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國必然會成為國際秩序的重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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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8月23日 09:47鳳凰網專稿

魯韜：歡迎回到《時事開講》，我們以前曾經提到奧運給中國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和平台，就是讓中外新舊開放與保守的思維集中的大碰撞、大交鋒和大磨合，這一節我們就來探討一下相關的問題。

邱先生就您個人的觀察，這次奧運給大家帶出了哪些新舊思維的博弈？

邱震海：中國每一步都是新舊思維的博弈

邱震海：我認為現在基本上有兩種，對於奧運有兩種不同的解讀，一種是認為奧運本身就是奧運，它跟政治無關，它跟其他社會體制也無關；還有一種就是認為奧運本身是整個一個大的國際範圍當中的一部分。

我個人是認為，首先當然從奧運會本身它這個賽事是體育賽事本身，當然是跟政治無關。但與此同時我們無論從奧運的發展，它的起源，它的成熟的整個過程來看，它是起源於西方，發展和成熟於西方。所以它必然會帶上，而且之前大部分都在西方社會民主國家舉行，它必然會帶上，而且之前大部分都是在西方國家舉行的。都會在比較成熟的西方社會的民主國家舉行，所以它那個地方的一些所謂主流的價值觀。

再加上中國現在七年之前申辦奧運會成功，中國申辦奧運會一如中國入世，是中國願意，也是中國決心融入國際世界，至少是目前融入現有的國際秩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是大的框架，就整個的西方所謂的主流的世界。另外一個中國在目前還沒有完全崛起的情況下，我認為到中國完全崛起以後，中國是不可能完全融入一個由西方來主導的一個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必然會成為新的國際秩序的重塑者、共同管理者和遊戲規則的一個共同制訂者。

關鍵問題中國現在還沒有完全崛起，所以中國現在還沒有到去共同制訂一個遊戲規則，共同管理新的國際秩序，中國只能是先融入由西方主導的一個國際的體系，包括它的遊戲規則。所以這是一個無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舉辦奧運會不可避免的會遇到來自西方，所謂的主流社會以及它的價值觀的種種的責難，種種的碰撞。

再加上中國的社會體制可能完全不同，中國又是一個迅速發展的，整個的規模又非常大。所以對於西方世界來說他有一種疑惑，有一種彷徨，有一種困惑，這種疑惑或困惑會折射成往往是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階段性的許多失誤或者階段性的許多不足的一種責難。

比如說一個非常明顯的環保問題，環保問題同樣如果發生在墨西哥城、發生在漢城的話，就不是那麼大的一個問題，但是發生在北京就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在這裡面，如果我們去解剖西方的思維的話，他由種種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層一層的關係，裡面有就事論事的部分。但是即使就事論事的部分裡面，它也有許許多多的中國目前能夠做到的，以及中國未來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

還有就是意識形態的問題，這個是指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磨合，就中國內部而言也是這樣的。剛才我說奧運會應該說是中國融入世界的一個重大的決心，重大的行動。同時奧運會之所以能夠舉辦，也是中國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一個成果。是吧？如果沒有過去30年改革開放就不會有這個奧運會。

邱震海：而且恰恰這個時機也非常巧合，正好是78年改革開放，這當然是一個巧合，30年舉辦一個奧運會好像似乎是一個因果關係。但不管怎麼樣，我認為在過去30年我們能夠看到其實我們走過的每一步，無論是當時從商品經濟還是到市場經濟，還是其他的許許多多體制改革，我們走過的每一步都是一種新舊思維在磨合，在互動，乃至在博弈，在鬥爭。

有一種思維告訴我們，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是必須向著現代文明法制，更多的開放，更多的公民自由。方向一定是這個方向，當然在路途當中我們的速度，我們的掌控，我們的傑作，我們的度把握到這個程度，這是可以這樣客觀的來掌控的，但是方向一定是這個方向。

另一方面，我們在過去的體制當中還殘留下許許多多的習慣思維和習慣的行為模式，有時候出來就會告訴我們一動不需要一靜，穩定是需要壓倒一切的等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經常是無論是我們個體，還是作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的集團，經常是有兩種聲音，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不斷地在進行鬥爭，進行博弈。

魯稻：對，我這有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有關北京設立示威區這個，到後來西方有些媒體報導說這個示威區好像形同虛設，您認同這種評價嗎？

邱震海：我認為首先是設立示威區，我認為這是中國高層，這一定是中國高層批准的，而且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的。中國高層之所以願意決定設立示威區，首先是這樣一種自信，一種開放，中國以更多的自信展現在世界舞台的面前。

但與此同時，在執行的過程當中，我們注意到前一陣有關部門說，好像有77個申請示威的個案，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協商自動撤回。到最後實際的情況就三個示威區。

所以就造成於原來的那種開放和自信的一種決心和到最後執行的結果中間呈現一種反差。這個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說是善意的還好，如果說是一種不懷好意的西方媒體的話，反而是給他授人以柄。說你既然這樣的話，到最後與其說是沒有示威區，你讓所有的示威申請大部分都通過協調，自動撤回的話，還不如當時不設立這個示威區。

魯稻：但是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說我們評價一屆成功的奧運會的一個標準，是以賽事的完美舉辦為主要標準，還是說允許這些人來示威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標準。

邱震海：我認為當然首先第一是安全，第二是賽事的完整，賽事的成功，賽事的順利。第三就是看你在某些比較敏感的一些大的一些價值觀上，能夠有多大的自信，多大的容忍，多大的胸懷來進行磨合，當然要做到百分之百的磨合，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世界是太複雜了，而且中國在崛起，社會體制各方面價值觀都不一樣。但是儘可能地如果能夠做到磨合，而且在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一定是向著一個更加開明，更加文明，更多的公民自由的方向來發展。

所以我想在這種情況下當然示威我想示威與否，他只是一個非常表面的一個技術層面上的一個環節，其實背後有折射的是什麼，背後不是折射中國允不允許這些人來示威。

當然這個示威本身也有，是不是觸動核心國家利益，如果觸動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話，那我想中國警方不批準是完全正當、完全應該的。就例如以前我們在非常熟悉的德國人要大規模地宣傳納粹思想，那一定是不會被批准的。

但是與此同時，如果說這個示威據我認為它只是個環節，背後有折射的更加深層的內涵什麼呢？就是中國人民他有一個說話的權力。中國人民他在這個社會當中覺得心情舒暢，能夠暢所欲言，他能夠通過各種現有的合法的渠道和管道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來表達自己的心聲。

這種合法的利益和那種渠道和管道包括媒體，包括一定程度也許經過合法批准的示威或者遊行，包括其他按照中國目前體制當中上訪等等。所以我想如果這些渠道都是敞開的話，最後展現在世界面前的是一個人民暢所欲言、心情舒暢的一個中國社會，不但是經濟發展，而且是人民擁有更多公民自由的社會。

所以我認為，是不是有示威，我想並不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現在關鍵問題後為什麼會呈現這種反差，一方面是中國高層允許示威，另一方面在執行的過程當中有大部分的示威申請都是經過勸導，自動撤回。

我認為這個中間還是可能在後者執行的過程當中，還是有剛才我說的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一種可以說是非常善良的，我們大部分在中國國內生活過的人都是可以予以理解的，那些習慣的思維形態和行為慣犯，就是一動不如一靜，儘可能地勸阻，儘可能地進行協調。但不管怎麼樣，我想這只是一個個案，我們並不是說對這個個案做一個苛求式的一個剖析，也不是說要指責某一件個人或者團體。

我想說的是，例如在過去30年改革開放當中我們每一天都在進行新舊體制的駁議，我們的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兩個聲音，在我們的兩個內心深處在打架。我想同樣在奧運示威問題上包括在奧運是否開放的問題上也是這樣。

魯稻：好的，謝謝您今天的分析，剛才您談到了不管是體制也好，或者是思維的博弈也好，在奧運之後中國還要發展、還要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