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到底能有幾個金融中心？

香港經濟導報黃曉東／眼下的中國，「金融中心」這四個字正在展現無限魅力。從首都北京到國內經濟中心上海，從改革先鋒深圳到綜改試點的驕子天津，從交通樞紐的武漢、鄭州到戰略大後方的重慶、成都，從海峽西岸的福州、廈門到西南邊陲的南寧、昆明，無不涌動著建設金融中心的熱潮。

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國內明確提出建設金融中心的城市多達20餘個，各地建設金融中心的熱情空前高漲。面對洶湧而至的建設金融中心的熱潮，我們不禁要思考，中國未來到底能有幾個金融中心？

中國湧現國際金融中心已是必然

世界上最早的金融中心出現在中世紀末期的威尼斯，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金融中心出現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第一個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是英國的倫敦，而迄今為止最為強大、最有影響力的全球金融中心是美國的紐約。

從世界金融中心未來的發展趨勢來看，現有的金融中心大格局不會很快就被改變，但是一輪新的洗牌卻在所難免。從具體的格局上來看，代表世界新興勢力的「金磚四國」都有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潛力。在這其中，又以中俄兩國有可能也有能力改變目前的國際金融秩序。

俄羅斯，憑藉著雄厚的能源實力已經開始再度崛起，成為不可忽視的世界能源新勢力。如果未來在莫斯科或者是聖彼得堡出現新的世界石油金融中心，將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與能源大國的俄羅斯不同，中國的優勢在於日益增長的經濟總量和發展潛力。2007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排名第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不去謀求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一，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大國之一，龐大的國際貿易需要由高效充足的金融服務和流動資金作為支撐。

第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製造業的中心，產業的發展需要有完善的金融體系作為支撐。舊有的融資體系和融資模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建立具有完善融資體系的金融中心勢在必行。

第三，中國目前正在進行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艱苦努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所需的金融環境目前還很不完善，這就需要中國在新的金融中心的框架內予以完善和創新。

第四，隨著對外經濟交往的深入，中國必將由單純資本流入國變為資本流出國，而對外投資的順利進行，有賴於完善的金融手段作為後盾。

第五，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不可逆轉的。在開放之下，面對之前不盡合理的世界金融秩序，中國需要有強有力的話語權。建立強大的金融中心，並制定相應的規則，是中國體現其金融話語權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六，隨著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人民幣改革的步伐必將提速。在一定的範圍內將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符合我們的經濟利益，也符合我們的大國身份。而金融中心的建立，對於貨幣國際化的進程，將是至關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以上這些其實都只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世界金融秩序正在改變，而中國作為一支新興的金融力量正在興起，中國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已經呼之欲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金融中心，實際上將是世界級的金融中心。

香港，金融地位依賴粵港合作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來自於其戰後作為自由貿易港的發展，但是自1980年代開始，香港的處境有了變化。一方面，中國大陸實施了改革開放的政策，這使得香港作為對華經貿關係橋頭堡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同為亞太的其他的金融中心，尤其是同為自由港的新加坡，給香港帶來的巨大的競爭壓力；再有，香港自身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沒有很好地填補出口加工業轉出后留下的產業空洞，這無疑使香港的金融業失去了實業的有力依託。

痛定思痛，香港逐漸認識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當中，如果不依託大陸這片廣袤的經濟腹地，香港自身的發展是難有大的作為的。而有了大陸作為依託，香港不但可以重拾國際金融中心的輝煌，更可以成為和紐約、倫敦和東京比肩的世界級大都市。

為了能夠和身後的這片經濟腹地更好地結合，在經過了對深圳提出的深港一體化方案的猶豫之後，香港選擇了更加前瞻的粵港一體化的方案。畢竟深圳的面積也太過狹小，港口功能和金融功能也和香港過於重合，而且目前也在經歷加工業轉型的陣痛。而廣東相對雄厚的工業基礎和相對齊全的產業分類，對於香港來說是一個最好的支撐。

所以說，香港是否能夠保持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是否能夠躋身世界級大都市的行列，完全有賴於粵港融合的成功與否。而在未來人民幣開放自由匯兌之後，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的前景，無疑是香港金融界夢寐以求的結果。

上海，遠東金融中心尋求復興

作為曾經的遠東第一金融中心，上海有著讓大多數城市艷羨的金融歷史。應該說，上海是中國大陸最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潛力的城市。上海目前領銜的長三角地區，是無可爭議的國內經濟中心；上海具有濃郁的金融文化傳統；上海匯聚了全國的金融人才；中央已經確定要將上海建設成為中國的世界級金融中心，並已經將其作為國家戰略來推進和實施。

當然，上海在通向國際金融中心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風順，相反，還面臨著主要的障礙和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是，上海乃至整個中國仍然面臨著金融領域開放度不夠的難題。中國至今也沒有公佈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另外國外的投資者只能夠通過QFII投資中國的證券市場，而中國的投資者也只能通過QDII等有限的方式投資境外市場。要知道，開放的金融環境是一個金融中心形成的第一要素。沒有一個開放的金融環境，金融中心的建設就根本無從談起。

中國近年以來在市場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而中國擁抱全球化的熱情也是人所共見的。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一定要匆忙之間實行金融領域的開放。1997年的亞洲危機中國躲過了一劫，但卻使中國放慢了金融領域開放的腳步。而近在眼前的越南貨幣危機又重新為中國敲響了警鐘。作為一個經濟發展迅速但是各種制度還有待完善的新興經濟體，中國更是國際投機者覬覦的對象。從中國最近幾年房價的快速上漲，就不難看出外資炒家推波助瀾的身影；而中國的股市，也是國際熱錢眼中的狩獵場。這一切，都不能不讓決策者們在開放的時間和尺度方面慎之又慎。

但是，中國金融開放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只不過中國更加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以及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可以預見的是，中國金融領域的開放之日，也就是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時。

北京，未來的金融監管中心

中國的金融中心之爭，提到了上海就必須提到北京。北京是上海在大陸地區最為主要的競爭對手。雖然上海未來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被上升為國家戰略，但是上海和北京的金融中心之爭一直都沒有停止過。

以香港學者趙曉斌為首的一批專家，更加看好北京作為未來中國金融中心的前景。趙曉斌等人看好北京的理由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兩條：第一，金融中心應該是信息最集中的地區，並且信息的不對稱性對於產生金融交易是至關重要的。而北京是中國金融監管的中心，除了一行三會（人行、證監會、保監會和銀監會）之外，還有財政部、國家外匯管理局等決策機構，另外四大銀行和眾多國字頭企業集團的總部都設立在北京。除此之外，大部份跨國公司的在華總部也設在北京。這些機構是金融市場的信息源，換句話說，北京是金融信息最大的生產地，同時有著最大的信息不對稱性；

第二，金融活動包含了三個必不可少的過程，首先是監管行為，其次是交易行為，最後是結算行為。迄今為止，北京沒有大型的、全國性的金融交易市場，所以中間的交易行為可以視作不在本地發生。但是北京是監管行為和結算行為的發生地，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結算的意義還要大於交易本身的意義。另外，從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的實例可以看出，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入，金融交易越來越不依賴於一個傳統的有形市場，無形的電子市場也許是未來金融市場發展的趨勢。

如果對於趙曉斌理論作一個補充的話，就是金融市場所在地的重要性，已經被金融服務機構所在地的重要性所替代。也就是說，貼近投資者的，是金融服務機構而不是金融市場本身。北京一直都是國內金融服務的中心，各種仲介和代理機構應有盡有，服務功能絲毫不輸於金融市場的所在地上海和深圳。而且，在北京未來的金融規劃當中，金融服務中心的建設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份。可以想見，未來金融服務的競爭，關係到是否能夠在城市和投資者之間產生長期合作的黏度。

但是，令北京頗為不安的是，繼早已落戶上海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之外，央行第二總部也於2005年在上海開始運作。除此之外，還有一批金融機構的全國總部、運營中心或是研發中心都已經落戶上海。金融機構的北雁南飛，無疑將拉近京滬兩市在金融權威地位方面的差距。而在此時，天津作為後發的挑戰者，在北方金融中心位置的角逐中奮起直追。

在前有「堵截」後有「追兵」的情況下，北京開始了金融「突圍」的努力。為了鞏固北京金融總部聚集區的優勢地位，北京在新近出台的金融規劃當中特意提出在德勝門外等四個地區籌建北京的金融服務中心。這些服務中心將包括金融機構的研發中心、數據中心和結算中心等，凡是金融機構總部需要的服務，都可以安排在這些地區進行。此外，北京市還打出了一張王牌，就是將金融服務和中關村的高科技產業發展集合起來。

目前有跡象表明，股權交易已經成為北京市金融工作的一個重點。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霍學文明確表示，北京將考慮成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目前該協會已經成立—編者注）。北京股權投資的發展，將遵循美國矽谷的投資模式，即建立以風險投資為核心的高科技產業投資體系。在這裡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雖然大多數學者都沒有把矽谷划入到金融中心的行列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當地沒有成形的金融市場，但事實上，矽谷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高科技產業投資的聖地，其資本與科技結合的完美程度，在世界任何其他地區都無出其右。所以矽谷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科技金融中心。而北京未來的發展方向，也許可以定位成為類似矽谷的高科技投資中心。

天津，工商金融中心圖謀重振

天津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商埠之一，也是上海崛起之前中國首屈一指的工商業城市。2006年國家批准濱海新區作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點地區，這讓懷揣著昔日中國第一工商業城市輝煌的天津，又重新燃起了復興的希望和夢想。

其實早在2003年底戴相龍赴任之時，各界就對這位「金融市長」寄予了厚望。而事實證明，戴相龍在金融方面，為天津爭得了空前的優惠政策。幾年當中，天津市先後成立了渤海銀行和渤海產業基金，國家批准在天津設立櫃檯交易市場，並批准天津進行外匯改革試點。在這些措施當中，每一項都有十足的含金量。

就拿成立於2007年年中的渤海產業基金來說，它既是國內第一支契約型基金，又是國內第一支內資產業基金，同時還是國內第一支大型產業投資基金。這樣一支產業基金的成立，無疑拓寬了本地優質企業的融資渠道，更重要的是，大大增加了當地政府對於本地產業發展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中央批准在天津設立櫃檯交易市場，也是中國金融領域一項重大的突破。和股票市場相比，櫃檯交易將更加便捷和靈活，特別是對於中小企業來說，拓寬了融資渠道，降低了融資成本。從這一點來說，櫃檯交易市場將比股票交易市場有著更大的想象空間。也正因為此，國內各大城市之前對於引進櫃檯市場有著超乎尋常的熱情。除了上海、北京和深圳之外，還有武漢這樣二線城市的身影。但是櫃檯交易市場最終花落天津，在列強環伺之下可謂是獨中花魁，這不能不說是中央對於天津市未來發展巨大的政策傾斜。

除此之外，中央還批准了天津的外匯改革試點的「七條」措施。目前在國內，誰能在外匯兌換方面率先取得政策上的突破，勢必會在未來向金融中心衝刺的道路上領先一大步。也正因為此，上海曾經急切地希望在浦東實施外匯改革的試點。但是據了解，截至目前為止，浦東的外匯改革試點還沒有得到中央最後的批准。

當然，天津在金融改革的過程中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去年曾經讓天津和香港兩地人士欣喜若狂的「港股直通車」計劃，在公佈之後很快被叫停，而且一直都沒有近期恢復的跡象。先公佈再叫停，這是一件非常蹊蹺的事情。按照溫總理回答記者提問的說法，是擔心大量的資金對於香港金融市場正常秩序的擾動。但是在這件事的背後，是不是受制於地區之間博弈的結果，我們無法妄下結論。可以看到的是，在有關機構批准了天津的「直通車計劃」之後，北京和深圳分別馬上聯合其他的銀行，要求享有同樣的待遇。

中央在1990年代確定要把上海建成中國的金融中心，這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而中央在最近幾年作出的開發天津濱海新區的決定，承載的同樣是國家的戰略。但是無論中央給出了多少優惠的政策，天津是否能夠成為環渤海的金融中心，最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市場的力量以及天津本身經濟的活力。

深圳，現實的選擇是襄助香港

在國家級金融中心的爭奪當中，深圳面臨的情況是最為複雜的。這個被稱之為中國改革「試驗田」的新興城市，她的命運可以用「成也香港、敗也香港」來形容。

在1970年代末，正是由於毗鄰香港的天然地理優勢，讓這個曾經的邊陲小鎮成為了中國大陸的開放先鋒。但是自此之後，深圳一直都被籠罩在香港的陰影之下。一方面，香港在完成了加工業的產業轉移之後，沒有能夠及時地解決高科技方面的產業升級，致使本地出現了嚴重的產業空洞化的局面，這對於依賴香港提供項目和深圳來說，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香港產業空心化造成了整體經濟的不平衡，過多的資金導致了房地產投機過盛，而畸高的房價，也傳導到了一河之隔的深圳。過高的房價和過度的投機，讓深圳的生產和生活成本躍居全國前列；再有，深圳的金融功能和港口功能，和香港有重合之處，這成為兩地之間進行緊密的合作的障礙。

為了擺脫這種尷尬的境地，深圳很早就看出，和香港以某種互補形式進行合併，是深圳最好的出路。為此，深圳多次向香港提出了這方面的意向。但是香港之前的態度一直都比較曖昧。其中最為關鍵的原因，恐怕在於深港兩地的資源互補性不夠明顯—畢竟香港所缺乏的土地和勞動力，在深圳也同樣是其發展的瓶頸。在這種情況之下，深圳主動提出了「為香港服務」的口號，願意和香港形成高低配置的合作格局。但是香港的眼光還是越過了深圳，投向更為寬廣的整個珠三角地區。這對於深圳來說，也並非一件壞事。畢竟廣東省的介入，能夠為將來以港深為核心的大都市圈提供更大的資源和發展空間。

另外從深圳自身的角度來看，隨著改革開放在全國的深入，深圳早已經失去了開放橋頭堡的優勢地位，如何讓特區能夠保持領先的地位、繼續快速的發展，早已經成為深圳各界領導都要面對的問題。而在可以選擇的出路當中，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是上上之策。但是上海在國內金融領域領先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雖然同為國內的主板市場，但是深圳和上海相比，在各方面都難以望其項背。而且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兩個主板市場合二為一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還是長遠發展的一個趨勢。

所以，如何在金融市場上和上海形成錯位優勢，就成為深圳必須解決的課題。在這樣的形勢下，深圳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二板和三板市場，以及櫃檯交易市場的爭辦上。儘管深圳在申辦櫃檯交易市場方面輸給了「新貴」天津，但還是成功地把「中小企業板」攬在了懷中，而且據稱創業板一旦推出，地點也非深圳莫屬。

如果說上海和香港是第一層級的兩個競爭者，那麼深圳和天津可以被看作是第二層級的一對競爭者。上海和香港爭奪的是世界級大都市圈的位置，而深圳和天津爭奪的則是面對國內眾多中小企業融資主渠道的位置。應該說，無論是櫃檯交易市場，還是股市中的二板或是三板市場，面對的都是無力跨過主板市場高門檻的中小企業。相同的項目源必將在兩個城市之間形成對項目的爭奪。

目前深圳的中小企業板已經開始運行，在市場方面走在前面；而天津則成立渤海產業基金，在面對投資機構方面佔有一定的先機。而隨著兩年後櫃檯交易市場在天津正式推出，雙方的競爭將公開化。一旦深圳能夠將香港的創業板收入囊中，就意味著可以為潛在的中小企業客戶提供更多的獲得境外資金的機會，而這種優勢將是極其明顯的。

此外，之前提到的深交所和中關村之間非上市公司股權交易的合作也頗引人注目。我們沒有理由斷言這種合作有針對第三方的意圖，但是達成的結果卻是，在櫃檯交易市場推出之前，京深聯手圈佔了大量的優質項目源。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雖然深圳本身已經基本失去了爭奪金融中心王座的可能性，但是作為一枚分量很重的砝碼，可以極大地改變各個地區間有關金融中心的競爭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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