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國文學要堅持自己風格也要向外國學習

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２８日專電（記者李江濤） 著名作家莫言日前表示，文學要有我們自己的風格，即我們的民族習慣、民族心理、民族語言、民族歷史、民族情感所構成的我們自己的豐富生活，要通過我們自己的獨特感受表現和反映生活。

    由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與美國《當代世界文學》雜誌聯合主辦的「當代世界文學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日前在京舉行。莫言在會上獲得了首屆紐曼華語文學獎。

    領獎后的莫言以「影響的焦慮」為題目發言。他說，隨著科學的日益進步和交通的快捷便利，以依賴個性而存在的文學藝術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電影和美國電影越來越像，越來越多的美術和雕刻作品也分不清國界，國際上現在流行的很多小說只要換一下人名也彷彿都是用統一的配方配置出來的可口可樂了。

    莫言認為，文學藝術的趨同化也不應該成為中國作家、藝術家拒絕與外國的同行們交流和學習的理由。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越是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更加積極的態度、更高的熱情和更大膽的手段去與外國的同行們交往，去向外國的同行們學習和借鑒。

    莫言認為中國作家應該向外國文學學習，要更加自覺、更加大膽地拿來，拿來后要認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們要賦予的是屬於藝術個性的東西，那就是我們自己的風格。什麼是我們自己的風格？那就是有我們民族習慣、民族心理、民族語言、民族歷史、民族情感所構成的我們自己的豐富生活，以及通過我們自己的獨特感受表現和反映生活的作品。

    莫言說：「不大膽地向外國文學學習和借鑒不可能實現文學的多樣化，不積極地向民間文化學習、不從廣闊的民間生活當中索取創作的資源，也不可能實現文學的個性化、民族化和多樣化。」

最早發現我有一點文學才能的，是一個姓張的高個子老師。他教我們語文，是我們的班主任。他的臉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長，很兇。他一瞪眼，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訓我，我不知不覺中竟尿在教室里。他很生氣，罵道：「你這熊孩子，怎麼能隨地小便呢？」我哭著說：「老師，我不是故意的……」

　　那是我在村裡小學讀三年級的時候，因為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加之上學時年齡較小，母親給我縫的還是開襠褲。為此，常遭到同學的嘲笑。張老師到我家去做家訪，建議母親給我縫上褲襠。我母親不太情願地接受了他的建議。縫上褲襠后，因為經常把腰帶結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話。後來，大哥把一條牙環壞了的洋腰帶送我，結果出醜更多。一是，六一兒童節在全校大會上背誦課文時掉了褲子，引得眾人大嘩；二是，我到辦公室去給張老師送作業，那個與張老師坐對面的姓尚的女老師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一打，褲子就掉了……

    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腰帶和褲襠始終是個惱人的問題。大概是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於五一勞動節學校開運動會的作文，張老師大為讚賞。後來，我又寫了許多作文，都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念，有的還抄到學校的黑板報上，有一篇還被附近的中學拿去當作範文學習。有了這樣的成績，我的腰帶和褲襠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問題。

    後來我當了兵，提了干，探家時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級時的作文簿，那上邊有張老師用紅筆寫下的大段批語，很是感人。因為文革，我與張老師鬧翻了臉。我被開除回家，碰到張老師就低頭躲過，心裡冷若冰霜。重讀那些批語，心中很是感慨。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來，沒準還能被將來的什麼館收購了去呢。

    輟學當了放牛娃后，經常會憶起作文的輝煌。村裡有一個被遣返回家勞改的「右派」，他是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畢業生，當過中學語文教師。我們是一個生產隊，經常在一起勞動。他給我灌輸了許多關於作家和小說的知識。什麼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選進了高中教材啦，什麼作家下鄉自帶高級水啦，什麼作家讀高中時就攢了稿費三萬元啦，什麼有一個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車上見到他的情人在鐵道邊上行走，就奮不顧身地跳下去，結果把腿摔斷了……他幫我編織著作家夢。

    我問他：「叔，只要能寫出一本書，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

    他說：「豈止是不用放牛！」然後，他就給我講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講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的事。大概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著當一個作家了。別的不說，那一天三頓吃餃子，實在是太誘人了。

    1973年，我跟著村裡人去昌邑縣挖膠萊河。冰天雪地，三個縣的幾十萬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紅旗獵獵，指揮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著湖南民歌《瀏陽河》，那情那景真讓我感到心潮澎湃。夜裡，躺在地窖子里，就想寫小說。

    挖完河回家，臉上脫去一層皮，自覺有點脫胎換骨的意思。跟母親要了五毛錢，去供銷社買了一瓶墨水，一個筆記本，趴在炕上，就開始寫。書名就叫《膠萊河畔》。第一行字是黑體，引用毛澤東的話：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第一章的回目也緊跟著有了：元宵節支部開大會，老地主陰謀斷馬腿。故事是這樣的：元宵節那天早晨，民兵連長趙紅衛吃了兩個地瓜，喝了兩碗紅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隊部開會，研究挖膠萊河的問題。老支書宣布開會，首先學毛主席語錄，然後傳達公社革委關於挖河的決定。那部小說寫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早已記不清。如果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這篇應該是。

    後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狂。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為地主，被斗而死。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錶時，稿子卻被退了回來。後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四人幫」鬥爭的事，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錶時，稿子又被退了回來。但這次文藝社的編輯用鋼筆給我寫了退稿信，那瀟洒的字體至今還在我的腦海里搖頭擺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院。信的落款處還蓋上了一個鮮紅的公章。我把這封信給教導員看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行啊，小夥子，折騰得解放軍文藝社都不敢發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諷刺我還是誇獎我。

    後來我調到保定，為了解決提干問題，當了政治教員。因基礎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書。文學的事就暫時放下了。一年後，我把那幾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課不用拿講稿了，文學夢便死灰復燃。我寫了許多，專找那些地區級的小刊物投寄。終於，1981年秋天，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了。（文/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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