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不歡迎「砸場子」的(司馬南)

奧運會不歡迎「砸場子」的

——關於英國每日電訊報採訪情況的一則說明

司馬南

　　朋友轉過來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SPENCER先生的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司馬南的採訪，（文章及其部分翻譯過來的內容附后）。遠在英國的一位朋友看到這篇記者訪談，對筆者有微詞，認為老司馬一把年紀了，談話很不得體，竟然讓英國記者抓住了「民族主義情緒」。

　　這談話是一回事，寫文章是另外一回事。筆者管得住自己怎麼說，卻管不了別人怎麼寫。為正視聽，姑且將這次接受採訪的情況僅報告如下，請大家給評評理。

　　那天，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地下演播室主持節目，欄目的名稱也叫《國家大劇院》，是北京電視台的一個欄目。丹皇芭蕾舞團近日來華，該期內容主要圍繞丹麥皇家芭蕾舞展開，談的是本人不熟悉但是十分有趣的的皇家芭蕾藝術話題，對話嘉賓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舞蹈史專家劉曉真。

　　一個小夥子打來電話，稱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點名要採訪我。我回答說今天太忙了，錄完這個節目，還要去奧運會直播現場，恐怕沒有時間。小夥子表示事情急迫所需時間不長。於是我們約好下午三點國家大劇院門口見。因為錄製拖后，復約下午四點。及我匆匆從裡邊走出，他們已經等在大劇院北門口多時了。

　　大高個的英國記者SPENCER先生和翻譯小夥子（打電話那位）迎上來例行寒暄，可到什麼地方談話呢？大劇院里咖啡廳正在裝飾施工。我提議，就在大劇院巨大的蛋下隨便找個地方湊合湊合，於是，大蛋的東北角水面與園林之間，「扭著一個彎兒」的人行道邊上，我等三人面南而坐。

　　天很熱，臉上帶著妝，汗乎乎油膩膩的。參觀旅遊者絡繹不絕，不時地有人過來打招呼……這地方接受採訪，的確不太適宜。不過，劇院巨大穹廬般身影倒映在水中，與周邊花紅柳綠的園林景觀相互映襯煞是好看，置身如此人間美景也屬難得。若不是意外接受採訪，還真想不到可以在這個地方坐上一坐。

　　SPENCER先生神色有一點憂鬱，他掏出小本子和筆，並不看我，瞄了一會「圓形的蛋」，拋出了第一個問題：「國家大劇院，你認為這個建築怎麼樣？」我表示自己不懂建築，轉述了兩條別人的意見：其一，蛋形，不過是外殼而已，裡邊是獨立的樓群，這個外殼造價與維護十分昂貴；其二，這個蛋殼造型，或與天安門周圍環境不協調。因為上述兩個原因，大劇院在建造過程中，曾經遭到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反對。

　　「因為國家大劇院不是中國人設計的而遭到反對？SPENCER先生藍褐色的眼睛注視著我的眼睛，語速明顯加快。

　　「當然不是，中國今天沒有人會用這樣狹隘的觀念思考問題」。我告訴他，CCTV大樓、水立方、鳥巢都是外國設計師的作品，今天的中國，已經是改革開放30年之後的中國，此乃尋常事也。

　　「那麼，您本人反對外國設計師的設計嗎？」他又執拗地追問——這都哪跟哪啊。我語氣手勢並用：NO。

　　接下來，SPENCER先生詢問了一些我博客裡邊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南方周末》和普世價值問題，問話很直接：「有人認為你反對改革開放，為什麼？為什麼要反對西方價值？」「西方的價值為什麼不是普世價值？」「《南方周末》自由派報紙宣傳普世價值有什麼不好？」我哭笑不得地聽著翻譯的問話，然後一一作了解釋。

　　譯員翻譯的過程中，他低頭在小本上不停地寫著，我瞭了一眼，使用的還是速記法——標準的GERUIGE速記，30年前我曾學習過這種速記方法。

　　雖然各秉立場話不投機，但這位採訪者與那些急於給你帶籠子的記者不同，他無意與你爭辯，提了話頭之後任由你說，只在中間適時加入追問。

　　關於「中國為什麼至今不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問題，我反問道：一人一票是選舉的一種形式，還是民主的本質？若為民主的本質，美國今天的「代議制」豈非非民主？他聽完翻譯，馬上轉移了話題。

　　「為什麼人民不應該有更多的自由？比如像美國那樣」。

　　我首先把中國人今天享有的自由，與過去做了對比。我告訴他，30年間，中國人的自由度大大增加，您可以就此隨便詢問大街上的任何一個中國人，我希望您能在中國多呆一段時間，感受中國的進步。我舉例說，包括你們喜歡的有個性報紙的「反體制行為」，這在講究「政治正確性」的美國是不可思議的，但在中國，《南方周末》報紙照出，這叫不叫自由？這個自由，大了？小了？

　　「他們不對嗎？難道美國不是中國的榜樣嗎？」SPENCER先生看著我的眼睛追問。

　　我答：向美國學習，以美國為榜樣，話得分兩頭說。一方面，美國是個好榜樣，我們事實上一直在學，也學了不少，連司局長培訓都到美國哈佛去。但是美國同時又是壞榜樣，我們不能學，也學不了。

　　首先，由於資源瓶頸限制，中國「學不了」美國。象美國人一樣的消費模式，13 億中國人都這麼來，這個地球受得了嗎？再增加五個地球也許有可能。其次，文化傳統不同，中國「學不象」美國，我們的有孔夫子，你們有耶穌，孔夫子如何完全變成耶穌？其三，有些東西我們「不想學」，比方打科索沃，打南聯盟，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未免太霸道，恃強凌弱，中國人不忍也不齒。其四，即使學得特別象，又怎麼樣？20年前蘇聯倒是學得好。共產黨解體了，國家解體了，連「解體的模式」都是都是按照美國人設計的藍圖來，美國人蘇聯人還都信著同一個上帝呢，結果怎麼樣？北約不是照樣東擴嗎？反導基地不是一樣部署到俄羅斯邊境小國嗎？美國人策動的顏色革命不是照樣一浪高過一浪嗎？美國人不是一樣指責普京不講民主嗎？……

　　SPENCER先生顯然沒有興趣就我的話茬接下去。他再次變換了話題。談到奧運，他問，為什麼不可以在奧運期間表達對自由的信念，為什麼不可以隨便上街遊行示威……我給他講了一通「奧運非政治化」的道理，解釋了一通「自由的邊界是別人的自由」，又給他打了一個比方：奧運會好比一個大PARTY，在某戶人家舉行，為招待客人，主人打掃房子布置花草炮製美食殺豬宰羊且為樂，男男女女也玩得很開心，但是來客中卻有人板著臉突然砸盤子罵髒話，在中國江湖社會，這叫「踢場子」，這不應該是有文明有教養的人乾的事情，這種做法讓大家都沒面子，破壞了所有人的好心情。所以，註定是不受歡迎的。

　　因為急著趕赴現場籌備奧運直播，我們的談話前後不到40分鐘，大體內容如此。臨分手我還叮囑了一句，希望先生完整引用我的話。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但不要作非客觀描寫。遺憾的是，這位記者還是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對採訪對象做了習慣性解讀，稱「民族主義情緒在諸如司馬南之類的博客中達到極端」其實，他未必真的看了我的博客——這讓我再一次領教了什麼叫新聞自由。

　　帶著有色眼鏡，對新聞事實作歪曲化處理，決非是針對我個人的，也不是什麼新聞道德操守欠缺問題，而是表現了人家的政治正確性，他不這樣處理那才奇怪了。歐美主流媒體，針對崛起的中國，步調一致陰陽怪氣的表現告訴我們，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還不準備「兌現關於普世價值的承諾。」

　　感謝這位坦誠的採訪者，他在文章中說得很好：「年輕人以及那些自認為是受爭議的自由思想者，比如司馬先生。時時準備體現黨的路線——這是現代中國最令人沮喪的方方面面之一」。 這一句拗口的洋話變成大白話就一目了然了：中國人民聽黨的話，洋大人無比沮喪。

　　一位好友看了此篇報道及近來其他境外記者對我的採訪，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人家說不過你司馬南，可不表明就能接受你。每個人的觀念都是根深蒂固的。」是啊，筆者得檢視自己，總結經驗，連自己的同胞溝通起來都這麼費勁，更何況金髮碧眼的歐羅巴人？這不也正是普世價值的傳銷者最難的地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