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傑：劉曉波的道路就是胡適的道路

作者：余傑 文章來源：觀察
   
劉曉波被抓和零八憲章發表之後，海內外有良知的中國公民、華人及國際友人（如哈維爾、拉什迪等）紛紛以各種形式呼籲中共當局釋放劉曉波和公開支持零八憲章。當然，也有一些以未來中國的總統、總理、議長自居的「民運領袖」發表若干幸災樂禍的言論，污衊零八憲章是向中共「獻媚」。其實，關於零八憲章所引發的爭論，不是第一次出現，早在一百年前康（有為）梁（啟超）與孫（文）章（太炎）之間就發生過，在胡適與左傾的民盟諸君之間也發生過。劉曉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是胡適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漸進的道路，是非暴力的、「和平演變」的道路，是文化啟蒙與人格更新的道路；而與之對立的，則是孫章的道路，是左派的道路，是激進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是暴力奪取政權的道路，是冤冤相報、以暴易暴的道路。晚近一百年來，極其不幸的是，中國在多個歷史轉折關頭都選擇了後者，而拋棄了前者，從而釀成了不斷地以更加嚴酷的專製取代不那麼嚴酷的專制的悲劇。學者謝泳說過：「胡適是一個講道理的人，他最不喜歡唱高調，一生很少說不負責任的話。這些都是我們以後最需要的東西。」劉曉波也是一個喜歡講道理的人，一個最不喜歡唱高調和最不喜歡說不負責任的話的人，他因此招致諸多非議與辱罵。從胡適到劉曉波，他們的聲音，他們的選擇，在今天更應引起我們的思考與重視。

   

   不是每一個人生來就是胡適，或接近胡適的思路。尤其是年輕人，喜歡魯迅的肯定多於喜歡胡適的。在八十年代，劉曉波是以「黑馬」式的姿態「沖」入文壇和學界的。他的許多言論頗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味道，在性情上也更接近魯迅而不是胡適。一九八九年經歷了血雨腥風和牢獄之災之後，在此後二十年間，劉曉波一直走在中國大陸異議知識分子的最前列，對二十年來幾乎所有的公共事件都有發言參與，並因著對海內外異議人士群體內部的反思與批評，而成為「異議人士中的異議人士」。儘管仍然是一名「箭垛」式的人物，但他的思想路數逐漸有了調整和變化，學者陳奎德在為劉曉波的《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劉曉波的思想歷程，有一個明顯的範式轉換點。粗略地說，在西方思想資源的側重點方面，是從德法式脈絡走向英美式脈絡；在思想傾向上，是從感性的浪漫主義走向理性經驗主義；在學術取向上，是從審美判斷走向倫理判斷；在對超驗性的思考上，是從尼采走向基督；在為人為文的姿態上，則是從狂傲走向謙卑。」這種描述，曉波本人未必完全認同，但他身邊的許多朋友包括我在內都能夠清晰地感覺到。換言之，曉波的道路便是當年胡適的道路。

   

   胡適一生始終沒有改變的有這樣幾個最基本的理念：反對專制主義，反對激進主義，反對左傾思潮；堅持自由主義，堅持個人主義，堅持改良主義。在政治光譜上，他一直都比較偏「右」。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胡適黯然離開中國大陸，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他在去美國的船上寫下兩篇文章，一篇是為籌辦《自由中國》而寫的《自由中國的宗旨》，堅信未來的中國必然是自由的中國；另一篇是《<陳獨秀最後的見解>序言》，激烈抨擊了當時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熱情擁抱的共產黨新政權。當時，差不多有九成以上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都看好中共政權，甚至抱著在共產黨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的私心紛紛北上，他們認為跟著腐敗不堪的國民黨跑的胡適是「抱殘守缺」、「與人民為敵」。三十年代末期，胡適便因為反對民盟的左傾而被民盟開除，他卻一針見血地看到了打著反專制求民主旗號的中共的本質，並誓言不與之為伍。結果，在中共建政以後的反右運動中，當年幻想與中共「肝膽相照、同舟共濟」的民盟的高層人物，從章伯鈞到羅隆基無一倖免。當初的選擇孰是孰非，歷史早已給出了答案。

   

   胡適是因著自由的原則而不是權力的慾望而反對國民黨的，所以他拒絕了蔣介石邀請其出任副總統甚至總統候選人的建議，除了為抗戰大業而出任駐美大使以及擔任學界重鎮的中研院院長之外，他不願在國民政府中擔任其他高位，而寧願以在野的身份作「獨立評論」。早在三十年代，胡適參與編輯《新月》，因發表批評國民黨當局的文章而被勒令「沒收焚毀」，胡適致信陳布雷說：「坐監槍斃，我們都願意負責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單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終不能叫我心服的。」五十年代，胡適回台灣與蔣介石會面，當面批評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人一語敢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人一語批評蔣總統。」也正是因為胡適的單純與獨立，他對權力的鄙視，他沒有像已經看出「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自由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自由是有和無的問題」真相的儲安平等人一樣留在大陸，以求能住進「王府花園」；而是將後半生用於將台灣改造成「自由中國」的事業當中。胡適反對一切專制的力量，並不因國民黨是一個威權政權，而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就受共產黨之統戰而支持共產黨；相反，他發現共產黨比國民黨獨裁的程度更高，便在批判國民黨的同時，更嚴厲地批判共產黨。「左右開弓」、「兩面作戰」不是胡適的困境，恰恰是他的可貴之處。雖然胡適生前沒有看到民主、自由、憲政在台灣成為現實，但台灣先於大陸實現了民主、自由、憲政，證明胡適的道路乃是一條成功的道路。

   

   我為什麼說劉曉波的道路是胡適的道路呢？劉曉波本來有資格比其他任何人都傾向「激進」，他經歷過八九屠殺，他多次被判刑和勞教，從八九年至今，他一直是「無業游民」，不僅沒有拿過官方一分錢的薪水，還長期被嚴密打壓和監控。在此處境之下，他卻選擇了溫和、理性的憲政改革之路，因為他超越了個人的得失與愛憎，而以國族的未來為重。劉曉波在九十年代以來反對暴力革命、反對以維權來奪權，與他當年在廣場上冒著生命危險與戒嚴部隊談判，帶領堅守到最後的學生和市民和平撤離的舉動，是一以貫之的。他拒絕以他人的鮮血來染紅孩子的「紅領巾」，他經常勸說那些來找他的「熱血青年」說，先得讓自己「好好活著」，才有可能為國家民族出一分力氣。正如一平所指出的那樣，出於和平轉型，劉曉波提出「責任倫理」、「程序正義」、「以最小的成本求取最大社會公益」、「切忌以牙還牙」、「切忌一舉清除所有罪惡和實現百分百正義」等一系列的主張。一平分析說，曉波的內心有對六四死難者的愧疚。在對殘暴殺戮的憤怒與譴責之外，他也反省了自己和反對派的責任：為什麼六四的死難者全都是普通人，沒有一個名流與領袖？「在正義、理想、高尚、英勇之外，要不要對那些普通的市民、學生的生命負責？是不是為了前者就可以犧牲他們的生命？理想、正義是為了什麼？」正是以此為起點，劉曉波重新走上了胡適的道路，拓展民間社會、爭取言論自由、致力於文化啟蒙便是其工作的重點。與胡適一樣，他也是在兩個「戰壕」中作戰。

   

   與劉曉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某些「忽然革命」者，打著「徹底革命」的幌子，炫耀反共之堅決，其實他們的骨子裡與觀看秦始皇出巡的劉邦和項羽並無二致。項羽和劉邦驚羨於秦始皇儀仗隊的威儀，一個赤裸裸地說「吾可取而代之」，一個稍微含蓄地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這樣的野心家中國自古以來便沒有少過。比如，今天在國內有范亞峰，在海外有袁紅冰，一個類似劉邦，一個類似項羽。以范亞峰而論，雖然自稱基督徒，但毛選對他來說遠遠重於聖經。他企圖綁架數千萬家庭教會信徒，使之成為其政治野心的工具，並與結盟，共同推舉所謂的「總統」和「總理」。他則躲在幕後操縱，以國師自居。對於不願加入他的「棋盤」的人士，則統統要打倒之。以袁紅冰而論，九十年代之後，他不僅擔任大學的法學院院長，以及茅台、紅塔山等企業的顧問，而且還是警官學校的特聘教授，是官府的紅人（而他自稱這是所謂的「流放」）；流亡澳洲之後，他又與捲款潛逃的貪官奸商狼狽為奸，繼續撈取黑錢。他們不是「求仁得仁」式的激進人士，他們不願自己承擔激進的後果，而是要鼓動別人首先流血犧牲。這些人的「反叛」，是為著實現自己「大總統」的迷夢，而不是要讓中國變成「人國」、讓國人變成「公民」。與其說他們是法學家，不如說是「法家」。他們希望「天下大亂」並藉此「渾水摸魚」。此類「變色龍」式的人物，居然指責劉曉波是「軟體動物」、是「跪著造反」。人可以無恥和無知到這樣的地步，此類人物不是未成形的毛澤東又是什麼呢？

   

   「激進」可以佔據道德制高點，可以吸引媒體的注意，可以迅速獲取名利，可以獲取各種名不副實的獎項。但對於劉曉波來說，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為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出一份力量，如何讓中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少出現流血和暴力，如何達成不同階層、階級、民族和利益集團之間的和解。胡適的道路是一條「吃力不討好」的道路，沒有掌聲，沒有讚美，沒有聚光燈，卻又是最有成效的道路——每天都在拱卒，每天都在用水滴石穿的方式推動社會的進步。中國人在近一百年來走上了「比賽誰更激進」的歧路，胡適及其思想長期遭到冷落和放逐。台灣自由主義先驅殷海光，有一篇文章題為《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的文章，分析了「胡適思想」遭受中國各種力量聯合打擊的原因。殷海光認為：半個世紀以來有三個類型的思想「最具廣泛影響力」，分別是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又「有溫和與激進之分」，前者「接近自由主義」，後者「則演變成極權主義」。而「『胡適思想』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核心」。故「保守主義與極權主義二者對自由主義構成的聯合打擊……實際上就是對胡適思想的打擊。」那麼，「一個激進，一個保守，為什麼都和『胡適思想』過不去呢？」作者認為，二者的「思想在背後有基本的共同之點」，即「絕對主義的」、「權威主義的」、「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群體至上、組織至上」和「自我中心的」。胡適在昔日的中國的遭遇，與劉曉波在今日的中國的遭遇，何其相似！

   

   在《胡適思想與中國前途》一文中，殷海光最終推論道：「只有胡適思想在中國普及，中國人才有辦法，中國人才能坦坦蕩蕩地活下去，中國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發泄，就是歷史的浪費。」今天，我們也有必要倡導劉曉波思想在中國的普及，讓從胡適到劉曉波的選擇成為更多中國人的選擇，中國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這才是我們對失去自由的劉曉波的最好的安慰。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北京家中

贊成在和平與法制的前提下實現社會進步，不贊成將《憲章》作者與康梁相提並論。戊戌年康梁搞的是「君主立憲」，而憲章的目的是民主立憲。在民主制度下，共產黨不可以是黨上之黨，或者「太上黨」，而只能是民主制度下的一個政黨，既不能多，也不會少。這就是民主。

原帖由 涼泉居士 於 2009-1-17 12:49 發表 [余 傑：劉曉波的道路就是胡適的道路 - 時事述評 -  backchina.com]  
贊成在和平與法制的前提下實現社會進步，不贊成將《憲章》作者與康梁相提並論。戊戌年康梁搞的是「君主立憲」，而憲章的目的是民主立憲。在民主制度下，共產黨不可以是黨上之黨，或者「太上黨」，而只能是民主制度下 ...

YY

劉曉波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唯一的道路只有推翻共匪暴政。

原帖由 lyazh 於 2009-1-17 10:07 發表 [余 傑：劉曉波的道路就是胡適的道路 - 時事述評 -  backchina.com]  
劉曉波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唯一的道路只有推翻共匪暴政。

這種道路已經走過幾千年了。如果革命成功了，只是扶持了一個新的專制政府的話，革命的意義又在哪裡哪？台灣民眾在這一點上就成熟得多。

原帖由 涼泉居士 於 2009-1-18 02:46 發表 [余 傑：劉曉波的道路就是胡適的道路 - 時事述評 -  backchina.com]  

這種道路已經走過幾千年了。如果革命成功了，只是扶持了一個新的專制政府的話，革命的意義又在哪裡哪？台灣民眾在這一點上就成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