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炮火中逼近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2009年01月28日 12:44天天新報

核心提示:
浙江大學實在厲害！離亂年代，恰是幾位浙大教授智慧噴發的黃金歲月。周厚復這位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德國柏林大學的毒氣專家，對於當時的先鋒課題「電子學說在有機化學中的應用」造詣極深。1942年，他有關原子結構理論的論文，被英國皇家學會推薦為諾貝爾化學獎評選論文。
逼近諾貝爾獎的還有該校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就在天下大亂、焦土遍地的日子裡，1942年，國際著名雜誌《物理評論》刊登了他的《關於探測中微子的建議》一文。幾個月後，美國物理學家艾倫根據王淦昌提出的實驗方法，證實了中微子的存在。
當時的實驗室寒酸簡陋，要靠汽車帶動的小發電機供電。史料用「居無定所，食不果腹」形容這批大師的生活。王淦昌的小女兒生下來就斷了奶水。王先生為家人孩子尋找營養，買來一隻羊，每天牽著它到學校上課，放學後到山上放牧，人稱「牧羊教授」。這一批名師栽培出來的高徒，其中就有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先生。
本書出自《唐山大地震》作者錢鋼獨具個性的創意——每一周同步閱讀六十年前的舊報，並隨時寫下他的「非典型札記」。他在報章開闢的「舊聞記者」專欄，受到香港和內地讀者的歡迎。本書是「舊聞記者」的第一個結集，對傳媒人來說，它也是重要的「另類新聞史」。

史沫特萊舌戰林語堂

辯題:中國如何才能統一？被稱為「自由民主的舌戰」的這場辯論會，曾轟動60年前的紐約。西四十三街的會場來了1500名聽眾，收聽現場直播的電台聽眾估計有500萬到1000萬人之眾。對壘的甲方是美國人熟悉的暢銷書作家林語堂博士和眾議員尤德神父，支持國民黨；乙方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女士和福爾曼先生，支持中國共產黨。

美國人應該支持誰？是支持名正言順代表中國、但卻因腐敗專制遭人詬病的國民黨，還是支持形象清廉、但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中共？主持人在辯論正式開始前就問現場聽眾「你們有多少人同情國民黨政府？」聽眾即刻分為對立的兩個陣營，有人鼓掌舉手，有人站起來說:「希望中國政府以後不要說空話。」

四位辯者都熟悉中國。史沫特萊和福爾曼都曾深入「紅區」採訪；尤德在中國傳教十年之久；林語堂1945年剛出版了介紹中國抗戰的新書《枕戈待旦》。

這本書坦言支持國民黨，所以成為辯論的焦點。「林博士，我真替你害羞！」福爾曼拿著書引述說，林先生要美國支持國民黨三個坦克師去對付共產黨。

林語堂以微笑應對福爾曼的憤怒，但上台發言時卻變得面無表情。他說必須找出中國內部紛爭的原因。他說不能把國家意識放在黨的意識之上；不能只在黨內選舉；既要吃得飽也要言論自由……

許多聽眾鼓掌。但另一群人歡迎史沫特萊發言反駁。

「你們聽過中國共產黨跑到美國來享福嗎？」史沫特萊尖銳發問，「你們見過有一個共產黨在美國購置產業嗎？」聽眾鼓掌。

尤德神父發言時語句急促，還有大幅度肢體語言。他說美國只有幫助中國政府，才能使中國統一。他以最近到中國的觀察，表明不贊成中共。

他沒有想到，史沫特萊帶來了不知從哪裡翻出的尤德1938年發自中國的一封信，信中對中國共產黨多有褒揚。尤德承認，抗戰初期他的確同情中國共產黨，但越到後來越失望。他對史沫特萊帶來此信表示謝意———「這證明我毫無偏見」。

我查到的報道，辯論各方觀點的記錄較簡略，但會場情景的描摹卻繪聲繪色。辯論開始前，四個辯者都在修改講稿，林語堂叼著煙斗，字斟句酌；史沫特萊念念有詞；福爾曼走來走去，邊背誦，邊點頭，還不時上廁所。辯論開始前的一刻，四人緊張得像比賽前的馬。

熟悉文學史的人都知道林語堂和史沫特萊等左翼人士從親近到疏遠的往事，這兩個「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人在紐約「對決」，是文壇要事，然而史書失載。倒是林語堂在自傳中提及史沫特萊謠傳他領了國民黨2萬美金寫《枕戈待旦》，他在紐約的集會上質問過史，還批評福爾曼並不了解中國。

福爾曼在當時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他和美國記者白修德到河南調查揭醜，讓蔣介石下不了台。不過《國民公報》畫的插圖，和林語堂針鋒相對的清瘦外國男人不像福爾曼。福爾曼是個重100磅的壯漢，在「紅區」採訪，把提供給他的「座騎」驢子都壓垮了。

抗戰結束后美國大兵在上海乾了些什麼

中國的黃浦江邊上，輾轉於各大海洋上，艱苦戰鬥的美國兵艦，拋下了休息的鐵錨，甲板上跳下了無數的白點，這無數的白點，又跳上了「吉普卡」，風馳電掣地竄進了上海的都市，燃亮了無數BAR門前與舞場門前的紅綠霓虹燈，同時也驚動「吉普女郎」、「羅宋姑娘」、「鹹水妹」……(《美國兵在上海》，1945年12月18日上海《時事新報》)

「美國兵」加「上海灘」，等於什麼？你任意想象吧。美國大兵在上海乾了太多的事:怪事、醜事、禍事、讓人捧腹或遭人咒罵之事。不過也別忘記，那時的大上海並非今天的巴格達。

據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報告，當時在上海有美軍1.2萬人。出生入死的戰士殺到，十里洋場的酒氣和粉香激增。洋貨店、時裝店、理髮店，一夜間改頭換面，成為雨後春筍般的酒吧。徘徊在靜安寺一帶，「哈羅！哈羅！」攬客的，許多是剛換過行頭，幾個月前還以車夫小工為目標的底層妓女。

那一天，剛剛參加完記者會的《時事新報》記者走下大樓，迎面碰上兩個美軍，踩了他腳。他們似乎沒有覺察，徑自走去，走出不遠，其中一個掏出一個「甩爆」(爆竹)來擲，把路人嚇一大跳，然後「哈哈哈」幸災樂禍地走了。

舊報記載，比較起陰鷙的「皇軍」，上海人倒是寧願接近這些盟軍。《時事新報》稱，「美兵有一種天性的活潑輕鬆之感覺」。來到上海，他們到處好奇地尋找女人的小腳和男人的長辮。他們常穿起京劇的舊龍袍，頭戴西瓜帽，手持水煙袋，乘坐三輪車或黃包車招搖過市。有時，他們會令車夫坐在三輪車上，由他們來蹬車取樂。11月30日，駐滬美軍隆重舉行「人力車皇后」競賽，讓中國車夫拉盟軍女兵，從外灘競跑到亞爾培路。是日，中美國旗招展，路邊觀者如堵，在一片歡呼聲中，車夫姜二毛拉著加拿大籍的珍妮蘭小姐獲得冠軍，贏得魏德邁將軍頒發的1萬元獎金(當時一份日報的售價是30元)。

當時的報紙，在批評美軍的同時，仍把他們稱為「患難之交」。這樣的描述，和內地教科書對「女生沈崇遭美軍強暴」、「車夫臧大咬子被美軍打死」等「美軍暴行」的記述，色彩顯有分別。在國共鬥爭的大背景下，美國大兵的種種頑劣表現迅速上升為敏感的政治，引發後來的反美風潮(直至如今，一到罵美國時，網上還會有人詳列「美軍侵華罪行」)。所以不奇怪，在我輩兒時的記憶中，抗戰勝利后，美帝國主義是來侵略中國的。


中共大會上的傳奇日本人

六十年前，除了香港、上海等日本佔領地，中國報章因其製作困難，不能照相製版，於是素描畫、木刻畫常替代人物肖像圖片。例如中共「七大」《解放日報》全文登載毛澤東、朱德講話，就配有兩位的木刻像。我還發現了第三位享此領袖待遇的人物。請朋友們猜，「劉少奇」，錯；「周恩來」,錯；他叫林哲。

這是位在延安化名「林哲」的日本人，他出現在報上的名字是「岡野進（野坂鐵）」。二戰後他恢復真名「野坂參三」——這可是我兒時耳熟能詳的名字，日共主席啊。

什麼叫「職業革命家」？不妨聽聽野坂參三的傳奇。我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查到野坂參三自傳《亡命拾六年》，在這很難一見的小冊子里，野坂參三的生命軌跡讓人驚嘆。他是世界上兩大共產黨（英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神秘的身影曾出現在巴黎、馬賽、莫斯科、紐約、洛杉磯……他是日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忽然一天，成了周恩來的「參謀官」，又從蘇聯潛入中國。

他放棄了闊綽的共產國際高層人員的生活，帶著一套做工考究的蘇聯西裝，住進延安窯洞。妻子遠在莫斯科，他與「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國女子一起生活」。他的使命是領導由日本戰俘組成的「反戰同盟」。有一次他冒險到游擊區，險些被偽軍緝拿，在地道里貓了一天一夜，脫險后還親筆寫反戰信，讓人送進日軍炮樓。

做日本戰俘的「洗腦」工作不容易，在他管理的學校，有六個日本戰俘曾在天皇誕辰跑到寶塔山上向著東方高呼「天皇萬歲」。野坂參三在「七大」演說中稱「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這又是事實」。在戰後一次日本的集會上，他指揮群眾高唱在延安學會的歌曲《團結就是力量》，將一句歌詞改成了「向著天皇制度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東西死亡！」

如此堅定的革命者，卻因贊成在日本搞「議會鬥爭」，受到蘇聯控制的共產黨情報局和中共《人民日報》的批判。他轉而支持武裝鬥爭后，北京和他重歸於好。我記得小時候常常在報上看到「毛主席接見野坂參三同志」的照片。可是文革來了，他又成了「修正主義分子」。

一九九二年，野坂參三整整一百歲。就在這時，命運再次陡變。解體后的蘇聯，披露出半個多世紀前他在莫斯科曾誣告一位同志，導致這位日共同志在肅反運動中蒙冤被殺。日共宣布將他開除出黨！

據報道，聽到這噩耗，野坂參三出奇地平靜。

世事滄桑已然閱盡。次年，他撒手人寰。

周厚復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烏龍新聞

翻檢1945年5月2日《大公報》，我吃了一驚:

我學術界之異彩周厚復榮獲諾貝爾化學獎金

〔中大新聞社紐約訊〕本年度諾貝爾化學獎金，已為我國化學專家周厚復氏榮耀獲得。按此為吾國獲得諾貝爾獎金之第一人……

最早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1945年？立刻檢索，查出是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實為芬蘭人維爾塔寧。顯然，《大公報》擺了烏龍。再查，擺烏龍的何止一家。《中央日報》還派記者到周厚復家叩門專訪。但是，追索下去，我看到了周厚復和他同時代科學家的故事，不禁肅然起敬。

周厚復曾任浙江大學化學系主任。抗戰爆發，中國各著名大學流亡西南，北方的叫「南渡」，沿海的稱「西遷」。浙江大學這一路，在竺可楨校長率領下，攜大批圖書和儀器，步行兩千六百公里，到達貴州，繼續開課。

浙江大學實在厲害！離亂年代，恰是幾位浙大教授智慧噴發的黃金歲月。周厚復這位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德國柏林大學的毒氣專家，對於當時的先鋒課題「電子學說在有機化學中的應用」造詣極深。1942年，他有關原子結構理論的論文，被英國皇家學會推薦為諾貝爾化學獎評選論文。

逼近諾貝爾獎的還有該校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就在天下大亂、焦土遍地的日子裡，1942年，國際著名雜誌《物理評論》刊登了他的《關於探測中微子的建議》一文。幾個月後，美國物理學家艾倫根據王淦昌提出的實驗方法，證實了中微子的存在。

和前方將士的浴血鏖戰一樣，這也是一種「抗日」，且是意義深遠的「抗日」。積貧積弱的中國，亟需這種腦力拚搏，還有隱忍和執著，那可不是上街燒旗開罵所能代替的。

當時的實驗室寒酸簡陋，要靠汽車帶動的小發電機供電。史料用「居無定所，食不果腹」形容這批大師的生活。王淦昌的小女兒生下來就斷了奶水。王先生為家人孩子尋找營養，買來一隻羊，每天牽著它到學校上課，放學後到山上放牧，人稱「牧羊教授」。這一批名師栽培出來的高徒，其中就有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先生。

周厚復在1943年被派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當時的世界，哪裡還有一個角落能放安靜的書桌？倫敦迭遭德國飛機轟炸，周先生屢次受到驚嚇。禍不單行，他的學術成果又幾次被盜。所以當有關諾貝爾獎的消息傳出，記者趕到周家訪問時，在破舊房子里見到的，是和妻子一起、帶著六個子女的一位羸弱的學者。周先生已經得了精神分裂症。

人們始終沒有弄清那條烏龍報道是怎麼來的。當時周厚復對這傳聞也一無所知。記者觀察到，這位國際級科學家「面前沒有一點試驗的儀器，也沒有一本從國外寄來的新書和雜誌」。那一幕，令人鼻酸。

周厚復先生，字載之，1902年農曆六月廿五日生於江蘇江都。1970年5月17日在台灣病逝。

摘自《舊聞記者》錢鋼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