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平：中國共產黨1949年前的民主憲政訴求

王利平：中國共產黨1949年前的民主憲政訴求
  
        學者鄧正來言：「記憶絕不只是一種歷史性的回顧，而更是一種當下的立場和解釋視角；記憶絕也不只是人們的談資，而更是一個民族按其「自然的」（或「理想」）方式延續的條件之一，更是一個民族進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根據，或者說更是一個民族型構自己之未來方向的參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扼殺記憶或建構記憶才具有了重要性，才成為了一個民族發展過程中各種力量進行爭奪的要害之所在。」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曾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本文採用歷史材料解讀的方法，回顧中國共產黨1949年前的民主憲政訴求歷程。

         一、秉持民主憲政理念，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

        1、主權在民是實現民主憲政的根本

        1944年2月2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論選舉權》，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選舉權，是評判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標準，真正的民主國家，人民都享有普選權：「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文章指出，選舉必須是真正的普選制：「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文章強調選舉不能規定什麼資格條件：「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文章再次強調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文章指出：「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
        　     
      2、開放黨禁是實現民主憲政的關鍵　　
                 
      針對一黨獨裁的危害，1946年3 月30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文章指出：一黨獨裁，遍地是災。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說：「　各方面正在討論這一憲政問題，我們很同意許多方面的意見，我們認為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劉少奇指出，共產黨及其軍隊「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要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就不能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他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強調，敵後抗日民主政權，「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黨專制是民主的死敵，黨派只有競爭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5年1月28日《新華日報》發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黨專政下的所謂國會和輿論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還發表文章，對那些反對民主、維護一黨專制的借口進行批駁。針對「國情特殊論」，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民主即科學》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國界，民主適宜一切國家。文章說：「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針對「穩定壓倒一切」論，1946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誰使中國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獨裁專制者希望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國人民早已知道什麼是撥亂反治的辦法了，那就是——停止內戰!取消特務！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3、解除報禁是實現民主憲政的基礎
        　　
      1945年3月31日《新華日報》發表《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文章指出：「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布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文章收集了許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無言論自由是判斷民主還是獨裁的重要標準：「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 文章指出：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乎全國一致、千篇一律!」這種做法的「終極的結果，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硬化」。 文章號召人們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
        　  
      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文章指出，新聞從業者戴著重重的枷鎖：「有消息不能報道，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麼長的年月中，中國新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制度辯護，用國情不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制度開脫。」
        　     
      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陸定一的文章《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文章指出：「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么。」 文章又指出報紙有兩種：「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1946年2 月18日《新華日報》發表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文章指出：「文明國之道路就在於使人民的才智有發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機會。出版是文明的指標，但文明國決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國常以民間出版事業之興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間出版物的品質之優良、種數與數量之眾多而自豪。」文章還指出：「文明國在憲法中不僅保證人民思想、信仰、言論、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棄檢查制度或禁止採用檢查制度。……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書，其任務在保障民間的出版事業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間的出版事業成為自由的事業，成為人民的自由的機關之一，成為文明的母胎。人類有了文字、紙張、書籍、印刷機、照相術、電報、電影以及各種電傳技術等文化財產以來，全靠大多數人民能夠自由使用，這批文化財產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當的使用，有了正當發展的機會。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設一個進步的民主的幸福的豐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創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許文明的批評，它沒有什麼經不起文明的批評之理——而文明批判與自由研究就需要不僅在一個民族內而且在諸民族間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文明創造的交通機關。」
        
      4、西方經驗是實現民主憲政的參照
        
      中國共產黨認真對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民主經驗。1943年4 月15日《新華日報》發表短評《民主主義的利刃——美國的民主傳統》，文章指出：「不論程度之深淺，美國是始終保有一種傳統精神的國家，那傳統就是民主。從華盛頓總統直到林肯總統，美國曆次的戰爭，都是為民主而打的；美國目前所參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也就是為民主，應當是為民主。這原因一半是美國的立國是由於人民要求民主而來（獨立戰爭）；一半是從這個立國基礎，使美國人得到一種體念，就是羅斯福總統對傑斐遜所下的評語：「傑斐遜對於人類之所相信者與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與吾人同信人類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獨裁者之統治人類，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這信念是美國兩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結論，不但是教訓著美國人民，而且應當是全世界人類的教訓。」毛澤東要求「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毛澤東強調中國人尊重美國人的民主理念，鮮明地提出：「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
        
      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紀念文章《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文章指出：「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種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社論指出：「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只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
        　  
      每逢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的誕生日，《新華日報》也常發表紀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紀念傑斐遜先生》，文章指出：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和倡導的《權利法案》，早已「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制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制』；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麼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二、進行民主憲政實踐，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
        
      1、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民主實踐揭示，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早在1937年5月，陝甘寧邊區就制定了《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也先後制定頒布了選舉條例。對選舉，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都非常重視，許多地方成立選舉委員會、選舉訓練班，認真組織，積極培訓。各邊區都印行了大量宣傳品，僅晉察冀邊區就印了100餘種報刊，像阜平的《大家選》，曲陽的《民選》，定縣的《民主洪流》等。各根據地還組織了成千個村劇團、宣傳隊和歌詠隊，他們走村串街，宣傳選舉的重要性，如晉察冀邊區的戲劇《選村長》，用農民喜聞樂見的方式說明選舉的重要性。1939年2 月2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政治問題》，文章指出：「至於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在抗日根據地，人們想出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聞所未聞的投票方式。村選比較普遍的方式是紅綠票法和豆選法，此外還有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燒洞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舉胳臂等。由於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盡最大可能保證選民行使民主權利，所以選民參加選舉的積極性很高。根據統計，陝甘寧邊區1937年第一次選舉中，參加選舉的選民一般占選民總數的80%，差一點的地區也在半數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選舉中，僅據曲子縣的統計，全縣選民共25175人，參加選舉的為20223人，佔80.4%；另據吳堡第六區的統計，全區選民3505人，參加選舉的為2961人，佔84.5%；總計全邊區參加選舉的選民占選民總數的80%以上。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據地人口共達九千萬，都建立了選舉產生的地方各級政府。邊區人民通過民主實踐證明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
        
      2、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三三制民主政權的實踐說明，共產黨處於領導地位並不是指一黨包辦，更非一黨專政，而是確保社會各階層共享政權。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主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三三制」從1940年試行，到1941年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普遍推行。1941年2月，陝甘寧邊區按照「三三制」原則進行了普選，選舉產生了各級參議會和政府委員會，共產黨人在這些結構中只佔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屬於各階級、各黨派、各民族中贊成抗日和民主的非黨人士。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選舉第二屆參議會議長和常駐議員，選舉邊區政府主席和委員，選舉結果，常駐議員9人中，黨員有3人；邊區政府委員18人，其中黨員6人，都只佔三分之一。

      在「三三制」政權中，共產黨雖處領導地位，但不是一黨控制，更不是由共產黨一黨包辦。董必武指出：「三三制」「這個制度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反對一黨包辦，反對一黨專政，而和各黨派、無黨派的各階級人士，更好地團結合作。」謝覺哉指出：「三三制是共產黨約束自己的一個制度，人民不選或少選共產黨員，共產黨無權去要求他選或多選。但當選的共產黨員若超過三分之一時，共產黨就得辭去一些。為甚麼要這樣?因要革命須要有堅強的領導的黨，而處於優勢的領導的黨，很容易走到把持包辦。把持包辦，不但廣大人民不滿意於當政的黨，對黨的本身，也很不利。黨得不到群眾的擁護，其黨必歸於失敗。」在「三三制」政權中，共產黨如何領導呢？中共對參議會和政府的領導，是靠「佔1/3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如果說服無效，「黨團意見未被參議會及政府通過時，必須少數服從多數，不得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可見，中共對「三三制」政權的領導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強制性的。

        綜上，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秉持民主憲政理念並進行了積極地嘗試，與當時正在執政的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形成鮮明對比，國民黨便在民主憲政大潮中日益失去合法性，無法贏得大眾認同，這便是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之所以能贏得具有美式裝備的國民黨之根本原因，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國民黨逆民主憲政大潮，推行一黨專政，最終失去大陸政權。國民黨去台灣以後，蔣經國先生吸取國民黨在大陸丟失政權的教訓，主動順應世界民主憲政大潮，推動台灣地區由一黨專政向民主憲政轉型，這樣國民黨即使下台也能體面在野，與其它政黨和平相處，競爭掌權。因此，世界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政黨欲長期執政，就要順應世界民主憲政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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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垮台關西方民主憲政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