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諸侯——西南軍閥和他們的割據時代

第一章 袍哥、秀才、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農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國湖廣總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亂黨分子在小朝街85號密謀造反。孰料事機不密——唉，說來慚愧，這幫亂黨分子歷來是激情有餘，謹慎不足的，自己弄響的炸彈比砸到人的還多，所以出這種事兒一點都不稀奇——於是就被聞訊趕來的捕快人等逮了個正著。
　　既然人贓俱獲，不消說，謀反大罪自然是要殺頭的。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位被草草審訊后，便於次日凌晨給斬掉了，終究沒能看見即將到來的曙光——這時已經到了農曆的八月十九日，西曆的10月10日，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義的一天。
　　一同被衙門捕獲的，還有一位兩湖師範學校的高年級學生牟鴻勛，作為謀反大逆的同謀，照理說也是沒可能倖免的。不過當天這位老兄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過堂的時候居然堂上還有位熟人在陪審。這位以知府資格陪審的老兄，正是同時也身兼著兩湖師範學校總務長的陳樹屏，說來老陳和這牟鴻勛正是師生關係。這樣一來，事情就有了轉機。
　　陳大人一聽這牟鴻勛自報是師範學生，頓時便來了精神，抓住機會就和主審官鐵忠大人打哈哈：說這天下哪裡有秀才造反的事，鐵大人您聽說過嗎？沒聽說過吧？我也沒聽說過嘛，一定是咱們抓錯人了吧……接下來便裝模作樣地問牟鴻勛平時讀些什麼書——這擺明了就是讓傻小子胡亂說幾本健康書籍便好藉機溜號了。可這革命黨就是不怕死啊，牟鴻勛居然老老實實地回答：「我讀的就是《猛回頭》、《警世鐘》、《革命軍》。」這小子，讀的全是亂黨宣傳謀反的書籍，這不是亂黨分子是什麼？
　　都到這份上了，鐵忠大人還有什麼好說的？來人哪，將這廝推出去，和那三個亂黨分子一塊兒斬了吧！不過這陳大人可真有點不屈不撓，雖然山窮水盡理屈詞窮了也還嘴硬得很，說這小夥子一定是腦子有毛病——沒準還是給咱們嚇的呢——所以儘是滿口胡謅，算不得數，算不得數！鐵忠拿這陳大人沒辦法，說老陳啊，您愛護學生的心情俺可以體諒，可這麼明顯的謀反大逆，咱總不能就這麼放過吧？不然朝廷那裡可不好交待啊……陳樹屏黔驢技窮，便開始耍無賴，說實在要殺也不能今晚就殺，請你無論如何放到明天再說！鐵忠無奈，只得答應。結果呢？當天晚上武昌首義的槍聲就響了，朝廷大員們死的死，逃的逃，牟鴻勛自然不用再死了，於是這首義「四烈士」也就變成了「三烈士」。
　　唉，那時候的大清朝，對這幫念新學的秀才們是多麼的愛護啊！
　　
　　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自從1840年被來自大不列顛的洋人用槍炮砸開了大門之後，中華帝國的統治者們就開始懵懵懂懂地意識到，咱們那些從老祖宗那裡傳下來的舊知識，已經是不大夠用了，於是他們拚命辦洋務，興新學。而在甲午、庚子之後，屢敗於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地推行新學的建設——他們以為ABC加上數理化就能挽救這個古老帝國眼前的危機。可這個被列強瓜分的刺刀逼急了朝廷，卻忘記了去思考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他們手裡那些古老的傳統政治課本，總是孜孜不倦地教導他們要「愚民」，講什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
　　這道理說來也很簡單。這個古老的大一統帝國，在過去漫長的歲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種當她誕生時便已存在的理念來組織和運作整個國家。大一統的基礎，是思想的統一——舊時代的皇帝們很現實，他們很清楚自己的時代局限性和低下的技術水平，知道自己沒法子讓所有的子民什麼都明白，於是便選擇了讓他們什麼都不明白——這也是一種思想的統一，雖然也只是一種低水平的統一。然而當時技術水平的局限，和對大一統的渴求，使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也只能在這樣無可奈何的妥協中達成思想的統一。
　　於是，帝國的統治者們便把這條愚民術當成了求穩定的不二絕技世代相傳，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與「新」字兒沾邊的東西——因為他們一旦具有了新思想，便會理所當然地去質疑舊體制的合理性，甚至還會運用新思想所賦予的強大力量去為他們腦子裡的胡思亂想爭奪統治地位。這對於舊帝國，就將意味著顛覆。
　　可是二十世紀初的大清朝，給洋鬼子逼急了，對這一切無暇多想。它稀里糊塗地以為自己的貧弱只不過是因為技不如人，於是便慌慌張張地廢掉了古老的科舉，大舉新學，還向歐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學生，去學習它昨天還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這樣在匆忙間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條其實於它自己的利益是頂不利的求新道路。唉，凡有大利於後世者，多不利於當時，隋煬帝開運河是這樣，大清朝辦新學也是這樣。
　　我們當然可以嘲笑這個可悲的王朝，不過我們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憶一下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以及在那個朝不保夕的征服時代里究竟有多少閑暇功夫能留給人們去坐而論道。當我們今天端著咖啡，在高堂廣廈間侃侃而談，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憐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輩時，不要忘記了我們所身處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在我們的腦門上沒有刺刀逼著，而他們有；我們可以在圖書館里或是互聯網上了解整個地球上古往今來的生靈百態，而他們呢？他們眼前是一團漆黑，他們能把人類文明史上最燦爛的火花當成是螢火蟲，能疑心火輪船是牛拉的，能把鴉片煙當成福壽膏……這種區別，是一條深深的鴻溝。

就這樣，朝廷的期望和事實出現了偏差，當那些被它寄予厚望的留學生們歸來的時候，它登時就傻眼了。舊時代的體制，果然容不下新生的思想，而新生的思想也同樣瞧不慣舊時代的體制，新思想越是發展得快，它和舊時代的衝突就來的越猛烈。於是乎，最早起來質疑朝廷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自己掏錢培養出來的，接受了各種新潮思想的讀書人。可是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們，除了脖子上的腦袋、腔子里的熱血和一肚子不合時宜外，其實並不具備改朝換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時，確乎是這樣的，不然怎麼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們，這就是那些抱著兩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顛覆任務的會黨組織。
　　
　　他們當然樂於和秀才們聯手推翻這個征服王朝。事實上，他們打骨子裡就是為了這個任務而存在的。
　　17世紀中葉，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漢人帝國大明王朝，被來自東北的滿州人所滅亡。那些不甘亡國的大明遺民在一番無望的苦戰之後，終於旗折矢盡。倖存者星散四落，或隱身於江湖林莽或逃遁於海外孤島，雖然他們已經無力公然對抗那個正在步入鼎盛時期的征服王朝，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棄過恢復故國的理想。
　　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們，在征服者的高壓統治下，只得暗地裡通過結義形式組織會黨力量，以忠義思想相號召。他們所創建的這些會黨組織開枝散葉，遂在民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抗暗流。在西南各省，這種會黨組織被稱作「哥老會」，也就是所謂「袍哥」組織。「袍哥」這個稱謂的來由有兩說，一說是源於《三國演義》中關羽人在曹營心在漢，總把兄長劉備所贈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說則是源自明朝遺民顧炎武，傳說他搞民間秘密組織，取義於《詩經•無衣》中「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含義，稱之為「袍哥」。無論這兩說以那一說為是，袍哥組織初起時的宗旨是反清復明，並以忠義自詡，卻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無名的志士組織這些反清秘密組織時，曾經抱著相當的期望，但他們卻終究沒能等到那一天——因為這場等待實在過於漫長了。一直到兩百多年後，他們當年所落下的這枚奇子，才會發揮作用，而這已遠遠超出了人類的壽數。
　　這又一次印證了那個事實：任何歷史存在都將對未來產生影響，但那將是在什麼時候，我們卻永遠猜不到。

那些會黨組織成立的初衷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漫長的時間，也足以讓最初那些純潔、高尚而無私的理想，蒙上許多塵土。於是，當它最終迸發出光芒的時候，我們沒有看到浴火重生的鳳凰，卻看見了一隻滿身都是矛盾的四不象——尤其是當它以古老的仇恨為號召組織起來的民間力量，和未經驗證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結合起來的時候。
　　新思想來得太突兀卻又太性急，它在還沒有培養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躍躍欲試想大幹一場。可這個新生兒又實在是太虛弱了，於是只好去找另一個與它有著暫時的共同語言的舊時代叛徒搭夥，它們就這樣合夥推翻了它們彼此都看不順眼的那個可惡而又倒霉的王朝。可這又有什麼問題呢？新思想為了純潔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這麼認為——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但它所憧憬的未來卻也因此而改變了樣子。我們也只好說，那是個急功近利而又總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大多也都有點二百五。
　　單從這個角度上講，這場革命就註定了將是一場充滿矛盾的革命，也就註定了將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它僅僅只是改變了舊時代的帝王體制，卻並沒能改變舊時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這也就註定了必然還需要一場更徹底的革命來為它擦屁股。
　　說了許多閑話，但這，就是那個充滿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們知道，辛亥年的第一聲槍響，迸發於武昌，然而其導火索卻要遙遠得多，那就是川漢鐵路的主權之爭。
　　川漢鐵路源起於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的建議。
　　那是一個國內各省都準備大建鐵路，以便從洋鬼子手裡爭利權保主權的時代。錫良總督也懷著這樣一個良好的願望，打算在四川與湖北之間自建鐵路，其動機是「所謂自辦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之謂也」，其目的則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權」。錫良打算修建從成都起，經內江、重慶、萬縣、奉節、秭歸、宜昌、至漢口的鐵路，全長預計3000里，初步預算耗資將達白銀五千萬兩之多。在錫良總督的推動下，1904年官督商辦的川漢鐵路總公司成立，並面向國內各界籌資。
　　鐵路建設資金的籌集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國家投入部分資金，以作為國有資產參股；再一方面，則為民間籌資：官紳商民自願認購一部分股票；公司用已籌得的資金辦實業牟利，以獲得的利潤參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則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貨物厘金的方式籌集，這是一種帶強制性的集資方式，全川無論是佃農、自耕農還是小債主，凡歲入十石以上的，均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清算結果來看，總共募集的資金近1200萬兩白銀，其中租股竟佔了四分之三以上。由此一來，當時全川七千萬人民，大都與川漢鐵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時也是最現實的利益關係。所以最後幾個並無力量的舉人秀才振臂一呼，居然全川響動，天下崩潰，錫良總督是「功」不可沒的。在這裡，歷史和錫良總督開了一個大玩笑，這個以鞏固帝國為初衷的提議，最後恰恰導致了帝國的崩潰。

到1911年5月9日，情況發生了變化。清政府在洋鬼子們的強大壓力下，惘顧各省已將鐵路股權出售給國民的事實，貿然頒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打算奪取川漢等鐵路的主權，改而出售給洋人。這種出爾反爾的行為，立刻激怒了全川人民——尤其讓四川人生氣的是，朝廷居然還大搞地域歧視，雖然一度允還股本，但「優於湘粵，獨薄於四川」。湖南在朝中有人，廣東則是全國的財稅大省，朝廷不能不重視。四川什麼都不佔，要不想當這個冤大頭，便只好靠鬧騰了。
　　於是6月17日，以進士蒲殿俊、舉人羅綸、秀才張瀾等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成立。蒲進士等人的打算，原亦不過保利權，爭主權而已，但最後事態的發展，卻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期——這些秀才舉人進士們大概也沒有想到，他們的一個不小心，竟然推翻了整個王朝。
　　當時代理四川總督的，是長期搞財政工作的原布政使王人文。王大人很好說話，答應向朝廷申訴，但旋即兩遭嚴旨斥責，最後還被撤職。接任川督的，便是剛平了川邊回來的趙爾豐。趙爾豐素來以手腕嚴酷著稱，早在建昌道任上便有「趙屠戶」之名，朝廷以他接替溫和的王人文，顯然是要用強硬手段鎮壓保路運動了。
　　於是全川大嘩，一場莠民和朝廷的對抗就這樣開始了。
　　
　　但即便是以強硬著稱的趙大人，面對當時的形勢也不能不再三掂量，他也希望能夠以雙方都滿意的方式解決問題。但趙大人不糊塗，不能代表朝廷也不糊塗，紫禁城裡那些高高在上的權貴們，不可饒恕地誤讀了天下大勢，他們滿以為只要趙爾豐再強硬一點，莠民們就會老實起來——他們還在拿著兩三百年前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呢！於是北京城一再切責趙爾豐的軟弱無能，並打算以端方代替他處理川事。
　　事態就這樣一步步激化，使一個腐朽的老帝國崩潰的多米諾骨牌開始一塊塊倒下。
　　9月7日，被朝廷一再譴責為軟弱的趙大人終於強硬起來，決定做出點成績給朝廷看看。他誘捕了蒲殿俊等保路同志會頭目七人，並準備處決。於是莠民們便群集督撫衙門前請願示威，趙大人毫不妥協，斷然下令開槍，遂當場死傷多人——說句閑話，被打死打傷的人中，有不少是手持香爐，頭頂著德宗光緒皇帝牌位的。
　　對皇帝的幻想破滅了，和平商榷的希望也破滅了，莠民們被徹底激怒了，他們立刻演變成了亂黨。接下來旬日間，各路保路同志軍集結了二十萬人，包圍成都示威——這些人大多是依靠袍哥會黨關係組織起來的，所以成分相當複雜。其中有些人原本還是山上的大王，手裡有槍械脾氣又火爆，一言不合便和官兵交上了火。朝廷聞警，立刻催調大員端方署理四川總督，並率湖廣新軍一協入川以資鎮撫，同時還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會同辦理剿撫事宜。
　　緊接著，下一塊多米諾骨牌，也是最要命的那塊，倒下了：
　　10月10日，武昌新軍趁著端方大人出征的機會，發動首義，朝著兩千年的封建帝制打響了決定性的第一槍。不管在整個過程中有多少形同兒戲的故事可以讓我們在此後的歲月里閑嗑牙，但這場革命的歷史意義終究是不容置疑的。
　　

到這個時候，色厲內荏的朝廷終於撐不住了，它忽然變得溫和起來，端方大人也在四川頒布安民告示，答應釋放被捕人等，並允諾撤查趙爾豐等人。但此時老百姓們所要的，已經不再是這些個了。
　　有亂黨分子在端方大人頒布的安民告示上，每句添了兩個字，表明了矛盾的不可調和性：
　　蒲羅九人釋放（未必）
　　田周王饒參辦（應該）
　　爾等迫切請求（何嘗）
　　天恩果如爾願（放屁）
　　良民各自歸家（做夢）
　　匪徒從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請來）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了房龍筆下的法國大革命：「當人們吵嚷著要得到『A』時，國王指責他們，什麼也不給。接著王宮被一群叫嚷的窮人包圍，國王屈服了，答應給子民他們想要的東西。但到此時，人們要的已經是『A+B』了。當國王在諭旨上簽字，給他親愛的子民『A』和『B』時，他們要求得到的，則是『A+B+C』了，否則他們就要清洗整個王室。他就這樣順著字母表走下去，一直走上斷頭台。」
　　辛亥年的大清朝，也就是這樣走上滅亡的，所不同的是，這個一直以征服者自居的朝廷，對它的子民們絕對談不上什麼「親愛」。它之所以願意妥協，也只不過是因為它的暴力實在不趁手罷了。它自己很清楚這一點，而它的人民么，也很清楚這一點。
　　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亂黨分子，當然就更清楚這一點了。

四川最早獨立的大城市，是川東的重慶府。
　　話說當年中山先生在國內屢戰屢敗，只好退避日本尋求政治避難的那一段兒，也並沒有閑著。他開始把目光轉向內地，打算在大清帝國的腹地也放放火，所以極力結好四川袍哥，像重慶仁字袍哥張樹三、川南義字袍哥佘竟成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所以保路運動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最終促成滿清崩潰之勢，實在少不了這些受了中山先生教誨的四川袍哥煽風點火的功勞。
　　但不管中山先生如何禮賢下士，肯以洪門大哥的身份和四川袍哥們套交情，但偏偏就有一位在日的四川袍哥大爺，死活不肯賣他的帳。這位老兄是誰呢？他叫唐廉江，巴縣人，《革命軍》作者鄒容同志的老鄉，舊知識分子出身，袍哥中難得的讀書人。那年頭到處都重視讀過幾本破書的臭知識分子，所以這位老兄即便是嗨袍哥，也很受大哥們重視，二十六歲就當上了重慶袍哥首領。1900年，嗯，這一年是庚子年，唐大爺因為在重慶率兄弟伙打了教堂里的洋司鐸，鬧成了教案——那一年可不是到處都在鬧教案來著？比起山西、直隸那些屠及婦孺的教堂血案，唐大爺才不過是打了個把人，本來也算不上什麼大事兒——可後來八國聯軍進了北京城，嚇著了老佛爺，於是朝廷只得順著洋人的意思重辦這一系列教案中的肇事分子，唐大爺也遭到巴縣衙門的通緝，為了不給衙門裡的兄弟伙添麻煩，他也只好跑碼頭避避風頭。
　　他這一跑，就去了趟日本，在那裡學習蠶桑和理化，不過身為袍哥大爺，單單學習養蠶種桑這樣和氣生財的牟利技術，終究是要被兄弟伙們笑話的，所以唐大爺也偷空學了點實用技術，比如說製造黑火藥和硝化棉炸藥。
　　雖然喜歡玩炸藥，但唐大爺其實是個很謹慎的人，他頂瞧不起那些成天喊打喊殺，鼓動青年學生耍炸彈，玩手槍搞暗殺活動的傢伙們。嗯，唐大爺後來還說了，他還頂反對在沿江沿海繁華都市搞幾十百把個人的武裝暴動，那簡直就是沒有一點成功希望的冒險么！在唐大爺看來，這種拿兄弟伙的性命不當回事兒的傢伙，簡直不配做大哥。
　　現在，我們知道為什麼唐大爺瞧不起那個孫大炮了吧？所以他不去參加熱血青年扎堆的同盟會，卻去偏偏參加了會黨分子組織的共進會，專門和前者唱對台戲。他還在日本主持開設了號稱「神州山海國堂」的袍哥公口，還到處宣傳說：內地各處都有袍哥，袍哥中亡命徒最多，只要能好好調度，就會發揮無窮無盡的力量。而且倡言清政府在內地力量薄弱，清兵中也多是袍哥，所以在內地發動革命，再加以裡應外合，是最容易成功的。
　　唉，說到底這唐大爺他也不是反對革命，而是反對中山先生革命的方略來著。他瞧不起這種胡亂湊滿幾十個人十來條槍，就隨便找個鬧市口乾一榔頭買賣樹名頭，然後到處去圈錢的做法。唐大爺是講義氣的大哥，可捨不得這樣拿兄弟伙的性命去開玩笑——可是他大概也沒有想明白，這幫秀才為什麼偏就肯跟著孫大炮去玩命流血？那種鼓舞了一個時代的理想，終究是一個袍哥大爺無法真正理解的。
　　不過唐大爺雖然方略不錯——後來的武昌首義，就應證了他內地造反更容易成功的預言——但到底是個老派的土包子，認識不到現代宣傳手段和政黨理論在蠱惑人心上的重要意義，他只知道拉用江湖結義那一套老掉牙的辦法拉兄弟伙，所以在擴大組織上始終處於下風，他門下那些自認是比較有熱血的兄弟伙，也紛紛投奔同盟會而去。唐大爺見事不濟，只得仰天長嘆，泛舟西歸，回到重慶繼續當他的袍哥大爺去了。
　　1910年，唐大爺接受另一位袍哥大爺，同時也是同盟會員的石青陽的邀請，去浮屠關蠶桑所當了一年的教員，便又辭職賦閑，這時候已經是那個著名的1911年，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個「辛亥年」了！
　　這一年，是中國歷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說這是「天翻地覆」，不僅僅是指長達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更是指那個時代的人們在個人心理上，在倫理道德上，在政治經驗上，在對未來的預期上都發生了劇烈變化的事實，那些站在新時代與舊時代交匯處的傢伙們，英雄也罷，狗熊也罷，不管懷著怎樣美好的理想與憧憬，都在那一瞬間，在現實的、激烈的社會震蕩中，在靈與肉的艱難抉擇中，傻眼了。
　　正在唐大爺傻瞪著眼，不知道是不是該積極投身到反清復明的偉大事業中去的時候，一幫企圖謀反的秀才也找上門來了，他們打算說服唐大爺與之同謀

在這個天翻地覆的時代里，這些知書達理的秀才，也並不比袍哥們更明了未來，他們也沒有少鬧笑話。
　　話說當年朝廷辦新學，於1903年廢東川書院，就在書院的基礎上，辦起了重慶府中學堂（其位置就在今天重慶渝中區的洪崖洞，這裡如今改建成了一個專門糊弄外地人的所謂古文化街，張培爵的紀念碑就樹立在那兒）。在今天看來，這也就是個初高中程度的教育機構而已，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在當時，這裡卻是新思想與舊思想成天打得頭破血流的地方。
　　我們先看看當時的教學情況吧，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見那個時代有多少矛盾在積累孕育。
　　傳統的國文教學自然是重點，但先生們講授什麼，卻全然沒有教綱可繩，完全靠個人即席發揮。於是有的先生講大路貨的桐城文章，有的先生講晦澀詭譎的龔定庵，有的講唐宋文，還互相指責對方瞎講，莫衷一是。
　　如果說國文教學稱之為混亂，那麼數學課簡直就是茫然了。當時的數學老師汪壽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對西方數學知識素無所知，完全是靠自學成材，又沒有像樣的教科書，算術、代數也就罷了，講到稍微複雜些的排列組合部分，便說不明白，只好整夜挑燈夜讀鑽磨眼，最後竟因積勞成疾而亡。最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東師範學校的學生送來的輓聯，上款稱「先生」，下款居然稱「學弟」——這到底算哪門子交情哪！於是這邊重中也就老實不客氣地把輓聯退回去，問對方到底是教員送的，還是同學送的，不明確則不敢受禮。川師不肯認栽——說來也不奇怪，他們的教導主任可是革命黨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爺朱之洪哪！師承若此，理故宜然——強詞奪理，於是雙方大辯論一番，不歡而散，從此便不通慶弔了。
　　理化課老師當時在國內很難找，於是校方只好從「一衣帶水」那邊的「友好」鄰邦，高薪請來一個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課，藤川鬼子相當敬業也很能花錢——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兒，誰叫理化課上總有那麼多試驗要做呢？買實驗儀器，化學試劑的錢就不是一個小數目了。而且不懂漢語的藤川，講堂課還要額外搭配個日語翻譯呢！唉，單從當時中日兩國理化人才的數量對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為什麼會忙不迭地廢科舉，興新學了。附帶說一句，亂黨分子們用來製造炸彈的甲苯、硝酸等化學試劑，也是楊滄白等人從學校的理化實驗室里弄出來的。
那年頭的實驗室，簡直就是反清志士的兵工廠，天下皆然。連進士登科，堂堂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上海愛國女學校長蔡元培，也搞這些歪門邪道，居然偷偷領著幾個懂化學的學生造毒藥，還「慘無人道」地拿家貓做實驗，硬給小動物灌氰酸——據說實驗相當成功，那隻倒霉的貓當場為國捐軀。唉，這也就是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頭罷，要放在今天，鐵定又是一樁虐貓慘案了！先賢之所謂神聖，小子之所謂笑料，可以稱之為悲劇。之所以出現樣的悲劇，僅僅只是因為蔡、楊兩校長生活的時代比我們早了一百年而已——湊巧在這一百年中天翻地覆，使我們落在了兩個不完全相同的道德體系中。
所以我們不得不用憐憫與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不幸落在另一個世界的迷惘的魂靈。

當時考入府中的學生，大多收過相當程度的舊制教育，都有一定的古文底子，所以相當瞧不起那些雖有一技之長，但古文卻不怎麼地的先生們。比如說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這種風氣的受害者。這位曾先生，原來本是在重慶天上宮出家的小沙彌，法號果能。話說那清末辦學，有一項相當得罪菩薩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廟產助學，果能廟裡的主持捨不得捐款，乾脆一咬牙自行出資送他去日本留學，於是果能和尚便將「僧」字改為「曾」字，從「僧果能」，變成了「曾果能」，就這樣東渡日本求法去了。
　　無奈那年頭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大勢之下，果能和尚終究也把持不住了。他不好好掛單雲遊訪寺尋僧，卻偏跟著東洋鬼子學了一堆歪門邪道的自然科學。等到他終於學成從日本海歸，便跑到重中講植物學。不過他早年沒有受過正規的古文教育，去日本后又學的是植物學，自然古文底子就欠佳，以至於編的講義很不入學生們的法眼。比如說，曾老師想描述這樣一個事實：知道菜花的人很多，但知道菜花蕊中有雄蕊柱頭的人很少——他就這樣很坦率地寫道：「今人但知菜之花者多，而不知綠色之球者鮮矣。」這話說得牛頭不對馬嘴，文言底子確實夠嗆，於是同學們大笑，認為果能和尚水平太差，便相約不去上他的課，生生地把他給氣跑了。不過這位寫不好文言文的果能和尚，居然也是個亂黨分子，不信的可以去查查同盟會在日本的早期會員名單，就會發現這位果能和尚的名字。
　　同樣的問題，也出在英語教學上。最初重慶府中學堂缺乏像樣的英語老師，於是只得去請郵局的職員來打零工講課——那年頭郵局都是外企，這幫人既然給洋鬼子打工，口語還是相當流利的，只是語法和中文程度么，就不敢恭維了。某次某先生給學生布置功課，學生抗議說太多了，這位老兄便掉了句書袋：「不為不多也！」學生狂笑，先生也知道自己搞錯了，情急之下英文脫口而出：「Today』s lesson is not too much!」
　　這樣的英語老師，學生當然要瞧不起，這些學生剛從舊時代走來，深受傳統教育的影響，便理所當然地認為，連古文都用不好的傢伙，大抵是沒有才氣的，進而便推論這樣的老師不值得尊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所推崇的這種化石般的語言，其實已經到了沒落的前夜。所以他們更喜歡和崇拜的，是一位自學英文成材的秀才楊老師。這位楊老師，十五歲縣考秀才便是「案首」，天資是沒得說的，古文底子更是頂呱呱——說到師承，他可還是清末大名士王闓運的及門弟子呢——所以他來講英文，每每將英文與古文參對，以便於這些重古文輕白話的學生們理解。
　　不過楊老師也有壞毛病，他不住校，所以上課每每遲到，整一個無組織無紀律。學生們頗有微詞，於是一次便公推代表去請他以後準點。楊老師覺得學生不夠恭敬，生氣了，便跑到課堂上講了一通師道尊嚴的話后，宣布罷教。這回學生們可傻眼了，最後派出代表去向他道了一歉，楊先生便又欣欣然地回來講課了。
　　瞧，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秀才風氣！他們胸懷治國平天下的大志，卻又不願意接受現實紀律的約束，還總愛意氣用事耍小性子標榜自己永遠正確——即便是那些自詡為新時代開拓者的傢伙們，也仍然滿身帶著這些舊時代的瘡疤！
　　而他們，又將開創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這位楊老師是誰呢？他名庶堪，字滄白，重慶府中的第四任監督，也就是相當於今天的校長了。他是同盟會員，所以一當上監督后，便大肆引進自己的同志，比如說把張培爵請來當學監，也就是今天的教導主任，把但懋辛請來教體育等等——這些人，都將是民國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這位教導主任張培爵先生，字列五，榮昌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師範科出身，是同盟會叛黨中出名的積極分子。他老人家因為前幾年在成都鬧騰得太厲害，站不住腳，便轉移到重慶府繼續幹革命，經楊滄白引進，入重慶府中學堂任教職。他頗喜任事，所以楊滄白曾開玩笑說，大家想知道什麼叫做「朕即國家」嗎？去看看張列五做事情就知道了。
　　一時間，重慶府中學堂，簡直就成了同盟會亂黨分子的大本營：同盟會重慶支部就設在府中學堂，主持一方造反大計的是大清朝秀才楊滄白，實際負責的，則是大清朝培養出來的師範生張培爵，連謀反用的大印，也是在學校里偷刻出來的。其它教育機構如川東師範學堂、巴縣女子學堂、商業中學堂、體育學堂等等，也無一不是被同盟會亂黨牢牢把持著的地方，連他們手裡唯一算得上號的武裝——幾百條破槍，也是在朝廷的特意關懷下撥給學校用于軍訓的——唉，大家倒說說，這大清朝它不是冤大頭是什麼？
　　當時的大清朝重慶知府鈕傳善，對府中學堂里這幫窮酸秀才成天不務正業，卻一門心思策劃謀反的事情也有所耳聞，於是某日便代表朝廷找楊校長談話。楊校長信誓旦旦地說：「重中的教師都是些文人秀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教師中保證沒有革命黨人，如果說有的話，那就只有我。」鈕知府也是秀才出身，知道秀才們那點三腳貓的能耐，聞此也就一笑置之了。

就在成都城大亂的時候，重慶城裡的楊滄白、張列五等亂黨分子，也積極策劃準備響應。但他們很清楚自己的實力：他們所擁有的，不過是一群熱血澎湃的青年學生，以及用於學生軍訓的幾百支舊式毛瑟槍而已——就用這點力量來和朝廷斗？連這些熱血澎湃的書獃子也清楚地知道那只是個笑話。
　　實力不濟的他們不得不到處找幫手。而那個時代最有勢力的民間組織就是形同黑社會的袍哥，於是秀才們便直奔著袍哥頭子唐廉江唐大爺家去了，但最終事實證明這是個不大不小的錯誤。
　　如前所述，唐大爺雖然不反對造反，但也絕對瞧不上這幫同盟會的秀才。秀才們先是建議唐大爺屈尊加入同盟會，唐大爺想也沒想就拒絕了；然後他們又打算收買唐大爺，想請他有償服務，唐大爺便請他們先付一萬元的安家費……就這樣，最後這幫窮秀才再也不敢找唐大爺商量一塊兒謀反的事兒了。
　　唐大爺對當時的形勢是這樣分析的：同盟會這幫秀才們，平時一個個不是長袍大褂，便是西裝革履，過著寄生蟲生活，大難來時，都是貪生怕死、膽小如鼠的可憐蟲。他們最可靠的武力，不過是體育學堂的學生軍，百來條破槍，還沒有實戰經驗，靠不靠得住還很難說。所以他打算再觀望觀望，要干就由袍哥兄弟們自己來干，完全沒有必要去和本身毫無力量的秀才們合夥。
　　唐廉江雖然拒絕了秀才們的請求，但他仍然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他的拒絕也並不意味著整個袍哥組織都打算在這場革命中袖手旁觀。袍哥組織身上那古老的血脈傳承此刻發揮了作用，兩百多年前的古老任務，和兩百多年來的亡國之痛，終於讓大多數人急迫地覺得自己該做點什麼了——在那個質疑舊時代，盲從新思想的大背景下，人們連信仰了兩千多年的皇帝都可以拋棄，區區一個袍哥大爺又算什麼呢？在秀才們的說服下，最後負責袍哥組織對外交際的紅旗大管事況春發況五爺，和另一位袍哥大爺田得勝，終於動搖了，他們決定無視門規，瞞著唐大爺幫助秀才們謀反。在袍哥組織的活動下，很快城裡的各處駐軍均表示願意支持革命，並提供了各種方便——他們不但把大炮的撞針弄壞了，甚至還把巡防營里的槍械也借給了亂黨們。
　　正巧當時駐龍泉驛的一部分新軍起義，遭到官兵的追趕，他們便在總指揮夏之時的率領下漫無目的地向川東進發——於是重慶城裡的亂黨們，便和夏之時取得聯繫，請他進軍重慶以為外援。

就這樣，重慶的亂黨分子終於大起膽子來，決定造反了。他們給城裡的川東道、重慶府、巴縣這三大衙門的朝廷命官們發去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於11月22日上午，到朝天觀開會，否則後果自負。
　　這是一場意氣昂揚的革命，然而許多年後，當我們回過頭來再看這幫窮酸秀才和袍哥大爺們鼓著腮幫子使出吃奶的勁倒騰出來的革命時，難免要笑掉大牙。
　　那一天，唐大爺特意帶著自己的馬仔跑出來看熱鬧——雖然沒有參與謀反，但畢竟亂黨分子里還有不少他的人，他不能不關心。平時不喝酒的唐大爺，特意在酒樓上找了個臨街的座位，開始喝悶酒。不認識唐大爺的堂倌還特意跑來告訴他，現在大街上很危險的，大爺您慢慢吃，可千萬別下樓去亂跑。
　　一桿綉著「漢」字與十八星紋的黃緞子大旗領著人群從街上涌動過來，掌旗的就是袍哥大爺田得勝。在他身後，是一群手拿春秋刀、羊角叉等各式兵器的袍哥隊伍，再後面是手上抱著白毛巾包裹著的炸彈的炸彈隊和敢死隊，還有肩上扛著毛瑟槍的學生軍，最後是揮舞著丈八蛇矛走在隊后押陣的紅旗大管事況五爺，大家意氣昂揚，沿路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當重慶知府鈕傳善和巴縣知縣段崇嘉來到朝天觀會場的時候（職務最高的川東道朱有基擔心有生命危險，已經逃掉了），發現現場氣氛相當熱烈：朝天觀門口，有二三十個學生，懷抱白布包裹的炸彈（事後查明其實都是罐頭筒），後面一排人，頭捆白布頭巾，身穿青布打衣，有的懷抱大刀，有的手持梭鏢，殿前一位穿短打裝束英姿颯爽的大俠，正是握著手槍的紅旗五爺況春發——況五爺這支手槍，事後證實，也屬西貝貨，乃是日本進口的玩具汽槍。
　　鈕知府在「炸彈」的威脅下，終於毅然決定參與反清復明大業，他一邊扭著楊滄白要他擔保自己的身家性命，一邊嘀咕著：「兄弟么，有此意，有此意……」訕訕地交出了大印。為了讓老爺們義無反顧，袍哥大爺田得勝還親自給他們剪掉了大辮子。
　　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就這樣成功了！看熱鬧的唐大爺追悔莫及，痛心地對自己的馬仔說，老哥我耽誤了你們的前程，你們現在趕快去投況春發，還來得及……
　　唐大爺的話沒有說錯——儘管沒有留下象滄白堂、滄白路這樣的地理名詞，也沒有留下張培爵的紀念碑，但直到今天，所有研究過那一段歷史的人們都不得不承認，這個被歷史的灰燼深深埋藏的況春發，才是這場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雖然他沒有自己的思想，但這場革命的成功卻多仰仗於他所提供的力量——如果他願意，他完全可以蓋住書獃子們的風頭。
　　然而他終究只是個袍哥，說得難聽點，就是個流氓頭子，更糟糕的是，他還是個相當高風亮節的人……他的作為讓常人跌碎了一地的眼鏡：他謝絕了軍政府給他安排的位置，回到會仙樓繼續經營他的「上青雲」鞋庄，就連他傾家蕩產組織幾百人的隊伍的花費，也分文不肯向軍政府報銷。從此民國史上就沒有了這號人——他是歷史的天空中的流星，雖然短暫，但卻燦爛。他輕信了書獃子們所許諾的未來，也願意用自己的犧牲去為新時代的到來開闢道路，但他沒有想到，未來卻完全不是憧憬中的那個樣子！

象況春發這樣的人物，在那個時代並不罕見，他們願意犧牲自己的精神、肉體更甭說名利權位這些身外之物，去換取人民的覺悟、民族的進步、國家的強盛乃至於天下太平——修齊治平的古老理想，自朱家郭解以來的俠義精神，即便是在這箇舊時代沒落的前夜，也仍然在孕育著著聖潔高貴的靈魂。他們的風格不可謂不高尚，他們的理想不可謂不崇高，然而他們所得到的卻是什麼呢？那個時代的人們總是在詬病那些古老的思想，認為那就是讓這個國家衰落的根源，所以要徹底地打倒她——但他們卻從來不曾想起，那些讓他們捨生取義，蹈死不顧，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偉大理念，又何嘗不是源於那些古老的思想呢？
　　他們簡單地以一元化的觀念去看待這個世界，以為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君子即小人，卻忽略了充斥著這個時代的迷惘背景——舊時代的是非標準已經崩潰了，而新時代的是非標準卻還沒有建立起來，誰是誰非，誰是君子誰是小人，都暫時失去了評判的標準。對與不對，他們其實並沒有清楚的概念。
　　就這樣，我們播下龍種，卻收穫了跳蚤。問題當然不在龍種，我們更應該去質問這塊土地——因為，在充滿愚昧的土壤上，無論你播撒什麼，你所得到的果實都必將帶著愚昧的影子。
　　
　　況春發們之所以能讓旁觀者眼鏡跌落滿地，正是因為他們的作為並不符合普通人的理念——也就是說，不符合這塊土地上通常的行為邏輯。
　　通常的做法該是什麼呢？另一位參加革命的大爺田得勝，給了我們一個絕妙的答案，就連當時的袍哥兄弟們自己，也為這個答案感到羞愧難堪——然而這就是現實，如果說田大爺做錯了什麼，那也只是他的方式太直白。
　　唉，我們還能說什麼呢？他終究也只是個袍哥啊！
　　革命成功后，田大爺跑到軍政府里，說他為了革命，組織了幾百人的隊伍，花了好幾萬塊錢，還都是自己掏的腰包——現在革命總算成功了，他也沒什麼別的要求，就指望著能把這筆糊塗帳給報了。如果軍政府不給他報銷的話，他一定會慘不忍睹的破產，說到傷心處竟然跪在地上向秀才們耍賴，據說當時就連以「三吵吵」出名的朱三爺也傻眼了……最後田大爺終於如願以償，從府庫里拿走了兩萬塊錢。
　　這就是那個充滿了矛盾的時代，這就是那些充滿了矛盾的人物！他們嚮往著新時代的光明前景，於是嚷嚷著要埋葬這個可惡的舊時代——但他們卻從來沒有想過要改變自己身上那些舊時代的印記。

頗有自知之明的袍哥們功成身退後，素來自以為是的秀才們瓜分了軍政府里的大印——就象此時的袍哥大爺們完全不相信自己也可以管理國家一樣，秀才們也完全不相信自己居然不會管理國家。
　　楊滄白不肯出任都督，把位置讓給了張培爵——他和「三吵吵」朱三爺出任高級顧問，但又規定：凡軍政府諸事，非經與兩高級顧問咨商不得頒行；夏之時則出任副都督，主管軍事。一個叫做「蜀軍政府」的新政權就這樣建立了起來。
　　而朝廷派來鎮壓亂黨分子的端方大人呢？他率領著那一個協的新軍，走到成渝之間的資中，就再也走不動了——軍中的革命黨人已經得到了武昌起義的消息，也很清楚他們前方的成都、後方的重慶，都已經為革命黨人所控制，如果他們還不表明態度，那他們就會進退兩難。於是，在重慶革命黨人的協助和鼓動下，新軍將士殺掉了端方，並借道川東，返回湖北參加與清軍的作戰，此外還順便替重慶的革命同黨訂了一票三萬元的漢陽造軍火——這批槍械，後來裝備了熊克武的部隊，熊部也因此成為蜀軍政府系統的核心武力。
　　而成都的趙爾豐呢？他見外援無望，天下擾攘，也心灰意冷，召集成都士紳商議，最後把政權交給了亂黨分子們，他們隨即也建立了一個新政權。
　　這樣一來，四川地面上就同時有了兩個新政權，他們還都說自己就是代表民意的革命政府！
　　最後，經過多方協調，成渝兩政府於次年2月合併，重慶的蜀軍政府取消併入成都的四川軍政府，蜀軍政府都督張培爵赴成都任副都督，夏之時則找軍政府要了三萬塊錢，放棄軍職赴日本留學軍事——屬於他們的風雲時代就這樣匆匆地結束了。在他們看來，天下大勢已定，太平可期，還有什麼必要戀棧不去呢？
　　可是他們都錯了！亂世，到這個時候這才剛剛開始。

第二章、亂世的王旗變幻
　　
　　此刻在成都城裡歡迎副都督張培爵的，是四川軍政府都督尹昌衡。
　　說到這位尹昌衡，在下實在有點難以啟齒，因為該老兄實在是有點「那個」。咱們還是先看看該同志的履歷再說話吧！
　　尹昌衡，四川彭縣人，1884年5月生，父親是教私塾先生，外公是個舉人，所以從小受的都是舊式科舉教育，頗稱聰慧。到十七八歲上，本該考秀才謀個正經出身了吧，卻又偏偏碰上張之洞、袁世凱、岑春煊這幫壞蛋倒騰著要廢科舉，於是小尹無奈之下只好從軍——若干年後，前清舉人胡漢民先生，在和進士譚延闓、江霞公，秀才汪精衛同吃「太史蛇羹」時，於酒酣面熱之際，對廢科舉事件作了一個相當精闢的評價：「若不是廢科舉，誰還來革命！」
　　這大概也正是小尹此刻的心境寫照吧！
　　1902年，小尹考入四川總督岑春煊辦的四川武備學堂。次年，又由岑大人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學，先入振武學校，后升入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畢業回國。回國后在京應留學生考試，賜步兵科舉人出身，補授「協軍校」（相當於少尉軍銜），不過論實任么，只是個小小的司務長，管的事兒也和弼馬溫差不多少。尹司務長對此頗為不滿，遂跑到廣西去找老關係——岑春煊當年從四川總督位上離任后，轉調兩廣總督，所以尹司務長有不少老熟人此刻正在廣西做官——謀得廣西督練公所編譯科科長兼幹部學校教官，但仍然不滿，經常使酒罵座——不但眾目睽睽之下罵大清朝簡直沒有存在的理由，而且還在一次酒宴上把廣西提督龍濟光給揍了。
　　龍濟光這廝倒不是什麼好人，此前孫中山先生就在鎮南關革過他的命，被他攆跑了，以致走投無路，最後只得出洋逃難；將來護國軍也要革他的命，大名鼎鼎的代總統李宗仁，鼻子還挨過他一槍，抖掉了好幾顆牙，直到抗戰還在做手術，足見此人是革命黨人的對頭——不但反對革命，而且老早就蓄謀破壞抗戰大業。現如今，尹科長打他一頓倒也是相當革命的行為——但問題是，尹科長您這動手也太早了點啊！辛亥年那還有一段呢……
　　因為以小小一個科長的身份打了身為軍區司令兼一品大員的廣西提督，所以尹科長不得不揮淚告別了他那些大有出息的學生——也就是後來的桂系軍閥頭頭如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之輩了，重回四川混日子。當時的四川總督趙爾巽收留了他，委為四川督練公所編譯科長兼四川講武堂教官——輾轉了幾千里地，還打了一個提督大人，尹科長還是尹科長！尹科長這個不高興啊，真是沒法兒說了。
　　沒辦法，先混著吧！

好不容易混到1910年，四川新軍第十七鎮成立，總督趙爾巽大人親臨現場給官兵訓話，說今天新軍成立，未來國防省防都有保障了，我為川人慶，為川人賀。這其實都是些無關痛癢的客氣話，相當於中藥里的甘草陳皮，百病可用，但講台下面就有人不樂意了。
　　為什麼呢？因為當日組織大會的經辦人員實在顢頇可恨，不巧把滿肚子牢騷的尹科長也請來了。尹科長聽見總督大人這話，當時就不高興了，跳出來指著趙大人的鼻子就嚷嚷，您老這可不是瞎說么？咱這支部隊用的都是日本人不要了才賣出來的舊槍械，帶兵的又都是些不懂軍事的笨蛋，將來不打仗則已，打仗一定倒霉——就這您還為川人慶賀？
　　趙大人堂堂一方封疆大吏，居然就給這麼個小科長嗆著了。好在趙大人知道自己未來要編《清史稿》的，文化人不得不有涵養，所以就很客氣地問尹科長，那你說誰懂軍事啊？尹科長斬釘截鐵：「周道剛！」這位周先生是日本士官學校三期生，是不是很懂軍事我們如今不好考證，但有一點很清楚，該老兄剛剛從趙大人麾下調走，一時半會兒是不會回來了。
　　於是趙大人乾脆把人情做到底：「還有誰？」
　　尹科長昂然點點頭，那就是在下我了。
　　趙大人繼續問：「周道剛是哪個學堂畢業的？」
　　尹科長回答：「日本士官。」估計還有句想說，可是沒好意思說出口的是——在下也是士官生呢！
　　趙大人樂了，咱們這裡別的不好說，士官生還是有幾個的。他指指旁邊的十七鎮程參謀官、施協統、吳總參議這幾個人，問尹科長：「這些人又是哪裡畢業的呢？」尹科長大言炎炎：「李綱以學士為宰相，秦檜亦以學士為宰相，顧其功業為何？」那意思很明白，雖然大家都是日本士官生，他們幾個和我比還差些分量。
　　寫到這裡，在下敢說，就是整個民國時代夠資格說這句話的人都不多。因為趙大人手指頭所點的幾位，別人也就罷了，程參謀官是誰呢？該人也是留日士官生，尹都督的同期同學，炮兵科畢業，湖南人……嗯，近代史上那位姓程，名潛，字頌雲，自辛亥年起，護國護法北伐抗日剿共反蔣，打遍天下無役不與，人稱程頌公的便是。此公可是民國史上響噹噹的著名角色啊！可惜趙大人歷史雖然學得好，但卦數不精，算不到未來，所以此刻倒還真拿著這個胡攪蠻纏的小科長沒轍。尹都督大概就是看到這位同期畢業的兄台站得比他高，所以才格外的不滿吧？
　　他這話說得太沖，一時間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這時多虧旁邊的十七鎮統制朱慶瀾出來打圓場，說尹科長今天太高興了多喝了兩杯，言語唐突，請大帥原諒，便親自出手把他給拖走了——不是去關禁閉，而直接把尹科長送回家裡睡覺去。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么，咱們還真不能照著今天的邏輯去推理——要不然怎麼說那是個我們完全不能理解的時代呢？
　　這趙爾巽給個小科長嗆得半死，照理說不讓這小子蛻幾層皮也該把他打回去做弼馬溫吧？可咱們還真不能照著現在的邏輯去推理那個時代的人物，當時稀奇古怪的妙人兒就是多，尹科長是，趙大人也是。趙大人居然從此便覺得這個敢於大言炎炎的小科長大概是個人才，很想私訪他一下，看看到底有沒有真才實學。於是某日便從督署後門出來轉進了督練公所——這兩人上班的地方也真是相去不遠，不然怎麼說工作崗位離領導的後門近會有些額外的好處呢——又進了尹科長的辦公室，恰好尹科長不在。於是趙大人拉開尹科長的抽屜，登時眼前一亮……
　　如果是今天某位領導拉開咱們的辦公桌抽屜，那能看見的可就是五顏六色了，估計不健康的玩意兒也是常有的，這一點想來在那個頹廢時代也差不多。不過當天尹科長運氣很好，抽屜里既沒有放寫給浣花溪薛濤姐姐的肉麻情書，也沒有放滇貨行雲土大甩賣的優惠卷，更沒有放袍哥兄弟們反清復明的血書投名狀……
　　所以趙大人打開抽屜的時候，就看到了尹科長用來糊抽屜底的一張字紙，上書對聯一幅：「愛花愛酒愛蒼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膽；至大至剛至仁勇，聖賢學問，仙佛精神。」趙大人原是讀舊書出身的，此時看到身為假洋鬼子的尹科長居然思想健康，胸懷遠大，而且還有如此筆頭，便頗為欣賞，認為此人大有抱負，又有學歷，當是個可用之才。但趙大人最終還是強忍住了提拔尹科長當團長的衝動——這傢伙大家也看到了，他缺的不是才華，而是太「那個」了。回頭新軍舉行秋操演習，尹科長被派為東軍裁判，他又大肆指責負責指揮的將官戰術水平低，如果是正式作戰一定要全軍覆沒云云……這讓趙大人怎麼好用他？
　　很快趙大人就被朝廷調到東北去當總督了，臨走的時候，把提拔尹科長的重任就託付給了他兄弟小趙大人，也就是保路運動中焦頭爛額的趙爾豐。
　　等到趙爾豐當四川總督的時候，成都已經亂得一團糟了。陸軍小學的學生們也跟著瞎起鬨，非要學校放暑假，當時的陸軍小學校長是個東北人，脾氣也比較火爆。話說這十七鎮的統制朱慶瀾，本人是浙江人，但原來是在東北混的，所以來四川就帶了一幫東北人——無非就是什麼姜登選、郭松齡之輩啦（這世界是小了點，剛說完李猛仔、小諸葛、程頌公，這奉軍張大帥的部下又竄出來了）——這時候在陸軍小學火冒三丈的，就是這個士官五期學工兵畢業的姜登選。姜校長堅決不同意給學生放假，於是學生便計劃罷課，姜校長便親自帶了幾個憲兵去抓人，學生則以牙還牙……最後姜校長軍裝被搶，只得蓬頭垢面抱頭鼠竄，學生還不依不饒，跑到成都將軍玉坤那裡告狀，說學潮全系姜登選激成，最後姜校長被撤職了事——接下來，他就被派去追龍泉驛起義的夏之時去了。可他也是個亂黨分子，原是不打算當真消滅夏之時的，但夏之時不明就裡，胡亂殺了他派去接頭的幾個人，結果雙方竟然大打出手，一度亂得一塌糊塗——唉，這幫七零八落無組織無紀律的革命黨噢！
　　卻說當時，趙爾豐把手下這幫人物一個個掂量掂量，最後想起這個尹昌衡不是成天嫌官小么，那就讓他去當陸軍小學校長吧！尹科長就這麼成了尹校長，跑到學校去給學生訓話，第一句是：「前總辦（校長）因不准你們請求停課回家，因此釀成罷課，本總辦這次來，還是不准你們回家。」見眾人默然不語，尹校長繼續講：「現在時局動蕩，道途不靖，你們都是國家的將才，是未來的大英雄，如果准許你們回家，在路上遇事，喪失了生命，這就是國家的大損失！」這話聲情並茂，措辭動聽，大家倒是不甚反感，又見放假反正是沒戲了，於是便相約複課。
　　從此陸軍小學就成了尹校長的地盤，同時尹校長還是袍哥公口「大漢公」的總舵把子，再加上他武備學堂的同學關係，士官學校的資歷，愛出風頭的秉性……因此他也成了在當時成都城裡頗有名望的人物，新軍中不少實權人物都是他囊袋裡的籌碼。

當重慶獨立，端方被殺的消息傳到成都時，困守成都的趙爾豐大人見援軍無望，也只得屈服了。他向士紳們表示願意把權力交出來，但希望對方能夠保證他和其他外省同僚的生命安全，溫和的「保路同志會」領袖蒲殿俊接受了趙大人的要求——在這個保皇派頭頭看來，這似乎不是什麼大問題。然後，這位對軍事一竅不通的蒲舉人當選為都督，就把自稱是很懂軍事的尹校長請出來當了軍政部長。
　　可是尹校長壓根兒就瞧不起這個沒有實權的軍政部長，他想當的是有實權的統制，也就是師長。不過當時全四川也只有一個鎮（師），統制（師長）就是前面把尹科長拉回去睡覺的朱慶瀾，老朱人緣不錯，既然他自己沒有表示要讓賢，那誰也不好意思就請尹科長出馬的。
　　尹科長見當不成師長，老大的不高興，便在軍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堂而皇之地把他袍哥公口「大漢公」的招牌抬了出來過大哥癮，而且還號召其他袍哥組織都把牌子掛出來熱鬧熱鬧。舉人出身的蒲都督琢磨著自己大概得罪不起練武出身的尹部長，便也裝著沒有看見。黑社會組織公然掛牌營業，這可是夠駭人聽聞的！這也就為未來四川兵匪不分的混亂局面種下了禍因。
　　在這樣的縱容下，一批著裝古怪的古裝英雄出現了！他們腳蹬線耳草鞋，頭頂英雄結，腰纏湖縐飄帶，成群結隊，招搖過市，一幕幕武俠小說中才有的場面盡現於人們眼前——在他們看來，大概這才是所謂「漢家衣冠」，這才是所謂「革命」。
　　作為對這種蓄意抬高非主流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應，各地方獨立政府紛紛將成都這個軍政府稱之為「袍哥政府」，拒絕加以承認，他們只願意承認重慶的「蜀軍政府」。
　　然而，這只是亂世的開始，在野心家的推動下，亂世還將繼續，高潮還遠遠沒有到來。

農曆10月18日，成都發生了一場兵變。當天大都督蒲殿俊身著上將軍服，在東較場登台閱兵，但台下的兵們忽然騷動起來，開槍打死了好幾個人。蒲都督嚇得目瞪口呆，最後在兩個弁兵的攙扶下勉強逃脫。叛亂的士兵從較場中衝出來，大鬧全城：手腳快的搶劫了藩庫、鹽庫，將庫存的六百萬兩銀兩劫掠一空，手腳慢的沒有搶到銀子，便把目標改為城裡的當鋪、商店、公館甚至居民住宅。那些頭挽英雄結的好漢們也趁機參與，臉上塗得五顏六色，手提馬刀甚至是步槍，自稱是「同志大王」的兵，他們人多勢眾，甚至連那些叛亂士兵手裡的銀子也敢搶……
　　蒲都督跑丟了，朱統制逃走了，於是軍政部長尹昌衡只好挺身而出，跑到鳳凰山軍營找到他的鐵哥們兒周駿周團長（士官六期），請他出兵平亂——一些未來的牛人，這時候正在周團長手下鬼混著呢！周團長怕自己的兵也跟著搶劫，不肯親自下山，但又卻不過尹部長一再要求，只得借了幾百人交給他帶下山去——無非就是些劉湘、楊森之輩了。於是當叛亂平息的時候，尹昌衡就成了最大英雄，被城裡的士紳代表和軍政府成員推舉為都督。
　　這場叛亂，後來的人們大多歸咎於趙爾豐的陰謀詭計，認為是他企圖趁亂變天。但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是相當講不通的：首先，趙爾豐既然有那麼大力量去發動叛亂，那當初他又何必老老實實地交出政權呢？其次，在叛亂中，連尹昌衡帶去平叛的士兵都叛變了將近四分之一，反倒是仍在趙爾豐統轄下部分巡防軍和少城裡駐紮的滿蒙軍隊卻毫無動靜，既沒有大規模參與搶劫，也沒有趁亂奪回政權——趙大人的表現么，完全是在看熱鬧。所以，無論是從案發現場的行為看，還是從此案發生后的受益看，趙爾豐都不應該是那個策劃叛亂的人。
　　如果我們把當時現場的情況和背後的人際關係聯繫一下，這個謎底就不難揭穿了：
　　叛亂當日，在東較場最先騷動並開槍的，是新軍隊官（連長）彭漢濤的部隊，而積極配合他的那部分巡防軍呢？其隊官正是彭漢濤的族兄弟。而他們的大哥彭光烈，又正是尹部長囊袋中的人物……所以，如果要說這場叛亂背後有人指使，那麼尹部長的嫌疑要遠遠大於落水狗趙爾豐。
　　可是落水狗就是落水狗，天下的罪惡都註定要歸在他們身上了！現在是趙爾豐，將來則是袁世凱，而辛亥「元勛」則永遠是光彩照人的——所以每當那些辛亥人物談到這一段往事時，總愛用晦澀模糊的春秋筆法敷衍了事，因為這一段他們實在沒法兒說。這不禁讓人想起兩千年前的子貢說的那句話：「紂之不善未必若是，而天下之惡歸焉。故君子惡居下流。」唉，誰叫我們的歷史就有成王敗寇的傳統呢？

兵變平息了，然而背信棄義的事情卻還沒有完。在勃勃的野心或是高尚的使命感的驅使下（至於這兩者中哪一樣更重些，我想大概只有當事人自己才清楚吧），那些暈了頭的大英雄，還有什麼做不出來呢？
　　尹都督上任后，去拜訪了一次已經落水，人人喊打，正處於惶恐中的趙大人。尹都督用傳統的方式表示了他對於趙大人的感激和友好，他恭敬地遞上一個手本，用的是「世再晚」的落款——這個落款表明，他雖然已經是堂堂的都督大人了，但沒有因為趙大人的落水而忘懷趙家兄弟倆對他的知遇之恩，仍然很謙恭地以後進晚輩自居。
　　謙虛的後輩，當然是容易討老前輩喜歡的，趙大人也因此覺得這個亂黨頭目大概還是友好的，便和他坦誠地攀談起來。
　　在趙大人看來，這個又謙虛又有禮貌尹都督，對於當前的形勢卻是相當悲觀的——他居然說民國是不是建得起來，大清朝是不是倒得下去，都還是個未知數。因此他想和趙大人達成協議：如果民國果然成功，那麼他尹昌衡就負責保趙大人的身家性命；如果大清朝贏了呢？那麼也有請趙大人費心保全他的身家性命。惶恐中的落水狗趙大人，當然樂於接受這個協議，而且對尹都督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層。
　　接下來，尹都督談到，趙大人雖然退位了，但手裡還握有三千巡防軍，這讓曾經反對過大人的四川士紳人等很不安。因此他建議趙大人把軍隊交給軍政府——當然，這只是名義上而已，事實上他會命令這些軍隊繼續保衛趙大人，不會把它調走的。而且，在端正了名分之後，軍政府也可以繼續在餉項上予以關照。趙大人既然已經對這個亂黨頭目有如此好感了，面對這看起來是相當誠懇的建議，還有什麼理由不答應呢？
　　在徵得趙大人的同意后，尹都督又給全體官兵訓了話，稱讚他們對趙大人的忠心難能可貴，並且承諾發清積欠的餉項，還答應給每人額外多發一個月的工資——講究實惠的大兵們，此刻自然也覺得尹都督是相當的不錯了。
　　這天晚上，趙大人和他的兵們都睡得很好。然而黎明的時候，不祥的腳步聲驚醒了這些可憐的笨蛋，他們這才發現自己被包圍了，黑洞洞的炮口正對著他們！
　　除了趙大人在川邊收的一個少數民族丫頭因拚死保衛他而被殺外，其他人幾乎沒有抵抗——他們抵抗的意志在昨天就出現了裂痕，所以如今便輕易崩潰了。趙大人被人從床上逮起來，捆送到位於皇城內的軍政府。那個昨天還自稱「世再晚」的尹昌衡，現在又變回了都督的身份，他在全市群眾面前慷慨激昂地宣布：「這個就是殺人不眨眼的趙屠夫。他前在永寧殺的人不知有多少，在川邊更肆行殺戮，在成都對請願的民眾又殺死殺傷數百人。他惡貫滿盈，今天被我們拿下了，請問大家該怎麼辦？」群眾紛紛怒吼道：「該殺！」於是尹都督便當場宣布，將趙爾豐斬首。
　　趙的老家人為他準備了一床大紅氈子，鬚髮蒼蒼的他，便從容盤腿坐於其上，面不改色地對尹都督說：「尹娃娃！你裝了老子的統子了（蜀地方言，意即欺騙）！」到這個時候，再笨的人也該知道自己是上當了。尹都督急令行刑，原趙大人的護衛，現在是尹都督警衛標統的陶澤坤親自動手，用馬刀砍下了這顆也曾經顯赫一時的腦袋。

尹都督取代了蒲舉人，殺掉了趙爾豐，從此聲名大振，群情懾服，同時他又掌握了舊帝國所遺留下來的大部分武力，因此川東重慶的蜀軍政府終於不得不低頭，同意合併。
　　從此，尹昌衡變成為了全四川的主人。他把自己武備學堂的老師，同時也是士官三期生的親信胡景伊派到重慶坐鎮，而將張培爵召到成都擔任副都督。革命初起時那種天下為公的氣氛開始淡漠，取而代之的是拉幫結派，彼此猜忌——新時代的確是到來了，然而統治這個時代的，卻仍然是屬於舊時代的頭腦和傳統！
　　正在尹昌衡積極整頓軍備內政，準備大有所為的時候，從1912年6月起，川西便陸續傳來了不妙的消息。
　　說來這都是英國鬼子乾的好事兒。早在1904年，英國因為與西藏地方政府發生爭端，遂派榮赫鵬上校率兵自印度入侵西藏。藏軍也曾經拚死抵抗，但舊時代的武力終究敵不過英國人的現代化裝備，最終英國人這支遠征的孤軍竟然打進了拉薩城。當時的十三世達賴只得倉皇出逃——這一逃，就逃得遠了，竟然跑到了蒙古的庫侖地方。
　　而拉薩這邊呢？還得請清朝政府出面來收拾爛攤子。中英雙方的談判代表從印度到北京來回跑，最後終於在1906年，在北京達成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六款——不用說，自然又是「喪權辱國」了。可在那樣的窘樣下，咱們又能指望外交官們怎樣？他們不是不肯拚命去爭權益，而是他們身後的祖國實在太虛弱，讓他們在談判桌上無從強硬起來。
　　卻說這十三世達賴，他別的地方都不肯去，卻偏要跑庫侖，這也是有歷史原因的。當時英俄兩國分據印度和中亞，因此都指望染指西藏，時時明爭暗鬥。而達賴不巧聽信了俄國人也信仰喇嘛教的傳言——唉，這都是哪兒跟哪兒啊——遂偏向俄國一方。故英國人憤而出兵，打算以武力迫使達賴屈服。達賴既然抵抗失敗，自然第一念頭便是去找「同宗」的俄國人尋求庇護了。
　　然而此刻的俄國人自己，也正在走霉運中。在1904年發生的日俄戰爭中遭到慘敗，再加之1905年的革命，使得他們不得不大為收斂自己在東亞擴張的野心，自然也就顧不上「同一信仰」的達賴喇嘛了，不太肯為這場與自身利益相關不大的戰爭出死力。他們只是在1907年，為了自身在中亞的利益，才和英國人簽訂了關於在波斯阿富汗西藏擴張的諒解協議，相互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以免大家為了搶蛋糕而打破頭。
　　既然英、俄相繼收手，大清朝自然不會錯過機會，便趁機派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全力經營川藏之交的大金川、大小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五大流域之地。到1910年，來自中原王朝的兵威已經越過丹達山，直抵江達，這就形成了未來西康建省的基礎——直到今天，川藏分界仍然還是以此為基礎。
　　趙爾豐當然算不上什麼好人，但至少這個人的一生中，還有過這麼一件象樣的勞績值得我們去回憶：正是他平定川邊，奠定了未來的西康省域，從而維護了帝國疆域的完整——而那些砍掉他頭顱的革命者，又將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