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楊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摘自《百戰將星楊勇》

先是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被抓
　　1967年1月22日清晨，楊勇被抓。
關於這個時間，有三種說法。一種普遍的說法是1月21日， 主要來自當事人回憶，沒見到文字記載。北京軍區大事記是說1月22日， 這個時間和很多人回憶抓楊勇是個星期天吻合。抓廖漢生是個星期天，抓楊勇也是個星期天。也許抓楊勇的人是1月21日夜裡去的，抓到楊勇是1月22日凌晨。第三種說法是老二楊冀平說他記得很清楚，他是和父親同一天被抓的，那就是1月19日。因為1月19日是他的生日，所以給他印象很深。關於父親哪一天被抓是他事後才聽說的，也可能有誤。好在早一天晚一天沒有更多的意義，但楊勇被抓這是不爭的事實。
1月19日，在礦院附中讀高三的兒子楊冀平被抓了起來。 這是他第二次被抓。楊冀平一共被關進監獄三次，第一次是1966年底，他和同學去地質學院看大字報。那天正好地質學院斗彭德懷，懷疑他們要搶人，就把他們送到半步橋第一監獄。一問三不知，關了幾天放了。第二次被抓與楊勇被抓似乎沒有更直接的聯繫，是個偶然。
但偶然中有著必然。
　　那天晚上，北風像狼一樣不停地嚎叫，叫得林彬坐卧不安。
　　就在十幾天前，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就是開著會時被造反派抓走的，事先幾乎沒有更多的徵兆。
實際上是有徵兆的，早已劍拔弩張，只不過當事人不知道罷了。
　　對於北京軍區來說，文革開始的第一件大事，是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一般的參謀幹事恐怕不知道，領導層的秘書們、部長們都有所聞。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北京軍區負責現場組織，楊勇和廖漢生都上了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對他們說，林副主席說北京軍區封鎖他。
　　毛主席說得相當嚴肅，並不是開玩笑。
　　楊勇和廖漢生都猛一下愣了。
　　這話從何說起？
　　以後楊勇到瀋陽軍區任副司令員，來京西賓館開邊防會議，在抗美援朝中擔任王平秘書的李子平也正好在京西賓館開會，就去看他。楊勇說我在北京軍區當司令員，軍事上向總參請示，政治上向總政請示，不能直接到林彪那裡去報告。不是說林彪垮台了，我就說他不好。我哪有膽量反對他，我只是按組織原則辦事。
　　封鎖林副主席，又是由毛主席說的。也就是說，北京軍區在封鎖毛主席。再進一步推理，你封鎖領袖，你是想搞……政變吧？
　　這還了得！
　　回來在常委中傳達，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馬上查。
　　翻箱倒櫃查了好久，沒查出個所以然來。
　　機關業務部門對總部的業務部門，大事小事都有請示報告，封鎖從何而來？
　　誰敢去問？你沒有辦法去追問在什麼事上封鎖。黨辦秘書說，是不是因為電報的問題？各大軍區給軍委的請示報告都是電報，而北京軍區挨著近，就沒走電報，而走文件。機要部門有這樣的習慣，電報的規格比文件高，電報不管大事小事，一律送中辦。而文件就要挑挑撿撿，有很大一部分就送不上去。
　　再也找不出其它原因了，只有電報這一說有幾分道理。以後北京軍區規定，凡是給中央的報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走電報。
　　儘管亡羊補牢，但在毛澤東那裡，已經明顯對楊勇、廖漢生政治上不信任了。
　　波及北京軍區的第二件事是炮轟賀龍。廖漢生和賀龍有親戚關係，廖夫人又是楊尚昆的妹妹，賀龍被抓了，楊尚昆也被抓起來了，他能跑得掉嗎？
　　北京軍區大事記有這樣幾段。
　　1966年8月25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后第七天，北京軍區常委會第91 次會議決定，各軍級單位以上的機關從9月開始文化大革命。這時， 軍區已成立文革小組，並對師以下部隊保持絕對穩定提出了措施。
　　8月31日下午，北京軍區接到軍委和總政關於暫緩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立即向各軍級單位傳達，轉入正常工作。
　　9月1日，軍區常委第93次會議確定，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凡沒有開始的，暫不開始。已經開始的，立即停下來，爭取9月5日轉入正常工作。以後什麼時間再搞，聽候軍委通知。京外單位由楊勇、廖漢生、鄭維山分別打電話講清。步校、軍區宣傳部、文化部、報社、文工團的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
　　通知終於來了。
　　1967年1月7日，軍區常委第120次會議召開， 決定軍區司政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於9日開始。更耐人尋味的是，決定由陳先瑞、宋玉琳等組成一個班子抓工作。
　　這就是說，已經把楊勇、廖漢生排除在外了。
　　粗粗一算，從1966年8月25日到1967年1月7日，總共135天，刨去半個月的節假日，在120天里，開了29次常委會，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召開一次。
　　接下來，8日9日沒有記載，10日記了一個手榴彈試製的情況。11日到24日，又是空白。29日，周恩來、徐向前在國務院會議廳接見北京部隊幾個群眾組織，包括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岡山、火炬、星火、革命青年及革命敢死隊等，並作指示。隨同接見的有鄭維山。
　　再接下來是軍區黨委報告，軍區已開展文革單位39個，1月8日揪廖漢生，1 月22日揪楊勇，群眾開大會批鬥。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正走紅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忙得不可開交，每天晚上都要碰頭，解放軍報社有人參加。掛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頭銜的江青在會上對軍報的人說，北京軍區是一潭死水，廖漢生是賀龍的死黨。她要軍報去北京軍區把廖漢生揪出來。解放軍報社覺得揪北京軍區政委，這麼大的事，好像兒戲一樣，心裡沒底，就按兵不動。
過了幾天，江青沉下臉又問，怎麼還不去？
　　這下不能穩坐釣魚台了，軍報總編唐平鑄等人連夜回到報社，寫大字報，因為沒有多少實質內容，字寫得蘋果般大，湊了幾大張。主要是說廖是賀龍的人，那時賀龍已經被揪出來，說是他要搞「二月兵變」。大字報寫好，大半夜的找不到人簽字，就把夜班編輯全喊來。當時一個夜班編輯邵一海說，他都不知道怎麼回事，總編讓在大字報上籤個名，就簽吧。這樣，大字報上籤了一堆名字。事先總政通知了北京軍區，說有人要到軍區貼大字報，要軍區協助張貼。如果不是這樣，他們怎麼能隨便進入警衛森嚴的辦公主樓呢？一群人連夜驅車到了北京軍區，把大字報掛到辦公主樓門廳的橫樑上，垂下來，洋洋洒洒，很有氣勢。
　　天一亮，北京軍區轟動了。
副政委陳先瑞在大廳看到大字報，問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發生了什麼事？傅崇碧摸摸突然長出來的鬍子，伸了個「八」字，什麼也沒說。陳先瑞沒明白是什麼意思，也沒再問。當時軍區宣傳部幹事李奎祥回憶，早上他正在政治部食堂吃飯，某副政委的秘書對他說，主樓貼大字報了。他匆匆吃了幾口飯，就和某秘書一起去看。
　　大字報是星期六晚上貼的，天一亮，是星期天。按說星期天辦公樓除了值班的，沒有什麼人，冷冷清清。可那一天早上，人特別多，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大院都知道了。那個時候，只要穿著軍裝，戰士也可以自由出入平時戒備森嚴的辦公樓主樓看大字報。北京軍區大院跟全國一樣，都已經是一堆乾柴，誰不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呢？一點火星馬上燃燒起來。轉眼，大字報把辦公樓糊了個滿，大院的牆上，馬路上也全是大字報。你革命我更革命，有人大喊，把廖漢生拉來斗，一句話，馬上得到響應。
　　廖漢生在哪兒呢？
在那種時候，已經沒有什麼星期天不星期天的概念了。
　　此時，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正在衛戍區參加軍區常委會。
　　文革一開始，北京軍區搞了兩次「四大」，很快有軍委八條，就停止了。因為遠離市區，軍事院校的學員想衝擊比較困難，但還是有衝進來的，甚至常委會也敢沖。鬧得常委會想開會卻沒安全地方，於是，不得不挪到慶王府的衛戍區開會。
　　江青一夥醞釀抓廖漢生時，廖漢生正在張家口參加四好連隊總評，通知讓他回來。常委會由第一書記楊勇主持，他正傳達軍區文化大革命中各單位要抓好日常工作。沒講幾句，文工團的一群人闖進來，大喊大叫要廖漢生去看大字報。
　　會議停下來，大家面面相覷。
　　誰也不說話。
　　誰也不說話，一直冷場，這個會還怎麼開？組織部部長董奮那時還兼黨辦職務，所以也參加了常委會，他小聲嘀咕了一句，我看這個會開不成了嘛。副政委張南生挨著董奮，其實他聽清了，現在好不容易有人打破僵局，他馬上說董奮，你說什麼？你再說說。本來董奮的話是在嗓子眼裡，別人沒聽見，讓張南生這麼一喊，所有的人都瞪著董奮，看他說什麼。董奮不好意思，不敢說了，又不能不說，我說這個會恐怕開不成了。為什麼開不成？張南生不知道主樓貼大字報的事情，在座的好多人也還不知道。董奮不得不說，不是夜裡貼了大字報了嗎？以後說董奮泄露天機，查了他很久。本來部署抓廖有一套，讓董奮打亂了。
　　廖漢生馬上明白，說我什麼時間來軍區，工作多長，大家都知道。
　　然後他站起來，說好吧，掏出一個小本交給秘書，保險櫃鑰匙也掏了出來，最後把衣服上的幾個兜底都掏出來，讓大家看他一無所有。
楊勇主持會議，但他沒有力量阻止，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
　　廖漢生自從賀龍被抓，就明白自己實在是岌岌可危。看大字報是假，被捕是真。
　　押著他看了大字報后，他只說了一句話，我明白了。
　　整個事件都發生在大奪權的1967年1月8日。
1966年8月1日，楊勇和廖漢生出席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廖漢生回憶，一天晚上12點，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旁邊的一個廳里正在召集軍隊各大單位負責人開會，這是個打招呼會。傳達人說毛主席下了決心，寫了一張大字報，晚上把我叫去，交給我，讓我向大會傳達。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次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經下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
　　那麼接下來，下邊是不是也要改改組呢？
　　進入1967年以來，中國大亂，上海的「一月風暴」奪了上海市委的權，一向神聖不可侵犯的軍隊也受到了史無前例的衝擊，數千學生衝進瀋陽軍區大院，毆打警衛戰士，副司令員唐子安也被打成重傷。南京軍區八名領導同志的家被抄，兩名部長和一名副政委下落不明……
　　廖漢生被抓以後，代總長楊成武來到總政翠微路招待所，臨時召集北京軍區領導開會。他當著楊勇和北京軍區其他領導的面，說楊勇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說不清，你今天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明天就可能不是。但鬧得那麼快，採取那樣的陣勢，是軍區大多數幹部包括楊勇沒有想到的。

神秘的「星火燎原」
　　廖漢生被抓兩個星期後，又是個星期天，風雲突變，同樣的厄運輪到楊勇了。和廖漢生的罪名差不多，只不過把打倒賀龍換成了打倒肖華。
　　以後「九大」會上，毛主席說楊勇很能打仗，很有功嘛，怎麼回事？怎麼是「三反分子」？他是什麼「三反分子」啊？
　　楊勇被抓明明是江青一夥的指使，聽毛主席一說，江青卻馬上反咬一口，陳伯達也馬上推了個乾淨，說這個事情我們不清楚。
　　有一天，從城裡開到軍區的班車在平安里那一站停靠時，上來一個小夥子，塞給車上人一卷傳單，什麼也沒說，就下車了。這個神秘的小夥子是誰？哪個單位的？沒人知道。事後也沒有查出來。傳單上署名「星火燎原」戰鬥隊，煽動北京軍區揪出楊勇。
　　關於「星火燎原」，還真搞不清怎麼回事。據軍區的老職工回憶，那時有個「星火」戰鬥隊是軍樂隊的，還有個「燎原」戰鬥隊是文工團的。體工隊解散了，處理冰刀冰鞋三毛錢一雙，要不體工隊也要有個什麼戰鬥隊。文工團的「燎原」又分新「燎原」和老「燎原」，老「燎原」是保皇派，新「燎原」是造反派，燎原來燎原去，搞不清怎麼回事。
　　就是這個自稱「星火燎原」的戰鬥隊，曾在一個月內橫掃了三個大軍區，他們衝擊了北京軍區司令部大樓，砸開了檔案室，要查抄「華北黨」。楊勇命令警衛營把這批人「請」進地下室。康生告了御狀，很快毛澤東讓秘書要通電話，楊勇嘛，聽說你下令抓人了？楊勇聽出毛澤東明顯不高興，說報告主席，今天上午有人強行衝擊辦公樓，威脅到核心機密。我沒有接到任何通知允許他們來，所以……
　　毛澤東緩了緩口氣，好嘛，馬上放人吧，就當成一次防突襲演習吧。
徐向前說，楊勇是個好同志，是員戰將，對黨忠誠，待人誠懇，善於團結幹部，對下級從來不擺架子，不論在戰爭年代或和平建設時期，均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樣的好同志怎麼能成「三反分子」呢？
　　在北京軍區和楊勇打交道最多的作戰部里，很多人不理解。時任防空科科長的張華夫在運動中是個逍遙派，他回憶說，星期六回家，星期天去了作戰室值班，嚇了一跳，怎麼軍區司令就被抓了？很多參謀也是同感，楊勇那時經常到作戰室來，話不多，但辦什麼事很乾脆，為什麼要抓他？
　　當時政治部是個「翻江倒海」戰鬥隊，司令部是個「紅旗攻堅」戰鬥隊，這兩個戰鬥隊伙著去京西賓館抓的楊勇。這邊，某副司令召集四個副參謀長在作戰室開會，傳達抓楊勇。當時文革很亂，但作戰部尤其是作戰值班還在堅持，某副司令對作戰值班參謀說，半夜開始行動，要值班參謀把作戰部的人都叫起來。
　　抓楊勇那天晚上，作戰部是防空科的參謀劉建林值班，一個司令怎麼能隨便抓呢？劉建林給軍委打電話，說他們好多戰鬥隊要揪軍區司令員。軍委答覆，現在還沒有發現問題，不能揪斗。以後作戰部開會，舉行表決，劉建林投了反對票。
　　作戰部的幾個人去了京西賓館，但沒找到楊勇。
　　張華夫奇怪極了，怎麼都是軍事幹部，沒有一個政工幹部，是不是搞政變？
　　以後，楊勇到總參工作，他沒有去追究北京軍區文革初期的事情。他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北京軍區是怎麼亂的，連我被抓都不知道是怎麼抓的。
　　據徐向前回憶，1967年1月間，葉劍英忽然對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說， 楊勇恐怕保不住了。
　　京西賓館會議剛結束，北京軍區的「造反派」就開始行動了。他們漫天貼出大字報，「楊勇何許人也」，1月23日， 戰友文工團的某些人跑到徐向前門口高呼「打倒楊勇」的口號，要徐向前接見，不接見不走。徐向前接見了他們，說楊勇有錯誤可以揭發，但要掌握政策，「燒而不焦」，不能打倒他。
　　但此話已經不起任何作用了。
　　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對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有一條，軍隊與地方不同，不能亂，搞了一輩子軍事，曉得軍隊亂套不得了，涉及國家安全，擔憂得很。這一點，他與軍委秘書長葉劍英的意見是一致的。
　　1967年1月6日，楊成武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徐向前擔任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有點吃驚，萬萬沒想到這副擔子要他來挑。沉默一會兒，徐向前說，我多年有病，身體不好，對幹部情況不了解，請轉告毛主席，這個工作我幹不了。
　　楊成武說，不行啊，這是江青提議，毛主席批准的。
　　聽到是江青提議，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就說，我的確幹不了，你還是把我的意見報告毛主席吧。
　　回家后，徐向前和夫人黃傑反覆琢磨，為什麼江青忽然提議？不知出於什麼用心。平時與她毫無來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樹店和棗園時，見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時照顧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徐向前談工作，江青極少在場。想來想去，既然毛主席已經決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後來，徐向前見到毛主席，當面表示自己確實幹不了，請主席另選賢能。
　　毛主席說，天塌不下來，你就干吧！
　　徐向前只好硬著頭皮幹了不到三個月，免職后連說謝天謝地。徐向前說，焦頭爛額，每天抽兩包煙都不夠，比過去打仗還疲勞。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來全軍文革小組的名單，及改組軍委文革的通知， 徵求徐向前的意見。徐向前看后提出三條：
　　（一）新的全軍文革未成立前，是否請中央文革出面，先與各派群眾代表座談，交代一下政策。
　　（二）要講革命性、科學性、紀律性。軍隊搞「文化大革命」不要黨的領導不行。尤其是海、空軍要隨時準備戰鬥，指揮失靈了不好。現在有些機關幹部，要求成立「戰鬥組織」，機關如果形成幾派，就不好辦了。
　　（三）部隊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議在適當範圍內講一講。北京軍區抓了廖漢生，又要抓楊勇，空軍也把王輝球、成鈞、常乾坤抓走。這個問題應研究解決，否則大家心裡沒有底。
　　這一番話很清楚地說明徐向前對為什麼抓廖漢生和楊勇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被某些人用來當「傀儡」的。

[ 本帖最後由 東海艦隊副政委 於 2008-5-29 14:52 編輯 ]

大鬧京西賓館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立，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 副組長肖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鏜忠、李曼村。組員王宏坤、余立金、劉華清、唐平鑄、胡痴、葉群、王蜂、張濤、和谷岩等。下設秘書組、簡報組、機關組、院校組和聯絡站，辦公地點在三座門。
　　沒幾天，圍繞批判和揪斗肖華，發生了大鬧京西賓館事件。
　　陳伯達接見某派群眾代表，公開點了總政主任肖華的名字，說肖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當即總政就混亂起來，有人刷大字報要打倒肖華。周恩來馬上出來闢謠，消息傳到毛主席那裡，江青緊張了，派人連夜把打倒肖華的大字報覆蓋起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以為事情已經平息。
　　徐向前回憶，1月19日下午，京西賓館召開軍委碰頭會， 圍繞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爭論起來，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幾個老帥認為不能，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認為軍隊不能特殊，應和地方一樣開展「四大」。雙方僵持不下，葉群說要發言，她從口袋裡掏出一份稿子，念起來，內容是批判肖華，說肖華反對林副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必須公開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陳伯達、江青也說了肖華許多壞話，江青說，肖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並列，是什麼意思？
　　徐向前以後說，接著幾個人發言，都有發言稿，顯然這次批肖，是事先預謀的，對我們搞突然襲擊。因為軍委從未討論過批判肖華的問題，我們又不知道江青、葉群代表誰的旨意。事關重大，所以我在散會時宣布，今天的會議要嚴格保密，不準外傳，這是一條紀律。
　　但是，會上又講要在北京開萬人批鬥大會，給北京軍區分配了參加人數。楊勇很為難，他知道肖華紅小鬼出身，根本沒有問題，戰爭年代，他們曾搭過夥計，一個團長，一個政委。雖然時間不長，只有幾個月，卻結下了很深厚的友誼。楊勇常說，肖華有才氣，他的《長征組歌》寫得多好。楊勇被關起來后，加在楊勇頭上的罪名就有一條支持了肖華作詞的《長征組歌》的創作演出。可是，要調動部隊參加萬人批鬥大會，又不能不布置，個人根本無從選擇。
　　北京軍區常委擴大會還沒開完，消息走漏。當晚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連夜坐著卡車去肖華家，和總政文工團的一些人抄了肖華的家。沒抓到肖華，把肖華秘書李圭抓起來了，文件也搞走了。
　　肖華從後門走脫，跑到徐向前家。
　　可徐向前家門口有兩卡車群眾，肖華又轉到傅鍾那裡，坐車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徐向前得知此事後，當晚責令全軍文革立即追查。
　　第二天上午，繼續在京西賓館開軍委碰頭會。
　　江青到得很早，她故意問，總政主任怎麼不見了？躲到哪裡去了？
　　這時，肖華來了，說了昨晚抄家的經過。徐向前氣得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掉到地上。葉劍英也拍了桌子，他氣憤地說，肖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
在2月15日、3月3日會議上，周恩來和老帥都嚴厲批評了衝擊肖華、衝擊總政、衝擊軍隊的惡劣行為，明確提出要保肖華。
　　這以後成了大鬧京西賓館事件、「二月逆流」。
　　但這與楊勇有什麼關係？
　　事情恐怕沒這麼簡單，林沖賣刀，誤入白虎堂。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總之，沒有任何道理，楊勇被抓。
　　以後楊勇恢復自由，要找1月19日的記錄本。但是， 記錄本已經在抓楊勇的那天晚上就被上邊收走了，楊得志那一天的筆記也被收走了。
　　楊勇被抓后，肖華沒多久也被正式打倒。

山雨欲來風滿樓
　　事情就這樣，兩面全是刀。
　　這中間，有這麼一件事，毛主席第六次還是第七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賀龍、楊勇、廖漢生都在，毛主席對楊勇說，你會搞陽謀，不會搞陰謀。回來的路上，楊勇問警衛員小孫，主席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孫說我也搞不清，您跟羅瑞卿、賀龍都是工作關係。
在此之前，1966年夏天，天很熱，海軍學院副院長王曉到北京開會，他和老伴去看楊勇，好幾年沒見，自然聊得很熱鬧。那一天，正好王平夫婦也在。到楊勇和王平相繼被打倒后，王曉的這次串門被說成是為楊勇和海軍政委蘇振華牽線，說楊勇把手伸到海軍。一切都過去以後，王曉又見到了楊勇，說起這件事，說我不該去，給你們添麻煩了，讓你吃了很多苦頭。
　　楊勇說，哎呀過去的事，不提他了，大家都一樣。
　　1月中旬，楊勇從石家莊看地形回來， 正在京西賓館思考華北地區軍事演習的細節，他感覺到了可能大難臨頭，但又堅信自己不會大難臨頭。
　　造反派要揪副參謀長馬衛華。馬衛華正在北京醫院住院，造反派問楊勇，楊勇沒說。夜裡10點多，司令部造反派押著副司令員肖文玖去揪馬衛華，出了南營門。小孫對楊勇說，這事不大對頭，你在主樓，我去看看動靜。這天晚上，江青要來北京軍區看大字報，楊勇走不了，怎麼辦？小孫說，穿上大衣，從後面到空軍的雷達站去，躲開她。夜裡12點10分，秘書找楊勇找不到，問小孫在哪？說總理在福建廳要找楊勇，3點要趕到。楊勇說，反正我沒問題，絕對不能把馬衛華推出來。 到夜裡2點多，楊勇說走吧，小孫說怎麼走，自己的車不敢動，從軍區車隊要個212吉普，去了人民大會堂，然後到了京西賓館。
　　陰雲越來越濃，搞不清的事情也越來越多。
1月18日，被抓的前三天，楊勇早上起來，下樓吃飯。 楊勇在電梯里碰上幾位將軍，平常關係很好，見面總要開玩笑，這回人家理都沒理，就當沒看見。
　　楊勇吃了兩口飯，上來，對小孫說，我絕對不反毛主席，我不是「三反分子」。
小孫說，司令員，我相信你。
　　這一天顯得很長，平時不斷的電話也沒了，顯得特別不正常。
　　楊勇很煩，吃飯也不吃，坐在那苦思苦想。
　　他早知大事不好，1965年底上海會議羅瑞卿出事後，楊勇就知道自己也跑不掉。總政的文革開展得比較早，總政副主任梁必業在1966年的五六月間就被揪出來，他的一大堆罪狀中主要一條是支持和參與大比武。梁必業與大比武的關係哪裡有楊勇與大比武的關係密切，大比武是在北京軍區地盤上比的，如果大比武是罪過，那麼跑得了誰也跑不了北京軍區司令員。
　　自從突然被通知去參加揪出羅瑞卿的上海會議，楊勇就有思想準備了。那不僅對羅瑞卿來說是一場突然襲擊，對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們也是一場突然襲擊。楊勇接到去上海開會的緊急通知，帶著秘書匆匆去西郊機場，在京的中央委員都來了，包括朱德。機場上停著兩架專機，一架大，一架小。專機頂著小雪起飛了，到上海時，上海正下小雨，這小雨小雪給人一種不祥的感覺。一出機場就拉到錦江飯店，還沒喘口氣，馬上開會。總政某副主任的夫人召集陪首長來的秘書也開了一個會，說這次會議的文件不需要你們發，由總理秘書周家鼎負責會議文件，你們也不要過問會議上的事。平時忙得四腳朝天的秘書們樂得輕閑，什麼也不管，也不問，坐車上街轉。
　　聽到羅瑞卿反黨，楊勇大吃一驚，那時他和羅瑞卿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心心相映，但怎麼也看不出羅瑞卿反黨，反而處處覺得羅瑞卿是忠心耿耿。所以，像1959年廬山會議一樣，楊勇沒有表態。
　　沒有表態在當時就非同小可，人家都在旗幟鮮明，只有你一言不發，後果是很能想得到的。1959年的廬山，楊勇既沒有提過激口號，又沒有對反彭德懷加以評論。雖然平安無事，但這件事是記著賬的，要不後來怎麼會成彭黃漏網分子？上海會議又不表態，一而再，再而三，楊勇知道自己已經危如累卵。但他仍然不能去無中生有地傷害同志，寧肯自己也遭被打倒的厄運。就是被打倒后，楊勇還是堅持不批劉不批彭。他被押到裴堡農場，屁股還沒坐穩，連隊就召開了批劉大會，讓楊勇表態。楊勇說我這個人有錯誤，十幾年脫離體力勞動，這次來連隊勞動鍛煉，有什麼問題請大家多幫助。一句也沒批判劉少奇。以後又讓楊勇寫批判彭德懷的文章，他說什麼都可以批，但彭總不能批，批彭總是不公正的。拖著，催急了就抄一遍毛主席的十大軍事原則交上去。連長是大比武時的尖子，暗中幫他應付過去了。
　　烏雲越垂越低，接下來彭真、陸定一、楊尚昆，再接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甚至廖漢生也被抓了，平靜的北京軍區也不平靜了，楊勇感覺到自己在劫難逃。
　　果然一個星期後，厄運來了。
　　1月19日早上，楊勇還是哪也不去，連飯堂也不去，讓小孫下去打飯。
　　快到中午12點半，來了個電話。
　　刺耳的鈴聲把小孫嚇了一跳，是陳伯達打來的，說阿爾巴尼亞的巴盧庫到中國了，讓肖華去迎接，4點以前要找到肖華。
　　這明明是給楊勇出難題。
　　楊勇說怎麼辦？
　　小孫說，是不是問問傅崇碧？
　　好，你馬上通知傅崇碧，限他半小時找到肖華。
　　那時，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能辦到這件事，一問衛戍區，就能問到肖華的下落。果然，找到肖華，說他在葉帥家，楊勇這才放心。
　　楊勇思前想後，想了很久，彷彿明白了一些什麼。

雷一樣的砸門聲
　　廖漢生被抓走的那天中午，楊勇破天荒回到家中，把炊事員、公務員等工作人員叫到一起，開了個會。楊勇家的工作人員就跟家裡的孩子一樣，他們聽說政委廖漢生被抓了，都惶惶不安，首長如果出事了，他們怎麼辦？首長的安危關係到他們自己的安危。楊勇說，廖政委是廖政委的問題，我沒有事。我不反對黨，不反社會主義，不反毛主席……
　　工作人員心裡有了底。
　　到晚上9點，楊勇對小孫說，把廬山會議上我的發言燒掉。 他知道他沒有批判彭德懷可能是一條很大的罪狀。
　　一捆嶄新的釣魚竿也燒掉了。
　　以後，有人揭發小孫燒了幾箱黑材料。
　　林彬也感覺到了大事不好，怕人家再給加上裡通外國的罪名，她把那些出國帶回的字畫以及歷年來的照片都抱到鍋爐房，燒了一鍋爐。同時她把家裡的孩子集中起來，原來北北和京京住在最後邊的房子里，都把他們集中到大客廳。大客廳里空蕩蕩地放了三張床，一個角放一張。
　　從1月19日開始，軍區的大字報開始多了。到了20日下午，小孫發現實在緊張，威脅特別大，他就上京西賓館買了四條煙，還從家裡把楊勇的換洗衣服拿來。
　　他對林彬說了自己的感覺。
　　林彬也有不詳的預兆。
　　在此之前，家裡早已緊張到極點，明擺著，「叛徒」、「特務」、「走資派」，一個一個戰功赫赫的將軍一夜之間成了敵人，會不會有一天輪到楊勇呢？越來越大的恐怖籠罩在那些天里。只要楊勇在家，儘管他越來越沉默，林彬和孩子們的臉上還是有了笑容，工作人員臉上也有了笑容。
　　儘管那笑容是很勉強的。
　　那些天，文工團戰鬥隊的馬頭頭老找小孫，黏著不放。找到小孫，就找到了楊勇。一天上午，文工團在主樓圍住楊勇和小孫，要求在主樓貼大字報，楊勇沒有同意。
　　中午，楊勇說不能上主樓，得走人，上85樓招待所。
　　小孫問，吃什麼？
　　簡單點。
　　多簡單？
　　清湯麵條。
　　下午造反派又圍住楊勇，一直折騰到晚上6點才散去。
　　第二天是個星期天，楊勇問小孫，有事嗎？
　　到衛戍區開副參謀長以上幹部會。
　　有通知嗎？
　　秘書通知的……
早晨，楊勇從餐廳出來，準備去開會了，不知他心中是否有一種不祥的感覺，總之，他與平時不一樣，特別想見一見孩子們。而這一天早上，還太早，孩子們都在睡覺，只有侄女沙瑞平過來了，正要進餐廳。
　　楊勇突然問，就你一個人起來了？
　　瑞平和京京住一個房間。
　　楊勇又問了一句，京京呢？
　　瑞平說，還沒起呢。
　　那你們就好好獃著吧。
　　要是往常，楊勇就走了，而這次說完話，他還不走，一直用他那大大的眼睛盯著侄女。瑞平根本沒想到這是伯伯被抓前的最後一面，她想走又不敢，就這樣靜靜站了好長時間。其實楊勇這時也並不知道厄運在即，但他已經強烈地感覺到了什麼，直到警衛員小孫催，首長該走了。
　　他才慢慢走了出去。
　　自從楊勇走出大門，就再也沒進來。
　　楊勇雖然沒回來，但幾個白天總算平靜地過去了，就到了讓林彬坐卧不安的那天晚上。那天一聽說楊勇去京西賓館開會，小兒女們都嚇了一跳，該不是抓爸爸的會吧？這個念頭在孩子們心中跳動，卻誰也不說出口。不會的，爸爸會像往常一樣平安回來的。時間滴滴答答過去，都好晚好晚了，以前楊勇晚上開會，家人誰也沒覺得什麼。但這一次不同，有了異常。
　　林彬明明知道總機不會給接，還是要通了京西賓館。
　　果然總機不給接。
　　按說這沒什麼，每次京西賓館開重要會議，都不讓接電話。
　　她嘆了一口氣，放下沉重的電話。
　　半夜，雷一樣砸門聲響起，還沒搞清怎麼回事，門就被撞開了。一群人和門外那狼一樣呼嘯的狂風一起沖了進來。
　　京京和瑞平都被從床上驚起來，抄家的果然來了，她們首先想到的是幾個古代小瓷人。那時還小，以為抄家就是抄四舊，小瓷人應該算四舊吧？
　　哪裡想到轉眼工夫，整個屋子已經不叫屋子，像龍捲風剛剛過去，床上的褥子一層一層都被抖了個遍，衣服和書滿地都是，辦公桌的抽斗東一個西一個扣在地上，保險櫃的門也大開著。壓在玻璃板下的那張大比武時楊勇、楊得志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上，楊勇的臉上被打了叉。這在那個時候，是被打倒的標誌。
　　林彬的心掉進了冰窖。
　　一群人圍著她大叫，文件呢？楊勇把文件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快交出來！否則，我們要採取革命行動……
　　在那群大喊大叫的人中，有一些熟面孔。這些熟面孔，以前常常到家裡來，那時是笑容如水流得滿地都是的。
　　林彬大聲質問，你們有什麼權力抄我們家？
　　楊勇是「三反分子」，已經被揪出來示眾，你們要和他劃清界限……
　　抄家的人龍捲風般地走了。
　　天上的星星一顆顆消失了，天漸漸亮了，太陽受傷一般慢慢爬上來。
　　快中午時，跟楊勇一起去開會的警衛員孫啟增回來了。
　　只有他一個人。
　　林彬聽說小孫回來了，急忙出來，問首長呢？
　　小孫眼淚湧出來，說在衛戍區開會。
　　林彬不相信，那你怎麼回來啦？
　　不讓我去了……小孫望著到處被抄得亂七八糟的家，連自己屋也被抄了，實在忍不住，哽咽著說，林處長，我……我沒有保護好首長，首長叫人抓走了……
　　話沒說完，就放聲大哭起來。
　　孩子們聽說爸爸被抓，全都傻了。
　　林彬吩咐老三北北給小孫倒了杯水，讓他坐下慢慢說。

誰敢上來我就開槍
　　原來，一大幫人來抄家時，楊勇也在遭受劫難。
　　凌晨，幾輛卡車開到京西賓館樓下，車上跳下吵吵嚷嚷的一群人。楊勇的警衛員小孫自從廖政委出事後，睡覺老是睜著一隻眼，他知道到非常的時期了。刺耳的剎車聲把他驚醒，他悄悄打開窗戶，正好聽到一句。
　　楊勇住在裡面，你們趕快上去。
　　小孫一看大事不好，忙叫醒楊勇，護送他直接坐電梯到地下室，從後門出去乘車駛上了長安街。
　　後面的車一直沒甩掉，司機把車開進中南海。楊勇的車可以進中南海，後面跟著的車被擋在中南海門外。
　　於是，甩掉了尾巴。
　　小孫想，這時上哪呢？回家肯定是不安全的，軍區辦公樓更不能去，那都是自投羅網。去海軍大院，找誰呢？在這種時候找誰都不行，還是上衛戍區吧。
　　小孫屬於衛戍區管。
　　楊勇同意去衛戍區。
　　為什麼同意去衛戍區？因為楊勇根本不知道是造反派還是上邊要抓他。如果是造反派，那麼衛戍區就可以躲一躲。如果要知道是上邊的意思，不要說衛戍區，跑到天邊也不行。
　　車子在街上跑了將近兩小時，去了衛戍區。
　　打了一輩子仗的楊勇面對臨近的災難，束手無策。小孫給了他一點零錢，平時家裡的賬都是小孫管，楊勇身上沒有一分錢。
　　這時，楊勇又一次說，我不是「三反分子」。
　　小孫說，首長，我相信。
　　抓楊勇的人在京西賓館撲了個空，在中南海門口又被擋住。但他們知道楊勇上不了天入不了地，最終還是把楊勇堵到衛戍區的小禮堂里。
　　小孫舉著頂上子彈的槍，橫在門口，嘶啞著嗓子說，楊勇現在還是北京軍區司令員，這個職務是中央軍委任命的，我沒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職，我的任務是保衛首長安全。沒有上級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搶，我就開槍。你們誰不怕死，就來抓人吧！
　　鬧鬧嚷嚷的人群目瞪口呆，站住不敢動了。
　　他們知道警衛員是特別訓練出來的，說打眼睛不打鼻子。
　　有人馬上給北京軍區掛電話。
　　北京軍區一位負責人在電話里對小孫說，楊勇有問題，這是領導的指示，你交人吧。小孫眼淚湧出來，他不動窩，槍還在手裡舉著，但槍口開始朝下了。
　　楊勇輕輕推開小孫，從容走了出來。
　　小孫把買好的煙交給他，周圍的人嚇得一退老遠。
　　事後有人說小孫給了楊勇一支槍。
　　那群人馬上要把楊勇帶走，食堂炊事員端著一碗雞蛋面攔住了去路，說楊司令吃了早飯再走。楊勇點點頭，吃完飄著油花的那碗面，站起來平靜地和炊事員握手，什麼也沒說，跟那群人走了。
　　小孫看太陽老高了，怕家裡擔心，趕快跑回來報個信。他站起來，激動地對林彬說，我給首長當了四年警衛員了，我不信首長會反黨、反毛主席……林處長，你應該去找李先念。
　　林彬說，小孫，你了解我，也了解首長，我們不是「三反分子」。
　　小孫說，林處長，你們不要難過，我馬上回軍區打聽首長的情況，一有消息，我就來。
　　小孫整整衣服，給林彬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轉身走了。
　　林彬也忘記讓小孫吃了中飯再走。
　　那一頓飯，林彬和孩子們誰也沒吃。
　　小孫追到軍區大院時，高音喇叭狂叫，那群人正在游斗楊勇，給楊勇戴上紙簍做的高帽，伸出來的鐵絲尖把楊勇的頭劃破了。他們按下楊勇的頭，讓他認罪，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楊勇使勁把頭抬起來，大聲說，同志們，我楊勇一不反黨，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會主義。如果我有錯誤，歡迎同志們批評。
　　某人硬按下楊勇的頭，使他的下巴重重地磕在話筒上。
　　鮮血緩緩地流下來。
　　有一次三軍參加的在北京軍區露天舞台批鬥彭德懷，拉楊勇和羅瑞卿、肖華、李志民、蘇振華、劉震、吳克華等10位將軍陪斗，每個人都被兩個大漢扭成噴氣式，頭上戴著紙糊的高帽，胸前掛著打著紅叉的大牌子。被批鬥的人中有一個摔倒在地，又被強拉起來。一位當年大院的小孩回憶，那天，會場上坐得滿滿的，人很多，他們小孩就到處鑽，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大筐里的羅瑞卿。
　　另一位大院職工回憶，怎麼叫楊勇低頭，楊勇就是不低頭。
　　那時，三天兩頭挨斗。每次挨斗，楊勇都是這態度，讓他低頭，就是不低。造反派找了幾個大個的籃球運動員來按他的頭，也還是不低頭。以後，在北京的軍隊大院里轉著斗。每次斗，楊勇都是如此，不但不低頭，還用眼睛四處看。他堅決不承認什麼「三反」，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罪。在軍區小禮堂斗他，他大聲質問，誰說我是「三反分子」？誰說我是「三反分子」？有什麼證據？
　　給楊勇安的罪名很多，其中一條是廖漢生揪出來，軍區黨委為什麼行動遲緩？
　　楊勇說，我是書記，有什麼事我負責。上面有軍委，我要向軍委報告，不是一下解決的……
　　有人粗暴地打斷，不讓楊勇再說下去，又問某次會議怎麼怎麼……
　　楊勇說，某次會議誰誰誰在，我當時是怎麼說的。他當場問副司令員、副參謀長，是不是這樣？
　　有人說，你反對一、三軍團合併。
　　楊勇說，我不是反對一、三軍團合併，我是對合併后的人事安排有不同看法。
　　有人說，你搞兵變。
　　楊勇說，我一個人能搞兵變嗎？北京軍區哪個軍是我楊勇的？
　　確實，在首都動用部隊有嚴格的規定，正常情況下，動用一個營，可以由軍區批准。而在特殊情況下，不用多，一個班，也要經過軍委。有一次，政委廖漢生在軍區調一個班搞英模活動，還追查半天。
　　……
　　造反派啞口無言。
　　批鬥會常常是這樣，開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場。
　　1982年夏天，河北省軍區司令員張振川和愛人湯小薇聽說楊勇動了大手術，來看望他。那天，楊勇談鋒頗健，他站起來笑著說，我給你們看看我挨斗的照片。
　　相冊放在最高處，楊勇站在椅子上，還踮著腳，才從書架上拿下一本相冊。
　　他一張一張翻給他們看。
　　這是我掛「三反分子」牌子照的，看，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了大叉。
　　張振川看見，照片上還有些標語，彭德懷反黨集團漏網分子，為反革命分子彭真效勞……他心裡真不是滋味，怎麼能這樣對待一位身經百戰、出生入死、戰功卓著的名將呢？
　　楊勇卻談笑風生，毫不在意。
　　因為不管是當時還是後來，楊勇都堅信自己是無罪的。

老天有眼，首長他冤枉啊
　　楊勇被抓前，家裡已經很緊張了，老二冀平在學校不怎麼回家，他幾乎和父親楊勇同時被抓，家中的男子漢只有老三北北。藏書大都燒了，北北走前，挑出一些書扔到房頂上，這使他以後的日子有了書讀。事先已經來了幾個人，把家中的箱子柜子貼上了封條。林彬怕有人抄家，北北鬧起來，把老三北北放在她同事家中。所以，抄家那天，北北不在。
　　老大楊小平從哈爾濱回來了，一看家被抄得不成樣子，心裡真不是滋味。
　　林彬說，你趕快走吧，別再牽連你。
　　楊冀平被無故關了10多天，母親林彬坐公共汽車去接他，他馬上敏感到家裡出問題了。他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拐到街上的西安飯館，吃了一頓飯，林彬講了家裡的大致情況。
　　當天下午，家裡的工作人員除了小孫和老王全都被勒令走了。小孫是因為成了和楊勇一樣性質的問題被強留下來的，炊事員老王是他自己決定不走。
　　老王叫王文彬，是志願軍司令部的老炊事員，天津人，在朝鮮就給楊勇做飯，1958年隨楊勇回國后，就一直給楊勇當炊事員。他比楊勇大一歲，楊勇很尊重他，叫他大哥。閑時他常常找老王聊天，無拘無束，像是親兄弟。有一次，老王發高燒，楊勇親自打電話叫來醫生，自己在一邊守著，直到老王退燒后才去睡覺。
　　這麼多年，老王和楊勇的感情很深。
　　以後楊勇說，老王是我的鋼桿保皇派。
　　院子里很快貼出了勒令大廚師三天撤出的大字報，說如果不走，就不再開工資。老王說，我一個工人，我不管，不發工資就不發工資。
　　但是，不發工資怎麼辦？老王還要養一大家子人呢，只好走了。走之前，老王手把手地教孩子們做飯。臨走，老王說首長他冤枉啊！老天有眼，共產黨英明，像首長這樣的好人不會老受屈，等他出來，我還要來給他做飯。
　　這話真讓老王說著了，以後老王果然跟到新疆軍區繼續給楊勇做飯。
　　楊勇被抓后，小孫的槍被收掉了，每天小孫走到哪都有人跟著，他被扣了很多帽子，說每年都要換警衛員，為什麼你四五年不換？讓他講「二月兵變」。明明是無中生有，卻非要搞成真的。說1966年楊勇到天津讀書班讀四本哲學著作，實際是搞「二月兵變」，想推翻中央。李雪峰也在，還見到周揚，逼著小孫寫東西。
　　小孫說，楊勇絕對不反文化大革命，隔壁的民主建國會住著好多串連的紅衛兵，楊勇說一定要讓他們吃好喝好，不能鬧病。
　　造反派說，楊勇和羅瑞卿的關係不正常。
　　小孫說，不，正常，他們接觸我都知道。我到羅總長家裡去，都是傳遞文件，和賀龍也是正常工作來往。
　　楊勇生活腐化。
　　更沒有了，楊勇基本不去跳舞，偶爾去一次，都是點個卯就走……
　　可以說，專案組拿楊勇沒辦法，拿小孫也沒辦法，警衛員都是挑了又挑，查了三代，由組織上派的。審了好長時間，審不出小孫的問題。到了8月， 小孫被戴上「三反分子爪牙」的帽子勞動改造去了，到農場打稻子，又到黃寺化肥廠推化肥，一推兩三個月。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後，黃寺化肥廠變成了華戎招待所，小孫成了老孫，在那裡當主任。
　　就是在那種情況下，小孫仍和楊勇的孩子們有來往。楊勇的孩子和小孫特別好，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商量，不敢在家裡見面，就偷偷打電話，約在新街口街上，一直到小孫被處理回家。
　　楊勇調到總參，第一個給小孫打電話，說給你平反回北京，家屬也調來。還說不叫誰回來，也要叫小孫回來。小孫來到北京，楊勇請他一家吃飯，說小孫是個好同志，受我牽連，沾了我的「光」，現在好了。
　　小孫家屬第一次見楊勇，說沒想到你跟首長這麼熟。
　　現在每年小孫都要去看林彬，儼然成了她的一個兒子。
　　楊勇平時和大家的關係都很好，又很注意小事，平時孩子上學都是小孫騎車接送，楊勇從不讓家人動用小汽車。軍區供應的主副食品，楊勇都要問一聲給錢了沒有。他說，不能因為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讓人家給我提好多意見。有一次下部隊，部隊給了一麻袋花生。小孫說付錢了，楊勇非要看發票，還問吃飯給了錢嗎？
　　那麼罪名怎麼成立呢？從別的專案組轉來一些揭發材料，說楊勇和廖漢生搞陰謀。查來查去，都是大帽子，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有一天，專案組震驚了，查到楊勇是叛徒。以為抱了個大金娃娃。再一查，楊勇根本就沒離開過軍隊，更沒被捕過。搞了很長時間，才知道是同名同姓另外的人。
搞來搞去，老是立不起案來。
　　楊勇十三四歲就參加了農民運動，以後一直在軍隊中，出生入死打了大半輩子仗，直到1958年才從朝鮮回國。回國后，在北京軍區又一直忙著戰備和生產。
　　想在雞蛋裡挑骨頭，挑不出來嘛。

重磅炮彈沒炸出來
楊勇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勤勤懇懇為黨工作，卻成了「三反分子」。
　　最初關押時，他曾給毛澤東和葉劍英寫過信，說自己被關押起來了，意思是北京軍區他已經不能負責了。
　　他覺得黨中央毛主席是了解他的。
其實，抓楊勇，北京軍區黨委向中央軍委有個電報，說什麼什麼時候，群眾已經把楊勇同志抓起來了。因為有稱同志一說，批鬥會上還爭論起來，說黨委都稱同志，為什麼不讓我們稱同志？
　　最終，楊勇的問題沒有升級，沒有被關進監獄，主要是因為楊勇確實沒有任何問題，專案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搞不出什麼材料。別人的專案材料厚厚一本，而楊勇搞來搞去，才一張紙。當然也應該歸功於楊勇身邊的工作人員，楊勇身邊的工作人員幾乎沒有人揭發。警衛員孫啟增寧肯被關押，也不胡說一句。早已轉業到地方工作的司機李英華，也沒有被專案組忘掉。兩個軍代表找到他，問楊勇找過彭真沒有。李英華說找過。去過幾次？就一次。上他家去了？李英華說，胡說八道，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往左拐，一進門，就那兒。他跟彭真說話了？這不廢話嗎？李英華火了，我告訴你，我知道都不告訴你！說著就要走，軍代表忙說，李師傅，你別走，你給寫一下。李英華不寫，好，我告訴你，他去了彭真家，呆兩分鐘就出來了，彭真不在家！
　　秘書王韶華，攝影記者杜心，也是寧肯自己遭到迫害，也不作偽證。以後專案組講，杜心是一發重磅炮彈，幸虧杜心沒講什麼東西。否則，楊勇會罪加一等。
上海會議后的一天，《解放軍畫報》的攝影記者杜心來看楊勇，楊勇把他讓到院子最後面的作戰辦公室。這是楊勇在家辦公的地方，平時除了秘書從來不讓別人進。裡面掛滿了作戰地圖，還有一排電話。楊勇說，小杜，開始整羅大將了，我認為羅大將是一名優秀的指揮員。我正大光明，他們要我交代大比武，大比武是毛主席叫搞的，你在現場，你知道，軍隊不訓練那是土匪，嚴格訓練才是部隊。
　　杜心一貫在楊勇說話時不加以評論，只是靜靜地聽，但楊勇知道杜心是贊同他的話的。楊勇被抓不到一個月，北京軍區專案組來了三個人到《解放軍畫報》找杜心，帶來一張楊勇親筆寫的條子。
　　小杜，我的情況你已知道，你實事求是如實地向他們反映我的情況。下面是楊勇的簽名和日期。
　　「實事求是」，還加上「如實」？
　　以後楊勇對杜心說「如實」是他特意加上的。
　　杜心看完條子，問楊勇關在什麼地方？
　　專案組說，不能告訴你，你沒有權力知道。
　　杜心問，他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他搞大比武，他是得力幹將，讓部隊走歪路。
　　杜心說，我知道，大比武是毛主席批准的，你們不是也執行了嗎？
　　不要辯論，最凶的專案組成員粗暴地制止。
　　杜心說，這是事實。我當時在現場拍攝大比武，我親耳聽見毛主席對楊勇說，你的部隊很好，練了一手過硬的本領，我看了很滿意。毛主席還帶頭站起來鼓掌，叫楊勇把新式步槍拿來給他看。你也去調查調查，看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專案組問，我們不在現場，用你記者的眼光看，楊勇是不是把部隊帶上歪路，搞修正主義那一套？他不跟毛主席跟羅瑞卿，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杜心當過多年記者，知道筆錄的厲害，光有答話沒有問話，你不知道他會用在什麼地方。杜心說把你的問話先寫上，否則我不回答。這一著聰明，你想往筆錄里胡加，加不上。
　　專案組不寫，杜心說，你不寫我也不說。直到專案組把他們的問話寫上，杜心才說，以我多年觀察的眼光看，楊勇一貫對部隊訓練嚴格，過去有句話，叫嚴師出高徒，只有嚴格訓練，才能培養千百個將軍。
　　專案組大叫，你這人反動。
　　杜心說，你來吧，你貼大字報，不要這樣叫。
　　談不下去，專案組只好轉到第二個問題，拿出杜心在朝鮮拍的照片，讓杜心回答在什麼地方拍的，然後說楊勇出賣國家土地和機密給朝鮮，是朝鮮修正主義分子。
　　杜心等他把問話記上，回答說，完全是胡說八道，我在朝鮮，參加了志願軍總部的所有會議，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問李志民，可以到軍博查。如果我說的不對，我去坐牢。
　　你敢這樣保證，他在朝鮮沒有秘密活動？
　　杜心說，楊勇夫人有交代，他有肺氣腫，警衛員不懂，讓我跟著他。楊勇走到哪我跟到哪，寸步不離，我保證他沒有非法活動。
　　來人不信，杜心說，既然你們認為我沒資格回答，就不要找我談了。
　　好，這個問題過去。第三個問題，你跟楊勇多年，他有沒有反毛主席的語言和行動？
　　杜心想也沒想堅決地說，沒有。
　　怎麼沒有？
　　你們說有，你們自己寫上，我接觸就沒有。
　　杜心講了楊勇和崔庸健在毛岸英墓前祭酒的故事，其中兩個專案組的人都流下了眼淚。那個最凶的專案組沒哭，還鐵石心腸說杜心是保皇派。
　　杜心說，你的行動將來歷史會作結論。
　　專案組作好記錄，讓杜心看完了簽字。後來專案組對楊勇說，杜心厲害，他那個重磅炮彈沒炸出來。楊勇嘆口氣說，小杜要吃虧了。
　　楊勇從三０一醫院治好腿出來，住在白廣路，他讓兒子楊小平打電話叫杜心來。杜心從哈爾濱趕到北京，林彬見了他二話不說，抱頭大哭。好不容易止住哭，說楊司令去看病了，馬上回來。楊勇見到杜心，握著手不放，說小杜，我馬上要到京西賓館開會，咱們在車上談。杜心心裡一亮，你出來工作啦？楊勇說，我不是去看病，鄧小平找我談，讓我和羅瑞卿負責軍隊。現在來說說你，專案組把你的證詞給我看了。杜心把前因後果說了一遍，楊勇笑了，你真是如實反映，其實你應該保留一點。杜心說，你不是讓如實說嗎？楊勇說，這樣你吃苦頭了吧？還在畫報社嗎？杜心說，不，我調到瀋陽軍區某團去了。楊勇眼圈紅了，說張三吃了什麼苦，李四吃了什麼苦，跟我的人幾乎都吃了苦頭。
　　送專案組出門時，杜心悄悄問流淚最多的那個專案組成員，楊勇關在什麼地方？那人從牙縫裡擠出幾個字，八大處。
　　杜心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聽到的。
　　楊勇被抄家后，杜心曾去過他家，兩個大封條封在門上，門口還有兩個荷槍實彈的衛兵。杜心掏出記者證，說我能不能進去？衛兵說不行。杜心只好走了，這以後，他一直想找到楊勇被關的地方，看看他。有了准信，他借口到高等軍事學院採訪，要了個吉普車就上山找開了，杜心還特意帶上楊勇愛吃的蜜桔和中華牌香煙。山上的房子不多，很快就找到了一座兩層小樓，樓外有衛兵，讓他遠離，不要靠近。杜心掏出記者證。他有兩張記者證，一張中央級的，一張軍隊的。衛兵說，你找他幹什麼？杜心說有點小事。有介紹信沒有？沒有。他已經走了，到連隊當炊事員去了。衛兵說如果不走，你要看他，一定要軍委的介紹信才行。因為楊勇已經走了，衛兵讓杜心趴在窗戶上看了看。楊勇大概是才走不久，白床單，枕頭，一套薄薄的鋪蓋還在那，疊得整整齊齊，原封沒動。
　　杜心看著看著，眼淚流了下來。

患難之中見真情
　　1967年頭幾個月，楊勇還被關在北京軍區大院。領章帽徽被扒掉了，每天穿一身舊的綠軍裝，但他的身板依舊挺得筆直。軍裝穿在他身上，再合身不過，就像為他定做的一樣，他依然是軍人。
　　一天，楊勇到軍人服務社買牙膏，後面跟著看守的士兵。那時，戰友歌舞團團長晨耕也正好去軍人服務社，他看見楊勇買了一把鞋刷子。晨耕注意到楊勇沒穿皮鞋，他一定是買刷布鞋的刷子，卻買了一把刷皮鞋的刷子。售貨員什麼也不說，你要什麼我就拿什麼。
　　晨耕沒管那麼多，上去打招呼，司令員……
　楊勇馬上說，什麼司令員，我不是司令員……
　　楊勇同志……晨耕換了個叫法。
　　同志也不是了。楊勇望了一眼和自己一樣被扒掉領章帽徽的晨耕，儘管他們過去很熟，常常玩笑來玩笑去，但這種非常時候，他不想連累別人。
　　晨耕是文工團最先被打倒的頭號「走資派」，每天監督勞動，只不過沒那麼嚴，晚上還允許回家睡覺。他想，反正我已經是「死豬」了，再開水燙也是死豬。晨耕堅持說，楊勇同志，你買的刷子是刷皮鞋的，不能刷布鞋。
　　楊勇感激地點點頭。
一年四季，楊勇總愛穿布鞋，在外事場合，楊勇穿皮鞋。一次，西歐一位國家的三軍參謀長臨走前，看楊勇的皮鞋式樣真漂亮，問他是什麼地方生產的。
　　楊勇笑著，說是中國北京皮鞋廠。
　　其實，他的腳早被皮鞋擠得不舒服了，回到家，馬上換上布鞋。所以他的這雙三接頭的皮鞋，能穿35年，腳後跟釘了個掌，還在穿。布底布面的黑布鞋，更因年代太長破得不成樣了。楊勇準備去朝鮮訪問時，孫子南南曾問，爺爺，你就穿這雙鞋走，人家攔著不讓你走怎麼辦？
　　楊勇說，這雙鞋怎麼啦？不是挺好的嘛。
　　確實楊勇的鞋不錯，是盛錫福鞋店做的，名牌，手納的千層底，禮服呢的面。可穿的時間太長了，底破了，面也破了，白襯裡露了出來。楊勇讓夫人林彬補一補，林彬拿出一雙新鞋，讓他換上，說你那雙鞋，連打掌錢都不值。楊勇捨不得扔掉這雙鞋，找司機借了點錢，上街去打了掌。並用墨水把露出白布的地方抹了抹。仍然是上班不離腳。
有一段時間，楊勇被關在北京軍區大院72樓，只要他出來，總有很多幹部戰士、職工在向他行注目禮。有一天，燒鍋爐的王木匠看見楊勇，熱情地叫他首長。楊勇說別叫首長。
　　王木匠心想，我怕什麼，這麼好的首長，就是首長，執意要叫。
　　楊勇示意身後有人跟著。
王木匠心想，我一個木匠能打倒到哪裡去，連說沒關係。
那時，楊勇在政治部食堂吃飯，雖然有人監管，還是有好心的幹部悄悄給楊勇端來油條。
　　因為這樣的事情多了，又總不能不叫楊勇出來放風，專案組就把他轉到山上的小樓里關起來，不讓他和群眾接觸。後來轉移過好多個地方，遠在山裡的工程兵大院的后倉庫也曾關過。以後，楊冀平到工程兵部任副部長，還專門去看過那堵高牆。
　　但是，仍不能隔斷戰士和楊勇之間的同志之情。
看管楊勇的戰士為楊勇買來挂面雞蛋，說司令員，您要保重身體，國家、軍隊需要您。有的幹部說，司令員，您身體怎麼樣？您要珍重啊！
　　看管的官兵不得不換一批又換一批。
　　又頻頻轉移。
　　最後把楊勇轉到邯鄲裴堡農場。
　　楊勇在三０一治腿出院后，曾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住過一段。那時，不少還沒有解放的老同志都住在這裡，沒事大家就一起聊天。
　　楊勇很樂觀，話也比過去多了，他說過這樣一段過程。
　　那是說起文革中有些身邊工作人員揭發，大多是無中生有，議論靠住靠不住時，楊勇說，我當時換過好幾個名字，搬一個地方換一個名字，怕我和戰士熟了。其中叫過老楊，連名字也沒有，臨時住院時專案組給起了個名字王長樹。楊勇說，到連隊也沒別的事，部隊拉練去了，我們留守的人在一起打球，找個吹哨的，戰士說就叫老楊吹哨，我就當了裁判。為了躲球，被場邊上的槍絆倒了，股骨脛骨折。
　　當天晚上送到師醫院。醫護人員報告送來一個解放軍老同志，院長馬上來查房。
　　邯鄲地區是當年的冀魯豫戰場，楊勇在這一帶活動很多，幾乎家喻戶曉。師醫院的院長是抗戰時期的衛生員，一眼就認出了楊勇。半夜院長又來了，說首長，你有什麼要求，儘管跟我說。
　　楊勇馬上否認，我不是楊勇。
　　院長說，我是當年你手下的衛生員，給你護理過傷。
　　楊勇還是不承認。
　　在那種時候，不知院長是好人壞人。
　　院長說，首長，你右邊臉上這一個坑，是子彈打的。
　　臉上的傷疤誰都能看見，楊勇沒吭聲。
　　院長又說，你身上還有三塊傷疤，在山東交界的什麼什麼地方，是抗戰後期炮彈炸的。接著，院長講了楊勇負傷的地點，說他當時是衛生員，給楊勇包紮過傷口。院長說你有什麼事儘管交給我辦。
　　在文革那種時候，人際關係複雜，楊勇雖然相信了這位就是當年的衛生員，但還是不敢說更多的什麼，就說，你要想幫忙，就替我送一封信。我寫幾個字，你找我愛人林彬。這以後楊勇被轉到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被派來護理楊勇的戰士小姚又給林彬拍了電報，林彬很快帶著女兒京京從寧夏趕來。費盡周折，把請求讓楊勇到北京手術的信遞到了周總理手裡。在總理關心下，楊勇坐專機由石家莊轉到三０一醫院，成功地動了手術，保住了腿。
　　楊勇剛開始到農場的連隊時，被打入另冊。和戰士們一起下地勞動，種稻子挖水渠，都是很重的體力活。對於一個近60歲的老人來說，是相當吃力的，而專案組卻不讓他吃戰士伙食，只許他吃二等的犯人伙食。吃了幾天，連隊自作主張，讓楊勇和官兵們一起吃，並在儘可能的情況下照顧他，多給他打一點好菜。但楊勇很自覺，和戰士一樣排隊打飯。
　　大約是1970年4月，軍區保衛部來人宣布恢復楊勇的軍籍。 重新戴上領章帽徽的老楊「待遇」照舊，但他的心情總算有了一些晴朗。白天看不大出來，到了夜裡，隔壁的戰士常常聽見楊勇在夢中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戰士們說，不管老楊是白幫黑幫，反正他能打仗，咱們國家咱們軍隊肯定還會用他。大家商量著暗地保護老楊。
　　很多年以後，楊勇仍記得戰士幫他撈手錶的事情。
　　十八軍軍長張國華進軍西藏前，看見楊勇戴的表好，就要換。其實他的表也不錯，很老的勞力士，就是舊點。楊勇好說話，換就換了。以後楊勇一直戴著這塊表。在裴堡農場勞動時，有一天洗手，表不小心掉到水渠里去了。
他本來想就算了。
班長命令全班戰士下去撈。年輕人手腳麻利，很快撈上來。
　　於是，這塊表成了楊勇的寶貝。
　　忘年的友誼就這樣越來越深。
　　楊勇因大腿骨折住院后，就離開了連隊，戰士們都很想念他。
　　楊勇也很想念裴堡農場的純樸可愛的戰士們。
　　1973年2月， 時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的楊勇從瀋陽給裴堡農場的衛生員小吳來信說……別來已經兩年，我們在連隊相處雖只一年，但我永遠不會忘記。近60歲的老兵和年輕戰友在一起勞動，給我的教育很大。……你們很快就要複員回蘇州老家，也好，在軍隊鍛煉幾年，回到社會上去，一定能為社會主義建設做更多的事。我現在很好，瀋陽軍區有很多老戰友一起工作，形勢很好。連隊如何？老同志還多嗎？……請你代我向他們問好，如果我有機會進關到河北邯鄲地區一定到一連拜訪……
　　楊勇生前一直想再去一連看看。在他生命垂危時，他還在想念患難之中對他真誠相待的幹部戰士。

北京的楊勇怎麼回事
　　1967年秋，樹葉早早落了，林彬被強迫搬到另一條街的大雜院里，那是一個大四合院的最後一排平房，給他們一人配了一個單人床，加上家中的幾個破箱子，再沒有別的東西。
　　那天杜心從八大處下來，打聽楊勇家搬到什麼地方，一位管理局長咬著耳朵偷偷告訴他楊勇家的地址。杜心和愛人顧麗芳去了三四次都是鐵將軍把門。但他扒著門看見裡面有一台熟悉的蘇式黑白電視機，認定沒找錯。前院一位老人把杜心拉進屋裡，問他幹什麼。杜心說，家屬不應該有罪，聽說他孩子流落街頭，我想把楊勇的孩子接到家中，我養。老人好心地說，他們已經到寧夏幹校去了，你們再不要來了，這個院有人監視，會彙報上去的。
舊房子久沒人住，窗紙全破了。也沒有窗帘，侄女沙瑞平自報奮勇回去拿。原來的房子有一個老頭看著，老頭還善良，幫她摘下兩個窗帘。
就在這破舊的小屋裡，林彬和孩子們中了煤氣。那時快到冬天，生了蜂窩煤火，以前沒生過，不會用。孩子們睡了，林彬那時老寫上訴材料，睡得晚。所以林彬中的煤氣不是很嚴重，瑞平起來到前院上廁所，讓風一吹，昏倒了。京京也昏倒在家裡，林彬慌慌張張趕快開窗戶。
好在不算厲害。
　　到第二個冬天來臨時，機關通知林彬第一批去寧夏幹校，這時楊勇還是沒有消息。大兒子楊小平從東北趕回北京，林彬寫了一封信，讓楊小平去找楊勇過去的老部下，求他幫忙讓北北當個小兵。
　　那時，楊冀平自己跑到內蒙古錫林郭勒插隊，一腔熱血，到了那裡人家卻不收，說離邊境太近，成分不好，不符合條件，楊冀平只好扒火車返回北京。總不能呆在家裡，他又在學校報名去山西插隊。戶口都轉了，母親林彬問他願不願意跟她去寧夏。反正到哪都一樣，楊冀平決定就去寧夏。
這樣林彬主要擔心老三北北，如果把北北安排了，老二冀平和女兒京京她可以帶到寧夏。北北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讓他去寧夏農場幹活，他還干不動。半大孩子留在亂糟糟的京城，更不放心。
　　楊小平和父親楊勇一樣，從不願意低三下四求人。可是看到母親那麼為難，他不得不硬著頭皮去一趟。果然人家不見，家屬冷冰冰地出來，問有什麼事。楊小平遞上信，就走了。其實那位老部下大權在握，辦個小兵入伍輕而易舉，連抬手之勞都算不上。可是在那種時候，躲還躲不及呢。
　　林彬沒辦法，她不可能把三個孩子都帶到寧夏。只好狠心把京京也留在北京，給北北做個伴，只帶冀平一個人走。
　　以後，楊小平到石家莊時把這些都告訴了還在被關押的楊勇。
　　楊勇難過地說，我連累了你們，也連累了林彬。之後，轉過身去，仰望著窗外，久久不語。楊小平知道，父親在盡量抑制自己，怕在孩子們面前掉下眼淚，引起更多的傷心。
　　林彬臨走前一天，專案組來了兩個人。
　　林彬希望楊勇的問題如果有結論，請組織上通知她單位。
　　專案組的人說，楊勇的結論就是「三反分子」，還指望什麼結論，你要繼續揭發楊勇的問題。這時，他們發現一把生鏽的半截刺刀，追問是從哪裡搞來的兇器，並報告警察抓走了楊冀平。
　　凌晨4點多了，眼看要誤車，林彬才從派出所帶回冀平，一起上了火車。
　　家裡留下三個小孩子，瑞平、北北和京京。三個孩子中，瑞平最大，那年也才十四五歲。他們自己起火做飯，飽嘗了生活的艱辛。
　　北北是「賬房先生」，管全家的賬。每個月的生活費不多，必須精打細算，不能多花一分錢。瑞平的爸爸有時過來看看，給他們帶一點醬好的肉，孩子們三兩下就吃進肚子里去了。有一次北北咬咬牙，拿出一筆錢，買了一隻活雞。活雞買回來傻眼了，誰也不會殺。三個孩子中的男子漢北北自告奮勇，當屠宰師。他躡手躡腳上前抓住雞頭，順脖子抹了一刀。雞血流出來，雞躺地上不動了。
　　下一步該怎麼辦？誰也不知道。幾個孩子大眼瞪小眼了半天，北北說，好像應該澆開水。因為沒有更好的辦法，那就澆開水吧。北北把開水往死雞身上一澆，好，死雞活了，猛地往起一躥，歪著掉了半拉的雞頭，滿院子瘋跑開了。
　　幾個孩子滿院子「圍追堵截」。
　　冬天，院子里的水龍頭凍住了，別人家都有長鉤子，可以把水井裡的閘門鉤開，他們沒有，只有跳到井裡才能擰開水閘。
　　這一段，三個孩子讀了不少書。二哥冀平從圖書館弄回好多世界名著，北北給藏到頂棚上，孩子們坐在屋頂上，一讀就是一天。
　　孩子畢竟是孩子，遭了那麼大難，但玩心仍不退。正熬著一大鍋白菜，北北在房上喊，後街武鬥嘍。京京和瑞平爭先恐後往牆頭上爬。等回來一看，一鍋白菜全糊成鍋巴了。
　　到年底，林彬回來了，又黑又瘦，頭髮全白了，那一年她才48歲。她一進門，看見瑞平歪歪斜斜拎著一大桶水走過來，當時就哭了。
過去她在商業部的同事小周出差時特意繞路告訴她，毛主席在「九大」講了話，……有些地方對幹部就是死揪著不放，有些人將來還是要工作的，群眾諒解了，就解放他們，北京的楊勇怎麼回事？……這些人總還是有功勞的……
　　可「九大」過去半年多了，怎麼還沒有動靜呢？
　　這時，楊小平從東北回來結婚。林彬和他商量，決定由他出面，提出要求看望爸爸。
　　專案組的人說無權答覆。
　　林彬一夜沒睡，想了很久，只有求周總理這最後一條路了。第二天一早，她趕寫了一封信，請李先念轉給周總理。過了一天，李先念的秘書來告訴林彬，信已轉給總理，總理一直很關心楊勇，估計很快會讓你們見面。
　　林彬在焦急中盼了四天四夜，院子有點動靜，她就跑出去看。正是數九寒天，林彬病倒了，燒得嗓子講不出話來。第四天下午，專案組終於來人，說你們去吧，楊勇在石家莊。
　　為什麼在石家莊？
　　專案組不說。
　　楊小平追問是不是總理有批示，專案組避而不答，只是讓林彬快去看楊勇，說你要不去，我們沒法交代。
　　林彬明白了，是總理過問了此事。
　　因為要去石家莊，林彬沒堅持要去，孩子們勸她，她也想自己病得這個樣子，可能會給楊勇增加精神負擔，商量結果由楊小平帶北北去，京京陪媽媽在家。
　　楊勇愛吃鳳尾魚罐頭，買不到，後來林彬的同事從遠郊買到了，但卻不許給楊勇送東西了，只好把幾盒罐頭放進箱子里。
　　這次，林彬想起這幾盒罐頭，讓楊小平帶給爸爸。

我相信遲早會搞清楚的
　　到了石家莊，楊小平和北北被專案組領到一個招待所里。到現在，北北也不知道是在石家莊的什麼地方，只記得是個好大的院子，裡面有幾座樓。奇怪的是院子里沒有一個人，更顯得院子大得不得了。
　　這時楊勇還沒到。等了兩個多小時，天都黑了，楊勇來了，後面跟著專案組的人。楊小平第一個印象，是父親很瘦，瘦得簡直認不出來了。此時的楊勇，體重已經從文革前的80多公斤下降到僅50公斤。他穿著一身破舊的但洗得乾乾淨淨的軍棉襖，扣緊風紀扣，整整齊齊。但能看出是他自己縫的針線，那麼大的針腳。
　　楊勇神態自若，步履堅定，一邊上樓一邊用眼睛四處搜尋，像戰爭年代察看地形一樣，成了職業習慣。
　　他見兩個兒子，猛一愣，說明他事先並不知道。
　　可以看出他極力剋制著激動，眉峰抖顫不止。
　　楊勇問，你們怎麼來了？
　　兩個兒子也同樣激動，跑上去一人一隻握住爸爸那雙瘦而布滿老繭的手，哽咽著說不出話來。
　　專案組的人也跟了進來，楊勇說，這是我們家裡人說話，你們離遠點。
　　專案組的人無奈，只好打開了房門，坐在門口。
　　兩個兒子和爸爸含著淚相視笑了。
　　當楊小平說到這次見面是在總理和先念同志的幫助和親自過問下才爭取到的，楊勇眼角潮濕了，難過地說，我連累了你們。
　　楊小平開始講這三年以來的種種情況，從二月逆流、王關戚、楊余傅一直講到「九大」毛主席的話。楊勇用手勢示意他隔牆有耳，讓北北在門口聽動靜。
　　楊小平告訴父親，中央開了華北會議，整你的人都下台了，你還不把他們的罪行整理幾條報告中央。
　　楊勇說，那種投機的事決不能幹！這幾年我被關起來，對他們的事一無所知，我不能憑空捏造，他們的問題由中央處理去。
　　楊小平說，5月14日，總理向黨政口傳達了毛主席在會上的幾次重要講話， 其中就有關於您的內容。
　　楊勇氣憤地說，他們什麼也沒告訴我。
楊勇細問了「九大」召開的時間和有關會議的情況，久久沒有說話。
　　他臉上的表情極複雜。
　　此時他才明白為什麼專案組從4月開始，白天讓他去田裡勞動， 晚上整夜搞疲勞轟炸，似乎一定要搞出點什麼材料來。有一次，連著幾天不讓睡覺，楊勇說，好，我按你們說的交代，拿筆來。
　　話剛說完，他就倒在椅子上睡著了。
　　睡了整整一天。
那時楊勇被關在西山一座小樓里，夏天山裡蚊蟲多，還要按上邊的意思點亮一個200瓦的大燈泡，引得蚊蟲亂舞，卻不許掛蚊帳。 楊勇寫條子從家裡要了一個大布單。家裡還奇怪他要這個幹什麼。後來才知道，他用大布單蒙住頭睡覺。
　　楊勇被關到樓上，窗戶大開著。不知什麼意思，桌上放著一瓶安眠藥。以後，又有意無意在床頭放過一根背包帶。剛開始楊勇沒理解，放了好幾次，楊勇對專案組表示，我不會死，我相信總有一天我的問題會搞清楚。他揮筆在紙上寫了曹植的一首五言詩：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專案組來催材料，楊勇說，有些問題很複雜，關係到黨內重大機密，我不能告訴你們。你們年輕，對有些問題的複雜性不了解，不要跟著人云亦云。我的問題，黨中央清楚，毛主席清楚，沒有什麼可交代的……
　　這樣的態度當然得罪了專案組，有一次罰楊勇站了16個小時，腳腫得連鞋也穿不上。半夜他們吃夜餐去了，楊勇說，你們能吃，我為什麼不能？也跟著去吃。
　　楊勇沒有對孩子們說這些，他堅定地說，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相信黨，相信人民，相信真理，相信正義！
　　楊小平說到母親準備帶北北和京京去寧夏幹校。
　　楊勇對北北說，幾年不見，你還是本本主義，運動一來，娘老子都靠不住了，只好自己動手，這樣摔打摔打，你們就知道日子的艱難。過去我最擔心你們養尊處優，現在我倒放心了。幹部子女，從小順順噹噹，受點挫折，吃點苦，多接觸接觸群眾好。冀平跟媽媽去寧夏我贊成，你和京京去我也不反對。走留由你們自己拿主意。總之，無論在哪兒都要踏踏實實地干，使自己生活得有意義。
　　楊小平是哈軍工的高材生，楊勇勸他，你學的是導彈專業，現在讓你去當鍛工，這是很不合理，可話又說回來，這對你個人也不是沒有好處。過去，我就有個想法，讓你大學畢業後到工農中去鍛煉幾年，不懂得工農，怎麼為工農服務？莫得牢騷，這種狀況長不了，我相信國家遲早會考慮如何發揮你們這些大學生的專長。你要打起精神來，現在最難過的是沒有工作做啊……
　　父子相對無言。
　　楊勇忽然翻開棉衣，從裡面小心地取出一疊錢交給楊小平，說這是我三年來攢下的100元錢，就算祝賀你們的結婚禮物吧。
　　楊勇每月25元的生活費，除去吃飯，還要抽煙。為了省下這點錢，楊勇常常撿樹葉子當煙抽。楊小平說，錢爸爸留著用吧，知道爸爸身體好，我們就放心了。
　　談話頂多進行了半小時，楊勇站起來，想了想，說回去告訴林彬，我相信我的問題遲早會搞清楚的。停一下，又說，我不會死，除非……
　　說完，頭也不回，大步走了。

周總理決定立即派專機
　　寧夏的日子在沉重的勞動中一天一天過去。
　　這中間，楊勇來過一封信，六七頁的信紙已經被墨線分割，好在還有斷字殘句。
　　林彬和孩子們商量給爸爸寫回信，大家一致認為要撿高興的話說。青海騎兵看上了身材高大的楊冀平，不管爸爸怎麼樣，都要把他接走。在幾個兒子中，楊冀平長得最像楊勇，性格也像。他很小就想當兵，楊勇也很希望他能當兵。冀平上了初中，每個寒暑假楊勇都要把他送到部隊與戰士一起吃住，一起訓練。
　　再寫上孩子們的體重、身高，就連最小的京京，也躥到一米六了。
　　一封信幾乎寫了一夜。
　　之後，又沒了消息。
　　1971年春節后，林彬接到署名「王長樹（老楊）」的電報：我不慎在1月31 日將右腿骨摔斷，已送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外科，戰士小姚同志照顧我。傷處發炎，持續高燒，醫院已經決定給我開刀……你可否儘快向組織請假來醫院……你若能來，照這個名字可以找到我。若你處組織不能給你假，也打一個電報給我……
　　林彬慌慌忙忙找了幹校的軍代表，總算請准了假，但無論如何不放北北走，林彬只好帶著女兒上了路。在北京中轉換車耽誤了一夜，路上兩天兩夜，林彬沒有合眼。到了石家莊和平醫院，林彬才知道，楊勇不同意就地手術，讓他們立即向中央報告，請求回北京治療。但醫院堅持馬上手術。
　　事情緊急，林彬連夜到北京，想方設法把信送到了周總理手裡。周總理馬上打電話給總參，立即派專機把高燒不止的楊勇接到北京治療。
　　半夜，西郊機場起飛了一架專機。
　　機長是女飛行員汪雲，她只知道執行緊急任務，連塊擦臉的毛巾也來不及帶，就上了飛機。起飛后告訴她到石家莊落地，她在想，接誰呢？偷偷往後艙一看，笑了，原來是很久沒有消息的楊勇將軍，老熟人了。
　　楊勇住進三０一醫院，醫院決定第二天就手術，醫護人員忙著做完了術前檢查。進手術室時，楊勇安慰林彬說，一會兒就完了，不會出什麼事……
　　手術很順利。
　　術后第二天，楊勇就要來一副木拐，纏上繃帶，說醫生講拆了線才好練習走路，我可不能等那麼久，這東西我會用。

楊得志說，到我這裡來吧
　　王猛從三十八軍調到北京軍區擔任副政委，剛到北京，聽說楊勇在三０一醫院，就趕來看他。在王猛印象中，楊勇的體質明顯不行了，面色憔悴，只有眼睛還是瞪得大大的，聲音也依然宏亮。
　　王猛看他拄著拐，傷腿不敢用勁，行動很不方便，就說，這樣好不好，我給你調個公務人員來照顧你。
　　楊勇不要，說我放出來養傷，並沒解放。
　　王猛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想連累別人。
　　以後，王猛又去三０一醫院看了楊勇幾次。偷偷塞在衣袋裡幾份中央文件帶給他。如果讓人發現了，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楊勇會意，趕快放進抽屜里。神不知鬼不曉，隔兩天，王猛再取回來。
　　王猛詳細給他講了陳伯達犯的錯誤，批林整風中揭出了哪些問題。
　　楊勇聽完，說問題遠沒有解決。
　　王猛當時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也不好問。但看來楊勇想得很遠很多，他知道抓他遠不是北京軍區所決定的，也不是陳伯達所能決定的。
到了4月底，楊勇的腿在三０一醫院基本痊癒。他不想再住院了， 不少人也勸他早一點離開北京到外地去。
　　可在那種特殊的時候，他到哪裡去呢？
應該說，楊勇摔斷腿是壞事，也是好事。如果不摔腿，還只能在裴堡農場繼續關押。因為治腿，在夫人林彬的努力下，事情發生了轉機，周總理批准回北京治療，並且與北京軍區脫離關係，由總政直接管理。
　　但是，還沒有人表態你沒有問題。
　　在那種情況下，誰也不敢表態你沒有問題。
　　所以，楊勇的問題還沒有結論，也就是說還沒有完全自由。
　　楊勇辦了出院手續，暫時住在西直門171號總政招待所。
　　楊勇用毛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還給中央寫了幾封信要求工作。
　　林彬在一邊一個字一個字幫他琢磨，每一封信都要寫很長時間。
　　楊勇的字很大，他知道毛澤東眼睛不好，看不了小字。
出院的前三天，警衛員孫啟增請假從邯鄲趕來看他。這是他在楊勇京西賓館被抓后第一次見面。
　　很少能見到楊勇如此激動，他流著淚說，小孫，你受苦了。
　　小孫也流著淚，首長你，你也老了，瘦了。
　　孫啟增問，出院以後準備去哪？
　　林彬說，還沒有地方。
　　「九一三」之前，曾思玉就曾邀請楊勇去武漢。
　　孫啟增說，一是到瀋陽，瀋陽陳錫聯在那兒；二是到濟南，楊得志在那兒。反正別在北京休息。
　　楊勇連連點頭。
　　到底去哪裡好呢？
　　正在濟南軍區任司令員的楊得志來看望楊勇。
　　老楊哥乾脆地說，我現在還有一席之地，請你們來我這兒吧。
　　於是，5月中旬，在楊得志這位老楊哥的盛情邀請下，楊勇架著雙拐， 由夫人林彬和女兒京京陪同，來到青島海邊。
　　小孫表示要跟著去，楊勇說，你也成了家，現在是非常時期，不要去了。我再弄起來，你還要吃苦頭。
　　小孫在京西賓館沒救下楊勇，反而被弄成「三反分子」的爪牙，幾經迫害，連新婚的妻子也不能逃脫，這使小孫一度精神受了刺激。
　　楊勇不願意再牽連小孫了。
　　可以說，青島是楊勇一生中最悠閑的一年。
　　楊勇在北京軍區任職的八九年間，僅去過有數的幾次北戴河，他不願意去，越忙越累他越是心滿意足。他不願意閑著，每天無所事事，對他來說是一種痛苦，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雖然在北戴河電報電話老追著，他還是不習慣，匆匆住幾天就走。
　　可是，現在，自由相對來說有了，卻沒有職務，沒有工作，只能閑著。
　　楊勇把孫毅寄贈他的曹操的詩《龜雖壽》壓在玻璃板下：「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他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卻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苦苦思索。
　　在準備出來工作的這段時間裡，楊勇的思索越來越深，這使他在以後對江青一夥的直接鬥爭中表現出了革命的堅定性和大無畏的精神。
　　中央在北京開會，在周總理的建議下， 毛主席提名增補楊勇等三位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
　　1972年7月中旬，楊勇接到任命，去瀋陽軍區任副司令員。

以前總說國民黨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到了共產黨這裡，是「內戰外戰都內行」！

把黨中央第一代領導人中稍有名望的人排一排隊，你簡直找不出一個從沒整過人的！等到四人幫倒台後搞大規模平反昭雪，清一色，全是受害者，個個冤比海深！真不知道那會兒整人的人都去哪兒了！

以鄧小平為例，一輩子三起三落，文革時吃了不少苦頭。可反右的急先鋒不是鄧某人又是誰？？？

到了，是「杏熬北瓜 ------ 一色貨！」

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