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這些數據不能從一個方面看

在中國是否能夠成為院士，不僅僅是學術方面的傑出，很多院士還是靠人頭熟，會搞關係，會來事。如果僅僅按學術成就來排的話，很多院士是要換人的！

原帖由 thinkwhy 於 2008-4-23 09:52 發表
在中國是否能夠成為院士，不僅僅是學術方面的傑出，很多院士還是靠人頭熟，會搞關係，會來事。如果僅僅按學術成就來排的話，很多院士是要換人的！

同感. 如何祚庥之流出身於中宣部的政治打手. 完全靠打擊別人. 迎合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的哲學思想而爬上去的. 把好好的量子力學叫什麼毛子, 無子----爬上去后又來個終身制. 哀哉.

原帖由 新鮮人 於 2008-4-22 18:11 發表


同感. 如何祚庥之流出身於中宣部的政治打手. 完全靠打擊別人. 迎合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的哲學思想而爬上去的. 把好好的量子力學叫什麼毛子, 無子----爬上去后又來個終身制. 哀哉.

新鮮人你是「輪子」嗎？為什麼怎麼仇恨何祚庥？

原帖由 goodoctor 於 2008-4-23 12:52 發表


新鮮人你是「輪子」嗎？為什麼怎麼仇恨何祚庥？

我說的是事實. 在中宣部工作時就發表打擊批判梁思成的文章. 不是嗎? 人要說真話. 難道從物理系畢業. 坐在中宣部辦公室的何祚庥？居然能在學習雜誌(紅旗雜誌前身)批判梁思成?, 為北京市拆城牆作輿論準備.不是政治打手是什麼?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8-4-25 05:34 編輯 ]

西方一個狗屁地方的所謂議員還能拿中國的人權說事呢。

原帖由 新鮮人 於 2008-4-23 19:10 發表


我說的是事實. 在中宣部工作時就發表打擊批判梁思成的文章. 不是嗎? 人要說真話. 難道從物理系畢業. 坐在中宣部辦公室的何祚庥？居然能在人民日報批判梁思成?, 為北京市拆城牆作輿論準備.不是政治打手是什麼?

第一，對那個歷史，你沒有了解，不要以訛傳訛，你最好還是看何本人和當事的主事人何光遠的介紹。批評別人如何能和政治打手掛鉤？你不也是到處批，不知道你是否也是奉鉊行事？
第二，何本人對物理學的貢獻和何本人的政治立場和觀點沒有關係。你這種唯立場觀和我黨的的階級鬥爭觀一脈相承。
第三，你個口頭開3個診所的，可能是個搞醫的，也或是搞醫療投資的，對物理學這種十分專業的領域裡的人物的評價，還是少開口的好，你不懂。不懂不怕，查查資料，問問了解情況的專家再發言才是。

[ 本帖最後由 iamcaibird 於 2008-4-25 02:07 編輯 ]

原帖由 iamcaibird 於 2008-4-25 02:03 發表


第一，對那個歷史，你沒有了解，不要以訛傳訛，你最好還是看何本人和當事的主事人何光遠的介紹。批評別人如何能和政治打手掛鉤？你不也是到處批，不知道你是否也是奉鉊行事？
第二，何本人對物理學的貢獻和 ...

那一段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 反右的前夕.何本人和于光遠都是中宣部幹部. 一天都沒有研究過建築學. 憑什麼寫論文能發表批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文章. 而且又是發表在黨刊上? 我不懂. 請指教. 何本人對物理學的貢獻除了毛子.無子------外有什麼貢獻也請介紹.

原帖由 新鮮人 於 2008-4-25 05:45 發表


那一段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 反右的前夕.何本人和于光遠都是中宣部幹部. 一天都沒有研究過建築學. 憑什麼寫論文能發表批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文章. 而且又是發表在黨刊上? 我不懂. 請指教. 何本人對物理 ...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452375.aspx
1999年前後，是何祚庥院士一生反偽事業的頂峰，在《我與自然辯證法》這篇文章中，談到這件事的始末。文章的第二節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一個學習馬列主義的'研究院』」。節錄如下：

解放初期是各種思潮充斥泛濫的時期，如果不是幾場嚴肅的激烈的思想鬥爭，那是無從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政治領域的領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的規定之一，就在於它是革命的批判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只有在鬥爭中才能得到傳播和發展。我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正是在這種鬥爭中，才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高明的和不甚高明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形態的和貌似科學、實質上並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等等之間的區別。

……

「還可以舉出一個在50年代初期，我曾親身參加的一場學術鬥爭並從中受到教育的例子，那就是彭真同志所領導的對梁思成教授的復古主義的建築思想的批判。1954—1955年間，在我國的建築工作中，曾經出現一股復古主義的美學思想，亦即片面強調在建築里要繼承民族形式，要求各個新式的建築上都加上一個「大屋頂」，從而造成經濟建設中的一些浪費。毛主席也曾好幾次說：「大屋頂」也不好看。這樣一種批評建築學中錯誤思潮，亦即批評梁思成教授的建築思想的任務，便交到了中宣部。1955年，在某次的政治局會議上，部長陸定一同志寫了一個條子給彭真同志，請彭真同志負責領導這一批判工作，彭真同志同意了。於是于光遠同志便帶了我去見彭真同志。彭真同志除了召集有關同志開了一次動員會並做了講話外，最重要的一個措施便是下令在頤和園的暢觀樓里組織了一個班子，大大小小共寫出約十餘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寫得最好，最有說服力的是查汝強同志所撰寫的《評梁思成的建築理論的若干問題》的文章。我也寫了一篇《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當時決定先發我寫的那篇文章，便刊登在《學習》雜誌上。梁思成教授見了刊在《學習》雜誌上的這篇文章后，立即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做了比較認真的自我批評，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報》上。彭真同志見到了這一自我批評以後，立即把我們這批文章的作者們找了去，說「人家都承認錯誤，做了自我批評了，怎麼還能批評人家。」於是下令把所有已寫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教授參閱，但一切報刊都不得再刊登有關批梁的文章！於是一場批梁的運動就此中斷，包括查汝強同志所寫的最佳論文也沒有見報，只是在前一個時期才收集在《科學與哲學論叢》的小冊子里，做為這一「批判「工作的歷史的見證而已！

原帖由 新鮮人 於 2008-4-25 06:22 發表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452375.aspx
1999年前後，是何祚庥院士一生反偽事業的頂峰，在《我與自然辯證法》這篇文章中，談到這件事的始末。文章的第二節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一個學習馬 ...

是啊，這種正常的批評有何不對？梁有什麼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從你引入的文章看，只是哲學上的批評，不是政治上的迫害，搞得很有分寸。于光遠在中國知識界的名聲不錯，看來不是沒有原因的。

何祚庥: 論梁思成對建築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原文)

原載《學習》雜誌一九五五年第十期 　　

    梁思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建築學家，在中國建築史的研究上有一定成績。然而，他近年來所鼓吹的中國建築的方向卻有著嚴重的錯誤。

梁思成顛倒了建築學中「適用、經濟、和在可能條件下講求美觀」的原則

    梁思成的第一個錯誤是不適當地、片面地強調了建築的藝術性，顛倒了建築學中美觀和適用、經濟的正確關係。
    誰都知道，一幢房屋建造起來，首先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居住、工作、休息等多方面的需要（少數專供觀賞的建築除外）。其次是建築必須注意造價的經濟，亦即必須顧及國家、人民當前實際經濟能力的可能和合理地使用材料、人力。再次是必須儘可能使建築物美觀，這是因為建築物是人們長期生活懲息的空間，它的形式優美與否，將長期地影響人們的精神生活。作為人民中過建築師的基本職責，便是必須在自己的創作中，同時滿足這三方面的要求，求得適用、經濟、美觀的統一。
    當然，求得適用、經濟、美觀的統一併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適用、經濟的要求有時會和美觀的要求發生矛盾。但這個矛盾的解決，不能從經濟、適用服從美觀的條件下來求褥統一；相反的，建築師只能在首先滿足適用、經濟的條件下來儘可能地講求美觀。然而，這決不是說，在這種條件下，建築物就不能做到美觀了，這是因為美觀和經濟之間的矛盾不是不能解決的矛盾，亦即不能認為建造一所美麗的房子，就一定要用上許多昂貴的材料。花費很多的金錢；正如設計出一件合用、美觀的衣服，不是一定要用上許多綾羅綢緞一樣。相反，用了許多昂貴的材料，貼上許多金銀，卻仍然可以成為十分『惡俗』的作品。
    可是，梁思成的見解卻相反。在他看來，美觀服從經濟的原則是十分令人討厭的，但梁思成不敢公然來反對這個原則，於是他便竭力從理論上來證明「美觀與經濟之間有矛盾」、或「民族形式與經濟之間有矛盾」的不存在（《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並希望籍此來證明美觀服從經濟的原則的無意義，以便為建築師追求華麗裝飾的活動開闢道路。
    可是梁思成舉不出充足的理由來證明二者之間沒有矛盾，他證明來證明去只是證明了「美觀與經濟之間是沒有天然的矛盾的」（《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然而「沒有天然的矛盾」和「沒有矛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建築學上，我們只能認為美觀和經濟之間沒有天然的矛盾（亦即沒有不能解決的矛盾），但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如果認為美觀和經濟沒有矛盾，那未就完全取消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也就沒有什麼美觀服從經濟的必要了。可是他卻不顧邏輯上的錯誤，竟暗中用「美觀與經濟之間是沒有天然的矛盾的」的論點，替換了「美觀和經濟沒有矛盾」的論點。同時，梁思成還提出另一論證道：「假使目前民族形式的造價要貴一些，那只是建築工程材料及工程結構的問題」（《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
    看了梁思成這個論點以後，不能不感到他在抹殺事實，誰都知道，梁思成近年來所積極提倡的「大屋頂」乃是一種造價十分昂貴的屋頂。正如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日報》所刊載的《給「大屋頂」算一筆賬》一文所指出的，一九五五年「北京新的建築中，由於有近一百萬平方公尺面積的建築上加蓋了『大屋頂』，就比蓋平頂或水泥瓦坡頂多花了近六百萬元。這拳錢可以用來蓋面積五十萬平方公尺的工人宿舍。」難道這筆巨大的浪費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建築工程材料及工程結構」的違反科學原則，而不是首先由於建築師藝術處理之不當么？
    同上述思想相聯繫的是梁思成的建築藝術和建築材料、結構無關或極少有關的論點，他認為「使藝術服從材料結構就是削足就履。」（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所載梁思成文）但我們認為，建築藝術（特別是其藝術形式）在極大程度上依賴於材料和結構。譬如說，古代的木結構的斗拱固然是我國古代人民為了減少立柱和橫亮交接處的剪力的一種智慧的創造，然而在今天有鋼筋混凝土以後，這種東西就純粹變成了多餘的東西。又如，在古代是為了糊窗紙用的雕花的窗格子，在今天有了大塊玻璃以後，也就變得沒有什麼用處；而如果一定要安上雕花的窗格子，其結果必然是使房間光線暗淡不堪，不適於居住和工作。又如，利用舊式的磚木結構，恐怕即使最優秀的建築師，也造不出近代化的高樓大廈，這種建築只有剛筋混凝上的結構才有可能。特別是，建築技術正在日新月異地發展，在蘇聯已經採用了大型預製板的製造方法，建築藝術當然也就不能不隨之改變。可以肯定地說，建築藝術之服從建築材料、服從結構技衍乃是建築藝術的基本特徵，也是建築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梁思成卻要求在鋼筋混凝土上繪上油彩畫，要求用鋼筋混凝土來表現磚木結構。
    梁思成由於片面地強調了建築的藝術性，顛倒了美觀和適用、經濟之間的關係而造成的錯誤結論還不止此。他還從這一思想出發而歪曲了我國建設方針。誰都知道，我國當前建設的基本方針乃是集中一切財力、物力，首先進行工業建設。因此，保證國家工業建設的基本建設部門就不能不把藝術性較少的工業建築放在第一位，把民用建築放在第二位。特別是我們國家建設為時不久、更需艱苦奮鬥的今天，顯然不能因為過多地考慮到建築物的藝術性而放鬆了經濟的節約。
    可是梁思成的見解卻不是這樣。他在《祖國的建設》這本小冊子里討論建築工作者的當前任務時，不但沒有指出建築師應該首先重視工業建築的設計，反而把民用建築的設計，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同時，他在《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上所發表的《建築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的問題》一文中也是把藝術問題放在比經濟、適用的問題更重要的地位。他在這篇文章中首先表示遺憾的是「建築師自己對於建築的藝術性似乎也沒有給予應得的重視」。下能不認為他在這裡顛倒了重要的和次要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最感缺乏的正是工業建築方面的人材，今天的問題，也正是由於建築師把藝術問題放到第一位，而造成了嚴重的浪費。
    梁思成這些思想的錯誤，也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在他領導下的清華大學建築系內，一些學生乃至某些教師，不願去學習工業建築，只願去學習古代建築藝術；甚至某些學生在被分配到施工單位去實習時，竟認為個人前途黯淡。這不能不說正是在他的錯誤的思想指導之下所得到的必然的結果。

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實際上就是復古主義的主張

    梁思成第二方面的錯誤，是在建築形式上的復古主義，近年來，梁思成曾經積極提倡「民族形式」。可惜的是。在梁思成的理解中，竟把「民族形式」看成是和現實生活內容無關、不隨生活發展的一成不變的範疇，把合乎今天中國人民需要的民族形式和中國古代的宮殿、廟宇等建築形式等量齊觀起來。當然，在建築藝術上，我們也是贊成吸收我國古代建築中的優秀手法來樹立今天新的民族形式的。但是，形式的問題究竟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古代的宮殿、廟宇等等建築形式常常是為了表達一定的封建的內容的。因此，對古代建築還必須從內容上加以分析，分清那些是精華，那些是糟粕；那些在古代雖是精華，而在現在已成糟粕。對於新中國的建築形式來說，當然它是為了表達今天新的社會主義的內容的，今天新中國的建築，必須適應今天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生活的需要。顯然可見，古代的和封建內容相聯繫的那些建築形式，不能不同今天新的社會主義生活內容發生矛盾；不能不去改變舊形式使它來服從於新的內容。這也就是我們所認為古代形式不能等同於今天的民族形式的基本原因。另外，我們還知道，人們對於「住」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特別是近代的人們生活內容極為繁複。對於如此多樣化的內容，顯然不能只由某幾種有限形式來表達，更不能只由中國古代的廟宇、宮殿等有限的建築形式來表達，必須根據生活需要，廣泛吸收各種建築形式來表達（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
    但是，梁思成的理論恰恰與此相反。他在《建築學報》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中國建築的特徵》一文中，曾總結了中國建築的九大特徵。但他在這裡所表述的特徵，基本上只是中國古代的廟寧、宮殿等建築形式的特徵，他一點也沒有分析這些建築形式和它所表現的內容之間有什麼有機的聯繫；只是「純形式」地分析了這些特徵，使把它當作我國近代建築，「無論房屋大小，層數高低」（《祖國的建築》）都應該採用的形式。
    我們不能否認，在中國古代建築形式中，確有不少優秀的手法值得我們去研究和吸收；但這裡所說的只是吸收，決不是抄襲。如果按照梁思成所主張的九大特徵來辦事，勢必至於到處都蓋上大屋頂，裝上斗拱，其結果必然到處都和廟寧一般，那裡還談得上什麼反映社會主義的思想精神面貌！其實，即使從梁思成自己的「實踐」中也可以看出這種主張的荒謬。比如在梁思成用來證明「無論房屋大小，層數高低」都可以用傳統形式來處理的二張「想象中的建築圖」上，其中有一張是要在三十五層的高樓上蓋上「大屋頂」（《祖國的建築》），請試想一下，如果要在三十五層的高樓上蓋上一個「大屋頂」，在下面的人是不是還能夠看得見；而且，如果要使三十五層高樓上的大屋頂能夠和下面的龐大建築相稱，這個大屋頂勢必要大到和一個四十層的高樓相當。事實上，在梁思成所描繪的那張圖中就已經表現了這一點。毫無疑問，這種做法，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
    在談到梁思成的復古主義主張時，還必須提出他對待古代建築的態度。而在這個問題上，他更是站在一種保守的立場。當然，我們對待古代建築，不應採取粗暴的態度，而是應當採取保護的方針的。這是因為古代建築都是出自古代勞動人民的創造，我們保護古代建築，是為了尊重古代人民的智慧，尊重歷史的發展，並且作為後人的一種研究和學習的資料。然而，我們不是為保護而保護，不是把古代的落後而腐朽的東西，都要當作民族珍寶來看待；也不是對於所有的古代建築，不論其歷史價值如何，不論其今天是否妨礙了人民生活，都要一律加以保護。
    可是梁思成在對待古代建築的問題上，卻採取了一種無原則、無批判的歌頌的態度。並且主張實行一律加以保護的方針。即以北京城來說，北京城當然是我國古代都市的「無比傑作」，由南而北，一根中軸線，長達八公里，貫穿全城。這些都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的創造。然而，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於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卻看不到這些缺點。當然，我門不能用現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不能過分地去苛責那些由於受到歷史條件限制所造成的古代都市中的一些缺點，但是我們也不能同意梁思成的這種論斷，所謂北京過去「曾很好的為封建時代服務，今天它仍然能很好的為新民主主義時代的生活服務，並還可以再作社會主義時代的都城，毫不阻礙一切有利的發展」（《新觀察》第＝卷第七、八期）。
    梁思成對於古代建築物的這些錯誤觀點，很明黑，是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實際主張上的。如所周知，梁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個當作一個大博物院來加以保存，還提出城市建設的方針，應該是「古今兼顧，新舊兩利」（同上）。他並曾一再頑固地反對拆除天安門前三座門、反對拆除西四、東四的牌樓，可是，梁思成的這些錯誤主張，卻是一再在實踐中破產，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反對。

所謂建築上的『文法』、『辭彙』論乃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

    在批評梁思成上述兩方面錯誤思想的同時，我們認為還必須指出梁思成的「文法」、「辭彙」論的錯誤；因為正是他的這個理論在為他的上述許多錯誤主張服務。
    梁思成認為建築和語言文字一樣，一個民族總是創造出他們世世代代喜愛、因而沿用的慣例，成了法式。並認為：構件和構件之間，構件和它們的加工處理裝飾之間，個別建築物和個別建築物之間，都有一定的處理方法和相互關係，所以我們說它是一種建築上的「文法」。至於象粱、柱、枋、檁、門、窗等等，那就是我么建築上的「辭彙」，是構成一座或一組建築的不可少的構件和因素（參看《建築學報》一九五四年第一期）。
    梁思成還根據這樣的觀點推論出：「如同文法對於語言、文字之運用有一定的拘束性一樣，『型範』、『法式』、『做法』對於材料、構件之運用也有它的拘束性。但在這拘束性之下，也有極大的運用靈活性，能有多樣性的表現。」（《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有時又說道：「文法有時候是不講道理的東西』（《祖國的建築》）。接著，他又得出了一個關於創造中國自己民族形式的斷語：
    「……不熟悉自己的建築的『做法』或『法式』，我們似乎是不可能創造出一座新中國的建築，猶如不學習並熟悉中國語言文字的辭彙和文法就不可能寫出一篇中文的文章一樣。」（《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
    梁思成還提出一個建築的「可譯性」的理論，認為：「如同用同一文法，把辭彙組織起來，可以寫出極不相同的文章一樣，在建築上，每個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靈活地運用建築的材料、構件，為了不同的需要，構成極不相同的體形，創造出極不相同的類型，解決極不相同的問題，表達極不相同的情感。結論是：凡是別的民族可以用他們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個民族沒有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形式建造的。」（同上）
    總之，梁思成的理論特點是，不適當地將建築和語言處處加以比附，然後又從這種比附中做出種種結論。然而語言和建築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機械地把語言和建築加以比附，就必然要歪曲了建築的實質，導致種種謬論。
    早已有人指出，語言是一種沒有階級性的社會現象。而建築藝術總要體現著一定的階級的內容；因此，不能將這二者加以絕對的類比。但我們卻以為梁思成的這套理論的惡毒之處，更在於它乃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美學理論，在於它還要為梁思成的唯美主義和復古主義的主張開闢道路。
    可以說，一切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美學理論的特徵都是割裂了形式和內容的有機聯繫，脫離了內容來考察形式的。梁思成的這套理論也不例外。
    即以文法來說，「文法的特點就在於它給以詞的變化的規則，不是指具體的詞，而是指沒有任何具體性的一般的詞：它給以造句的規則，不是指某種具體的句子，……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與某個句子的具體形式無關的。」①因此，文法可以把「詞和語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體的內容。」②但是建築上的法式卻不是這樣的東西。在法式中反映著人們的生活需求、工程技術經驗乃至一定的藝術手法，因此，不能撇開法式所凝集著的那些具體內容不管，只是抽象地考察它們的規則。另外，我們還知道，語言中的文法構造的基礎是可以在「很長的時期中都保留著」的，因此，文法對語言就有很大的拘束性；但建築上的「法式」卻不能不隨著生活需要的發展、工程技衍的變革乃至人們藝術觀點的變化而變化。中國古代就沒有近代化的醫院、學校這種建築；也沒有鋼筋混凝土和大塊預製板；古代帝王對建築藝術的要求，至多也是「壯麗以示威」，新中國新生活則要求反映社會主義精神面貌，因此，和生活密切聯繫的法式就不能不隨之而變化，法式也就不可能有如同文法之對語言那樣的拘束性。可是梁思成不顧法式和文法之間這些重大差別，竟把它們機械地加以類比，這隻能意味著梁思成已經墮入了形式主義美學理論的泥坑。
    也正是梁思成把建築和語言加以絕對的比附的結果，於是在梁思成的視野中，就只看見「文法」和「辭彙」，並且把建築藝術當作「文法」和「辭彙」的組合；這樣，當然也就使得梁思成把建築藝術當作是一個同它的工程結構、材料無關的東西了。
    也正是由於梁思成只看到「文法」的拘束性，認為「文法有時候是不講道理的東西」。認為不熟悉中國的「文法」或「法式」就不能創造出新中國的建築，這才使得梁思成把新中國的創造性的民族形式同中國古代建築形式混為一談，而完全看不到當前生活面貌的變化，並要求把偉大的社會主義生活內容束縛在「文法」——亦即「法式」的拘束性之內。當然，在中國舊有的「法式」或「做法」中，是有不少優秀的東西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然而這決不意味著我們因此就不必用新的經驗來豐富它，拋棄其中已經陳舊和過時的東西，而要像梁思成那樣，把它奉為千古不變和「不講道理」的教條。
    這裡還必須談一談梁思成所創造的建築的「可譯性」的理論的錯誤。正如上面所說，建築同語言不能機械地加以類比，因此，認為不同語言可以翻譯，而建築也就可以翻譯的理論是錯誤的。我們知道，建築的「法式」、「構件「和它所要表達的內容是密切不可分離的東西，因而不能把形式和內容加以分割，認為建築藝術只是不同民族的「文法」。「辭彙」的組合併可以相互翻譯。例如，羅馬凱旋門翻譯成中國的牌樓時，就不能成其為凱旋門，蘇聯假天館上的圓頂，也不能翻譯成中國的「大屋頂」式的建築，因此，建築乃是不可翻譯的東西。應該指出：正式這種「可譯性」理論竟變成了梁思成的一貫主張——主要不在於學習外來建築形式（參看《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的藉口。
    因為既然所有其它民族的建築都可以「翻譯」成中國建築，那未當然也就不必學習其形式了。這是和毛澤東同志的「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③的指示相違反的，不能認為建築上的民族形式就一定排斥其它民族的建築形式，如像梁思成所主張的和黨性、階級性加以類比的「民族性」那樣（參看《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二月號）。必須承認，建築形式上的交流，是各個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響的一個有機部分，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民族形式」乃是絕對互相排斥的東西。

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資產階級唯心主義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思成在建築理論的基本問題上，存在著一系列的嚴重錯誤。但還可以看出，梁思成產生這些錯誤的思想基礎，乃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一切的唯心論者都斷言精神先於物質、意識先於存在。唯心論者的這些基本觀點反映在認識論上，便是不從實際出發，不看事情的歷史和全貌，只是憑著個人的好惡、臆想來做出種種錯誤的結論。梁思成研究建築問題的方法正是這種主觀主義的方法。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建築具有兩個方面的功能——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可是他卻完全顛倒了適用、經濟和美觀這兩方面的正確關係。建築藝術的特點便是必須受到技術、結構和社會需要的極大制約，可是他卻完全撇開了建築藝術的這方面聯繫，而只是孤立地考察建築形式，並且把古代建築形式當做是永恆不變的形式，梁思成還把建築和語言這兩種十分不同的社會現象亂加比附一番，並且從中做出種種牽強附會的結論。顯然可見，這是一種錯誤的美學理論和建築理論契理藐。然而，梁思成的唯心主義思想還不僅僅表現在美學、建築的領域內，它還表現在社會的歷史的領域內。例如，梁思成在《建築學報》一九五四年第二期上，撰寫了《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把中國建築的發展，按照早已陳舊了的「斷代史」的體例來劃分階段，甚而把明、清、民國的建築都列為一期。這樣也就看不出建築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係了。
    在同一文中，梁思成還認為建築藝術和生產力乃至生產關係均無直接的聯繫。梁思成在許多其它論述中國古代建築的論文、小冊子內，都極少聯繫著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來考察建築的沿革。正是由於梁思成撇開了社會歷史條件來孤立地考察建築問題，於是在梁思成的視野中就完全看不到建築的社會功能（特別是物質功能），看不到建築隨社會需要的變化而變化的事實。這也就無怪乎梁思成會認為雖然今天中國革命已經引起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梁思成的「文法」、「辭彙」仍然可以「萬古長存」了。

梁思成的建築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

    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了梁思成在建築的理論問題上、研究方法上等等一系列的錯誤。但我們還應看到的是：梁思成這些錯誤不只是一般的學術問題上的錯誤，並且還是違反總路線、違反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的錯誤。誰都知道，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正在努力實現以大力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五年計劃。建設重工業就必須長期地投入大量的建設資金。這種工業化所必需的資金是要依靠我國的內部積累來取得的。因此，我們就必須實行極嚴格的節約制度，消除一切多餘的開支和不適當的非生產性的開支，不能容許任何微小的浪費，以便積聚一切可能的資金，用來保證國家建設事業的需要，並增加國家必要的後備力量，早在五年計劃實行的第一年，黨中央就提出了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的方針。在同一年，在建築問題上，又提出了「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建設方針。顯然，如果我們在一些非生產性的建築物上，採用了過高的設計標準，採用了大量虛假裝飾，就會浪費了國家金錢、分散了資金、削弱了建設重工業的力量。而這就不能不影響到我國工業化的速度。可是，按照梁思成的理論，其直接的結論，就是要號召建築師去多多地設計那些擁有大量的虔假結構、虛假裝飾的古代建築形式，多多地建造一些不能用或很難用工業化施工方法的「大屋頂」。
    用梁思成的思想來指導我國的建築事業的實踐，就必然要大大提高工程的造價，增加手工業的操作方法，延長施工的期限，造成建築材料和勞動力的巨大浪費。而這也就是前一時期報刊上所嚴厲指責的我國建築事業中追求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嚴重鋪張浪費的現象。我們只要指出下列事實就夠了。在李富春同志《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指出，「在非生產性的房屋建築中，由於忽視『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原則，盲目地追求所謂『民族形式』，講究豪華裝飾，大量地採用貴重的或特殊的材料，造成了驚人的浪費。單就『大屋頂』來說，北京市內各機關建築的三十九座房屋即因此浪費了五百四十萬元。被人稱為『地質宮』的長春地質學院校舍是一個很出名的豪華建築，該院是利用偽滿未建成的皇宮基礎建設的，因為搞了好多不必要的裝飾，每平方公尺造價為二百二十元，加上原有基礎的差值則達三百元，超過國家規定造價一百二十五元的百分之一百四十。」而這些就是梁思成的理論所直接或間接影響下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 本帖最後由 小辣辣 於 2008-4-25 10:05 編輯 ]

這些都是正常的批評，說有資產階級思想，那個時代的特色。在56年反右前的各種批評還是正常的。何只是在思想和哲學層次批梁，于光遠把批判始終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沒有擴大和無限上剛，沒有強加於人，這樣的批判沒有什麼可以過多指責的。

然而，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於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卻看不到這些缺點。當然，我門不能用現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不能過分地去苛責那些由於受到歷史條件限制所造成的古代都市中的一些缺點，但是我們也不能同意梁思成的這種論斷，所謂北京過去「曾很好的為封建時代服務，今天它仍然能很好的為新民主主義時代的生活服務，並還可以再作社會主義時代的都城，毫不阻礙一切有利的發展」  ---------何祚庥

根據這一論點. 北京除了沒有城牆外. 故宮也不會保存. 真是一個敗家子.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8-4-25 11:55 編輯 ]

原帖由 新鮮人 於 2008-4-25 11:16 發表
然而，舊北京城的都市建設亦何至於連一點缺點也沒有呢？譬如說，北京市的城牆就相當地阻礙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牆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 ...

何對梁的批評，現在看是錯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何對粱批評的權力。你如此上升到人格侮辱，只能說你根本就不懂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從你引用的資料看，當時何和於對粱的批評是正常的有理有據的，不是文革或反右式的，更不是喊口號式的。即使有當時的時代色彩，也不能就說是政治打手或政治迫害。

反而你的表現，倒是頗有文革風範：確定了立場后，再羅致證據。

這是外行試圖領導內行的典型案例，許多論點根本不值一駁。
對學術的批評動不動上升到階級和階級鬥爭顯然脫離了正常學術的軌道，是反右和文革鬥爭方式的預演，比如說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那麼再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就可以批鬥了，豈不荒謬！話說回來，這可是他們最拿手恐怕也是唯一拿得出手的武器。
自以為掌握了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先進無比，放之四海而皆準了，就可以領導一切，目空一切，破除一切，其結果很明顯，此中國也就不是彼中國了，沒那個味道了。
據我所知，梁雖公開作了自我批評，但私下是不服氣的，這種狗屁文章能讓人服氣才見鬼了。

原帖由 iamcaibird 於 2008-4-25 13:09 發表


何對梁的批評，現在看是錯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何對粱批評的權力。你如此上升到人格侮辱，只能說你根本就不懂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從你引用的資料看，當時何和於對粱的批評是正常的有理有據的，不是文 ...

這是北京市委組織的寫作班子. 躲在頤和園的暢觀樓里，大大小小共寫出約十餘篇的批判文章, 是自上而下有組織的批判活動. 居然是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文里是戴帽子,打棍子居然是有理有據? 那對50年代那些對知識分子的錯誤行為都用不著反思了?

當時的梁思成看到何的文章. 立刻檢討. 並在人民日報發表. 他有反駁的權利嗎? 難道梁思成同意何文章的觀點了? 這是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如果這種由北京市委組織的專門為批判某一學者的寫作班子的成員, 不是政治打手? 請問這個世界上還有政治打手嗎?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8-4-25 20:32 編輯 ]

原帖由 新鮮人 於 2008-4-25 19:57 發表


這是北京市委組織的寫作班子. 躲在頤和園的暢觀樓里，大大小小共寫出約十餘篇的批判文章, 是自上而下有組織的批判活動. 居然是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文里是戴帽子,打棍子居然是有理有據? 那對50年代那些對知 ...

記者：有學者提出，北京應該像巴黎建德方斯那樣，把新的建築都拿到外面去蓋，您對此有何評論？

　　貝聿銘：這是最好、最理想的辦法，即裡面不動，只進行改良，高樓建在舊城的外面。四合院應該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這兒找一個王府，那兒找一個王府，孤零零地保，這個是不行的。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築，還是中國的代表建築。

記者：您的觀點與梁思成先生很相似，5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在舊城外面建一個行政中心區，把長安街兩邊的新建築都拿到那兒去建，從整體上保護古城。 　　

　　 貝聿銘：是的，城牆你不要拆呀！城裡面保留，高樓做在外面，這個最理想，巴黎就是這樣做的。我跟梁思成先生沒有談過這件事，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見過北京。大概是在一九四七、四八年的時候，梁先生在聯合國作建築顧問，我跟他見過面，他說你應該回來，幫幫我的忙。那時候我回不來了，拿不著護照了。


１９５０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機遇。政府放棄了梁思成等學者提出的新舊分開建設的發展模式，而是簡單地以改造古城為發展方向。在這個過程中，拆除城牆修建環路，使城市的發展失去了控制與連續性。這是錯誤的。如果城牆還在，北京就不會像今天這樣。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8-4-26 08:32 編輯 ]