭彙），所以我棄理從文，頗有魯迅先生當年棄醫從文的那種想法。記得有一次在烏有之鄉開會，曉軍說了一段話，大意是思想領域的爭論不重要，重要的是國防工業。當時，楊帆不同意，他說：如果思想領域打不贏，國防工業就不可能拿到錢去發展。這時站起來一位聽眾，自稱是屬於國防工業的，說楊帆這個觀點太對了。還拿計算機打比方，「文藝腔」是友好的界面，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友好的界面也是必不可少的。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友好的界面後面就什麼都沒有了。

　　然而，首先，「軟力量」雖然有幫助提升「硬力量」的作用，它還是得有「硬力量」為基礎。這些日子熱映《梅蘭芳》，又有文人出來寫博客感嘆了，說是京劇在西方根本沒有任何市場，所謂「梅蘭芳上個世紀30年代在美國的風靡」也是被誇大了的，於是又大大自卑了一番。不少跟帖也在那裡自怨自艾了起來，但有一個跟帖發表了話糙理不糙的意見，它說：「想讓京劇佔領美國市場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中國軍隊在美國設立軍事基地，懂不？」我在這裡引用這句話當然不是鼓吹咱們現在就想辦法去美國設立軍事基地，而是說，它確實簡單透徹地擺明了「軟力量」與「硬力量 」之間的關係。說實話，如果不是西方的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中國人有幾個會去喜歡西方的歌劇？即使今天，我也從根本上懷疑那些花重金去聽西方歌劇的小資是真的喜歡它。恐怕其中很多人根本不喜歡，但他們不敢像西方人評論中國的京劇那樣毫無顧忌地說出來，他們必須裝作十分喜歡，不然他們就會被周圍的人認為「不文明」。

　　其次，在當今中國，「軟力量」應該用來為提升「硬力量」服務，就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而不是像現在的那些「文藝腔」所做的那樣，自己擴張自己，搞自肥。這裡的關係可以拿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來類比：金融市場本來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結果它卻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自我膨脹起來，最後是肥皂泡吹破，不但自己完蛋，而且嚴重牽連了實體經濟。

　　我們今天就算搞的是「軟力量」，就算表面上是「文藝腔」，其背後的思維應該是理工科的，其目的也應該是為「硬力量」服務的。只有當我們的力量大到無與倫比，可以高枕無憂地享受時，只有到了那一天，我們才可以為軟力量而軟力量，純搞「文藝腔」。當然我並不是完全排除純娛樂，純娛樂也是需要的，否則他們那頂「法西斯」的帽子馬上扣過來了。但今天的問題是我們讓「文藝腔」佔據了幾乎所有人的思想空間，主導了中國的大方向，這就不行了。

　　「文藝腔」確實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但我們已經玩不起這種奢侈的傳統了。中國古代就特別重視詩詞歌賦，而不太注重邏輯思維。其實，在先秦的時候，中國人還是相當「理工科」思維的。雖然中國沒有像古希臘那樣，發展出較明確的形式邏輯，但當時理性、務實的精神還是相當普遍的。我們看看當時秦國的標準化生產、各諸侯國在戰爭中的表現，以及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其實都不太「文藝腔」。「文藝腔」的開始應該是在漢代，從那時起，中國人就過於偏重華麗的辭藻了。但古人對「 文藝腔」也是有所反省、警惕的。如熙寧變法，王安石就想取消科舉中的詩賦考試，使得考試能夠選拔出更為實用的人才。我們都知道，王安石本人的詩賦水平非常高，但他也認識到了「文藝腔」的危害，因此想採取行動予以糾正。可惜的是他失敗了。

　　為什麼「文藝腔」有不小的危害，卻在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歷史中佔據了不應有的重要位置，有識之士想改也改不了呢？這恐怕也可以用我經常使用的「選擇壓」 的概念來解釋：到了漢代，中國最激烈的戰爭打完了，按東方朔的話說就是「天下平均，合為一家」。沒有壓力了，太舒服了，當然可以玩「文藝腔」了。然而，秦漢留下的老本我們已經吃了兩千多年，吃沒了。到了近代，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挨打和挨餓兩大問題，實際上是玩不起「文藝腔」這一傳統文化中的奢侈品了。然而，像中國這樣的古老文明的慣性是相當巨大的，直到今天，「文藝腔」還在阻擋我們現代化的腳步。

　　即使偉大如毛澤東，我看也有過分 「文藝腔」的問題。從建國開始，就折騰《武訓傳》《清宮秘史》《紅樓夢》等，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海瑞罷官》入手的。其實，所謂「文化大革命」這個字面本身，就說明了毛澤東過分重視「文藝腔」的問題。我認為，如果毛澤東不整天折騰這些「文藝腔」的事情，不把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堅持把精力放在發展經濟和國防建設上面，中國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我在很多場合提到對日本國民素質的觀察。要論最優秀大學的理工科畢業生，日本未必能找得出像中國一流大學里這麼多的天才，所以當時我認為中國可以很快趕上去。我當時還有一個後來被證明是不正確的「理論」，即科學技術用不著考慮人均素質，一個天才發明出來的東西可以供所有人使用。後來我回到國內，進入了社會，才知道我原來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國雖然有第一流的理工科天才，但中國大學生，特別是文科大學生的自然科學、數學、邏輯的素養遠遠比不上日本大學生。也就是說，在甲午戰敗100多年之後，與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國大學生、中國的知識分子，科技素質仍舊差得很遠，仍舊過分「文藝腔」。然而，一個國家的進步不能只靠少數理工科天才，一個國家的進步是要講人均素質的。如果一個社會裡，甚至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科技素養都這麼低，那麼，正確的意見就會被埋沒，少數優秀人物的思想成就不會被這個社會所接受，因而也就成不了社會可以利用的財富。如同我前面所說的王小波的例子，一個半吊子自稱的「理科生」，隨隨便便就可以蒙住這麼多人，隨隨便便就可以在這些人心目中成為具有「理工科思維」的神，中國的進步不可能太快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認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有賴於中國知識分子科技素養的普遍提高，也就是說，中國文明必須擯棄「文藝腔」，中華民族才能夠完成現代化，並進而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文藝腔」之後可能就是兒童腔與娘娘腔

　　◆ 黃紀蘇

　　「文藝腔」當然不是指《詩刊》《小說選刊》《新劇本》上的文藝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藝腔」。咱們聊的是文藝領域之外的「文藝腔」，尤其是社會認識和政治動員中的「文藝腔」。首先得承認，即便在這些領域，「文藝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識分子，儒、法、道、墨、陰陽家在啟發王侯、建言獻策的時候，沒有哪家不帶文藝腔的。駱賓王寫的討伐武則天的檄文因為文藝得好，據說武則天讀了都受用；毛澤東「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宣傳隊」也是「文藝腔」，他同時還特別提防別人用「文藝腔」來「反黨」。記得我們上中學第一次下鄉勞動，背著背包奔東北旺苗圃，路遠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噹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門，一位叫孫強的老師就開始站在路邊打快板：同學們，朝前看，前面就是東北旺，下定決心排萬難，勝利就在咱眼前！我們又走了倆鐘頭還聽他在路邊呱唧呱唧「前面就是東北旺」。於是同學也說了起來：紅紅太陽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孫比人小三輩兒，姓兒也比姓孫強！這樣一「文藝腔」，還真不覺得累了。那位孫老師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個好老師啊。

　　「文藝腔」當然是指文藝化的表達，但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不太大，也可以說不大是個問題，無非誇張猛點、比喻多點而已。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個夢想》里說：美利堅銀行不是給人人開過「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們黑人把支票帶來了，美利堅銀行您要是沒倒閉，就請給我們兌換現金吧。如果馬丁·路德·金當年沒用那些生動有力的比喻，沒用一浪高過一浪的排比句，而是來一篇《試論黑人族群賦權之路徑依賴》的「主題發言」，我估摸著他到這會兒沒準還活著呢（他姐好像還活著），人家滅他幹嘛呀！「文藝腔」的問題不在（起碼主要不在）表達上，主要在對於社會問題的文藝化認識上。如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社會政治過程的認識不講科學，不講邏輯，不重事實，不重證據，跟梨花姐姐她們那樣沒頭沒腦、神出鬼沒的，那問題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對社會歷史的認識的確挺「文藝腔」的。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傳統社會主義大廈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無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個比較簡單的事，沒那麼多學問，社會統計、回歸分析、結構功能什麼的非要用當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沒關係。另一方面，經過十年「文革」、上山下鄉，絕大多數新一代精英，高檔點的一肚子《復活》《紅與黑》，低檔點的凈是《一雙繡花鞋》《曼娜回憶錄》，他對世道的見解也只能文藝化，想不文藝化都難。

　　說來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藝化的倒是文學中青年，大概他們看中國橫著看是「日月經天 」，豎著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覺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過「文學要學問化」。當時的文藝作品挺愛點綴一些「定理」「效應」的。記不清在當時什麼雜誌上看過的一篇小說了，凈是字母、符號、公式，如果把別的部分擋著，你一定以為是在看《科學通報》什麼的呢。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報上讀到一則消息，說《紅樓夢》研究第一次引入「數理分析」的方法，後來我還真看了那篇文章，無非把賈府的小老婆以及烏頭庄進貢的年貨做了個簡單統計而已。他們的知識構成就那樣，所以轉變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裝飾上，認識上基本不脫「文藝腔」。就說提倡「文學學問化」的王蒙吧，你讀他80年代的東西，感覺對面是位大齡文學青年；過了這麼多年讀他今天的東西，更一驚一乍的了，幾乎成了妙齡文學少年。儘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個80年代最熱鬧的一批人都是文學或准文學出身，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理解充滿浪漫主義抒情色彩。就社會視野、政治動員而言，這跟當時中國普遍社會心理中的空想資本主義道路還真門當戶對，都不帶找錢的。記得「文革」後期鄧小平談軍隊整頓時曾說，戰爭年代一揮駁殼槍，「沖啊」——問題就解決了。80年代精英對中國問題的認識也是一樣，一揮私有化，沖啊！喊 「沖啊」當然是蘇曉康、劉再復這些人最會喊了。

　　20世紀90年代以後，市場化如火如荼地展開，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國企改革、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雖然都是橫衝直撞，但的確已經過了喊「沖啊」的階段。文學家或是一邊涼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衝鋒隊，總之，「文藝腔」雖不能說從此銷聲匿跡，但起碼低了一個八度。這時站在話筒前面的是經濟學家，講的凈是什麼諾斯、科斯、帕累托最優、邊際效益遞減之類。放以往，聽這些東西一定不比聽點鈔機工作更有趣，但這會兒大家都洗耳恭聽。記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糧食就是西方戲劇）聊經濟形勢，聊完了他感嘆說，現在大家都關心起經濟學了。事關大家的錢包和存款，大家能不關心么！股市、房市這些年培養出的業餘經濟學家、宏觀經濟學家可真不少呀。有趣的是，不少從前專門以文藝為研究對象的學者也都紛紛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經濟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之類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這樣的學人，自由派曾諷刺他們太文學了，其實真沒扎著地方，扎著的是被新左努力拋棄的文學出身。坦率地說，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幫文人的學人化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很大區別，他們的確在努力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認識中國與世界，至於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孫中山那句遺言比較適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忘了朱學勤先生是說哪位新左學人用標點符號表達思想了，其實朱的文字倒是透著更濃的文人氣。像他所從事的思想史，說句老實話，不比文學更「科學」，老話說的「文史不分」是實情。還有哲學——我指的當然不是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之類——有時比文學還文學，浪漫得更沒邊。主流思想界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基本還停留在80年代的「沖啊」階段，對於「沖啊」階段，無論是表達上還是認識上的「文藝腔」都已經夠用了。

　　如果中國社會的發展能穩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就應和「文藝腔」漸行漸遠。理性討論理應成為社會思考政治動員及參與的主流。到時候老百姓不是發簡訊編段子，而是提了筆記本電腦去人民大會堂和政協禮堂，一筆一筆地分析討論四萬億資金從哪兒來、經過哪兒、到哪兒去，問得財政部部長直想提前退休。這當然是理想趨勢，以現在這個世界亂局，今兒難說明兒，明兒難說后兒，將來什麼腔誰又說得准呢？沒準兒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沒準直接就來唱腔——唱《國歌》《國際歌》了，也說不定呢。

　　英雄國家：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具有的心理指標

　　宋曉軍

　　未來的資源分配：誰厲害誰說了算

　　2008年的經濟危機，應該說大家都是受害者，現在大家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自身的經濟問題越來越明顯了。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什麼呢？是不是我們沒有「大目標」或者「大目標」錯了呢？這是個不能迴避的問題。

　　事實上，在美國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很多年輕人在網上就已經很悲觀了，他們深知中國不可能靠運氣打贏一場戰爭，並通過勝利來完成產業重新整合以最終實現崛起。按照他們的話說，還不如我們徹底失敗一場，最終刺激我們真正認識到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的現實。以一種悲觀的態度講，到那個時候中國就知道什麼是「大目標」了。還有很多年輕人認為，應該借這次經濟危機的機會，像蘇聯藉助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那樣，對西方國家的技術、設備進行「抄底」。

　　其實他們的這種設想是建立在原來有「大目標」的基礎上的。

　　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信息開放，年輕人獲得信息和知識的渠道已經越來越多了。年輕人可以通過QQ、MSN、手機簡訊，同時接收和處理信息，他們獲取和處理信息的效率要比上一代人高了很多。最近美國有一個最新發射的導彈預警衛星D-23失靈了，它的意義在哪？很多年輕人都知道在2007年4月8日美國《航空周刊》上有一篇文章是《DSP衛星正在監視咄咄逼人的中國導彈試驗》，這對於年輕人來說，理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們認為這就是這個世界的規則，當老大的要想盡一切辦法維持自己的老大地位，而後來崛起的大國一定更願意爭取平等。當雙方的利益發生衝突又不可調和的時候，自然會訴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在年輕人的心裡有這種理念是自然的，當然，很多人說這是不對的。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認，美國恰恰就是這種通過電子遊戲和大片成為暴力文化的最大輸出者。比如不久前印度發生的暴力襲擊，那些年輕恐怖分子的打扮與這些人更年輕時美國推出的一款電子遊戲——《半條命》，幾乎是一樣的，而且那個遊戲里的人也是用步槍和手雷，甚至那種拿槍的姿勢都相似，這難道不是與西方接軌的結果嗎？

　　這次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危機才剛剛開始，接下來的走勢是什麼樣子，損害有多大？可以說沒有人能說清楚，那些天天在媒體上露臉的經濟學家，他們本人也沒有遇到過這麼大規模的危機，而在以往的經驗中，經濟危機導致戰爭無疑是最壞的結果。再退一步講，即使這一次經濟危機渡過去了，下一次呢？如果沒有這種可能，美國幹嘛要自己保持著最先進的核武器的同時，又要搞限制別人核武器的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呢？我還是舉導彈預警衛星的例子，如果按照冷戰結束后導彈預警的計劃，美國在2012年就要裝備更先進的導彈預警衛星了，這種衛星在 10～20秒內就可以把中國、俄羅斯發射的洲際導彈的信號捕捉到，然後迅速傳到地面站處理，接著傳給美國在東歐和美、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反導平台，理論上可以在俄羅斯和中國洲際導彈的起飛階段就進行攔截。所以，當2007年1月中國成功地用導彈擊落一個廢棄的氣象衛星后，網上的年輕人歡呼一片；當「神七」宇航員翟志剛成功出艙后，喜歡軍事的年輕人也是那麼的激動，你能想到他們的激動與知識結構不一樣的人的激動是有差別的嗎？他們的激動中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實際上，這裡潛在的東西是一個中國與別人賽跑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了，而世界上的資源有限，怎麼分配這些資源？不就是誰手中的槍厲害誰說了算嗎？難道俄羅斯不知道發展經濟重要嗎？但是當你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你就被人家限制了，你只能當人家的能源提供者和廉價產品的提供者。道理很簡單，你打不過人家，人家不講理的時候想收拾你就收拾你。

　　現實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未來的走向是什麼趨勢？其實這是每個年輕人都會關心的問題。自從1895年中國台灣被日本佔領后，我們的海上安全界限就被劃在了台灣海峽，現在的安全界限不還是在台灣海峽嗎？可以說100多年後中國在這一點上是沒有變的，當然現在年輕人都認為：之所以還是這樣一個局面，是因為中國沒有航空母艦。

　　其實這不僅僅是航空母艦的問題。最近老有人問我：中國要不要造航空母艦？我沒正面回答，先請他們用簡單的話告訴我航空母艦是什麼。結果大多數人無法答出來。這不僅僅是一個知識結構的問題，更是一個對問題本質認識的問題。後來我就說，航空母艦就是西方工業革命以來一直信奉和堅持的「持劍經商」原則中的「劍 」。從科學上講，航空母艦是一個複雜的作戰系統，它是把現代工業發展的成果都集成在一起的一個作戰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靠航空母艦奠定了世界老大的位置，後來又靠航空母艦維持了霸權。想擁有航空母艦的國家是不是有一種潛在的挑戰霸權的衝動呢？我認為是有的，這種潛在的衝動實際上反映了對中國現實安全環境不滿意的心態，這種心態固然與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得稀爛的歷史悲情有關，但是更主要的是與現實世界有關。我可以肯定，就算有一天台灣回歸了，中國人一定還想要航空母艦，或者比航空母艦更先進的海上戰鬥艦艇。在這背後，實際上是渴望有一個「大目標」的衝動。

　　在這次經濟危機之後，很多愛好軍事和歷史的年輕人，馬上就想到了前蘇聯在1929年西方陷入經濟危機時的表現。蘇聯利用美國當時的經濟危機，完成了最重要的產業升級。按照美國國務院當時的報告，當時蘇聯有2/3的大型重化工企業的技術來自美國。也就是說，如果蘇聯沒有利用那時西方的經濟危機進行技術、設備抄底，根本無法在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法西斯德國。我記得不久前新華社發布了一條不起眼兒的新聞，稱天水星光機床公司收購了法國一家數控機床81%的股份。就這麼一條小新聞，網上的年輕人討論了好長時間，興奮了好長時間。其實這個動向與十七大上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是一致的，按說應該是一種統計文化與統治文化趨同的態勢。說白了，年輕人知道在當今這個世界上要想過好日子、舒服日子，沒有軍工產業的基礎做保障是不可能的，而這正是西方與中國未來博弈的關鍵點。西方不會希望看到中國有這個東西，他們認為費了那麼大勁把德國、日本徹底給壓倒了，俄羅斯也弄了個半殘廢，現在又來了一個馬上實現工業化的中國，按照西方自己發展的邏輯，這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說，無論從歷史經驗上看，還是從現實情況看，中國不可能沒有戰爭準備。中國人口、資源、地形和高度的組織能力以及發展經濟的慾望和能源需求，也許恰恰是中國招來戰爭的天然條件，同時也是未來世界真正走向和諧的中堅力量。

　　再不建立大目標，中國就沒機會了

　　現在美國與俄羅斯表面上有爭奪，中國很多人還以為中國可以超然事外，掩飾一下自己的立場，然後從中得好處，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現在種種跡象表明，可以超然事外的角色恰恰是印度。大國，特別是爭過霸的大國都知道養虎為患的道理，就算印度將來是一隻老虎，現在這隻老虎還太小，而中國這隻虎已經足夠大了，不能再養了，雖然不一定馬上殺了，但至少要限制吧？現在可以肯定，美國經過布希政府的一次「霸權大躍進」之後，一定會回歸到比較現實的外交政策上了，而這背後必然要汲取大英帝國當年的經驗。其實英國人非常重視印度，英國人統治了印度很長時間，據說英國人認為印度教是可以與西方宗教融合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冷戰期間就認為，印度在整個西方戰略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出現的摩擦確實非常值得關注，原來我們認為衝突遠在中東，跟我們沒有關係，或者有關係也就是石油價格的問題。但是現在到了巴基斯坦，到了我們最關鍵的西線，我們肯定不能坐視巴基斯坦被印度致殘。同時，從長遠來講，我們也沒有必要跟印度消耗我們自己的力量。很多學者說這就要考驗中國領導層的智慧了，其實這也是白說，你再有智慧沒有實力也是白搭，這麼簡單的道理按說應該都知道，實力就是你在周邊有遏制戰爭的能力。說白了，就是一旦有衝突，你有能力派駐維和部隊，讓雙方誰也不敢動。可是現在有這個能力嗎？2005年，美國不僅不顧中國等國家的不滿，單方面與印度簽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協議，甚至當時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還與印度簽署了聯合搞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意向，這不是明擺著要在中國后腰上遏制中國嗎？要說俄羅斯對美國在東歐部署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東歐那些國家再怎麼說也不是核國家，可印度是核國家，而且有巴基斯坦這麼一個鄰居，印度要搶佔核優勢是必然的。按照印度在2000年的核武器計劃，到2030年印度將製造 300多枚核彈頭，而且美國一旦按照協議與印度進行民用核能合作，印度的科學家不僅可以接觸到世界第一流的核技術，而且很可能從美國那裡獲得濃縮鈾的技術。一旦南亞地區的核平衡被打破，中國的力量將被大大牽制：在東部，海軍力量無法突破台灣海峽和美國、日本控制的第一島鏈；在西部，有正在美國支持下的核大國印度，你怎麼能得到發展經濟的安全環境呢？更何況，西方几乎一致支持的「藏獨」勢力到時候又會怎麼表現呢？

　　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多國內經濟學者都認為美國尚有科技存量，因此美國的經濟還會振興。可是我追問了一下是什麼科技存量，他們都說不清楚。在我看來，美國真正的科技存量就是軍事科技，當年要真有可以拉動經濟的科技存量，美國這麼精明的科技立國的國家，一定不會在科技泡沫破裂后，又回過頭去玩房地產。下一次科技存量的積累是不是要靠戰爭拉動呢？從美國的角度看，下一次戰爭最好不是美國參加的戰爭，最好就像歷史上的代理人戰爭一樣，由美國提供軍火來消耗可能成為對手的大國的國力無疑是最佳選擇。那麼選擇哪兩個國家呢？為此我問了一些人，他們有回答是中國和日本的，也有回答是中國和印度的。我認為，目前來看前者的可能性小於後者的可能性。從反面看，這就是中國的假想敵是誰的大問題。如果按照上面的兩種假設，那麼我們戰場建設和應對策略可能是不一樣的，但有一點是一樣的，就是把我們的工業布局從向東南沿海傾斜，改為全國均衡布局，同時加快我們的中西部建設。而這一點，與我們現在希望的經濟結構調整是一致的。當然我們可以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戰爭，但情況是非常複雜的，必須要有所準備。比如在我國的西部，現在基礎設施與東部的經濟接軌還有待加強，才能進一步為我軍在西部的軍事行動提供相應的保障。而這可能會牽扯到西部的國土整治問題，包括南水北調西線規劃的儘快實施。現在，我們在經濟結構調整上面臨著很大的阻力，無論是地方利益還是利益集團的利益都是一種阻礙。但是國家如果從安全的高度去審視這個問題，從戰爭準備的高度去考慮這個問題，很多問題就好解決多了。

　　現在的問題是，無論從金融危機的爆發來看，還是最近因孟買恐怖襲擊製造的印巴緊張局勢，都表明留給中國的時間不多了。有一段時間流行一種觀點：我們有充裕的時間。但是就中國的軍事變革和國防建設的狀況看，我們絕不能輕言戰略主動權在我們這邊。台灣局勢雖然有所緩和，但是我們的經濟財富集中在東南沿海，也未必就可以放心了，因為在那個方向上我們畢竟面臨著最強悍的外國軍事存在；在西部雖然我們面臨的軍事存在相對較弱，但是畢竟是兩個核國家的對峙，一旦發生擦槍走火，就不是小問題。況且我們在西部方向的駐軍和作戰條件相對較差，這會對我軍作戰效能的發揮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孟買發生恐怖襲擊后，印度國內要求打擊巴基斯坦的聲音很大，而巴基斯坦一位核科學家薩馬爾要求巴基斯坦總統堅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則，在此之前，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其實是說給美國人聽的，因為在「9·11」后，美國和以色列就準備了一套劫持巴基斯坦核武器的計劃，美國當時的副國務卿還一時脫口而出說了如果巴基斯坦袒護本·拉登，美國將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時代。可以試想，如果奧巴馬上來針對阿富汗展開軍事行動，巴基斯坦的局勢會非常微妙，中國又是與巴基斯坦軍事技術合作最緊密的國家。印度目前的核彈頭大約50枚左右，而且在1998年5月核試驗中，氫彈技術還沒有實現，可以說與中國差一個級別。但是美國2006年與印度簽署了核能合作協議后，印度極度缺乏的濃縮鈾技術可能會得到幫助，印度自己的計劃也是在2030年生產 300～400枚核彈頭，應該說印度試圖與中國實現一種「核平衡」。

　　在印度孟買遭到恐怖襲擊后，12月4日，一個印度裔美國人專門在紐約的國際分析網站上寫了一篇《中國與巴基斯坦：一個邪惡的核聯盟》的文章，聲稱中國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導彈技術和核技術，特別是在美國與印度簽署了核協議后，中國馬上與巴基斯坦簽署了1994年擱置的核電合作協議。這種聲音是美國解套金融危機、培養消耗中國國力的戰爭代理人的信號。所以我們要有長遠打算，要從危機的角度看問題，有些東西並不是一個所謂的「戰略機遇期」就能遮蓋過去的。人家與你是競爭的關係，怎麼會等到你所有崛起的條件都具備了才干擾你呢？台灣的問題實際上比民進黨在台上的時候更複雜了，可以說馬英九是中美「連體嬰兒」經濟的產物，但是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化或者好轉，中美這種「連體嬰兒」 經濟都會變化，進而改變中國的安全環境，或者東邊，或者西邊，中國崛起的和平環境絕對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容易，可以說比德國、日本和俄羅斯完成工業化試圖實現崛起時更加複雜了。雖然形式上可能有所變化，但是本質上絕對不會變化。在這裡戰爭因素佔多大比例？遏制戰爭的成本有多大？我們的實力準備、戰略布局是不是從一個長遠的目標上去考慮？這些都需要我們抓緊時間應對。

　　最後我還想回到年輕人的身上。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中國雖然超女超男這些玩意有很大的市場，但是有關軍事的節目也很吸引人。比如鳳凰衛視的《軍情觀察室》，在鳳凰台永遠是收視率第一的節目，其他的節目至今也沒有得過第一。中央四套的《今日關注》，只要一播出軍事題材的節目，收視率就上來。儘管這些節目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看呢？可見軍事問題在民眾中是有很大關注度的，或者說安全問題是中國人比較關心的。那麼我們為什麼不順應這個文化變遷的走向，把加強國防建設與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技術創新的發展結合起來呢？2009年中國將進行大閱兵，同時要對歷次革命戰爭中的英雄搞一個紀念，我認為這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現在網上有一些軍事迷組成的網友群，他們定期聚會搞活動。比如有一個軍事迷組織，他們最近拍攝了一個DV，名字叫「1979」,以紀念自衛反擊戰中死去的軍人。情節很簡單，就是一群人身穿六五式軍裝坐在一個大禮堂里，然後一個個地離開，最後就剩下一個人了，寓意著那些走了的人都留在中國的南疆了。這些年輕人有的是店員，有的是工程師，有的是編輯，但是在拍攝的時候都流淚了。這些年輕人在各個網站上維護著中國軍人的榮譽，本質上他們是渴望高尚，渴望升華。其實，在當今這個商業化社會，整合年輕人的這種渴望是國家保持生命力的一個重要步驟。小布希在任8年期間不斷強調清教徒式的東西，不就是希望美國的年輕人按照美國新保守主義設計的大戰略，把美國在全球的利益進一步夯實嗎？但是小布希這次確實高估了已經從壯年走向老年的美國實力了，玩大了。

　　那中國呢？說實在的，留給中國的時間不多，老年化社會也在逼近中國，再不確定一個「大目標」，恐怕就沒有機會了！

　　美國不是紙老虎，是「老黃瓜刷綠漆」

　　◆ 宋曉軍

　　沒有「大目標」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2008年秋天我到哈爾濱工程大學去，晚上9點哈爾濱的大街上就沒幾個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裡的科研人員接北京的科研項目，其實按照北京的報酬標準來比，錢確實不多，但他們還覺得挺滿足、挺開心的。我到他們的一些重點實驗室去看了看，確實有些項目做得很不錯、項目負責人都很年輕，真是敢想敢幹。其實在市場化的今天，東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爾濱最繁華的中央大道去看，那邊正在興建幾個大的商業城，我問當地的人是哪兒來的投資者，他們說都是大連的。其實東北的富人大部分集中在大連了，而哈爾濱這座重工業城市，曾經那麼牛的地方，好像在經濟大潮中落伍了，現在怎麼辦啊？好在還有哈爾濱工程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這樣的學校。這些學校不就是當年準備打仗逼著建起來的嗎？朝鮮戰爭一結束，蘇聯給了我們 156個項目，大部分是軍工方面的，東北就火了。後來1964年跟蘇聯鬧掰了，又玩了「大三線」，以四川為中心建立了一大堆軍工企業。這些軍工產業，後來很多人認為是資源浪費，沒有收益。但是他們怎麼不想想，如果沒有當初這些產業的步兵武器通過成昆鐵路源源不斷地運往越南北方，把美國幾十萬軍隊牽制在那裡，哪有後來中美緩和的機會呢？記得1995年，宋宜昌在《戰略與管理》雜誌社就講了這樣的話：一條鐵路拖垮了兩個超級大國。說這話時，林毅夫好像也在場，他那時正在搞「比較優勢」，認為中國應該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和市場資源從加工貿易重新做起。我覺得當時他沒有聽懂宋宜昌講的戰略產業的收益問題，這是一個人內心的格局問題，一個有沒有「大目標」的問題。記得王小東當年也問過林毅夫，搞「比較優勢」的經濟模式有沒有考慮國家安全的問題，當時林毅夫並沒有正面回答。

　　我們應該感謝歷史，應該為還有哈爾濱工程大學這樣的民族傳奇而欣慰。今天這些工業是中國最關鍵時刻可以拚命用的。在這一點上，我們還要感謝幾個人，包括李登輝和陳水扁，沒有他們鬧「台獨」，中國這些老底子沒準兒真的就被人家給粉碎了。後來美國為什麼壓陳水扁，在兩岸問題上玩起了緩和，不就是用台灣問題測試了一下中國的民意嗎？

　　我在2008年台灣大選前去了趟福建前線，到那裡看了還真有些擔心，但同時讓我感到欣慰的是，那裡的軍人精神狀態還可以。因為畢竟受市場經濟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隊駐在山溝里，雖然指戰員們說起經濟生活都是要發牢騷，但是談到打仗還是挺興奮的。其實他們內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後人們才會重視他們的社會地位。但是時間不能太長了，太長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會慢慢流失了。

　　其實這一點讓很多愛國的年輕人很著急，有些人在網上罵軍方有人腐敗，其實反過來想想，他們的不高興也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不高興。

　　也許一個國家的「大目標」正是在一種「戰爭危機」中逐漸形成的，直白地說，是給逼出來的。雖然有一些人現在跟著西方叫嚷「中國威脅論」，我們自己也稱是 「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麼避免戰爭、遏制戰爭也是一個不能被忽視的因素。無數的事實已經證明，西方几百年來形成的「持劍經商」的傳家寶是不會丟棄的，你想靠自己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劍，跟你溫和地做買賣，這可能嗎？這其實是機會主義！

　　媒體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漢芯穿幫，咱們某型武裝直升機穿幫，都是我們想幹事的時候發生的。其實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樣的問題，毒牛奶這個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當初有人一廂情願規定我們的牛奶標準應該按照歐盟的標準來制定呢？按照那個標準，我們有歐盟那麼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嗎？標準高，沒有原料，只好造假。當初多少媒體在鼓吹「與國際接軌」是中國崛起的標誌，現在三聚氰胺出來了，他們又以「社會良心」的高姿態批判。說穿了，很多事情的源頭就是機會主義，沒有想清楚中國未來到底要怎麼走，有什麼樣的大目標。晶元、直升機都一樣，你的產業是生產背心、褲衩，還想在高科技產品上要好東西，那可能嗎？

　　國家從2002年開始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講產業升級、自主創新，口號出來了，但是實行了20多年的「文藝腔」和機會主義之後，形勢逼迫得又沒有辦法，短期又得拿投資養活人，於是他們就七拼八湊報上去說自己創新，後來領導覺得好，領導也不知道啊，那就量產吧，一量產，底兒給兜出來了，啼笑皆非，整個就是八國聯軍的東西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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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事情多了，年輕人一定會慢慢像一個新接手的棋手那樣，把原來下的棋一步步地復盤，一步步地找出差錯，最後一定會發現真正的問題在於：沒有「大目標」。

　　這麼大一個國家，至少應該是打商戰，而打商戰一定要有軍事裝備做後盾，而軍事裝備一定要有產業做基礎。這麼簡單一個邏輯，年輕人難道看不出來嗎？所以如果沒有「大目標」，對年輕人的所謂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謹防被別人永遠打入地牢

　　有了「大目標」之後，你才能回過頭來一點點地審視自己的本質是什麼，找准自己在世界的相對位置。2008年8月關於喬治亞和俄羅斯衝突，我在鳳凰台做了一期《鏘鏘三人行》的節目。做節目前，竇文濤在那化妝，問咱們怎麼說，我說就說老黃瓜刷綠漆，說太專業的軍事技術沒有意義。他挺好奇，問這是怎麼回事。我說：從軍事上看，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做完節目之後，軍科院的哥們兒立即給我發簡訊說：你宋曉軍終於把我們不敢說的話說出來了！

　　為什麼？因為經過冷戰之後，雖然蘇聯垮了，美國實際上也是半殘，花不起這麼多軍費玩下去了。1972 年美國與蘇聯就簽署了反導協議，當時西方經過上世紀60年代經濟高增長的繁榮后，終於出現了經濟衰退。就是你夯錢，我夯錢，最終兩家都夯不動了。結果兩個爭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談，談出這麼一個反導條約，就是雙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兩個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那時咱們中國與美蘇兩家都鬧掰了，於是 1964年毛澤東決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後來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馬了，現在很多年輕的軍事迷談到「640工程」時還覺得十分惋惜。雖然他們不知道當時國家確實有困難，但是他們能感知到當年中國有「大目標」時那種勁頭。反過來說，就是現在我們倒顯得軟得過了頭，缺少了那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魄。

　　2001年底小布希撕毀了反導條約，玩起了全球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儘管這個系統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晶元技術——利用柯林頓時代吹起來的IT技術。但是俄羅斯畢竟當過大國，有過大目標，普京馬上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很嚴重，這是將俄羅斯民族永遠打入地牢的一招。換句話說，一旦美國搞了「反導」，將大大限制俄羅斯最後一塊王牌——核武器。於是俄羅斯想盡一切辦法，不惜拿喬治亞開刀也要遏制「反導」這個東西。

　　美國人在越戰時打得不太行，幾十萬人和大量金錢陷在那裡了。那時美國人比誰都需要「緩和」，尼克松沒辦法，只好到中國給周恩來拎大衣來了。他們發現中蘇1969年衝突得很厲害，意識到拉中國對付蘇聯一定管用，因為蘇聯那個時候處於上升期。其實，你看看大英帝國的崛起和衰落過程，這種技巧是經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說是美國得到了英國「真經」后的一次實踐。本來如果蘇聯1979年不幹阿富汗，慢慢發展下去，美國人不至於把越戰的盤子翻得那麼快。後來美國人拉了中國，蘇聯陷在阿富汗徹底垮了。經過這幾輪折騰之後，冷戰之後的美國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後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說美國和俄羅斯在國力上都是老黃瓜了。從軍事上看，美國只能採用一種刷綠漆的辦法，這種綠漆就是過分地誇大信息戰，處處都是信息戰，其實就是柯林頓時代的IT技術的延伸，這與經濟上IT泡沫有關，明明是泡沫，可美國在軍事上一個勁兒地鼓吹，其真實目的就是要得到一個戰略上的緩衝。他們搞這個一是掩蓋自己老黃瓜的面孔，二是誘導像我們這種工業化還沒有完成的國家跟著跑。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中將，有一次開會坐在我旁邊，他說，他看到過那麼多國家的軍事演習，只有中國軍事演習指揮所裡面的大屏幕是最高級的，還搞什麼戰地網吧，這些東西也充斥在軍旅電視劇里，機械化沒搞完就完全是信息戰，有些過頭了。我聽了特別有感觸，人家畢竟是抗美援朝當過連長的人，看出來道道兒了。

　　俄羅斯最清楚美國是老黃瓜刷綠漆，因為他們倆一直是對手，俄羅斯的態度就這樣：你是老黃瓜我清楚，你刷點綠漆，在我家門口你也不敢夯，遠了咱們找一個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練不過你，因為你比我多一層綠漆，但是近了你肯定沒戲。中國不是這樣，90年代之後學人家，之後就開始採用鋪天蓋地的信息戰，買無數的電腦，看演習畫面全是信息戰，你機械化還沒完成呢，「信息至上」有點趕早了吧？玩信息戰不能替代機械化。信息戰只是把機械化的能量稍微發揮大一點，並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但現在你到書店軍事書的專櫃去看，大部分是關於信息戰的。被美國誤導，也跟著「新黃瓜刷綠漆」，你就無所作為吧。在產業上你就做背心、褲衩吧，不用搞什麼機械化了，在網吧里就能把戰爭打贏了？這種思維方式對中國的影響很深，其危害程度不僅僅是軍事層面，在產業經濟層面影響也很大，現在經濟危機來了，大家才醒悟過來。

　　咱們奧運開幕式那天，俄羅斯一打喬治亞，所有人都傻了，因為喬治亞信息戰的裝備就是美國人配的，包括悍馬車隊、衛星通訊密碼系統、敵我識別系統全是美國的信息戰裝備。美國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裝備上加信息戰的東西，比如使用從烏克蘭買來的防空導彈，修改一下敵我識別系統，就把俄羅斯的圖-22轟炸機打下來了。而俄羅斯坦克上連GPS都沒有，俄羅斯只有17顆全球定位衛星，沒錢發射不起衛星，沒法定位，坦克開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軍就用特別傳統的戰法，把喬治亞的戈里市這麼一切，衝過去包圍了南奧塞梯首府茨欣瓦利，喬治亞就投降了。就這麼一個分割包圍，贏了，所有人沒話說了。至於信息戰之類時髦的詞，作為總參謀部的人可以琢磨，他們都是理想主義，但是軍隊作戰考慮的是實用主義，打贏為主，不管理想主義，沒有還不打了？美國的「勸阻戰略」嚇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們有些學者，口口聲聲中國不行，中國差得太遠了，所以現在不能跟美國人對抗。我倒要問一句：既然不能對抗，台灣要真的「獨立」了怎麼辦啊？如果美國按他們的《與台灣關係法》介入，明說了就保護台灣，那麼我們是不是就看著台灣「獨立」了？其實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台灣一「獨立」，政權合法性就沒了。在這種情況下，十七大上終於說了「在機械化基礎上的信息戰」，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報告關於國防建設部分有專門的一章，談到了「機械化和信息化複合發展」，而原來的流行觀點，似乎信息戰就代表了一切。同時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灣「大選」期間，很多網上的年輕人表示如果台灣獨立就用戰爭手段解決，這也是一種威懾。輿論威懾是一個醞釀過程，關鍵是要把美國人那套 「信息戰是不可戰勝的」謊言打破。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不僅僅是武器裝備，在武器裝備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具有敢打持久戰的勇氣也很重要。

　　糾錯戰略以後的「大目標」

　　有了「大目標」后，一個國家才會認真審視自己的能力和現狀，每一步怎麼走心裡就清楚，就踏實，同時，對對手的情況就能下工夫摸索了。中國有很多年輕人在網上給軍方出主意，慢慢地他們就會發現問題的癥結在哪裡了。縱觀近現代史，日本不到100年的時間裡，打了一場軍戰、一場商戰，就那麼點國土、資源和人口，日本人怎麼就敢想，中國人就不敢想了？自英國工業革命后，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完成工業化的，當然他們把好戰的武士道精神轉移到了商戰，現在成了全球經濟總量第二的國家。我們不可能變成日本那樣，我們農業社會太發達了，太舒服了，可是工業化后被欺負了，要改變不公平的世界秩序，總要有真正的大國心態吧。現在好像一提「大國崛起」就看經濟，可是看看中國是什麼經濟啊，這次金融危機看清楚了吧，人家不要我們的東西，我們就出現民工回鄉潮了，嘴上喊著「與國際接軌」，實際上就是給人家當加工廠。現在見了棺材，落了淚沒有啊？還這麼混著嗎？我看年輕人不願意就這麼混著。除了國內的一些現實問題以外，外部環境的變化對年輕的刺激是最大的，最終他們會發現讓他們真正不高興的原因在哪裡。后發國家有一個算一個，看看伊朗、委內瑞拉就明白了。走向現代化不動員年輕人，不解決讓他們不高興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解決，他們遲早會想辦法自己解決的。

　　年輕人總有一天會明白，就工業化而言，中國是嫩黃瓜。從大的歷史軌跡看，中國雖然從封建社會角度講是老黃瓜，但是從工業化角度來講，德國人、俄國人、日本人比咱們走得快，他們是中年，我們還年輕，還朝氣蓬勃。只要我們踏踏實實地成長，總有出頭的一天。比如「神七」上天的時候，美國人就希望中國的飛船有一天能為他們在太空搞運輸，因為到了2010年後，美國的太空梭就不能飛了，而他們的飛船還沒有搞出來。冷戰的時候美國相當於壯年，但是美國太冒進了，砸了很多錢，太空梭是好東西，但是無法持續，說白了就是體力不行了，沒有能力砸那麼多錢了。當然，現在時間確實比較緊迫，特別是隨著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人的這次經濟「試錯」震撼了世界，中國原來想扒著人家肩膀走路，現在肩膀塌了，怎麼辦？最關鍵的是，人家經歷了兩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知道危機有導致戰爭的可能，所以美國從來沒有忘記打造手中的劍，也就是大英帝國的傳家寶—— 持劍經商。轟炸南聯盟，打伊拉克，都是「持劍經商」。而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就是這樣，因為你手中有核武器，就相當於有拚命的煤氣罐，他們搞的導彈防禦系統最終就是讓你的煤氣罐點不著。到時你拿煤氣罐跟人家叫板，人家就不理你了。這個道理很簡單，很多喜歡軍事的年輕人都看出來了，就是著急，所以遇到這些事情就不高興。

　　這種不高興的歷史並不長，前30年時間裡，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是相當樂觀的。前30年覺得不行，發展模式要變，目標變了，叫開放引進（從70年代初期已經開始引進了大型化工項目等等）。物質文化的引進上面必然附著精神文化。我們先羨慕人家的物質文化，自然而然會對人家的精神文化頂禮膜拜。物質文化跟著精神文化引進，這也沒什麼不好。但是為什麼日本人、德國人，甚至蘇聯人在1929年西方經濟危機的時候，也大量引進西方的化工、礦產機械、汽車技術（包括軍工技術）這些東西，人家的文化為什麼沒變？就是因為當時有大目標——我引進你的技術是為了將來超過你，所以文化不跟著你變，文化還是俄羅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質文化引進。雖然後來蘇聯解體了，但這段「強國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們當時沒這個閘口，一引進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鏡、喇叭褲那些東西，就是一個文化引進，你已經戴上蛤蟆鏡，穿上喇叭褲，不唱《圖蘭朵》是不可能的。頂禮膜拜還來不及呢，趕超別人的目標早忘了。現在隨著加工貿易的增多，發現大頭兒利潤都是人家拿走了，兒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媽挺高興，並不知道孩子在外國人底下受著「人家吃肉你喝湯」的委屈。這種委屈積壓多了，大家自然也會想到大目標。上世紀20～30年代這種情況更明顯，因為那時距離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時間近，特別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和1937年日本人佔了北京和上海后，這種東西就自然冒出來了。否則那時本來可以過著不錯的白領日子的青年男女，怎麼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華、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輕人，通過親身經歷的歷史，後來在解放初期大都成為了新中國重化工業、軍事工業的主力，他們兢兢業業為之奮鬥的「大目標」是現實逼出來的，現在的「兩彈一星」裡面都有他們的身影。現在我們說那時的「大目標」導致了後來的「左」傾冒進，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這不能成為不設定「大目標」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發生后，隨著時間推移，很可能是經過糾錯的「大目標」重新逐漸形成的開始。

　　絕非危言聳聽：金融危機的最壞後果就是爆發戰爭

　　後現代資本主義，就是西方玩的一個非常標準的模式，它壓服別國的手段我已經說過了。而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中國的角色是雙重的，既是西方的產業轉移地，即製造業低端的轉移地，同時又是西方摧毀你的自主產業和軍工產業的一個目標。西方還沒有馬上摧毀是因為拿不準，拿不準就不斷來試探。而中國建國以來的60年裡，正好是一半對一半，原來前30年是拚命準備跟西方直接對著干，按劉立群的話就是 「軍戰求強」，學蘇聯，集中重工業，利用農村剪刀差，集中發展重工業。這一部分恰恰是將來西方要摧毀的部分，但是這一部分其實我們自己也摧毀了不少，但是還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對中國的產業轉移，這是符合西方整個後現代模式的運行規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產業轉移到你這兒，利用你的廉價勞動力、廉價的土地、廉價的資源環境。同時在這個基礎上，讓你又開始接納他們的金融工具，比如說通過股市和各種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國的製造業利潤，二是粉碎中國的自主工業部分。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變成了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就是產業轉移、金融工具這兩塊中國看似玩得也挺紅火，但是西方要摧毀一部分。自從1995年台海危機之後，我們那塊西方特想摧毀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強。從利益層面上看，這就變成中國人內部兩種東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為主還是依附為主。當然，從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說後者，這畢竟是1840年以來中國無數先烈用生命和鮮血去追求的東西，但是現實中的各個力量之間博弈得非常厲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們才發現，中國經濟連續這麼多年來的高速發展，成就很輝煌，怎麼連直升機都無法自行研製和生產呢？僅有的那些軍用直升機都快飛殘了，而且還都是小心翼翼地飛。溫總理說，看到租來的直升機，「很刺痛我的心」——從技術層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機的飛行技術遠遠超過軍用的，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直升機，而不是人員的素質問題。否則當年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的殲擊機飛行員怎麼可以在那麼短的時間就能適應呢？最重要的一點，更多的民眾和年輕人看到了一個大國走一條依附型工業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現在機會來了，金融危機爆發了，首先是俄羅斯的態度變了。現在俄羅斯可能會把那些當年他們不惜成本打造的軍工產業技術賣給我們了，西方特別是歐洲的一些產業也快撐不住了，包括數控機床、發動機等等技術。可現在看看，有幾個專家說「抄底」的時候想到了這些東西？還天天在媒體討論是不是應該買美國債券。作為一個工業化尚未完成的大國，一個號稱要崛起、改變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經濟秩序的大國，這麼好的機會，怎麼就沒有精英們想到呢？可看看年輕人在論壇上討論的，恨不得把技術「抄底」的單子都開出來了。年輕人有新的知識結構，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強食」的文化、市場經濟的利益最大化讓他們明白了「這是一個殘酷競爭世界」的道理。最近爆發的金融危機，他們也開始根據他們掌握的歷史知識在判斷，他們不可能不想到戰爭，因為資本主義本質特點，或者說在民族國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機，很有可能導致戰爭。

　　原來美國和西方希望按照保持他們永遠強大的模式，把中國塑造成他們希望看到的狀態。現在金融危機爆發了，金融工具這一條露餡了，年輕人看得越來越清楚了。這就逼著中國要對自己提出幾個問題：別人要把我們塑造成什麼樣？我們自己想要的中國是什麼樣？這中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當然這個差距大家可能沒有梳理清楚，可能還在認識過程當中。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知識分子當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來中國是什麼樣？光說中國崛起，光說中華民族的復興明顯不夠，怎麼去勾畫這個東西呀？就像你說將來要造一個房子，這個房子到底是什麼樣，一層二層怎麼裝修，木質的還是鋼筋混凝土的？按老話講，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覺得經歷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後，這個輪廓越來越清楚了。與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這種輪廓的清晰過程恰恰是在年輕人很多的「不高興」中漸漸完成的。有了這種清晰的圖景，有可能需要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幾代人去完善，最終把它實現。看看歷史，如果沒有 1840年人家軍艦商船堵在中國的家門口，會有孫中山那些人勾畫中國未來現代化的圖景嗎？因此，在討論中國「大目標」的形成時，不能不想到：這次金融危機會不會導致一場把中國牽扯進去的戰爭？

　　2008年，我在很多場合做了有關俄羅斯的節目，雖然這些由頭都與軍事有關，但是背後卻有一個更長遠的思考。那就是，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被逼入絕境嗎？

　　看看歷史，1949～1979年我們試圖走「軍戰求強」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謂「中美蘇大三角」的待遇。1979年後，我們改變策略，走了「商戰求強」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憑藉中國的人口、市場和能源需求的規模，在西方眼裡，中國就是走上了一條「商戰爭霸」的路。看看現在人家對中國商品的 「圍剿」，人家對人民幣升值的逼迫，人家對中國「實現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懼，最終人家會不會動用他們最擅長的軍事手段將尋求「商戰爭霸」的中國逼入絕境呢？一旦有這樣一天的到來，我們靠什麼進行「絕地反擊」呢？俄羅斯有了伊拉克戰爭時石油漲價的機會？歷史會給中國有這樣的機會嗎？

　　隨著經濟危機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戰爭消除危機的聲音漸漸在私底下多了起來。這首先是人們冷靜之後，開始重新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了。我有一次與幾個人一起吃飯討論這個問題，就像在一個信息迷宮裡一樣，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樣，甚至可以說大家願意根據自己的期待和意願去汲取信息。於是我就從迷宮的起點開始談。人類進入工業化社會後，特別是資本主義為主導的發展過程中，消除過剩產能和人口的最終手段就是戰爭，然後工業機器又可以為自己毀掉的東西再運轉起來。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後，戰爭中投入的大量資金在軍事技術上實現的技術跨越被轉化為民用技術后，使得戰後的經濟獲得了長時間的繁榮。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后，西方國家完成了工業化後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技術存量基本用盡了，過剩的資本無法再找到了新的技術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這個過程中，產業轉移、金融工具讓中國產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社會分層。在大城市中的部分頂層精英與西方的后工業化接軌后，在金融領域裡衝動的成了潮流的引領者，雖然有像王小東這樣原來在北大學數學、後來在國外學投資銀行的人竭力蔑視這種衝動，但是像他這樣人太少了，聲音也大小了。另一部分人在中間層，也就是在製造業，這部分人根據我的觀察，其實有點自卑，認為自己投錯了行，沒有搞金融。第三層的人就是在農村，在信息極端不對稱的情況下，只能讓孩子好好學習進入第二甚至第一層。也就是說，中國有農業、工業和后工業三種文化分層。金融危機發生后，一開始很多人都不相信代表人類文明前進方向的后工業社會竟然就玩砸了。很多知識分子認為這只是后工業時代的一種必然的「試錯」，其後自然會生出自我矯正的機制，但是誰也沒有論證出這種自我矯正機制的最終出現是不是要像工業社會那樣付出戰爭的代價。有人說美國要打伊朗，但是打伊朗是飲鴆止渴還是生出自我矯正機制呢？是不是飲鴆止渴的比例更高一些呢？那麼下一步是不是戰爭呢？

　　在這期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發動了1967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爭，以色列背後的美國、英國，加上仍處於傳統軍人政權和宗教政權的埃及和沙特，為什麼以維持中東和平進程的口實對哈馬斯這個民選政府實施毀滅性打擊呢？這其中有一個很大的悖論，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東發生了衝突，這是不是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西方在後工業時代出了問題呢？出了問題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毀自己曾經倡導的東西？這裡還包括已經實行了民主的俄羅斯，仍面臨著與西方潛在的軍事衝突，至少是需要用軍事力量平衡雙方關係的衝突。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后工業化國家在走不下去后，或者為了「 糾錯」生出自我矯正機制而採用戰爭手段的可能性。

　　中國無法不顯其大

　　◆ 宋曉軍

　　在中國決定派軍艦去索馬利亞海域為商船護航的時候，我寫了一篇博客，認為這樣做成本過高、有些操之過急，網上有些年輕人不理解，罵我膽小。其實我一點也不生氣，我特別理解年輕人希望自己的海軍走出去，為自己的商船隊護航。這與1840年後中國人被西方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受的窩囊氣確實有關係。後來我在一篇介紹一本書的博客中，解釋了我為什麼會這樣想。當時我寫道：中國海軍去索馬利亞護航，從地理上看，確實算是「遠洋」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正式的海軍戰略，這個「 護航」就是個臨時舉動。因為如果沒有遠洋的戰略指導，從配套的後勤補給體系建立到艦船的設計，再到相關的海外中國企業和僑團的配合，肯定是一筆「亂賬」。不過中國的事情可能就是這樣，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先幹了再說。可是作為一個正在努力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是不是更應該盡量先設計戰略呢？因為你畢竟是比別人走得晚，要趕上人家，就更要設計。經濟上「摸著石頭過河」，把財富都集中在了東南沿海，不僅海上沒有考慮安全縱深，就是陸上，也把該有的防空設施都讓給房地產開發了，等著李登輝、陳水扁的「台獨」鬧起來，才想起從俄羅斯引進海軍裝備技術，在引進、消化過渡時期，只能靠二炮的戰略導彈頂著。由此可見，有長遠戰略規劃多麼重要！一個國家任何時期都不能沒有大目標。

　　在中國決定派軍艦前往索馬利亞護航前，中國在非洲的利益已經被西方盯上了，抵制奧運會的理由很大一部分是蘇丹問題。1985年美國搞了一個軍事遊戲，名字叫「閃電行動」，內容是蘇軍入侵捷克，於是美國派特種部隊與捷克游擊隊配合打擊蘇軍。現在美國又搞了一個軍事遊戲，叫「武裝突擊」，內容變了，游擊隊變成了蘇丹人民解放軍，雖然對手沒有說是誰，但是所有人都能猜出來是中國，因為現在中國有很多人和一系列產業在蘇丹。中國在那裡的石油利益是眾所周知的，而相關的配套產業集群在蘇丹、安哥拉建立是必然的，最重要的是這種模式為非洲現代化發展提供了一個優於西方后殖民的模式。這與奧運會期間一些人以蘇丹問題為理由抵制沒有關係嗎？中國在非洲的利益如果沒有大目標的準備，未來可能付出的代價會很高。中國這次派了軍艦，美國、日本、韓國就馬上跟進了，就是台灣也完成了圖上作業，最後認為沒有辦法完成補給放棄了。這些動向都值得我們關注。

　　中國去非洲，無論從利益上看還是從重塑世界秩序上看，都是對西方的一個重大的、潛在的挑戰。如果中國不去非洲，無法解決能源、原材料的瓶頸問題。怎麼解決中國自己的工業化、城市化問題呢？這個問題不解決，多年的市場經濟已經把大家的胃口調起來了，你讓不讓9億多農民進城？讓不讓他們的孩子享受那種在電視 「村村通」工程中看到的城市生活？如果你不讓，你的政權合法性都成問題了。如果讓，你的鐵礦石、石油從哪裡來？你的製造和貿易附加值那麼低怎麼養活進城的農民？再退一步，就算城裡人不關心農民的生活，但他總要關心自己的投資利益吧。當他知道他在非洲的投資要出問題時，他怎麼想啊？其實中國下一步的現代化進程，決定了中國必然要與西方進行一種以軍戰為支撐的商戰，這是難以避免的。既然難以避免，就要早早設計，如果不設計，等出了事再行動，那才是真正的「義和團」。以中國民眾目前的教育程度和60年的建設經驗來看，中國是應該有能力設計大目標的。

　　這次經濟危機就看出來了，有關金融的所有機制、體制都沒有變，除了奧巴馬給美國底層說了點兒空頭支票一樣的漂亮話外，所有帝國大佬、甚至有些發展中國家的精英，根本不想改變任何東西，因為他們太想維持和延續原來的舒服日子了，想就這樣慢慢混過去，這可能嗎？在這期間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戰爭，二是讓中國這樣的大國繼續用血汗錢支持西方主導的現行發展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國未來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其實中國也不是不想改變這種模式，從2002年開始，中國在官方的各種發展報告中，就提出「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等口號，但是原來發展的慣性加上利益集團的阻礙，這種改變是異常艱難的。但是到了2008年，出現了很多的轉折跡象，無論是「奧運火炬事件」，還是後來的金融危機，真是巧合了，有一種天意讓中國催生出大目標的機會。北京奧運會期間，以色列總統佩雷斯說出了「中國變得更強大，世界會更平衡」這樣的話，中國無法在這個靠實力說話的世界秩序中放棄偉大的目標。當然，這個過程可能會比較長，但是隨著金融危機而來的貿易摩擦，很可能又是一個來自外部環境的引爆點。總之，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統計文化決定統治文化的時代，大大小小的群體性事件，大量出口企業的失業農民工，這些現實問題是必須要有一個大目標才能解決的，或者說有了大目標是解決成本最低的。這個大目標實際上就是兩手準備，一是將依附、跟進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化為自主、創新為主的模式，二是為了防止人家用戰爭阻止這種轉化，我們必須儘快發展可以強化軍事實力的產業。

　　金融產業比重過大是腐朽的標誌

　　◆ 王小東

　　一語道破危機緣由：不幹活想住大房子

　　中國有很多人說美國非常強大，強大得不得了，到今天他們還在這麼說，這些人既包括右派，也包括左派。右派非常高興地說，美國還是這麼強大，一點事都沒有。比如前些時候美國國會如果通過了7000億美元救市的計劃，那麼他們會說你看美國政府、美國人民還是能夠做出適當反應的；如果沒有通過呢，他們也能有一套說辭，說你看這是民主的勝利、憲法的勝利。不僅僅是右派、左派，還有很多民族主義者，他們也非常畏懼美國，他們對美國的形勢也認識不清。他們說這些其實都是美國的陰謀，是來套中國和其他國家錢的，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錢套進去以後，美國什麼事都沒有。很多左派、民族主義者都這麼看的，這也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美國真的沒有想象的那麼牛。實際上，美國金融危機確實反映了美國社會面臨的問題也是非常巨大的。

　　其實美國金融危機的緣由很簡單，不像那些故弄玄虛的人說的那麼複雜。人世間的很多道理其實都很簡單，一些人就喜歡故弄玄虛。故弄玄虛的原因有兩個：第一，自己根本沒有什麼學問，沒什麼真知灼見，想冒充有學問有思想；第二，想把人往錯誤的道上引，從中取利。實際上，次貸危機也好，美國貿易赤字也好，說穿了，就是美國人消費得太多，生產得太少，形成了缺口。這裡也包括交換，生產出來的東西通過國際貿易進行交換還是不夠。我們都知道物質不滅，天上掉餡兒餅的事是沒有的。這個缺口怎麼補？一是搶，二是騙。先說搶，美國不但搶了，而且還搶得很多，但是它搶的效率太低。為什麼搶得這麼低效？我認為是想搶又沒有膽子。這一點在伊拉克戰爭當中充分體現出來了，一個美國兵一年要拿走幾十萬美元，裝備要幾百萬，就這麼花錢。

　　就這樣的一個數字還是擺不平。當然自由派會講，那是美國太仁慈了。要是真仁慈就不會去搶，真仁慈就不會躲得遠遠地、十分安全地，像玩遊戲一樣殺死幾十萬平民。搶的效率低，得不償失，缺口還是補不上，剩下的一招就是騙了。怎麼騙呢？利用金融工具，就是所謂貨幣戰爭。騙，這個事短時是可以的，長期一定不行。

　　我認為這次金融危機體現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現在美國老百姓群情激憤，都說這次危機是華爾街那幫混蛋和小布希政府的錯。但是我們平心而論，美國老百姓又怎麼樣？你活幹得這麼少，壓根就沒那份錢，你憑什麼住大房子？現在美國老百姓說是那幫商人騙他們，而且打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比方：華爾街的那幫人是販毒的，我們是吸毒的，吸毒的是受害者，最多進戒毒所，而販毒的應該判刑。這是我看到的美國老百姓很普遍的言論。但是講老實話，他們也不完全是上當，就是想不幹活卻能住大房子。

　　美國社會確實衰朽了。宋曉軍說過：美國精英對美國力量的感覺，跟它的真實力量不相稱，結果是搶的時候力不從心。打個比方，我這個老頭看到一副啞鈴，我年輕的時候舉100下問題不大，所以現在也去舉，可一下就把腰給閃了。

　　不能聽「金融戰士」忽悠，製造業才是正途

　　曾幾何時，在中國這樣一個說法流行了起來：製造業是低智商、低層次的人乾的，其結果是費力而好處全被別人拿走；真正高智慧、高層次的人是從事金融業，打贏金融戰爭。代表就是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他們會舉出種種數據，說明中國從事製造業是多麼地「虧」。就經濟發展戰略，乃至人們的價值導向而言，再沒有比這種說法更誤國誤民的了。我有必要花一點時間，詳細說明製造業才是一國財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讓我們首先設想這樣一個場景：你天天給我提供貨物，給我幹活，而我只是給你打個白條，至於這個白條能夠兌換多少貨物或服務，完全由我說了算。這樣我應該很高興，對吧？但奇怪的是，我很不高興，我天天到你家去敲門，說我不願意打白條，我願意也給你貨物，給你幹活，最好是倒過來，我給你更多的貨物，干更多的活，你給我打白條。這樣的場景發生在什麼地方？《鏡花緣》中的「君子國」嗎？告訴你，這就是發生在國際貿易中的真實場景，已經有幾百年了。這就是在國際貿易中，人們要順差而不要逆差這樣一個事實。在經濟思想史上，這叫做「重商主義」。那麼，在國際貿易中人們都是君子嗎？只要看一看那一個個急赤白臉的樣子，就知道他們不是相互讓利的君子，而是唯利是圖的小人。這樣奇怪的事究竟是為什麼呢？總不會是幾百年來，各國那麼多無比姦猾的精英都在犯傻吧？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沒有認真想過。我問過我的老朋友黃紀蘇想過這個問題沒有，他回答說：確實也曾對此感覺有些蹊蹺，但覺得自己不是學經濟學的，所以就沒有往下追索。問題是今天的經濟學教科書用越來越複雜的理論把學生們的腦子繞殘，對於這樣明顯的蹊蹺卻避而不談。要我說，這裡面隱含著一個人們不願意拿上檯面的利益算計：我今天白給你東西，白給你幹活，好像是你佔便宜了，但時間一長，就把你養懶了，養廢了，而我卻越來越強壯，到時，我就可以到你家裡去，把你所有的東西全部拿走，甚至把你本身變為我的奴僕。

　　我這樣的講法，經濟學教科書里沒有，好像也是我自己由過於豐富的想象力杜撰出來的「陰謀論」。其實不然，早在200多年前，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就向國會提交過《關於製造業的報告》，明確指出一個國家「不僅富足，而且一個國家的獨立與安全都是與製造業的繁榮極大地聯繫在一起的」。國會最後沒有通過這個報告，但美國在很長一個時期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這個思想前進的。如果說漢密爾頓還沒有把我所說的國與國之間明爭暗鬥的道理講清楚，英國人則是完全把這個問題赤裸裸說出來了。1812年的美英戰爭結束后，英國商人不惜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北美傾銷商品，英國國會和政府則在一旁積極支持，布魯厄姆勛爵在英國下院稱：為了把美國在戰爭期間產生的幼稚製造業扼殺在搖籃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損失也是值得的。當然，人算不如天算，英國人的如意算盤沒有得逞：恰恰是英國的敵對和戰爭所造成的對美國的經濟封鎖，使得美國的製造業成長壯大了起來。不過這裡必須說明的是，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絕不是中國人算計美國的結果——中國的精英還真沒這個腦子和氣魄，而是美國自己貪婪、老朽、不爭氣的結果。中國讓貪婪、老朽、不爭氣的美國過得舒服了一點，甚至幫沒什麼膽子的他們把劍磨快了一些，他們應該感謝我們才是。有網友到我博客上來，居然想象美國的這次金融危機是中國政府富有遠見的操作，實在是太離譜了。

　　漢密爾頓的思想和美國在青春少年期的實踐，以及李斯特的思想和德國青春少年期的實踐，乃至後來日韓的經濟思想和實踐，都是把製造業放在了一國富足，乃至獨立與安全的首位。簡單地說，一個國家如果能以生產致富，是上策——當然，上上策是持劍生產經商；而開賭場，靠騙錢致富，是下下策（如果是持劍開賭場，則可以升到下策），是不得已而為之。出了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現在也是一片回歸製造業這樣的實體經濟的呼聲。然而，今天的美國已經老朽了，它的國民養尊處優慣了，干不動活了，要想回歸實體經濟，談何容易！可從經濟活力上說，我們中國正當青春年少，為什麼放著上策，甚至是上上策不為，而非要去學美國這樣的老朽的下策呢？

　　我決不是說我們應該把辛辛苦苦掙來的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送給美國人去腐化他們。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錢用在諸如改善人民生活，開發大飛機，發展航天計劃，研製核潛艇、導彈和航空母艦上，當然是更好的。現在，這些錢當中不少的一部分被人家在「金融戰爭」中騙走了，我們該怎麼辦？絕不是去打「金融戰爭」再把這些錢騙回來，而是壓根就避開「金融戰爭」，把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到製造業領域，提升製造業的技術，使中國進一步富強起來。

　　這裡也要回答這樣一個疑問：如果我們也同時能夠從金融市場上博到錢，把它用到正確的地方不是更好嗎？我的回答是，我們還真沒有這個本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博一把，中國有些個人可以發大財，但我們這個國家是輸定了。除了缺乏打金融戰爭的能力和經驗外，我們也缺乏對我們的那些「金融戰士」的監管能力，制止不了他們花公帑而賺私利。

　　在這裡，我們一定不能再受那些「金融戰士」的忽悠。有些「金融戰士」是在台上的，他們在忽悠我們去繼續打這個「金融戰爭」，好讓他們發更大的財。對於他們，我們應該問一問：你們過去的成績如何？你們輸掉了多少國家的錢而發了多少私人的財？憑什麼我們這次就可以相信你們了？這些台上的「金融戰士」我們不妨稱為 「飽鬼金融戰士」。還有一些「金融戰士」是在台下的，他們也在忽悠我們繼續打「 金融戰爭」，只是我們說那些「飽鬼金融戰士」不行，莫非換他們就行了？我認為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他們，這些人是「餓鬼金融戰士」，他們上去很可能比「 飽鬼金融戰士」更糟糕。

　　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教授說：「美國金融市場全部關門了也不妨礙經濟發展。本來就是投機，本來就是投機冒險而已，本來就無所謂財富的創造，可以讓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號關門倒閉來得更多更快些。金融資本的本質也就是剝削和欺騙。至少，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去種地、蓋房子、建道路、搞研究、教書、演電影、開餐館……」話雖說得偏激了一點，但大方向是對的。說實在的，就算是芙蓉姐姐，也比那些「金融戰士」對人類更有貢獻：她至少娛樂了我們。讓「金融戰士」享有最好的物質待遇，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腐朽的標誌。一個健康的社會，享有最好的物質待遇的首先應該是科學家、工程師、保衛祖國的人、從事實業的企業家，其次應該是高超的技工、手工藝人、農藝師、教師、廚師，以及優秀的演員、運動員、作家、編輯、記者等，因為所有這些人對社會的貢獻都比所謂的「金融戰士」大。可惜的是衰朽的美國反其道而行之，而我們又錯誤地學習了美國。

　　我們再不能聽那幫「金融戰士」忽悠了，不管他是台上的還是台下的，不管他是飽鬼還是餓鬼。聽他們忽悠，幾十艘航空母艦忽悠沒了；聽他們忽悠，我們的空間站和登月忽悠沒了；聽他們忽悠，上千萬套家庭的房子忽悠沒了；聽他們忽悠，幾億農民一年的收入忽悠沒了。

　　我並不是要完全否定金融市場的存在。金融市場存在的原本意義並不是賭博，而是幫助實體經濟配置資源。這是西方的經濟學教科書里說的。然而，從據說是最為 「發達」、最為「規範」，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們前進榜樣的美國的實際情況看，金融市場並沒有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此次金融危機的出現令人十分信服地說明了：它所起的實際上是劣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把錢投到了不該投的地方去，金融市場成了一個騙子橫行的大賭場。金融市場還要存在下去，但必須做大的改革。比如說，必須大大減少金融產品的種類，只保留一些對於實體經濟資源配置最必要的部分；必須大大減少房貸的中間環節，只允許社會上分散的資金存到銀行，再由銀行貸給買房人。

　　走重生產廢賭博之路，避開金融戰爭，回歸實體經濟，是適用於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健康經濟之路。但美國恐怕走不了，而我們走得了，因為美國老了，而我們還年輕。

　　在這裡我們不妨看一看世界上的一些教訓。首先是冰島。一直到1973年，冰島在世界銀行的分類中都屬於發展中國家，80年代靠玩金融突然發了（類似於中國那些非法集資案），2007年名列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第一位——這個聯合國也是盡瞎掰。它的人均GDP是五萬美元（當然是破產前），比日本還高出很多。今天，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它不堪一擊，國家破產，所欠外債相當於其GDP的七倍，也就是說，即使它能像原來那樣騙錢（這根本就不可能了），也要騙上七年不吃不喝才能還上債。英國許多人，甚至政府部門如警察局，都被冰島騙取了巨額財產，所以英國援引反恐怖主義法案凍結了冰島的資產。

　　然而，英國自己也步了冰島後塵。最近英國自己傳出的消息是英國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冰島，也要整個國家破產了。這個當然是誇張的說法，英國比冰島還是強太多了，但出問題的性質還是類似的，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今日英國，唯一有點活力的地方就是金融業，這總是不行的。

　　歷史上的羅馬就是典型的靠騙靠搶而不生產的例子，其最終結果所有人都清楚。羅馬到後期也是老黃瓜，也沒辦法，最多是出點文化而已，所有的生產都是國外完成的，到羅馬港口的船隻滿載而來，空載而去。美國還沒老到羅馬這種程度，畢竟還在生產東西，比如說我們的飛機，我們的電腦的關鍵晶元還是美國生產的。而羅馬不生產物質的東西，只生產文化，這就到了衰亡的邊緣了。現在又有一群人說文化產業有多麼多麼重要，用文化產業掙錢才是最牛的。這其實也得打一個問號。當你只能用文化產業掙錢的時候，你也老得差不多了，也快死了。當然這還不是你想干就能幹的：你前面如果沒有嫩黃瓜這一段，沒有朝氣蓬勃的製造業這一段，也輪不到你能用文化產業掙錢。一定要有非常輝煌的製造業的硬的一段，才能用文化產業來掙錢，硬完了才能軟，先有了硬實力才能有軟實力。但是真到了硬的被架空了，就剩下軟的時候，也就快死了。我們看到羅馬後來的結果如何？你只能生產文化，不能生產物品來，早晚會形成一個大缺口，怎麼辦？還是要去搶。羅馬的情況當然比今天的美國還要糟糕：最後羅馬自己的公民不願意去搶了，不是良心發現，而是怕死，怕苦，怕累，連搶都得靠外族雇傭軍團去搶。最後外國人說我乾脆把你羅馬搶了得了。

　　其實我們就是應該用這種赤裸裸的，直白的語言把經濟學的道理講清楚。

　　把住強盛大國的命門

　　◆ 王小東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蕭條，當然也波及到了中國，因為中國的出口受到了影響。然而，中國的情況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大為不同，很多邊界條件都是相反的，而這些邊界條件使得中國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對於這樣一個有利位置認識不清，則可能使我們自己放棄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我完全清楚，說出這樣一個事實，會招致一些愚昧之徒的大罵，但我如果因此而不敢說，國人因此而對這樣一個機遇毫無認識，則實在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以中國目前從上到下都崇洋媚外，從上到下都被西方人嚇破了膽的狀況，中國不可能很好地抓住這次機遇，但多少給他們吹一點風，或許還是有所助益。

　　憑什麼你美國人不降低生活標準

　　在這次經濟蕭條中，西方國家紛紛出台救市措施。縱觀所有這些救市措施，都沒有超出羅斯福新政的思路，而其邊界條件卻與羅斯福時期完全相反，因此不可能奏效。為什麼說現在它們的邊界條件與羅斯福時期都是相反的呢？首先，羅斯福時期的美國，生產能力極強，那時的美國是真正的有錢不會花；其次，那時的美國是全世界的債主，全世界都欠它錢。好了，從羅斯福時代的美國的這些邊界條件，我們就可以看出今天的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與之有多麼的不同。在分析這一次的經濟蕭條時，我們時時刻刻都不應該忘記它的觸發點是美國的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絕對不是美國人有錢不會花，而是把錢花冒了，美國欠了外國人巨額債務。所以，今天美國的情況根本不是所謂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超出了它自己的生產能力，超出了它自己的供給能力。

　　原本，假設不存在結構剛性問題，美國的金融危機、金融機構惜貸等，是調節其有效需求過高的市場槓桿，將其有效需求降下來，使其靠攏美國的實際生產能力。問題在於有效需求和生產能力都是存在著結構剛性的，減下來的有效需求不可能都集中在進口的產品和勞務上面，它一定會傷害到對於美國自己的產品和勞務的需求，使得美國原本就不足的生產進一步減少，帶來嚴重的失業問題。所以，政府要出台救市計劃，力圖恢復對於美國自己的產品和勞務的需求。然而，結構剛性在這裡還是要起作用，黃紀蘇在《火燒樓垮，又到了想象未來的時候》一文中所引用的著名國際金融、投資專家麥加華（Marc Faber）的調侃，非常形象地說明了這一結構剛性問題：美國人消費，最終獲利的竟然不是美國，因為美國的生產確實在走下坡路了。

　　簡而言之，美國政府如果想恢復對於美國產品和勞務的有效需求，就必須同時也擴大對進口的需求，而這會進一步擴大美國的對外債務，使得原來引發經濟蕭條的把錢花冒了的問題進一步惡化。當然有些人認為這是無所謂的，其中有很多相信美國無所不能的中國人，也有一部分美國人。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說：美國政府不用怕赤字，因為赤字是美國自己欠自己的錢。我不知道他這裡是否隱含了這樣一個意思：美國欠外債都是美元，是印票子就能解決的事情，所以不用擔心；或者意思是乾脆就是不還別人也拿他沒辦法。我倒是看到多數美國網民不同意這個意見，認為欠了別人錢就是欠了別人錢，不能花言巧語說是欠了自己錢。在這裡我們姑且不做道德評判，僅從利益出發，美國怎麼可以指望外國，比如中國，傻到永遠為它把錢花冒了買單呢？如果有一天中國拒絕買單了，就算原來欠的債它可以全賴掉，只要這個需要外國人永遠輸血的結構沒有改變，美國賴賬以後又怎麼辦呢？看來，美國和中國一樣，樸實的老百姓永遠比高深的經濟學家更誠實，也更正確。

　　那麼，羅斯福新政式的救市措施不符合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如英國等今天的實際狀況，又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呢？我認為這個問題幾乎是無解的，因為正如我們在操持家計時體會到的那樣，有錢不會花的問題永遠是好解決的，而把錢花冒了的問題是非常不好解決的。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個問題有解，那就是美國人降低生活水平，把消費和工資都降下去，這樣就可以降低美國自己的產品價格，調整產業結構，使得中國及其他一些國家的產品失去競爭力，從而使降下去的有效需求集中到進口產品和勞務上面。其實，美國政府官員一個勁地吵吵要中國提高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價，也是這個意思。然而，問題並不全出在中國政府不肯調高人民幣的匯率。首先，美國人能夠承受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嗎？要知道，他們今天生活的高水平，其中的一部分就來自於中國賣給他們的便宜貨，來自於中國借給他們的錢——他們卻還在那裡對中國罵罵咧咧。如果承受不了，則美國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直到有一天，不管你承受得了還是承受不了，事情就這樣了。要是這樣的解決方案不算解，這個問題就是無解的。

　　簡而言之，今天西方的經濟蕭條，從緊急程度來說，比上個世紀30年代那次要輕些。但是，當時的經濟危機之所以來勢那麼兇猛，是由於當時的人們對於經濟規律了解得太少了，其實當時的情況要比現在好得多，今天的困境則很難找到有效的解決措施。所以，它病勢雖緩，卻會延續更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相對經濟地位及相對生活水平都會持續緩慢下降，除非出現天崩地坼的情況，如戰爭等。

　　並非絕對的雙贏：過高估計對手也是取敗之道

　　我們只要一說西方也存在著問題，無論我們再實事求是，再保守，都會有一群「奴青」或認識不清的人跳上來認為你是「義和團」，你「無知」，這已成為中國從上到下各類人等判斷局勢的最大誤區。

　　我對於當前經濟形勢的這種分析，肯定會招來很多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無所不能的中國右派甚至左派的謾罵。舉個例子吧，我曾經在自己的博客上貼了一幅由美國摩根大通銀行製作的世界各主要銀行市值縮水圖。我的本意是給博友們提供一點信息，因為這幅圖製作得很形象。我也未加任何評論。但就有那種我稱之為「奴青」 的人躥上來了，就是要想方設法找出中國的不足，為西方主子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具體的說法我在這裡就不引用了。而又有某些登堂入室的精英，竟然也跟網上的 「奴青」附和。看上去，他們使用的說詞非常符合中國的「滿招損，謙受益」及「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等傳統價值觀，似乎應該是一點錯都沒有了。其實，問題是嚴重的，並且是明顯的：過低估計競爭對手，過高估計自己，固然是取敗之道；但過高估計競爭對手，過低估計自己，也會使自己垂手喪失最為寶貴的取勝機遇而最終歸於失敗。只有真正的、實事求是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反觀中國，與西方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是真正的生產能力過剩，同時，中國現在也是全世界的債主。簡單的說，中國現在的邊界條件與80年前的美國恰恰是類似的。所以，對於中國因受出口市場不振影響而產生的經濟蕭條，使用羅斯福新政式的措施是完全可以的。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與當時的美國一樣，是個有錢不會花的問題，正如前面所述，這其實是個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

　　目前中國沿海地區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受到衝擊較大，據說2009年春節之後，未找到工作的民工達兩千萬之多，是原來估計的兩倍。這個情況可能又會被有些人用來說明中國的情況實際上還不如西方國家，中國的狀況有多麼可怕，等等。其實，這個狀況絕對不是不可以解決的。中國完全可以上更多的基建項目，同時改善社會福利以刺激內需等羅斯福新政常用的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沿海出口產業剩餘下來的民工，很多人原本也不是技術工種，轉行大搞基礎設施建設沒有什麼不適合。實際上，我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來填補中國的基礎設施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當我們大搞基礎設施建設時，我們甚至會發覺，現在的條件比世界經濟蕭條之前還要好一些。比如說，我們發現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上漲的原材料，現在突然便宜了下來。

　　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與80年前的美國唯一不同的一個地方，就是那時的美國沒有遭遇比它科技水平更高的國家的技術壁壘，甚至德國人自己犯糊塗還把一流的科技人才趕到了美國去。而中國在這方面所遭受的封鎖是十分慘痛的：西方國家一方面要求中國拿出錢來拯救他們，另一方面卻堅決不肯向中國轉移核心技術，這反映了他們對於中國的刻骨敵視。但既然現在中國有那麼多的外匯存底，西方國家又陷入如此深刻的經濟蕭條之中，完全不轉移恐怕也由不得他們。

　　關於目前經濟狀況的另一個需要破除的神話，就是今天的中國與西方在經濟上有著割不斷的聯繫，西方經濟不好了，中國經濟也好不了，所以，中國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血汗錢來幫助西方人維持他們窮奢極欲的生活。這一點，那個發明了「中美國 」一詞的哈佛大學教授弗格森都明白了。他最近去了一趟重慶，就認為「中美國」終結了。為什麼他去了重慶一趟就明白了呢？因為他看到了重慶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明白了其實中國完全可以不靠美國的市場，只要依靠自己的內需就可以為自己的經濟提供非常強有力的動力。可惜的是，由於多年來崇尚外國，依賴外國的思維已經成了中國從上層到下層的定勢，這一點中國人自己竟然看不到，看不到就不能把它化作自覺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像重慶這樣歪打正著。

　　按人均計算，中國目前比西方國家還要窮得多，中國的科學技術也比西方國家落後得多，這些我都十分明白，那些「奴青」就不要再上來告訴我這些沒用的信息了。即使如此，只要不發生戰爭，中國經濟的所有基本面都比西方國家好得多。中國根本不用怕什麼海外市場的萎縮——海外市場有效需求的減少沒有太大關係，我們完全可以用國家財政政策來創造出有效需求。中國唯一需要怕的，是海外原材料的供給，但在今天的局勢下，西方發達國家用不起這些原材料了，我們就可以以更低廉的價格使用。這也意味著我們用不著出口那麼多的東西就可以換回這些原材料，所以，來自海外市場的錢少掙一些也是沒什麼關係的。這個形勢對於中國難道不是一個好的形勢嗎？我認為，只要我們自己的宏觀調控措施得當，夠力度，西方國家的經濟蕭條維持得更久一些，對於我們還真不是什麼壞事，我們為什麼要去拯救對於我們抱有如此刻骨的敵意的西方國家？以目前的國際貿易秩序看，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利益關係就是這個樣子：合作的成分，利益共同體的成分肯定是有的，但利益相悖的成分也是有的，我們必須具體事情做具體分析，一味地以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絕對不符合實際情況，而這也就只有中國人這麼看，西方人則多不認為和我們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包括那個發明「中美國」的教授都改變了看法嘛。

　　上述的這種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經濟利益關係、相對力量關係，會是一個常態，除非它被國際貿易、被軍事或政治的因素打斷，比如說，我們的海外原材料供給被戰爭切斷，這個時候，力量的對比就要看軍事，而不是經濟了。

　　產業升級的最不利條件是我們自己的心理障礙

　　中國經濟，乃至中國的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在產業技術落後上面。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在當時險惡的國際環境中謀取生存保障，中國實行了工業現代化趕超戰略。這個戰略由於「文革」而被中斷，真正實施的時間很短。除了在少數有關軍事工業的領域，中國的產業技術基盤在整體上仍舊是非常落後的。「 文革」之後，中國政府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取得政權的合法性。所以，趕超戰略被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較優勢戰略。放棄趕超戰略，在當時有迫不得已的一面，有著它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就是中國現在所面臨的產業技術落後的局面改觀緩慢。有不少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產業技術落後不是問題，我們只要發揮比較優勢，能夠從市場上掙到錢就可以了。然而，無論是從經濟發展後勁這個純經濟的角度說，還是從國家安全這個政治和軍事的角度說，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如果不能全面掌握最先進的產業技術，其生存環境永遠都不能算是安穩的。因此，中國的發展，必須時時牢記產業技術這個命門，抓住機遇，實現其大步升級。

　　那麼，我們現在要搞產業技術升級，有哪些有利條件，哪些不利條件呢？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產業技術基盤整體還是在緩慢提升中的，比起五六十年代只有少數部門異軍突起的那種情況，這一點實際上已經使我們處於更有利地實現產業技術起飛的地位上了（所以，我並不完全同意那種完全否定這些年中國的產業技術進步的觀點）。有這樣一個技術基盤，我們已經有了更好的條件來承接更高端的技術，這是有利條件。不利條件有哪些呢？首先是西方發達國家對於我們的技術封鎖，這種封鎖，在相對低端有所放鬆（他們需要我們的勞動力幹活，就不得不把一些技術轉移過來），但在高端一如既往。然而，我認為，這次西方國家所遭遇的經濟蕭條，將使得中國在迫使他們轉讓技術方面處於更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我們有必要認清他們在今天所處的薄弱地位和自己所處的有利地位，否則就會坐失良機。比如英國人，他們今天希望中國幫助他們脫困，話都說得十分謙恭。但光說謙恭的話是不行的，我們應該要求他們拿出實際行動來表達善意，這主要就應該體現在轉移技術方面：我們手裡有現金，有大量的現金，可以通過買你們的東西來幫助你們，但我們不想買你們那些除了滿足一小撮暴發戶的虛榮心什麼用都沒有的奢侈品，我們就想買你們的技術，如果你們不賣，那就說明你們非常敵視我們，我們還怎麼與你們合作呢？另一方面，就算西方國家的政府不賣，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他們的企業乃至個人會有更強的動機向中國轉讓技術。我實在不明白，中國的那些地方政府為什麼要到華爾街去「抄底人才 」？那些只會賭場中的幾招手藝的騙子！這次金融危機之後，人家的賭場還開不開？怎麼開？那些手藝還用得上？這些都不知道，高薪聘請這些騙子回家有什麼用？抄底人才應該去底特律、西雅圖！去招那裡的工程師。再不濟，就算招個有經驗的老工人回來，給我們隨便講講人家的工廠是怎麼做的，也比招華爾街的那些騙子強一萬倍。更何況，除了西方國家，還有對我們沒有那麼敵視、現在也陷於困境當中的俄羅斯，它至少還有一些軍事技術是我們所需要的，聽說它現在已經降低了門檻，願意轉移給我們更多的東西。

　　實際上，今天我們實現產業技術升級的最大障礙、最大不利條件，恰恰是我們自己的心理障礙，我們的精英被西方人嚇破了膽。我在朋友家曾碰到一位搞航天技術的工程師，他就有這個看法。他說：我們現在發展科技最大的障礙，就在於我們的上層精英認為科技是個非常神秘的東西，我們中國人根本就搞不了，放棄算了。實際上，科技沒有這麼神秘，只要下力氣去搞，不會搞不出來的。作為原來理工科出身的大學畢業生，也作為比較了解中國的精英們的思路的人，我非常同意這位航天工程師的意見。中國有太多的人動不動就說西方的科技有多麼多麼神秘，我們多麼多麼不行。我承認，這種被外國人嚇破了膽的心態有著它的歷史經驗基礎，那就是我們曾經有一段非常不尊重科學、盲目浮誇的歷史。但我今天說科技並不神秘，我們中國人是能夠搞的，與那種盲目浮誇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就是有那麼一批廢物「 精英」，一聽你說中國人也行，就火冒三丈，就一定要把你歸到「義和團」里去。

　　其實，就算西方不轉移技術給我們，以我們現在每年世界上人數最多的理工科畢業生，完全可以組成一支極強的科技大軍，來實現產業技術的大踏步升級。我們現在跟蹤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跟蹤的是有很大后發優勢的：你至少已經知道哪個方向是能夠成功的，哪個方向是不能夠成功的。當然，跟蹤也有后發劣勢，那就是市場問題。然而，現在中國的手裡有著大量的現金，有著大量閑置的生產能力，中國完全可以更多地補貼科技研發，將其作為啟動內需的財政政策的一環，用不著去考慮短期的市場回報。

　　科技上的東西確實沒有什麼神秘的，只要把力量、把資源投下去，假以時日，就能搞出來。有人說中國的科技腐敗嚴重，把資源投下去，只會助長了腐敗。我認為，這種說法貌似合理，實際上也是有問題的。首先，這樣說的人並不了解，其實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腐敗也是相當嚴重的。科技領域易於腐敗，植根於它是一個信息嚴重不對稱的領域。我們當然要儘可能地制止科研領域的腐敗，但這絕不能作為我們不往科技領域大規模投入的理由。更何況，對付科研領域的腐敗，我們也不是沒有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發現之後的嚴刑峻法。對於信息嚴重不對稱的領域，事後的嚴刑峻法比事先的防範措施更有效。

　　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豐富的人力資源，只要打破那種認為我們搞科技不行的心理障礙，我們應該不僅能夠跟蹤西方最先進的科技發展，而且還能做一些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而西方做不了的事情。當今之日，西方經濟蕭條，他們的討價還價能力降低，而中國恰恰需要啟動內需，需要安置大學畢業生，實現產業技術升級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時機了。我知道，由於我們從上到下所存在的心理障礙，我們不可能完全抓住這次機會，但我在這裡說說總比不說好，也許有人聽我說了，信了，就多少抓住一點機會呢。

　　不能任由美國綁架世界

　　◆ 劉仰

　　按中國人的傳統習慣，除非有特殊情況，一般不願意向別人借錢，然而這幾年情況有很大改變。前幾年，我遇到一個殺熟的朋友。其實我們平時接觸也不算太密切，有一陣子不見了，偶爾遇到。據說他在搞一個大工程，眼看就要發大財。我是衷心希望我身邊的朋友都能發大財，萬一哪天我缺錢的時候，找人借錢不是更方便嗎？過了幾天，該朋友給我打電話，說有急事，手頭臨時缺幾千塊錢，問我能否救個急。巧了，我剛發工資，看他時間分寸掌握得多好。朋友有困難暫時幫一下也是應該的，於是我說：過來拿吧。幾千塊錢借走了，接著兩三年就沒了消息。其間偶爾打個電話，放不下面子，沒好意思提還錢的事情，幾千塊錢也不至於傷筋動骨，知道對方還在北京，還在搞大工程，忙得很，不便催他，但是心裡總是不舒服。

　　一次我在飯店吃飯，正巧遇到他也在請別人吃飯。打了招呼后，雙方的客人互相介紹一下，我動了個心眼，對大家說：今天本來我請客，居然遇到一個替我買單的。該朋友有點不好意思，趁其他人看不見的時候，悄悄還了我一半。

　　如果借錢的數量再大一點，比方說幾萬、幾十萬，對方如果不還，估計要上法院了。我常對人說：如今借錢給朋友，最終結果，要麼錢沒了，要麼朋友沒了，當然也可能兩者都沒了。但是，如果借錢數量再大，幾百萬、幾千萬，即使朋友沒了，也不能讓錢沒了啊！所以，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傷感情不說，打官司的結果無非是凍結財產，拍賣資產，目的就是要把錢討回來。但是，再進一步，如果一個人借的錢，數額巨大，而且超過了他的所有資產，拍賣乾淨都不夠還債，怎麼辦？

　　舉個例子來說。現在向銀行貸款的人不少，假設你向銀行借貸10萬，如果你不還，銀行會採用各種手段逼你還錢，上法院、查封、拍賣等等，直到把你的資產變成錢還給銀行。但是，如果你向銀行借貸10億，你的資產全部拍賣還不夠10億，銀行會怎樣？實話說，這時候你就是老大。只要你擺出一副「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的勁頭，銀行恨不得派保鏢天天跟著你，生怕你哪天被人害了、跑了、自殺了。銀行會給你說好話，求你即便不能全部還，哪怕先還一部分也好。如果這時你對銀行說：再借給我1個億，否則我不能賺錢還你原來的10個億，說不定銀行也就答應了。所以，在現代社會，借錢這件事要麼不做，要做就要借巨額的錢。借小錢被人看不起，而借大錢，一直借到自己根本還不起，你就是英雄，就是人才，你就是重點保護的珍稀動物。當今美國正是如此。

　　美國到底欠了多少債？《中國經濟周刊》最近一篇署名鈕文新的文章《美國在技術層面上已經破產》給美國的債務算了一筆賬。該文介紹說，美國國會接受的國家名義的債務是 11.2萬億美元，美國的GDP為13.8萬億美元。國際公認的國家安全債務率為60%，而美國事實上已經達到81.6%。當然，在國家債務率上，有些國家比美國更高。這篇文章引用其他人的話介紹說，美國實際上的債務比這要多得多。美國某基金會總裁大衛·沃克爾估計：如果把美國政府對國民的社保欠賬等所有隱形債務加在一起，2007年，美國的實際債務總額高達53萬億美元。什麼概念？2007年，全球的GDP為54.3萬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一個國家的欠債，已經使得全球的債務率接近100%。平均每個美國人欠債17.5萬美元。如果攤到全世界頭上，平均每人欠債9000美元。要知道世界上有無數人一輩子都賺不到9000美元。

　　但這還不是美國債務的全部，該文介紹說，如果把諸如「兩房債券」那樣的抵押債券，加上美國各大財團發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債券，美國的總債務約73萬億美元。按照2007年市場公允價格計算，美國全部資產的總市值約76萬億美元。自2007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的全部資產已經縮水，現在最多還有50萬億美元。換句話說，美國目前欠債76萬億美元，全部資產只有50萬億美元，把美國拍賣光，也是資不抵債。這種情況出現在任何一個國家，這個國家肯定已經破產了。

　　那麼美國為何沒有破產？這就是前面說的，當今社會，要麼不借錢，要麼就獅子大開口，借得別人不敢讓你破產。美國能夠做到這一點，無非是依靠美元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它讓全世界都離不開美元，其他國家不得不掌握了大筆美元債權，如果美國破產，其他國家也將跟著一起破產。因此，美國事實上是綁架了全世界。美國如何能夠做到綁架全世界？因為它有巨大的武力，逼迫全世界不得不共同接受美國的借條——美元。如果我們把全世界比喻為一個集貿市場，美國就好比這個市場上的黑社會老大，他給每個攤主打白條，拿走別人的東西。人們也許相信他能償還，他有時也確實償還一點；人們也許不敢不收美國白條，因為他說不定就動武，這個集貿市場沒有強大的管理人員，也沒有公平的法律，美國作為黑社會老大左右了這個集貿市場。如今，每一個攤主都明明知道，美國這個黑社會老大已經無力償還全部美國白條，眼看著美國白條即將成為廢紙，但是，人們沒有任何辦法，只能暫時護著他。

　　一些人總是說，只要學美國就能強大。其實不然，理解了美國賺錢、搶錢、騙錢的方式，理解了美國綁架全世界的方式，就該明白，美國是學不來的。跟著美國學的國家，不可能成為第二個美國，最多做美國這個黑社會老大的小跟班、小馬仔，幫著它一起欺負人，分一點甜頭而已。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經濟全球化，其實質就是把集貿市場做得更大，美國打白條拿東西的對象更多。

　　那麼美國的這種寄生蟲的生活方式能持久嗎？

　　寄生蟲以消耗寄主的營養為生。當寄主攝入的營養大於寄生蟲的消耗，問題暫時還不大。如果倒過來，寄生蟲的消耗大於寄主攝入的營養，寄主將日漸消瘦。如果不及時治療，不及時清除消滅寄生蟲，寄主最終會死去，到那時，寄生蟲也會死去。美國就是這樣的寄生蟲。美國的經濟模式是世界經濟的癌症，我們說不清現在屬於中期還是晚期，因為這種病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但早已不是初期。動手術是必然的，大難不死是幸運的。即使僥倖保住性命，美國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樣。對其他國家來說，怎麼來吸取教訓？比方說，知道美國是因為抽煙而得了肺癌，那麼其他國家就該戒煙了。學美國，某種程度上說，知道美國是怎麼死的，就不要再像美國一樣。為此，人們應該感謝美國的捨身、獻身精神。日後，人們會長期緬懷美國作為反面典型的貢獻。

　　說回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朋友。他的沒出息，是因為他沒有借好幾億的錢。他借不到好幾億的錢，是因為他沒有像美國一樣有絕對的武力，讓別人不敢不借。所以，他弄得名聲不好，不像美國，反而成為一些人無比崇拜的對象。

　　我們的拷問：西方為什麼不能改變生活方式

　　◆ 劉仰

　　全球變暖領銜的環境話題無疑將成為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之一。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憂心忡忡日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然而，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是舍本求末，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只在一些表面現象上做文章。例如，最近報道的巴西亞馬遜雨林的大規模消失，以及中國山西的污染等等，都有點病急亂投醫的勁頭。

　　西方媒體最近報道說，巴西亞馬遜雨林近40年消失的面積，超過450年殖民地時期消失的面積。言下之意，發展中國家現在大規模地破壞生態，造成的環境危機越來越嚴重。反過來看看我們發達國家，環境保護得多好。美國某著名雜誌將中國山西天空污染的照片放在封面上，同時大力炒作「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位於世界第二」的消息。這兩個報道內容都對，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兩個事實背後的原因。

　　以巴西為例。巴西亞馬遜雨林的消失，主要是用來種植以大豆為主的農作物造成的。在巴西被砍掉的樹木中，木材50%銷往美國，28%銷往歐洲；砍掉樹木以後種植的大豆，50%銷往歐洲；還有一些土地被用來養牛，牛肉53%銷往歐洲。換句話說，亞馬遜雨林消失的最大獲益者是西方國家，是因為他們的享受，才導致亞馬遜雨林的快速消失。這種現象的另一個參照是，美國目前在本國探明的煤礦和石油，大多不開採，絕大多數用其他國家的。他們的環境當然保護得好，可那是以犧牲別人的環境為代價換來的。

　　發達國家在指責中國的環境污染時，日本卻大量進口中國的煤，儲備起來以備不虞之需。而且他們只看到近幾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卻不說從歐洲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年間，直到幾年前，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前5名、前10名都是發達國家。如果計算一下大氣層中二氧化碳的總量，70%以上是少數發達國家排放的。

　　不管是中國還是巴西，都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當地的人們犧牲環境發展經濟都是為了過上富裕的日子，而這個富裕的榜樣就是發達國家。因此，當發達國家一再標榜他們自己多麼先進、多麼文明的時候，又反過來指責發展中的國家試圖把自己變成和他們一樣的舉動，就顯得很不厚道。雖然我們可以說，發展中國家可以尋找其他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但是，首先，開發現有資源是最快的致富方式，發達國家如此強有力的榜樣，必然讓落後地區的人們尋找最快的致富捷徑；其次，落後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模式大多也是照搬發達國家以前的方式；第三，落後國家犧牲自己的環境，開發的資源大多也是被發達國家享用。

　　我曾經見過一張衛星照片，照片顯示，地球的夜晚到處燈火通明，最亮的地區都在發達國家，他們極大地消耗著、浪費著地球的資源，卻指責別人試圖變成和他們一樣。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危機，前不久，發達國家在全世界面前作了一個秀，先是法國的艾菲爾鐵塔關掉造型效果燈光5分鐘，然後很多城市也關掉照明燈光5分鐘。這種做法除了具有大喊一聲的效果，還有什麼用？他們願意像落後國家的人們一樣，住在沒有空調的房間里嗎？他們願意自己城市的夜晚像非洲一樣黑暗嗎？發達國家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榜樣，但是，這個榜樣根本不具有普遍性，不具有普適的價值。如果中國人、巴西人、墨西哥人、印度人和非洲人都過著像發達國家一樣富裕的生活的話，這個地球的資源絕對不夠。有人計算過，那將需要5個地球。因此，落後國家環境的破壞，一方面有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強行提供的錯誤榜樣。

　　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模式從一開始就是一種資源高消耗的方式，在他們發展的初期，應該說，也沒有意識到有多麼嚴重的後果，而現在，西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危害已經越來越明顯。

　　我們都知道愛迪生是一個大發明家，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愛迪生還辦過電力公司。愛迪生堅持給居民供應直流電，只是後來被交流電淘汰了。其實，愛迪生的很多發明都是為了他的電力公司。電力公司的發電廠建成后，如果僅僅只是照明用電，居民只會在晚上使用，白天的時候，發電廠的機器沒有使用效率，變相增加了成本。於是，愛迪生的一大工作就是想方設法發明可以在白天用電的民用電器，例如留聲機。雖然現在我們說，這些發明給人類帶來了很多的好處，但是，他的指導思想在今天看來卻是錯的，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這種指導思想延伸到現在，其中一個結果就是，發達國家夜間燈火輝煌的美麗景象，背後就是電力公司希望大家多多用電，它才好多多賺錢。因此，燈光也不只用來照明，更多是用來裝點，這完全是一種浪費。這種方式現在也移植到了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卻沒有意識到這種方式背後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

　　白天睡覺晚上享受夜生活，已經是發達國家帶給世界的生活方式，為什麼不能改掉？以前世界各地銷售商品的商店規模都很小，自從美國建起了大型商場，這種方式已經成為必然的模式。大型商場之所以能夠出現，也是因為電力照明的原因。如果沒有電力照明，大型商場裡面就會很暗，而且大型商場提供了豪華的空間和舒適的環境，這些都是小商店無法比擬的。雖說大商場增加的巨額成本可以從高利潤里賺回來，但是，畢竟它的方式就是以高消耗為前提。而發達國家大量的一次性產品更是這種高消耗的典型，這類高消耗的物質享受生活方式，即將徹底毀滅中國人幾千年養成的節約習慣。

　　所以，當全世界的環境面臨嚴重威脅的時候，發達國家不應該指責落後國家破壞環境，而更應該反思他們自己給全人類樹立的生活榜樣。僅僅在食用油這一項上，美國人均消耗的水平就是中國人均的四倍。在人均能源消耗上，美國也是中國的四五倍。發達國家有什麼權利不讓中國人像他們一樣使用能源？他們更應該做的是減少自己的能源消耗。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也不應該以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為榜樣。比方說，現在很多房子都和美國一樣，落地門窗，玻璃外牆。其實，玻璃的傳導性很強，外面的冷熱很快就會影響到玻璃牆的裡面。這種房子的出現是因為美國人用大量的電力來運轉空調，使得在玻璃房裡面的人，既可以享受外面的風景，又不會受冷熱影響。而在古代，世界各地的人們幾乎都是只有南方炎熱地區才會有大窗戶，北方的民居窗戶一般都很小，就是為了提高自然保溫效果。這種習慣，現在已經被高消耗電力的空調生活所代替，另外還帶來氟利昂破壞臭氧層的結果。

　　當全世界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的時候，發達國家希望亞馬遜地區能夠更多地保留熱帶雨林，為世界提供更多的氧氣，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但是，如果巴西當地人不砍樹，世界能夠給他們提供什麼？難道要他們繼續保持原始的生活方式嗎？2008年度，美國最大的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共盈利452億美元，平均每天1億美元以上，創美國企業史年利潤最高紀錄，這恐怕也是全世界企業歷史上年度利潤最高的。它的這個高利潤，一方面是石油漲價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鼓勵能源消費的結果。

　　面對發達國家已經樹立起的資源高消耗型的生活榜樣，再加上發達國家時時處處都在宣揚自己是人類文明的標誌，落後國家再宣傳要環保、要節約，哪個力量更大？在現實的享受面前，人畢竟是自私、短視的。因此，當今世界已經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解決環境問題，首要的就是放棄發達國家為全世界提供的榜樣。發達國家能從自己做起嗎？

　　歷史會不幸證明，奧巴馬拯救不了美國

　　◆ 王小東

　　空話連篇的「美式八股」

　　一個網站的編輯想讓我評論一下奧巴馬的新書《我們相信變革》。他把書都寄來了，我也只能順手翻翻，好歹寫篇評論。好在這本書看上去不薄，其實沒有多少字，很快就能翻完。坦率地說，這是一本滿篇空話、胡吹大氣、讓人不堪卒讀的書，它唯一的價值就在於給我們提供一個了解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的窗口。

　　這本書的上半部是奧巴馬的施政方略，下半部是他的八篇競選演說。我們老是說中國式八股空話連篇，沒有內容，可這本書還不如咱們的呢，他除了吹牛還是吹牛，實質性內容甚至不如咱們常拿來開涮的「動員報告」。他在這本書里，全都是完全不切實際的許諾，要給老百姓這個，要給老百姓那個，可全都是口號，我看不出任何可操作的可行性。他甚至說：美國到2050年，要減少碳排放量的80%。這有可能性嗎？有！一是在此之前人類已經把石油用完了，沒有什麼碳可以排放了；二是打核戰爭了；也有可能是二者一起來了。如果不發生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災變，美國到 2050年碳排放量能夠做到不增長都難。可奧巴馬把這些告訴美國人民了嗎？他自己想過這個問題嗎？當然了，到2050年，奧巴馬自己都不知道在哪裡了，現在就隨便吹吧。可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嗎？

　　我記得曉軍曾給我打電話說：中國國內那些親美媚美派，在奧巴馬當選的問題上已經分為兩派，那些雖然親美媚美，但和美國尚無血肉相連的感覺，或者見識較淺的人，都在歡呼奧巴馬的勝利，可是那些已經真正全身心地效忠於美國，與美國血肉相連，有比較有見識的親美媚美派，卻都在因奧巴馬的當選而替美國擔憂。我看這些真正效忠於美國的中國人見識倒還是有的。

　　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美國國內確實一片歡呼，我也看了中國電視，中國專家們也是一片歡呼，都認為美國很多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了。對此我實在是深表懷疑。要解決美國今天的問題，是不能光喊口號的，你要給出東西，就必須找到東西的來源。能量守恆、物質不滅，是基本的物理學規律，沒有任何人能夠超越。那麼我們看一看，要實現奧巴馬給美國人民許的那些給好處的願，以及他的「綠色」構想，來源在哪裡？

　　我認為，第一個來源只能是實事求是地要求美國人民共度時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自己揮霍無度的生活方式。這件事當然是很難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但奧巴馬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高人氣，引導美國人民往這個方向走。畢竟，就算是美國真的把碳排放量減少80%，也只不過是達到了中國現在的人均碳排放水平，既然中國人可以做到，也還活著，為什麼美國人就不可以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揮霍無度的生活方式，是美國一切「 變革」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一切所謂的「變革」都是空談。但奧巴馬的施政方略和演說完全沒有涉及這樣一個方向，而是給出可以過更揮霍無度的生活的許諾。這也就是說，奧巴馬在那裡聲嘶力竭地喊叫的「變革」，只是一種指望天上「變革」出餡餅的虛偽許諾，而眾多的美國人相信這樣的許諾，則表明了他們不會有什麼出息。

　　第二個來源是劫富濟貧，即拿美國的富人開刀，從他們那裡拿東西，也就是實行偏左的經濟政策。奧巴馬有這個意思，這也使得美國國內外的左派欣喜若狂。但他上台之後，偏左的經濟政策許諾到底會不會兌現？如果不兌現，他辜負了今天懷著滿腔希望把他選上台的選民。雖說美國總統選上之後一般都會對選舉時的承諾打折扣，但你說話完全不算數還是會有不少問題。如果兌現呢？增稅，懲罰那些把業務搬到海外的美國的企業？要是這樣，人家企業乾脆就不當美國企業了你又如何？現在這個世界上不準備實行偏左的經濟政策的地方很多，奧巴馬如果真這麼干很有可能把企業趕跑，那不是給美國經濟雪上加霜了嗎？

　　就拿眼前的事說，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如果不大幅裁減工人工資，至少減到美國本土的外資汽車廠，如豐田、日產、本田等的水平，就是沒救的。即使能救得了幾個月，也不過一年半載，還是救不了永遠。所以，要救美國經濟，單純偏左的經濟政策是不可行的，必須有的地方比現在更左，有的地方比現在更右。奧巴馬有這個政治智慧做到嗎？有這個政治本錢做到嗎？我看這些都沒有。

　　現在奧巴馬的就職演說已經發表了。他的就職演說簡而言之，就是表明了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他說：「小政府、大社會」的事你們就不要吵吵了，我該大政府就大政府了；自由市場的事你們也別吵吵了，我該政府干預就政府干預了。這似乎頗有羅斯福的氣概，但是，我已經說過，今天美國的問題和羅斯福時代大有不同：羅斯福時代的美國，生產能力極強，確實就是一個生產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而今天的美國，本來就欠著債呢，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本國生產能力根本就滿足不了自己的消費欲求的問題。用同樣的藥方治完全相反的病症，我看要出更大的問題。

　　我實在看不出奧巴馬就能更好地把美國從金融危機中拯救出來。我已經講過，美國的金融危機有著深刻的原因，籠統地說，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老了，美國人「八旗子弟化」了。美國社會老化這個問題使得美國今天的金融危機雖然沒有1929年那麼猛烈，卻比那一次更難解決，換誰都一樣，但像希拉里、麥凱恩等至少還穩健一點，少吹一點牛。

　　第三個來源是外國人。一是騙，騙外國人的錢。在美國金融賭場穿幫之後，這件事的難度越來越高了，大家不僅接受了教訓，也沒錢被它騙了——也許只剩下想去華爾街「抄底」的中國買辦還準備拿著中國人的錢主動去被它騙。二是向外國人借。可現如今，歐洲的盟友自身難保，自己也錢緊得很，有錢也未必會幫它。就連美國最鐵，也是最有錢的盟友日本，都連續減持美國國債。只剩下一個經常挨它敲打，被它看作潛在的敵人的中國，還在那裡執著地增持它的國債，但中國國內反對的聲音日漸增高，使得任何人，對美國再有深厚的感情，要大把花錢去幫它時，也心有忌憚。

　　第四個來源就只能是搶了。美國的軍事力量超級強大，這是美國唯一突出的長處。我有一位朋友的老闆是美國人，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道：「有次美國老闆和我們說到美國財政赤字難以解決，國債淹腳面。我說阿拉斯加有很多自然資源，美國可以以這個為抵押還款。他不假思索地說，美國真慘到那光景混不下去的時候，好歹我們還有那麼多軍隊可以出去搶錢，何必賣家當呢？」看來這個美國人還是挺坦率的，直白他們在經濟危機時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軍隊出去搶錢。我看這是美國人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只不過那些記者、教授、政客們未必會這麼直白地說出來。然而，如我以前說過的，美國人去搶伊拉克已經被證明效率不高，如果要搶比伊拉克還強大得多的國家，未必能賺。奧巴馬不是要從伊拉克撤軍，把力量集中到對於中國和俄羅斯更有威脅的戰略要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線嗎？然而，製造或助長緊張局勢，挑唆其他國家打仗，然後賣軍火賺錢，確實是美國的長項。所以，中東、南亞次大陸等局勢的緊張，應該是預料之中的。

　　搖滾歌星式的奧巴馬「變革」

　　簡而言之，美國的問題是不那麼容易解決的，誰當政都不可能輕易解決，但奧巴馬搖滾歌星式的執政方式是更不行的。我看他執政不如希拉里、麥凱恩，乃至小布希。有人也許會說，美國的政治制度好，能夠制衡一個沒有執政經驗和智慧的總統，甚至能夠制約一個胡來的總統，我在相當程度上認可這種說法。但這樣一來，美國所謂的「變革 」也就成了胡扯了。

　　有人把美國選出一個黑人總統這件事本身認為是美國社會一個重要的變革，認為這意味著美國社會中的種族主義徹底被清除了，並且認為這是全世界各族人民走向大同世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紐約時報》稱奧巴馬當選掃除了美國「種族屏障」，中國一些學者也說奧巴馬當選表明了美國種族問題淡化了。我看還不一定。首先，美國的種族問題還是解決不了，變壞的可能性都有。種族問題要是那麼好解決，現在美國應該早就不存在白人和黑人的分界了——都一起住了好幾百年了，早該混血混得差不多了。可事實是白人和黑人的分界還是鮮明地存在著。這次，如果只有白人投票，奧巴馬還是輸了。有些人說奧巴馬這次已經創造了近幾十年民主黨在白人選民中的最高支持率，但是，考慮到小布希這些年內外政策的不得人心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無與倫比的天時、地利、人和，如果奧巴馬是個白人，我認為他一定也會在白人選民中獲勝。再次，你看看麥凱恩承認失敗的講話時的場面：在場的幾乎都是白人，當麥凱恩說祝賀奧巴馬當選時，全場一片噓聲。小布希在臨下台時有個講話，告誡共和黨人不要對於奧巴馬仇恨過甚，這恰恰說明了在共和黨內部對於奧巴馬的怨懟超過了以往一般的政權交替。我認為，美國的一些種族主義觀念較強的白人反而會因為這一次的失敗，變得更「種族主義」，並有可能更多地從思想轉化為行動。當然，美國也有相當一部分白人正沉浸在他們的國家選舉出一個黑人總統給他們帶來的道德優越感中，美國最近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大多數人願意給奧巴馬較多的時間來取得成效。但我認為，美國人的這種欣喜如果沒有奧巴馬所能給他們帶來的實質性利益迅速跟上，希望很快就會轉化成失望，這時候他們本能的種族主義情緒會不會又上來？

　　從國際層面上說，美國所面對的國際局勢大大複雜化了，我懷疑奧巴馬能做得更好。奧巴馬當選，歐洲的歡呼聲比美國本土還強，期待美國會放棄小布希時代的單邊主義、一味強硬。但放棄單邊主義和強硬政策，美國在國際關係領域的問題就一定能解決嗎？這裡面有幾個問題。一個是伊拉克問題。奧巴馬準備兌現競選時的承諾，在上任16個月內從伊拉克撤軍，把力量集中於阿富汗嗎？現在很多擁護他的美國人民都盼著他兌現諾言呢。可如果他真這麼做了，對於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究竟意味著什麼？現在還很難說。現在能說的是，奧巴馬準備把兵力集中到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線，以加強對於中國和俄羅斯的圍堵，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也許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另一個俄羅斯問題，俄羅斯對於美國的挑戰姿態是明顯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奧巴馬當選的同一天發表的國情咨文強烈譴責了美國，並明確宣布：由於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俄羅斯拒絕解散導彈部隊的三個團，同時準備在加里寧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爾」導彈系統，擺明了強硬對抗的姿態。比起冷戰後那一段美國一極獨大的黃金歲月，俄羅斯的對抗姿態使得今天的美國所面對的國際局勢大大複雜化了。不管是誰當美國總統，這都是個難題，奧巴馬就能做得更好？我懷疑。而恰恰由於奧巴馬是屬於少數族裔的黑人，在國際問題上，如果處理不好，他會受到比一個白人總統更多的批評和懷疑。

　　這次奧巴馬的就職典禮，去了200萬人，氣氛熱烈到了極點。毫無疑問，在今天它的民眾陷入茫然無措的情況下，美國需要一個搖滾歌星似的總統來調動一下大家的情緒，讓大家暫時忘卻現實中的困窘。真正優秀的搖滾歌星凱莉在現場把大家的情緒調動到如火箭一飛衝天，但戲散了大家還得回家面對現實。我認為，無論現在美國人民多麼熱烈地擁護奧巴馬，只要他不能立即帶來明顯的好處，美國今天所表現出來的對於他的擁護、國民的團結，很快就會轉變成懷疑、批評和分裂，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當今這個困難時期，由少數族裔擔任總統，立即成功便罷，否則就很快會轉變成劣勢，他會得不到多數族裔背景的總統所能得到的那種諒解和信任。

　　我在前面的大多數判斷，都是從美國的角度出發的。我無意於 「jinx」美國，我只是說出自己的一些疑問，提醒大家除了一片樂觀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我衷心希望美國人民成功。從中國的角度說，我們需要的是警惕美國出現嚴重危機時，為了擺脫危機選擇戰爭或挑唆戰爭。所以，張兆垠將軍2008年12月2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主張「我們必須摒棄 『和平建軍、建和平軍』的觀念，牢固樹立準備打仗的思想」，乃是十分正確和及時的。

　　不能再搞「輪盤賭」：把中法關係實質性降低

　　◆ 宋強

　　對於「浪漫開放派」人士來說，大概他們感到最難堪的就是這一點，面對西方，他們心裡有個聲音在說話：我們辛辛苦苦經營一場，不就是朝著你們貼近嗎？還要我們怎麼把話說透底呢？我們急吼吼跟尼泊爾毛派劃清界限（才不管別人罵我們怯懦呢），我們對很多國際事件哼哼哈哈，不就是為著去抹平「洋大人」不快的記憶嗎？什麼「斯巴達國家」，什麼「紅色中國」，我們在竭力抹平這個，你們為什麼還抱著「洋教條」不放呢？

　　這就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主張，不惜鬧崩了都要去堅持的主張，就是一個堅守底線的問題。什麼「情緒化」不「情緒化」？愛把這句話掛在嘴上的人，不妨去想一下：這麼些年來，西方和中國，到底是誰在考驗誰的耐心？難道被打了臉不作聲，那才叫不「 情緒化」？習近平最近在拉美對華僑講話，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在外交場合，在民間國際交流中，經常看到某些批評、某些挑釁，經常有中方人士這樣激憤反問：你要我們怎樣做才能滿意？

　　搞外交，並不是某些「棒槌」想象的那樣，未必是佛陀一樣的不形之於色，大多數時間也並非酒杯親善，就像20世紀80年代某些可笑的「涉外題材」電影，把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場面按照自己小家子想象塗抹一番，說一些歐化句式，哼哼哈哈，整個肉麻了得。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古巴外交官朝美國代表臉上悠悠地噴煙，我們可以看到土耳其總理在以色列領導人面前憤而離席，可以看到柯林頓面對日本學生魯莽的問題顯示出的窘態，可以看到鮑威爾講話指責南部非洲內政問題時國際會場的驚訝的尖叫和激動的抗議（甚至還有要上台扭打的衝動表現），可以看到卡洛斯國王打斷查韋斯「你為什麼不閉嘴」，看到當年的納賽爾像呵斥小孩子一樣呵斥卡扎菲上校和海珊國王。人是有情感的動物，情感抉擇也是國與國之間的代表打交道的正常規律，愛顯示自己見識廣的裝蒜「高人」從來認為：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毛病。這不對的，國與國打交道，自有它的生物性特點，人們常說的「叢林法則」就是。雖然現在大家批評這個法則很野蠻，但是不等於它不存在了，事實上，國際關係上，以「溫情」之殼行使冷酷野蠻之實的事，倒是比比皆是。看看《盧安達飯店》，不就是這樣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的情感比起那些在派對上碰杯的外交官，又能低級多少呢？西方有很多中國通，他們跟我們的領導人打交道，喜歡說一些家常話，比如這樣的話：我們是向著你們的，其實我們特理解你們，理解閣下的職務壓力（這是特別聰明的西方信使的口頭禪，然而在信息分析上不能高估，不能高估這裡面的善意成分，因為當年，他們對烏干達的伊迪·阿明也是這麼說的）。可是我們有國會，我們給國會、給少數黨領袖面子上得有個交待，所以我們得現實一點，你們擔待一點，……諸如此類。

　　早些年就想過這個問題，我們跟他們切磋的時候，可不可以如法炮製呢？可不可以也這樣說：我們特別不願意這麼做，可是我們國內的民意洶湧啊，人民提高認識要有一個過程，你看，這回你們就擔待一點吧。

　　所以，別一說要鬧崩了就那麼緊張。絕大多數鬧崩了，在經驗中是可以轉圜的。不能轉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樣害怕嗎？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種情感，《獅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兒子辛巴「你也會害怕嗎？」說：我只有必要的時候才勇敢。當年詩人李亞偉跟我說：懂得害怕，其實是男人的品質。我對這句話印象很深。又想起張承志當年寫到的：投降是一種戰爭規律。意思是說：軍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種不失尊嚴的抉擇。然而害怕和怯懦畢竟是兩回事，指責「情感抉擇」的人士，可能精於這一類知識的歸納，可是他們沒有尊嚴，他們的詞庫里沒有「必要的勇敢」。

　　有條件決裂的意思，再簡單不過。「對抗也是人類交流的一種形式」，「如果和平成為不可能，那麼我選擇戰爭」，這些當年的主張，在今天仍然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選項。

　　再說到情感選擇，其實是人類交往中極其高端的形式。我們經常看到生意場上，老總之間鬧掰了，會扔下一句話：你算計都不重要，關鍵是你在玩我！這裡，生物性的反應可以暫時壓倒一切。這種反應，也可以是決定性的。

　　國際間的事情，也是如此。

　　在中法關係上，就是要明確「懲罰外交」的概念。懲罰，報復，這是國際間交往的常態。

　　說到薩科齊的表演，他是有著明顯生物性的，他的翻雲覆雨，看起來有滑稽性的特點。我覺得中國網民對這個人的評判並不幼稚。我們知道義大利的貝盧斯科尼，也發表了一些亂彈中國的講話，比如「把嬰兒放到水裡煮」，絕大多數網民的反應，就不會把水平放到他的層次的，甚至還以友善的態度來打趣。但是薩科齊的冒犯，是最卑劣下流的機會主義，他的玩法，連在生意場上都無法容忍，以民間經驗來回擊他，懲罰整個法國，並不低級。話本小說《三遂平妖傳》里有個「發賤鬼 」，客人話語溫和地向他討茶喝，他會跳著腳罵人；把他吊起來拿鞭子抽，他討饒，不但有茶，點心也拿出來了。薩科齊就有點像那個「發賤鬼」。不把他徹底教訓一回——就像詩人王琪博常說的黑社會原理：要弄就弄痛！這有什麼不對呢？如果不這樣，一定於事無補，在這個事情上，中國能不能顯得驕傲一點呢？能不能使用 「懲罰」這個詞呢？能不能搞一點中國情感特色的外交呢？能不能用於承擔一定的折耗呢？記得在最蜜月最「開放至上」的年代，我們都敢於把賣台灣潛艇的荷蘭懲辦一回。在一些不友好國家輪軸鬧的情勢下，我們不能輪盤賭，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樣零碎，把法國歸於「差信譽客戶」，著著實實懲辦一回。搞一點「解氣外交 」、儆尤外交，也符合我們開放時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國心態不光是「寬容」，也有較真兒。

　　薩科齊見達賴：了無新意的遊戲

　　◆ 王小東◆

　　這次薩科齊會見達賴，溫家寶總理訪問歐洲繞法國走了一圈，就是沒去法國，被普遍認為是一次很到位的抗議，中國外交終於站直了。但是事情也許沒有這麼簡單：長期以來，西方大國，一會是德國，一會是法國，一會是英國，一會是美國，一會是日本，一會是他們的中央政府，一會是他們的地方政府，反正總是有一個冒出來，在台灣問題上，西藏問題上，給中國添噁心；而中國的回應呢，一如既往，都是為了對這個冒出來的表示抗議，而大給其他人好處，似乎是想起到某種激勵作用。可是長期看下來，他們當中這個冒出來的，始終在換，今天是甲，明天是乙，後天是丙，幾圈下來，一個不拉，全都大大地撈到了好處，沒有一個真正是受到懲罰的，你說他們是串通好了輪流來的，都一點不過分。而中國這種給其他人更多好處的做法，究竟起到了什麼樣的激勵作用？我看是什麼激勵作用都沒有起到，而且一不小心被別人當猴耍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首先，西方國家對於遏制中國，是完全一致的。中國不可能用這種類似於幼兒園孩子「今天我跟你好，明天我跟他好」的方法打進楔子去；其次，以今天西方國家的實際力量，他們雖然力圖遏制我們，卻也不能把我們從地球上抹去，還得跟我們做生意，同理，以我們今天的實力，也還得跟他們做生意，我們還不具備跟他們全面翻臉的實力。對於他們給我們添噁心的回應，要麼是直接懲罰那個國家，如果懲罰有困難，則只能先不理會，但決不應該用獎勵其他西方國家的辦法去回應。比如說：我們現在還不得不買美國或歐洲的大飛機，既然不得不買，我們就沒有以不買西方國家大飛機來懲罰他們的能力，那我們也就沒必要以買誰的大飛機來作為外交槓桿。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就應該完全不考慮政治，而是在商言商。我們今天說美國惹了我們，所以去買空客，明天又說歐洲惹了我們，所以去買波音，幾個輪次下來，他們還可以借所謂的政治上「友好」而抬價，我們自己卻成了傻瓜。

　　那麼，中國究竟應該如何回應呢？難道就是不回應嗎？我認為，可以有很多的著眼於長遠的回應。首先，我們應該讓中國國民清楚地了解，西方人今天是怎樣利用了他們的技術優勢欺凌我們的，我們要不受他們欺凌，就必須把自己的產業技術提升上去，要造出自己的大飛機，自己的飛機發動機，自己的先進燃氣輪機，自己的先進的數控機床，自己的先進的集成電路晶元，等等。其次，我們的主流媒體，早就應該停止對於西方人的美化、神話了，早就該告訴國人西方的真相了。比如，中國的電視早就應該告訴中國人：巴黎的地鐵、巴黎的街道有多麼骯髒，這一切有很多中國民間的「普通」驢友所拍攝的照片為證。而這一切都反映了法國人素質的低下，以此作為對於法國總統薩科齊對達賴拋媚眼的回應，我看要好得多。再次，我們要讓國民知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十分孤立的真相，西方人是一丘之貉，丟掉對於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幻想，不要幻想他們中間有哪個大善人是對中國更好一點的，中國人必須在被孤立、遭敵視的環境中自強不息，謀取自己更廣闊的生存空間。我十年前就寫過《光榮孤立論》，那裡面的思想今天仍舊值得中國人認真思考。這一切回應，都不是直接針對外國，而是著眼於練自己的內功，等到我們練內功練強了的那一天，我們就可以站起身來直接給予那些給我們添噁心的人以嚴厲懲罰。

　　我們應該記住一個原則：對於損害我們的人，沒有力量就不回應，自己回去苦練內功，以期將來可以嚴厲懲罰他們；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頭痛擊，叫他們痛到永遠記住，而絕沒有去獎勵他們那些僅僅是某一次沒有直接出手的同夥的道理。

　　論「優秀的中國人」：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

　　◆ 宋強

　　2003年的樣子，詩人、供職於社科院文學所研究法國文學的樹才帶來一位法國人和我們一起喝酒。這個法國人有點來頭，長期供職於法國國防部，在中東地區工作了很多年。關於國際關係和中東局勢，我們談了很多，當談到小布希關於「十字軍東征」的著名「口誤」時，國防部的前專員挑著眉頭，用一種不耐煩的口氣說：人們太天真了，其實，在布希和美國利益集團的頭腦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屬於「泛伊斯蘭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鉗製為后快的。還有什麼可多說的呢？

　　法國前專員的話，在座的人多年以後都能鮮明地記得。

　　所以當我看到很多富有個性的中國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殺的時候，表現出的那種大快意，那種淋漓酣暢的仗義情懷（當然，這種仗義是給「偉大的以色列戰士」 的），看到那種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災樂禍，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0年代，想起了我們一廂情願的充滿國際主義熱情的年代。就是《中國可以說不》第一章里所寫到的：當年我們被上海學聯安排去見巴勒斯坦學生聯合會時，我們抱持的那種挑剔的態度。我們思想是那樣的解放，我們厭煩主流媒體給我們灌輸的「正義 」。「正義」在哪裡，應該由我們自己去探索，這是對的。然而我們真的去探索了么？難道我們沒有不知不覺地被自己的「先驗」所左右，以一種貼著西方媚著美國的勢利心態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掙扎么?這是貫穿了多少年的真實情緒？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在問：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個具有「國際胸襟」的中國人站出來舉著蠟燭，禱念「今夜我們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討好賣乖了。我只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慘勁兒，只有一種強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彈的國家真好」。這個話里的深層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嗎？我們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亞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踐別人呢？你剛剛過上安穩日子才幾天呀？對於現階段的我們來說，吉卜林的詩句也許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敗之後取勝，

　　並同樣對待這兩種假象，

　　我的兒子，你就會成為一個人。

　　現在的問題是：你做得到人家對你放心嗎？我們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討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吼跟別人劃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態，在今天反而有一層「正義」的光暈，而且還能引起歡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機靈，宣布：以色列是個好國家。他的一個籲求，是「信息的對稱」，那麼，在他的信息空間里，能聽到巴勒斯坦窮鬼的哭聲嗎？

　　素有「話嘮子」雅謔的周孝正，為以色列聲辯的手腳功夫倒是不太滯遲，我們應該佩服他從魔術繩索中儘快脫穎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種怪誕的勾連，陰毒的暗示，把一個遙遠的國際事件同內政憤懣、本土憤懣嫁接一體，功夫了得。伊拉克有個「化學阿里」，我們倒應該慶賀中國出了一個「化學周」，周氏化學程式居然是這樣的精彩，他散布的毒化氣體是：以色列打了哈馬斯，中國人豈止是不該譴責，而且應該深情理解，應該叫好！叫好還不夠，還要回身反摑中國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樣拍錢！相比之下中國人怎樣的混賬王八蛋！從實際效果來看，從網路發言普遍的冷漠態勢看，可以援用一句布希被飛鞋襲擊后說的話：他想引起歡呼，我認為他得逞了。一個大學生聲音微弱地抗議：周教授這種置身事外的「公正」態度其實是一種赤裸的殘忍！然而，大學生的抗議只說出事實的一面。搞煽動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嗎？他擺弄的如此陰毒的「多米諾」，借加沙的人道主義災難把中國人的尊嚴拿來開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導致另一種心靈的災難，他的這種用心，難道人們真的看不明白嗎？這裡，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學生髮表的公開信的文字：

　　我為您的片面之詞和為侵略者辯護的荒謬邏輯感到羞愧。……您奇異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論我是斷然不能接受的，因為您的辯護，讓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為，如果對他們滅絕人性的屠殺擄掠視而不見，你更可以讚歎他們民族所創造的種種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連我都不得不為他們美言幾句：老家中學的籃球館是當年日本駐軍的兵營籃球館，也是我見過的工程質量最棒的籃球館！……我本人不排斥日貨，喜歡日本的遊戲動漫。問題是，這和我對日本曾經對中國和亞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認識是兩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畢竟是曾經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不容質疑和抹殺。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徑，對於遭受炮火蹂躪的無辜巴勒斯坦民眾，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們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還是和置身事外卻還津津樂道於強者對弱者的故作姿態的周教授的立場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誰有資格代他們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麼叫不合時宜與嘩眾取寵，但卻缺乏一個真正知識分子最基本的客觀立場和同理心……或者說知識分子的良心……一個人可以沒有如周教授般淵博的專業知識和社會地位，但一個受過正常教育和有著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戰爭陰霾仍然飄散在弱小國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連這點大是大非都不懂，連這點跨越民族與國界的同情心和正義感都不具備，我只能選擇再次無語。

　　前面說過，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夠找出中國智識階級這樣的堂而皇之作踐自己賺吆喝的「優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這樣的智識集團，賣弄一種可恥的論說的同時，根本不打算掩飾自己的勢利心態和無原則的叛賣。過去我們常說，二戰期間中國大地漢奸如雲，偽軍如蜂，人民認為這個現象是中華民族之痛，是國恥。歸結原因，很容易簡單地把它歸結為小人式的個人主義，「炮樓一躺，半個皇上」，這類民間情緒，反映了一個國家令人窒息的底層困苦和精神頹唐，因此有人得過且過。但事情並沒有那麼圖譜化，在《中國可以說不》有關章節中，我曾嘗試著以日常經驗和政治情懷來解析這種歷史後果，我這樣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變成自己不喜歡的那種人。而且變成了以後，他還動輒自欺：「我變化的過程和那種人不一樣。我有很多的值得人們灑淚的故事。」屁話，你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80年代歷史翻案風正盛的時候，我讀過汪精衛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於他的悲痛之中，我覺得這個人的情懷要跟寫《報任安書》的司馬遷相比肩。一時間，我發表了一種奇談怪論：其實汪氏是一個很痛苦的愛國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慶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個人數十年革命奮鬥歷史於不顧！我這種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對汪氏的再評價達數年之久，看看這個人吧：李爾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發幽州情懷，多麼叫人感動！……其實細想一下：漢奸們何嘗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謀、氣力諸方面都很優秀的中國人組成的？他們投向敵營，何嘗又不是中國幹部力量的損失？

　　政治的、軍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聞業的、實業界的、金融業的濟濟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國」的旗幟之下，抱著舉大事者須任勞任怨的信念，從事著為異族人所左右的勾當。……禍國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業的高超人物干出來的，他們不一定道德敗壞，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無為者有意志力和犧牲精神；有節操，守紀律，有令人熱血沸騰的信念，有甘願孤獨成為寂寞聖賢的情懷。但我們不可能不以史學的眼光看待另一種東西，即社會的、經濟的、文化上的嚴重事實，和造成民族前進滯遲的罪惡。

　　我寫的這段話後來遭到了馮英子老人的批評，我覺得老人家沒有讀通我的話。我接受他在史實上的駁厘，他說汪精衛在重慶時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錢的，但這個並不妨礙我的觀點延展下去。

　　那麼現在來看，中國人的優秀人物中，有沒有這種精神堪憂的現象呢？當然我們不會像麥卡錫那樣，用「非美委員會」的嚴厲繩尺來給現在的鬆弛混亂的精神狀態做斷語，實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點出：我們中國確實存在著這種令人堪憂的精神前景！記得建國以後，直至1979年，我們修訂的各本憲法，都把懲辦賣國賊放在導言里，以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誇大敵情觀念的做法，「賣國賊」這個詞語從憲法中隱去了。而我們在今天看到的，民間紛湧起各式各樣對「漢奸」「賣國賊 」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們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實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開看到的墮落的徵兆。

　　一說到這一點，有人就跳出來了：開歷史倒車了！出「愛國賊」了！

　　只要說出這樣的不愉快的事實，就有人跳出來把你賦予一種色彩。「愛國賊」這個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報裝蒜小丑們最突出的發明，且不說它是最糟糕的修辭，語義上毫無知識可言。即使從事實來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葉障目的。

　　誰要對外部壓迫發表一些抗議的意見，誰就是反改革。這是《交鋒》的邏輯，「唯開放論」忽悠國人的言論。《交鋒》熱起來的時候，作者之一馬立誠到處作報告。台上發言，台下記錄，嘖嘖，風光無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興奮情緒高漲的時候，我們就有保留意見。我經常對香港的媒體朋友說，你們這些年的興奮點就是找內地的激進派和保守派，任何一個事情，你們都能解讀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鋸戰，然後來一番拜占庭宮廷陰謀描繪，誇飾一些不存在的困難，為改革車輪找碾碎的對象，毛澤東批評過的，「揪人」。有人批評民族主義是在轉移國內矛盾，搞民族主義的人起了壞作用。我看熱衷於這種故事的人應該反躬自問：製造拜占庭神話，是不是轉移矛盾，沉浸在這種興奮當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吧，那個時期，中國的青年人也跟著改革派激動，大家都知道蘇聯黨內有個保守派叫利加喬夫，我們一邊跟著新思維跟著那種鬥爭的幻覺心潮起伏。我每次在電視上看到利加喬夫的臉，看著他那張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臉，想象他如何搞陰謀詭計，會湧起對保守派官僚的憤恨。後來回想起這段感情經歷，有點好笑：自始至終，利加喬夫在哪裡？利加喬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實沒招誰惹誰呀。利加喬夫的存在意義，就像歷史上「破遼鬼」的幽默：金國打遼國，攻打的理由就是遼國收留了金國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終於把遼國滅了，結果怎麼著？金兵把那個叛臣老頭兒逮住，打了一頓，放了。那老頭兒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紹：我叫「破遼鬼」。還有一個安德烈耶娃，她發表了一篇《我必須堅持原則》，當年中國以極大的熱情關心著蘇聯的改革，這篇文字在當年《參考消息》全文登過，中國人也跟著為蘇聯改革的前程擔憂。結果是那個共青團報紙為發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國道歉。我們也長了見識，反改革的打手原來是這個德性，而今天回過頭看，當年看起來那麼討厭的安德烈耶娃倒並不討厭。她那缺乏策略性和親和力的論點，從實際後果來看，每一個都是對的。

　　想到這個插曲，真想禱念一句「天佑中國」。好在我們有鄰國的悲劇，好在我們有各個方向的堵壓，好在我們有了這麼些年的一些內部折騰。我們沒有走到那麼不堪的境地。

　　我們知道，馬立誠後來成為了民間道義指控的首當其衝者。他為日本二戰期間暴行的「折中」，抗日軍民與哈馬斯的類比，就是中國「優秀分子」思維品質出了大問題的突出例證。在這一點上，很多憤世嫉俗的中國知識分子是非常羨慕他的勇敢的。這倒是給我們一個啟示，我以前總是這麼去想：中國的民族虛無主義，肯定不是好玩意，但從自戕程度來說，好像也沒有那麼過頭，至少沒有去觸那個底線：比如中日戰爭的是非底線。現在看來，他們的勇毅果決，超乎我們的想象。時代大氣氛的寬容，使他們有這樣的空間，把對本民族使「倒拐」的話說得非常滿，把遮羞布都棄而不要了！（因為我們以前的經驗是，很多親美的知識分子也會玩一把愛國秀的，他會舉例：你看，我討厭日本帝國主義！）中國老百姓應該感謝他們這麼去表現，因為他們已經不屑於去搞「言說策略」。馬立誠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戰民族底線，在中國並不積弱的年代，他們的這一番表演，很精準地刻畫了精英是怎樣製造墮落的「時代精神」圖譜的。如果他們不加檢點，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話，未來的漢奸排行榜上，會少一些爭議，少一些曲筆解讀。

　　自我矮化的哲學這樣大行其道

　　◆ 宋強

　　小東、紀蘇這些人，可以說同逆向種族主義鬥了20多年，他們的視野很開闊，思路也很恢弘，而我的題目定在「心理性悲劇」。從日常感受和媒體人的角度，從一個比較低端的落點，講一講墮落的自我矮化的哲學是怎樣在我們國土上紮根的。這些想法跟我的經歷、見識也有關係。

　　「歹徒與大巴的故事」別解

　　我覺著，一切對於時局、前途最高深的問題先不忙著複雜化。不妨用最尋常的成功學道理和勵志小書的思維路徑，從平衡損益的角度來剖析某種日常性情緒的弊病，這可能對改變我們「無著」的、空落的現狀有一些實在的幫助。我們這個時代典型的心理性悲劇就是狂躁型的憤懣不合作主義帶來的社會和心理後果。據說，還有人把 「論公民的不合作精神」納入學校課本里去，這個想法我覺得有點扯淡。早幾年我採訪中國著名神童張炘煬的父親，他告訴我說，他的一個心得是不要讓孩子看那種 「Q版語文」的時髦讀物，什麼大灰狼其實很有愛心，小白兔其實最不是東西。正說的知識他都沒有理解透，你上來就給他灌輸反著來的、對立的、粗獷的、 「解構」的，你不是對孩子不負責嗎？

　　說到這一點，讓人想到了成人世界里的「Ｑ版」。2008年出了一個范跑跑，助長了很多人撒嬌的慾念，我聽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說出了我們時代的真相。我說：哦，原來如此，多麼不容易啊！原來要衝破那麼多的禁錮，才告訴我們世間居然還有這般可貴的真相！原來一種正面的道德，正常的倫理，只要是少先隊教育里曾吸納過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該清算的！這種邏輯不也是一廂情願和粗暴的嗎？

　　我看了鳳凰衛視的節目，對郭先生的表現很失望，但是這個節目的格局和氣氛，註定了他不是表現的問題了。這是註定的，拿枯瘦的道德言說同強大豐沛的市民情懷對決，那會有什麼好果子吃？回過身來再想這個事兒，想一想後來的那些叫囂。什麼叫「范老師勇敢地說出了真相」？什麼「皇帝的新衣」，在這個馬戲表演里，這個寓言適用嗎？難道標榜一種無恥、實踐一種無恥在當今的中國還需要勇氣嗎？究竟誰是這個國家風氣頹敗的禍首？是一絲不苟地實踐著無恥的人，還是蒼白無力地空喊「道德」的人？我當著鳳凰衛視執行台長的面質疑過這個事，台長是這麼解釋的，老百姓確實很反感那類裝腔作勢的道學家，道學說教對中國的社會太有害了。我覺得台長這句話有點片面性，黃紀蘇說的一句話非常好，傷痕文學的慣性還要延續多久呢？具體地說：就是一句老話，這還是要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如果早20年，在王朔的時代，在蛇口把幾個「青年導師」掀下台的時代，這樣反潮流還有意義的話，今天你還這樣彰顯醜陋來對沖正統，理由是它其實有「率真的魅力 」，這其實是矯情！這不是教會最純樸的人都去撒嬌嗎？縱容這種肆無忌憚的文化撒嬌，為臆想中的假想敵而憤怒，而耗費情感，從而絕望，拆台，實際效果往往是負面的，往高里說，是在摧毀民眾的士氣。

　　我真切地感受到憤懣的摧毀性，無序的憤怒不會讓任何人受益，憤懣對每個人積極情緒的摧毀，對希望的壓滅，對秩序、共識沒有底線的消解、拆除，這一切失敗主義的情緒給我們心理環境帶來了極大的污損。現在普遍流傳的這樣一個故事：

　　三歹徒劫持一輛大巴，將漂亮女司機拖下車強暴，女司機呼救，眾乘客啞然。唯一瘦弱書生奮起，呼籲，遭歹徒毆打，昏厥。歹徒得逞，女司機復上車，喝令瘦弱書生：「下去！我不載你了！」書生愕然，抗議，終被幸災樂禍之乘客及司機逐下。大巴開動，至一懸崖處直衝下山。車毀人亡。書生聞之，始悟美女怪異之舉動，大哭。

　　這故事很震撼，對於讀者來說也很過癮，媒體人可能非常憤怒：這為什麼不是真人真事（其實非真人真事也無妨，媒體營造的虛假情感故事，我們見得還少么）？散播的人很有滿足感，對於大多數受眾來說，不太講求新聞與傳聞的界限，把它當新聞來讀。最可怕的是，它符合心靈的鏡像、心理感應的真實。但是那種透發其中的「憤怒突擊」式的情緒釋放，強化卑劣人性的故事元素的戲劇性編排（其實是一種牽強的編排），有意反映的心理鏡像凸顯著末世的瘋狂，誰看出它的恐怖性？誰能體悟到，我們在閱讀這個故事時，實際上被快感征服？它的喻世效果是什麼呢？我們在不知不覺地陷入女司機和書生「兩情相知」的悲情之中，棄一車的遇難者於不顧，漾起一種自以為崇高的感覺。

　　這個故事可能是一個孩子編寫的，我並沒有指責作者的意思，但是這種極端幼稚的情感和設置，復仇想象的大快慰會得到如此廣泛的呼應，這就讓人想到，「因為太黑暗，所以我的黑暗有正義性」，這種自以為是的「厚黑」、非人類的心理癥狀、不惜「與爾皆亡」、鄙棄社會的潮流暗涌，實在是不愛惜自己，與自己為難了！

　　我分明聽到，歡呼著那個崩盤的「拐點」滑翔而去的時代凱歌，到處是秘密的喜悅，人人都在等著「好看」，等著分一杯羹；我分明聽到「參議院烏鴉」戈德華特的聲音在中國的論壇上回蕩：「保衛自由的極端主義不是罪惡！在追求正義中所表現的溫和態度不是美德！」

　　對內政狀況的不滿，從改革的進步而言，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跡象。情緒釋放時代到來，那種瀰漫於民眾心裡的強烈被剝奪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個造成被剝奪感的元兇是要清算的！我在一家報紙上談30年改革感受，講了我在90年代中期的一個遭遇。酷暑天，我家那個小區停電，如是反覆，電力部門來了好幾趟都不能解決問題。居民們急了，堵住工程車不讓走，釀成小型群體性事件。我趕忙打市長公開電話，殊不知，值班幹部呵斥我：你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不同歪風邪氣做鬥爭，反而助長他們的氣焰！從那時起，我認識到一點：官員的傲慢愚蠢，將來肯定會導致大問題。現在，問題層出。依照民眾的情緒審視國策，審視我們的公共政策、我們的國民動員體制，哪怕是象徵性的開始，這也是全民性的勝利。能不能以更積極的、正面的心態迎接這個？能不能從「得分」的角度，抱持一種維護改革開放成果的態度來把握形勢的走向？人總不能靠冷嘲熱諷來打發日子。無厘頭的八方灑怨肯定是有害的，更以「去中國化」的情緒，來支配這種憤怒。圖了爽快，糟踐的是自己。

　　關於我們社會的黑色幽默

　　悲劇性的心理現實,往偏鋒里說，就是有時我們會讓我們被自己的感情所愚弄。20世紀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個日本偵探小說大意是講，歹徒綁架了一列火車上的人，跟警方講條件，把贖金搬上火車，每一站我們釋放一批旅客，到了終點，警匪之間再攤牌。小說的結尾是火車到達終點之後，警方回過神來：不好，上當了，被誤導了，擒拿的對象已經溜之大吉了。那些歹徒已經混跡於前面各站被釋放的旅客中離開了車廂。車門口的持槍歹徒其實是乘客扮演的。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恐懼在統治著這列火車」。

　　這個故事放在現在的環境氣氛里看，是非常有深意的。

　　當我們把一個憤怒的對象人格化的時候，我們會想象那列火車裡頭，有人在發抖，我們會獲得一種發泄的滿足，會為可能出現的秩序顛倒而鼓舞。我們料想不到的是，那裡面的人會離棄，會輕盈地解脫。至少在這場心理性悲劇里，除了極少數的焦點人物外，是普遍的「與我無干」的輕鬆心態。作協代表大會期間，我們在北京請客會友。席間，作家朋友們頗有些「明白人」的議論，會心一笑的表情，引而不發的潛台詞。我和馬松私下感嘆：這簡直就像一個寓言。大家挖苦的是一種不祥的體制、一些可笑的事，而這些「明白人」，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著北京飯店、宴請、主席團榮位，享受著體制給他們的可以好逸惡勞的平台：住房、創作假、補貼。但是，他們的嘲諷比我們更加犀利！個個都像與己無關似的！那麼，循環下來，我們可能清算誰呢？我們誰也沒有逮著！我們討伐的也許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東西。因為最令人痛心的是：誰肯擔當？

　　「空列車」的故事，沒有擔當的「局」，折射出一個國家的心理悲劇。強大的公眾信息在一座軟牆上附著、掉落，我們找尋那個出口，而那裡發出同樣的疑問：你們在找什麼？

　　「空列車」的隱喻，令我有一個奇怪的聯想，一個有關我們這個社會的超級黑色幽默。《百年孤獨》里的馬貢多鎮，不怎麼開化的居民不能忍受電影，因為電影演員的角色置換嘲弄了他們的感情。一個在西部片里贏得他們尊敬的英雄，剛剛在觀眾的淚水中下葬，又在另一個片子里以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現。這讓他們氣得發瘋，於是他們砸了電影院的座椅。這個看似好笑的描寫，讓我注意到了黃紀蘇曾說到的強烈印象，負具體責任的人，在貫徹路線方針政策的同時，又在巧妙地扮演著冷峭尖刻的批評者，都在巧妙地告訴大家：其實我是明白人。這種雙重置換，是不負責任的「聰明人社會」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開來說，我們這個社會登峰造極的超級悖論，就是王朔早年間所點到的：一夜之間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現，王朔這樣回擊：去你媽的，早的時候你幹什麼去了？王朔這樣罵，可能有點粗線條，可是，看看那些身懷「屠龍術」的媒體人、那些自由知識分子，不正是這樣玩變身的嗎？明明他們是掠奪性「改革」的歡呼者，明明他們是急功近利的價值觀的吹鼓手，明明他們是壟斷資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階層，然而搖身一變，一切令人不高興的後果都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裝出一副總是在受排擠、總是弱勢聲音的樣子，把30 年的圖景、路線圖描繪成他們永遠同老古董們作戰的「大明英烈傳」。現在出問題了，他們又急匆匆地把中國劃分成爭執著的兩方面，繼續抖機靈，做大義凜然狀，估算著自己未來的得益。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他們的選擇性「失憶」是否玩得過頭了一點？

　　這絕不是激憤之言。

　　愛國真是「強勢」嗎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周慶安告訴我，我們現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評。現在的流程已經發達到這個程度——出了一件事，報紙的評論版會馬上找到對應的專門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樣的公義討伐當夜就出來了，而相比之下，建設性的言論則沒有那麼便捷。

　　現在的知識分子，實在是太聰明了。

　　中國的時運，中國的走勢，各有各的說法。按照《南方周末》評論員宣稱的，現在進入了「拐點」。雖然南方報業總愛做出一副龐然大物的姿態，描繪時局圖輿，引領先進思潮，風光之盛，動靜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 「我上面有人」的俏嬌模樣（讓人想起《武林外傳》里的范大娘），不免引起其他非嫡系人們的訕笑和妒忌。但「拐點」之說，真是找准了感覺。問題是我們這個「 拐點」怎麼一個「拐」？中國不再是昨天的中國，改革開放是不可逆轉的，言論的自由空間擴大了，且讓我們快慰而鼓舞，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為現今和未來建言。

　　可是，我們還是忍不住要扮演高歌猛進時代的「低調俱樂部」角色。因為這種「高歌猛進」是貼著人家的，是一種調子怪怪的極其勢利心態的「激進主義」。因為有這種真實情緒在，起碼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他們根本不想打算掩飾的雙重標準，同樣是民眾高漲的情緒，只看到對內政狀況不滿的強大精神現實的熱切關注，而同樣強大的另一個精神現實——對西方欺凌我們的民眾反應，那種則加以痛斥、辱罵、壓滅、有意地誤讀。是的，痛快地說，有好的民意和壞的民意，一種民意潮流中也具有正面和負面兩方面的性質，民族主義情緒如此，本土憤懣熱情也難免，但是像南方報業這樣長期一以貫之的、完全一刀切的旗幟鮮明，永遠傳承，也是難得的風骨。

　　這種情緒背後一種令人失望的歷史積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宇宙觀、世界觀的立論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識分子那裡，猶未跳出「 河殤」時代的水平。因為有這樣真實的情感路線，對於外國的欺凌羞辱，中國民眾的正當反應理所當然地招惹自由知識分子和時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讀為「愚昧不開化」「缺乏大國風度」「缺乏全球視野」「中國前進之憂患」。主流輿論和自由知識分子拒斥一切強調國家利益的觀點。對不和諧現狀的憤怒似乎又使這種拒斥有了正義性的依託。它的通俗版本，它的現實映照版本就是我的朋友質問我的——（西方）羞辱了誰？這個國家是誰的？你的？我的？這種對撞，王小東就活生生領教過。2008年上半年，一家省級電視台對「抵制家樂福」做了一個話題pk。一個海歸藝術家跳起來大罵：「你這是討政府的好！你們就敢抵制家樂福，別的你們敢抵制嗎？」他最為精彩的一句就是：「現在大多數人都愛國，愛國是強勢，你愛國是站在強勢一邊，作為知識分子，你愛國是你的恥辱！」且不說誰討了政府的好。這種表演就是簡單粗暴，愚不可及的簡單粗暴。

　　這種不求上進的簡單粗暴比比皆是，更粗俗的版本就是這樣的對答：

　　「為什麼西藏人大會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值得肯定的？」

　　「因為他們追求民主自由。」

　　「為什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是令人鄙夷的？」

　　「因為他們腦殘了。」

　　「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人都反對我們，難道他們也有自己的道理？」

　　「我們當然要反思，因為他們很可能有自己的道理。」

　　「為什麼海外華人中有那麼多人都義憤填膺，難道他們也有自己的道理？」

　　「沒有，因為他們都腦殘了。」

　　「藏獨人士運用自己的權利抗議火炬傳遞，是不是對自己權利的正常行使？」

　　「那當然，民主社會嘛。」

　　「中國公民運用自己的權利為火炬傳遞助威，是不是對權利的正常行使？」

　　「正常？一幫腦殘。」

　　想起一個有意思的小問題：愛國真是「強勢」嗎？至少在媒體的把持者那裡，在「高等華人」的裁判下，是強勢嗎？王小東和那位海歸藝術家的對決，後來兩人都在博客上有說辭，然而，新浪博客的編排是揚抑分明的，指控王小東的文章擺放在顯眼位置上，而王小東的反擊文章被摁在角落裡，到後來看到沒有扭轉海歸的不利局面，乾脆把王小東的文章從首頁拿下去。留下那位反對民族主義的海歸一人在顯眼位置。這種拙劣的「拉偏架」，宋曉軍看不下去了，打了電話給新浪博客，告誡他們不要太過分，版面編輯這才不情願地改正過來。

　　回到開始用的那個列車的比喻，黃紀蘇講到的一種感覺是非常對的，我們遊走在一種慣性之中，還在像祥林嫂那樣說「傷痕」，還在說「解放束縛」，是不是該說點別的？

　　這是一個文化心理上的悲劇，也是記憶的悲劇。記憶的悲劇導致歷史觀的自我矮化，這個「功德」，該歸功於誰呢？

　　他們永遠是精神上的侏儒

　　◆ 劉仰

　　一位朋友說起中國的股市，不免痛心疾首，他在股市裡損失了幾十萬。相信與他有同樣經歷的中國老百姓不在少數，據說中國股民目前還有4000萬，最高峰時總人數差不多有一個億。這麼多中國老百姓的財富，為何就煙消雲散了？這些財富究竟去了什麼地方，並不是一件容易說清的事情，但是，看看是誰把中國老百姓拚命拉進股市，並以各種各樣「先進觀念」「國際慣例」向老百姓灌輸股市賺錢的方式，也許能使人們看清一點真相。中國的股市、金融是最美國化的領域，是被來自美國的「海龜」們最高密度把持的領域，或者可以說，中國的股市、房市、金融領域是經由在中國的買辦們，與美國經濟聯繫最為緊密的領域之一。

　　改革開放30年了，到了今天，當美國的金融危機開始危害全世界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問一個問題，中國改革的目標，究竟是要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模式，還是要變成美國的附庸？

　　當人們說中國的教育現狀問題很大的時候，想一想，當初乃至今天，是誰把美國式的教育當成最好的教育模式，並向中國大力引進？當人們說中國的醫療造成老百姓看病難的時候，想一想，當初是誰大力主張以美國為榜樣，對中國的醫療制度實行改革？當人們對中國的房市怨聲載道的時候，想一想，當初是誰把「中國老太太和美國老太太」的故事變成中國房地產的心理推動力？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凡是對美國模式頂禮膜拜、仰承鼻息的領域，改革的結果幾乎毫無例外是中國老百姓遭殃。

　　獨立自主的中國與依附美國的中國，差別不僅僅在於意識形態方面，而且在社會財富的轉移和聚集方面。看看那些在各領域功成名就的親美人士，他們自己哪個擔心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們有很多辦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上大學，甚至有美國人主動給他們辦理，最後還拿著洋文憑回國，搶走了中國最賺錢的、最有權力的社會管理位置。看看那些投靠美國而先富起來的人，有誰擔心自己看不起病？有誰擔心自己買不起房子？而在這一切的背後，實際上就是中國的國家利益被親美的買辦們出賣了。

　　當人們說中國的污染極為嚴重的時候，是誰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加工廠，以至於中國製造得越多，污染越嚴重，美國越賺錢？當中國人辛辛苦苦賺了一點錢，是誰又讓中國人用幾億件襯衫去換一架美國飛機，卻不願對中國自己發展大飛機進行投資？當中國積累了一些外匯儲備，又是誰將這些外匯變成巨額美國國債，讓中國窮人把血汗錢借給美國富人？還合演了人民幣對美元單獨升值的「無奈」？並且在美國金融危機中讓中國的財富受到重大損失？

　　當中國人對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不滿的時候，是誰在說中國人有「仇富心態」，並為富人們竭力辯護？有多少社會精英們領著美國各種基金會的課題費，做著中國社會各領域的研究？有多少中國的官員、學者、媒體人士，由美國出錢，到大洋彼岸，一次次集體出美差？或者自己花著中國老百姓的錢，為美國經濟作貢獻？當中國人痛恨腐敗的時候，是否還記得一些親美人士曾經說過：腐敗是經濟的潤滑劑。一位中國某著名高校的著名學者還大放厥詞說：腐敗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如今，當全中國人民對腐敗痛恨不已的時候，他們又搖身一變，將腐敗說成是體制僵化的結果。說實話，讓那些 「僵化的老土」們去搞金融腐敗，我還真懷疑反對將中國美國化的「老土們」是否有這個知識和能力。同樣是一所中國著名大學的著名學者，被美國總統接見后激動不已，竟然說出「中國應該分裂，應該做美國的殖民地」這樣的高論。還有著名學者公然宣稱，中國就該「給美國當孫子」。與閻崇年主張「中國各民族應該融和」 相比，誰更像漢奸？

　　中國需要改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國的改革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以中國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為第一目標。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存在著對馬列理論教條化的現象，如今，中國某些精英們，對於美國的方方面面，也同樣存在著嚴重教條化的傾向。他們不顧中國的實際狀況，硬生生地將中國綁到美國的戰車上，其中一些人是靠出賣中國利益的得利者，另一些人是不明真相的附和者，以為他們所描述的美國天堂真的能在中國出現，卻不願想想，所謂美國天堂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如今，當美國天堂開始轟然倒塌的時候，他們還寄希望於真有所謂上帝會獨獨鍾愛美國。

　　中國的改革開放，要了解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切現代化發展道路，也是應該的。在這樣的學習、了解過程中，某些人產生親美的思想也很正常，但是，將親美變成依附美國，將美國模式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唯一出路，並且將親美勢力變成社會主流，將凡是反對盲目崇拜美國的意見和人士，都扣上「反對改革」「民族主義」「專制獨裁」等危言聳聽的帽子，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這些極端親美的精英，這些為了美國而大肆傷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買辦們，嘴裡高喊著自由、民主，實質上是不折不扣的洋奴。這些洋奴不光使中國的經濟變成美國的附庸，在思想和人格上，也成為美國的附庸，在洋人面前，他們永遠是精神上的侏儒！

　　睜大了眼看未來：復興傳統不能走歧路

　　◆ 黃紀蘇

　　近代以來，中華帝國體系的大廈頹然倒地，鼠奔狐竄，我記得頭些時看一篇談19世紀末泰國脫離中華體系、扎英國懷裡的文章，悲涼之情油然而生。傳統決堤般流失，多少精金美玉失而不可復得，西方什麼樣的癟三都來大搖大擺地登門入室。弱國不單沒有外交，也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藝術，甚至沒有男人。20世紀末以來保守主義情緒潛滋暗長乃至起家樹譽，無論哪種版本，的確都有可同情之處。應該說，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就算水分很大），畢竟為重新看待自己、看待西方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才敢定睛看看過去，才敢放開膽子想想中國和人類的未來。

　　回首整個20世紀，我們大部分時間混得跟無照攤販似的，東投西靠，哪兒有現在這條件？現在想想林琴南、胡先嘯他們對西化發了點牢騷，其實也不算怎麼過分，竟被仁人志士圍毆痛殲。我懷疑英文法文中是否有「遺老遺少」這樣的辭彙，我想即便有，也沒有現代漢語中那種活人穿壽衣的感覺。這是失敗者的命運，不怪抱朴守拙的一方，也不怪激進奮發的一方。今天看到一些人寬袍大袖粉墨登場，無論是祭孔還是什麼「漢服」運動，覺得好玩之餘，也未嘗不感到一分欣慰，因為中國總算有了擺弄這些的國勢了。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

　　事情還有另外一方面。這100多年的現代化的確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強加給我們的，為此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同時，也要承認，光靠傳統我們走不出近代大危機，還要靠現代化。你喜歡柏油馬路也好，不喜歡柏油馬路也好，那是必由之路，花蹊柳徑是走不出去的。數理化誰愛學啊，但你得揣上它，這樣才走遍天下都不怕。另外，我們也要承認，現代化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一種內在於我們的東西，它符合人類絕大多數包括中國人對舒適、清潔、快樂、富裕、健康、長壽、便捷這類古老而恆久的價值追求。坦率地說，沒有西方擴張，我們或遲或早也要走上這條路。頭些日子翻閱《廁所的歷史》，非常有趣。按照當時西方遊記的說法，清代的北京是一座臭烘烘的城市（巴黎、倫敦也好聞不了多少），抽水馬桶以及城市排污系統的普及，歐美、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確是得益於工業文明的歐風美雨，雖然鴉片炮艦也是那陣風雨送來的。西方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科學技術和工業在這方面的貢獻是了不起的。因為了不起，他就唯我獨尊，就多吃多佔，就欺壓其他民族和文化，這樣就引起後者的反抗。這反抗包括了學術、文化上對「 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這批判的基本立場和大方向是對的：自由落體運動放之四海皆準，但你西方的社會人文經驗包辦不了全世界的事，還差得遠呢，別太膨脹了！不過凡事過猶不及，如果因為批判「西方中心論」而不分青紅皂白，把科學、理性也一網打盡，那你是走不了太遠的。毛澤東早說過，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很多事情的確需要兩頭想，多想倆來回。

　　關於西方知識體系中的科學技術跟中國傳統知識中相關部分（以及世界其他各處的所謂「民族科學」或地方性知識）的關係，我曾跟友人討論過中西醫的例子。友人認為中醫的思想方法屬於整體論，應高於尚處在原子論的西醫。我理解他的出發點，但覺得這樣的說法失之偏頗輕率。其實世界各民族前現代階段的知識，都有整體論的傾向。西方的醫學知識走出這種整體論，應該說一種提高和進步。偶爾讀到上世紀60年代出的《醫學常識問答》。問：民間「十滴血一滴精」說法有沒有科學根據？答：沒有，因為根據化驗，精液的成分基本為水，餘下為少量蛋白質之類，因此「縱慾傷身」 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

　　那時的西醫的確停留在原子論的初級階段。但今天的西醫已經不這麼看問題了，它找出了精液與免疫之間的內在聯繫，認為房事過度會導致免疫力的下降。這樣的西醫知識，便與瑞大叔、西門慶這路人活不長的民間經驗握手言和，盡棄前嫌了，而且是在一個更高或更深的認識層次上。

　　關於西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說法，似是而非。這個現象今天與其說是醫學認識上的事實，不如說是醫療體制上的事實。一個患者左手發麻，西醫會讓他查神經，查頸椎，查心臟，查腦血管，而不會攥著他的手不放——會攥著他的錢包不放。心臟虛弱，西醫也會把原因找到兩三尺之下的腿部肌肉。由於分析多了，分析深了，知識就從經驗上的簡單相關升級到複雜的因果聯繫。原子主義或許仍是今天西醫的現狀，但肯定不是它的趨勢，它的趨勢是從原子論走向更高的整體論。相比之下，中醫的「整體論」因為沒有經過一個非整體論的過程，基本還在《金匱要略》那兒原地踏步，屈指一算已踏了近兩千年了。「文化保守主義」老前輩陳寅恪說中醫「有可驗之功，無可通之理」，應是平允之論。物理學進步了，化學進步了，生物學進步了，但都沒有深化中醫對疾病和健康的認識，它還是「陰陽五行相生相剋 」那一套。由於「理」停滯不前，它在某些「功」上相對於西醫的優勢遲早也會喪失。總之，應該對中國與西方、對傳統與現代化做新思考，但一定要守住「實事求是」命門，不要把這100多年辛辛苦苦取得的進步都思考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