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宣言

ZT 《左派宣言》：強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

——中國未來社會新展望

作者：韓德強

    今日中國，貪污腐敗積弊難清，貧富分化鴻溝加深，恐怖主義活動抬頭，經濟危機陰雲逼近。
    關心個人前途命運的有產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大問題：個人向何處去？
    關心物價就業看病的無產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大問題：共產黨在哪裡？
    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有識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大問題：中國向何處去？
    有產之士在移民海外，以備中國內亂；
    無產之士在多購糧油，以備隔夜斷飲；
    有識之士怎麼辦？

    能不能討論出一個社會改造方案？此方案能讓所有誠實正直的中國人，所有勤勞致富的中國人，所有普普通通的中國人，能夠恢復對社會的期待和信心，反思弱肉強食的競爭信條，形成共渡危機的強烈意願，從而化危為機，甚至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各國人民嚮往的、真正的和諧社會。

    為此，本文不揣冒昧，略作設想，希望拋磚引玉，引起公眾的爭議、討論，由此形成新的社會共識。

    這個新社會可以用五個關鍵詞去描述：強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

一、強大

    強大是個百年中國夢。鴉片戰爭以來，一代代仁人志士都在做這個中國夢，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也為這個中國夢而激動，而努力工作，甚至奮鬥犧牲。可是，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強大了嗎？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獨立了，但還不強大。

    1978年，中國建立了一個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中國初步強大，但還不富裕。

    2008年，中國初步富裕，但失去了一個自主的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強大夢化作了肥大症。

    當今世界，強國擁有摧毀世界的軍事能力，制定政治和經濟的遊戲規則，壟斷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迫使中國接受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成為世界最大的打工國。中國的過度開放戰略則迎合世界列強的要求，一味地與國際接軌，放棄貿易保護，放棄戰略產業，放棄自主的科技和工業體系。中國有了絕大部分民用高科技產品，卻失去了自主的高技術裝備、高技術生產線和高技術研發隊伍。中國有了現代化的面貌、脂肪，卻失去了現代化的神經、骨胳、肌肉。中國廉價出售各種資源，廉價出售勞動力，買來了一個現代化的外貌。買來的現代化，絕不是自主的現代化，也不見得能促進自主現代化。相反，買來的現代化完全有可能摧毀自主現代化。甚至在政治文件中，「四個現代化」亦已被「小康社會」所替代。所以，中國失去了「強大」，淪落為「肥大」。

    「肥大」給許多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良好的感官體驗：摩天大樓，高速公路、鐵路，汽車、飛機、電腦、手機等。或者是直接進口，或者是合資生產，或者是由外方設計，或者是進口外方的工程機械，但是，站到國家長遠利益的角度看，我們不得不對其弊端有清醒的認識。這是過度開放帶來的必然後果。這是我們必須反思的改革開放的重大代價。不認識這個事實，我們就不懂得「強大」二字的真正意義。

    「肥大」是依附性的，不可持久的。美國和西方列強已經向中國發出了明確信號，即使是「肥大」，他們也不允許。即使中國只有10% 的人依靠出售資源、管理本國勞動力而富裕起來，那也意味著要有1.3 億富裕人口，1.3 億輛轎車，要與西方分享地球上的各種資源——石油、煤炭、鐵礦石等等，從而威脅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在世界上製造中國威脅論，想搞垮中國，肢解中國，讓中國從「統一、肥大」變為「分裂、瘦小」，相互內戰，從而將資源留給西方獨享。

    西方列強的隱蔽意圖我們不可不防。就在中國「肥大」起來的同時，美國的軍刀也正在磨得越來越快，核武器在小型化、戰術化，空軍在隱形化，宰割中國脂肪的能力在變得越來越強。兩廂對比，應該引起中國人足夠的警惕。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在貌似文明的國際規則的背後，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一百多年來，強國變得越來越強，而弱國的自強歷程卻屢屢受挫，變得越來越弱。因此，中國追求強大的歷史進程還沒有結束，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不懈努力。否則，國際屠刀總有一天會再一次落到中國身上。

    因此，追求強大就是要擁有自主的科技和工業體系。發展自主的科技和工業體系，固然需要學習、借鑒、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但是，這一切必須建立在自主基礎上。西方願意合作，幫助中國建立自主的科技和工業體系，這當然好。但是，把希望根本寄托在西方人的善意上，卻是我們自己的最大的幼稚和幻想。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了，市場讓出去了，技術沒引進來，這是個根本現實。

    放棄對西方的幻想，放棄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的神秘感，恢復中國人的自信和團結，在自主研發的基礎上，靈活地分化、利用西方各國和各跨國公司，就有可能在未來三十到五十年內建立起與西方各國平分秋色的現代科技和工業體系來。有了這個體系，中國就能夠有真正自主的現代化的國防，中國才能夠真正稱得上是強國。

    為此，中國首先需要批判自由貿易理論，旗幟鮮明地以貿易保護作為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主導思想。貿易保護絕不是閉關鎖國，而是「打開大門，設立門檻」，信息、技術、人員可以流動、進出，但商品和資本的洪水絕不能隨便漫過門檻，擠壓本國戰略產業的利潤空間，沖毀本國戰略產業的發展前景。

    其次，中國需要集中國家力量，突破某些關鍵技術，如集成電路、發動機、數控機床生物工程、新能源、原材料等，並無償地轉讓給本國企業。這些企業可以在競爭中學習、應用、發展這些關鍵技術，成為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企業。

    第三，中國需要建立國家、大學、研究院所、企業聯動的技術創新和研發體系，要在這一體系中樹立強烈的強國意識，激發技術人員的創造激情。為此，要徹底扭轉大學和研發機構的行政化、官僚化趨勢。

    強大是13億中國人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並不是中國可以稱霸世界的依據。中國強大以後，應致力於改變國際社會弱肉強食的規則，扶弱抑強，德化天下，使世界真正成為既團結、互助、友愛，又充滿生機活力的人類社會。

二、公正

    強大，中國人不再受洋人氣；公正，中國人不再受國人氣。

    人人追求公正，然而，人人心中的公正卻各不相同。有的認為，均貧富是公正；有的認為，機會公平就是公正。有的認為，人人平等是公正；有的認為，各安其位、各盡其職是公正。有的認為，法治即公正；有的認為，民主即公正。有的認為，程序公正即公正；有的認為，實質公正才是公正。有的認為，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遵守契約即公正；有的認為，扶弱抑強，扶危濟困，道德良心才是公正。有的認為，這個世界沒有超階級的公正，只有階級與階級的鬥爭。

    我們能不能反過來討論：什麼是不公正？試列舉一打不公正：

    高官厚祿，貪污腐敗，化公為私，堵塞言路，是不公正；

    資本巨頭，投機取巧，欺詐掠奪，一夜暴富，是不公正；

    公檢法司，弄權枉法，先吃原告，再吃被告，是不公正；

    律師訟棍，顛倒黑白，為虎作倀，欺壓窮人，是不公正；

    傳媒公器，諂媚權貴，混淆是非，追腥逐臭，是不公正；

    大中小學，道貌岸然，唯利是圖，誤人子弟，是不公正；

    醫德敗壞，醫術不精，乘人之危，發己之財，是不公正；

    名曰科研，實則欺騙，巨額經費，學閥瓜分，是不公正；

    工人農民，財富源泉，弱勢群體，任人魚肉，是不公正；

    青春學子，輕視勞動，缺乏智慧，放縱慾望，是不公正；

    窈窕淑女，包裝身體，追傍大款，淪入娼門，是不公正；

    貧富鴻溝，壁壘森嚴，城鄉之間，相隔天壤，是不公正；

    由對不公正的關注提醒我們，是否可以這麼想象：一個公正的社會，仍然有分工，仍然有貧富，仍然有長幼尊卑，仍然有賢與不肖，仍然有生活資料和部分生產資料的私有，仍然有衝突矛盾，但是，矛盾不在深層次積聚，衝突不致於大規模爆發，人與人的關係趨向於和諧，貧富差距趨於縮小，尚存的差距得到社會公眾多數的認可。私有產權的存在足以激發部分人的勤奮和創造力，但不足以製造兩極分化。財富不再是個人價值和尊嚴的主要標誌，競比社會貢獻逐漸成為公眾的新風尚。這樣的社會，有活力與創造力，但不再利潤挂帥，不再唯利是圖；有競爭與市場，但不再崇尚競爭，迷信市場。

    如果說上述的公正目標仍然過高，那麼最低限度，能否保障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房住，人人可接受免費教育，人人有養老保障，人人可以享受較高標準的公費醫療？在現代社會，由於技術進步，自然資源得到越來越深度利用，人類生產物質財富的能力已經極大提高，上述五條保障應該有條件滿足。

    有人可能會想，第一條看似簡單，實則最難。在競爭性的現代技術社會中，少量工作即可操縱控制大量的財富生產，如三峽水電站，每天發出數億度電，但卻只需要幾十個工作人員監管儀錶，如何做到人人有工作？

    我的回答是，降低競爭程度，減少每周工作時間，即可實現人人有工作。工作不但是一個人物質生存的基本保障，更是社會生存——尊嚴——的基本保障。如果20% 的人有極高薪的工作，80% 的人沒有工作，只能「靠餵奶生活」，接受社會救濟，這個社會也絕不是公正的社會。說到底，現代社會的高薪崗位是在利用大自然恩賜給全人類的資源創造財富，而不是靠這些人的個人奮鬥。那憑什麼大自然只恩賜這少數人？現代社會的公正，應該包括自然資源的合理共享，無論是石油、煤炭、水能、太陽能，還是風能、潮夕能，不能讓發明資源利用裝置的人獨享大自然的資源。

    以上只是關於公正的一種設想。公正是一種結果。直接追求結果公正，常常會損害了過程公正，反過來導致結果不公正。怎樣以過程公正實現結果公正呢？這就要求其他三個關鍵詞：民主、法治、高尚。

三、民主

    民主，既需要程序民主，又需要實質民主。但是，這兩者又相互矛盾。怎樣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取各自所長，避各自所短，乃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西方民主制度以程序民主為特色。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多個政黨各自提出政綱，爭取選民的經濟和政治支持，從而獲得一定時期的執政地位。經過數百年的探索，程序民主已經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形成了社會共識，形成了一整套保證選舉過程公開、公正的規則，成為約束權力運行、增強社會內聚力的有效機制。正因為如此，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對中國社會各階層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希望中國能夠借鑒、甚至移植這一理念和制度。

    但是，我們的確也看到，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的確移植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但並沒有結出預期中的良好結果。蘇聯、東歐解體后，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經濟崩潰，社會分化，政治腐敗，暗殺和動蕩層出不窮。拉美許多國家以及東亞近鄰如菲律賓、印尼、印度等國，以及我國台灣地區，也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同樣面臨類似的現象。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有人認為是社會缺乏對程序民主的共識和耐心，加上沒有法治框架約束。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貧富分化嚴重、權錢勾結型的利益集團獨大、政治腐敗、階級衝突加深的社會中，社會共識將無從產生，法治框架將無法建立。程序民主的本意也是要讓人民當家作主，但是，當人民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團、階層、階級，而這些集團、階層、階級激烈鬥爭時，程序民主就有可能成為強勢集團操控輿論、強姦民意、瓜分選票的道具。

    有鑒於此，強調只有消滅階級和階級分化才能實現民主的理論，即人民民主理論，偏重實質民主的理論，才有其深層的合理性。當然，人民民主理論意味著首先要消滅階級和階級分化，意味著要剝削某一部分人的財產權、政治權、甚至生命權，在形式上又意味著專政，違背程序民主的原則。

    這是一個兩難困境。程序民主有可能造成實質不民主，最終達到既無實質民主又無程序民主；而實質民主又可能違背程序民主，最終也達到既無程序民主亦無實質民主的地步。所以，實現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有機結合，乃是一個西方政治理論的難題。

    西方政治思想家認為，在階級社會裡，這個難題就無法解決。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能是先消滅階級，搞一段無產階級專政，再實行人民民主。否則，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其中的非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無法消滅，實質民主是個空想，只能搞程序民主。否則，就落入以無產階級名義進行的專制獨裁。

    從性惡論出發，這個難題是無解的。但在實踐中，遇到有高尚道德、頭腦複雜的政治家和政治家群體，卻有可能跳出這一兩難困境。

    因此，不能因為程序民主的結果常常被強勢集團所主導，就譴責程序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如果社會上有深厚的道德資源，如果政治家有良好的理想情懷和道德操守，則程序民主將有可能轉化為實質民主。相反，如果從選民到政治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則程序民主一定會被強勢集團利用，進一步促進社會的兩極分化。

    有人可能會懷疑，人性可善嗎？我堅信，人性可善，人為善時更自洽、更自尊、更幸福。為善者可以「知惡行善」，在現實生活中承認惡，在制度上約束惡，但在自身的心性和行為上追求善。一旦有大批知惡行善的理想主義者出現，則民主制度就不容易被大財團操縱利用，社會就有可能漸進、持續地改良。

    當然，同樣重要的是，當今天體制性的腐敗難以解決時，無論民主有多大的問題，公眾總想試一試。即使在希望開明專制的群體中，也常常禁不住希望用民主來迫使其「開明」。也許，這就是民主迷信的表現。但是，當大多數人都擁有民主迷信時，再有看法的人也首先得尊重這種民主迷信。

    總之，我們要民主，但不要民主迷信。同樣，要理想主義，但也要放棄對理想主義單獨解決社會問題的迷信。讓公民的民主選擇和監督權與政治家的理想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才是走向真正的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四、法治

    20世紀80年代，民主曾經是中國最有吸引力的辭彙。但是，經歷過導致蘇東解體的民主，經歷過台灣的陳水扁式民主，許多當年的民主「粉絲」開始對民主產生懷疑，開始留戀現有體制的秩序與穩定，儘管也還繼續抱怨專制和腐敗，但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黨的開明專制、逐漸改良上。也就是說，即使中國社會未來可能需要民主化，當下實行卻可能導致天下大亂。

    怎麼辦？法治主義者認為，民主和道德都不可靠，中國真正需要的是法治。

    為什麼西方發達國家的程序民主能夠有效運行，靠的是健全的法治約束。小布希是靠佛羅里達的重新計票結果當選的。如果民主黨不承認這個結果，那隻能引發兩黨間的惡性攻擊，最後導致社會動蕩。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選舉程序缺乏有效規範，舞弊屢見不鮮，失敗的政黨不承認選舉結果，煽動民意要求重選；獲勝的政黨則運用國家暴力工具壓制對手；如此，每每使社會日益分裂。

    民主是否是反腐敗的靈丹妙藥呢？離開法治約束的民主，執政黨上台可以任用親信，濫用權力，導致自由腐敗，正如台灣的陳水扁那樣。

    民主是否意味著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呢？程序民主的有效運行固然需要以這四大自由為前提，但是，離開法治框架的民主卻可能會損害這四大自由。希特勒靠民主選舉上台，但上台後卻取消了這四大自由。真正能夠保障四大自由的，是法治。

    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民主才有可能發揮有限的政治平衡作用。否則，這時多數人民主地立法決定剝奪少數人的財產，下一歷史時刻，另外一個多數人又民主地立法決定剝奪少數人的權力。這時多數人民主地立法決定取消四大自由；下一時刻，多數人又民主地決定取消任何既定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民主和專制都屬人治，專制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給社會，民主是把多數人的意志強加給社會。高於人治的，是法治。高於法治的，是德治。套用中國傳統話語結構，德治為天，法治為法，在有法有天的框架下，民主才能發揮良好的政治平衡作用。一旦民主高於法治，社會將無法無天，只有多數人的不穩定組合。

    法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給人合理穩定的生活預期。民主有可能把多數人一時的衝動、願望強加給社會，暫時的確有合理性，長期卻可能會造成社會震蕩反覆，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穩定秩序無法建立。個人無法形成合理穩定的預期，從而不事生產，專事投機。老子曾經有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恐怕就是這個意思。霍布斯認為，有秩序總比無秩序好，一個專制的利維坦，只要能建立長期穩定的秩序，就比「人對人是狼」的自然狀態好。

五、高尚

    當今社會，法如牛毛，但許多法律是不依據社會公認的道德而制定的，恰恰相反，是在蔑視道德、踐踏道德的基礎上制定的。因此，為法日增，為道日損。法律成為心態上的流氓者相互博奕的工具。當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都缺德時，法治的聲譽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

    這裡，必須對西方現代司法體系中的無罪推定、程序正義原則加以反省。從邏輯上說，無罪推定固然可以使政府不能冤枉任何一個好人，但卻會放過任何一個壞人。美國的辛普森案遵守了無罪推定、程序正義，但卻放過了殺人犯。這個司法原則保護了殺人犯的人權，但就意味著踐踏了被殺者的人權。我們知道，犯罪行為實施常在一瞬間。過了這一瞬間，犯罪行為本身已經消失在茫茫的時光隧道中，留下的只是證據。根據康德的思路，證據是此岸世界，真相是彼岸世界的，人類的理性不足以從此岸世界過渡到彼岸世界。因此，從證據中無法靠推理而還原出犯罪事實來。一定要這樣做，那就意味著理性的致命的自負，那就意味著可能會冤枉好人。

    為什麼西方現代司法體系採用無罪推定原則呢？本意是為了防止法官濫用職權。此前，我們曾經假設法官是公正的、廉潔的、明斷的。為此，可以賦予法官有罪推定的權力。但是，如果法官是偏私的、腐敗的、無能的呢？那麼，理論上有罪推定就可能導致株連九族，濫殺無辜，在現實中就可能意味著逼供、拷打，擴大或製造冤假錯案。為此，乾脆假設法官是無道德的，這樣，就可以一勞永逸地剝奪法官犯錯誤的權力。這正如目前一些人提倡的反腐敗思路：既然腐敗是公共權力的產物，乾脆取消公共權力，豈不是一勞永逸地取消腐敗了嗎？但是，這個貌似嚴格、徹底的思路，在現實生活中完全是不可行的。無罪推定意味著司法成本將無限上升，而司法效率將無限下降，最終意味著廢除現代司法體系。

    可見，西方現代司法體系的邏輯核心恰恰不是立足於有道德，而是立足於無道德。所以，作為現代司法體系的樣板國，美國的司法成本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4% 以上，而且還遠遠不夠，甚至連辛普森這樣明顯的罪犯都難以認定。美國納稅人不得不交納高昂的稅收來養一個提供不了實質正義的司法體系。所以，布熱津斯基才會把道德淪喪看成美國社會的頭號問題。

    所以，當承認法治的重要性時，根據什麼原則來立法和執法，就成了頭號重要問題。首先是在這裡，我希望將高尚二字作為未來社會運行的五大關鍵支柱之一。

    高尚是中國共產黨的莊重承諾。一黨體制之所以能夠為社會接受，至少相當長一段時間接受，就是因為該黨承諾「為人民服務」，而且也在相當長時間裡，至少在動機上，也體現在社會政策和成就上，努力為人民服務。如果真能做到，其實是老百姓的福氣。有一個廉潔、高效、低成本的政府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是人民的福氣嗎？老百姓為什麼喜歡清官？這並不是老百姓有什麼封建意識，而是因為老百姓非常理性、精明。清官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公共服務，為什麼不要呢？靠民主、法制、高薪養廉提供的公共服務，畢竟成本太高啊！這裡實際上蘊含著全部的中國政治思想精髓：民本主義政治思想。

    當然，黨現在相當程度上墮落了，為人民幣服務了，索取的成本越來越高了，提供的服務越來越有爭議了。這樣，民主選舉、多黨競爭的西方政治思想才逐漸深入人心。但是，為了要強調民主的重要，一些人又走向極端，不但否認現實生活中還存在的部分崇高人物和事件，甚至否認黨真誠追求崇高目標的歷史，進一步否認一切道德，竭力鼓吹自私自利。沿著這一思路，中國政治思想就將變得一無是處。

    的確，高尚並不容易。世界上的各種思想和價值體系，除近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以外，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儒家等，都提倡高尚。馬克思主義在基礎理論上並不重視高尚，但一到革命實踐中，就特彆強調高尚，強調「兩個決裂」。但是，真能夠身體力行高尚的，在各教、各宗、各派都是少數。大多數人往往是認同高尚，嚮往高尚，甚至追隨高尚，卻不見得真能一輩子高尚。

    但是，這就夠了。只要多數人對高尚持一種肯定態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就可以了，足以成為法治的道德基礎了。

    我承認，自由主義的確促進了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生活的豐富，活力和創造力的充分釋放。同樣，處理物質利益的法律體系的日益複雜精密，也要歸功於自由主義邏輯。但是，自由主義在激發活力和創造力的同時，畢竟也鼓勵了放縱和墮落，挑動人內心的衝突、人與人的衝突、階級與階級的衝突、國家與國家的衝突、人類與自然的衝突。因此，當高尚二字要成為社會運行的五大關鍵支柱時，社會應該鼓勵高尚的各種價值體系的競美和創新，但不能鼓勵墮落。

六、結束語

    強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既相反相成，又相輔相成。

    有的人心裡只有強大。為了強大，可以忽視公正，排斥民主，撇開法律，無視高尚。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強大，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強大。典型或如希特勒。

    有的人心裡只有公正。為了公正，可以無祖國，無社會，突出單一群體的作用，認為有了公有制，自動會高尚。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公正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公正。典型或如托洛茨基。

    有的人心裡只有民主。為了民主，可以不顧國家解體，不管剝削壓迫，無視既有法律，躲避崇高，鼓吹墮落。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民主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民主。典型或如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各國許多知識分子。

    有的人心裡只有法治。為了法治，可以無視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可以忽略日益廣泛的不公正，可以接受專制，可以蔑視高尚。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法治產生了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法治。典型或如某些法治主義者。

    有的人心裡只有高尚。為了高尚，可以遠離人世，可以忽視人的物質需要，可以不受民眾的現實意願約束，可以否定法律的嚴肅性。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高尚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高尚。典型或如各類宗教。

    類似地，其實當今社會還有一類流行的迷信，即改革迷信，開放迷信，市場迷信。他們相信，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靠進一步改革來解決。開放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靠擴大開放來解決。市場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靠進一步市場化來解決。如此，必將一意孤行，聽不見任何不同意見，直到歷史將他們淘汰。

    突出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構成某種「迷信」，某種「萬能論」。當然，陷入某種「迷信」比什麼都不信要好。有某種「迷信」，說明此人還思考問題，還關注社會，還願意將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聯繫聯繫。如果什麼都不信，只信錢，只信眼前的實惠，那也是很可怕的。

    但是，如果人類真的想要超越階級，那沒有別的辦法，必須超越這種種「迷信」。我們不能老是沉浸於一種「迷信」，還要善於發現、勇於承認該種「迷信」的局限性，從而認識到不同要素之間既相反相成，又相輔相成的關係，心平氣和地承認自己的不足，看到他人的長處，相互取長補短，共同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

    這怎麼可能呢？第一，需要改變思維方式。西方思維方式屬於是原子論或還原論思維，總是強調有某種歸根結底決定一切的東西，總要尋找某個唯一的、根本的原則。在社會實踐中，這種思維特別容易走極端。中國思維則總是強調有陰必有陽，陰陽互動，物極必反，因此，就可能看到對方的合理性，不易走極端。第二，需要扭轉現代社會過度專業化現象，特別是扭轉社會研究各領域的過度專業化現象。過度專業化以後，視野就特別狹隘，看問題就往往坐井觀天，容易形成某種迷信。

    一旦可以超越自身的迷信，就有可能實現費孝通先生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美」即某種「迷信」，某種信仰，某種深信，某種追求。「各美其美」，即人首先要有某種「迷信」。第二階段，則要破「迷」。不破「迷」，就發現不了自己的缺點，認識不到他人的長處，提高不了自己，從而希望清除異己，發生「宗教戰爭」，做不到「美人之美」。能夠「美人之美」，自然就會「美美與共」。「美美與共」，不但在關注精神世界的各教、各宗、各派之間，而且在更關注物質生活的強大、公正、民主、法治各派之間，在迷信計劃或迷信市場的各派之間，在迷信公有制或迷信私有制的各派之間。這樣，才能逐漸達到人類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諧，即「天下大同」。

超級好文！

一句話，沒有共產黨人民得解放。

那麼，請問樓主，你們認為誰能實現你誰希望的遠景呢？又通過什麼步驟才能實現呢？
希望樓主不要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