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夏：《壓制的記憶與待寫的歷史》

白夏：《壓制的記憶與待寫的歷史》

作者  雅尼克

發表日期 12/10/2008 更新日期 24/10/2008 13:49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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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法國輿論看中國」專題節目時間裡，我們給大家介紹法國中國問題專家白夏教授的一篇有關中國集體記憶的文章，此文刊發於法國漢學雜誌《神州展望》2007年第四期，題目為《壓制的記憶與待寫的歷史》。

該刊在文章提要中寫道：此文是一篇探討中國政治權力掌控歷史及官方如何向社會灌輸歷史的研究著述，中國的一些基本歷史事實如57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等均長期被禁止討論。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現代歷史的傳輸雖然有了很大的改進，但歷史上的黑洞卻仍然存在，尤其是1989年的天安門慘劇仍是最大的禁區。這種對歷史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民主運動的記憶無法形成。

作者在文章開始時簡要提到了中國官方修史的傳統。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之後，為了建立自己王朝的合法性，重修前朝的歷史就是一項重要措施。白夏認為，雖然這一傳統到1911年就不再延續，但是，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將政權奠立於歷史之上是十分重要的。

1949 年之後的中國是共產黨治下的中國。自十月革命開創共產主義時代以來，共產黨政權無一例外均對歷史實行操控。長期以來，研究蘇聯問題的學者曾經花大量的時間去研究不同時間領導人合影的照片，了解誰被從照片上刪去了。作者表示，中國共產黨政權既繼承了中國文化官方修史的傳統，又承繼了蘇聯重新編織歷史的手法。

對於一個共產黨國家來說，由於沒有選舉，於是通過歷史尋求政治合法性就變得極端重要。作者表示，中國目前的各種節日慶典，如七一是黨的生日，八一是解放軍建軍節，十一是國慶節等等都是以黨的歷史來規範國家和社會的生活節奏。每當節日到來，各種紀念活動、老革命的回憶等等均是塑造集體記憶的重要手段。

白夏同時指出，自然這種以統治者挑選的歷史事件為歷史定調的做法並非只限於共產國家，其他的專制國家也同樣會利用歷史為自己營造政治合法性。但是，作者認為，具體到中國的情況則是，中國只有官定的歷史，如果說民間不是完全沒有討論的餘地的話，至少空間是極為狹窄的。

白夏教授以當年蘇聯的一則政治笑話來說明這種編造歷史的荒謬性。據說，當時有人打電話到蘇聯加盟共和國亞美尼亞電台詢問：是否可以預見將來？電台的回答是，絕對可以，這完全不是個問題。我們清楚地知道將來是什麼樣子，但是我們的問題是預見過去，我們的過去在不停地變化。

白夏教授指出，中國各個時期的領導人出了問題之後就消失於中國官方的歷史書籍，劉少奇、林彪是很好的例子。這一現象說明在中國領導人那裡，歷史的意義十分重要。但是，僅僅是定期修改歷史教科書對於政治合法性來說仍然是不夠的，對歷史的任意修改還必須助以對記憶的控制。

在毛澤東的時代，對記憶進行控制的一個重要手法是進行「階級教育」。將學生送到工廠或農村接受階級教育，開展憶苦思甜活動，吃憶苦飯，請老農民、老工人講過去階級敵人如何壓迫、剝削窮人，如何狠心要求工人農民長時間的幹活，使他們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在這種階級故事中，除了有窮人受剝削的內容之外，更重要的還有「有壓迫就有反抗」的內容。農民、工人當然會奮起反抗，但是終歸勢單力薄而不得不以失敗告終。直到有一天，來了紅軍、來了共產黨，於是雲開霧散，紅軍解放了村子，將被剝削的農民從暗無天日的舊社會解救了出來。

不過，作者進一步指出，共產黨的歷史記憶還不完全停止於此。文革之後，官方的歷史不僅批判舊社會的階級敵人，也要批判新社會的被揭發出來的階級敵人，他們在不同時期是右傾份子、右派、修正主義份子、走資派等等。共產黨發動極為密集的各種政治運動、通過一系列的政治教育來不斷地重塑青年人的記憶。這種政治教育一方面十分重視儀式的舉行，政治學習、憶苦思甜教育，英雄人物宣講活動等等。通過這些活動，共產黨不僅調動階級意識，也調動人性情感世界，用各種個人的經歷和故事來塑造年輕人的心理。

不過，作者指出，中國共產黨對集體記憶的塑造也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更新手法，而且這種不符合歷史真實的記憶也會遇到反抗。也就是說雖然官方記憶無處不在，但民間記憶也沒有完全泯滅。

白夏指出，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記憶差不多就意味著遺忘，家庭成員之間也不能傳達同黨的指示不一致的記憶。當年運動有所謂《劃清界線》的說法，在家庭內部，子女與父母之間，夫妻之間，都不能講述自己與黨的指示不同的的親身經歷。眾多的右派子女完全不知道其父母有何種言論，他們只是認定其父母是反黨反人民的右派。

文革時期，眾多的紅衛兵和知青忠實地聽從黨的宣傳，相信右派絕對是反黨反人民的反革命份子。只是在大串聯和上山下鄉時，一些紅衛兵和知青才開始了解到原來右派並非如此反動。作者引述現在的異議人士魏京生的思想轉變過程說明這一觀點。魏京生是高幹子弟，文革初在新疆串聯時遇到了一個女右派，女右派給魏京生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使得魏京生開始懷疑他一直深信不疑的共產黨的宣傳。對過去的隔膜使得眾多的年輕人無法獨立思考問題，而對過去的重新認識則促進了他們的覺醒。

不少在農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有機會互相交換各自不同的經歷和見聞，其中部分人也有機會讀到一些被禁的書籍。

儘管如此，中國現代的集體記憶長期只有官方規定的一家記憶，只是到了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台之後，中國的部分歷史才得以重新出土，集體記憶被掀開了一角。白夏教授指出，蘇聯赫魯曉夫上台時期，蘇聯也出現短暫的解凍，索爾仁尼琴的小說《德尼索維奇的一天》就是此時被赫魯曉夫批准出版的。社會變革需要從歷史中尋求合法性，這不是共產黨政權改革的專利。南美專制國家智利、阿根廷的民主變革時期也同樣伴隨著對歷史記憶的重新解讀。隨著民間大量的回憶、傳記等書籍的出版，官方對歷史記憶的壟斷被打破。

但是，文革后中國的民間記憶的復活並沒有突破官方的界線，官方封鎖對反右運動、文革等的討論。作者表示，1978年中國出現了民主牆，這是著名的第一次《北京之春》運動。然而，1978年在民主牆發表自由和民主言論的青年人同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年輕人一樣，均對他們的前輩的言論和觀點一無所知。換句話說，中國爭取民主的運動被取消了歷史傳承，每一代人都要從零開始。他們不知道其父輩曾經也有過爭取民主的努力，也曾經朝民主和自由的方向上作過探索。這使他們無法接收歷史的遺產，既不能從組織上吸取教訓，也不能站在更高的思想高度。

為此。白夏舉出蘇聯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記憶運動為例說明歷史記憶對於政治合法性的極端重要性。中國何時能夠出現一個類似的運動呢？1987年，中國著名作家巴金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但不被官方允許。1989年六四慘案過去十幾年了，中國卻見不到有關此事件的片言隻語。

白夏提問：中國目前官方雖然仍然封存記憶，但是官方已經不可能禁止民間私人場合的記憶。但是，這種記憶能否戰勝官方的記憶壟斷呢？中國的政治反對派的形成和成熟是否有賴於中國歷史記憶運動的出現呢？

白夏教授表示，十多年來。中國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做一些搶救民間記憶的工作。如丁東所主持出版的《老照片》雜誌，通過對民間的個人記憶的敘述，發掘被遮掩的個人與家庭的歷史，同時也觀照大的歷史時代。一些當年參加過文革的知識分子如徐友漁也發表自傳，講述當年的歷史。白夏也舉人民日報記者李輝在整理個人回憶與資料上所作的努力，如他從舊書攤上發現的杜高檔案，後來整理成書，以《又見昨天》為題出版，系統地再現了當年共產黨的幹部如何收集材料，如何從個人私人談話中尋找定罪證據的過程。

作者最後指出，這一民間的搶救記憶的行動也許還會發展下去。中國的記憶運動也許不會像當年蘇聯那樣有組織、有系統，但中國的記憶發掘在沒有政治改革者的推動下已經出現，這也許便是中國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