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變遷的金融經濟學分析

作者：水草
在金融經濟學中有一個分支，叫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就是講董事會呀總經理呀等等之間關係的事情，國內這幾年因為股市很火（不過最近幾個月好像感冒了），我想很多人對這個概念並不陌生。到目前為止關於公司治理的研究有幾個非常有趣的結論。
　
第一：如果一個公司的董事長兼CEO擁有100%的股份，那麼這個人應該不會從這個公司亂偷東西。有數學模型可以證明，他偷了也是白偷，反正都是自己的。這是最好的產權安排；
　　
第二：如果這個董事長兼CEO不是擁有全部股份，比如只有40%，他就很有可能偷偷地拿公司的財產。打個比方，他從公司里偷走1塊錢，但因為他還有40%的公司股份，實際上他能夠得到6毛錢的好處。這種方式就明顯不如第一種，老闆雖然也會努力工作，但因為公司不全部是自己的，他很有可能會做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第三：如果這個董事長兼CEO純粹就是個打工仔，在公司里一點股份也沒有，他就有可能把公司的財產全部偷走。道理顯而易見，就不多說了。這是最差的情況，理論上講公司會馬上破產。
　　
這是公司治理領域的幾個結論，但如果應用到國家政治領域，我發現竟然也驚人的類似。
　　
讓我們先分析第一種。這種國家（公司）治理方式可以類比於從秦朝至清朝為止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封建王朝（嚴格上講應該是「帝國」啦）。因為這些王朝都是皇室家族自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的就是這個，這些皇帝們自然工作也非常認真努力，在中國歷史書也有很多記載。可問題是皇帝們很努力，國家治理的到底好不好？最近在看那本曾經很火的《明朝那些事》，答案是肯定的。比如關於那「罪惡的科舉制度」，作者認為它給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個加入統治階層的機會，比現在的高考制度都公平；再比如言論自由，在明朝時言官都非常活躍，官員們對來自於輿論的批評都已經習以為常。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皇帝覺得這樣國家會治理的好，他的江山就牢固。實際上，當時的明帝國也是威伏四海，比如收復越南。在公司治理領域，現有的研究結論也表明家族企業的表現優於非家族企業，比如Anderson and Reeb （2003）在The Journal of Finance（注意：這是金融界排名第一的學術雜誌）的文章就支持這個結論。其實道理很簡單，公司全部或者至少部分是自己的，老闆就努力工作。進一步的研究也更加有趣，比如Villalonga and Amit (2005)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屬於前三名的雜誌）的文章說，當家族企業的創始人擔任公司的CEO時，公司表現就比較優異，但如果創始人的後代擔任CEO，公司的表現就會不如從前。應用到國家治理領域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開國皇帝一般都是挺好的，但傳到後代慢慢就不行了，於是就有了改朝換代。大家讀中國歷史是不是也發現了這個現象呢？ 這個金融經濟學的結論用在國家治理領域竟然驚人的有效，道理其實很簡單，東西是自己的就上心。另外，我們在開頭也說了，在這種治理方式下，CEO不會偷公司的東西的。所以，在從秦朝到清朝期間，從沒有聽說過哪個皇帝偷偷的把皇宮的財產運到日本或者歐洲的。理論上講，這種國家治理方式是最好的。
　　
讓我們再來看看第二種。這也是家族企業，但不是全部控股。比如像國內的房產公司碧桂園，再比如李嘉誠的一些上市公司。這種情況雖然不是最好，但也不錯。雖然老闆有時候也會偷偷摸摸的從公司拿點東西，但考慮到老闆也有股份，而且是大頭，他至少也會努力工作來讓他的股份增值吧。這可以比喻為民國時期的蔣介石政府，四大家族撈了很多錢，聽說也有錢轉移到了美國，但那時國家也有反對D，政府也不大敢明目張膽的干預學術，也有報紙整天在批評政府，城管對小販也不是那麼凶神惡煞。為什麼呢？蔣介石雖然不是皇帝，但對這個國家也是有部分股份的，他自然也要努力工作來增值他的那一部分。要怎麼才能增值呢？要允許一定程度的批評，要允許一定程度的學術自由，要對人民好一點！
　　
第三種情況是最差的。這種情況可以理解為一個打工仔（CEO）實際控制了公司的董事會，進而控制了公司的一切重大決策。在今天的金融市場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大量董事由CEO推薦並進入董事會，而董事進入董事會後不為股東利益著想而是整天考慮如何和CEO拉好關係，進而獲得好處。在今天的中國政治生活中，類似的一個現象是各級人大主要由前政府官員組成，而不是由人民（股東）投票選舉產生。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有很嚴重的公司所有權和控制權脫離的現象，因為CEO在公司的股份是零（或者很少）（cash flow rights），而實際控制權又很大（Control Rights），這個CEO通常會追逐個人利益（Private Benefits）。通常有三種形式。一是心理上的「滿足感」（Psychic），應用在中國政治領域就是「有些官員的狂妄自大」；二是「額外津貼」（Perquisites），應用在今日中國就是「豪華辦公樓」、「豪華領導用車」、「公款旅遊」等等；第三種形式是「資產轉移（Tunneling）」，這個概念是由La Porta and Shleifer (2000)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提出來的概念。這兩個人都是超級無比的牛人了，而這份雜誌也是經濟類排名第一的學術雜誌了。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就是說公司管理層勾結自己的狐朋狗友倒賣公司財產，比如以很高的價格從朋友公司進原材料，或者以很低的價格向朋友出貨。應用到中國當今的政治領域，例子比比皆是了。比如高幹子弟為什麼要經商呀？比如平安股份有一個大股東到底是誰呀？為什麼會有幾百億的國有資產轉移到海外去？等等，大家應該都比我知道。這是最差的一個方案。
　　
不過，雖然上面的這個方案已經很差了，現實中還有更恐怖的事情。對企業來說，如果CEO控制了董事會，進而控制了公司的重要決策，一般來講他會儘可能長的呆在這個位子上。為了長時間的獲取私人利益，他在「偷」公司財產時應該也會手下留情的。因為如果公司一旦被「偷」破產了，他也會失業，而且名聲也會很差。但如果這樣的一個公司CEO竟然十年一輪換，那後果只能用「喪心病狂」來形容了。反正我就干十年，之後就不是我的了，還是趁在位的時候「放心大膽」的撈一把吧，當然只要在我手上不要「破產」就行。於是每個CEO都更加「狂妄自大」，於是每個CEO都要「額外津貼」，於是每個CEO都要Tunneling。
　　
關於第三種情況，在西方主流金融學界已經不是最熱的了。因為答案很簡單，股東選舉董事，董事會決定聘任和解股CEO，而股東大會也可以罷免董事長。當然，還有很多技術問題。不過，台灣不是都解決的挺好的嗎？本來蔣介石政府要從第二種國家治理方式走向第三種的，比如由蔣經國到李登輝。但蔣經國竟然開放D 禁，最後導致直接選舉CEO，真是華人世界最偉大的英雄！
　　
郎咸平教授曾經說過「我們生活的時代將是中國5000年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引起無數體制內學者和利益相關者的反彈，其實他們大多是雞同鴨講。我的理解是郎教授是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去談的。郎咸平教授是公司治理領域全球最知名的學者之一，在華人圈裡無人能夠與其匹敵，他的關於「亞洲企業因為公司治理機制缺失導致小股東被剝奪」的研究是全球最權威的。當然，當他轉到政治領域的研究時，我估計他首先是把「股東」想象成了「老百姓」。 （作者：水草。2008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