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主義者早期對西藏的滲透及其侵略活動

一、外國傳教士早期對西藏的滲透及其失敗

　　(一)世界資本主義對外擴張都是以傳教士為其先導的

　　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十七世紀的荷蘭和後來居上的英國侵略者在亞洲、遠東的侵略都是以傳教士為先導的。人數眾多的基督教以及別的宗教傳教士，有許多人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間諜機構所收買和利用，對落後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已確定準備侵略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滲透和侵略活動。我國西藏雖因高山崇嶺與外界隔絕，但在十六世紀初也有葡萄牙、義大利等國的宗教團體傳教士冒險潛入西藏各地活動，其中以葡萄牙的耶穌會為最早。另外，在海外殖民擴張的活動中，羅馬教會從一開始就與西歐一些國家緊密配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羅馬教會不僅充當了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主義者不斷對外擴張的先鋒，而且將其所發現的土地當作自己的東西賞賜給殖民者。同時當葡萄牙與西班牙因爭奪殖民地發生糾紛時，又以教皇的權威出面調停，協調各國之間的關係，共同對外侵略。因此教皇在資本主義對外侵略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早期殖民主義國家萄葡牙和西班牙都是教會與國家合為一體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他們的君主穿上基督教的外衣，打著傳播基督教教義的旗號進行著海外殖民擴張。這種擴張不僅得到了羅馬教庭的支持，同時，還利用基督教這一特殊工具，鼓勵廣大教徒支持其尋找殖民地，以達到其用武力所不能達到的目的，並掩飾他們野蠻的海外殖民掠奪的罪惡嘴臉。托斯卡諾神父曾寫道:「國王和探險家們把十字架懸挂在船上，作為義務和權利的標誌，象徵著傳教思想必勝，義務即為傳播福音，權利就是佔領」。也就是說傳播福音是國王和探險家們對教會應履行的義務，而佔領海外殖民地則是教會授予國王和探險家們的權利。正因為如此，當葡萄牙駐印度第二任總督阿爾豐索·阿爾布奎克於1511年佔領馬六甲時，羅馬教會為此組織了感謝上帝的盛大慶典，當基督教傳教士應邀陸續到達果阿進行傳教活動時，其活動經費全部由葡萄牙政府提供贊助。

　　十六世紀上半葉，當葡葡牙在中國東南沿海，不能大規模的自由傳教的時候，便另尋新路，通過耶穌會在果阿的基地向東發展，向中國西南門戶一—西藏地區傳教，開闢新教區，企圖從西藏打通到達中國內地的通道。

　　印度和西藏中間隔著喜瑪拉雅山區，從印度穿過喜瑪拉雅山區就是中國的西藏。喜瑪拉雅山區及西部的拉達克，自古以來就是藏族分佈的邊緣地區，這裡的人民無論從宗教、血緣、習俗上都同阿里、衛藏有著極其廣泛深厚的關係。根據記載，從西到東，拉達克、錫金(哲孟雄)和不丹(布嚕克巴)的主要居民，都是從我國青藏高原遷去的。他們的語言文字也與我國藏族相同。公元九世紀吐蕃王朝崩潰時期，吐蕃王室的後裔與當地居民組成的政治和宗教組織，都同我國西藏有著極其深厚的淵源，並保持不同程度的隸屬關係。而地處喜瑪拉雅山中段的尼泊爾(巴勒布)，早在吐蕃時期，就同我國西藏建立了極其親密的關係。

　　在經濟上，我國西藏人民自古以來同喜瑪拉雅山外的地區往來密切。十七世紀時，阿里地區的牧民經常以當地盛產的硼砂、湖鹽、羊毛等土產品與拉達克、庫馬翁等地的人民換取布匹、乾果與日用品。在後藏，聶拉木和吉隆兩地與尼泊爾接壤，是唐蕃古道最西邊的兩處交通要地，自古以來西藏的藏族人民通過這一要道以羊毛、湖鹽、牲畜換取糧食、鐵器、布匹等物品。許多尼泊爾人也通過這裡深入拉薩、日喀則、江孜等地經商，充當著西藏與喜瑪拉雅山外進行貿易的中介人，成為居留在西藏的主要外僑。在西藏東南部，錫金、不丹的民眾，自古保持著以米、谷、土產品換取藏族的鹽、茶的傳統貿易。由於這種傳統的密切的交往關係，喜瑪拉雅山南北的商旅往來，從未受到我國政府的限制，而且雙方牧民選擇冬夏牧場的草地，可以任意遷徙，宗教徒朝聖拜山暢通無阻，這就為以印度為根據地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提供了私越國境的有利條件。

　　明末，受到明朝中央政府重視並統治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帕竹噶舉派勢力出現內江，帕竹所封各宗宗本逐漸割據稱王，各霸一方。十五世紀中葉，帕竹的屬下仁蚌巴與噶瑪噶舉紅帽系聯合，控制衛藏大部分地區。十六世紀中葉，辛廈巴推翻仁蚌巴，並最終取代帕竹政權，在日喀則建立了第司藏巴政權，亦稱藏巴汗地方政權，噶舉派勢力日益衰微。十五世紀初，藏族僧人宗喀巴創立了俗稱為黃教的格魯派，他和弟子們陸續建立了拉薩三大寺(即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及日喀則札什倫布寺等規模宏大的寺廟，許多原屬噶舉派的寺廟也先後歸併于格魯派。在較短的時間內，勢力急劇增長，尤其在滿清政府的支持下，逐步取代了噶舉派的優勢。明末清初，已值西藏權力更迭之際，從衛藏到阿里都處於分散與不穩定的局勢，這一切也為歐洲傳教士提供了可乘之機。

　　(二)早期進入西藏的外國傳教士及其活動

　　基督教傳入西藏的第一站是阿里地區，最早到達西藏西部的近代西方傳教士是以安東尼奧·德·安奪德神父為首的耶穌會士。位於印度河支流象泉河右岸的阿里噶大克城，道路四通八達，每年定期開市，商旅雲集，許多關於西藏的信息是由此通過商人帶到印度。在印度的耶穌會士們一方面搜集著有關西藏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向羅馬教皇彙報，並請示批准從印度出發探測西藏的計劃。1624年3月20日，果阿主教神父德·安奪德和馬努埃爾·馬科斯修士化裝成印度教徒，混入去巴德里納斯朝聖的印度教徒中。巴德里納斯位於距離阿里山區南邊的瑪納山口不遠處，他們途經恆河河畔的哈得瓦、喜瑪拉雅山西段的庫馬翁、加瓦爾王國的首都斯里迦納，於同年8月初抵達位於西藏阿里南境象泉河谷的古格王朝的首都扎布讓(今屬扎達縣)。安奪德抵達扎布讓時，正值古格地方政權衰落之際。古格王國對外與加瓦爾及一些小邦戰事時起，生產力和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內部與其弟、叔父及叔祖為首的黃教寺院集團矛盾尖銳。古格王揮扎西查巴德企圖利用安奪德等宣傳基督教，削弱和取代藏傳佛教寺院集團的力量，於是對安奪德等耶穌會傳教士優禮有加，並採取一系列措施支持傳播基督教。其主要有:

1、准許安奪德在古格地區自由傳播基督教，他頒布文件說:「非常愉快的接待弗朗吉姆(意葡萄牙人)神父安東尼奧(即安奪德)在臨我們地方，向我們講經傳道。我們視他為大喇嘛，並給予他向我們傳布和教導教義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對他干擾和搗亂」。

　　2、古格王應允在扎布讓向神父「提供住所和必要幫助，修建祈禱教堂」。古格王隨後親自選擇靠近王宮的向陽之地，遷移居民，修建教堂和教士住宅。1626年4月12日復活節，國王親自參加奠基禮，教堂於1626年8月竣工使用。

　　3、古格王夫婦和王室的許多成員紛紛佩帶十字架和天主教的「聖物」，以示尊崇。古格王夫婦常請安奪德講解基督教教理。

　　4、過去古格王出征前由喇嘛為他祈福，後來改請傳教士前來祈福。

　　安奪德對古格王的支持甚感滿意，在扎布讓建立佈道會，並以他為中心向四面擴展。他先後邀請大批傳教士進入阿里各地傳教，先後在列城、日土等地建立傳教站。他們在傳教的過程中，主要採用兩種方式:一是集中力量向古格王夫婦和王室人員傳教，常對他們進行厚禮賄賂和拉攏，以便取得他們信任和支持，并力圖使他們入教，然後以政權的力量向下推廣；二是一方面宣傳基督教，一方面利用各種機會抨擊藏傳佛教，想以此淡化佛教在人們心目中的影響，以便最後達到取而代之的目的。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包括黃教寺院集團的抵制和具有藏傳佛教文化傳統的藏族人民不容易接受反映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思想，因而安奪德的傳教工作還是收穫甚微，開始只有極少數王室成員受洗禮，很少有普通百姓。直到1630年，扎布讓暴動前夕，整個古格王朝地區入教的教徒也不足四百人。

　　德·安奪德等人之所以能在較短的時間裡，在西藏西部的古格王朝地區能夠建立教堂，從事傳教活動。那是因為他們來到古格王朝的時候，正值古格政權內外交困、矛盾重重、日漸衰落之時。在外部，位於古格西部的拉達克王國以及古格周圍的部分小王國經常發動對古格王朝的戰爭，戰事頻繁，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而內部，古格地區格魯派寺院力量逐漸強大，廣收俗人為僧，影響人少地貧的古格地區農牧業生產的發展和由於連年戰爭而不斷需要補充的兵員數量，這使古格土王與代表寺院集團的古格土王的弟弟、叔父等人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同時長期以來，古格土王對外界並不太了解，也未能意識到天主教宗教擴張的能力與實質。只想利用安奪德所宣揚的天主教吸引民眾，以便壓制格魯派寺院集團的勢力，這給了安奪德等西方傳教士以可乘之機。古格土王和傳教士的行為引起寺院上層的嚴重不滿，形成了以寺院為首的僧俗一體的強大的反對力量。而傳教士進一步蠱惑土王夫婦，極力誘使他們改信天主教，甚至秘密策劃由土王強迫喇嘛還俗，以消滅寺院力量，進一步激化了寺院集團和傳教士、古格土王之間的矛盾。1630年以寺院為首的僧俗大眾發動暴動，並與拉達克王裡應外合，推翻了古格王朝，摧毀了天主教堂，關押了傳教士，沉重地打擊了西方傳教士在阿里地區的傳教活動。儘管此後印度耶穌會傳教士們曾多次進藏，企圖恢復在阿里的傳教地位，但到1635年被全部驅逐出阿里后，使這次傳教徹底失敗。

　　西藏阿里古格地區僧人領導的群眾暴動，給予想要開拓西藏新教區並進一步向遠東發展的羅馬教皇和耶穌會總部一次沉重的打擊，同時也挫敗了在傳教士後面妄想染指我國西藏的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圖謀。但安奪德等傳教士到西藏活動的另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收集沿途及西藏各方面的情況，為教會開闢和發展新教區提供依據。他們使用隨身攜帶的測量儀器到處測量，還對沿途和扎布讓等地山川、氣候、村鎮、物產、交通、社會習俗、宗教等情況作記錄，並寫成信向阿格拉傳教會的神父和果阿省會長或羅馬耶穌總會長彙報，許多有關信件被刊用發表公諸大眾，這些情況客觀上也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更多地讓西方了解了西藏。安奪德在阿里傳教時，了解到距離扎布讓以東約一個半月路程的衛藏地區不僅氣候比阿里好，而且物產與人口也比阿里多，是整個西藏的中心，所以他便致函果阿耶穌會會長，要求派人從孟加拉出發到西藏東部傳教。為了在衛藏地區開闢新教區，進一步擴大傳教範圍，柯欽的耶穌會於1626年至1628年派遣葡萄牙籍埃斯特力·卡塞拉神父、約翰·卡布拉爾神父和助手巴爾托洛梅奧·豐泰伯納修士經不丹向西藏進發，後者病死於途中，卡塞拉與卡布拉爾兩人先後於1628年抵達西藏的日喀則地區。當時正值噶舉派首領藏巴汗統轄此地，卡塞拉等人照例以厚禮得到藏巴汗的許可在日喀則進行傳教活動。卡布拉爾將日喀則看作向整個蒙古、中國及其他非天主教地區滲透的跳板。為開闢日喀則——尼泊爾——印度科欽的新路線，拿著藏巴汗寫給各關卡和各地大小頭目的介紹信，經尼泊爾回到印度。1631年他再次抵達日喀則時，卡塞拉早已病死，而且他們的舉動也引起當地僧俗群眾的警惕與反對，使傳教活動無法開展。一年後，卡布拉爾也被迫離開日喀則。

　　儘管十七世紀初從印度進入我國西藏阿里地區和日喀則地區的耶穌會傳教士遭到了徹底的失敗。而耶穌會傳教士企圖探索一條從歐洲到達我國內地路線的野心卻迄未終止。1664年4月13日在北京天文台工作的耶穌會士約翰·格魯貝(取漢名白乃心)和阿爾伯特·道維爾(改名為吳爾鐸)兩人奉耶穌會之命，從北京出發，經過西安、西寧，於10月8日抵達拉薩，而後從后藏的聶拉木出境，經尼泊爾、印度回到歐洲。他們此次旅行雖然沒有得到傳教的結果，但沿途收集了大量的各方面的情況，曾在歐洲轟動一時，被稱為橫越我國內陸經尼泊爾、印度返回歐洲的第一批歐洲人。奧地利為了從大陸上打擊荷蘭的「海上霸主」地位，國王利奧彼德一世親自寫信給羅馬耶穌總會，表示願意每年撥專款作為探索這條陸路的費用，由此可見傳教士與殖民侵略的聯繫，此次旅行也再一次激起耶穌會重建西藏傳教會的野心。1714年羅馬耶穌總會派義大利人波利托·德西德里和葡萄牙籍埃馬努埃爾·弗雷利神父兩人到西藏恢復傳教活動。1714年9月他們從印度動身，經克什米爾、拉達克、噶大克，於1716年3月18日抵達拉薩。弗雷利因不堪忍受艱苦的工作環境，經尼泊爾回到印度，德西德里則堅持留在拉薩、山南等地傳教達五年之久。由於他醫好了當時統治西藏的蒙古汗王拉藏汗的中毒症，而得到拉藏汗的青睞，並打算依靠拉藏汗的勢力振興耶穌會在西藏的傳教事業。他先後進入小昭寺、色拉寺、桑耶寺學習藏文和佛經，撰寫了不少宣傳基督教和批駁藏傳佛教的書籍。1717年準噶爾入侵西藏，拉藏汗被殺。1718年羅馬教皇決定把西藏的傳教權讓給天主教卡普清派，1721年4月28日德西德里奉命從聶拉木經尼泊爾回到印度。回歐洲后寫成了《西藏紀事》四卷本，這是向西方介紹西藏的第一部專著。

　　從1704年開始到1745年，以印度為基地的天主教卡普清教會，在優先獲得羅馬教廷的批准后，先後派遣了以喬瓦尼·弗朗西斯科·奧拉齊奧神父為首的十批共49名傳教士，到西藏教區從事傳教活動。其中有15名傳教士先後由尼泊爾進藏，到達拉薩。他們一方面給拉薩地區各階層民眾免費治療疾病以此籠絡人心，並趁治病之機宣傳基督教。同時他們帶來羅馬教皇的信件及大量的洋貨，與拉薩上層人物建立聯繫，獲得了當時受命於清政府主持西藏地區行政事務的康濟算和後來的頗羅算及七世達賴喇嘛准許他們自由傳教的權力。他們大力公開宣傳基督教的教義，奧拉齊奧神父繼德西德里等傳教士之後再次用藏文書面文字改編了詳細、系統講解基督教教理的小冊子《基督教教義》，以擴大傳教影響。1726年9月在拉薩市木茹寺附近，正式修建了基督教僧館和教堂。卡普清派在拉薩活動時期正是前、后藏發生兩個六世達賴喇嘛之爭，引起準噶爾部干預，整個西藏極度混亂的時期，同時，也是基督教在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因此，卡普清派傳教士斷斷續續地在拉薩活動了40年之久。但氣候環境、財源危機一直阻礙著正常的傳教活動，加之傳教的公開化，進一步激發了藏傳佛教上層人士掀起反天主教和驅趕傳教士的運動。1721年清政府大軍平定了準噶爾之亂，安定了西藏地方。1742年禮儀之爭最終的結果是清廷下令嚴禁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1745年在拉薩的卡普清派傳教士被全部驅逐出境，教堂和僧館也被僧俗群眾徹底搗毀，夷為平地，致使天主教在西藏的傳教活動再一次遭到慘敗。當然卡普清傳教士被驅逐出境，並不意味著羅馬教皇對西藏地區傳教的野心就此告終。經統計，從1748年至1807年羅馬教皇又派遣了20批共53人次的傳教士在尼泊爾、印度的西藏傳教會做傳教工作，但一直未能再次進入西藏地區。自16世紀起天主教就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在西藏地區進行了長達一百年的傳教活動，雖然沒有站穩腳跟，但他們收集了大量有關西藏的資料，為後來帝國主義的入侵提供了條件。十九世紀以來，西藏傳教會的事務從印度教區移至四川教區，隸屬巴黎外方傳道會，法籍傳教士古伯察等人也曾陸續進入西藏，到達拉薩，但不久都被驅逐離藏。以後天主教想從四川、雲南、青海的藏族地區轉入西藏，但由於藏族人民的抵制和反對而失敗。

二、英印總督哈斯汀士制定的對藏政策及其侵略活動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英國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霸主，經歷了十八世紀中葉的產業革命，英國迅速發展為強大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英國的大資產階級狂熱地要求擴大它的殖民地，在開拓殖民地的競爭中，英國的勢力漸漸超過了衰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超過了荷蘭，也超過了和它同時迅速地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十八世紀後半葉，印度莫卧兒王朝四分五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憑藉陰謀與武力佔領了有二三千萬人口的富庶的孟加拉，從而確定了對全印度的殖民統治。這個最初從一批冒險家和投機商發展起來的私人商業公司，如同馬克思所說的已經「由一個商業強權變成了一個軍事的和擁有領土的強權」。不僅成為英國實現其鯨吞全部印度，對印度次大陸進行殖民統治的大本營，而且將其貪婪的目光投向中國，並一直壟斷著當時英國對中國的貿易大權，成為向我國進行擴張的先鋒。面對清政府的閉關限口的措施，獨佔英中貿易大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更急於打開中國的大門。但鑒於東印度公司從東南沿海打開中國大門的努力一再碰壁受挫，英國便設法越過喜瑪拉雅山從我國西藏地方來打開一條直達我國腹地的通道，這也就成為他們長期策劃的一個侵略步驟。

十八世紀中葉西藏地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朝政府在平定珠爾默特·那木扎勒的叛亂后，下令廢除了藏王制度，改設四人的噶倫制度，並加強了駐藏大臣的權力，制定了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自此西藏地區在清政府的直接管轄下更加穩定和發展。那時西藏的經濟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貿易主要是經過青海、四川和內地交往，以土特產品換取生活必需品。對外往來主要經過兩條路線:一條是經尼泊爾到印度，這是歷史上的傳統古道。多少年來西藏人到印度學佛經和印度教徒來藏，絕大多數都是走這條路。另一條是在帕里由不丹人作中間人和孟加拉通商，但大半是零星的小額貿易。根據這樣的歷史事實，繼克萊威成為英國殖民主義在印度殖民地總督的瓦倫·哈斯汀士制訂了對藏政策，就是利用喜瑪拉雅山區的尼泊爾、錫金、不丹等王國在歷史上與我國西藏地區建立密切的政治關係、商業往來和宗教聯繫，使英國與我國的西藏地區建立直接的關係，強迫西藏與英國簽訂所謂的「通商友好條約」，爭取在拉薩派駐機構人員，取得自由出入西藏的特權，進而打開中國的西南大門。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確定了由尼泊爾進入我國西藏的侵略計劃。

　　尼泊爾在十八世紀中葉也是處在一個大變動時期。原來統治加德滿都河谷的尼瓦爾族三個土王，他們信仰佛教，文化與宗教都和西藏相近似，並和西藏關係密切。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尼泊爾西南部廓爾喀族崛起，為爭奪統治權與尼瓦爾族發生了戰爭。英國東印度公司認為尼瓦爾族土王與西藏的達賴關係密切，企圖通過幫助尼瓦爾族土王來擴張在尼泊爾和西藏地區的勢力，於是在1767年派金羅奇率領一支遠征軍進入尼泊爾攻打廓爾喀族。但這支軍隊進入尼泊爾南部泰萊地區，因發生瘧疾和供給的缺乏，幾乎全軍被消滅。當1769年英軍再度進入尼泊爾時，廓爾喀族已攻下加德滿都，並征服了尼瓦爾族的三個土王，其王普里特韋·納拉揚統一了尼泊爾各部，建立了新的尼泊爾王國。在此之後他下令不許英人及英貨入尼，並限制過往商旅，阻斷了南北通道，使哈斯汀士不得不將目光轉向錫金、不丹等小邦，希望在那裡能找到通往西藏的路線。恰好此時不丹與其管轄下的小邦國庫赤·貝哈爾發生權力之爭，這就給英國侵略不丹提供了歷史機遇，英印總督哈斯汀士以保護庫赤·貝哈爾為由，於 1773年出兵打敗不丹，不僅吞併了庫赤·貝哈爾，而且深入不丹境內佔領了大吉嶺、奇恰可塔和布華等地。

　　不丹在當時是西藏的藩屬，有重大問題直接請示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不丹國內有兩個(政治的和宗教的)統治者，當英軍侵入不丹后，不丹政治上的統治者德布王即向六世班禪求救。班禪於1774年派藏人白瑪和一印度托缽僧普南吉帶著禮物送信給哈斯汀士，信的內容如下:「……我是本地區的喇嘛和管理眾生的主人，您可能從來此地旅行者處了解本地區。頃獲悉您和不丹德布久胡(故德布王)發生了數次爭鬥，據說是因德布侵犯和搶劫邊境引起的。……德布乃統治此地區達賴之屬下(現達賴年幼由我攝政事)，若您堅持對不丹進一步侵擾，則將引起達賴及臣民之反對」。信中申明不丹是我國西藏歷史上形成的藩屬國，任何對不丹人的仇恨都將被視為是對西藏的一種攻擊，因此要求英國不要侵擾不丹。哈斯汀士接到此信后，認為是入藏的好機會，他一方面於1774年4月25日同不丹簽訂「和平條約」十條，主動停戰議和，並退還被侵佔的土地；一方面以回報班禪為名，積極選派其親信喬治·波格爾以「通商」為幌子，經不丹進入西藏面見班禪喇嘛，將其對藏政策付諸於行動。

　　(一)英國間諜波格爾奉命出使西藏

　　喬治·波格爾是蘇格蘭人，23歲時受雇於英國東印度公司。1770年乘船過海抵達印度加爾各答，不久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機要委員會辦事，期間努力學習波斯文，達到能寫會說的程度。 1772年瓦倫·哈斯汀士從馬德拉斯調任孟加拉督辦，成為其主管，波格爾經常隨哈斯汀士外出視察。由於志趣相投，波格爾非常崇拜並忠心侍之，漸漸受到賞識，成為哈斯汀士的親信。在哈斯汀士的隨從當中，波格爾「是在印度的少數英國人中長期和西藏人接觸過並是了解西藏人的特質和性格的權威。他是個優秀的觀察家，備有模仿西藏人的行為動作的才能」。因此，當哈斯汀士得到與西藏進行聯繫的機會時，波格爾便自然成為最佳候選人。

　　喬治·波格爾與其英國醫生亞歷山大·哈米爾頓，於1774年10月從不丹出發到帕里，后經江孜、白朗等地，11月到達日喀則札什倫布寺。1775年4月離開，循原路從帕里出境，在後藏停留了半年多的時間。波格爾入藏的目的清楚地寫在哈斯汀士於1774年5月13日簽發給他的委任書中，明確指出:你這次出使西藏的目的是「開闢一個西藏與孟加拉人民平等通商的聯繫」，至於談判的方式波格爾可以自由決定。同時責成波格爾對下列情況進行調查:西藏的礦產和土特產品；外國在西藏的貨物以及金、銀、靂香、大黃的產量；孟加拉到拉薩的道路和拉薩至附近地區的道路情況；拉薩政府及其稅收、風俗習慣，並了解去西伯利亞、中國內陸和克什米爾的道路，要記載沿途的氣候、人情和建築等，顯然這些任務並不是全為了平等通商的目的。

　　果然，波格爾一到不丹，就給東印度公司提出了如何征服不丹的意見:寫到「企圖以武力佔領不丹是絕對不適宜的，困難很多。……我認為只要兩隊人就可以征服這個國家。但要維持交通暢通，則兩旅人也不濟於事。假若交通被破壞，那麼，即使征服也沒有用處。就我所知關於遠征尼泊爾的策劃中，這個問題(指交通)是被忽視了的，以為只要征服了那個國家，其餘問題自然就會得到解決，但我深信那是不行的。只要你一旦考慮到那個國家的自然力量的時候，它就會顯示出莫大的困難來。……因此，我們採取武力也只是為了不使公司受辱並在對公司有利的條件下取得和平。我所持反對武力進攻不丹的理由，在對待尼泊爾和拉薩方面也同樣有用，唯一的就是無法保持交通暢通。如果我們的軍隊真的進入這些國家的話，是不成問題的，但直到他們撤退回來以前，將會一直和落後的國家糾纏在交通問題上。可見，交通問題是波格爾考慮征服這些國家最主要的問題。但他對征服阿莎密卻提出直接的軍事佔領。他說:「阿莎密本身是一個可自由出入的廣裹的國家，根據各方面的記載，它並且是已開墾的和居民眾多的國家。進入阿莎密的道路，無論陸路或布拉瑪普特拉河(指雅魯藏布江流入印度的下游)卻暢通無阻。……阿莎密出產很多可供出口的有價值的東西，金子就是一項……了不起的商品。即便事實將不如我所陳述的那樣大有利可圖，但也沒有理由可懷疑佔領后可得到的利益將遠比征服它所需的費用要大的多。同時，我還無疑地認為在我們軍隊進入阿莎密后，不消幾個月，軍隊的薪棒和給養就不需向公司的倉庫里支取了」。這樣公開主張侵略的大使，到西藏來的目的，自然不僅僅是為建立「平等通商聯繫」而來。

　　波格爾來到西藏日喀則后忠實地執行著其主子的旨意，就建立西藏與孟加拉之間的貿易關係進行談判。為此，波格爾與六世班禪喇嘛談話中多次涉及到廓爾喀征服尼泊爾後，西藏與孟加拉間商貿往來受到阻礙，甚至以廓爾喀向屬於拉薩的哲孟雄進攻以及與隸屬於西藏的錫金髮生土地爭執為例，從中離間中尼關係，故意拉攏西藏共同與廓爾喀為敵，提出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是讓西藏與孟加拉之間存在某種「關係」，這樣東印度公司就可以像保護庫赤·貝哈爾進犯不丹一樣，出面制止廓爾喀侵犯屬於西藏的地方。這裡所說的「關係」也就是哈斯汀士希望與班禪喇嘛簽訂的「通商友好條約」。同時他竭力奉承班禪喇嘛，離間達賴、班禪黃教的兩大系統之間的關係，以便誘使班禪喇嘛同東印度公司私立某種直接關係，進而達到使西藏從祖國分離出去的陰謀。然而使他失望的是，無論拉薩還是札什倫布寺都十分明白東印度公司每到一個地方，總是先施小惠以籠絡，然後把勢力伸入，製造糾紛，進而成為那裡的主宰的一套侵略伎倆。班禪喇嘛在與波格爾的談話以及後來寫給東印度公司的文件中，明確指出西藏是中國皇帝統治下的一個地方，他本人僅僅是一個視和平事業為本職的喇嘛而己，並非什麼國家元首。拉薩地方政府懷疑東印度公司對西藏抱有野心，清楚波格爾實為刺探情報的間諜，因此決不允許他進入拉薩。可見波格爾此行是以失敗而告終的，他根據在西藏半年的親身經歷和觀察寫給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導致其失敗的原因，就是西藏的一切都要聽命於北京的朝廷，他說「這是我條條道路上遇到的一塊攔路石」。當然作為第一個進入我國西藏地區活動的英國間諜，他首次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搜集了有關不丹等國和我國西藏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各方面的大量材料，為日後東印度公司對我國西藏地區及其鄰邦進行武力蠶食提供了依據。同時他在給東印度公司的報告中談到歐洲人、英國人要到西藏通商和居住是不可能的，只有利用亞洲人及其商業機構來發展對藏貿易，認為克什米爾人是最合適的中介人，建議利用他們在西藏推廣英國的貿易。另外他建立了札什倫布寺與東印度公司之間的聯繫，使英國間諜武涅進入后藏成為可能。

　　波格爾返回印度后，哈斯汀士為了保持與札什倫布寺的聯繫，應波格爾之請將加爾各答的固薩里劃出一片33英畝的土地按著札什倫布寺的樣式，建立波特·拔干寺，內中備有客房專供西藏人來往居住以資籠絡。1779年，哈斯汀士任命波格爾為不丹南部一座重要商業貿易城市旺甫爾的徵稅官，主持該地區每年一次包括喜瑪拉雅山區東部及西藏地區的大商賈來進行貿易交換的大型交易會，並伺機準備再次出使西藏。當他獲悉第六世班禪喇嘛準備親赴北京祝賀乾隆皇帝的七十壽辰，便派人請求班禪喇嘛同意讓波格爾一同前往，以向乾隆皇帝提議在孟加拉、西藏和甚至包括中國中原在內的地區之間建立貿易關係，但一直沒有得到迴音。他企圖通過班禪喇嘛的宗教地位和影響，促成清政府對英國開放貿易的幻想，也終成泡影，迄未如願。1780年10月六世班禪喇嘛因患天花在北京圓寂，翌年的4月效命於東印度公司的老牌殖民主義者波格爾亦死於加爾各答，這無疑是對哈斯汀士對藏政策的沉重打擊。但他並未終止其野心，千方百計地另尋時機以實現其對藏政策。

(二)英國間諜忒涅的活動

　　十八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國際形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英國在美國的殖民統治以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而宣告結束，同時英、法在印度的爭奪戰也以英國取得勝利而告一段落。由於在北美失去大片殖民地，使英國極力擴大海外貿易的慾望越來越強烈。英印總督哈斯汀士為給英國商品尋找市場，又一次企圖進入我國西藏。正在這時六世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之尋訪確認的消息傳到了加爾各答，哈斯汀士又一次看到了實現其目的的希望。1783年春天，他以祝賀七世班禪坐床的名義，派遣其堂弟東印度公司的武官塞繆爾·忒涅率軍醫羅伯特·桑德斯等人沿著九年前波格爾走過的路線，進入我國的西藏地區，於同年9月到達日喀則。忒涅此行與波格爾一樣未能進入拉薩，而且在札什倫布寺也不及波格爾順利，至到12月份才得到了與七世班禪喇嘛短暫的會見機會，便快快而歸。但他利用自己所攜帶的一整套地形測量儀器，初次測繪了他所經過的入藏路線，為英國人入侵西藏提供了重要的資料。而且在他以後出版的《出使西藏與不丹記》一書中清楚地寫到要同中國建立關係的一個堅實基礎，就是先同西藏建立關係，因為唯有通過西藏，才能到達北京，這也是忒涅此次進入西藏地區進行間諜活動後向東印度公司提出的一條重要的建議。雖然塞繆爾·忒涅一行也未能完成東印度公司總督哈斯汀士的對藏政策，但對此行的勞績哈斯汀士也給予了熱烈的讚賞，並在印度巴特納設宴表示歡迎。此後不久瓦倫·哈斯汀士也屆滿離任回國，辭去駐印度殖民地總督一職。試想，如果哈斯汀士對藏政策中的設想，即英國與西藏建立直接關係，雙方簽訂所謂「通商友好條約」，並能在拉薩派駐機構人員，使英國人獲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准允能夠自由出入，果真能一一實現，這不正是百年之後，中國陷入列強侵略下，英帝國主義對西藏一再企圖實現的戰略目標嗎？難怪以後凡涉及中印關係的英國人一提到哈斯汀士，就情不自禁地讚歎他驚人的預見力和深謀遠慮。 1904年英國武裝入侵西藏的軍事頭子榮赫鵬對他更是敬佩不已，在他所著的《印度與西藏》(就是《英國侵略西藏史》)一書中稱讚哈斯汀士「不愧為政治家」。並說「哈斯汀士留印一日，吾人與西藏交往亦日見頻繁。一旦哈氏離任，而不測之禍變發生，使彼全部工作盡付東流」。在英國人的唆使下，1788年和1791年，廓爾喀軍隊兩次入侵西藏，特別是第二次，廓爾喀借口同西藏貿易中的鹽稅、債務問題，競長驅直入，攻佔日喀則等地，洗劫札什倫布寺。八世達賴喇嘛強白嘉措和清朝駐藏大臣向乾隆皇帝上奏告急，請示派兵入藏支援。1791年乾隆皇帝派大將軍福康安率兵一萬餘人，從青海進入西藏，於1792年將廓爾喀侵略者趕出了國境。這次廓爾喀的侵略活動使清政府與西藏廣大僧俗群眾更清楚地看到了英國人的野心，清朝政府為進一步加強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於1793年正式頒布實施《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為鞏固國防，明令禁止一切外人入藏，即使是印度僧侶也被視為尼泊爾等國的偵探、嚮導，也不許在日喀則地區停留片刻。這對企圖從西藏打開中國大門的英國殖民主義者來講，無疑是一次沉重打擊，也是哈斯汀士對藏政策的徹底失敗。忠實執行哈斯汀士對藏政策的忒涅等人對此無不感到痛心，他說:「此後遂為東印度公司屬地與喇嘛領土間經常交通間斷之時期，不堪回首者也」。榮赫鵬更是不禁懷念哈斯汀士，對於他的離職給英國殖民事業所造的損失更是深感遺憾，他說:「如此人尚留任孟加拉總督，或約束廓爾喀人，或助喇嘛，或轉向中國疏解，必有一番作為也」。「吾人所知者，哈氏去后，對藏迂滯無為之政策繼之。增進交通已成困難工作……總督之平凡者自將藏事擱置也」。

　　(三)英國間諜曼寧的侵略活動

　　正當哈斯汀士對藏政策遭到慘敗，西藏地方政府秉承清政府的旨意禁止一切外人入藏之時，一名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的職員又一次偷偷進入我國西藏地區，並成為抵達西藏拉薩的第一個英國人，此人就是托瑪斯·曼寧。

　　曼寧於1772年出生在英國的諾爾福克，18歲入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數學時，就開始對中國內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決心要進入中國內地，便專心致力於漢語文的學習。為了同樣的目的，他還在英、法等國學習醫學知識。1806年，通過當時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約瑟夫·班克斯的介紹，得到東印度公司的委託，並乘東印度公司的船到達廣州，開始了為期三年的英國商館工作。由於清政府只開放廣州一地，絕對禁止外國人從廣州進入中國內地的任何地區，使他始終沒有得到機會進入中國內地。於是他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特別委員會給當時的英國駐印度總督明托勛爵寫信，要求允許他從印度方面探查通往中國內地的道路，並於1810年春季從廣州啟程到達印度加爾各答。由於當時英國駐印度總督明托勛爵正忙於與法國爭奪印度南部及南洋的殖民統治權，對曼寧的計劃沒有引起重視，對此曼寧極感遺憾。他在到達西藏江孜后所寫的日記中說:「東印度公司是多麼愚笨!不給我以委任、權力和指示。他們的使節不能直接與西藏當局談話，只能通過笨拙的翻譯傳達平凡的詞句，無機智、無風采、無詞藻，這有什麼用處？笨蛋，笨蛋，笨蛋!他們把千載良機失之交臂!他堅持認為英國以印度為據點，通過西藏是進入中國內地的最好辦法，在加爾各答住了幾個月後，就動身前往我國的西藏地區。

　　1811年9月，曼寧帶著他的中國漢族僕人趙金秀到了孟加拉的北部，經過不丹進入西藏，10月21日到達西藏的帕里宗，在這裡他用兩瓶櫻桃白蘭地酒和一個玻璃酒杯賄賂了一位已結束在西藏服役，準備經拉薩返回中原的清朝軍官，並為清朝駐該地軍隊的士兵醫治病痛，最終得到與他們同行的許可。他與清朝軍官一道進入江孜，幾天後即12月初到達拉薩。另外，曼寧之所以能夠進入西藏併到達拉薩的另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他的偽裝。在進入西藏邊境地區時，他身上穿著一套從廣州沒法獲得的中國服裝，還剃了頭髮，將自己偽裝成中國人，在清軍駐西藏南部邊界那裡矇混過關。到達拉薩后，他又穿上一件西藏的長袍子，剃光了頭髮，偽裝成一個來朝佛的印度僧人。當他得知當時清朝的駐藏辦事大臣陽春，曾在廣州任過將軍時，特別畏懼自己的真實身份被識破，於是在拜見駐藏大臣時，再一次巧裝打扮，加之陽春年事已高，眼睛不好，未能當即識破他。對此他感到非常欣慰地說:「這老傢伙是半盲，他看不到鼻子以外許多英寸遠的地方」。就這樣曼寧在拉薩居留了近三個多月，期間他不僅拜見駐藏大臣，還拜見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兩個噶倫、九世達賴喇嘛的攝政呼圖克圖等，也朝拜了年幼的九世達賴喇嘛。同時他以行醫為名，與清朝駐藏官吏，西藏地方的達官貴人等廣泛接觸，藉機刺探西藏的情況。但是無論曼寧偽裝的多麼巧妙，在他到達拉薩后不久，行動就受到了嚴密的監視。正如他在《旅行記》中所說:「韃靼官員厭惡歐洲人」。「他經常流露出對我的疑懼。有時他說我是一個傳教士，有時說我是一個間諜」。「雖然我被認為是一個加爾各答人，但是不能掩蔽加爾各答(在孟加拉)是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同時由於他在拉薩時常以給人治病為由，探聽西藏的情況，與西藏人的接觸多了之後，便被藏族人民發現了他的偽裝，並向清朝派駐的官員彙報，駐藏大臣陽春把這件事上奏朝廷，於1812年4月19日將其驅逐出境。

　　曼寧此行雖未能實現其經西藏進入中國內地的計劃，但他作為繼波格爾、忒涅之後進入我國西藏地區的英國間諜，他肩負著偵察西藏的政治狀況的使命。為英國侵略西藏收集多方面的有利的資料與情報，當他在拉薩等地看到當時清王朝駐藏官員的腐敗時，認為這是英國人進入西藏的有利條件，於是為英國侵略者出謀劃策道:「從我所聽道的一切，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清朝派去的在拉薩的大官員，一般都是流氓和惡棍」。「拉薩是一個生活艱苦的地方，一個大官員派到那裡去，即被認為是一種流放，到那裡去的(官員)很少不是犯了錯誤的」。「這樣總是派遣行為不端正的人來治理西藏，是一個很不好的政策，無疑這使大喇嘛和一般西藏人感到不悅，並且將影響他們對中國政府的愛戴。從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使我不禁想到，他們對於中國在西藏的勢力的被推翻，將是沒有很多惋惜情緒的。如果新形勢下的統治能以禮貌對待大喇嘛，則尤其是如此。因為這點正是那些傲慢的官員們所缺少的，以至使拉薩的善良人民感到很不滿意。我所聽到的是因為他們在大喇嘛面前不恭敬而拉薩的人們罵他們」，對於清朝駐藏官員的腐敗，波格爾和忒涅也曾對東印度公司彙報過，曼寧此行又進一步地加以證實，使英國人看到了清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有隙可乘，榮赫鵬對曼寧的偵探間諜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說「當時恰值吾人與西藏關係最淡」的時候，他「能在1904年遠征之役以前，克奏膚功」。

　　英國東印度公司三次派人進入西藏活動，具有明顯的三個目的:（1)為了挽救該公司在印度周期性的經濟困難，想以商品來套取西藏的黃金以解脫困難，這是直接目的之一；因此就希望同不丹和西藏簽訂通商條約以擴大其市場。這個目的因英人在印度的掠奪行為，特別是不丹被英國人的侵略，使西藏地方政府和清朝中央政府對英國人抱有極大疑懼心理，認為不宜和英國人打交道，所以造成英國人的多次努力化為灰燼，沒有達到目的。（2)英國企圖通過西藏與中國內地通商，這一點也失敗了。十七世紀初東印度公司成立后，就成為英國對東亞地區實施侵略和掠奪的大本營，並迅速地擴張了它的貿易範圍。而中國這一巨大的市場，卻成為英國爭奪的重點，但這一時期中國的清王朝還處於全盛時代，並推行閉關自守政策，使英國企圖通過中國的沿海和西藏進入中國內陸腹地的願望也沒達到。（3）英國東印度公司第三個目的，就是要了解西藏的情況，特別是政治經濟和軍事情況，作為其將來從事侵略的依據，這一點是有收穫的。波格爾關於侵略不丹和阿莎密的意見，後來的事實證明，英國侵略者確是按照這樣做的。忒涅在觀察西藏情勢后提出的侵略西藏的策略及扶植班禪反對達賴，挑撥及分化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關係，這也是英國後來侵略西藏所一貫奉行的手法。

　　作者簡介:許廣智(1951-),男，蒙古族，遼寧葫蘆島人，西藏大學科研處處長、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西藏地方近代史和西藏近現代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