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里的「顏色革命」--談談重鑄意識形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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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里的「顏色革命」--談談重鑄意識形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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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里的「顏色革命」   

------談談重鑄意識形態的必要性

田忠國　　更新時間：2008-9-17   

在自由主義語境下，人們根據時間划代，中國就有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分。其時，這種以時間划代的方法，我個人認為是不科學的，因為，時代的變遷，要經歷思想萌芽、形成系統，而後要經過不同思想之間的鬥爭，在當時的歷史認知條件下優選出價值目標，並在某種價值目標的主導下，開展思想文化、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的創新與實踐活動。通過實踐，證明思想文化和政治經濟的對錯。由此可知，思想的選擇，是決定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從這個維度說，以思想文化的更替划代是相對科學的。　　

如果按照思想划代的話，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自誕生那天起，在同外部思想鬥爭的同時，其內部也經歷了不斷的鬥爭和反覆實踐，最後優選出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思想，並同蔣介石的思想觀點，展開了殊死的鬥爭。　　

鬥爭有兩個主渠道，一是思想的交鋒，二是武裝交鋒，前者的交鋒是為了降低代價，取得共識，後者的交鋒是為了保證前者擁有交鋒的條件。事實證明，由於階級利益的因素，通過思想交鋒達到共識的希望是唯乎其唯的，於是，就由思想鬥爭演變為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革命。　　

從革命戰爭到國家建設，也是一種思想實踐的不同歷史階段。一個是革命實踐，另一個是建設實踐，後者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執政實踐。按照人們正常的思維，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后，就該由革命轉入和平建設時期。　　

事實上，解放初期LD路線也是沿著這個方向推進的，但在這個推進過程中，毛澤東發現，本應該「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逐漸朝官僚主義演變。從那個時期的歷史資料中，我們不難發現思想路線的暗自嬗變。有人認為，如果按照LD路線繼續走下去，中國早就成為世界上的強國了。當然，我認為這是一家之論，並不符合中國的實際。　　

因為，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說到底是對LD路線的回歸，也就是說，是LD路線在新時期的實踐。現在，主流經濟學家一致認為，中國的后三十年比前三十年成就要大得多。我們對這種論調不去評論，因為評論了就會惹得主流經濟學家火冒三丈，但我們無權評論不等於我們無權回顧歷史。　　

一些權威數據告訴我們，中國前三十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0.2％（沒有物價上漲因素），而後三十年GDP平均增速為8.5％（有物價上漲因素），假如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這個增速將會大大縮水，假如，我們只能假如，中國后三十年的增長速度是純增長速度，另一個層面的東西我們是不應該忽略不計的，比如說外資佔GDP的比率。　　

某些高級官員認為，外資在中國，也是中國的GDP。當然，數字算中國的，但一個無情的事實是，經濟主權不是中國的。也就是說，中國得到了面子上的好處，而外資得到了真正的實惠。當然，按照某些官員的看法，國際經濟交往，就得讓人家得到好，嘗到甜頭，不然，人家和你交往幹什麼。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但如果光中國為它國做貢獻，中國僅僅得到數字的實惠就有點不正常了。　　

有人透露說，中國的GDP僅外資就佔了30％以上，若如此，既便以GDP增長為唯一的政績標準，去掉30％的外資，GDP就會大幅度縮水。　　

再假如，中國的后三十年是從1949年10月開始，去掉前三十年的積累，按照8.5％的平均速度增長，GDP中又有外資的30％，中國的今天會是什麼樣子呢？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正在發掘這些歷史數據，當然，人們無法從數據中體驗現實生活，但可以從中得到某些啟示。　　

我這樣分析，並不想說前三十年沒有失誤或錯誤，如果沒有失誤或錯誤，就不會有毛澤東下決心糾偏了。也不想說中國的后三十年就全是失誤或錯誤的，但客觀真實的歷史數據，比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目的造出來的數據更具有決策的參考價值。或許，對於這種說法，既便是吳敬璉、厲以　寧等　先生也不會有太多的異議吧。　　

但問題是，中國怎麼會掉進大腦萎縮、身子膨大的發展怪圈裡的呢？　潘維　先生的很多文章告訴我們，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是走自強還是自弱的道路，一個直接的原因是與意識形態有關。這個見解不可謂不深刻、不發人深思，但是，他能改變有身子沒腦子的主流精英么？如果他改變不了，應該由誰改變呢？一般的認為，改造知識精英特別是主流精英的思想與思維的責任，是中國共產黨，比如說毛澤東時代，一大批知識精英在毛澤東的說服與感召下，在保留自己思想獨立的情況下，全身心的投入到為國為民獻計獻策的大潮中。比如，被人們稱為冥頑不化的梁漱溟，一方面同毛澤東爭得不可開交，一方面把自己的治國想法和盤托出。對於這段歷史，有人看出了梁漱溟的反毛，有人看出了毛澤東作為一代領袖同他爭個沒完有失尊嚴，但我則認為，如果沒有　梁漱溟　先生對毛澤東的信任，如果沒有毛澤東對他的尊重與寬容，在中國歷史上就不會有毛、梁之爭這段公案了。　　

從這個角度說，那是一場肝膽相照之爭，既顯示了毛澤東包容宇宙的精神風采，又顯示了　梁漱溟　先生執著於信仰的知識分子的動人之處，雖然顯得有點愚腐，有點認死理、不開竅，但卻給後人留下了不盡的感動。而毛澤東的包容宇宙襟懷，更給後人留下了這樣的政治標本：包容宇宙不是放棄真理、放棄鬥爭，堅持真理、堅持鬥爭也不是不給不同思想留下存在的空間，而是留下了更大的存在空間。當然，留下存在空間的前提是不同思想觀點基於對國家前途命運更好的發展。　　

幾十年後，當　梁漱溟　先生回顧毛、梁之爭時，他終於發現了自己的錯誤與不足，並由衷的讚佩毛澤東的偉大。從這一點上來說，再次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中的勝利。　　

但是，中國的后三十年，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從意識形態對前三十年的否定，由一步步弱化到西方意識形態對中國的全面佔領，在意識形態領域順利的實現了顏色革命的戰略目標。　　

有人可能認為我這是言過其實，但如果我們認真分析一下就會發現，有些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標誌、仇視民眾的文章在主流媒體不斷推出和一些經濟決策西方利益優先化，就是一個明證。而一個具有標本意義的案件就是郭京毅案。　　

也有人會說，郭京毅案只是個個案，並不代表整個官員階層，這確實是是實，但是，如果我們再把目光放到全國，而不是緊緊盯著郭京毅本人，各地方以保護外資為主，打壓國內資本的實際情況看，郭京毅案似乎就不是個案，而帶有普遍性質。　　

如果我們再把最近出台的國家買執行的決策再放到一塊看（合併一個鄉鎮獎勵五十萬等舉措），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國家管理能力，竟然到了只有用錢買的地步。　　

也就是說，中國的國家管理，蛻化到唯錢是命的地步，政治執行力已經蕩然無存。　　

有一項關於官員財產申報問題的調查報告說，官員中反對財產申報的達70％以上。這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如果繼續沿著過去的改革路線走下去，結果只會引發越來越多的政治道德危機。　　

有人可能認為，政治道德危機，對於中國來說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是實上，世界各國的政治危機，都是從政治道德危機開始的。　　

　胡偉武　先生慨嘆，中國的漢奷太多。　張宏良　先生也發出了中南海上空飛翔著一群美國鸚鵡警報。當然，還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從不同角度發出了悲哀的警告。　　

這一切的一切，在我看來，一方面是中國主動放棄意識形態之爭，另一方面，在中國放棄意識形態之爭的時候，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成功的實現了顏色革命的結果。　　

因為，任何國家的決策，都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由此可知，我們的決策失誤，源於意識形態的改變。　　

有人可能認為，意識形態只是個主義問題，而決策則源於智慧。但是，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主義問題既是個方向問題，也是個智慧問題，比如說，蔣介石和毛澤東，他們信仰的是不同的主義，但從蔣介石的屢戰屢敗和毛澤東的屢戰屢勝上看，誰能相信主義只是個信仰問題，不是個智慧問題呢？　　

主義的建構過程，在我看來是個思維擴展，並進而形成系統的過程。但思維是什麼呢？思維就是個智慧問題。思想只是在思維擴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對事物的認識。這種或那種認識，一個是建立在社會階層情感立場上的角度，另一個建立在思維擴展基礎，突破社會階層的情感，上升為社會客觀發展規律的智慧，比如說馬克思和毛澤東。如果不從這個角度理解，我們便無法解釋毛澤東在當上國家最高領導人之後，依然保持一切從人民利益和權利的角度思考問題，也無法解釋馬克思為什麼背叛本階級，投身到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去的歷史事實。　　

有人可能認為，馬克思和毛澤東只是歷史的偶然現象，並不代表人類智慧的必然。　　

但不論是必然還是偶然，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意識形態的問題，既是個主義問題，也是個智慧的問題。由此可知，意識形態的顏色革命，要比軍事佔領國土問題要嚴重得多，因為，它讓本該代表中國智慧的精英變得弱智，甘願為其西方主子服務。　　

2006年，我曾寫過賤賣國家利益和出賣國家利益的制度門現象，並呼籲高層關注這個問題，由於人微言輕，也或許因為觸動了某些人的利益，不僅沒有引起注意，反而給自己招來很多可以預想得到的麻煩。現在的事實證明，我對一系列的制度分析判斷是正確的。　　

從這個角度說，意識形態問題，既是個主義也既發展方向的問題，亦是個國家智慧高低的問題，同樣也是個一個國家如何發展、怎麼發展的重大問題。　　

也由此可知，中國到了必須重鑄意識形態的時候了。　　

重鑄意識形態問題，在　潘維　先生看來，是個在世界上掌握話語權和定義意識形態的概念權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重鑄意識形態，也是個國內如何重新選擇發展道路的問題。　　

當然，重鑄中國的意識形態，絕對不是推倒了重來，而是重新定位毛澤東思想，並有批判的繼承和發展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實踐證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不僅接受了他的思想觀點，並作為判斷一切社會現象的價值標準。　　

這一事實說明，任何改變中國意識形態基本的努力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會遭到人民群眾的反對或抵抗。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就是人民群眾在解讀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毛澤東一生的所思所想，唯一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一個：人民群眾的權利和利益。因為，在毛澤東看來，人民群眾的權利，是保證其利益不受欺害的前提，也就是說，人民群眾失去本該屬於他的利益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失去了自由民主的權利。　　

為了確保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受侵害，毛澤東主張人民群眾有至高無尚的造反權，也就是文革時期人們常說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但在和平發展時期，過多、過於頻繁的造反，必然給社會帶來無序，影響到社會的正常生活和正常發展。　　

但是，有沒有既保持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處於正常狀態，又確保人民群眾的造反權呢？　　

我想是有的。在我寫本文前，　潘維　先生已經給出了路徑，那就是法治化。但　韓德強　先生也敏銳的發現法治化的嚴重缺陷，那就是，如果法官不按法律規則辦事怎麼辦？　韓　先生給出的路徑，就是用高尚解決。　　

高尚是個個人道德範疇的問題，不論通過什麼樣的教育，都無法保障個人道德不出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中國的法律制度越多，並不意味著社會道德普遍提高，而是相反。不僅普通大眾如此，而且本該代表社會良知的精英，特別是主流精英，不僅沒有維持在基本道德的層面，而且墮落成以獸為樂、為其奮鬥目標的地步。　　

這一事實似乎告訴人們，依法治國也此路不通。　　

但是，從張宏良　和郎咸平　先生大量的文章中，我們又發現了另一條路徑，也就是依法治國，確保法律的社會道德性的路徑。　　

張、　郎二　先生告訴我們，美國的陪審員制度，就是貼在法庭里的大字報（　張宏良　先生語），而　郎咸平　先生告訴我們，美國的司法制度，法官只有審清權，而審判權掌握在陪審員手裡。陪審員的組成要素就在於社會道德的堅守者（無意識堅守），而不是懂得法律的人。由此可知，美國的審判是道德審判，而中國的審判是精英審判。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上看，凡是實行精英審判的國家，都無一例外的出現了精英墮落現象，常常使法律陷入道德危機之中。由此可知，這不是中國的專利，只是中國法律陷入法律的道德危機更為嚴重而已。　　

法律道德危機和政治道德危機，是世界上最容易引起社會重大事件乃至動蕩的原因。一般情況，對於政治道德和法律道德，都是採取追責的方法挽回民心。當然，追責的關鍵要在時間的有效性之內，如果超過時間的有效性，追責並不能起到挽回民心的作用。　　

其實，重鑄中國的意識形態和重構以民權為主體的制度體系，在中國已經是刻不容緩了。如果說過去我們沒有思路，辯不清重鑄意識形態和重構以民權為主體的制度體系的方向的話，經過這幾年不同思想觀點的爭論和社會實踐，已經看得清中國應該選擇的方向了。　　

不僅如此，從張宏良、仲大軍、潘維、韓德強、俞可平、高梁、　潘　老師、蘇杜、黃　衛東等　先生和以茅於軾、黨國英、徐友漁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人士不同思想觀點的對比中，中國應該建構的民主制度體系也已經初具輪廓。　　

我之所以在此特別指出以自私為主體的自由觀點代表人物，旨在說明，在中國的制度建設中，應該著重考慮如何有效避免自由的自私對社會的危害和對制度的扭曲。我一直認為，良好的思想對中國的發展有作用，而那些有害的思想也對中國的發展有作用，因為，人們只有發現了有害的思想，才有可能尋找到避免損害社會肌體的辦法。從這個角度上說，我一直對我反對的人保持著足夠的尊重。　　

在我看來，自私的自由就意味著強者的自由掠奪，意味著社會良知和社會道德慘遭獸行的蹂躪，意味著維繫社會秩序的公平正義的消失，也意味著社會的大動蕩、大衝突的到來。　　

當然，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說，不論是社會大動蕩，還是社會的大衝突，都是社會進步助推器，也是人類建構理性的必須經過的過程。　　

比如說，在我們無法確知的遠古時代，如果沒有重大的自然災難和人類群體間的衝突造成的災難，就不可能形成族群，也不可能由族群形成國家。也就是說，理性是人類經受災難的結果，或者說是災難訓練出了人類的理性。　　

因此，我曾經斷言，沒有人類的災難就沒有人類的理性。　　

從世界各國大多都是單一族群而中華民族則是多族群組合成一個中華族群這一事實上看，或許證明中華民族經歷了更多的災難，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中華民族擁有更多的智慧。因為，族群間的和睦相處，既需要理性的支持，也需要智慧的支持。假如象某些民族虛無論者所說的那樣，中華民族的文化全是糟粕的話，中國就不會是個多族群一體的國家了。　　

但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成功的實現了顏色革命，現在的中國到了蘇聯解體前的危險狀態，如果再不重鑄意識形態，構建以民權為主體的制度體系，並以民權解構賣國的精英體系，不遠的將來，中國必會成為第二個蘇聯。　　

有人認為，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既不會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也不會發生蘇東巨變，但是，由於中國思想觀點的尖銳對立，又缺乏整合不同思想觀點的鬥爭機制，加之部門專制和地方專制的形成，地方的獨立要求將會出現。　　

從「南都報系」發表試探性《假如廣東是一個獨立經濟體……》的文章上看，地方獨立的思潮正在暗處涌動。　　

或許，現在重鑄意識形態和重構以民權為主體的制度體系已經來不及了。但能挽救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的只有民眾了。民眾能挽救黨和共和國的前途命運，但需要給與民眾挽救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的權利。　　

　2008年9月17日　星期三　

話題敏感他們不敢定你，我膽子大我頂你

ding

原帖由 網路民工 於 2008-9-20 23:36 發表 [意識形態里的「顏色革命」--談談重鑄意識形態的必要性 - 時事述評 -  backchina.com]  
話題敏感他們不敢定你，我膽子大我頂你

  

重鑄中國的意識形態和重構以民權為主體的制度體系，在中國已經是刻不容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