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間情緒如何走出怪圈？

邱震海]　（2008-10-21）

早報導讀

　　10月23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將借參加亞歐峰會的機會訪華。由於麻生是繼安倍和福田兩位對華較為溫和的首相之後執政，因此他的對華政策傾向以及與中方的溝通值得關注。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日關係經歷了安倍和福田兩個較為溫和的時代，但民間的互相認知似乎並未取得長足進步。

何以對華負面印象居多？

　　日本最近公布一項題為《2008年中日聯合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過去一年裡中國國民對中日關係改善的認同程度超過日本國民。如果聯繫過去兩年中日關係大幅改善後，兩國輿論和國民感情方面的落差，即中國輿論從強烈批評轉為相對理性、日本輿論卻從相對理性轉為極端負面，人們將可對中日關係深層結構里的一些現象有一些新認識。

　　這次調查由日本非營利組織「言論NPO」和中國日報社於6月至7月在兩國進行。日方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54.3％的中國受訪者認為一年來中日關係「良好」，但46.1％的日本人覺得「不好」；中國受訪者中對日本持負面印象的人仍占多數(40.6％)，比2007年上升了4.1個百分點，但有60.9％的受訪者認為一年來對日本印象有所改善；而日本受訪者中對中國持負面印象的人高達75.6％，上升了9.3個百分點，43％的受訪者認為這一年來兩國關係惡化。

　　顯然，雖然在中日關係有了大幅改善，但兩國國民在彼此感情和對中日關係前景的認識方面，依然存在著較大差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二年裡，日本國民和輿論對中國的負面認知，大大超過中國國民和輿論對日本的認知。其原因是複雜而多層面的，歸結起來有以下幾個：

　　第一，過去兩年，中國政府對新聞媒體的相關報道和評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甚至對日本媒體和民間的對華負面情緒一併加以屏蔽，由此大幅降低了2006年以前瀰漫的對日負面情緒；而日本政府無法直接介入對媒體的管理，因此民間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便如沒有閘口的流水一瀉千里。

　　第二，同樣，由於兩國體制和政治文化的不同，中國國民對政府及其行為認同，超過日本國民對其政府及其行為的認同；因此，中日元首互訪及其兩國關係的明顯改善，在兩國國民心理會引起不同的反應；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日正在經歷漫長而艱難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過程，但這一調適給中日民間帶來的衝擊程度是不同的：由於兩國規模的不同，同時也由於兩國在崛起期所處的階段不同，因此中國崛起給日本國民帶來的心理衝擊，顯然超過中日關係調適給中國國民帶來的心理衝擊。如果說這只是中日關係調適的大背景，那麼今年上半年的毒餃風波則是導火線，直接點燃或加劇了日本民間對中國崛起的騷動不安。

　　換言之，在中日關係調適過程中，雙方國民感受到心理衝擊的具體載體是不同的：對中國國民來說，這一載體主要是歷史問題；而對日本國民而言，這一載體則主要是中國崛起後日本面臨的地位挑戰和生活水平下降。顯然，兩者對各自國民的切身感受程度是不同的：歷史問題對中國國民而言雖然敏感，但更多只是一個符號和象徵；而中國崛起對日本國家地位的潛在挑戰，對日本國民而言則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

跳出各自圈子，共同審視

　　研究百多年日本思想史可以發現，日本從明治維新后直到二戰，始終只是在物質現代化的層面運作，未能最終觸及乃至完成全民精神現代化的過程。因此，日本在戰後不但缺乏一代引領民族精神走向成熟的大思想家，而且其傳媒在高度商業化的運作之下也染上並充斥炒作、渲染的惡習，這在對華關係的報道和評論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從毒餃風波一直到北京奧運，日本媒體對華負面報道和評論的程度不但三十年來所罕見，而且在橫向上也超過歐美媒體的負面報道和評論，背後折射的是日本國民精神和中日關係的更為深層的問題。

　　從寬泛的意義上說，這不僅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問題。面對中國崛起這一人類歷史上無同類可比的現象，即便是歐洲這樣歷經自由、民主精神洗禮的國家，也同樣必須克服文化傲慢，跳出狹隘民族思維圈子，與中國一起站在成熟的歷史高度，審視彼此的情緒以及發展階段和體制的差異及其帶來的各自盲點。中國和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世界，只有在這一高度尋求對話，才能形成一流的思想碰撞和交鋒，並對人類歷史有所貢獻；不然，類似今年上半年的中西民間交鋒，只能是在一個低層次上的情緒宣洩和惡性循環。

　　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近兩年對涉及日本的報道和評論進行管理，雖然在短期取得了成效，在客觀上穩定了中日關係的氛圍（這一點在中日關係的調適期顯然十分重要），但從終極上看，中國國民在其他眾多問題上，其情緒穩定的背後依然隱藏著巨大的不成熟。這個問題的最終解套和解決，當然需要在體制方面綜合處理，但中日關係近兩年基本氛圍的穩定，中方的努力是功不可沒的。

（二之一）

　　前文談到中日民間互相認知並未因過去兩年中日關係的調整而有所改善。就現階段中日關係而言，有兩個層面需要關註：

　　一是政策走向，往往取決於兩國高層對局勢的研判和決策；二是一些深層邏輯，包括隨著中日國家定位態勢（亦即通常所說的兩強並列）的改變而出現的國民情緒波動、國際經濟和戰略環境的變化，以及雙邊關係機制的建立、完善和成熟。兩者相輔相成，上下和內外連通並互相影響；尤其是在兩國關係出現變化和動蕩時，往往是官方決策一不小心就會在民間點燃熊熊大火，待民間情緒沸騰后，政府又被迫以民間訴求為依託，展現更為強硬的姿態，從而使兩國關係進入惡性循環的怪圈。

民間情緒對政治的反作用

　　因此，中日目前需要努力的，是形成高層和民間良性互動。遠期目標是完善中日之間已經建立的一整套交流機制，包括高層溝通機制、糾紛談判機制、軍方對話和交流機制以及民間往來機制，力爭使中日關係以其自身日趨成熟的機制和邏輯來主導，而不是依賴領導層的臨時決策。

　　但以中日關係現狀來看，距離這一目標還十分遙遠。因此，中短期而言，需要建立並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氛圍，繼續推進一系列機制的完善和成熟。

　　其間，首先需要引導、調節和掌控的，是國民情緒和輿論反應，同時加強高層溝通和互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情緒（包括輿論反應）掌控和高層溝通是一體兩面，沒有輕重先後之分；當雙邊關係出現變數時，高層溝通必須先行，以免民間情緒波動后出現被動局面。

　　過去兩年的安倍和福田時代，中日關係基本上維持了較為平穩的氛圍，戰略互惠關係開始建立，一系列機制也開始得到完善。但也有幾個明顯的缺陷：一是機制未臻完善和成熟，有待繼續努力；二是國民感情依然陌生，猶如一堆乾柴，只要政治上有風吹草動，就可變成熊熊大火。

通過日本媒體展開民間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正確引導民間情緒和輿論反應，應當成為中日雙方共同努力的目標。當然，由於國情和體制不同，策略和方法也應有所區別。中國方面對媒體的管理雖然不能作用於長久，但至少能見效於一時。問題倒是在日本方面，如何透過媒體應對民間對中國崛起的騷動和不安，這是有識之士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這方面，由於體制不同，中方若要求日本政府出面對媒體輿論進行管理，恐怕並不實際。現實可行的做法可能有以下幾條，供參考：

　　一、中日媒體應經常展開擺脫政府色彩的交流和探討，尤其是挖掘一些具有人文和思想高度的媒體人和學者，就中國崛起對日本在內的西方世界的心理挑戰，並站在歷史高度，審視彼此情緒以及發展階段和體制差異帶來的盲點。雙方交流和探討的過程和結果，應全方位透過媒體向國民展示。2005年到2007年鳳凰衛視舉辦的「中日大辯論」，通過電視向雙方民眾直播，是一個可以參照的模式。

　　二、中方可選擇一些日本媒體的專欄作家和電視評論員，開展有針對性的工作，包括為其研究中日民間情緒及其出路提供方便。在這方面的公關工作，絕非送往迎來或安排宴請參觀那麼簡單，必須為其提供思考的高度或梯子。由於文化傳統的差異，慣於細節入手和微觀思考的日本傳媒人士，未見得就能理解或接受高屋建瓴般的思維方式，但中方若能既注意宏觀，又注意細節，相信還是會有所成效。

　　三、針對蓄意誤導日本受眾的媒體，可針對一些誹謗性個案，動用司法手段予以處理；同樣，也可對日媒的廣告客戶進行相應的工作。

　　當然，中日民間情緒的改善，最終還須依賴民間大規模交流，尤其是青年人的交流。這非短期內可以見效，但有識之士必須儘早規劃和開始。在這方面，當年德法在《愛麗舍條約》中的關於政府官員和民間交流的強行規定依然有參考價值。雖然中日目前不具備簽訂類似條約的條件，但兩國青年的交流規模，對兩國關係的潛移默化作用顯然太小，有大幅度增加和強化的必要。

（二之二）

作者為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