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普代克的中國苦竹

本星期二（１月２７日），美國文壇重鎮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題頭圖）患肺癌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厄普代克一生援筆不輟，可謂寫到最後一刻。他的上一部長篇小說《伊斯特威克的寡婦》在去年１０月出版，下一部短篇小說集《父親的眼淚》將於今年６月身 后發行。厄老留下小說二十三部；加上詩歌、評論和隨筆等，總共攢了六十一本著作。作為過去五十年裡美國小鎮中產階級生活變遷的文學記錄者，厄普代克得過兩 次普利策小說獎和兩次美國國家圖書獎，還得過三次全美書評獎。他和另一位老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 被很多評家認為是最應該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兩位美國作家。

　　噩耗傳來，無以為祭，談一段與中國文學有關的舊事，權作悼念。

　　改革開放三十年，世界對中國的興趣，似乎終於積累到比較普遍的程度了，不再限於不得不與中國鎮府打交道的政界和靠中國文化吃飯的漢學界，中國小說家的 作品開始進入美國大眾市場。配合余華小說《兄弟》英譯本的月底出版，上星期日（１月２５日）的《紐約時報》文學周刊有一篇關於余華的長文——筆者讀過之 后，對他印象好了很多，在國內這種環境里，余華也不容易；雖說對《兄弟》仍是不敢恭維；去年５月４日的同一周刊，介紹了王安憶、莫言、閻連科等中國作家。 王安憶《長恨歌》的書評人，還是現任美國筆會主席、美國女作家芙郎辛·普羅斯（Francine Prose）。

　　而在新世紀介紹中國小說的開路先鋒，正是厄普代克。四年前，２００５年５月９日的《紐約客》雜誌，刊登了他的書評《苦竹》，評論蘇童和莫言的小說英譯本——前者的《我的帝王生涯》和後者的《豐乳肥臀》，分別於當年２月和前一年１１月在美國發行。

　　兩書的譯者都是美國聖母大學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夏志清先生曾在某書序言中，稱葛浩文為「公認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翻譯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厄普代克對東方文學也 有所了解，筆者讀過他為村上春樹寫的幾篇書評，覺得他對日本的文學傳統相當熟悉，顯然讀過不少日本小說。以厄普代克的身分和學養，他老先生對這兩本中國小 說的若干總體性看法，或許可以代表那些對東方文化抱著開放態度的美國人在閱讀中國當代作品時的困惑。

　　限於篇幅，厄普代克講的好話就不轉達了，相信《我的帝王生涯》和《豐乳肥臀》下次加印時，會印在封面上。這裡還是分析一下婉轉的批評。

　　對於《我的帝王生涯》，厄普代克說道：只有當燮王端白可以在貧窮和危險中按他的心意做一個走懸索藝人的時候（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從該書第十一章端白 被趕出京城，至第十六章故事結束，端白隱居苦竹山），他才成為西方文學意義上的「主角」——由抱負、掙扎和發現所界定。類似意見，研究中國文學的西方專家 早就提過：中國小說多由情節推動，缺少由人物性格推動的作品，因此缺乏一種深刻的心理感染力量。

　　筆者曾問一位美國教授：在英語語境里，什麼樣的小說是好小說？教授說，有一個很簡單的判據：如果你讀完一本小說，對主人公的把握，超過了你對最好的朋 友、甚至配偶或情人的了解，那就是一本好小說。如果你認真讀過《安娜·卡列尼娜》，你應該能夠理解安娜的所有行為；但結婚多年的妻子仍可能有令丈夫驚異的 人生新追求。這位教授所強調的，並不是故事如何引人入勝，而是人物刻劃的細膩生動。

　　當然，人物和情節是不可分割的；由情節推動，還是由人物性格推動，往往是一種很主觀的鑒定。英美也多的是以情節為主的小說，比如很多偵探故事。但是， 所謂的純文學小說（literary fiction），按英文傳統，則不單要告訴讀者發生了什麼事，更重要的是告訴讀者為什麼會發生——社會環境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文學側重於從人物性格來解 釋。流風所及，就連「哈利·波特」這樣的巫術童話，第一集《哈利·波特和魔法石》的開頭，也是德思禮舅舅上班路上見到的連串怪事。一方面營造詭異氣氛；另 一方面，從德思禮的反應，寫出哈利未來寄養家庭的男主人性格——雖然並非主角，德思禮一家卻是無法理解魔法世界的庸俗人生的代表。如果作者更偏情節的話， 大概就要像改編后的電影一樣，上來就是半夜裡怪叫的貓頭鷹，霍格沃茨魔法學校的校長和教授滅掉路燈后，趁黑把襁褓中的哈利放在德思禮家門口。其實，串通了 各集故事的，也正是哈利的性格成長。

　　《我的帝王生涯》的前三分之二，描寫宮廷內爭的殘酷和端白身為燮國國王時的暴虐。最後三分之一是端白淪為平民后的轉化。筆者並不認為寫小說有什麼成規 定法，但是，從英文小說的常情來看，《我的帝王生涯》顯得頭重腳輕。在後三分之一，端白高高地跳在懸索上，作者的文字也浮在雲里霧裡，端白性格的轉變，缺 乏那種形而下細節的說服力。作者基本沒有寫到端白流落民間、只有一個小太監燕郎跟隨時，特別是燕郎死後，他是如何對付穿衣吃飯的。那麼端白怎麼可能從一個 整天狂叫「殺、殺、殺」的無道君主，變為有情有義的正常人，親手掩埋了被亂兵殺死的十七位雜耍班同伴？曾經貴為天子，如今拿起一把鐵杴就會挖土了？

　　杜甫作於「安史之亂」的《哀王孫》，是一首篇幅遠為短小的詩，但對環境逼迫下的性格轉變，卻是寫得更為令人信服。「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一個自小錦衣玉食的人，大概只有被迫為奴，或像末代皇帝溥儀那樣被逼勞動改造，在別人的管教下，才能學會一點料理自己 生活的基本技能。

　　中國作家當然也寫比較符合厄普代克閱讀習慣的書，比如王安憶的《長恨歌》、《我愛比爾》、《香港的情與愛》等中長篇小說，或徐小斌的長篇小說《羽 蛇》，都可以說是比較明顯的以性格驅動的、以塑造人物為主的佳構。《長恨歌》里就有女主角王琦瑤在紅朝建元前後和紊革前後的小市民「把人生往小里做」的低 調適應和掙扎。不過，在英美出版商眼裡，這樣的作品，或許不夠「異國情調」，對一般的讀者，不夠怪誕新奇。《長恨歌》雖有譯本，卻是大學出版社印的，定價 比商業出版社的相應書籍高一些。

　　有趣的是，厄普代克偏偏不欣賞某種在英語世界里幾乎成為定式的「中國情調」。他對《豐乳肥臀》的批評，相對簡單一些。該書開頭幾章，是兩場生育的平行 描寫，一是上官魯氏生下男主角上官金童，一是上官家的黑驢要產小騾子。作者的寓意，顯然是女人不如驢，驢得到的照顧還要多一些。但令厄普代克不解的是，為 什麼蘇童和莫言對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細節那麼津津樂道？他詫異地問：中國小說是否缺少一個類似英國維多利亞（以社會對道德的嚴謹要求著稱） 那樣的可以讓作者習得禮儀的時代？

　　這一疑問，《紐約時報》的余華文章里，有個回答。採訪者向余華作類似發問。余華說，他自小生活的村子里，人們最興奮的時刻是槍斃犯人。兒童都奔到刑場 去看，看那犯人跪在地上，槍口指著他的後腦勺，刑警扳動槍機。他寫作的時候，筆下人物不受控制地做出種種暴烈行動；他寫完后，睡覺時總是夢見有人追殺自 己。

　　而在厄普代克的世界里，那些中產階級居住的美國小鎮，母親阻止讀中學的兒子與某女生約會，只為那名女學生家裡，她的父親經常大聲責罵妻子，被聽到的鄰 居視作沒有教養的等外粗人。雖然厄普代克寫的是「嬰兒潮世代」對這一中產階級秩序的叛變，他本身卻來自這一秩序。蘇童、莫言和余華的成長環境，於他實在 隔得太遠。

　　看來，對中國的小說，厄普代克缺乏相應背景知識。這也是西方人閱讀中國現代作品的普遍問題。對於莫言的風格，厄普代克見到粗魯，但未必見到這語言釋放 背後的強權壓制下的無力和無奈。他就體會不到劉再復所講的「（莫言）是生命，他是搏動在中國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氣與蒸氣。……只有 性的覺醒，只有生命原始慾望的爆炸，只有充滿自然力的東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燒，中國才能從垂死中恢復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和赤熱的紅高粱， 十年後的豐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圖騰和野性的呼喚。」（《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１９９９年。）

　　實在說來，《豐乳肥臀》里強悍的是女性；男主角金童，與《我的帝王生涯》里的燮王端白一樣，都是性格懦弱的人，前者含著乳頭不肯斷奶，後者聽任家國破 碎。兩本書寫的都是中國的過去，厄普代克的總結是「爛社會不提供〔男人〕成長的激勵」——與這篇書評的起句，「中國，專家們同意，是代表未來的國家」，形 成強烈對比。中國小說正在進入西方大眾市場，至少是強烈企圖進入，但厄普代克似乎有他的懷疑。

　　當然，厄普代克的《苦竹》，仍是穿越中美兩國文化高牆的一次可喜努力。葛浩文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見去年３月２７日報紙）：「要想了解中國文學在 美國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紐約客》雜誌上發表了多少中國作品——迄今為止一篇都沒有。……在美國讀書界，《紐約客》能賣得動書，《紐約時報》什麼的不管 用。」其實，對中國小說的介紹，《紐約客》早已做過，而且由厄普代克操刀。

　　可嘆的是，我們無從聽到厄老對《兄弟》的評價了。

吳澧

謝謝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