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 從政治到經濟到政治

前後30年：改革開放的不同意義

邱震海：對，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30年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30年後是「十七屆三中全會」那麼相隔30年，兩個三中全會它面臨的任務，它面臨的整個的時空的環境都是完全不同的。

其實從一個更大的框架上說，我覺得30年前的改革開放它的意義和今天我們紀念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紀念的意義，我認為是完全不同的，相對來說比較抽象。其實我覺得，30年前改革開放它是一種非常原始的、樸實的一種改革開放，當時面臨一個時空問題是什麼？是文革。文革之前就已經開始的閉關鎖國，是文革的十年好亂，是整個民族五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集體的瘋狂，以及國民經濟到了幾乎崩潰的邊緣。

所以當時是要及時的糾正黨的錯誤路線，停止階級鬥爭為綱要把它轉到經濟社會上來，換句話說它其實要撥亂反正，它要發展經濟，它要挽救國家，如果說，當時不是這樣做的話，那這個國家幾乎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是吧？

姜聲揚：對。

邱震海：所以那種是非常原始，是非常樸實的，所以當時全國百姓也是一直擁護著，其實經過30年以後，我們再回頭，再來回憶的話，當時大家沒有想更多，也沒有想到未來30年我們發展里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會產生什麼的困惑，我們會面臨哪些新的，今天我們面臨新的挑戰是在30年之前，我們前輩們完全沒有想到的，當時大家非常原始，非常樸實，就是挽救國家，挽救人民挽救黨，撥亂反正這第一個。

那麼從歷程上來說，30年曆程其實我覺得是走了一個從政治到經濟到政治，什麼叫政治呢？它首先果斷的還是從政治領域入手，首先是要平反四五運動，然後是1978年5月份開始的關於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然後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階級鬥爭為綱，這所有的舉動都在政治領域裡，在政治領域裡面首先要否定掉過去，毛澤東時代的一些錯誤。

姜聲揚：這是政治。

邱震海：然後迅速的轉入到經濟體，然後這就開啟了改革開放，從改革開放來說，中國的改革開放跟蘇聯不同，蘇聯首先從政治入手然後到經濟，事實證明它失敗了。中國首先是從經濟，經濟一體出發，經濟改革先行，然後慢慢、慢慢的再進到政治改革。首先是先農村后城市，先經濟后政治，先農村后城市，基本上是一個歷程。

但是無可諱言在這個歷程當中，也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曲折和挫折，比如說一開始是在經濟領域裡面，到後來進入到政治領域裡面的時候，大家雖然眼光看的很清楚，但是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曲線，這樣和那樣的底線，無法突破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既是在經濟領域也是這樣的，比如之前是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後來要往市場經濟上轉的過程當中，因為市場經濟以前一路都是資產階級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如何從一個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過度到本來別人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中間首先從理論上，從名詞的概念上都有很多曲折的歷程，從一開始說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然後說商品經濟，然後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然後到後來說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到現在我們說是基本上要向一個完全成熟的一個市場經濟來過度。

說明在經濟領域裡無論在理論在概念，還是在操作上其實有一個曲折的一個認識的過程，這是第一個。如果在經濟領域也是那麼曲折的話，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麼曲折的話，在政治體制改革那就更加曲折了。

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當時鄧小平就說過，經濟體制改革一定要伴隨著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也是推動不下去的。

姜聲揚：為什麼呢？

邱震海：因為它等於是一個腳和一個鞋子的關係，也許在30年之前我們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大家抱著這種原始的願望，一如像一個小孩子的腳，好像長了三年，始終是沒長，於是大家就很著急，給它拚命吃補藥什麼的，然後好不容易它長了，長的時候你沒有想到，它長到有一天，這個鞋子會穿不下，於是到底是買一雙新鞋子，還是我們古人用過一句叫「削足適履」就把腳砍掉來適應原來鞋子的size，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大家對政治體制改革是步履維艱，是有過許許多多彎路的，這是在路程上。那麼到了現在，中國的現狀應該說整個無論在哪個領域裡面都是一個轉型的過程。

姜聲揚：對。

邱震海：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完全的計劃經濟國家嗎？早已不是了。從1992年開始我們轉到市場經濟了，但中國是一個完全的成熟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嗎？顯然也不是。中國的政府行為，中國各方面還有許許多多非成熟意義上的一種市場經濟行為。

中國的經濟是一種完全成熟的經濟嗎？顯然也不是。包括中國的政治體制，各方面我想都還在逐漸的轉型過程中，所以一個轉型當中的國家自然就是處於承前啟後的階段。當你看過去已經在你身後的許許多多，已經走過的路，那是一種陳舊，當你面臨著轉型過程當中未來還要走的路，而且這個路也許還很茫然，不知道方向在哪裡？路在何方？你自然會覺得你還不一個很成熟的。

再加上在未來不知路在何方，或者是不知方向如何走的話，那你會遇到許許多多的瓶頸，自然在目前這個階段，當你看到過去巨大成就的同時，你會發現我們一方面是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是問題叢生，所以我想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一個現狀。

那麼總而言之，在這麼一種巨大的轉型過程當中，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還是政治。說到社會我要提一句，在過去30年之前中國是完全沒有公民社會這個概念，當時是國家是控制到公民生活的各個角落。

那麼現在經過30改革開放，尤其是過去16年市場經濟在公民和國家的當中已經出現的一個日趨成熟的一個公民社會。而這個公民社會如果說過去我們大家還有點是沒有注意到，或者是故意要去迴避的話，那麼通過今年的5·12大地震，我們發現那麼多的民間組織，那被多的企業組織，私營老闆，自己內心的善良被呼喚起來，第一時間，第一線就跑到那兒去救援。我們第一次發現其實中國的民間組織，中國的非政府組織也就是由它所代表的中國共公民社會正在不斷的成長，所以在個體國家之間已經產生了一個社會，這都是30年前完全不可想象得。

但是與此同時這個反差也是非常明顯的，請允許我還是要說一句，一個成功舉辦北京奧運，一個神舟七號上天的中國，同時也是一個問題叢生的中國，同時也是一個可能在各個領域裡面我們看到包括有毒奶粉事件，等等是道德底線崩潰，道德淪喪的這麼一個國家。所以這個反差一再提醒我們，一方面我們不要妄自菲薄，我們要對過去30年的成就抱以足夠的自豪，但不妄自菲薄，有足夠的自豪，絕對不是夜郎自大，我們還是問題叢生，所以我想在這麼一個前提下，我想我們應該是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

那麼如果說剛才我們說了，剛才30年之前這是一種非常原始，非常樸實一種願望要改革開放，就是要挽救國家，挽救黨，要挽救中國，撥亂反正。今天當我們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自然我們已經不用挽救國家，我們這個國家已經開始崛起了，但是一個崛起的中國是不是一個各方面都已經成熟的中國，顯然不是。

姜聲揚：對。

邱震海：現在我認為在新時期紀念改革開放，我們面臨的一個任務，或者這個意義，其實就要思考，如何使已經崛起的中國走向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的國家？請注意這個現代化的國家不不光是以經濟的GDP的指標來衡量，而是從國民素質，到各個是一個綜合的指標，包括我們的法制，包括我們的憲政，包括我們的硬體，包括我們的軟體，內和外各方面。

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是不是已經一個完全意義上的一個現代化國家？顯然還不是，所以我認為，如果說30年之前改革開放當時是非常原始的，非常樸實的意義，現在我們紀念改革開放的時候，其實我們有一種更加高的意境來稱承前和啟后。

鳳凰衛視《時事開講》

姜聲揚：歡迎回到《時事開講》，回顧過去才能展望未來，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如今有一連串新的使命，由我們來擔負，但是首先我們必須和邱先生從歷史談起。

邱先生，我們看這個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後，現在我們有一連串的新的使命，但是您認為這個使命是什麼？又如何與歷史牽上關係？

邱震海：我認為現在當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我們有一種新的使命，不過剛才我們說30年之前我們使命很樸素，很原始，就叫撥亂反正，挽救國家，那麼今天我們一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但一方面也問題叢生。

姜聲揚：是。

歷史坐標透視：第二現代化的使命

邱震海：當然現在這個問題叢生的過程當中，現在事實上在國內產生的兩派，一派是極左的，就是全盤否定過去30年來的改革開放，他們認為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是由於過去30年改革開放所引起的。如果要解決現在的包括官商勾結，包括腐敗，包括道德腐敗的這種現象，只有停止改革開放，倒退到1978年之前的那個時代，這當然說是一個非常少數的一批人很極端的想法。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總書記胡錦濤現在已經講的非常明顯了，中國現在只有繼續改革開放，只有繼續深化改革，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是中國前進道路上出現的問題。面對我們現在有的問題，不是停止，不是倒退，而是繼續前進，繼續把這個包括經濟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繼續深化，才能解決目前所有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正確的一種想法，也是一種非常正確的使命。

但是我個人認為其實我們如果看中國現代化，其實這次1978年以後的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已經是第二次了，當時1978年的時候其實很原始，要為否定文革，要為挽救國家。但我們如果從最近150年中國的歷史上來看，我們發現1840年有鴉片戰爭，1850年的時候日本，日本和中國幾乎當時是同時間被西方的船堅炮利，被迫打開了國門。

當時兩個閉關守護國家分別走上了第一次現代化的一個嘗試思路，日本有一個明治維新，從1868年開始，中國同時由李鴻章他們開始的一個洋務運動。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已經很多次講過，30年的明治維新以基本成功告終，請注意這是基本成功，只在物質現代化層面上，後來日本迅速走向軍國主義的國家，這當然是失敗的地方。

但是它的一個直接在物質和軍事上一個成果就是打敗了它過去的老式中國，是在1894年。而同時啟動了中國的洋務運動由於它其他一些原因，等一下我講，它在30年之後以全面失敗告終，它的結果就是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在甲午中日戰爭當中。但是請注意，當時的北洋海軍，就它的硬體，就它的噸位，就它的外形來說，它是超過日本海軍的。它敗在什麼地方？敗在制度，敗在什麼地方？敗在沒有一個現代化的管理，現代化的一個軍事組織，包括一個整個的一個思想層面上。

所以為什麼同時啟動的日本的明治維新和同時啟動的洋務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當中第一次的嘗試，會相差那麼大的一個結果，這是100多年來中國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苦苦思索的問題。所以現在我也注意到國內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晚清，對於清末這一代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旅程非常的感興趣，有了許許多多的研究我認為非常好。

因為看看當時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為什麼會失敗，就能夠使我們清醒的認識到第二次現代化1978年以後開始第二次現代化我們現在取得什麼成就，我們未來的路，我們的瓶頸，我們的未來的路在哪裡？以至於我們比較坦白的說，就不要等到五十、一百年之後，我們的子孫再來分析為什麼2008年的時候我們會沒有走出當年的這條路。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一看，當時洋務運動它失敗在什麼地方？根據一般的學者，當然我想見仁見智，但一般的學者認為有三個問題。第一，它當時辦江南製造局，辦北洋海軍等等，基本上它的經濟活動基本上是官辦的，沒有更多的民營企業去參考，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企業經濟活動首先是有私營，有民營的企業來參與，一個官辦的企業，或多或少首先是政治跟經濟方面是分不清楚的的，第二它會缺乏一定的活力。

第二是思想上沒有放開，確實思想解放的氛圍，用今天的話來說。當時的整個的八股文，當時的科舉制度還沒有粉碎，當時的禁錮人民的思想的枷鎖依然存在。

第三個就是「體用說」，就是西方的東西對我們來說只是用，我們的體還是我們的中學，還是中國的文化本身，這個當然是更加深層的一個文化問題。但是這個「體用說」其實它的直接的結果就是中國只學了西方的硬體，而沒有學習曾經導致這些硬體而比較好的被使用的它的軟組織，它的體制，它的管理的經驗，它的制度建設的層面，包括它的憲政建設層面。

所以這三個方面，一個是官辦企業，一個是思想禁錮，另外一個制度建設的缺乏，這是導致當時洋務運動有別於明治維新失敗的三個非常主要的原因。

姜聲揚：是。

邱震海：那麼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其實改革開放30周年，如果我們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其實是要重新嫁接到我們當時洋務運動沒有完成的使命，因為這個中間其實中國人又走了許許多多的彎路。洋務運動到了無論在1894年甲午海戰失敗，還是後有了戊戌變法，有了義和團運動，包括從1901年開始到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的中間這個十年的晚清的一個新政，已經開始的一個憲政建設，走了許許多多彎路，到最後這個整個的路走不下去，中國在上個世紀才有了兩場革命，一場是辛亥革命，一場就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當然也付出了很多的代價。

那麼現在到了1978年之後，當我們發現許許多多的路基本上都難以走通的時候，我們又開始回到了其實是當時1860年代我們曾經開始過，但又是失敗了的洋務運動，所以30年的改革開放，其實就它的本質而言應該就要嫁接到當時洋務運動沒有完成的使命，所以我們要深刻的研究，晚清從長來說，1950年代到整個的1910年代，那個五六十年，之所以會失敗它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

當然從今天中國整個的情況來看，官辦企業、民辦企業，我想這已經完全不存在了，今天中國我們市場經濟基本以民營企業為主，我想這也就造成我們今天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巨大活力的一方面。但是其他東西呢？其他東西我想其他兩個問題，思想的禁錮和制度層面的建設，我想依然至少是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去反思的一個東西，所以總而言之我認為當時我們的先輩，無論在「體用說」，在開啟官制、民制方面留下了許許多多可以讓我們今天繼續的反思的一些空間。

那麼當我們今天回顧過去30年，承前啟後，那麼未來中國無數個還會有的30年的發展的進程，所以我想，今天當我們紀念改革開放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站在這麼一個歷史的高度，一個國際的高度，用一種既不夜郎自大，同時又不妄自菲薄的一種心態，非常清醒的一種態度，我想也許未來的30年我們會走的更加穩健。

姜聲揚：有了這個新的目標，新的使命，一個明確的目標，相信在崛起中的中國是不會留下任何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